愚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到广州,十八年(1929年)二月离去,首尾约近两年。其间之事,不无可记;但今事隔十数年之久,亦只能追忆大略而已。

关于愚到广州之由来,及初到时一段情形,往年于《村治月刊》写《主编本刊之自白》曾述及之。读者试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便得,今不再叙。兹从十七年(1928年)春间,李济深(任潮)、陈铭枢(真如)戡定广东,愚稍参预广东政局说起。

于此,宜先点出愚平素见解主张之与当时政局有关者,此约有下列几点:

一、中国今后要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绝对否认一切暴动破坏及任何对内作战之理由。

二、必须大局统一稳定,乃能施行建设而得到进步,故国家统一实为第一要件。

三、但中国只能有一种宽弛的统一局面(尤其彼时为然):建设之实施在地方,而不在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至如所谓建设,固意在愚所主张之乡村建设,却暂亦不甚计较。唯上列三点,则不能放松。盖事之缓急先后自有别也。

愚于中国之前途,既自有其见解及主张,不能苟同于当时之国民党;而当时之广东则完全一国民党秉政之局,愚故不愿滥行参预。十六年(1927年)七月南京发表愚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愚辞不就职者以此。然国家之事,人人有责,我自当因机缘以尽力,断无局外旁观之理。十七年(1928年)之广东,李陈为政;两公既属知交,即一机缘。尤以任潮一向指望国民党统一中国,却自经张黄事变,暨上海会议而后,大为灰心;此时(民国十七年)乃始有味乎愚初抵粤见面时之所言(具见《主编本刊之自白》文中),更是一大机缘。以此,愚故留粤稍参预其事,冀为乡治运动之推行。愚在广州年余,对广东政局总取不即不离之态度,一贯到底未尝变也。

十七年(1928年)春,任潮回粤戡乱,既邀愚自新造细墟出广州,愚为任所陈说者,除乡治道理外,特提出三个问题请其注意:

第一,广东对南京国民政府之问题;

第二,任潮对真如之问题;

第三,任潮对国民党左右派之问题。

第一问题,实即李对蒋之问题,或地方对中央之问题。盖当任回粤时,蒋已恢复其中央之地位,而对任之回粤戡乱,不特不为之助,且种种为难。其事实甚多,不烦枚举。此当前一大问题,不可不亟决定应付之态度。第二问题,则以粤局之戡定,实得真如自沪入闽,率其旧部协助之力。今后真如在广东政局中自占一分量,亦不可不知所以善处之也。第三问题,则此次变乱(张黄之变),既出于左派所为,左派关系已绝,却虑右派势力,又来侵入广东。假使不善为应付,其足以贻误粤局,将有甚于左派者。必须此三问题应付得当,而后粤局可安,建设可施,事业有望。非然者,前途必不容乐观也。

任潮于问题之提出,颇为首肯。愚因又陈其意见如次:

第一,当认定自己之事业在地方,立志为地方尽力,不作他想。却为达此目的,必须维持大局之统一稳定,对蒋(中央)软硬兼施,总求不破裂而又能容自己作事为主。万一相逼太甚,卒不见容,则只有放弃地盘,绝不与之动武。盖一则吾人以大局之统一稳定为重;二则吾人若果负人望,虽一时退让,又何难再出也。

第二,当力谋与真如合作。欲合作之有成,第一必须事事开诚相见,不使有一些隔阂;第二必须诸事包容退让,不与之争。万一广东内部不能相安,必授人以隙,徒为他人造饭而已。

第三,当知右派腐化可畏,尚不如左派较有革命气息之可取。切勿因自己与左派决裂,而接近右派。必须胸中有主,左右之间无所偏倚,而后可以保持一种自主力量。有自主力量,乃有事业可谈。

凡愚所谈,任潮靡不谓然,亦缘任之为人雅与此种态度相近也。后来事实上亦大致循此方针,而卒不能无问题焉,则其间殆有天命矣!

方任潮回粤戡乱之际,蒋既种种与之为难;洎粤局大定,宁粤对立之痕迹日显。张黄之变,原出左派阴谋,意在攫取广东地盘组织中央政府。故与汪偕来者有左派中央委员八人。此八人者既经监察会议议决予以处分,暂停其出席中央会议之职权,而此时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蒋竟使之出席。张黄军人,其举动干犯军纪尤甚,而蒋乃接济之,收容之,使其驻兵浦口。人之为任潮计者,咸主联合其他中委通电指斥,俾蒋无得挟中央会议之最高权力以相钳制。盖此时若予默认,将来欲说话,便已晚也。然任卒隐忍未发一言。党中元老念非抟合宁粤无以竟北伐之功:既见任潮有包容之量,遂专使曾养甫持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手翰抵粤,劝任入京面蒋,以消嫌怨。

任潮究竟去南京与否,在广州当时颇成问题。劝其勿去者固多,主张其去者似更有力。一日晚间,愚闻其将成行,特往送之。至其家,则重要干部多人皆来送,而任潮意不欲行。真如约定同行,既先期候于港。而港督金文泰闻讯,则专人持函来省劝阻。交涉员朱兆莘手金函译述之。略谓:省港密迩,祸福相倚;公此去必无幸,为粤计亦为港计,不能无一言之奉(此可见帝国主义者之利于我不统一)。而陈伯南(济棠)、冯祝万等在左右,促行甚力。伯南至跪求之。任则隅坐俯首,默不为答。时晚餐酒肴毕陈,彼此相持,无人入席。愚于此,初无定见;然睹状,知必须速其行。因趋前语任曰:吾非热心劝公去南京者,公所知也。然今日公左右所与共事,乃至共生死之干部,既皆主张必有此行,公不得自私其身矣。此身安危且当付之天命!危,亦安足恤!若其不然,夫岂某氏所能为祸者邪?公其行矣!我愿伴公之行。任闻言似有所动。旋即让客就餐;餐罢起行,愚与之偕。

比抵沪,尚有以不必入京为言者,任则不复犹疑。

此行结果甚佳。不独蒋李释嫌,真如更持蒋函西行经汉入湘,晤白健生、程颂云解释一切。盖其时白、程与蒋亦不睦也。内部既和,北连阎、冯,分别出师,全国大局由此底定焉。

于时蔡先生(元培)在政府,身兼数职,谋北伐最积极。北伐之得以完成,先生实预有力焉。愚既游南京,数谒先生。先生语我,邵元冲人格卑鄙,为任潮秘书长(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多不宜;幸转语任潮更易之。愚问:孰宜?则曰:金湘帆(曾澄)可。其后以金易邵,卒如先生旨,即此次由京返粤事也。

张作霖出关,北伐军入北京,全国统一在望,蒋电粤,约任潮北上共商大局善后。其时,遂有五巨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会于北京之事。方任潮将北上,愚语以全国事难有好希望,粤事重要,不如勿往。任曰:诚知其未必有望,但此会关系至大,岂可不尽我心?愚曰:善哉!公其勉之矣!

先是,蒋以国家统一在望,有一极长电文,分致阎、冯、二李,论裁兵及划分国防军区事,于军政军令之统一,计划甚详;举凡各地军官学校、各地兵工制造、南北海空军等一切,皆收归中央。电末总结:以上计划拟由我等五人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谅必荷诸兄赞同云云。愚当时在任潮处得睹电文,心窃笑之。夫裁兵与军事统一,为国人之所祈求者久矣。顾若干年来卒不易就,今日讵得急迫求之乎?抑今日之不统一,岂不正在诸巨头彼此间邪?问题既不在外,则如何得使公等同心合力以成此业,此当前第一义也。此处大有功夫在,为之领袖者,正宜知所从事。乃蒋氏遽以其主观要求,为片面之拟议,迫各方以同意联署。谓如此,将不得更持异议于后。抑知问题非揭出不得解决,意见非宣白无从消弭。唯彼此开诚相见,仔细磋商,乃庶乎有望。此等手段不见其巧,只见其拙。联署非难也,联署之后,彼此各有怀抱,弥以深刻隐伏,问题解决更难耳!中国之统一,原非易事;而蒋氏尤非其人。愚早有见于此,故语任潮云云。

果也,五巨头会于北京者七日,仅相偕一谒孙总理灵而已。对大局问题,曾无一度之切实商讨,匆匆遽去。濒行时,蒋又以南京相会为约。盖在南京,举行中央全会也。会前,对阎、冯、李等又不作任何商量,而遽于会中提出撤销各地政治分会案。政治分会者,中央政治会议分会之简称,于时全国有四:太原政治分会,阎主之;开封政治分会,冯主之;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主之;广州政治分会,任潮主之。各分会代表中央,主持一切,所辖两省、三省不等。分会之宜存宜废,非此所论;然军事未臻统一,遽先求政治统一,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任潮愤其相逼,不出席会议。诸元老颇寄同情,亦相偕去沪,不出席。李石曾且倡为“分治合作”之说。一时顿成僵局。其后,虽得转圜(决定撤销,而延期三四个月实行),而十八年、十九年接连内战,伏于此矣。

任潮对待真如,大致甚好。粤局初定,即欲以省政付托真如,俾愚劝驾。真如力辞不受。其时岳阳彭君一湖,方得真如倚信。一湖,君子人也。与愚一见如故。又嘱一湖劝之,卒不肯。愚与一湖察真如之情,非虚伪也,因共覆任公,请无复谈省政问题。于是主席不复易人,而真如荐一湖出任秘书长。一湖又邀其友高阳(践四)、钟泰(钟山)诸君来任秘书。任潮悉从之。愚与高、钟友谊,亦始于此焉。

大局安定,因谋建设;于政治分会内成立建设委员会,为设计筹划机关。任潮真如又俾愚与一湖主其事(任潮为主任委员,愚代理之)。然一湖在省府,愚在建委会,功力唐捐,均无一毫结果。盖吾侪本是书生,当日于世事多未谙达,有甚于今日也。

十七年(1928年)秋,任潮卒以省政畀真如。其间经过,愚颇预闻。方蒋氏提出政治分会问题,政局一度陷于僵持之时,适胡展堂(汉民)自海外返国,抵香港;真如自广州往晤之。旋即陪同入京,共任调停。愚以关心大局46不久亦到沪。政局既转圜,遂入于蒋、胡合作时期。胡欲留任潮于南京,而使真如主粤,亲函广州陈、冯诸人主张之。诸人悉赞成其议,并以函告真如。一日在沪,真如邀愚为钱塘观潮之游。于游息间,真如微露其事,并疑任潮恋位,未肯同意。愚讶其言之无因,而遽悟粤事由李畀陈之不可再迟。急入京晤任潮言之。任初未犹豫,即日见胡,请其提出于中政会,翌日真如以奉蒋命北上晤白健生,自沪过京渡江。愚以其事告之,且曰:此出任公自动也。

然当时广州诸人竟疑愚阻挠于其间。冯祝万,最为任潮亲信;陈伯南,则与真如并肩为任潮部属;黄季宽又与任潮夙厚。诸人者,果何所利于去任潮而易真如,愚实不得而知。顾其一意主张以陈代李,俾李留南京,则信然也。意或皆积极拥护统一者邪?愚平素对于强性统一之不抱大希望,平素劝任潮重视粤事皆诸人所知。此诸人疑愚为阻挠之本因。又在愚入京晤任之前,任适有派副官长李民欣自京返粤之事。李之返也,为传达任潮手谕十事。十事不可具详;但知其一,则嘱由政治分会提出通过真如为广东民政厅厅长,又其一,即嘱以愚所建议之“乡治讲习所”即速开办。诸人方与胡氏协议,以真如为广东主席,而兹乃以长民厅,遂认为任潮一种拒绝之表示。同时,愚所建议之开办乡治讲习所一案,尝遭政治分会之延宕者,兹乃特嘱从速,其必出于愚之要求无疑。两事合观,遂疑前一事为任潮听信愚言之结果。愚遭此误会,初不自知。伍先生(庸伯)以急电促愚返粤,乃始知之。愚具白前事经过,始得释然。

愚之来粤,本为推行乡治运动。然深知个人可以有先见,社会却不能有。一种运动,非至时机成熟,必不能推行。强之,无益也。抵粤之初,知非其时,则忍待之。除为人讲说外(例如在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作乡治十讲),未尝有所进行。逮十七年秋,乃始为开办乡治讲习所之建议。先经建设委员会通过后,送交政治分会请核定实行。其时任潮、真如皆不在广州(正在京、沪),政治分会委员出席者,似为黄季宽、朱家骅、李文范、李禄超、冯祝万等。诸人以愚言论夙不本于党义,虑所作为亦多不合,不肯通过。顾又碍于情面,难予否决。又未悉任潮、真如意向如何。第一度提出,以各自携回研究为词,下次再议。第二度,则议决转请中央政治会议核示。平素许多大问题,皆径自决定,未尝请示中央;今顾慎重如此,其为有意延宕明矣。秘书长金君具以语愚,愚颇谅诸人苦衷。

其后,此案提到中政会上,又交行政院内政部核议。内政部覆称可以试办。中政会即据以覆广州分会。广州分会又令饬广东省政府试办。时则十七年初冬,任潮、真如皆在广州,一切原可顺手,不成问题。愚终以怀疑气氛尚在,不愿亟亟。适南京之晓庄师范、河北定县之平教会以及其他各处乡村工作,兴起者既多,愚遂以先赴各处考察为由,不即开办。一面向省府请得旅费,偕同志数辈,离粤北游。

北游以旧历过年后成行,时则十八年(1929年)二月初间矣。愚离粤不久,粤局遽变。此后留于北方,不复返,固初所不及料也。

粤局之变,盖由武汉问题引起。然任潮自身应付未善,亦不为无因。十七年初冬,广州政治分会撤销,瞬已届期,省政府亦交替在即;任潮意怏怏不快。其时,方自南京返粤未久,而蒋乃一而再,再而三,来电敦迫入京。任之不愉快益甚。覆电陈述因真如割盲肠炎,省政尚未交替,不能即刻入京外,颇发牢骚,自请归田。此电拍发,于大局于个人均无所取义;徒使蒋了知任心内之不平,益以遭忌取祸而已。

愚所为至今歉然者,草此电文时,实一度经过愚手也。任潮左右素无得力之秘书。此一电文,初嘱邓君孟硕(时为总部秘书长,只负名义,不甚问事)起草。任不洽意,自己动笔修改之。愚偶至其家,即出以见示。愚谓为未善,稍从文字上为之修饰整理而还之。于其意义所在及后果如何,未深考虑。臆度此必早经诸干部要人共决定者。而不料任之出此,曾未咨之任何人也。电既发,诸人闻讯皆惊。真如在颐养园病榻前,邀众集议,相顾搓手叹息,以为大祸之来,将不在远。比悉电文出愚手,又无不切齿怨嗟。愚于是,遭第二度之误会焉。

恰在此时,有武汉政治分会将湖南主席鲁涤平免职之事;内战卒以发作。盖自上年编遣会议以来,内战之声,喧聒在耳久矣。所未知者,对冯对桂之孰先。桂者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及任潮皆桂人;其势力既掩有两广而及武汉。北伐既成,更远及平津。于时,遂有桂系之目。湖南主席,前为程潜,既已见逐;兹又逐鲁。在人视之,自为桂系打通粤汉,无使有所梗于其间之企图。而不知其内容固无所谓桂系者,更无何等企图可言。唯其如此,乃以虚名而招实祸。煊赫之势,曾不旋踵,即被消灭。

二李、黄、白,以乡土之谊,彼此昵近则有之;初无组织之形成。抑且较密切之联系,亦复缺乏。其一举一动,往往互不相谋。湖南之事,第一次逐程,广州方面事前不知也。二次逐鲁,广州方面事前又不知也。武汉政治分会令免鲁职,李德邻方在上海,收得胡宗铎等电报,即据以转粤,征询意见。彼自己,亦诿称事前不知。意或胡等一面举动,一面报告;虽承意希旨而动,却未先请示耳。广州要人集议,知大局之严重无以复加,除电覆沪李,请其向中央引咎自请处分,并劝撤销免鲁命令外,决定任潮、季宽、真如、伯南、祝万等全赴南京,以示两广之无他。此其所以挽回危机者,不可谓不至。顾无如蒋之蓄意已久,战志早决,何也。

十八年二月初间,愚以北游面任潮辞行。任曰:我亦摒当即行矣,行且在上海相会耳。愚抵沪,晤蔡先生。先生喜曰:汝来甚好,且毋北去,留此共同斡旋大局。盖其时中央决议,派蔡先生与李德邻两人,负查办武汉事件使命也。愚尽举所知以告先生。指出问题在南京,不在武汉,更不在两广。愚又断言,纵使南京进占武汉,两广亦不会出兵。愚所稔任潮、真如而已,不久到沪,自能助先生斡旋大局,无取某为居间。此外则武汉、南京,又非某所能尽力。故愚未多停留,即辞先生北上。

其后,广州方面果倾家而出,唯留一参谋长邓世增而已。任潮先抵沪,余人继之。独真如过港忽逢火灾,折其足,竟不得来。任潮入京面蒋被拘,邓等自粤发电抗争,将以武力为后盾。电内列真如名。真如通电否认,有国家养兵不为一人一系而用之语。陈、李友情于是为不终。(此非责其不从邓用武,第谓其不当出以如是态度。)盖愚及一湖既不在,又有宵小从而煽惑之也。蒋对任潮左右部属早作离间分化功夫。(愚离粤前,曾见蒋亲笔信致真如、伯南、祝万三人,有以政治付真如,以军事付伯南,以财政付祝万各语。)比拘任潮,功夫益勤。伯南在京,真如在港,首为其对象。二陈既为蒋用,粤局乃变。后此,两广之间,战祸连年矣。

在广州,曾无一人不拥护中央,以求统一。此其事实,真如皆身预其间,可为之证明者;而真如不为。桂系之为诬,桂之不成系,知之最审,孰逾真如?此又可为之申白者;而真如不为。蒋氏翦除异己,对内用兵之非正义,此在真如亦不难发其覆,诛其奸者;而真如不为。顾从夫悠悠之口,日一系云,一系云;愚于是不能无憾焉矣!由是与真如不见面、不通书问者累年(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后乃见面)。

附记闽事

追记广州之事已竟。复念二十二年(1933年)李陈尝以闽事咨访于我,则亦附此记之。

二十二年福建建立人民政府之役,愚友徐名鸿实为内中主要角色之一。愚则未尝参预,抑且尝劝止其事而未得也。在北伐前,愚既遣青年朋友(沿旧习,应曰门人,顾愚素少用此等字样)王子叔(维彻)、黄艮庸(庆)并名鸿三人,南来谒任潮、真如;遂皆追从二公于役军中(武汉时,名鸿为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任潮爱重艮庸,真如推厚平叔。名鸿则蔡贤初(廷锴)始有欲杀之心,后乃甚相得。二十一二年间,名鸿从蔡在漳泉,与当地人士傅柏翠等,推行一种土地政策(亦兼为一种农民运动),于社会问题有所解决,一时大得民心。因自信为保守的国民党、激进的共产党之间一条新路。此盖闽事发动背景之一。其后,死于闽事者亦唯独名鸿一人。他日当另为文记之。兹未能详。

二十二年暑假,艮庸自港来信,谓承二公命,将北来访愚。愚时适有上海汉口之行,因嘱其相会于沪。晤面后,备悉其事,即语艮庸:愚仍坚决反对内战。谓非去某氏不能抗敌救国,理或可信;但必须在武力以外觅取途径。速覆二公慎其事(据当时所闻,将先图粤)。愚至迟双十节前后到港,更当面谈。未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事稍有变动(更替院长),愚届时不得践言而南,既而闽事发作,欲进言已无从矣。比闻艮庸从任潮于闽,怒其背愚宗旨,飞函严令离闽北来,否则后此勿相见。艮庸得书,闽局已危,欲行则嫌于临难苟免;卒伴任潮一同出闽。后一年(二十四年一月),愚视真如于港,视任潮于其乡,致朋友关切之情而已,于往事不复置论。不忍论也。况有自觉歉然者乎!(事前未尽力劝止。)

此次之事,种种错误,不一而足。而错误最大者,莫过于不站在党的立场以反对某氏,顾必自叛其党。真所谓聚九州铁不能铸此一大错者也。

此次之事,任潮自系为真如所误。顾其所以为人所误者,亦自有故;则汤山被禁两年,一念不平,未能消杀得下也。愚素重任潮,以为大器,必可远到:今知其度量未宏,前途有限矣。

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八步临江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