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焕奎五兄弟与华昌炼矿公司

1938年1月我初访延安,第一次会晤毛泽东主席时,他曾问我:“据闻你是广西人,怎么又和湖南湘潭梁姓是一家呢?”这里所说“湘潭梁姓”,就是指我的族兄梁焕奎兄弟一家。焕奎兄字璧元,是杨昌济(怀中)老先生的恩师。杨老先生当时与我同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常去看望那时(1918年)暂住于我家(崇文门外缨子胡同)的焕奎兄,而此时毛公又借住于杨老先生寓所(鼓楼豆腐池胡同),想必是因此有所耳闻,遂产生以上的疑问。

焕奎五兄弟与我

我原名焕鼎,和焕奎五兄弟为同高祖的同族兄弟。我们祖上世居广西桂林。1851年举家北移,焕奎兄的曾祖在湖南湘潭落户,于是成为湖南人;而我的曾祖则宦游北方,先在桂林得中举人(当时录取举人按省分配名额),后在北京中进士,但仍沿袭为广西桂林籍。北京湘潭相距虽远,但两家来往联系未曾中断。

1917年7月我与沈衡老(钧儒)在司法部同任秘书后,曾有机会去湖南长沙看望他们一家。这时焕奎兄已年届五十,而我二十四岁。焕奎兄一家当时住长沙浏阳门(东门)外自置的名为“青郊”的别墅内。别墅占地不小,内有楼,名“平远楼”,可远眺长沙城南;楼后为小山丘,上有橘林;有荷花池;有桂花两大株,当时正逢盛开时节,香溢满园。我在此逗留了三个多月之久,十月初,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出师剿灭”护法军为名,进军湖南,至衡山一带后,因内部矛盾,部队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通电停战,主动北撤,从此湖南政局不稳,治安混乱,人心浮动。为了避难,焕奎兄一家先去汉口,又迁北京,借住在我家一年多。我也于此时返回北京。于是我又常得与焕奎兄时时晤谈,因而得知不少有关他们兄弟五人——焕奎(璧元)、焕章(端甫)、焕彝(鼎甫)、焕均(和甫)、焕廷(硕甫)从事湘省锑矿开发事业的事迹。

湖南锑矿的发现久通公司的建立

我国锑矿蕴藏丰富,居世界前列,而湖南锑矿储量在国内又首屈一指。据焕奎兄之长女培肃所写的《湖南华昌炼矿公司经过事略》(《湖南实业杂志》一七八号)记载: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姻家刘鹤龄,以他在安化、溆浦一带田庄所产不知名矿石出示,后送汉口外商亨达利洋行化验,确认为锑矿,并从此由该行收购。随后又发现新化、益阳、安化、沅陵等县境内锑矿数十处。当时(即甲午中日之战的1894年)巡抚陈宝箴正热心于维新运动,积极推行兴办实业和设学堂等新政,于是决定在长沙设矿务局,任命焕奎兄为该局“文案”(秘书)。这时焕奎兄二十五岁,正当他中举后一年。不久又升为“提调”(秘书长),负责筹划全省矿业开发事宜。可以说这是焕奎五兄弟参与湘省采矿事业的开端。

当时已查明的锑矿中以新化蕴藏量为最多,品位也高,而在新化境内各矿又以锡矿山(地名)为最多,约占当时全省已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二。益阳、沅陵等地矿砂品位则较低,其中益阳境内官办板溪矿开发较早,因久未获利,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即义和团“庚子之乱”前一年)招商承办。焕奎兄弟于是接办了益阳板溪矿,创立久通公司,由二弟焕章为驻矿经理,从事管理工作。这是焕奎兄弟直接经营锑矿业的开始,它为日后创建华昌炼矿公司打下了基础。

板溪矿距益阳县城约二百里,矿砂品位不高,含锑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但储量大。当时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久通公司在距矿山五十里的沾溪设厂,用土法冶炼后外运。土法只能将矿砂炼成“生锑”(硫化锑)。“生锑”按规定又由官方统一收购。再加开采愈久,矿场距炼厂愈远,运输成本不断增加,所以当时久通公司利润有限,无力扩大再生产。至1906年,锑价开始上涨,利润增加,焕奎兄弟于是有改用新法炼锑的打算。

杨度支持购得法国专利久通改组为华昌炼矿公司

焕奎兄在从事矿业多年之后认识到:“国家富源在尽地利,而地利在矿,开采矿利在得人,非先作育人材,无以阐发地藏。”(见为梁焕奎所作之《哀启》)他在参与湖南实业学堂工作的同时,注意培养他的几个弟弟,使他们能从事矿业开发工作。三弟焕彝、五弟焕廷先后送往国外学习。1902年焕彝先去日本、美国,1906年又转至英国,进入伦敦矿业专门学校。在该校学习期间得知法国有一名为赫伦士米的冶炼厂,采用一种炼锑新法,于是偕王宠佑博士前往巴黎,了解到此法对冶炼低品位锑矿砂最相宜,是当时最好冶炼方法,如久通益阳矿能采用之,生产定可改观。但专利要价极高,非出重金,不能到手。焕彝急忙将此消息函告国内,要求尽快作出决断。焕奎兄及其四弟焕均虽然极想购得此项专利,但限于久通公司的财力,无法实现采用新法冶炼的计划。

恰好杨度先生此时由北京回到湖南。杨度为湖南湘潭人,与焕奎兄同乡,又是挚交,关系不同一般。记得焕奎兄1918年来京借住我家时,杨度先生即曾来我家看望过他,而焕彝来京时,又常借住于杨度寓所。当杨度先生从焕奎兄处听到购买专利的种种情况后,认为此机会不可错过,如能获得此专利,不仅有益于久通公司,而且将对湖南省经济发展甚为有利。因此表示愿全力支持。杨度首先向湖北总督赵次珊借得银元五万,先汇往巴黎作购专利预付款,随后又向军机大臣袁世凯、直隶总督端方和山东巡抚袁树勋等,筹得十一万,部分用于补足购买专利款,部分供按专利设厂之用。久通既获得了专利,又增加了资金,生产规模势必扩大,于是决定将原来的久通公司扩大,改组为华昌炼矿公司,而从此时(1908年)焕奎兄弟所从事的锑矿开发事业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华昌之创建得杨度之助实多,因此以干股五万元赠杨度,后来杨又陆续投资,共拥有股金二十万,成为华昌一大股东了。

焕彝购得专利后,又在英、法采购机械设备和冶炼炉等,然后与王君宠佑及一法国机械师回长沙,在南门外西湖桥按专利建厂,设各种冶炼炉数十座。从此,三弟焕彝就成为公司技术方面的领导者。为探矿,他常奔走于深山穷谷之中。益阳境内矿场采掘工程全部机械设计,更由他朝夕指导建设而成。后来铺设由板溪至桃花江的轻便铁道,也全在其主持下进行。还应附带提及,焕彝曾深入湖南宜章发现安源之锡矿,又跟踪向东,发现瑶岗之钨矿,更沿五岭山脉至江西境,于大庾发现丰富钨矿。据他所著《生平略历自述》中记载:“瑶岗钨矿实由余用化学干试法鉴定于始,李炳麟(即李国钦)在美证明于后,华南一带始有钨矿之名。”可见我国首先发现钨矿者,当推焕彝为第一人。至1935年他曾受聘于当时国民政府之资源委员会,协助大规模开采钨矿的工作。

华昌公司创建后,因技术改进,业务发展,在长沙设立总公司事务所,下设冶炼、化验、水电、修理、翻砂、航运各部,机构复杂,组织庞大,全部员工达数万余人。焕奎兄因早自1905年即患眼疾,至1908年华昌创建时,眼疾更加重,于是公司总经理一职由四弟焕均出任,负责领导全公司事务。为了便于焕均出入官府,代表公司进行联系交涉,我曾听说他们向清廷吏部纳银万两,为他捐得一个二品衔候补道(二品衔方可戴红顶子)。

1914年欧战爆发华昌公司大发展

长沙建成之华昌新冶炼厂竣工后,益阳板溪矿所产矿砂全部运长沙用新法冶炼,从此不再以生锑出口,而且所炼纯锑质量一流,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竞争力。同时华昌在购得法国专利后,向清廷商部奏准立案,自1909年起十年内任何外商、官商及私商均不得采用此项专利设厂,从而取得独家新法冶炼全省纯锑的特权。当时省内小公司甚多,锡矿山一地即有采矿公司百余家、炼锑(生锑)厂三十余家。这类厂家所产生锑均由华昌炼为纯锑。辛亥革命后,湖南实业司呈请工商部,欲取消华昌此特权。1913年,杨度曾就此事致电工商部说:“……度于华昌宗旨,求统一不求垄断。若不统一,必如曩年散漫相倾,为外人所乘……唯有由部责令华昌,包炼全省锑砂成纯……”(转引自《杨度集》,原载《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1月16日)于是又得延长此项特权。由于华昌拥有当时最好冶炼技术,规模最大,又享有此项特权,公司在湘省矿业界地位最高。1912年,在天津成立之“中华矿务联合会”,参加者有六大公司,其中即有华昌(其余五家为开滦、汉冶萍、临城、井陉、中兴,见《杨度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当时军火生产及军需储备的需要,欧美各交战国争相购进,锑价扶摇直上。次年锑价更暴涨,华昌盈利随之猛增。而且在此之前,因外销全由英商廓克逊代理,利润落入外人之手不少。待大战起,华昌借口英商难于如期付款,废除了其包办外销合同,改在纽约设立分公司,由曾留学国外之五弟焕廷出任经理(后由其姻亲李国钦继任,李由华昌资助于1910年送英国学习矿业,1914年毕业后即在华昌任职)。同时又在欧洲各国设代销处,从此外销大权全部自理。由于上述种种有利条件,华昌业务繁荣兴旺,盛极一时,可以说进入了它发展的巅峰时期。1916年,获纯利竟多达一百二十万银元(见《湖南华昌公司报告》,转引自《湖南省志》第一卷)。当时之长沙城南一带,可以说是华昌的天下,“机声喧扰,烟突林立,厂屋房舍,鳞次栉比,湘江沿岸,火轮电艇,络绎于途,无非皆华昌所有,景况之盛,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引自《梁公鼎甫传略》)。华昌成立之初在领得清政府补助银款时曾奏明“俟营业发达再报效国家”,现在公司利润大增,于是在1916年7月将此款缴还民国之农商部,了清了杨度经手的公司一笔大债务。

1918年大战结束华昌公司走向衰落

后来新化锡矿山所产矿砂量日多,当地矿商因远道运长沙冶炼不便,同时又有人创造了一种土法炼纯锑的技术,至1915年采用此法之小厂已达数百家之多,于是华昌不得不同意矿商就地自炼,只是规定所产纯锑仍用华昌双环商标出口。华昌原来独享之新法冶炼权从此开放。而待大战结束后,又有德商多福公司等设厂在锡矿山用改进之新法冶炼。在此种形势下,华昌更是只有统办出口业务的权利了。

但直接影响华昌事业的重要原因是大战结束,国际上军需纯锑量锐减,锑价一跌再跌,而公司的开支反而增加。这是因为湖南绅商各界见华昌一度利润丰厚,均欲染指,纷纷要求入股,公司迫于压力,只好扩股(1916年由原来的九十六万扩至三百万银元),公司机构随之膨胀,冗杂人员充塞,办事效率降低所致,再加驻纽约经理李国钦及国内公司中有人监守自盗,均促使公司处境日窘。

又由于国内连年政局不稳,军阀混战,而湖南这一军事要冲,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多次沦为南北之争的战场,产多业大的华昌在生产上既不能不时时受战事的影响,在经济上又难免成为征派勒索的对象。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兴盛一时的华昌日趋衰落,锑产量由1917年的八千二百吨骤减为1918年的四千二百吨。至1920年,华昌炼矿公司已是债台高筑,寸步难行,矿场与冶炼厂全部停顿。次年经股东大会决定,不得不变卖部分产业,偿还债务。债主以长沙债团为最多,后即由他们另行集股,缩小范围,继续经营板溪矿,而华昌只能以部分产业入股,分得半数利润,用以偿还未了债务。至1927年,华昌终于因破产而倒闭。

华昌兴衰史的简略回顾

我国一些现代史的著述指出,中国民族工业在中日甲午之战以后有了初步发展。例如我国著名的轻工业的先驱者张謇,他所创建的南通大生纱厂即成立于1899年。而华昌之前身的久通公司也于是年开办。又例如,华昌炼矿公司创立之时(1908年),也正是盛宣怀向日本借款,将汉阳、大冶两铁厂与萍乡煤矿合并,成立著名的汉冶萍公司,并由官办改商办之日。这当然都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共同的历史背景造成的。

至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等原因,我民族工业获得空前发展,因此有人称之为是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及至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以及我国国内政治动乱等影响,自1922年以后,民族工业转而陷入停滞、萎缩和危机之中。回顾焕奎五兄弟所经营的华昌炼矿公司,由创建(1908年)至倒闭(1927年),前后二十年大体上也走过了这样的兴衰历程。它于创建之初,由于在资金上得到官府的支持,在技术上引进了国外先进专利,因而在湘省并在全国矿业界崭露头角。待一次大战爆发,华昌事业迅猛发展,仅两三年间即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但好景不长,待大战结束,即转趋衰落,虽力图挽回颓势,仍终以破产倒闭作为华昌炼矿公司的最后归宿。

上述焕奎五兄弟从事我国锑矿业的种种情况,部分系我耳闻于他们兄弟,部分根据其亲属的回忆或记录,并参考了一些所能得到的资料,错误或遗漏之处在所难免,但其中所记述者或可有助于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史人士的参考。有心于此的研究者,如能进而作些调查考证,加以核实、勘误和补充,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另外,我曾写有《梁焕奎事略》一文,刊载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1984年),可供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