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怀念的朋友。我得结交作孚先生约在抗日战争军兴前后（1937年），而慕名起敬则远在战前。我们相识后，彼此都太忙于各自所事，长谈不多，然而在精神上则彼此契合无间。
大约是民国七八年间（1918年或1919年），我去拜访住在天津的周孝怀（善培）老先生，就首次听到他谈起作孚先生。周老先生为宋儒周濂溪之后，在清末曾任四川省劝业道台，后又出长广东将弁学堂，任监督（校长）；著名将领如伍庸伯、邓铿、熊略、叶举等，都是周老主持该学堂时培养出来的。周老先生在向我谈起作孚先生时，对其人品称赞备至。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周老谈起他时的情景我至今依然记得。周老将拇指一翘，说道：“论人品，可以算这个！”由此可见周老对作孚先生卓越不群的品德之称道。
可是我得与作孚先生见面相识，则在此之后将近二十年。那是因抗日战争爆发，我撤退到大后方的四川之后。当时作孚先生与我所从事的活动虽不同，但地点均多在重庆，因此交往较多。在彼此交往中，更感到作孚先生人品极高。我尝对人说：“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里是为社会服务的事业。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作孚先生有过人的开创胆略，又具有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这是人所共见。人们对他的了解较多的在此，人们常称道他的自然也多在此，但岂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尚更是极难得的呀！
作孚先生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他在当时旧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的情况下，创办民族工业，迂回曲折，力抵于成，真可谓艰难创业，功在国家社会。毛泽东主席五十年代谈到民族工业时说有四个人不应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作孚先生受到这样的赞誉是当之而无愧的！
作孚先生还热心致力于地方和农村建设事业。重庆北碚就是他一手筹划和开创而发展起来的，作孚先生及其胞弟卢子英，从清除匪患，整顿治安入手，进而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建立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终于将原是一个匪盗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和文化区，现在更成为国内闻名的旅游胜地。1941年，我将创办不久的勉仁中学迁至北碚。1946年尾，我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后，便在这景色宜人的北碚息影长达三年之久，静心从事著述；《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即写成于此时。1948年，我又与一班朋友创办勉仁文学院于北温泉，从事讲学活动，直到1949年底四川解放后来北京，才离开北碚。在上述我在北碚从事的种种活动中，自然都得到作孚先生以及子英先生的热心支持和帮助。
作孚先生是1952年故去的，距今已有三十余年！作孚先生与我是同年，都出生在甲午之战前一年，如果他今天仍健在，也当是九十岁高龄了！
作孚先生是个事业家、实干家，是个精神志虑超旷不凡的人！我们应当永远向他学习！
1983年
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
余得结交作孚先生在抗日战争军兴之后，而慕名起敬则远在战前。忆我早年一次造谒周孝怀（善培）先生，曾闻周老赞誉作孚人品才能卓越不群，我既夙服膺周老，于老前辈之言固铭记在心不忘也。我入川抵渝后，又幸得作孚令弟子英之协助建起勉仁中学校于北碚。贤昆仲之为地方造福为人民服务者，固有目共睹、舆论共许，又不待我言之矣。民生轮船公司之创建暨抗战期间作孚先生所为种种奔走救济者，信乎劳苦功高，然而切莫误会他亦有个人英雄主义，相反地，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梁漱溟敬题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