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怀念的朋友。我得结交作孚先生约在抗日战争军兴前后(1937年),而慕名起敬则远在战前。我们相识后,彼此都太忙于各自所事,长谈不多,然而在精神上则彼此契合无间。

大约是民国七八年间(1918年或1919年),我去拜访住在天津的周孝怀(善培)老先生,就首次听到他谈起作孚先生。周老先生为宋儒周濂溪之后,在清末曾任四川省劝业道台,后又出长广东将弁学堂,任监督(校长);著名将领如伍庸伯、邓铿、熊略、叶举等,都是周老主持该学堂时培养出来的。周老先生在向我谈起作孚先生时,对其人品称赞备至。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周老谈起他时的情景我至今依然记得。周老将拇指一翘,说道:“论人品,可以算这个!”由此可见周老对作孚先生卓越不群的品德之称道。

可是我得与作孚先生见面相识,则在此之后将近二十年。那是因抗日战争爆发,我撤退到大后方的四川之后。当时作孚先生与我所从事的活动虽不同,但地点均多在重庆,因此交往较多。在彼此交往中,更感到作孚先生人品极高。我尝对人说:“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里是为社会服务的事业。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作孚先生有过人的开创胆略,又具有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这是人所共见。人们对他的了解较多的在此,人们常称道他的自然也多在此,但岂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尚更是极难得的呀!

作孚先生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他在当时旧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的情况下,创办民族工业,迂回曲折,力抵于成,真可谓艰难创业,功在国家社会。毛泽东主席五十年代谈到民族工业时说有四个人不应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作孚先生受到这样的赞誉是当之而无愧的!

作孚先生还热心致力于地方和农村建设事业。重庆北碚就是他一手筹划和开创而发展起来的,作孚先生及其胞弟卢子英,从清除匪患,整顿治安入手,进而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建立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终于将原是一个匪盗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和文化区,现在更成为国内闻名的旅游胜地。1941年,我将创办不久的勉仁中学迁至北碚。1946年尾,我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后,便在这景色宜人的北碚息影长达三年之久,静心从事著述;《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即写成于此时。1948年,我又与一班朋友创办勉仁文学院于北温泉,从事讲学活动,直到1949年底四川解放后来北京,才离开北碚。在上述我在北碚从事的种种活动中,自然都得到作孚先生以及子英先生的热心支持和帮助。

作孚先生是1952年故去的,距今已有三十余年!作孚先生与我是同年,都出生在甲午之战前一年,如果他今天仍健在,也当是九十岁高龄了!

作孚先生是个事业家、实干家,是个精神志虑超旷不凡的人!我们应当永远向他学习!

1983年

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

余得结交作孚先生在抗日战争军兴之后,而慕名起敬则远在战前。忆我早年一次造谒周孝怀(善培)先生,曾闻周老赞誉作孚人品才能卓越不群,我既夙服膺周老,于老前辈之言固铭记在心不忘也。我入川抵渝后,又幸得作孚令弟子英之协助建起勉仁中学校于北碚。贤昆仲之为地方造福为人民服务者,固有目共睹、舆论共许,又不待我言之矣。民生轮船公司之创建暨抗战期间作孚先生所为种种奔走救济者,信乎劳苦功高,然而切莫误会他亦有个人英雄主义,相反地,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梁漱溟敬题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