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我与胡适前后相差两个月到北京大学。那年胡适二十六岁,我二十五岁,他长我一岁。当时他正是才华最盛的时候。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八项主张,倡议用语体文,这是开创性的。从前一讲学问,写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功劳。当时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两个知名人物,一个是林琴南,再一个是章士钊。但不久,使用白话文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是开放的,不受任何拘束,一般都称赞他执行的兼容并包办学方针,这个态度好,能够广罗人才,我就是被他“兼容并包”的一个人。我进北大讲的是冷门,没有人讲,我讲的是印度哲学。印度是东方古老文明之国,佛教在印度是后起的一个教派,但它在印度的消失也很早。中国有名的玄奘法师虽然赶上,但已是接近尾声。佛教传到中国来,玄奘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他一生艰苦卓绝。我很喜欢钻研佛教,也算是玄奘这一派。

刚才我讲了,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体文,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下卷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他想研究佛法,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胡适喜欢谈墨子梁启超同样也喜欢谈。墨子很了不起,他的书有《经上》《经下》,墨子书保存有古代科学内容,许多是自然科学。人们开始不懂,后来才慢慢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墨子的书传下来却是放在道藏中。《韩非子》的《显学篇》讲到,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后来大都失传了。儒家传下来的只是《荀子》和《孟子》。

胡适为人有个弱点,就是怕共产党。“五四”时期,北大出现陈独秀李大钊,还有顾孟余等人,他们都讲社会主义学说,有好几派,有人讲英国的基尔特主义,有人讲法国的工团主义。学生中的思想也有很多派,有很多出名人物,如傅斯年、许德珩等等。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他是旁听生。傅斯年创办的刊物是《新潮》,还有个刊物是《国故》。“国故派”里就有名教授黄侃。北大还有“三沈”(沈兼士、沈尹默、沈士远)、“二马”(马叙伦、马裕藻)、“二周”(周树人、周作人)等等。当时人才济济,因为蔡先生爱才,奖励后进。我现在已是九十四岁,离那时很远了,但是对当时经常讲的那几个字—兼容并包,至今记忆犹新。

198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