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第三种水”的重要性
当上海美的书店关闭时，那位褚女士忽然而来，我回念前情，又喜我子得见母亲，遂复和好如初。我因年来在上海译述与奋斗，不免疲倦。且在上海生活不易，遂与褚氏及小孩同往杭州西湖的一山顶，叫作“烟霞洞”者，初意拟在此间混过暑假再算。不意到洞只二日，浙江省政府已下令拘捕我入监狱了。
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当然祸因《性史》而起，但在美的书店时，我也不免得罪他们所谓“浙江派”者。现当叙述一番。
我在上面说，美的书店并无出过什么《性史》一类的书。可是我所著那本《第三种水》，引起了周建人一班人的反对。因为我在这书说及性交时，就使女子出第三种水（即巴都林液，我国古书所谓淫水者），按生理上，巴都林腺位于阴道，有二条腺（约从阴hu口入内一寸深的两旁位置），这二条腺当女子性交兴趣时，始行排出液质，有如男子射精一样情状。有些女子的射率可至一二尺远呢。这是生理上的讨论，并非是淫说。因为这种水射出时，子宫内的液也同时射出。那时女子满身颤动，阴道热气腾腾，不但使男子觉得快乐，她也觉得快乐。而且，由这种水的调济，可以减少阴道液水的酸性，使精虫免受毒害，较好活动钻入于子宫内（因为子宫口这时也张开好多）与卵珠结合而受孕。且因女子的兴奋，卵珠分外活动，故很易受孕，而且胎孩较可得到好身体，生出后的婴儿也可望得有壮健的身体与聪明(1)。
在我以为这个第三种水的重要性，是由我所发现的。至于由此而使所生的子女较为聪明与好身体，这当然是一种推论！一种假设吧。殊不知他们（指周建人、潘光旦一派人）就咒骂我为“不科学”了(2)。但这尚有一件引起他们的攻击，就是怎样能够出现这种水的方法。初始，我就事实说，通常交媾须至廿分钟后始能排出时第三种水，尚须激动女子的各种性趣，如对女身各处吮、捻、拨弄等，与各种女子所喜欢的性交方法；又须使女子立于主动，不可如平常一味立于被动的地位。这些尚未引起他们激烈的反对。我又论及“丹田”呼吸方法(3)，“丹田”当然是一个道家的神秘名词，我也知此中的虚无。然经过一番考究后，我以为所谓“丹田”便是下腹部，连及性具那些地方。下腹部这些地方，当然是可以用深呼吸，及腹部运动的练习后而使它灵敏活动的。如能使腹下部活动，当然可以指挥性部的节奏急、徐、速、缓（大脑神经当然是指挥者），故从精神上（大脑神经的意念），与腹部的呼吸连合一气，可以达到性部的灵敏活动性与持久性，即免如一班“鸡性”者的男子，一触即射精，以致辜负女子的期望，使她不感得性的兴趣而至于不能射第三种水，甚且酿成为性的刺激病（歇斯底里亚病）。因上所说这个“丹田”的作用，便被他们（周、潘派）大骂为荒唐无稽之论，说我是复兴道家荒谬的学说了。在当时，我也不肯退让，就与他们大打起笔墨的官司了。实在，丹田的锻炼于整个身体也有益处，纵然与性欲无关系。而我们是极端反对用什么性药品的。
二、揭露褚女士的虚伪
又有一件比这上所说的更为严重，就是当褚女士无缘无故，弃孩离我而出走时，我受到极大刺激。遂在《新文化》月刊上，写一题目叫作《恨》(4)，将她屡次对我的假伪欺骗尽情托出，大大骂她一顿。当然由后回想，我在此文实在太过于恶毒，丝毫无留一点原恕的余地。但当我那时以为我必要这样泄愤始能平静我的悲怀，也使世人惩罚她的罪过，这些实在是我那时情感用事的大错误。因此文，而引起了周作人对我的恶骂(5)。他在那时（未做汉奸时）乃是被全国称誉为大文豪兼大批评家的，他的言论影响甚大。虽则周某所说的对人应该存原恕的厚道，大端上是不错的。但他的措辞对我完全是“恶骂”，使我那时实在不能容忍，遂即与他大打起笔墨官司(6)。我甚至攻击他个人的私德，说他娶日本婆，为谄媚倭奴起见，他在北京住家门前不升中国旗而升日本旗呢。我往后极知自己那时的错误，可说是为情感所燃烧到失却了全部理性的。那时又有友人华林也因情场失败，助我张胆一同向周某下总攻击了。(7)
说起周某先时极赏识我。当我与他同为北大教授时（但彼此不相识），在我出那本《美的人生观》时，他批评此书的作者（指我）极有“天才”(8)。天才！这个奖誉，又是出于那时全国所推崇为大批评家之口，使我真是受宠若惊，又使我抱负不凡了。论情，我应当忍受他对《恨》那篇文章的批评，无论他怎样对我恶毒咒骂，我应哑口无声。在我如能悔过自责，才算美德。可是我那时真是情感烧焚了我的理性全部，我终于不认过。他骂我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我反唇说：“是的！我们是极端情感派者（不能全有，宁可全无！），比你的中庸派总是好得万万呢……”我且进一步说周某的文字也如其人的性格，柔弱无丈夫性的。这使他气恼极了，本来，那篇誉我有天才的文章，已经收集在他文集发表出去的，及再版时，他就抽出去不让它再与人见面了。
我因一得罪了自称为生物学家的周建人，又再得罪了“大文学家”的周作人，我知他们在浙江派中占有极大势力的。果然当我第二日才到西湖烟霞洞时，就被那时浙江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蒋梦麟提出省务会议以“宣传性学，毒害青年”的八字罪名，把我拘禁了。
那时的省府主席尚有一点良心，当此案通过后，彼暗嘱其科员（粤人林某(9)）于明天一早通知我避开到上海，不幸这位科员少年浪漫，早间大开汽车绕逛西湖，及他兴尽时，回到省府，未及上山，他已知我在监狱中了。
这尚不是监狱，乃是省会高等警察局的“待质所”，但在我觉得比监狱更为黑暗。斗大的房间，只有一二条破板块，算是睡与坐的所在，在墙角的破缸就是大小便所。每每拘禁数十人，彼此只好在极肮脏极潮湿的地上坐与睡。人多时连睡也无地方，只好背靠背相倚过夜。下午未到四点钟，一群一群的毒蚊已来噬咬囚人的身体了。我在此时的遭遇，是一生第一遭所碰到的。我心想怎样挨过一夜？况且不知要挨过若干日夜呢！
三、裸体画变成了罪证
人生命运确是离奇！朝在天堂，夕堕地狱！什么因缘？如何结果？我正在推究我的哲理时，就被监卒带到一个地方查问登记。在走过一院落间，见了一群人谈谈笑笑，似是来参观的队伍。我走在他们旁边，偷眼望他们时，使我骇异其中一人不是熟人张继吗？当我趋前与他晤面时，他也极骇异，及我说出经过后，他安慰我，并说愿为我疏解。当我被查问完，再回到监狱（待质所）时，不久，我就被移到楼上一间办事人的房子了。可是我身体上虽解脱了暂时的苦痛，但精神上仍然是一样刺激。当晚餐时，我一粒物不能入口，那全夜也未能入眠，这是一生破题儿的第一夜；恍似新婚者度过初夜的状况吧。可是我度过的，乃是人生极度的悲哀！
事后，我常说这是杭州文明的省会，这是高等警察局，全省最高的警察所，这是“待质所”尚不是监狱。所谓“待质所”，便是说囚人有罪无罪尚未判定。可是，在这“待质所”所受的待遇，连猪牛尚不如！猪牛圈栏比这个待质所尚好呢？什么是人道？什么是人权？这可见那时的政府，怎样腐败，怎样滥用其权力了！我常想若我是西人，我也不愿让出“治外法权”吧。
我在后闻及张继遇我后就向当局说我是习惯于欧洲的“自由思想”，《性史》的加罪，暂勿讨论。但思想自由是法律所允许的，似乎不应该对我太苟待。以他当时的位置，他的说话当然生出效力了。
可是，我仍然是以囚犯的资格，受了他们的惩罚。到明早时，这个警察局大开其刑事庭。那位道貌岸然的审判官，要我承认罪恶。我辩说是：我来西湖不过二日，足迹尚未一涉杭州，怎样说我来此宣传呢？我所带书，备我自修，未曾有一本什么书在杭州出卖，怎样说我来此宣传呢？在此应说及我书箱中，原有美的书店许多出版物，但当堂打开时，这些书籍竟无一本留存。仅有那部巴黎女裸体画存在。那位法官就说这本画就是我的罪证。我反驳说这是友人华林所赠我的（画本上有他的签名），况且这本画是法国公开本，虽是女子裸体，但都是个人，单身像，并非淫亵的画像。我再进一步说，假如这本是淫画，又再假设我箱中有淫书，这是我个人的私家所看的书籍，以我大学教授的资格，我私下什么淫书都有权利去阅看的。除非在公开讲演或出版时，我才得受法律的惩罚。
这位法官对我的辩论，丝毫不能反驳，只好说他受上级命令，非我承认罪过是不能释放的。他就给我那张先预备好的罪状，即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驱逐出境，在三年内不准再到浙江任何地方……”的公事。他要我签字，我硬死不肯。这样彼此坚持了一二点钟之久。在旁友人，甚多都来迎接我自由出去的。他们都劝我说这场官司，非从那张伪公文照行不可。因为要自由就要签字，不签字就不得自由！那么，纵使我良心上如何反抗，终于非听从友人的劝说不可。因为争求自由起见，不管那反动政府的官样文章，陷人证件，我终于压住良心，在他们先预备好的罪状上签字了！
当我那日入监时，杭州友人四出疏解。适那夜省府主席请客，客中有潮籍同乡友人刘君(10)与陈君(11)，与那一位中委姓蒋（现忘记他名）(12)同为上宾。席间，蒋君先已受刘陈二友的请求，提问该主席，为什么把我拘禁的理由，他推说是教育厅厅长提案通过的。那位教育厅厅长蒋梦麟也在座就说：“我们（他也是前时的北大教授）先前请张某（指我名）到北大去教书，原望他好好教哲学。谁知他竟宣传性史，闹出飞天大祸来了。这个淫说如不抑止，后祸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在此就把他监禁惩罚一番……”那位中委蒋君听后，反驳梦麟说：“什么是哲学？我看到他的《性史》，就是一部好哲学，你们怎样说他有罪恶呢？我们限你们即刻把他放出，否则，我们就要代他上诉了……”他是中委，又兼任某处要塞司令，是一位豪放的军人，以他的地位，可以无顾忌地在席上肆行批评。在结束他的论辩时，他举起酒杯，向座客大呼：“第三种水万岁！”继续大声号叫不已，使一座人浮动起来，那班反对者终也无可如何。
四、日暮途穷 生活逼人
“第三种水万岁”的呼声停止后，蒋梦麟觉得完全失败，无地自容，一时毒计心来说：“张某与他情妇褚某是共产党要人。他们此遭到西湖山顶的烟霞洞，名为避暑，实则暗为钱塘江口地方的共产党人遥通声气，预备打入杭州。所以我们为防患起见，把他扣留以绝祸根。因为此事暂守秘密，所以假借别的罪名。底里我们是别有用心的！”这个新罪名提出后，把那位中委吓住了。在这时，梦麟的毒计算是得胜了。可是那位潮州友人陈君是有机窍的，他就谎说：“褚某是潮州乡下婆，我们所熟知的，怎样说她是共产党？至于张某的历史行径，更不能横加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了！”这个谎话，竟终于又把梦麟的毒计打败。结果，该主席答应于明早将我放释。
这个夜宴戏台式的辩论情形，事后是由陈君告诉我的。我的自由重新获得，就在全靠他们的回护。其实，褚某是嘉兴人（不是潮州乡下婆），与陈君事前是不相识的。她当国共合作时曾任短时间的上海市妇女部部长。蒋梦麟就记得这件事诬陷她，以为此案可以成立了！可是照当时的事实说，褚某既然是政治上的要犯，怎好不扣留她，而单独扣留我一人呢？至于我的历史与那时在上海的论说上，丝毫不能寻出我有共产党的嫌疑，可知梦麟的假词，是一时恶毒的心计。因为假借《性史》的罪名，已被席中人驳得无话可说，只好假借政治的罪名加上我身，使为我辩护者无法对付。殊知竟被陈君一番的说谎使他的毒计不能实施，这也可见小人作恶，徒见心劳日拙了。
在此，又应插入一段有趣味的事。当我与行李被带到警察局时，有一些监内办事人当面向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是文字与学说的异同罢了。回想满清时孙先生的革命学说岂不是被世人视为洪水猛兽，如今又怎样呢？他们对我这样表同情，使我极为感动。他们先时把我箱中所有稍涉嫌疑可以被控的性书，全数抽去，以便开庭时为我解脱。这件行为，在事后，我听知时，更为感动。可见一个新学说的出现，是有赞成与反对的二方面的。我的《性史》第一集固然犯了许多的错误，但我存心何曾不想向善？这个存心竟为社会多少人所谅解了。
说及蒋梦麟那时为何要对我那样恶毒呢？因为周作人的徒弟们，对我常想一种报复的手段。但我在上海法租界时，他们是无法的，及在报上看到我到西湖，此时在他们势力圈内，可以任所欲为了。蒋梦麟身为省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是一个可利用为出头的好机会。或者蒋梦麟不是完全立于傀儡地位的。他说他是“北大系”，北大的声名（因我是此校的教授）被我出《性史》后“累衰”了！他对此痛心疾首，或许是一番为北大着想的好意，但其为人阴险狡诈，势利熏心，他在北大为教授，为教务长，尚且一度为北大代理校长。对于北大毫无一点贡献，只知任用私人与对校财贪污。故说他为北大名誉而反对我，务要把我置于死地，还是皮毛之谈。底里，他也不过是一个文人无行，互相妒忌排挤罢了。
好了，我的自由恢复了，在奴隶的监狱释出后重再获得了。我今重回上海了。但是囊中一文无存，只好把褚女士的金戒指卖得四元，暂且为三个人度日之资。日暮途穷，生活迫人，使我头一次领略贫穷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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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作者《第三种水与卵珠及生机的电和优生的关系》，原载1927年2月《新文化》第1卷第2期。
(2) 见周建人《性教育的危机》，原载1927年2月《新女性》第2卷第2期；潘光旦《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原载1927年5月5日《时事新报·学灯》。
(3) 见作者《性部呼吸！》（原载1927年5月《新文化》第1卷第4期）；《性部与丹田呼吸》（原载1927年7月《新文化》第1卷第5期）等文章。
(4) 原题为《美的情感——恨》，原载1927年3月《新文化》第1卷第3期。
(5) 《女伴》编辑叶正亚投书《语丝》杂志，抨击张竞生在与褚松雪的关系中是一个“阴险、奸诈、凶恶的伪善男子”，周作人全文照登叶女士的文章，而且在按语中说张竞生是“一个思想错乱、行为横暴、信奉旧礼教的男子”。
(6) 张竞生反击周作人的文字见《打倒假装派》《竞生的评论》，及在《新文化》上组织“周作人君真面目的讨论”中发表的华林、湘萍等人的来信。
(7) 华林（1889—1981），现代散文家，浙江长兴人。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历任杭州艺专、新华艺专、武昌艺专教授。有《枯叶集》《求索》等作品，笔名有华林一、林一、林声等。1924年发表《情波记》自述与崔肇华的恋爱结局，被周作人等人撰文批评。
(8) 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称：“张先生的著作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惊诧，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总之，张先生的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面含有不少很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的诗人的天分——”
(9) 指林澄明，广东人，时任浙江省政府科员。
(10) 刘侯武（1894—1975），广东潮阳人，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汕头晨刊社社长，20世纪40年代到新加坡等地办教育。
(11) 陈素（1893—1981），广东潮州人，中国同盟会会员，历任广东普宁县县长、饶平县县长等职。
(12) 蒋伯诚（1889—1952），浙江诸暨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参谋长、浙江省代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