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生于麻萨诸塞州的康考特（Concord）。康考特是美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它除了孕育过梭罗这位天才之外，还产生了两位文坛巨人——爱默森和霍桑。梭罗一向颇以自己生得其地、生逢其辰而欣悦。他时常对人说：“我只要想到自己既然生在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康考特亦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处），而且时间也巧合，就会觉得万分荣幸！”
他生于一个从事手工业的小康之家，子女四人，他排行第三。念完中学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攻修文科。虽然他天资甚高，而且终日手不释卷，可是在这著名学府中他并不见得如何出人头地，也许那是因为他只潜心钻研自己心爱的读物，对校中课程和分数成绩却漠不关心的缘故。一八三七年毕业，他曾经有一个短时期在一所私立学校里教书，但是为了校方所提倡的体罚制度与他做人的宗旨恰巧背道而驰，他不久就辞职不干了。
一八三九年间，他和他的哥哥约翰作过一次回味无穷的旅行，十年后出版的《康考特与梅里麦河畔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就是记载这次旅行的一本游记。全书分为七章，每章绘述一天的生活——包括天气的变化，情绪的起落，和读书心得等，描写细腻，丝丝入扣，可以说是一本情文并茂的杰作。这时他们兄弟二人同时暗恋着一位名叫爱伦·西华尔（Ellen Sewall）的小姐，而且先后都尝到了失恋的滋味，因此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还隐藏着不少痛苦的回忆。
梭罗素性好动，为了追求新鲜的刺激，他不时改变着生活方式。一八四〇年后的那几年，他有时在自己家中帮助他父亲制造铅笔；有时住在爱默森家里做零碎的工作；有时为日晷季刊（The Dial）撰稿；有时到各处去讲学，还当过一个时期家庭教师。一八四五年的七月四日，他开始在康考特的华尔腾（Walden）畔的一所木屋中隐居了二十六个月，过着类似鲁滨逊漂流荒岛的生活，这是美国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件事。他这样做，是要证明一项理论：人可以生活得更简单，更从容，不必为着追求物质文明的发达，而丧失了人是万物之灵的崇高地位。他要试验一种返回原始的生活，多和大自然接近，去发展人类的最高天性。不过他虽然隐居于林野之间，仍时常到附近的村庄上去，并在湖滨接见访客，有时也在康考特各处干着他擅长的杂活，例如：测量、做木匠、髹漆房屋、做园丁、筑篱笆等。两年后，他认为试验已经成功，就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离开了华尔腾，尝试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两年的生活，后来结晶成一八五四年出版的《湖滨散记》（Walden,or Life in the Woods）。这书的中心部份是述说超越论的经济论，号召生活的返璞归真；但同时也是研究大自然所得丰富经验的不朽记录，可以说是梭罗的代表作。
梭罗非但爱自然，他也爱自由，因此绝对不能容忍人与人间的某些不公道的束缚——例如当时美国南部的蓄奴制度。当他住在华尔腾期间他就曾因拒绝付税而被捕，那时美国正和墨西哥作战，但他认为这只是美国南部蓄奴区域的地主们的战事，因此拒付国税以示抗议，结果遭受拘捕，在狱中过了一宵。这次坐监的滋味使他不禁联想到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他认为政府应该“无为而治”，不可干涉到人民的自由；而当政府施用压力，强迫人民做违反良心的事情的时候，人民应有消极反抗的权利，后来他还写了《消极反抗》（Civil Disobedience，一八四九年出版）一书来阐明这一套政治主张。
当约翰·勃朗事件发生时，（注：一八五九年勃朗等突袭维基尼亚州的哈卜斯渡口，企图解放并武装当地的黑奴，引起轩然大波，勃朗终于被判绞刑。）梭罗还以实际行动来积极支持这位思想激烈的“叛徒”。在死刑宣布后，他曾在康考特市会堂发表演说“为约翰·勃朗请愿”。甚至在勃朗死后，由于当地市政府拒绝举行特别追悼会，梭罗还胆敢亲自跑去敲鸣市会堂的大钟，召集民众开会。此外，他也帮助过一个黑奴逃犯，瞒过警方耳目，逃到加拿大（详见梭罗日记——Journal，一八五一年十月一日）。由此可见他不但是一个“追求个人内心和谐”的思想家，还是一个言行一致，敢作敢为的实践者。
梭罗生平极喜欢旅行，他曾三度远足游历缅因森林（Maine Woods），四度游历麻州的科德角（Cape Cod），也常去游新罕姆什州的白岭（White Mountains）和蒙纳德诺克山（Monadnock）等风景区。这些旅行供给他丰富的写作材料，后来收集成册的有《旅行散记》（Excursions），《缅因森林》和《科德角》等书。一八六一年间他还不顾肺结核症的缠绕，扶病到明尼苏达州去游历一番。那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次年五月六日他就病逝于他最心爱的故乡——康考特。
梭罗的著作有三十九卷之多，可是在他的生前只出版过两本，而且是自费。他死后的半个世纪中，一般读者只有把他看作爱默森的一个平庸的及门弟子，一个行为乖张的怪人。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声誉才逐渐增高。因此，他之获得如今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还只是近三四十年间的事。
梭罗一向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所以在他生前和死后，大多数人把他看成一位自然主义者或博物学家。他的文名很容易被他的人格所掩盖。一直到近几十年，他被公认为第一流的散文家，并且有他独特的风格。可是梭罗的诗，和他的散文著作相形之下，可以说真正的“生不逢时”。因为梭罗的诗作有好有坏，而且他的朋友们都认为诗歌并非他所长，散文才是他的理想表现工具，劝他不要分心去创作诗歌，不如集中精力去写作散文。这些朋友中包括爱默森在内，而爱默森的忠告对他是极其有份量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朋友们好意的劝告可能使美国诗坛蒙受相当严重的损失。一直要到一九二五年前后，大家才重新发现梭罗的诗的价值。有不少人认为梭罗的诗并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他的诗有一种大胆的，故意与众不同的独立性格，使他与他同时的那几位模仿传统的公式诗人迥然不同。有一位批评家甚至进一步说：“梭罗，同狄瑾荪一样，是二十世纪诗歌的前驱；从他的作品中可以预先领略到现代诗歌中的大胆的象征手法，深刻的现实主义和一种不甘心于求安定的矛盾心理。”
我们虽然不应该把这种做翻案文章的心理变本加厉，可是我们至少应该指出梭罗的诗作中充满了意象，有一股天然的劲道和不假借人工修饰的美。就好像我们中国古时的文人画家一样，梭罗并不是一个以工笔见胜的画匠，可是他胸怀中自有山水，寥寥几笔，随手画来，便有一种扫清俗气的风度。技术上虽未必完美，可是格调却是高的。又像中国古时的忠臣良将，例如岳飞和文天祥，平日就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凌云壮志，根本无意于为文，可是等到机会来临，随意写来，便是千古至文，令人心折。我们至少可以说梭罗的诗比当时人所想像要高明得多，如果他没有接受爱默森的劝告而继续从事诗的创作的话，他可能有很高的成就。不过照诗论诗，那么有很多人一定也会同意爱默森对梭罗的按语：“黄金是有了，可是并不是纯金，里面还有渣淀。鲜花是采来了，可是还没有酿成蜜。”
＊收入《美国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