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陆深撰
同异录上
进同异录序：
臣愚才拙器疏，力小图大，故尝狭陋汉唐之治，思欲致身唐虞之朝。恭遇陛下继统御极，天纵性成，真尧舜之主也。千载一时，益思自奋。第愧诚意素薄，不识献纳之宜，言出祸随，动与罪会。仰赖陛下仁圣，曲赐保全，尚与衣冠之列。昨自讲筵，出佐延平。延平实文献之邦，杨、罗、李、朱四贤之遗风犹在，水土相宜，职务易称。臣颇得以读书向学，每见先儒议论有功于大典礼、大政事者，手自札录。未及三月，又蒙陛下特超常资，付以山西学政，俾列宪臣，增还旧秩，非臣捐糜所能报也。比至山西，巡行之暇，偶出旧编，粗加诠次，分为上下，谨用缮写，上尘乙览。伏惟圣人之学，贵得其要，帝王之务，在知所先。傥事博览泛观，殆非神明化育所以无声无臭之妙也。颇恨时日有限，文籍少随，不免挂一而漏万。譬如涓埃，何益海岳？然裒多益寡之志终存，而万折必东之性难改。窃伏自念，臣本农家，僻居江海之上，兼有藏书可资考索，衣食所余，足备笔札之费。傥蒙乞赐骸骨，少假岁时，臣当部分首尾，兼总条贯，勒成一家之言，庸为万几之助。罔知可否，若蹈渊冰，不胜恐悚待罪之至。臣谨序。典常上臣深释曰：典常，经久之意。上，简帙之首也。是编皆古人之成轨，乃今时之急务。第厥所由，盖将以寓施为缓急之序，而区区一得之愚，亦因以附见于此。欧阳修唐纪赞略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来，始传以世，而有贤有不肖，故其为世数亦或短或长。司马光应诏论略汉世国家有大典礼、大刑狱、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议。其议者固不能一，必有参差不齐者矣。于是天子称制决之，曰「丞相议是」，或曰「廷尉当是」。而群下帖然，无有不服者矣。
又曰：古之帝王，闻人之言则能识其是非，故谓之聪；观人之行则能察其邪正，故谓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谓之刚；取是而舍非，诛邪而用正，确然无所疑，故谓之断；诛一不肖而天下不肖者皆惧，故谓之威；赏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谓之福。富弼邪正辨略
夫天子无官爵，无职事，但能辨别君子、小人而进退之，乃天子之职也。自古称明王、明君、明后者，无他，惟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为明矣。至于烦思虑，亲细故，则非所以用明之要也。欧阳修礼乐志略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
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刘颜辅弼名对序略
昔者三王咸设四辅：一曰师，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后，各主训护论思。又建三公以总百揆。书曰：「梦帝赉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辅、三公、九卿通谓之辅弼。故西汉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则三公、九卿通谓之辅弼，明矣。皆所以勗仁劝道，补政益德，申朝廷之大义，固社稷之长策，致君上于无过，措国家于不倾，出入询谋，言动献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审情切事，中于时病，合于物心。一言之发，足以广其聪明，一语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辅弼之臣应对之名者也。徐积书郑綮传略
天下之所恃而为安危者谁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执事至于州县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过败其一局之事耳。至于宰相者，其人一非，则天下殆矣！虽亡宗赤族，何益祸败？盖天子之于天下也，得其术则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当天下之责，虽得其术，其道甚难。蔡襄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阳序略
天子之尊，下视民人，远绝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泽，使之速致而均被者，盖其所关行，有以始而终之者也。恶乎始？宰相以始之。恶乎终？县令以终之。辅相天子施政化德泽，自朝廷下四方而至于县令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后周致于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贤，故能辅其政化德泽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无良焉，虽政教之美，德泽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于民，其势固殊，然其相与贯通以为本末，是必动而相济者也。民知所赖而相休养以业其生，惟令而已。令之于民，察其土风、井闾，而别其善恶、强弱、富贫、勤惰、冤雠、疾苦，以条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责岂轻也哉？欧阳修请补馆职疏略
臣窃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钱谷、晓刑狱、熟民事、精吏干，勤劳夙夜，以办集为功者，谓之「才能之士」。明于仁义礼乐，通于古今治乱，其文章论议，与之谋虑天下之事，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谓之儒学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识者竭其谋。故以才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职，使各办其事。以儒学之臣置之左右，与之日夕谋议，求其要而行之。而又于儒学之中择其尤者，置之廊庙而付以大政，使总治群材众职，进退而赏罚之。此用人大略也。刘摰分析助役论略
祖宗累朝之旧臣，则镌刻鄙弃，去者殆尽；国家百年之成法，则刬除废弃，存者无几，岂不怪天下所谓贤士大夫比岁相引而去者，凡几人矣？亦当察此乎？去旧臣，则势位无所轧己，而权可保也；去异己者，则凡要路皆可以用门下之人也。去旧法，则曰今所以制驭天下者，是己之所为，而必将久任以听其伸缩也。
臣深谨案：摰此论，盖当王安石变法之日，然安石犹知畏名义，创宫观以处异议，而朝廷之体不失，卒使宋社丘墟，金人搆祸，其源已兆于此。摰之论可监已。臣又案：章内空白二字，乃前朝臣子尊称君上之文，义当避阙，余仿此。刘摰论人才疏略
臣窃以为治之道，唯知人为难。盖善恶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实义利而已。然君子为善，非有心于善，而惟义所在；小人为恶，颇能依真以售其伪，而欲与善者淆。故善与恶虽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于不明。世之人徒见其须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难进，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论：有「安常习故，乐于无事」之论，有「变古更法，喜于敢为」之论。二论各立，一彼一此，时以此为进退，则人以此为去就。臣尝求二者之意，盖皆有所为而为，非也。乐无事者，以为守祖宗成法，独可以因人所利，据旧而补其偏，以驯致于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则苟简怠惰，便私胶习，而不知变通之权，此其所失也。喜有为者，以谓法烂道穷，不大变化，则不足以通物而成务，此其所是也。至凿者，则作聪明，弃理任智，轻肆独用，强民以从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为乱常，此以彼为流俗。畏义者以并进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二势如此，士无归趋。臣谓此风不可浸长。唐制略。
给事中得以封駮诏书。封，谓封还诏书而不行。駮，谓駮正诏书之所失。孙觉论章疏略。凡人臣当谨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长之势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祸，如其不密，则害于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论，无所忌惮，亦何谨密之有乎？惟有奸邪小人以枉为直，惧为公论之所不容，则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辈在位，何所利乎？
臣深谨按
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此密说之所由始也。窃详密之为义，盖具数端：有缜密，有秘密，有隐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微密，有机密，有茂密。若夫君臣事几之间，大抵缜密之意居多，而非必专主于秘密也。语云：「有天德便可行王道，其要只在慎独。」慎独云者，正密之谓也。何者？有缜密则秘密该焉，有秘密而无缜密，此祸乱之所乘以起者也。昔赵清献公昼之所为，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为也，乃所谓密也。究而言之，其所谓密者，乃不敢为也，非不敢告也。宋祁庆历兵录序略
世之言兵者，缘井田，作乘车，即乡为军，因田为搜，周法则然外制郡国，内强京师，兵非虎符不得发，汉法则然。开府籍军，混兵于农，使士皆土著，有格死，无叛上，唐制则然。然晚周力分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列国相轧而亡。汉衰，权假强臣，其弊势侔则疑，力寡则随，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乱生置帅，其弊弱，故群不逞糜溃而争。宋兴，刬五代余乱，一天下之权，僭藩纳地，梗帅婴法，经武制众，罔不精明。凡军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马、步三司隶焉。卒之锐而慓者充之。或挽强，或塌张，或戈船突骑，或投石击刺，故处则卫镇，出则更戍。二曰厢兵，诸州隶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唯边蛮夷者，时时与禁兵参屯。故专于服劳，间亦戍更。三曰役兵，群有司隶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挽，若管库，若工技，业一事专，故处而无更。凡军有额，居有营，有常廪，有横赐。四曰民兵，农之健而材者籍之，视乡县大小而为之数，有部曲，无营壁，阙者辄补，岁一阅焉，非军兴不得擅行。
臣深谨案：祁论历代制兵，甚有要约，又断之曰：「始未尝不善，而后稍陵迟」，亦深著鉴戒。宋之后，州郡兵弱，竟成金人之祸，又令人慨然于藩镇之不设也。潘兴嗣通论略
昔者井法大坏，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则藏兵于民，藏食于兵，以全制胜，坐而收功，则谓之屯田者是也。汉尝以数万之众临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议者谓费而胜之，不若以全制也。于是以万人留田，果无一矢一镞之费，而虏平矣。曹操出于扰攘之际，忧不先于天下，而忧食不出于兵也，于是大兴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势。势莫微于羌事，莫急于操时，顾必先此者，盖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为虑也。昔者兵赋之法大坏，而天下之武备虚矣。然而智者一出，则兵有府，府有帅，帅有统。唐尝以六十万之众田于近辅之郊，当四方有事时，长戈利戟，奋然而直往，及其无事，则偃兵以就农。故天下之言武备者，必先府兵。今以数十万之众，宿于燕、秦、晋、魏之地，半天下之赋，长毂巨轴，逆险溯波而上，不足以给奉养；重商贾之利，出内帑之金，不足以佐费用。无事之时，顾且如此，一旦有事，则重以四方之兵，倍数而益之，岂惟费广，而坐饲之骄，不足以临敌也。
臣深闻之先师章文懿公懋，懋至金陵时，犹及见国初人，道遇白须眉，辄下马问遗事，有告之曰：「太祖最留意屯田，尝曰：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废百姓一粒米。每以远田三亩易城外民田一亩，为屯田不足，则移数卫于江北。」今江浦、六合诸屯是已。其法每一军拨田三十六亩，岁收一十八石为子粒，除与月粮岁十二石，闰加一石，余六石上仓。其分番宿卫上直并打差应役一应军人，于数内支给口粮，又余以充仓廒之费。行之数年，仓廒苫盖完备，而储偫丰足。自后屯田悉为势豪所侵，其法渐废，而江北诸屯荒芜者亦多。今制，
民出力以养军，军出力以卫民，二分而后两弊。沿边诸镇，则岁运府藏以给之，骄兵债帅，天下之民有不胜其困矣。今日之屯田，恐不可不讲也。朱仲晦应诏封事略
今将帅之选，率皆膏粱𫘤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物望素轻，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以偿债负。债负既足，则又别生希望，愈肆诛求。盖上所以奉权贵而求升擢，下所以饰子女而快己私，皆于此乎取之。至于招收简阅，训习抚摩，凡军中之急务，往往皆不暇及。军士既已困于刻剥，苦于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见优异，无能者或反见亲宠，怨怒郁积，无所伸诉。平时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缓急，何由可恃？张齐贤谏北征略
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所谓择卒未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且戎狄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
臣深始至山西，巡行忻、代之间，因得以访问三关事宜，若诸边守，此上策也。但所谓边吏扰致之，今则不然。今日之弊，乃在报功耳。当大举入寇之时，边将尽皆束手无策，败衄则朝廷任其害；寇既出境，乃要利铲截，幸得疲罢之余者数级，则以奏捷要赏也。苏辙上神宗书略
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以人子之爱其亲，推而上之，至于其祖，由祖而上，至于百世，宜无所不爱；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苟推其无穷之心，则百世之外，无非庙而后为称也。圣人知其不可，故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春秋之祭不与。莫贵于天子，莫尊于天子之祖，而庙不加于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独至于宗室而不然？臣闻三代之间，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者。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于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于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秩禄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于近郡，官为庐舍而廪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诸隘陋，戚戚而无以为乐，甚非计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问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于是疏属王者，悉降为公。夫自王以为公，非人情之所乐也，而犹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虽有内外之异，宜无所怨者。然臣观朝廷之议，未尝敢有及此，何也？以宗室之亲，而布之于四方，惧其启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变也。臣切以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锢，齿于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数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刘氏、项氏与司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为国者，苟失其道，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苟无其衅，虽宗室谁敢觊者？惟荡然与之无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汉、唐之故，此亦去冗费之一端也。
臣深谨案：王安石当熙、丰之间，亦尝裁减宋宗室。一时宗学诸生拥马，为之大𬮢。安石立马从容谕之曰：「譬如祖宗，亲尽而祧，何况贤辈？」宗室并服其言而退。斯亦天下之公议也，固当不以人废。马端临封建叙略：
列侯不世袭，始于唐，亲王不世袭，始于宋。又曰：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己私。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己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非如后世分疆书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灭六国，再传而灭。西汉之初，剿灭异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周虽大封，未闻成、康而后复，畏文、武之族逼，而必欲夷灭之，以建置己之子孙也。汉、魏而下，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贾让治河奏略：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盖隄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隄，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隄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今隄防𬯅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民当水冲者，泛滥自定。今濒河十郡，治隄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亦救败术也。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隰，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隄吏卒，一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隄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隄，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臣深谨案河事要领，无过于此奏，故采其尤得要领者著于篇。但古今所不同者，让论自东北入海故为顺，今日则障之南行入海故为逆，以本朝定鼎燕都，护运道故也。臣家江河下流，盖尝睹其入海之处，江流视河尤盛，然江害少而河患多，何也？大抵水分则力微，并则势悍，力微则为利，势悍则滋害。又河流或断而江流常行，断则易淤而浅，行则顺利而深，其所达滞固然也。况江源出峡，则洞庭、彭蠡为之潴，科坎既明，流止有制，是故江患尝少。河出洛阳，行梁宋间，土既疏而无所游泊，并夷夏数十百之水而纵其所如，安保其不为害也哉？今日治河次第，固自有所以，让之论为不疏矣。马端临户口序略
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扞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知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繁，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家之盛衰。高锡劝农论略：
「劝农者，古典也，在于知其病而去之。夫农之病者，由制度隳也。制度隳，则下得以僭上，是故宫室无常规，服玩无常色，器用无常宜，饮食无常味。四者偕作，于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浇诡骋焉。业专于是，货易于是者，利甚厚于农矣。凡民之情所急者，利于今之农，其利甚寡。农家之利，田与桑也。田桑之所出者谷帛。夫以垦之，妇以蚕之，力竭气衰，方见谷帛。谷帛之价，轻重不常。农家出则其价轻，入则其价重，轻重之弊，起于时也。时底于稔，故有轻而出；时遇于凶，故有重而入。稔既轻出，凶又重入，敢言利乎？且务奇伎淫巧，浮薄浇诡，皆坐而获利焉，谁肯勤于农哉？若欲勤农，先思举制。制度举，则下无以僭上。上之宫室，下不得宅焉；上之服色，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下不得举焉；上之饮食，下不得荐焉。则奇伎淫巧、浮薄浇诡者尽息矣，农不劝而自劝也。」
臣深谨案：锡所论著，颇尽伤农害农之故，然于国家劝农之法制疏矣。采其要者如此。苏轼徐州上书略
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彭城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众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雎于徐，朝廷亦不能下。岂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臣深谨案：宋都汴，故彭城为左臂。子瞻徐州形势为宋论也，亦甚明切。我朝都燕，则徐州形势所系尤大。盖以百物所输，多从南上，今日之喉襟也。惜乎子瞻自守之策居多，犹未尽彭城之利害也。
俨山外集卷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