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深撰。

史通会要下

丛篇一。

夫爱憎之情忘,而后是非之论定,故史必修于异代,岂曰才难而已乎?尧典述德,标以虞书,此圣人之志也。重华协帝,毋亦身亲笔削与?禹贡,夏后之书也。或曰伯益所记云。

书之二典,不独记其事,并与其深微之意传之,盖当时执笔皆圣人之徒也。又曰:「古之良史,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徧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并曾巩文: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系月,属辞比事,君举必书,用存有法;书而不法,是谓空言,盖褒贬之重慎也。」苏颋文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诗大序:「国史之兴,将明得失。使一代之典,焕然可观。」温峤表:

「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职也。」李翱文:

「夫天之生人也,有贤有不肖。若乃其恶可以戒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亡得而称焉,是谁之过与?」盖史官之责也。

史之为义也,不隐恶,不虚美。美者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

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阐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

自古置史官书事,以明鉴戒。人君但为善事,不患史官不书;若所为错忤,史官纵不书,天下之人书之。因大臣之除罢,而识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机,因政事之因革,而识取士养民治军理财之方。陈君举文

别统系以明大一统之义,表岁年以仿首时之体,辨名号以正名,纪即位改元以正始,书尊立崩葬以叙始终,书篡弑废徙以讨乱贼,书祭祀以著吉礼之得失,书行幸田狩以著巡游之荒怠,书恩泽制诏以著命令之美恶,书朝会聘问以著宾礼之是非,书封拜黜罢以见赏罚之当否,书征伐战攻以志用兵之正伪,书人事以寓予夺,书灾祥以垂劝戒。丛篇二

书法之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书不实录三也,赏罚不中四也,文不胜质五也。袁崧文

史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刘知几

史之叙事也,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古之国史,异闻则书

国史,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

史之为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阙。

夫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虽然,存大体而已。若录及细碎,如宋孝王、王劭之徒,专言鄙事,讦以为直,吾无取焉。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

史以好善为主,嫉恶次之。子长、孟坚,史之好善者也;南史、董狐,史之嫉恶者也;兼此二长,而重之以文,其惟左氏乎?

史官掌修国史。凡天地日月之详,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兴废之政,皆本起居。

夫记事之体,欲简而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都损,二者皆过也。

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阙书,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寡,失其折衷矣。张世伟著马班优劣论,以为「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非通论也。」

史氏所书,以正为主。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费矣。

史论立言,理当雅正。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名曰资治通鉴纲目。粤自纪传创兴,而编年之法废;细大不捐,猥琐不纲,而策书之法废。是非去取,由其一隅之见,不能不谬于圣人,而惩劝之法又废矣。丛篇三。

夫饰言为文,编文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鴈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

史之为道,以古传今,非以今博古也。如春秋诸国赋诗,左氏惟录其篇名,史、汉语在某传是已。史、汉作传,多以品类相从。如韩非老子,以其著书俱有子名;董卓、袁绍,并生汉末,各称英雄耳。

庄青翟、刘舍,位登丞相,而班史无录。姜诗、赵壹,身止掾吏,而谢书有传。后之修史者不然,位官通显,必为操笔,其立传也,止具官历赠典,若斯而已乎?

司马史记、子云太玄,皆成一家言,传之以传世可也。至于短编小说,多载传中,甚矣其烦也。若梁孝元撰同姓名人录一卷是已。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当时风行,颇去淫丽。若夫矫枉过正多矣。故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繁云。

汉武帝怒司马迁议已收景、武二纪,自毁之。

司马相如传,子长录其自叙,孟坚因之。宋书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皆孝武自造,而叙事多虚。

夫晋、宋以前,帝王传授,始自锡命,终于登极,其有笺疏诏策,并皆伪饰,然款曲频烦,犹云备其文物也。若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作史者固宜削之以见例也。丛篇四

史才不其难乎?班固之议司马迁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傅玄之议固曰:「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刘知几之议王孙令狐曰:「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外夷而陋华夏。」君子皆不以为过。惟新唐书成,表进有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损于旧。」议者谓欧、宋之失,正坐于此。元人之进宋史表曰:「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宋之国是,实符斯言。我朝丘文庄公濬拟题于国学,作进元史表云:「非无一善之可称,终是三纲之不正。」闻者亦快之。丛篇五。

监修国史。监者,总领之义。明立科条,各当任使,则人思自勉,书可立成矣。

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左氏、司马氏,故能垂诸不朽。

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而制作始可议矣。是以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非过也。

唐修晋、隋二史,仍用众手,志则李淳风、于志宁,纪、传则颜师古孔颖达,然用当其才,不失所长。

宋修唐书,欧阳文忠则表、志,宋景文公则纪、传,各出姓名,以示撰述有工拙焉。五代史成于一人之手,欧阳可以上踵班、马矣。

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为荀、袁,家自为政、骏,每记事敷言,则阁笔相视,含毫不发,头白可期,汗青无日。丛篇六。

史官善恶必书,使骄臣贼子惧,此权顾轻哉!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乃视如浮云耳。

司马迁气本好奇,复因论事遭刑,意多愤激,故葛洪论之曰:「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论者又谓武帝表章儒术,而海内凋弊,反不若文景之恭俭,其先黄老而后六经以此。武帝刻深,群臣多诛,顾当刑者得以货免,其羞贫贱者以此。其进奸雄者,盖叹时无鲁朱家能脱己于祸耳。李方叔谓之用意深远,此类是已。

陈寿尝为诸葛亮书佐,得挞百下,其父亦为亮所髡,故蜀志多诬妄云。

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陈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翁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

魏收性憎胜己,喜念旧恶,名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尚书令杨遵,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世号「秽史」。收初得杨休之助,因谢曰:「无以报德,当为卿作佳传。」又纳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而增其善。前后伏诉者百余人,赖仆射杨素、高德正而解。宋朝有朱墨史丛篇七。

司马文正公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小人欲中伤之,乃倡为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

柳子厚曰:「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

刘知几曰:「史曹崇扃峻宇,深附九重,虽地处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养拙,可以藏愚。或终年卒岁,竟无删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辄不自揆,轻弄笔端,而人莫之见也。绣衣、直指所不能绳,强项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也。」

丘文庄公濬之论史官,其略曰:「天下不可一日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唐、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我朝法制,可谓简要矣。然是职也,是非之权衡,公议之所系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徯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足为一代之良史矣。」深又尝闻之王文恪公鏊曰:「台谏者,一时之公论;史官者,万世之公论也。」并名言云。

俨山外集卷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