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陆深撰
续停骖录中
宋章楶知渭州，请城葫芦河川以逼夏，朝廷许之。遂合熙河、秦凤、环庆、鄜延四路之师，阳缮他砦数十以示怯，而阴具版筑守战之备。筑二砦于石门峡江口好水川之阴。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灵平砦。章惇因请绝夏人岁赐，而命沿边相继筑城于要害，进拓境土凡五十余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顺，御戎之法，此为上策。予意今河套之地，仿而为之，宜无不可。如辽东二十五卫之设，当为永利。若先城花马池，以次或可修举也。
石城满四，名俊，人以「满四」呼之。其先元末有满氏巴勒丹者，雄长西陲，国初款附。太祖高皇帝斥平凉、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隶版图，以骑射猎逐为利，号满家营。生聚日蕃，有众数千人。成化元年，遂据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沟，极险固。俊以火四、火能为腹心，马冀、南斗为股肱，要格、保格为爪牙，满能、满玉为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帅府事」铜印，以是部署帐下而反，势甚猖獗。命都御史项公忠、马公文升讨平之。马自有记。
地网吴璘作于天水、长道二县之间，于平地凿渠，每渠八尺，深丈余，连绵不断，如布网然，以碍敌骑，亦能制胜。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谈兵，尝与余议以铁作三矛钻刺地，如锸散列，以陷马足，予为名之曰土钻。
少林寺有达磨面壁庵，壁上有达磨身影透入，人有屡磨之不能去。宋仁宗尝作一赞云：「坤之上，乾之下，中间一宝难酬价。十万里来作证明，面壁九年不说话。如何赞，如何画，一回提起一回怕。」此金丹之说，不知仁宗御制耶？抑代言也。
萧齐衡阳王钧好学，尝细书五经置巾箱中，谓之「巾箱五经」。宋博学宏辞科，许士子持书入试，故巾箱板行，其书甚多。巾箱盖始于六朝。
道乡先生邹志完叙迁上表有云：「昏昏瘴雾，信为提耳之师；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古人所谓经患益能遭蹶得便者，意盖如此。虽然，苟非践此实境，终为未能深知。苏东坡有表云：「尝对便殿，亲闻德音，似蒙圣知，不在人后。而狂狷妄发，上负恩私。既有司皆以为可诛，虽明主不得而独赦，一从吏议，坐废五年。」又云：「受性刚褊，赋命奇穷，既获罪于天，又无助于下。怨仇交积，罪恶横生。」群言或起于爱憎，孤忠遂陷于疑似。中虽无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独赐保全，则臣之微生，岂有今日？此语使他人闻之，或未知其工也。惟予读之，则有悲喜交集者矣。古人谓不行万里道，不读万卷书，看不得杜诗，有以哉！洮河绿石，出洮州卫上关西与西番接境。唐以来名人多采之以制砚。宋失其地，故士夫尤贵重之。色有浅深，体有老嫩，猿头斑、瓜皮黄、蚤子纹者为佳，雪花无景者不足贵。今泯州亦产砚石，似一类云。
清明前三日谓之寒食节，天下皆然。其事出于介子推，山西尤重。王恽有诗云：「晋人熟食一月节，店舍无烟灶厨冷。」
山西三关比诸边为弱，一被寇患，当事者皆甘心得罪，势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为山，植榆为塞，因地形制险，最为上策。近有栽柳之法，尤便易于榆。按：古人之成法，可用于三边者，若赵充国之屯田，李牧用军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赵奢为将，所得赏赐尽与军吏；魏尚守云中，出私养钱以享宾客，军吏皆要策也。夫谓之宾客，所该甚广，凡游说探谍之人皆是。宋田锡亦谓厚赐将帅，使之赏用，足充供亿。若在今日，能使将帅不克减军士，抑亦可矣。
唐武后崩，将合葬乾陵，给事中严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则卑者不得入。」又曰：「合葬非古也，汉世皇后别起陵墓，魏晋始合。」又曰：「葬得其所，则神安而后嗣昌，失其宜，则神危而后嗣损。」又以汉祚长而魏、晋短，乃合葬之验。其言颇流于术家，至谓使神有知，无所不通，若其无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气，上为列星，乃为至论。
沉香出林邑，土人破断之，积以岁年，朽烂而心节独在，置水中则沉，故曰沉香。不沉者曰𣘷香，乃是一种木耳。
金钢钻可以刻玉，其质类水晶而色微黄，出西域，土人于鸟粪中得之，生极高峰峦，鹰鹞之属打食于上，遂吞而复出，其大者极难得。一云生百丈水底盘石上，如钟乳，扶南人没水取之，竟日乃得。二说未知孰是。云畏羚羊角则同。
火浣布出西域，火鼠毛织之。一云涨海中有燃火洲，其上有树生火中，土人剥取其皮，纺作布，若垢污，投火中烧之，复精洁。余尝得方寸，作白色，乃蕉麻之类，疑后说近之。又南海中有彀焚洲，有兽名狯□，状如水獭，其头身及他处了无毛，惟从鼻上竟脊至尾，广寸许，有毛青色，长三四分。土人捕得之，投烈火中，薪尽而此兽不伤。见抱朴子，岂火鼠类耶？
吕申公晦叔当国时，尝籍记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当行已行条目，谓之掌记。闻之前辈云：我朝杨文贞公士奇当国时，亦有手折子，书知府已上名姓，怀之袖中，暇即展阅。
李邕，字泰和，江都人，仕至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杜子美所指「李邕欣识面」者，即其人也。其父名善，注文选。文选有五臣者，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并李善为六臣，皆唐人也。意当时奉旨注释，故称臣唐。又有中散大夫李邕，撰金谷园记者，不知即一人否耶？
予昨记后唐明宗与我太祖加耗以为仁政。按周世宗显德中，每石与耗一斗，此出之于官，以资转运，非谓取之于民也。胡致堂论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尝为耗用，直多取以实仓廪耳。又谓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当与而未尝与者，漕耗是也。」其意善矣。我太宗定鼎燕都，转漕江南，较之汴宋，其费宜倍。今运军给耗，每石已至三斗余，而漕政疲弊，盖有两端：京通交纳，监督者太多；运官部领，刻剥者至巧。东坡知扬州，上言谓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流通，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富庶。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运之一利也。司马温公救荒疏谓：「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胜于官粥赈济多矣。
朱文公为浙东提举时，与丞相王季海书曰：「今上自执政，下及庶僚，内而侍从，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结附托而得。明公不此之爱，而顾爱此迪功、文学、承信、校尉十数人之赏，以为重惜名器之计，愚亦不知其何说也。大抵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旨之计。此其自谋，可谓尽矣。然自旁观论之，则亦可谓不思之甚也。」吁！可谓危言矣。当时犹能容之，季海殆未易及也。
苏黄门古史序曰：「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晦翁极叹服之，以为非子长所及。」东坡范文正公集序亦曰：「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如火之热，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其言如出一辙。若其名理，则当以水之湿为胜。世有温泉、汤泉，寒固不足以尽水也。
林竹溪论欧、曾、老苏、东坡所以绝出于唐以后者，以其词必己出，不蹈袭前人而又自然也。蹈袭者，非剽窃言语，但体制相类，笔力相似，皆是也。斯言甚足以救今日之弊。刘原父尝谓欧九不甚读书，欧阳公亦谓原父文章未佳。古人各以其短相箴规，其长自见耳，非后世相倾之谓。尝读原父所行修书制词，可谓高出一代。相传食顷草九制，各得其体，岂独长于此耶？
宋朝王氏文章之盛，出于一时者，临川王安石介甫、王安礼和甫、王安国平甫、介甫之子雱元泽、侯官王回深父、王向子直、王冏容季，皆一家。又有扬州王令逢原，并称大家。又有王巩定国、王诜晋卿、王无咎补之。稍后有王适子立，苏颍滨壻也。
自古典籍废兴，隋牛弘谓仲尼之后凡有五厄，大约谓秦火为一厄，王莽之乱为一厄，汉末为一厄，永嘉南渡为一厄，周师入郢为一厄。虽然，经史具存，与孔壁、汲冢之复出，见于刘向父子之所辑略者，为书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孔氏之旧，盖未尝亡也。至隋嘉则殿，乃有书三十七万卷，可谓富矣。柳顾言等之所校定，才七万七千余卷，则是重复猥杂，张其数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时，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万余卷，尚有重本，则传世之书，惟存旧数而已。散亡之极，犹不失万卷。唐世分为四库，开元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晋所增与释、老之编杂出其间，亦不过三万余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乱后，备加搜采，而四库之书复完。黄巢之祸，两京荡然。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自后削平诸国，尽收图籍，重以购募。太平兴国初，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固半实尔。庆历崇文总目之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顾有不及，参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书耶？洪容斋谓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十亡八九，而姚铉所类文集亦多不存，因以为叹。然经、史、子、集之旧，宋亦未尝阙焉。宣和访求，一日之内，三诏并下，四方奇书由此间出，见于著录者，溢出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馆阁。高宗渡江，书籍散逸，加意访求，淳熙间，类次见书，凡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数虽过于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绍定之灾，而书复阙矣。元氏亦有储蓄。至我朝文献日新，今秘阁所有者，多宋、元之旧，间有手抄。予初入馆时，见所蓄甚富，若文苑英华，大书尚有数部。正德间，梁厚斋在内阁，援用监生入官，始以校正为名，而官书乃大散逸于外矣。为之浩叹，因记历代故实于左。萧何入秦，收图籍。
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藏之秘府。
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成帝使谒者陈农求天下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等校定。每一书毕，向辄条其篇目，据其指意，录而奏之。光武中兴，日不暇给，而入洛之书二千余两。后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
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树之学门。
魏道武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疋，校写既定，本即归主。炀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贮书，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玄宗幸东都，议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岁给纸墨、笔材。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
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
明宗长兴中，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后汉乾祐中，礼部郎司徒调请开献书之路，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亡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秩。
周世宗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民间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校雠刊正，令于卷末著其名衔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
太宗太平兴国初，搆崇文院以藏书，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库，为史馆书库，谓之「六库」。九年，又诏以馆阁所阙书，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
仁宗嘉祐中，诏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官。
神宗熙宁中，成都府进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阁所无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
徽宗宣和中，诏令郡县谕旨访求秘书，许士民以家藏书所在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𮤲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给还。于是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五卷，李东一百六十卷，皆系阙遗。诏赐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又取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后所进书数稍多。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
高宗渡江，献书有赏，故官家藏，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又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优赏。又复置补写所，令秘书省提举，掌求遗书，定献书赏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
我太祖高皇帝于至正丙午秋，命求遗书。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𠡠翰林院：「凡南京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牛弘购求遗书，刘炫遂造伪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
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后事觉，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烧诗、书、百家语。
按秦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说者谓易以卜筮传，若医药，惟素、难最古，其次本草，虽称黄帝，然皆汉人以后之书，不知先秦所遗者，今果何书耶？
俨山外集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