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續錄序
增補二孟小引
《反身錄》刊布問世矣，茲錄《二孟》之所待增者為一冊。蓋在昔丙寅之歲，敬綠此書，草稿初具，而學憲淝水許公索先生未布之書，時即以此請教，蓋意圖就正云耳。不意許公見而悅，謂自孟子揭「求放心」之旨，而千古學問之大要明，今先生以「反身」之旨，揭讀書綱領，其功上繼孟子，可以無愧。遂不謀而授梓行世，意良美矣。顧原本原屬敬參訂未詳之書，中間未符先生原意者實多，又《二孟錄》尚未竟，抑尤有待增補而未及增補，為可惜耳。寒士貧生，重翻無力，徒付慨歎，暇日乃綠《二孟》合入之條，另為一帙，藏之篋笥，自今當節口縮腹，冀量聚微貲，他日佐工而續梓焉·乃若全錄待正之刻，則自分終身徒抱鬱抑而已。外又有年來書答一冊，亦手錄成冊，以待他日補入全集云。
門生王心敬百拜識
反身續錄序
《反身錄》舊梓於學憲淝水許公。當時以許公急欲以「反身」之旨風示士林，使知讀書不徒在口耳之末，故不待其綠之完而遽以授梓，甚盛心也。然《二孟》缺然，尚非完書，海內同志惜之，茲芳、藻等僭不自量，校仇《二孟續錄》之條，附梓其後，共成八卷，以公同好。於戲！自聖學不明，學者誦讀《六經》、孔、孟之言，不過為資聞見、博富貴之階梯，論者以為經不燬於秦火，而燬於後儒之誦言忘味。得先生「反身」之說，而孔孟窮經致用之旨始明，則是有《六經》、孔、孟之言，必不可無先生之是說。若曰「反身」二字，不過理學先生家之常談，芳、藻等竊不敢許為知言。
康熙壬午歲二月朔日，韓城門人賈締芳、程伊藻頓首拜誌
反身續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錄
孟子上
梁惠王
七篇之書，言言痛快，豁人心目。君相由之，足以撥亂返治，旋乾轉坤；韋布由之，足以壁立萬仞，守先待後。當時目為迂闊，當時所以不洽；後世誦而弗由，何異「買櫝還珠」。
當時功利成風，人皆隨風而靡，此風不革，則致治無由。孟子目擊斯弊，故一承梁王之問，即極口力辟，急先務也。
此風要自上革，上不好利則源清，源頭一清，流無不清，上下俱清，自然民安國泰，世躋雍熙。若利源不清，比風不革，而欲民安國泰，世躋雍熙，是猶卻步而求前也。善乎，汲黯之對漢武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汲黯之言，豈惟深中漢武之病，實中天下後世學人之通病。當其志學之初，非不浮慕往哲，欲做君子，然大半越做越假，多做不成，隻緣利心未清而內多欲也；雖嘗顧名思義，黽勉為義，而賓義主利，終是有為而為。為術愈工，則為病愈深，饒是遮蓋周密，到要緊時候，不覺本態發露，大喪生平隱微之所，自以為利者，究竟反成大不利。
「利」之一字，毒埒於鴆，鴆一入口便喪命，利一薰心便喪品。
論學於今日，不必談玄說妙，隻革去「利」心，便是真學；絕去「利」源，方是真品。否則徒飾皮毛，病根終在。
《集注》謂孟子「拔本塞源以救弊」，誠哉是言也！繼孟子而為「拔本塞源」之論者，莫暢於姚江王子，其言最為痛切，讀之真堪墮淚，吾人宜揭之座右，觸目警心。
「仁義」曷嘗不「利」，隻患人不「仁義」耳。天子仁義，則天下欽仰，天下欽仰，斯天下隆昌；卿大夫仁義，則朝野欽仰，朝野欽仰，斯爵位隆昌；士庶人仁義，則鄉縣欽仰，鄉縣欽仰，斯身家隆昌。同視惟利是躭、品汙望輕、人所羞齒者，果孰利而孰不利耶？
梁王以「制勝雪恥」為問，孟子答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執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不惟當時乍聆之以為迂，在後世驟讀之，亦未有不以為迂者。然而非迂也。人心為制勝之本，人倫修明，忠義自奮，情所必然，無足疑者。天啟初，邊事告急，遠邇震恐，馮少墟先生時為副院，慨然曰：「此學術不明之禍也！」於是限日率同志、士紳立會講學，千言萬語，總之不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及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言」，當人心崩潰之餘，賴比提撕，激發天下，當十萬師。使天下曉然知有君臣父子之倫，三綱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於折衝，亦孟子「修孝弟忠信」，「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之意也。或曰：「此何時也，而猶講學？」先生曰：「此何時也，而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其父子君臣之義，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正今日要緊第一著也。」或又謂：「方今兵餉不足，不講兵餉而講學何也？」先生笑曰：「試看今日疆土之亡，果兵餉不足乎？抑人心不固乎？大家爭先逃走，以百萬兵餉，徒藉寇兵、齋盜糧，祇是少此一點忠義之心耳。若要提醒此忠義之心，不知當操何術？可見講學誠今日禦敵要著。」由先生斯說觀之，益知孟子之言非迂，而人倫之修，在所不容緩矣。
自《孟子》此章剖析「仁義與利」利害後，復以義、利分別舜、蹤，利非所尚，而仁義非迂，學者類能言之。顧義利公私之間，為端既微，而人心擩染之久，出義入利，勢又甚便，自非有「格物致知」之功，實造乎意誠心正之地，將有利心乘於不自覺，而仁義牽於不能自勝者。故清源拔本之要，在平日實下「居敬窮理」之功。然非有真師友、真識見，則或有毫厘之差，而流害或至千里之謬，故欲「居敬窮理」，又必以講學取友為急也。此理之相因，斷不可易者，乃今之學者，或以為學不必講，甚者以講學為詬病。噫！其亦不思而已。
觀移民移粟之術，不足以致民多，則知吾輩幫補湊泊之學，不足以「明明德」，學不務本，而以德之不明歸咎氣質，是猶王道之不行、「民不加多」而罪歲也。孟子曰：「王無罪歲，則天下之民至。」余亦曰：學無咎氣質，則德明矣。
惠王盡心於移民移粟，在當時亦費許多轉搬安插之術，孟子尚不許其盡心；後世為民父母行政，平日既無先事預防之圖，而臨荒又坐視其死而莫之救，甚者或益之以暴征橫斂，從而追之死亡盜賊之塗，吾不知清夜之間，果何以自安也耶？此又梁惠王之罪人矣！
荒政無奇策，皆不過權宜補救於什一耳；即行之盡善，僅足以救民之死，而不足以贍民之生。故聖賢言治，皆以平日力行王道為要。但在今日，時異勢殊，與古昔作用，必不能盡同。如孟子言王道之始，在重農事、明禁戒；王道之成，在制里田、教樹畜、興學校。今欲力行王道，唯重農、興學二事，今昔不異，其餘則不免於今昔異宜。古法既不能盡行，而王道又不可以苟且粗略而成。吾人讀書論世，正須從此反身，實究出一不乖於時、不悖於古的大經大法，使他日得位行道，不必盡襲成跡，而亦足使民養生喪死如古時；不必盡摹古法，而亦足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如古時，然後為通時變，善讀書也。不然，不達其意而徒古法之泥，縱於前人之言解得明、說得當，究成何濟？
問：古法既不可盡復，王道又不可粗略苟且而成，今欲行之，何施而可？曰：擇吏、重農、輕放、禁暴，其始乎；明禮、正學、興賢，其成乎。得其人則法行，非其人則法廢，責實效、慎保舉，此擇吏之要也。農者，國之本、民之命，勸相有術，而後地無遺利，審其土宜，通其有無，如水利其最要矣；次如種樹、種蔬、種藥之法，必詳必備，則生眾而民富國足矣：比重農之要也。稅斂無藝，則吏緣為奸，究之上之所入無幾，而民之受害無窮，非時不征，額外有禁，則民力寬然有餘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輕斂之要也。汙吏漁民，豪強兼並，奸胥網利，有一於此，皆為民蠹，此禁暴之要也。夫如是，則吾民養生喪死無憾矣，養生喪死無憾，此王道之始也。禮不明則體統陵，體統陵則民志惑。民志惑者，僭奢之端、禍亂之原也。自君後以至庶人，自祭享以至日用飲食，白宮室以至車服器用，貴賤有章，隆殺有等，崇樸尚雅，黜浮去靡，如是則上下志定，而用度節約，民有餘財，國無乏用，而天災人害可無虞矣，此明禮主要也。學術者，人心風尚所關，人才所由出也，無所統一，斯小辯起而害道矣。明孔孟之大義，距異謁之邪說，無妄分門戶，以壞吾道之大全，無徒徇皮膚，以戕聖學之血脈，可大可久，「無黨無偏」，此正學之要也。有治人，無治法，治以賢始，即以賢終，然無所待而興者，其惟聖人乎？其餘則皆俟乎上之振作鼓舞矣，而興學校其首也。其法則《禮記》之說詳，而前朝王文成之說，更為精明可用。慎師儒其次也，其法則宋明道先生上神宗之謊為至要而可行。精選舉、嚴考成，又其次也，其說則《周禮》與《戴記》之言備矣。以至宗族勳戚之學必嚴，武弁侍衛之教必詳，則《大學衍義補》之所條陳，可斟酌而采取矣。教化明則學術端而人心正，人心正則人才蒸蒸然出而不窮，人才眾而天下有不久安長治者乎？此興賢之要也。如是則頒白不負戴，而黎民不饑寒，此王道之成也。人君誠以是道實心行之，公卿大夫誠以是道實心奉行之，吾見三代之治，可復見今日也。若夫井田封建之宜興宜廢，則存乎時與人，區區執一偏之說，以為必宜復、必不可復者，皆非至當之論也。
觀仁民在先去其害民，可見養心，在先去其害心。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其同類相殘也。吾輩同師堯舜，同學孔孟，或以意氣不合而排擠心生，或以學術不契而譏貶妄加。又或不論學脈之真偽偏全，迎合時好，假衛道之公名，為趨時邀名之藉，詆斥正學，訕譏先賢，此真以人食人也，心忍於率獸食人矣。吾黨戒之。
《施仁章》不為孫吳出奇制勝之術，而實為強國雪恥之大本，大本乃謂之經。後世言兵者不此之論，而徒以孫吳權謀變詐之術為經，失其旨矣。故今之《七書》，謂為兵家權謀術數可也，不可以為經。
或問：孟子受梁惠王卑禮厚幣之聘，久處於梁，何以一見新君而恝然即去？先生曰：敬者德之聚，言者心之表。襄王初政，任大投艱，見賓師而容貌辭氣，慢易粗率如此，則其他可知；德器如此，其不足以有為可知矣。不足有為而久留，是干澤也，焉有君子而干澤者乎？比與不受齊萬鍾百鎰同義，未可議也。言畢，因顧心敬曰：容貌辭氣，豈細故哉？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王道本於不忍，聖學本於無欲。外不忍而官治，是雜霸之道，而非王道也；外無欲而言學，是支離之學，而非聖學也。
民有恒產，然後可望其有恒心。故明君將欲興學校以教民，必先有以制民之產；所以然者，衣食足然後可望其知禮義也。後世言治者，動曰「興學校」，卻全不講為民制恒產，不知恒產不制，而責民以恒心，是猶役餒夫負重，驅贏馬致遠，縱勉強一時，究之半途而廢耳。此即以古先聖王教民之法教之，尚不可望其一道德而同風俗，況以後世苟且具文嘗試，而可望其治禮義哉？王道既湮，不特後世無行先王之道者，即求一知治本者，與之言先王之道，亦不可得，可歎也夫！
莊暴
「以小事大」為「畏天」，「以大事小」為「樂天」。今之學者，一無所知能，而傲然自大於先生長者之前，其悖天甚矣！
「樂天」者保天下，學者亦須有此襟度，然後可云萬物一體之學。
或問：如何養此大勇？曰：明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而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則「集義」而生矣。
或問：古者什一而取，國用而外，如何得有留餘，以常施補助之仁？曰：古人凡事皆為民起見，公田之入，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為出。故三年必有一年之餘，九年必有三年之餘。《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言節以制用，大田之入，常留陳以食農民也。曰：今之社倉，得古之意否？曰：古以貢之官者賜之民，社倉以責之民者之民。古者食民，則並其本而給之，社倉則不惟收其本，而並斂其利，其意已與春秋補助、取陳食農之義，天地懸隔矣。且其散之無法，則囷竭廩虛，而遇凶無以用；主之非人，則奸猾邀利，而貧民無實惠，又豈得與古者取陳補不足、助不給之美意良法同乎？曰：常平何如？曰：其意善矣，然非得賢者主之，適成聚斂病民耳。為今之計，古法既不能遽復，必也社倉而兼濟以常平，以常平備儲畜，而使豐凶有備，以社倉歲賑貸，而使農耕有藉。更為之慎擇有司，嚴立條格，以杜胥吏舞文侵漁、富豪乘時射利、奸猾冒名妄食之弊。如是，則民有實惠，而國家亦可賴以無水旱之憂，雖不能無愧於古，亦庶乎善於今之法矣。
講至「從流下而忘反乙四句，先生愴然而歎曰：今之學者，不講於敦本務實之學，而役役於辭賦詩文之場，甚者馳逐乎富貴聲華之域，窮年卒歲，敝精疲神而不知反，吾不知謂之何？小子戒之！
好貨好色，齊王以為病，孟子不惟不以為病，而且進之於王；蓋王道初不外乎人情，七情之發，即聖人不能無，但在得其正、得其公耳。「同民」則得其正而公矣，其於好也何病？後世儒者不達此義，卻遷就其說，謂孟子欲行其道，姑借比引進時君，為信用之機，審如是，是枉道而徇人矣，尚何道之行哉？大抵後世遊談無根之說多類此。
五官、百體、倫物、日用，此吾輩之四境也，一有不治，即為負天地生我之意，與受托而負友、受任而負君同罪。吾輩戒諸。
用賢固在用察，然用察亦非易事。鏡必先明，而後妍媸無能逃其鑒；不然，將有以賢為不賢，以不賢為賢者矣。故人君以「居敬窮理」，稽古親賢為奉務。
為室必求大木，琢玉必使玉人。為治而不務求賢，為學而不務得師，愚亦甚矣。
為政不在地之大小，為學豈限於資之敏鈍；行仁則百里可王，力行則愚柔強明。安燕所以安天下之兵，息機所以靜吾心之妄，異事一理，學者能於此反身而體驗之，其於學也，思過半矣。
公孫丑
聖學明於宋而光於明，其在今日，可謂「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矣。有志者誠能遵而由之，當不待窮搜若素，而會極歸極，信所謂事半功倍也。吾輩當自奮，無自棄。
告子有志心學，隻為不達心體，故差入硬把捉一途去。今之學者茫不知心為何物，見先達言「主靜」亦主靜，至有輕視一切倫理為繁文瑣節，而冥目跏坐於暗室屋漏之中，以為道即在是者，不知此與告子何異？
「至大至剛」，孟子分明將「浩然之氣」形容矣；而先曰「難言」，蓋「難言」非謙辭也，即其言者，特於不可形容中姑強形容之耳。然則吾輩讀古人書，須默會於意言之表，然後見古人立言之心。
「養氣」以「集義」為功，須要明得何者為「義」，如何為「集」，然後可望其生「浩然之」。今之言「集義」者，吾見其義襲而取耳，所以資談柄則有餘，當大任則不足。
工夫不離本體，識得本體，然後可言工夫。今人不識本體，開口言「勿忘」、「勿助」，不知早巳入「助」、「忘」也。以病為藥，宜其服藥而病轉增也。
「助」、「忘」異病而同根，此等病從標末上偏救之，終於撲東生西，須用拔本塞源之劑。
問：如何謂之「善言德行」？曰：青、齊之士善言海，秦、蜀之人善言山，凡夫閱歷身處之久者，其言之也倍親，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顏、閔有德之人，其言德行也，不啻數家珍、辨一二，自一一於血脈上，說得親切的當，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問：孟子「願學孔手」，先生何所願？曰：願竊比於我孟子而已。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學者必有此識見，然後可以論世知人。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此非精義入神者不能。今人無精義入神之功，而好以成跡雌黃古人，多見其不知量也。
「仁」、「榮」，不必大國之畏，然後見其榮，即其同心而俯仰無愧，榮也何如？不仁之辱，不必受侮而後見其辱，即其自反而「怍心汗背」，其辱也何如？
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心生，孺子豈必親於我哉？吾心生機之發，於此自不能已耳。夫「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今人於骨肉之間，往往視如路人，或至視如讎敵，其為滅絕天性，自梏生機甚矣！
「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謂之自賊；謂其君不能，謂之賊君」。今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與堯舜同，與孔孟同，與周程張朱同，而往往謂堯舜不可至，孔孟不可學，周程張朱不可企，吾不知人將謂我何？其亦不思而已。
「恥」之一字，人品、心術、善惡、生死之關。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為人君而有恥，則必恥不為堯舜，恥不為堯舜，則必為堯舜矣；為人臣而有恥，則必恥不為禹、稷、皋、夔，恥不為禹、稷、皋、夔，則必學禹、稷、皋，夔矣；為學而有恥，則必恥不為孔、孟、周、程，恥不為孔、孟、周、程，則必為孔、孟、周、程矣。故有恥則為賢為聖而無不足，一無恥則為愚、為罔、為小人而有餘，恥之所關大矣哉！
天時
古之學者，君就則見，君召則不往見，非是自高其身分，道固如是耳。今之仕進者，囚首跣足，求進乎有司之門，以僥幸於不可必之知遇。嗚呼，其視古之學者，抑何不相侔也！
士必有恥，而後可望其服道德、建功業。故古之時，在上者遇士以禮，以作興其羞惡之心，士亦以道自重，以無虧其羞惡之實，是以居上有功業，在下有禮義。後世場屋待士之法，上之所以求之者，既非所以重之，下之所以自獻者，亦不知所以自重，習以成風，皆莫知反。嗚乎！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士之始進如此，則其平日之服習乎道德可知矣。既不知道德，尚何望其建功立勳，以無負於朝廷之任使哉？噫，弊也甚矣。
不受百鎰、不受萬鍾，非其義一毫不以假借，如孟子者，始可謂財上分明。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辭受者，立身之大節。學者談仁義、服道德，必須有此操守，然後學為真學，品為真品。
孟子論周公之過，不諱其過，而卻於其中指出無過之實，如孟子者，才可謂之論世知人，才可謂之「觀過知仁」。今人論人，不原其心而惟跡之泥，往往於無過中吹毛求疵，其亦異於孟子矣！
古人論人，往往於有過中求無過，今人論人，往往於無過中求有過；古人好成人之美，今人好成人之惡：今古人品、心術之懸絕如此，可歎！可歎！
改過是美事，人卻不喜為；文過是不美事，人卻喜為之：真是不知好歹。
滕文公
人性皆善，吾之性即堯舜之性，故曰「道一」，曰「有為亦若是」，曰「堯舜可為」。此實理實事，今人卻以為孟子故意引進人為善，非真「人皆可為堯舜」也。此等議論見識，不惟不信聖賢，自小其身分，亦且甚壞人心術學問。某見此等，必深辨而痛辟之。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自漢文不學，臨終遺令短喪，以日易月，後世相沿，遂成故事。晉武雖復，而未純復。唯魏孝文毅然不顧盈廷之議，一如古制，與滕君可謂異世同揆，余每讀其批答廷臣之言，未嘗不為之墮淚。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後世喪制，往往以日易月，獨不思父母當時鞠育顧復、懷抱提攜之恩，亦嘗以日易月否？
《禮》「三年之喪」：三年之內，「齊疏之服，飦粥之食」，不禦內，不露齒，不群立，不旅行，不飲酒茹葷，恒處苫茨。後世士庶名為居三年之喪，然多不過衣白三年而已矣。夫居喪而止於衣白，即三十年不難，矧三年乎？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今庠序未嘗不設，學校各處皆有，而教安在哉，不但立身行己之道、濟世安民之務，夢想所不及，即章句文藝之末習、登堂畫卯之故事，亦寥寥無聞。士不皆才，豈士之罪？興言及此，可為太息。
井田之行，古今紛如聚訟，有一輩人謂必可復，有一輩人謂必不可復。夫大冬之可為大夏，萌芽之可為合抱，安在井田之必不可復於後世？然大冬之不能遽為大夏，萌芽之不能遽為合抱，又安在井田之能遽行於今日？兩家各執一偏，而不能相通，宜其牴牾而不合也。即如三代而後，授田之制，唐為近古，然實是緣周隋遺制而緣飾之，以成其制。今謂井田之必不可復，何以於王制久湮之後而唐獨能行之？今謂井田之可以遽復，何以於留心均田之周世宗而終未能行？大率古法無必可復，亦無必不可復，亦視乎其時與人耳。學者論古不時之思，而區區執可不可以為說者，是皆遊談無根之說，非定論也。
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必能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絕學而開太平，乃為「大人之事」，否則終不免於小人之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