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上
梁惠王
孟子，聖賢而豪傑也。學孔於百家並興之日，倡道於千戈殺伐之世，氣魄作用，挺特宏毅，遏人欲於橫流，援天下於既溺，論者謂功不在禹下，吾無閑然。
莊暴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所行本於所學。幼而學的是仁義，則壯而所行無非仁義；幼而學的是功利，則壯而所行無非功利：猶種稻生稻，種稗生稗，未有所種是稗，而出土發苗得以戍稻者。即或仁義性成，不耽功利，而學昧通方，誤竭心思，或學詩辭，或學文翰，或學字畫，或學清虛，止一修己治人之道，經世宰物之務，反茫不之究；一當事任，心長才短，空疏鮮實，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樹立無聞，可恥孰甚。須是力矯斯弊，務為有用之學。凡治體所關，一一練習有素，所學必求可行，所行必合所學，致君澤民，有補於世。比方是幼學壯行，不虛此生。
禮賢下士，人君之美。臧倉不能成君之美，詆孟子以「沮君」，究竟何損孟子？徒貽萬世唾罵耳，所謂小人枉做了小人。
諺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況遇合乎？故遇與不遇，此中大有機緣，不可強也。君子亦唯安命聽天而已，夫何容心於其間哉？
公孫丑
論事功則子路不及管仲，論品地則管仲不及子路。然事功係乎所遇，品地存乎生平，苟生平品地不足，縱功蓋天下，終是無本之經濟，君子弗貴也。
一匡九合，經濟非不可觀，功烈非不卓然，而曾西卑之者，以其不從心地做出，經濟無本故也。王霸之分，分於此。
「曾西艴然」於管仲之比，宛然仲尼之徒，羞稱五霸氣象，士君子須有此識趣，方不隨俗馳逐，汨沒紅塵。
學以「不動心」為主，學未至於不動心，是學未得力，算不得學。「集義」、「養氣」，乙，乃不動心工夫，從此而入，方可馴致。
言語動作一有失宜，便非義，便非所以「養氣」，便足以動其心。
心本虛明，一言一動，是非可否，一毫不能自蔽，行有不慊於心，安得不餒？須是依心而行，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是則俯仰無愧，氣自浩，心自慊，何動之有？
孟子願學孔子，此孟子之所以為孟子。吾人日讀孔子之書而不能以孔子為法，買櫝還珠，真是自棄。近世來瞿塘先生讀書之初，即書「願學孔子」四字於臂。吾人讀書一生，言及學孔，輒逡巡畏縮而不敢當，上愧孟子，下慚瞿塘，悠悠歲月，此何人哉！先儒謂：「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又云：「個個人心有仲尼。」斯言非欺，願共勉旃。
孟子謂人無「四端」「非人也」，吾儕試反己自察，每日應事接物，於此四者有耶，無耶？有則是人，無則非人；人而非人，名人實禽。念及於此，凜然寒心。
「四端」吾所本有，本有而不能全其所有，情移境奪，乍起乍滅故也；不為情移，不為境奪，才算是人。
乍起乍滅，皆綠本體昏昧，日用不知，知則中恒炯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應，隨應隨覺，隨覺隨擴，日新又新，自不能已。
「端」雖有四，全在一知。知苟不昧，四自不失。聖如大禹，一「聞善言則拜」，吾人尤當何如？
禹「拜善言」尚矣，姑以近代先儒言之，近溪先生位尊德邵，猶參訪不倦，片言足取，雖隸卒下賤，無不稽首以謝。即此一念，虛衝造詣，安得不深，所以為世大儒。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輒自以為足，不復求益，視先生為何如耶？
伯夷之清固近「隘」，吾人苟能學其清，而不同流合汙，雖「隘」亦不害其為賢。若因孟子說「隘」，立身之初，便先從不隘處做去，鮮不流於鄉願。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祇此二語，說盡保障之要、致勝之機，比兵法之本也，古今許多兵書，得此可以總括。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操；撥亂返洽以輔世，惠鮮懷保以長民，士君子不可無此德業。苟處而不能忘情富貴，出而無補世道生民，無志無德，碌碌庸人而已，何足為世有無也。
「不可召之臣」，伊呂而後唯諸葛武侯庶幾此風，故士必自重，而後為人所重。
「受饋」一節，生平大閑所關，孟子於列國之饋，或受或不受，惟義所在。若義不當受而受，一時苟得，生平掃地，可不慎乎？
讀聖賢書而不能以之自律，惟藉以市名罔利，與「登壟斷」何異？陷其身為賤丈夫而不知，悲夫！
滕文公
人性本善，孟子「道性善」，道其所本然而已。聖如堯舜，亦不過率性而行，不失其本然而已矣，於本然之外有所增加也。人能率性而行，不失本然，人皆可以為堯舜。
「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心發現處。良心郎善也，非由學而然，非擬議而然，非性善而何？故「性善」之旨明，而千聖之統明矣，所以開萬世之蒙，而定萬世論性之準者，端在於斯。周、程、張、朱相繼闡繹，顧涇陽《小心齋合唱記》、馮少墟《辨學錄》拳拳申明，至當歸一，確不可易。學人誠潛心從事，然後知告子「無善無不善」及荀、楊、韓一偏之見，俱屬夢說。
「夫道一而已矣」，豈有二乎？聖賢同性，今古一揆。若以堯舜為不可企及，是以己性為不可企及，可乎？然道雖一，而古今之言道者則不一，不高之而虛寂，則卑之而支離，非不各自以為道，而道其所道，非大中至正、人人共由之道也。協而同之，務歸中正，不離日用，即性即道，使道脈一而率由同，是在有心世道、主持名教之大君子。
「成覸」節宜大書座右，出入觀省，以鼓昏惰。
滕文公當喪禮久廢之餘，獨盡大事，定為三年之喪，其父兄百官假先志以沮之而弗聽，可謂賢矣。可見親喪在所自盡，徇不得流俗。豈止親喪，凡百皆然。
致治由於人才，人才出於學校，學校本於師儒，是師儒為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亂之關。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洽，此探本至論。
昔胡安定之教授湖庠也，當詞藝成風之際，獨以「明體適用」為倡，諸生被其教者，莫不成德達材，可為世用。曹月川為霍庠學正，以躬行為教，提誨終日，寒暑弗輟，言動步趨，皆有準繩。海剛峰教諭南平，著論云：「抱關擊柝，皆有常職，而教官一職，尤人才所由造，世運所由理。自教職之義不明，人多以為貧而仕當之，以故居此官者，率多齷齪，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俞，所從來矣。」於是以師道自任，嚴課程，勤訓迪，士習不變。張綠汀署諭華陰，教法嚴而造就有等，約束諸生，不得衣服華美，不得出入酒肆，不得輕履公門，不得宴飲用妓，收攝防戒，纖細必備，士風為之改觀。使居是任者，咸若四先生，庠序方不徒設，明倫堂方不寂寞，善人何患不多，人才何患不盛，天下何患不治。
天生民而立之司牧，原以為民也，故民事不可不急；而民事之急，莫急於制民之莊。頗今時非同古時，田各有主，難以井授，雖欲區畫，其道無由。板腐書生慕古而不知變通，好執迂闊之見，動言井田可復，亦祇可私下弄筆，復之紙上，隔壁間聽而已；若實見之施行，地方從此多事，其禍更甚於王荊公之行新法。要在順時定制，相勢酌行，除漢人限田法稍可通融及導民開荒外，惟有就民所有之田，逐一清均，以正其經界，為可盡心。蓋窮人產去稅存，豪猾隱糧滅籍，或詭寄親鄰佃僕，混賴推挪，細人寄糧於有力之家以避差徭，猾書受賂飛灑，貽民賠累，致貧者益貧。剔釐之法，莫詳於呂新吾《民務》，仿而行之，宿弊可革。然此事全在得人，誠得公明廉幹之人以任其事，奸猾方無以容其詭，豪右不敢撓其法，否則無益實際，徒滋煩擾。
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余亦云：逸居而不學，則近於禽獸。
有風化之責者，誠講理學以淑士，講鄉約以淑民，勞來匡直，輔翼振德，如是而士不礪操，民不興行，吾不信也。
陳代「枉尺直尋」之喻，亦猶流俗暫且從權之見，卻不知出處一苟，大節便虧，廉恥掃地，「直尋」何補？士人顧名節，國家方有好風俗。
士人有真操守，自然有真事業；若操守不真，則其事業可知。伊、傅、呂、葛一出，而事業卓越不群，良由未出之先，操守卓然不苟。
「廣居」、「正位」、「大道」，乃吾人性分之所自有，能居、能立而見之於行，則見大心泰，區區「富貴」、「貧賤」、「威武」，自不足以動其中。
須是真不為富貴所淫，貧賤所移，威武所屈，方是大丈夫、好男子，否則男子而妾婦，有愧須眉。程子詩「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當時吟之以自勵。
守先王之道而講明之，使知之者眾，行之者廣，既有裨於當時，正人一脈，繩繩不斷，又有裨於後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事功之大，孰大於此？若以此為迂，則其所不迂者可知矣。
聖賢辨學，全為正人心。
人心不正，由於學術不正，生心害政，烈於洪水猛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正所以正學術以正人心。
戰國時，人心之害在楊墨，故孟子從而辟之。漢唐以來，人心之害在佛老，故程朱從而辨之。至象山先生則云：「孟子辟楊墨，吾辟時文。」而辛復元先生亦云：「正人心須從人心之壞處救，方是灶底抽薪。而今救亂，不必辨陽墨、斥佛老，惟是記誦詞章、富貴利達為之祟；從此清理，可得治平上策。」按陸、辛此說，亦所以因時救弊，不得已也，有心斯世者，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