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人愚人聪明人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
这似乎是反话，却亦有正面的意思，所谓“正言若反”也，所以下面接着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于大顺”。太史公亦说，“老子深远矣”。这两个字是大有来历的。
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夫子的愚民政策，其实不然。更有人故意这样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有像笑话里所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趣味，殊非说经之体，更可不必了。这老牌《论语》的意思本来很明白的，所谓“不可使知之”者，乃无法使他们知或知得透彻，却非不要或不许他们知也。但老子愚民之意实较仲尼孔氏大为明显。他总不会怕人家骂他“落伍”“开倒车”或“为统治阶级绘蓝图”，——却有一层：在“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前进之局，即使会趋于幻灭之壑，这倒车开得成否大是问题，或竟已不成问题，吾恐这犹龙的老子生今之世，亦没得啥说的。
古代社会里似乎包括着三种人，不能以职业分。第一是智人或哲人，如孔老释迦及其徒众。第二，愚人即老百姓。这似为两个极端，却互相接近的，所以古书上每以“圣人”与“匹夫匹妇”相提并论，未尝不暗示此意。为什么呢？他们都有所畏，或畏天命，或畏国法，或畏业报，如所谓“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所畏虽不同，其有所畏则一也。既有所畏，即有所不为。这有所不为，虽似被动，而自动的有所不为的精神即在这儿扎根。反之则为小人，正如《中庸》上所说，“小人而无忌惮也”。
上边的话未免太头巾气，试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父亲的《小竹里馆吟草》卷七有《京寓书感》一诗：
世事推移卅载中，朝臣遗范溯咸同。束身颇畏清流议，冷官曾无竞进风。生计从容蔬米贱，烽烟安静驿程通。辇书弱冠春明道，曾见开元鹤发翁。
叙说光绪初年京官的情形，赞美得或者稍乐观一点，却有一部分的真实。尤以三四一联动人感慨。中国的士大夫与老百姓向来都在一种规范之下被约束着，这个事实怕不易否认吧。
当然，即在顶专制的国度里，决不缺乏另一型的人。单有上述的两种人，亦不能构成这复杂的社会的。人人都这样规行矩步吗？我们也断不能信古代就是如此的。于是有第三种人。这是聪明人，或自作聪明，自以为我比你聪明的人。依传统的看法，这里面包括着无忌惮的小人。“聪明人”似乎是好名词，“坏人”“小人”多么不受听。但亦只名称的区别而已。
保守的分子把中国拉得直往后退，我们传统的习惯呼为君子，那前进的呢，至少有一部分得了小人的雅号；这和现在流行的意念恰好相反，而且非常别扭。在同一的社会里，关于人们的行为有了互相颠倒的批判标准存在着，应用着未有不大混乱的。我想，这是了解中国的实情重要关键之一。越批判越糊涂，实不足怪也。
不错！这第三种人正是最解放的，最开明的，在我们这时代里渐渐地增多起来，渐渐地以一面倒的威力压倒这愚智两端，而咱们的教育亦推波助澜，惟恐其消灭之不速，变化的不快也。教育的目的小孩都知为开通民智。民智既然开通，愚人当然减少，不成问题。又因为近代教育图平均的发展，不善天才的培植，趋于标准化，庸俗化；是以圣哲固决不再生，而通人亦稀如麟角。古代所谓智慧与聪明范围本不同，越聪明或者越不智慧哩。记得有位朋友说过，一切的有所知识都属于聪明，只有中间的虚怀，一点是智慧，义虽不必完全，而诚哉是言也。
我们近代的教育——当然是整个儿的文明机构，不仅仅教育如此，大量地制造这些所谓聪明人，似乎国运总该日进无疆一日千里了。为什么反而后退呢？我不能答。莫非还由于这些保守顽固的分子拉着，坠着，连累着吗？我也不知道。我不敢说它的影响为好为歹，但有一点可以明白的：要好，便会很快的好起来；不好，当然，很快的变坏，如人患了急性的疾病一般。为什么这理容易明白呢？譬如一物，由许多分子构成的，那些保守的人我们叫他惰性分子，那些聪明人我们叫他急性的或活跃分子，惰性的分子，无论做啥，都是慢的；急性的，相反。一辆破车让老牛驮着，即使翻车也这样慢慢慢慢的。若快马加鞭，一楚溜便下去了，绝少犹豫之顷，回旋之地也。
恐怕有人诧异我这文章的内容。在这个年头说这样的话，可谓奇绝矣。奇绝不奇绝且不管它。知识的进步，当然“要得”，可惜其他的不跟着走哩。所以这仅仅的知识进步，本来“要得”，却似乎有点“要不得”起来。这里牵涉得太广，下边稍说几句作为收科。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知识也，但欲望则人禽之所同。我们盖无法使我们的欲望向知识看齐。（譬如我说，咱们的欲望比白鼠高一百倍，心理学家会证明这数目字否？）不但此也，另一方面，欲望反而跟着知识发展。以万能的近代知识扇着原始的欲焰，吐射万丈的光芒，来煎熬这人类的命运：这就是近代生活的写真。我引用自己的诗句，“我思古之人，愚者何其多”。诚然哉，古之人，愚者何其多也。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
我的道德谈
道德是人生上第一切要的事；我们日常说话做事，都靠着它指导裁判；它竟是我们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常常改变；每当新旧交替的时候，冲突更觉明显。以中国现在的情形而论，一般人的嘴里尽管念着道德，心里却不很明白新道德旧道德两个字的真正意义，只是感情的误解，因而有所谓新道德旧道德的争论。这虽是交替时代不能免的现象，但社会久滞于过渡状况，一方面阻碍中国的新机，一方面增加人生的苦痛，是很危险的事。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虽然非常困难，而在今日中国却是非常切要。我为这种刺激所迫，就凭着个人一时的感想做这篇论文。我现在不能多读外国书，所以这篇文章定不能满意，定不是道德根本的研究；只希望大家注意，大家讨论；若果将来能够打破这个混沌局面，开出一种急转直下的趋势，便好了。
（一）
现在要说道德问题，应该先明白道德本身是什么？是怎样来的？这都是极重要的事情。必定先要把这两层明白了，立论才有所依据。但这两个问题，都不容易解决；我姑且做个粗浅的答案。
道德本身是什么？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两层相关联的意思：——
一、道德是人类一种广泛同情的实现，就是说道德是爱，也没有什么不可。人类于弱肉强食之外，对于非我之人及动物，另具有一种真挚的情感。所以常有许多事情，即没有强力逼迫着去做，而做了之后，在实际上对于他自己并没有利益，或更有所损，在这种情形下尽可以不做，但他觉得不得不做。或者有许多事情，很可以快他一己的欲念，并没有强力不叫做，也不是他不能做，而心里总觉得不愿意。这类心思，是广泛同情的实现，是人类的灵性，这就是道德的根本。
二、道德是个人一种良心的制裁。有自动的能，方清楚自由的意识，主宰精神肉体两方面的势力。他对于个人自己内心负责任，不肯受外界制限。换言之是从我的意志，判断我的行为，做出一种理性的规范，自己不由的去遵守它。
上边话虽分两层，却互有关联。一个人何以会有良心的制裁呢？不外他有广泛同情的缘故。怎样才能够发挥广泛的同情呢？只有服从自己良心制裁的一法。这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并不是两件事，很容易明白的。
道德是怎样来的？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讲道德和人生的关系。
原来道德之生，乃借人之本能作用去顺应环境，有社会之后，便有共守的定条，这定条就是具体的道德。
道德既然和社会有不可离的关系，社会又是常变的，从此可知道德也是不住的了。要解释这个断案，有两个前提可说。
一、宇宙间没有当住的状态，依科学原理，无论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都有不息的变化；不过变得快的，觉得是动，慢一点便好像静止；其实动静两个字都是假定的名词，不是事实的真相。
二、宇宙没有绝对独立的事物。无论什么东西，虽各自有其独立之地位，可也互有相连之关系。
依据这两个前提，在理论上已足证明常变是道德必然的性质。从（一）讲起来，宇宙间并没有常住的状态；所以道德本体也是不住的变化。从（二）讲起来，宇宙间没有绝对独立的事物；道德既然关联外界，还要顺应一切；所以不得不跟着它变。
就是在事实上面，也很容易看出这种情形。道德本由人造。推想茹毛饮血的时候，与动物生活差得不远，决不懂得什么道德。到后来知识能力都进步了，应四周围的要求，才有道德上的信条。又不知经过了多少年代，然后有对于道德明确之见解组成有条理的思想。假使人类永久保守，道德原不会发生的。因为顺应变化才生出道德观念，它的本身就是不住的；后起之条件自然不容不变。考之历史和现在，它的变化程序并没有停顿（因有特别情形，暂时停止的，不在此限），更可推到将来也是一样。所以从几方面看来，道德的变化，是永久的，是不住的：这是没有疑惑的了。
道德是什么，算已约略表过。现在要问：我们人类为什么要讲道德？例言之，道德对于人生是否必要？我对于人生所以不离开道德的缘故，有两种设想：究竟还是不能呢？还是不可呢？倘若道德观念从人类本性出来，这是所谓不能；那便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虽不必要，我们却没法丢开它。假使道德是人类后来造成的一种规范，因为它能够达到人生向上的志愿，维持世间的安宁，所以我们不愿意离开它；这就叫做不可。这两种设想，很有点不同。据我的判断，还有是后项而非前项。
人为道德而存在呢？道德为人而存在呢？倘如上一说，道德已经超越人生以上。人类受了造物支配，自然而然的发生道德思想，并没有一种目的在里面。这人生所以不离开道德，竟是不能，讲不到什么可不可。若如第二说，道德以人生为范围，以人生之目的为目的。因为它能满足我们的希望，方才有需要。假使违反这种希望，当然把它去掉，另外建设新道德。前一说是宗教家的说话，探之茫茫，索之冥冥；我们还是认定后一说，以为人类所以不丢开道德是不可，不是不能。既然如此，人类所以要讲道德，必先有个目的。这目的就是人生的幸福，但却不是部分的，暂时的；是全体的，永久的。不单是肉体的，是兼包精神的；不是几个人的，是公众的。我们因为认定道德是达到人生最大的希望的惟一方法，所以要竭力讲究它，遵守它。那些与我们目的相反的伪道德，便该加以破坏。这是人人都懂的，是都该懂的。
人生以幸福为目的，所以道德的作用只是有意识的向善。所谓善者，必须以意识做引导。虽貌似善事，而实无意识可言的，总不在善的范围之内。所以道德的观念，必有清楚的知识；道德的作用，必有自动的能力。真正的道德是有理性的，适于当时的，助社会进化的；决不是专守着死板板的具体条件，去范围一切。如此说来，种种陈腐遗迹，违背理性的伪善，必将渐渐天然淘汰，是无可疑的了。
（二）
道德原为达到幸福而设的。但是有时候，因为社会上道德观念不很一致，便大起冲突，反给人生添许多痛苦，竟和本来目的显然相反了。然而这是一时的现象，无论当时如何危险，只要努力把它解决了，前边便是光明。我们人生总是向着最后之目的走去。
我们要看新旧道德观念冲突的现象，不必在远，中国便是一个极好的例。现在国内社会的情形，真是五光十色，新旧掺杂在一团体，或一家族之中，显然分出绝对相反的两种人来。这两种人说话做事，根本上不相容纳；偏同在一处营公共的生活，冲突就从此多了。我想解决这个冲突，大约有两种办法。
（一）渐进的解决法。主张这一种办法的人，以为凡事都有个顺序。新旧道德观念虽差得很远，但是也可暂且施行一部分的改革，调和两面思想，使他们渐渐接近，冲突自然会无形消灭的。他们的办法，是一面进取，一面迁就。这种渐进派在社会上很占多数。他们的方针，可以叫做调和的解决法。
（二）急进的解决法。这是极少数人的主张。他们以为要有真正的建设，必先有根本的破坏。是非之间总要分清楚，决没有迁就的余地。一种的见解都是糊涂笼统的主张，真理只有一个，不能讲什么调和。他们是想一方推翻旧的，一方创造新的来替代旧的。这办法可以叫做不容忍的解决法。
我的意思，是后项而非前项；现在约略写在下面。
原来社会进化，从古到今，不知改革了多少次。但变化纵不十分剧烈，却也有一定的形迹。大凡人生做事的精神，一方创造，一方便因袭，两种好像矛盾，却是一件东西的两面。宇宙间所有事物，是一息不息的往来：两个概念，瞬息变化，时间本割不断。所谓新旧不过假定而言。种种革新事业，未必把旧的完全去掉。换句话讲，新组织也含有旧的分子。即退一步讲，我们的理想物已经完全变新了，丝毫不留旧的影子了，但这个“创始”这个“新造”依然另有所承受。所有完全靠着个人想得的学说，完全不凭摹仿造出来的新事业，都不是突然而来，都是有个端绪，都是有所承受。因为人类决没有凭空结撰的知识，决没有极端独立不由启发不由经验的知识。这样看来，新旧两个字竟是世俗的说话，不通的名词；就真实道理讲起来，并没这种分别。从此可知道德不能分新旧，只能分真伪。我们只能说有伪道德，不能说有旧道德，只能说有真道德，不能说有新道德。道德不能自相矛盾，就不允许有这矛盾名词加上。若把新旧两种道德同时并举，岂不是认道德可以反背吗？岂不是认道德的标准不一吗？岂不是认近时的伪道德可以乱真吗？
现在所谓旧道德，只是习惯。道德必须有灵性，有意识，能达幸福的目的，能满人生的要求；所以道德必和社会的真相吻合，必不和幸福的效用相矛盾。现在所谓旧道德全是宗法时代的遗传，和现代的生活每每矛盾。非特不能达到人生向上的目的，而且使人堕落在九渊之下，感受许多苦痛（参看《新青年》五卷二号《我之节烈观》）。一般的人所以认它为道德，还不是为习惯所束，不曾仔细在它的效果上着想吗？道德其名而习惯其实，真可谓之伪道德了。
我既用真伪来代替新旧，而且以为现在所谓道德是个伪的，这种真伪道德的冲突，当然不便用调和的方法解决了。调和两字应用的范围，总在两方面大体相合，不过条目上有些不同的时候，至于真和不真，未可容中，根本正相反对，调和决无从着手。从这里看来，渐进的方法绝对不适用，非常明显。然则不管牺牲多么样大，根本把伪的推翻，去建设自由的，活泼的，理性的，适应的真道德，真是刻不容缓的事件！
（三）
既要破坏伪的道德，先要把它的罪状逐样指出，叫大家知道有不得不破坏的原故。古人的伦理观念，原适应于当日的社会情形。我是说它不适应于现今的生活；不是硬说它不宜于古人。
中国伦理思想，从古到今，虽没有大改变，小有出入的地方也很多。但我所要说的，是现在社会一般人心目中的道德观念，不是把周公怎么说，孔子怎么说，汉儒怎样，宋儒怎样，罗列比较起来；做一部中国伦理思想的历史。我的目的专是解决现今之道德问题。
《六经》是中国讲道德的标准，而这类书大都文义艰深，字句残缺。所以中下等社会只有僧道的迷信，遗传的习惯。不但不曾懂真正的道德，就是那不适现今的宗法伦理观念，也还缺陷。至于上流人所谓道德，也不过发挥古训的缺点，消灭它的好处罢了。所以古代道德本不适应现今，而一般之所谓道德，比它本来面目更坏，更不近情理。举几个例证如下：
（一）女子的贞操，在古时遵守已极严了；但夫死无子，还许再嫁。且在宗法社会里面，有这种偏颇道德，也还不奇。后来社会情状渐变，这一件事反变本加厉，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岂不是有点奇怪。
（二）信列于五常，《论语》上面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虚伪一事，古人明认为不道德；现在人却拿矫饰当做应世的惟一善法。
（三）古人说，“欲败度，纵败礼。”而现在人大都以吃，喝，嫖，赌，纳妾，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其实纵欲和不节俭，是古代道德悬为切戒的。他们觉得于自己不便，便把平日所以为“口头禅”的经传，置之不问。
中国多数人既不懂什么是道德，事实上又不肯去实行，但是他们嘴里架子永不肯去掉，整天的鼓吹维持风纪，我要劝他先把自己的风纪维持维持才好！
现在最流行的主要道德观念，便是古人所谓“三纲”，列对照表如下：
从下表一看，有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底下一排对照上面，都是偏的。如忠是臣的道德，孝是子的道德，贞操是妻的道德。
何以为纲的人竟丝毫不负道德的责任呢？这不是我把表配错，他们讲道德的人，本来说得奇怪。什么叫做三纲，老实说就是三奴。伦理思想的纲领既已充满了奴性，那些细节地方，自然反背人生幸福之目的。多数人以为圣人说的，有苦也不敢说。但是当初还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夫和、妻柔”，这种话虽也有偏重，但总兼顾两面，不是绝对的专制，而且当时有当时的情形，后来人一味死守，实在不妥。我把这三种基本道德，分段略加一点说明和批评。
忠是专制时代愚人的东西。庄周所谓“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正是这个忠字的实在情形。这本是历史上的陈迹，到了现在，虽还有班遗老和头脑不清的人，大谈特谈。其实照时势的逼迫，并不曾有讨论的价值，现在可以不说了。
第二便是孝。中国几千年政治家族社会一切方面，都被它支配。倚赖保守退化种种坏现象，也常靠它作根据。讲到这个问题，虽极有见识和胆量的人，也不敢张嘴，好像一有疑惑，便是“天所不覆地所不载”的。其实把它观察明白，也尽平常的很。
孝的观念发生极早，是子女对于父母情爱的实现，原是很平常很应该的事，怎样在中国会变做人生的罗网呢？这是因为古人主张“君父一体”，又说“齐家而后治国”，用专制势力，遮没它的真相。就亲子的关系，去推行专制，本很容易。儿童原什么不懂，全靠父母指导；等得子女长成之后，便不该凭自己脑筋去支配他们的前途。但古人不明白这个，相信“君父一体”的梦话，硬把成人当作小孩看待，搭起架子，根本消灭子女的人格。一方绝对服从，一方无限的专制，永远叫新的跟着旧的走。中国进步之停滞，这是一极大的原因。
在别的事情，压力重了，便要起反动，还可以解决；在这种情势，却又很难。人的一生，不能离爱，而爱每从亲始。从来人智开明，才会爱国家，爱民族，推而爱人类，再推而爱动物。但当初最亲的是父母，自然最爱父母。有这个原故，父母尽管专制，本心却充满爱情。子女尽不愿服从，奈父母不比旁人，因体恤生我者爱我者的心理，不得不出于为人的容忍。这层障碍，看得破的人未必就打得破，因为有道德的真心在内。于是中国几千年的人生，都现暗淡之色了。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剖析真伪，分别解决。一面发挥真切的情爱，一面消灭惨苦的拘束。使亲子间有一个正当界限，不得逾越，不相妨碍，然后孝之一字，才是近代真正的道德。
最后这件事是贞操。中国人对于这种观念，是严酷而又片面的，专拿它去压制女子。不苟且是贞；夫死而守是节；夫死而殉，或遭强暴自尽，是烈。这三件倘完全是本人意志，还没什么不可，无奈每每是逼着做的。我反对这种虚伪的道德，有两个理由：第一层，因为它限于一方面；第二层，因为它不造幸福，而造苦痛。
前边所说三种，是现在一般所谓道德的基本。我再把他们的缺点，分出几条，总括的说一遍。
（一）道德随社会而变。现在所谓道德是宗法时代的遗影，到了现在，处处觉着不能合拍。不应时了，便该推翻。
（二）道德根据良心，贵有真挚的情爱。一般所谓道德，大半是些反乎人情，无用的规条。
（三）道德是人人都应该，都能够，都愿意的事。而一般所谓道德，片面居多；一方求全责备，一方完全放任。在这方面万办不到，在那方面又得有人愿意。这类偏畸的道德，就是伪道德。
（四）道德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而一般所谓道德，偏要造出苦痛。
如此看来，伪道德有不能不根本推翻的所在，大家应该没有疑惑的。
（四）
破坏是建设之母，但破坏不过是进行的一种手续，最后的目的，仍应在建设一方面。所以现在解决道德问题，既先要除不合时宜的伪道德，进一步就该把适宜于现在的真道德建设起来。但是建设事业关系很大，决不能随便说说。若果当时稍缺详密之考虑，小有错误，到实施于社会的时候，就会从这点生出毛病。但谨慎又和懦怯不同，胸中果存了退缩推诿的心思，便是学者的自贱。我原配不上讲道德怎样建设，现在姑且把一时的见解随便写下罢了。
新道德的建设上，现在无须谈到具体的条件，应当说明今后道德趋向的基本观念。
（一）尊重个性之独立。道德根据良心，绝对承认个人的人格和独立，决不许有压制和依赖。道德是从内发出来的，不是从外压迫而成的。没意识的盲从，虽做的是善事，也不算真正的道德，况且道德的目的，原为发展人生的福利，若是不许个性的充量发挥而仅凭社会上习惯的制裁，便每每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反而为人生的福利的障碍了。总而言之，道德是达到人生目的的一种重要的手段——是有理性的，——所以必须待个性发挥了后，才可以得个正确根据。中国旧道德之所以为伪道德，正因其否认个性，因而全无灵性了。
（二）发展博施的情爱。道德是爱的实现，兼包人我两方面。戒杀戒嫖，虽是对于人类或动物的同情，依然含有本身向善的目的。再进一层说，只有爱我，没有什么爱人。人类是广义的我，动物是更广的我，以我而爱之，不以人而爱之。历史上的圣哲，以身殉道，都因为爱他自己的精神太切了，因而把次爱的肉体之我割弃了。表面虽是“舍己从人”，其实是牺牲一部分的我，去发展全体的我；牺牲肉体的我，发展精神的我。这种博施的情爱，是道德的根据。
（三）限制纵欲。这是（一）条的附件。既要发展个性，自不得不把诱惑个性使他堕落的恶障去掉。欲就是个性的恶障，凡肉体上的享受都包括在内。我主张限制纵欲，有四个理由：第一，人类应当发挥固有的灵性，兽性放肆，便能昏蔽神明，破坏幸福。第二，人类能支配外境不为外境所支配，欲念过度，便受了束缚，失却意志的自由，不能有进取健全的道德。第三，纵欲之极，只知有肉体之我，不认识有精神上之我，和道德完全相反。第四，人人都有欲念，而世间可以满欲的东西有定限。纵欲过度，供不应求，于是酿成犯罪。从这样看来，欲之为害道德很大。我主张的办法，不是绝对的禁止，是要保守现在社会一部分的裁制力，去节限纵欲。社会制裁原不能没有，不过看它制裁的是什么？如果制裁过度的肉欲，自然是好。
（四）戒绝虚伪。这是（二）的附件。在表面看来，好像不必细讲，世间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决没有把虚伪当作道德的。我特别提出这条，却另有个原故。现在中国社会上虽还不至说虚伪就是道德，但背面暗具莫大的势力。什么叫做“深沉”“精明”“老练”“圆通”种种名词，都是虚伪的变相。这种人不但以此自得，还教人这样那样，以为处世如此，精妙极了。这还是顾面子的话，竟有些人专靠虚伪做种种特长，偏又不肯老老实实说出，换上个好听点的名词，叫做“权术”。还有一种人骨子纯是虚伪，用着道德做幌子，去欺世盗名，这更是社会的“蟊贼”了。一般人总要知道虚伪是罪恶，用虚伪冒充道德是更大的罪恶，这种办法，决不容于将来的社会。我敢断言，如永久信仰虚伪，永没有真挚的同情，便永不会有真正的道德。
（一）（二）是积极的建设，（三）（四）附件是消极的建设。我个人对于道德问题的意见，一时所想得到的不过如此。这不过是一个发端，不算正式的讨论。
我还有几句话，在结论中说一说。近年国内时局纷乱的原因，虽说是官僚专制，武人跋扈，其实根本上由于思想界之陈腐昏谬，前者至多关于一国的政治，后者乃影响于国民性的精神。我们想一想中国思想界何至坏到这样，不消说学术消沉是它的原因，而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压迫牵掣，更是原因中的原因。那自然要归罪于古代的伦理思想，一般之所谓道德。我们看见这种情形，该从根本着想，既要澄清思想界，先要冲破一切的网罗，更先要实行道德的革命。这是现今最切要的事，是我们青年对于自己对于人类全体的事。不能说这种问题另有一班学者去研究它，我们只要跟着社会做人，不必多管闲事；须要知道人生和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一刻不能相离，人人都该提起注意，发一点觉悟。我请诸君仔细想一想，究竟现在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中国之道德问题？
教育论
上
我不是学教育的，因此不懂一切教育学上的顽意儿。正惟其不懂，所以想瞎说，这也是人情。有几个人懂而后说呢？怕很少。这叫“饭店门口摆粥摊”，幸亏世界上还有不配上饭店只配喝碗薄粥的人。我这篇论文，正为他们特设的，我自己在内不待言了。
既不曾学教育，那么谈教育的兴味从那里来的呢？似乎有点儿可疑。其实这又未免太多疑，我有三个小孩；不但如此，我的朋友也有小孩，亲戚也有小孩；不但如此，我们的大街上，小胡同口满是些枝枝咭咭的小孩子，兴味遂不得油然而生矣——“兴味”或者应改说“没有兴味”才对。
我不是喜欢孩子的人，这须请太太为证。我对着孩子只是愁。从他们呱呱之顷就发愁起，直到今天背着交叉旗子的书包还在愁中。听说过大块银子，大到搬弄维艰的地步就叫做没奈何。依我看，孩子也和这没奈何差杀不多，人家说这活该，谁叫你不去拜教育专家的门。（倒好像我常常去拜谁的门来。）
自己失学，以致小孩子失教，已经可怜可笑；现在非但不肯努力补习，倒反妒忌有办法的别人家，这有多么卑劣呢！不幸我偏偏有卑劣的脾气，也是没奈何。
依外行的看法，理想的教育方策也很简单，无非放纵与节制的谐和，再说句老不过的话，中庸。可惜这不算理论，更不算方法，只是一句空话罢了，世间之谐和与中庸多半是不可能的。真真谈何容易。我有一方案，经过千思万想，以为千妥万当的了，哪里知道，从你和他看来，还不过是一偏一曲之见，而且偏得怪好笑，曲得很不通，真够气人的。
况且，教育假使有学，这和物理学化学之流总归有点两样的。自然科学的基础在试验，而教育的试验是不大方便的，这并非试验方法之不相通，只是试验材料的不相同。果真把小孩子们看作氧气，磷块，硫黄粉……这是何等的错误呢？上一回当，学一回乖，道理是不错；只在这里，事势分明，我们的乖决不会一学就成，人家却已上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大当，未免不值得呢。若说这是反科学，阿呀，罪过罪过！把小孩子当硫黄粉看，不见得就算不反科学。
谁都心里雪亮，我们的时代是一切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除旧布新，正是必然之象，本不但教育如此，在此只是说到教育。我又来开倒车了，“楚则失之，而齐亦未为得也。”譬如贸贸然以软性的替代硬性的教育未必就能发展个性（说详本论下），以新纲常替代旧纲常，更适足自形其浅薄罢了。然而据说这是时代病，（病字微欠斟酌，姑且不去管它。）我安得不为孩子担心。又据说时代是无可抵抗的，我亦惟有空担心而已。我将目击他们小小的个性被时代的巨浪奥伏赫变矣乎。
正传不多，以下便是。我大不相信整个儿的系统，我只相信一点一滴的事实，拿系统来巧妙地说明事实，则觉得有趣，拿事实来牵强地迁就系统，则觉得无聊。小孩之为物也，既不能拿来充分试验的，所以确凿可据的教育理论的来源，无论古今中外，我总不能无疑，恐怕都是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想出来的顽意儿。至于实际上去对付小孩子，只有这一桩，那一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除此似并无别法。只要是理论，便愈少愈好，不但荒谬的应该少，就是聪明的也不应该多。你们所谓理论，或者是成见的别名。——想必有人说，你的就事论事观岂不也是理论，也许就是成见罢？我说：“真有你的。成见呢人人都有，理论呢未必都配，否则我将摇身一变而为教育专家，犹大英阿丽斯之变媚步儿也。”（见赵译本）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六日
下
以下算是我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观，也是闲话（依鲁迅“并非闲话”例）。闲话不能一变而为政策乃事实所限，并非有什么不愿，否则，我何必说什么“银成没奈何”。
因此，我也不肯承认这是成见，“见”或有之，“成”则未也。说凡见必成（依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例），岂非等于说健谈者惟哑巴，能文者须曳白乎？
人的事业不外顺自然之法则以反自然，此固中和中庸之旧说也。造化本不曾给我们以翅膀，如我们安于没翅膀，那就一了而百了。无奈我们不甘心如此，老想上天，想上天便不是自然。又如我只是“想”上天，朝也想，暮也想，甚而至于念咒掏诀召将飞符，再甚而至于神经错乱，念念有词“玉皇大帝来接我了！纯阳祖师叫哩！”这也未始不反自然，却也不成为文化。一定要研究气体的性质，参考鱼儿浮水，鸟儿翔空的所以然，方才有一举飞过大西洋，再举飞绕全世界的成绩。这是空前的记录，然造成这记录的可能，在大自然里老早就有，千百年来非一日矣。若相信只要一个筋斗就立刻跳出他老人家的手底心，岂非笑话。
举例罢了，触处皆是。在教育上，所谓自然，便是人性。可惜咱们的千里眼，天边去，水底去，却常常不见自己的眉睫，我们知道人性最少哩。专家且如此，况我乎。
在此冒昧想先说的只有两点。第一，人性是复合的，多方面的。若强分善恶，我是主张“善恶混”的。争与让同是人性，慈与忍同是人性，一切相对待的同是人性。吃过羊肉锅，不久又想吃冰激淋，吃了填鸭，又想起冬腌菜来，我们的生活，常在动摇中过去，只是自己不大觉得罢了。若说既喜欢火锅，就不许再爱上冰激淋，填鸭既已有益卫生，佛手疙瘩爱可恕不了。（然而我是不喜吃佛手疙瘩的。）这果然一致得可佩，却也不算知味的君子。依这理想，我们当承认一切欲念的地位，平等相看，一无偏向，才是正办。
第二，理想之外还有事实。假设善恶两端而以诸欲念隶之，它们分配之式如何呢？四六分三七分？谁四而谁六，谁三而谁七呢？这个堪注意。再说诸欲念之相处，是争竞是揖让呢？是冲突是调和呢？如冲突起来谁占优势，谁居劣败呢？这些重要的谜，非但不容易知道，并且不容易猜。
尝试分别解之。欲念的分配，大概随人而异。有骨有肉的都是人，却有胖瘦之别。有胖瘦，就有善恶了。所剩下的，只是谁胖谁瘦，谁善谁恶的问题。胖瘦在我们的眼里，善恶在我们的心中。“情人眼里出西施”。眼睛向来不甚可靠，不幸心之游移难定，更甚于眼。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信口雌黄，造作是非，断定张家长李家短；我们也不必列欲念为范畴，然后a+b=c这样算起来；我们更不必易为方程式，如O.这只有天知道。
它们相处的光景，倒不妨瞎猜一下。猜得着是另一问题。以常识言，它们总不会镇天价彬彬揖让哩。虽然吃素念佛的人同时可以做军阀，惟军阀则可耳。常在冲突矛盾中，我们就这样老老实实的招出来吧。至于谁胜谁负，要看什么情形，大概又是个不能算的。都有胜负的可能吧，只好笼统地说。
细察之，仿佛所谓恶端，比较容易占优势些。这话说得颇斟酌，然而已着迹象了，迥不如以前所说的圆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盖亦苦矣。且似乎有想做孙老夫子私淑的嫌疑。以争与让为例，（争未必恶，让未必善，姑且说说。）能有几个天生的孔融？小孩子在一块，即使同胞姊妹，终归要你抢我夺的。你若说他们没有礼让之端，又决不然。只是礼让之心还敌不过一块糕一块饼的诱惑罢了。礼让是性，爱吃糕饼多多益善也是性，其区别不在有无，只在取舍。小孩子舍礼让而就争夺，亦犹孟老爹山东老，不吃鱼而吃熊掌也，予岂好吃哉，予不得已也。食色连文，再来一个美例，却预先讲开，不准缠夹二。二八佳人荡检逾闲，非不以贞操为美也，只是熬不住关西大汉、裙屐少年的诱惑耳。大之则宇宙，小之则一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永远不得太平的。我们所见为什么老是西北风刮得凶，本性主之乎，环境使然乎，我们戴了有色眼镜乎？乌得而知之！专家其有以告我耶？
准以上的人性观，作以下的教育论。先假定教育的目的，为人性圆满的发展。如人性是单纯的，那么教育等于一，一条直线的一；如人性是均衡的，那么教育等于零，一个圈儿的零，惟其人性既复杂而又不均衡，或者不大均衡，于是使咱们的教育专家为了难，即区区今日，以非教育家之身，亦觉有点为难了。
对于错综人性的控驭，不外两个态度：第一是什么都许，这是极端的软性；第二什么都不许，这是极端的硬性，中间则有无数阶段分列二者之下。硬性的教育总该过时了吧。——这个年头也难说。总之“莫谈国事”为妥。且从上边的立论点，即不批评也颇得体。在此只提出软性教育的流弊。即使已不成问题，而我总是眼看着没落的人了，不妨谈谈过时的话。
若说对于个性，放任即发展，节制乃摧残，这是错误的。发展与摧残，在乎二者能得其中和与否，以放任专属甲，摧残专属乙，可谓不通。节制可以害个性，而其所以致害，不在乎节制，而在节制的过度；反之，放任过度亦是一种伤害，其程度正相类。这须引前例，约略说明之。小孩子抢糕饼吃不算作恶，及其长大，抢他人的财物不算为善。其实抢糕饼是抢，抢金银布帛也是抢，不见有什么性质上的区别，只是程度的问题。所以，假使，从小到大，什么都许，则从糕饼到金银，从金银到地盘，从地盘到国家，决非难事。——不过抢夺国家倒又不算罪恶了，故曰“窃国者侯”。——原来当小孩子抢吃糕饼时，本有两念，一要抢一不要抢是也。要抢之念既占优势，遂生行为，其实不要抢之念始终潜伏，初未灭亡。做父母师长的，不去援助被压迫的欲念，求局面之均衡，反听其强凌弱，众暴寡，以为保全个性的妙策；却不知道，吃糕饼之心总算被你充分给发展了（实则畸形的发达，即变相的摧残），而礼让之心，同为天性所固有，何以独被摧残。即使礼让非善，争夺非恶，等量齐观，这样厚彼而薄此，已经不算公平，何况以区区之愚，人总该以礼让为先，又何惧于开倒车！
不平是自然，平不平是人为，可是这“平不平”的可能，又是自然所固有的，却非人力使之然。一切文化都是顺自然之理以反自然，教育亦只是顺人性之理以反人性。
说说大话罢哩，拿来包办一切的方案，我可没有。再引前例，小孩们打架，大欺小，强欺弱，以一概不管为公平，固然不对，但定下一条例，说凡大的打小的必是大的错，也很好笑。因为每一次打架有一次的情形，情形不同，则解决的方法亦应当不同，而所谓大小强弱也者，皆不成为判断的绝对标准。以争让言之，无条件打倒礼让与遏止争竞是同样的会错，同一让也而此让非彼让，同一争也而此争非彼争。以较若画一的准则控驭蕃变的性情，真是神灵的奇迹，或是专家的本领。
而我们一非神灵，二非专家，只会卑之无甚高论，只好主张无策之策，无法之法为自己作解，这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平居暇日，以头还头，以脚还脚，大家安然过去，原不必预先订下管理大头和小脚的规则几项几款。若不幸而痛，不幸痛得利害，则就致痛之故斟酌治之，治得好侥天之幸，治不好命该如此。自己知道腐化得可以，然而得请您愿谅。
这也未始不是一块蛋糕，其所以不合流行的口味者，一是消极，二是零碎。它不曾要去灌输某种定型的教训，直待问题发生，然后就事论事，一点一滴的纠正它，去泰，去甚，去其害马者。至于何谓泰，何谓甚，何谓害马者，一人有一人的见解，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口号——是否成见，我不保险。我们都从渺若微尘的立脚点，企而窥探茫茫的宙合。明知道这比琉璃还脆薄，然而我们失却这一点便将失却那一切，这岂不是真要没落了；既不甘心没落，我们惟有行心之所安，说要说的话。
是《古文观止》的流毒罢，我至今还爱柳宗元的《驼子传》。他讲起种树来，真亲切近人，妩媚可爱，虽然比附到政治似可不必。我也来学学他，说个一段。十年前我有一篇小说《花匠》 ，想起来就要出汗，更别提拿来看了，却有一点意见至今不曾改的，就是对于该花匠的不敬。我们走进他的作坊，充满着龙头，凤尾，屏风，洋伞之流，只见匠，不见花，真真够了够了。我们理想中的花儿匠却并不如此，日常的工作只是杀杀虫，浇浇水，直上固好，横斜亦佳，都由它们去；直等到花枝戳破纸窗方才去寻把剪刀，直到树梢扫到屋角方才去寻斧柯虽或者已太晚，寻来之后，东边去一尺，西边去几寸，也就算修饰过了。时至而后行，行其所无事，我安得如此的懒人而拜之哉！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北京
贤明的
——聪明的父母
这是一个讲演的题目，去年在师大附中讲的。曾写出一段，再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就此丢开。这次所写仍不惬意，写写耳。除掉主要的论旨以外，与当时口说完全是两件事，这是自然的。
照例的引子，在第一次原稿上写着有的，现在只删剩一句：题目上只说父母如何，自己有了孩子，以父亲的资格说话也。卫道君子见谅呢，虽未必，总之妥当一点。
略释本题，对于子女，懂得怎样负必须负的责任的父母是谓贤明，不想负不必负的责任是谓聪明，是一是二，善读者固一目了然矣，却照例“下回分解”。
先想一个问题，亲之于子（指未成年的子女），子之于亲，其关系是相同与否？至少有点儿不同的，可比作上下文，上文有决定下文的相当能力，下文则呼应上文而已。在此沿用旧称，尽亲之道是上文，曰慈；尽子之道是下文，曰孝。
慈是无条件的，全体的，强迫性的。何以故？第一，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负责才合式，是生理的冲动，环境的包围，是自由的意志，暂且都不管。总之，要想，你们若不负责，那么，负责的是已死的祖宗呢，未生的儿女呢，作证婚介绍的某博士某先生呢，拉皮条牵线的张家婶李家姆呢？我都想不通。第二，有负全责的必要与可能，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担负不了的。决定人的一生，不外先天的遗传，后天的教育。遗传固然未必尽是父母的责任，却不会是父母以外的人的。教育之权半操诸师友，半属诸家庭，而选择师友的机会最初仍由父母主之。即教育以外的环境，他们亦未始没有选择的机会。第三，慈是一种公德，不但须对自己，自己的子女负责，还得对社会负责。留下一个不尴不尬的人在世上鬼混，其影响未必小于在马路上啐一口痰，或者“君子自重”的畸角上去小便。有秩序的社会应当强迫父母们严守这不可不守，对于种族生存有重大意义的公德。
这么看来，慈是很严肃的，决非随随便便溺爱之谓，而咱们这儿自来只教孝不教慈，只说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却没有人懂得即使子不孝，父也不可不慈的道理；只说不孝而后不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却不知不慈然后不孝，天下更无不是的儿女，这不但是偏枯，而且是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颠倒。
孝是不容易讲的，说得不巧，有被看作洪水猛兽的危险。孝与慈对照，孝是显明地不含社会的强迫性。举个老例，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弃天下如敝屣，孝之至矣；皋陶即使会罗织，决不能证舜有教唆的嫌疑。瞽瞍这个老头儿，无论成才不成才，总应当由更老的他老子娘去负责，舜即使圣得可以，孝得可观，也恕不再来负教育瞽瞍的责任，他并没有这可能。商均倒是他该管的。依区区之见，舜家庭间的纠纷，不在乎父母弟弟的捣乱，却是儿子不争气，以致锦绣江山，丈人传给他的，被仇人儿子生生抢走了，于舜可谓白璧微瑕。他也是只懂得孝不懂得慈的，和咱们一样。
社会的关系既如此，就孝的本身说，也不是无条件的，这似乎有点重要。我一向有个偏见，以为一切感情都是后天的，压根儿没有先天的感情。有一文叫做感情生于后天论，老想做，老做不成，这儿所谈便是一例。普通所谓孝的根据，就是父母儿女之间有所谓天性，这个天性是神秘的，与生俱生的，不可分析的。除掉传统的信念以外，谁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我们与其依靠这混元一气的先天的天性，不如依靠寸积铢累的后天的感情来建立亲子的关系，更切实而妥贴。详细的话自然在那篇老做不出的文章上面。
说感情生于后天，知恩报恩，我也赞成的。现在讨论恩是什么。一般人以为父亲对于子女，有所谓养育之恩，详细说，十月怀胎，三年乳哺，这特别偏重母亲一点。赋与生命既是恩，孩子呱呱堕地已经对母亲，推之于父亲负了若干还不清的债务，这虽不如天性之神秘，亦是一种先天的系属了。说我们生后，上帝父亲母亲然后赋以生命，何等的不通！说我们感戴未生以前的恩，这非先天而何？若把生命看作一种礼物而赋予是厚的馈赠呢，那么得考量所送礼物的价值。生命之价值与趣味恐怕是永久的玄学上的问题，要证明这个，不见得比证明天性的存在容易多少，也无从说起。亲子的关系在此一点上，是天行的生物的，不是人为的伦理的。把道德的观念建筑在这上面无有是处。
亲子间的天性有无既难定，生命的单纯赋与是恩是怨也难说，传统的名分又正在没落，孝以什么存在呢？难怪君子人惴惴焉有世界末日之惧。他们忽略这真的核心，后天的感情。这种感情并非特别的，只是最普通不过的人情而已。可惜咱们亲子的关系难得建筑在纯粹的人情上，只借着礼教的权威贴上金字的封条，不许碰它，不许讨论它，一碰一讲，大逆不道。可是“世衰道微”之日，顽皮的小子会不会想到不许碰，不许讲，就是“空者控也，搜者走也”的一种暗示，否则为什么不许人碰它，不许人讨论它。俗话说得好：“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鬼不惊。”
人都是情换情的，惟孝亦然。上已说过慈是上文，孝是下文，先慈后孝非先孝后慈，事实昭然不容驳辩。小孩初生不曾尽分毫之孝而父母未必等他尽了孝道之后，方才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去抚育他，便是佳例。所以孝不自生，应慈而起，儒家所谓报本反始，要能这么解释方好。父母无条件的尽其慈是施，子女有条件的尽其孝是报。这个报施实在就是情换情，与一般的人情一点没有什么区别。水之冷热饮者自知，报施相当亦是自然而然，并非锱铢计较一五一十，亲子间真算起什么清账来，这也不可误会。
孝是慈的反应，既有种种不等的慈，自然地会有种种不等的孝，事实如此，没法划一的。一个人对于父母二人所尽的孝道有时候不尽同。这个人的与那个人的孝道亦不必尽同。真实的感情是复杂的，弹性的，千变万化，而虚伪的名分礼教却是一个冰冷铁硬的壳子，把古今中外付之一套。话又说回来，大概前人都把亲子系属看作先天的，所以定制一块方方的蛋糕叫做孝；我们只承认有后天的感情，虽不“非孝”，却坚决地要打倒这二十四孝的讲法。
我的说孝实在未必巧，恐怕看到这里，有人已经在破口大骂，“撕做纸条儿”了。这真觉得歉然。他们或者正在这么想：父母一不喜欢子女，子女马上就有理由来造反，这成个甚么世界！甚么东西！这种“生地蛮打儿”的口气也实在可怕。可是等他们怒气稍息以后，我请他们一想，后天的关系为什么如此不结实？先天的关系何以又如此结实？亲之于子有四个时期：结孕，怀胎，哺乳，教育，分别考察。结孕算是恩，不好意思罢。怀胎相因而至，也是没法子的。她或者想保养自己的身体为异日出风头以至于效力国家的地步，未必纯粹为着血胞才谨守胎教。三年乳哺，一部分是生理的，一部分是环境的，较之以前阶段，有较多自由意志的成分了。至离乳以后，以至长大，这时期中，种种的教养，若不杂以功利观念，的确是一种奢侈的明智之表现。这方是建设慈道的主干，而成立子女异日对他们尽孝的条件。这么掐指一算，结孕之恩不如怀胎，怀胎之恩不如哺乳，哺乳之恩不如教育。越是后天的越是重要，越是先天的越是没关系。
慈之重要既如此，而自来只见有教孝的，什么缘由呢？比较说来，慈顺而易，孝逆而难，慈有母爱及庇护种族的倾向做背景——广义的生理关系——而孝没有；慈易而孝难。慈是施，对于子的爱怜有感觉的张本，孝是报，对于亲之劬劳，往往凭记忆想象推论使之重现；慈顺而孝逆。所以儒家的报本反始，慎终追远论，决非完全没有意义的。可是立意虽不错，方法未必尽合。儒家的经典《论语》说到慈的地方已比孝少得多，难怪数传以后就从对待的孝变成绝对的孝。地位愈高，标准愈刻，孝子的旌表愈见其多而中间大有《儒林外史》的匡超人在，这总是事实罢。他们都不明白尽慈是教孝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却无条件地教起孝来，其结果是在真小人以外添了许多的伪君子。
慈虽为孝的张本，其本身却有比孝更重大的价值。中国的伦理，只要矫揉造作地装成鞠躬尽瘁的孝子，决不想循人性的自然，养成温和明哲的慈亲，这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相当重大的关系。积弱之因，这未必不是一个。姑且用功利的计算法，社会上添了一个孝子，他自己总是君子留点仪刑于后世，他的父母得到晚年的安享，效用至多如此而已，若社会上添一慈亲，就可以直接充分造就他的子女，他的子女一方面致力于社会，一方面又可以造就他的子女的子女，推之可至无穷。这仍然是上下文地位不同的原故。慈顺而易，孝逆而难，这是事实；慈较孝有更远大的影响，更重大的意义也是事实。难能未必一定可贵。
能够做梦也不想到“报”而慷慨地先“施”，能够明白尽其在我无求于人是一种趣味的享受，能够有一身做事一身当的气概，做父母的如此存心是谓贤明，自然实际上除掉贤明的态度以外另有方法。我固然离贤明差得远，小孩子将来要“现眼”，使卫道之君子拍手称快，浮一大白也难说；可是希望读者不以人废言。好话并不以说在坏人嘴里而变坏。我不拥护自己，却要彻底拥护自己的论旨。
但同时不要忘记怎样做个聪明的。儿女成立以后亲之与子，由上下文变成一副对联——平等的并立的关系。从前是负责时期，应当无所不为；现在是卸责时期应当有所不为。干的太过分反而把成绩毁却，正是所谓“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
慈道既尽卸责是当然，别无所谓冷淡。儿女们离开家庭到社会上去，已经不是赤子而是独立的人。他们做的事还要我们来负责，不但不必，而且不可能，把太重的担子压在肩头，势必至于自己摔交而担子砸碎，是谓两伤。从亲方言，儿女长大了，依然无限制无穷尽地去为他们服务，未免太对不起自己。我们虽不曾梦想享受儿孙的福，却也未必乐意受儿孙的累。就子方言，老头子动辄下论旨，发训话，老太太说长道短，也实在有点没趣，即使他们确是孝子。特别是时代转变，从亲之令往往有所不能，果真是孝子反愈加为难了。再退一步，亲方不嫌辛苦，子方不怕唠叨，也总归是无趣的。
看看实际的中国家庭，其情形却特别。教育时期，旧式的委之老师，新派交给学校，似乎都在省心。直到儿女长成以后，老子娘反而操起心来，最习见的，是为儿孙积财，干预他们的恋爱与婚姻，这都是无益于己，或者有损于人的顽意儿。二疏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真真是名言，可是老辈里能懂得而相信这个意思的有几个，至于婚姻向来是以父母之命为成立的条件的，更容易闹成一团糟，这是人人所知的。他们确也有苦衷，大爷太不成，不得不护以金银钞票，大姑娘太傻不会挑选姑爷，老太爷老太太只好亲身出马了。这是事实上的困难，却决不能推翻上述的论旨，反在另一方面去证明它。这完全是在当初负责时期不尽其责的原故，换言之，昨儿欠了些贤明，今儿想学聪明也不成了。教育完全成功以后，岂有不能涉世，更岂有不会结婚的，所以这困难决不成为必须干涉到底的口实。
聪明人的特性，一是躲懒，一是知趣，聪明的父母亦然。躲懒就是有所不为，说见上。知趣之重要殆不亚于躲懒。何谓知趣？吃亏的不找账，赌输的不捞本，施与的不望报。其理由不妨列举：第一，父母总是老早成立了，暮年得子女的奉侍固可乐，不幸而不得，也正可以有自娱的机会，不责报则无甚要紧。不比慈是小孩子生存之一条件。第二，慈是父母自己的事，没有责报的理由。第三，孝逆而难，责报是不容易的。这两项上边早已说过。第四，以功利混入感情，结果是感情没落，功利失却，造成家庭鄙薄的气象，最为失算。试申说之。
假使慈当作一般的慈爱讲，中国家族，慈亲多于孝子恐怕没有问题的。以这么多的慈亲为什么得不到一般多的孝子呢？他们有的说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啦，有的说都是你们这班洪水猛兽干的好事啦，其实都丝毫不得要领。在洪水猛兽们未生以前，很古很老的年头，大概早已如此了，虽没有统计表为证。根本的原因，孝只是一种普通的感情，比起慈来有难易顺逆之异，另外有一助因，就是功利混于感情。父母虽没有绝对不慈的（精神异常是例外），可是有绝对不望报的吗？我很怀疑这分数的成数，直觉上觉得不会得很大。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明显地表现狭义的功利心。重男轻女也是一旁证，儿子胜于女儿之处，除掉接续香烟以外，大约就数荣宗耀祖了。若以纯粹的恋爱为立场，则对于男女为什么要歧视如此之甚呢？有了儿子，生前小之得奉侍，大之得显扬，身后还得血食，抚养他是很合算的。所持虽不甚狭，所欲亦复甚奢，宜有淳于髡之笑也。他们只知道明中占便宜，却不觉得暗里吃亏。一以功利为心，真的慈爱都被功利的成分所搀杂，由搀杂而仿佛没落了，本来可以唤起相当反应的感情，现在并此不能了。父责望于子太多，只觉子之不孝；子觉得父的责望如此之多，对于慈的意义反而怀疑起来。以功利妨感情，感情受伤而功利亦乌有，这是最可痛心的。虽不能说怎样大错而特错，至少不是聪明的办法呢。
聪明的父母，以纯粹不杂功利的感情维系亲子的系属，不失之于薄；以缜密的思考决定什么该管，什么恕不，不失之于厚。在儿女未成立以前最需要的是积极的帮助，在他们成立以后最需要的是消极的不妨碍。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什么，这是聪明，这也是贤明。他们有了健全的人格，能够恰好地应付一切，不见得会特别乖张地应付他们的父母，所以不言孝而孝自在。
截搭题已经完了，读者们早已觉得，贤明与聪明区别难分，是二而一的。聪明以贤明为张本，而实在是进一步的贤明。天职既尽，心安理得，在我如此，贤明即聪明也；报施两忘，浑然如一，与人如此，贤明又即聪明也，聪明人就是老实人，顶聪明的人就是顶老实的人，实际上虽不必尽如此，的确应当是如此的。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条件
救国（不仅仅是救国，一般的公众事业皆然）并不成为问题，假如我们不需要。怎样一种人方才需要救国呢？
日常的生活几乎绝对不需要救国之类的，这生活的光景可分为动静两面：静的方面是保持现状，只求平安。我要活着，我老要活着，无论怎么样活法我也要活着的，狗也罢，公卿也罢，神仙也罢，我要独活着，虽有亿兆的苦难，而死的若不是区区，何妨！再进一步，以千万人的不得活成就我的独活，这大概可以不活了罢？然而不然，据说还是要活的。这么说来，求生之志，可谓坚逾金石了。等到事实上不能平安的时候可又怎么样？原来就算了。有些是有生之命定，有些却也未必，例如帝国主义的枪弹等等，而其不介意也相若。轰轰烈烈的死是苦命，胡里胡涂的死是福气。我们只知持生（仿佛捧在手里）而不知爱生，乐生，善生。我们特别怕死，却算起来，我们死得比人家又多又快。动的方面是力图进展，很想阔气。我活着哩；要活得舒齐，活得舒齐了，要活得更舒齐；活得很舒齐了，还要活得再舒齐一点……到底有几个“还要”呢？天知道！舒齐之极有如皇帝，似乎已没得想了，他还在想自己永远能如此不能（成仙）？还在想子子孙孙能永远如此不能（传代）？穷人梦里变富人，富人梦里就变猪，果然说不尽，然而也尽于此矣。这好像没有例外。好坏之别只在手段上，不在目的上。有所不为谓之好人，无所不为谓之坏人。
所谓国家之隆替，民族之存亡，与这种生活有什么关联呢？看不出！不妨武断地说，救国并不成为一个问题。果真成为问题，必另有其条件。
说起来简单万分，知道世界上有“我”还有“人”，这就是条件了。在我以外找着了别人，这是做人以来顶重要的发见，影响之广大繁多也非言词能尽。它把我们的生活弄复杂了。它把我们的生命放大了。它使我们活得麻烦，困难，而反有意思了。它或者使我们明明可活而不得活，但这不活比活或者更加有意思了。
舍己从人总是高调，知道自己以外还有别人的这种人渐渐多起来，只知道苟生独活的家伙渐渐少起来，那就算有指望了。然而又谈何容易呢！这在个人已需要长时间的、无间断的修持与努力。吾乡有谚曰：“说说容易做做难”，此之谓也。
重己轻人，贪生怕死，爱富嫌贫，人之情即圣人之情也，圣人何以异于人哉？（圣人只是做君子的最高标准。）无非常人见了一端，圣人兼看两面耳。多此一见，差别遂生。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有甚”也者多绕了一个弯罢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也者，多绕了一个弯而已。一个弯，又一个弯，这是使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重要条件，即使不是惟一的；我确信如此。
在所谓士大夫阶级里，睁开眼睛，净是些明哲保身的聪明人，看不大见杀身成仁的苦小子，我竟不知道救国是一个问题不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们才会成为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国难与娱乐
日前与某居士书曰：“看云而就生了气，不将气煞了么？”可见看云是很容易生气的。此文不作自己以及他人之辩解云。
单是“东师入沈阳”足以成立国难的，有九一八的《北晨》号外为证，其大字标题曰，“国难来矣”，洵名言也，国难于是乎真来了。别人怎么说，不知道。各人可以自定一个标准——国家人民吃苦到什么程度才算受难，——但既定之后似乎不便常常改变，有如最初以沈阳陷落为国难，而到后来听说××不要占北京就要开起提灯会来，——那原是没有的事，我嘴闲。至于娱乐，一切生活上非必要的事情属之，如吃饭不是，而吃馆子当是娱乐，在家中多弄几样来，邀朋友闲话，算娱乐不算，似中央党部尚少明文规定，今为节省纸墨起见，不再啰嗦。
国难和娱乐的冲突只有一个情形，（在火线上送了命等等，当然不算。）假如人人都有一种应付国难的工作在手中丢不下，那就自然而然有点不暇顽耍勒——其实工作暂息，仍不免寻寻开心的，姑以不暇顽耍论。试问今日之下，我们有这种福气没有？
于是国难自国难，娱乐自娱乐，若谓其中有何必然的连锁，惭愧“敝人”未名其土地。就常情言之，有了国难，始有救国的口号，救国者救其难也。国家好比嫂子。嫂子啊呀入水，救她当然用手，不能托之空言，而用手是工作。故国难与娱乐假使会有冲突，必然在救国的工作上，否则国难只是一个空名词，空名词不会引起什么冲突的。然而一切的工作本不和娱乐冲突，救国的工作，名目或者特别好听点，安见得便是例外。娱乐可以促进工作的效能，而不妨碍它，这总不必让教育学博士来开导我们的。反过来看，不娱乐只是不娱乐，也毫无积极救国，免除国难的功能，除非你相信吃素念《高王经》会退刀兵。即使“四海遏密八音”，（伏下，自注。）也不能使人家的十一架飞机不来；何况“遏密”也不很容易哩。颠倒算去，“有国难就不娱乐”，这是既不能使它普遍，也不必要它普遍的，质言之，一种畸人的行径而已。
难能颇可贵，我不十分反对这种行径。它是一种表示，一种心理上的兴奋，或者可以希望有一点传染性的兴奋，以古语言之，振顽立懦。你就是么？久仰久仰，失敬失敬！朋友，做这类事情总须得点劲才有意思不是？但得劲却是不易。你先把什么是国难弄清楚了，把什么是娱乐也弄清楚了。譬如你觉得吃荤有点儿不必要，那就吃国难素；既认失却某地为国难的起点，那末，在某地未光荣地收复以前，千万别开荤。老先生，在这个年头儿，不是小子擅敢多嘴，你颇有一口长斋的希望哟！我老早说过，这是畸人的行径哩。以小人待天下，固不可为训，径以圣贤待之，亦迂谬甚矣。至于听见飞机来了才赶紧“封素”，这种闻雷吃斋的办法，敝人莫赞一词。
我说“不十分反对”，可见我不是一点不反对。是的，即使彻底持久吃起国难素来，我也有点反对的。这虽是个人的行为，也不宣传，但也很容易使人觉得吃素就是救国工作之一，这又是宗教上，法术上的顽意来了，敝人不胜头昏。前在某处谈话，我们说东方人有种脾气不大好，似乎相信冥漠的感应，又喜欢把个人和国家相提并论，这远不如洋鬼子。东方式的自杀，表面上似很可赞美的，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他总觉自己一条穷命太重要，重要得有和国家一字并肩的资格，所以不妨（不敢说他有意）把国事弄糟了，然后自杀以谢国人。这实在胡涂得利害，脾气也很不善良。如这一回的事件，有个朋友说，“我们的当局应该在对日的和约上签了字，然后一手枪自杀。”这原是随便说的。若认和约非签不可，被刺是意中也许是意表，自杀总之不必，冤。若认为和约有损于国，那么自杀只是中国多死了一个人，也不是什么对于国家的补剂。吃国难素至于绝食，及停止一切娱乐，其根据均在自我中心论和一种冥漠的感应观念上面。这是一种法术的类似，使人容易逃避对于国难及原因的正视，使人容易迷误正当解决的方法，这有一点点的深文周内，未可知，但我确是如此说的。
其另一点，便是“泄气”。有了激烈的感情，必须给它一个出路，给了就平安，不给就闹。今有至热的爱国心于此，不使它表现在实际救国的工作上，而使它表现在仪式上，岂不可惜。说到停止娱乐，不由得连想起丧事来。一家死了人，一家哭，一国死了人，一国哭。哭得伤心，哭得不错。因为死生有命，“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也只好用仪式之类表示衷心之哀悼，老实说，这是人类运命的暴露，决不是什么名誉。假如科举上发明了返生香，还魂丹，那时亲人正在咽气，马上给他弄活了，开了汽车去顽耍，岂不有趣，岂不比现在做儿子的寝苫枕块，披麻带孝强得多么？今日国难之来也，明系人谋之不臧，并非苍天之不佑，何必回过头来，装出这种茸腔呢？
国难期间停止一切的娱乐，若全国人民没有热情，是做不到的；若有，更是不该做的。所以我到底想不出国难和娱乐有什么因果的关连，我更讨厌“国难这么严重还有心顽耍吗！”这种道貌岸然的工架。我看云生气。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十一架日本飞机Visit北平之日
吃在这个年头
吃的问题，在孩子群中，研究起来最有兴趣：那是因为孩子们对于吃的态度，十分认真之故。朋友H君曾和我谈过，记得他小时曾吃过苏州采芝斋的松子糖，以为是天下之至美，仿佛一直没有吃够过。其后久不得吃，想起来还觉得津津有味。大约在十多年之后罢，偶有机缘，又得把该处的松子糖畅吃一顿，觉得其味亦不过尔尔，失望之余，犹如失去了一个亲密的小友。假定糖不会变味的话，那一定是人渐渐地老了，舌头都近于麻木，对于好吃的东西，都感不出亲切的味道了。……不由地引起了一点淡淡的悲哀。我当时听了很觉同情。其后一想，悲哀似可不必，尤其不关舌头的事。大概还是人一年年的大了，遂逐渐高雅起来，不好意思单纯的表示好（去声）吃而已。久而久之，忘却了不好意思的动机，乃愈增加其叹老嗟衰的高雅了。其实呢，大人尽管笑话小孩子，试问“大人果能三日不食”乎？
不必说“大人”了，便是“伟人”“圣人”只要是人，长了嘴，便人人要吃，天天要吃。普遍是普遍极了；伟大是伟大极了；讨厌呢，也确实讨厌极了。古来不少聪明的人，自然早已有见及此。要打破这种讨厌劲儿，想方设法，不厌其多。辟谷轻身之外，譬如走过屠户的门，便动几下嘴巴，或者画个饼儿看着之类。皆主张以“空吃”为主，所谓精神的安慰是也。甚至于想到“秀色可餐”，直要吃到朱樱翠黛之间的一种美丽的光华，则更觉玲珑剔透，匪夷所思。可惜他们虽主张空吃，却不能根本不提起吃，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奈何，奈何。而且“空吃”的调儿一面尽管高唱入云，一面却仍是要一日三餐，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嚼了下去，尤其是无可奈何中之无可奈何者也。
人当徘徊瞻眺于有吃与没吃之间，必无暇再研讨爱吃与不爱吃之雅；然而天下之口，有同嗜焉，好吃的终究是好吃。或者在把窝头撑起了一半胃壁的时候，仍不免要做着一碗清蒸鲥鱼的梦，或一盘炒虾仁的梦，这实在更要不得，简直是“那还了得！”这不是“需要”了，不过是一种“偏好”或“癖嗜”，殊有加以矫正的必要。然而忧时之士，似乎也可不必过于担心。这不过是个梦罢了；即令他们把虾仁鲥鱼，甚或樱桃荔枝，组成一个美丽的梦，在“空”中飘浮起来，只要碰着一点强硬的空气，把它碰得粉粹的时候，他一定愕然而止，任何偏嗜，都可消失无踪。就使你再三体贴，再四去垂询他的意见，他一定也是木木然，想都想不起来了。此则以吾家近事，可以为证：
在对虾初上市的时候，不要说吃，看着都颇有过瘾之感的。有一天吾母去买菜，看见对虾，忽然“飘起了美丽的梦”；一步步挪到摊子跟前，嗫嚅问价，（买得成否，那是另一问题，梦的现实性，是专家还没有研究出来吗？）摆摊的尚未答言，突由旁边闯过油晃晃的厨师傅一名，挺起装满法币的大口袋，伸出巨灵之掌，把我母一推，大声叱曰：“去，去！你买不起，别耽误事儿。”我母逡巡而归，回家一说，美梦一齐打破，全家静默三分钟。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