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皑岚先生作
我们这个社会自来就多情。凭你怎样革命，凭你怎样出洋，你甩不脱我们传统的习性，那多情才子的习性。我们很少产生过一个俄国式的青年；奇怪的是，近年来译进来那么多俄国小说，会没有一点点影响。然而在俄罗斯和中华民国之间，有着怎样一个戈壁！我们具有过多的人性，这不是坏事。坏事的是沾恋现实，却不实际；缺乏思想，甚至于理性的支配，口边却挂着一串好听的名词。我可以举出两个活例。全是留学生，全是学工程的，全奉行情感最少活动的事业，一个年轻些的，我中学的至好，不肯有负亡妻，花天酒地，藉口不孝有三，纳了一名娼妓；一个我的前辈，不能和老妻安居，要把长大的使女收做妾房。这是一个复杂的没落的社会。而《苦果》的男主人公卢仁僧，正是我手头另一个实例。从《苦果》的题名，我们就可以想象作者对于故事所取的态度，和因此态度而生的传奇式的结局。
自然，卢仁僧和我方才那两个实例有些地方不同。第一，他是一个参加革命的人物；第二，他是一个因病留落故乡的文士；第三，他具有感伤而自私（不是自利：自利坏，自私不坏）的情绪……把这些成分加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该吃惊说，带着他作梗的性格，他会成功吗？但是我们（多么中国人气！）真要吃惊的，却是随着他的遇合，我们绝不吃惊。这太平常了，中国革命不时坐实几个痴情的人物给我们看。这种性格是现实的，人情的，然而恕我们这样说，不是英雄的。这应该归入茅盾先生三部曲的人物群里。
所有《苦果》的兴趣，不在人物，却在那传奇式的情节，一个合乎中国口味的中国小说的技巧或者曲折。我说不在人物，因为这样的性格不是英雄的，却又是单纯的；单纯的性格，如若强烈，可以刻画成粗壮的线条；如若柔荏，便容易染上灰色，自身的存在难以引起适当的崇敬。水月华其实可爱，也可敬了，便是竹纹小姐也值得同情。然而这只由于情节，而不是由于明显的性格。在情节上，这部小说煞费作者的心计。但是，容我放肆一句吗？这情节是书本的，传统的，悲剧的，中国小说式的，这里有的是经验，然而并不庞杂；有的是人生，然而并不深刻；值得特别推重的，作者却有的是计划。他晓得怎样制造而且用力推演到他的目的。所以，我简直想说，在这不现实的情节上，活动着几个现实的人物。
我仿佛语无伦次，其实我还藏着半句折扣，就是“现实的人物”理应改做“现实的傀儡”。这里的人物几乎全是被动的，几乎，因为我未尝不想把徐雄除外。徐雄是一个干手（狠辣，阴险），惜乎落在小说同情之外。他破坏了这一双现代化的才子佳人的好梦。其实情节上勾起的憎恨，多半属于戏剧作用。而那真正的牵线人，在暗地主动一切的，却是作者的悲观精神或者命定论。我不晓得作者是否悲观，但是从主要人物的名姓上，我们便可以探出一点消息。卢仁僧，水月华，甚至于题目《苦果》，不都在暗示着一种佛教的结论吗？
但是，褒贬这部小说，却应当记住它成书的年月。这在七年前，这是一九二八年的制作，迟在如今问世。我怕这要在茅盾先生三部曲的写作之前。把这一点弄清楚，专从历史的价值来看，《苦果》自然属于一部创作。它不幸迟来一步。然而唯其迟来，我们如今才敢接受这里的揭露——那最热闹那最精采的中间一部。
一九三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