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黨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以後，鼓舞了一般知識分子向科學進軍的熱情，開始有了一些重視學術的空氣。但是花要放得耀眼，家要鳴得驚人，還有待於領導方面的不斷扶植和老一輩的專家們多起一些橋梁作用。“後來居上”，是要從多方面加以培養的。
談到文化建設，不容許割斷歷史。關於古籍的大量翻印，已經成了一項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最近中華書局即將着手進行文、史、哲一類著作的刊行，這是異常可喜的一個好消息。我曾給舒新城先生建議，在翻印古籍方面，必須特别重視校訂和標點工作；像過去商務印書館搞的《叢書集成》和《國學基本叢書》那樣不負責的亂加句讀、訛誤滿紙的惡劣作風，是絶對要不得的了。商務印書館在文化教育上的巨大貢獻和在編輯方面培養了很多專家學者，這功績是不容否認的。但王雲五爲了生意眼，以七角錢作爲校點古籍一萬字的酬勞，這簡直是“傷天害理”，也就難怪擔任這項工作的人只顧“拆爛污”了。
關於古籍的校訂標點，是一件異常艱巨的工作。就是學有專長的老師宿儒，也很難保證百分之百的準確性。我還記得一九三五年的春天，我正準備改就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從上海到南京去向黄季剛（侃）先生辭行，順便慶祝他的五十生日。他請我到“浣花”吃過酒，到太平門外看過桃花，回到他在臺城腳下新築的“量守廬”，指着他正在細讀的《舊唐書》，告訴我説：“你看我左邊一把剪刀，右邊一瓶漿糊，爲的什麽？讀古書真不容易！常是分過句讀之後，發覺講不通，把它挖了一個小洞，補起來重點。爲了搞通俞正燮《癸巳類稿》一段話，直到三年之後，細看《唐書·藝文志》，才把它點斷句子。”黄先生是音韻學的權威，前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的名教授，可惜那年秋天就死了！他這一段話，我是深深印在腦海里的。
我前年替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校訂《山谷詞》，用了八九種不同的本子，逐字比較，寫了兩次的清稿。爲了決定一個字，常是想了幾天。譬如那首《洞仙歌》是給瀘州太守做生日的。它的後半闋有這樣幾句：“正注意得人雄，静掃河山，應難從五湖歸棹。”（《彊邨叢書》本《山谷琴趣外篇》卷一）這“河山”的“山”字，宋刊本和嘉靖本、汲古閣本都作“西”。一般的説來，“静掃河山”也是講得通的。可是我們仔細一想，在北宋中期，一般詩人學者都重視當時的“敵國外患”，主要的是“西夏”。黄庭堅這首詞，正是勉勵王補之該找機會爲國家靖邊殺敵。這“河西”恰是指的“西夏”，和前一首慶祝黔州太守曹伯達的《鼓笛慢》“宜威西夏”，用意相同。這樣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也就很明朗的表現出來了。我曾和劉大傑先生談起，他説這就是“一字千金”。然而“此中甘苦”，卻不是現在一般出版社的編輯先生們所能瞭解的。爲了《山谷詞》用了許多禪宗的話，我還寫信去問過博聞強記的錢鍾書教授和馬一浮、陳寅恪兩位大師。我覺得這就是對人民、對我們的祖先、也就是對自己負責。
現在反過來看，一般著作家和出版社的編輯先生們是用怎樣的態度來對待這古籍的校訂標點工作呢？有的是“強不知以爲知”，有的是索性“拆爛污”。我且隨手舉些例子：
（一）前年我在上海博物館資料室工作，偶然翻翻周貽白教授著的《中國戲劇史》，他引了王盧溪的《上元鼓子詞》，接着説：“僅一闋，未知何調。”下面是：“詞云：玉漏春遲，鐵關金鎖，星橋夜暗塵隨馬，明月應無價。天半朱樓，銀漢波光射。更深也翠蛾如畫，猶在涼簷下。”（中華書局出版，上册，八八頁）我看到這裏，不覺嚇了一跳。向朋友們探聽到，周教授正在中央戲劇學院擔任戲劇史的教課，我就寫了一封信告訴他：這是用的《點絳唇》的調。句法上半闋是四、七、四、五，下半闋是四、五、三、四、五，“夜”、“馬”、“價”、“射”、“也”、“畫”、“下”七個字都是韻腳，應該這樣讀：“玉漏春遲，鐵關金鎖星橋夜。暗塵隨馬，明月應無價。 天半朱樓，銀漢波光射。更深也，翠蛾如畫，猶在涼簷下。”我是好意的提醒他，希望他再版時更正。也不知道是信没有收到，還是大教授“高不可攀”？始終是“石沉大海”，連回音也不曾有過。這使我懷疑到，某些著作家和教授們是否學習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文件。
（二）我有一個朋友，爲古籍出版社看清樣。最近看完了畢沅著的《續資治通鑑》，發現原來的校勘標點錯誤很多，他曾指給我看，有的簡直不成説話。没有讀過古書的人，我們不必去責備他。可是“謬種流傳”，害了我們的下一代，是出版界乃至文教界領導人物，都該負責的。據説由顧頡剛先生領導十多位歷史家共同標點司馬光《資治通鑑》，經在上海發排以後，還發現不少錯誤，臨時又請了章錫琛、陳乃乾、傅東華三位先生加工校訂。傅東華先生親自告訴過我，他就發現了幾處很大的錯誤。他舉出了例證，可惜我一時記不起來了。一時的疏忽，什麽專家都難避免。像這樣艱巨的工作，卻不曾引起一般重視，是應該大聲疾呼的。
（三）前不久，我向古籍書店買了一本古典文學出版社新出的《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第一輯。我躺在床上翻了一翻，發現第一面就有這樣一個大錯：
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横秋水調歌一闋。
他不懂“水調歌”是個調名，也不想想“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横秋”，明明是兩個五言句子，是《水調歌》（即《水調歌頭》）的開端，怎樣可以把它割裂？還有下面一段：
（趙真真）（楊玉娥）善唱宫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恕，因作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詠之。
這使我讀來讀去，都搞不懂，校對標點都有問題。可惜我没有時間去找《青樓集》各種刊本來核對，也就只好長嘆一聲而已。
看了這些情況，我覺得我們的出版界和著作界，對待文化遺産的態度是太不嚴肅了！主要的關鍵，還在領導方面對這一艱巨的工作的不够重視，把它看得太容易了，以爲只要認識一些字的人就能够作，作了也不值錢，這是十分使人痛心的。
我要唤起各級文教領導方面的注意，這個古籍的校訂標點工作，是“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基本準備工作之一。我們的祖先和我們的毛主席都是異常重視的。現在能搞這項工作的人已經不多了！我希望本市的領導方面及時向各方面去發掘這些僅存的“活寶”，給他們以效力的機會，把重印古籍的校訂標點工作搞得比較像樣，使我們的下一代得着可讀之書，借以發揚祖國的優秀傳統，來迎接文化建設高潮，這是十分要緊的。
我也奉勸各出版社的青年編輯同志們，不要“自視太高”，以爲校訂標點工作，有什麽大不了，把精力放在這上面似乎不太值得。這是十分錯誤的思想。我們能够在這方面鍛鍊幾年，自己看不懂的地方，虚心地向老一輩的專家請教。新生力量的培養，正該在這上面着眼呢！
出版界的領導同志們，應該會知道我們的老前輩張菊生（元濟）老先生吧？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年，我正在商務印書館幫着他老先生修訂《辭源》。他老先生以董事長的身份，八十多歲了，還親自看小五號字的排樣，紅筆都寫滿了。這不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嗎？
最近我聽到許多出版社的編輯同志説起，他們是太不被重視了。在政治待遇上，在物質生活上，都懷着很大的不滿情緒。這是應該亟圖改進的一方面。至於剛在大學畢業的青年同志是薄校對而不屑做，這種錯誤思想，更是應該及時糾正的。大家睁開眼來看看，歷來大著作家，有幾個不重視校訂、句讀工作而親自動手去搞的？在書局當校對出身，後來成了赫赫有名的專家教授，有如王静安（國維）先生一類的人，正是算不清。我覺得負責編輯和校對的青年同志們，這正是鍛鍊自己的最好機會。只希望領導上予以適當的培養，使每個青年同志都認識到編校工作是最艱巨而又光榮的工作，大家把這責任負起來，跟着老的一輩做好古籍的出版事業，十年、八年，就自然成了專家，那還愁不會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嗎？
（原載《文匯報》，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