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論
言清代詞學者，必以浙、常二派爲大宗。常州派繼浙派而興，倡導於武進張皋文（惠言）、翰風（琦）兄弟，發揚於荆溪周止庵（濟，字保緒）氏，而極其致於清季臨桂王半塘（鵬運，字幼霞）、歸安朱彊邨（孝臧，原名祖謀，字古微）諸先生，流風餘沫，今尚未全衰歇。其間作者，未必籍隸常州，而常籍詞家，又未必同爲一派。亦猶宋代江西詩派，以黄山谷（庭堅）爲祖，而宗派圖中，占籍他省者不一其人，蓋以宗法師承言，不以地域限也。江陰繆藝風（荃孫）先生《常州詞録·序》云：“國朝詞家，推吾州爲極盛。”其作者之多，固矣。然在張氏兄弟之前，無常州詞派之目。迨張氏《詞選》刊行之後，户誦家絃，由常而歙，由江南而北被燕都，更由京朝士大夫之聞風景從，南傳嶺表，波靡兩浙，前後百數十年間，海内倚聲家，莫不沾溉餘馥，以飛聲於當世，其不爲常州所籠罩者蓋鮮矣！其淵源流變，得失利病之由，又烏可以忽諸？用是不揣譾陋，略述所聞，以就正於當代博雅君子焉。
二 常州詞派之由來
欲知常州詞派之由來，必先明張氏《詞選》未刊行以前之詞壇狀況。先是康熙間，秀水朱竹垞（彝尊）氏，輯爲《詞綜》一書，自唐、五代以迄元季之詞，網羅幾備。其甄録標準，一以醇雅爲歸。汪森爲《詞綜·序》云：
西蜀、南唐而後，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轉相矜尚。曲調愈多，流派因之亦别。短長互見，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吴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特舉姜夔，以爲詞家準則，此浙西詞派之建立，所由偏重於南宋詞人也。竹垞每稱“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詞綜·發凡》），又謂“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吴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黑蝶齋詞·序》）。推其所以特崇姜氏之故，以爲“填詞最雅，無過石帚”（《詞綜·發凡》）。以醇雅救明末清初專力《花間》、《草堂》流於纖靡或叫囂之失，亦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參閲《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拙著《選詞標準論》）。以是“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於此”（《静志居詩話》）。浙派既風靡海内，弊亦旋生。仁和譚復堂（獻）先生云：“浙派爲人詬病，由其以姜、張爲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澀，玉田之潤。”（《篋中詞》）萍鄉文道希（廷式）先生亦謂：“自朱竹垞以玉田爲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爲宂漫。”（《雲起軒詞·自序》）浙派末流之病如此，物窮則變，變則通，此常州詞派所以乘時而起也。
張皋文以《易》學大師，於浙派衰敝之時，以《風》、《騷》旨格相號召。其弟翰風爲重刻《詞選·序》云：“嘉慶二年，余與先兄皋文先生，同館歙金氏。金氏諸生好填詞。先兄以爲詞雖小道，失其傳且數百年，自宋之亡而正聲絶，元之末而規矩隳，窔宧不闢，門户卒迷。乃與予校録唐、宋詞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爲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而歙人鄭君善長復録同人詞九家爲一卷，附刊於後，版存於歙。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無以應之，乃校而重刊焉。”序作於道光二年（1822），而翰風稱“乞是刻者踵相接”，則此選本之在嘉慶、道光間，即已流行普徧，而詞派之形成，實基於此無疑矣。翰風又於道光十年爲《續詞選·序》云：“《詞選》之刻，多有病其太嚴者，擬續選而未果。今夏外孫董毅子遠來署，攜有録本，適愜我心，爰序而刊之，亦先兄之志也。”據此，知續選雖出董氏，仍因張氏兄弟之宗旨，從而推拓之，固波瀾莫二也。與張氏同時，而其詞爲張氏所推許者，有陽湖黄景仁、錢季重、陸繼輅、左輔、李兆洛、惲敬及武進丁履恆等七人，皆籍隸常州者。而《詞選·附録》所載，除上列七人及張氏兄弟外，又附歙人金應城（字子彦）、金式玉（字朗甫）、鄭掄元（字善長）三家，斯並羽翼張氏，爲播宗風者也。已而張氏復傳其學於同邑董士錫（字晉卿，有《齊物論齋詞》一卷）。吴德旋撰士錫傳云：“君年十六，從舅氏張皋文遊。皋文以文學伏一世。君承其指授爲古文、賦、詩、詞，皆精妙。”（引見《常州詞録》卷十九）士錫復以傳其子毅（字子遠，有《蜕學齋詞》二卷）。毅有《續詞選》一刻。其族姪董貽清稱其“淵源張氏，不愧外家宗風，大江南北，久已風行。至其生平著作，亦沈博絶麗，尤工倚聲”（《常州詞録》卷二十引《蜕學齋詞·跋》）。張氏詞學之傳，得董氏父子，轉益發揚光大。周止庵氏受詞法於晉卿，而持論益精，乃復恢張疆宇，而常州詞派遂愈爲世所宗尚。止庵自述其詞學淵源云：
余年十六學爲詞，甲子始識武進董晉卿。晉卿年少於余，而其詞纏綿往復，窮高極深，異乎平時所仿效，心向慕不能已。晉卿爲詞，師其舅氏張皋文、翰風兄弟。二張輯《詞選》而序之，以爲詞者意内而言外，變風、騷人之遺。其敍文旨深詞約，淵乎登古作者之堂而進退之矣。晉卿雖師二張，所作實出其上。予遂受法晉卿，已而造詣日以異，論説亦互相短長。晉卿初好玉田，余曰：“玉田意盡於言，不足好。”余不喜清真，而晉卿推其沈著拗怒，比之少陵。牴牾者一年，晉卿益厭玉田，而余遂篤好清真。既予以少游多庸格，爲淺鈍者所易託。白石疏放，醖釀不深，而晉卿深詆竹山粗鄙。牴牾又一年，予始薄竹山，然終不能好少游也。其後晉卿遠在中州，余客授吴淞，弟子田生端學爲詞，因欲次第古人之作，辨其是非，與二張、董氏各存崖略，庶幾他日有所觀省。（《詞辨·序》）
其推重晉卿甚至，雖持論頗有出入，而其淵源所自，則固與二張一脈相承者也。譚復堂云：
翰豐與哲兄同撰《宛鄰詞選》，雖町畦未盡，而奥窔始開。其所自爲，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緒。其子仲遠序《同聲集》有云：“嘉慶以來，名家均從此出。”信非虚語。周止齋益窮正變，潘四農又持異論。要之倚聲之學，至二張而始尊耳。（《篋中詞》三）
又云：
茗柯《詞選》出，倚聲之學，日趨正鵠。張氏甥董晉卿，造微踵美，予未得其全集。止庵切磋於晉卿，而持論益精。（中略）以予所見，周氏撰定《詞辨》、《宋四家詞筏》（即《宋四家詞選》），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此道遂與於著作之林，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也。止庵自爲詞，精密純正，與茗柯把臂入林。（《篋中詞》三）
並足證常州詞派之建立，二張引其端，而止庵拓其境，師承統系，亦至分明。至止庵《味雋齋詞·自序》云：
詞之爲技小矣。然考之於昔，南北分宗，徵之於今，江浙别派，是亦有故焉。吾郡自皋文、子居兩先生開闢榛莽，以《國風》、《離騷》之恉趣，鑄温、韋、周、辛之面目，一時作者競出，晉卿集其成。余與晉卿議論，或合或否，要其旨歸，各有正鵠。
是直以宗派自命，展開旗幟，以與浙派抗衡矣。兹爲簡表，以明常州詞派之系統如右：
常州詞派，至周止庵氏而確立不摇，衣被詞流，迄於今日而未有已。故彊邨先生《雜題清代諸名家詞集後》云：“回瀾力，標舉選家能。自是詞源疏鑿手，横流一别見淄澠。異議四農生。”（《題張皋文詞集》）又云：“金鍼度，《詞辨》止庵精。截斷衆流窮正變，一燈樂苑此長明。推演四家評。”（《題周保緒詞集》，並見《彊邨語業》卷三）以皋文力挽狂瀾，譽爲《詞源》疏鑿手，即以表明張氏實爲常州詞派開山。而普度金鍼，力窮正變，至以燈明樂苑，歸功止庵，則又暗示周氏不特爲常州詞派之正宗，直是海内倚聲家所當同奉爲圭臬。其影響近代詞壇之大，昭然可知矣。
三 常州詞派之宗旨
一種學術宗派之建立，必有其所標之特殊宗旨，力足以振廢起衰，乃能使學者景從，蔚成風會。皋文兄弟，並爲一時經術大師，其友好如惲子居、李申耆，又皆文壇健者，出其餘力，以從事於倚聲，其手眼已自不同。且自詞與樂離，早經不復爲里巷兒女謔浪戲弄之資，而所有纖靡淫媟之言，遂爲士大夫所厭棄。明季《花間》、《草堂》之餘習，既爲浙派一掃而空。然浙派承之，徒務“句琢字鍊，歸於醇雅”，其中空無所有，遂不免入於“詞旨枯寂”，其弊正與明季作者相等。張氏兄弟乃起而力矯之，將以緜正聲而復規矩，乃標“尊體”之説，以上附於《風》、《騷》。故皋文《詞選·序》云：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内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謡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爲雕琢曼辭而已。
以詩人比興之義，變風楚騷之旨，轉而論詞，亦即止庵所稱：“以《國風》、《離騷》之恉趣，鑄温、韋、周、辛之面目。”蓋欲提高詞格，以振頽風，亦捨此其道末由也。其於唐代詞家，特尊温庭筠氏，謂“其言深美閎約”。然其説温氏《菩薩蠻》十四章，以爲感士不遇之作，又稱“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未免失之穿鑿附會，此又經師之通蔽，不必厚非者也。至其甄采宋詞，獨好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彦、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等八家，以爲“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又取諸家之詞，加以詮釋，以爲“義有幽隱，並爲指發，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於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也”。張氏此選，本爲課金氏二生而作。金應珪爲後序，歷數當代詞家之失云：
近世爲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髮，諫謝淳于而唯陳履舃，揣摩牀笫，污穢中冓，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字，詼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嘯則市儈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黽蜮怒嗌以調疏越，是謂鄙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托歌舞，哀樂不衷其性，慮歎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既雅而不豔，斯有句而無章，是謂游詞，其蔽三也。
惟兹三蔽，足使詞格日卑。“今欲塞其歧途，必且嚴其科律”（金序）。裁僞體以親風雅，舉所有淫詞、鄙詞、游詞，擯諸詞林之外，此張氏所以獨樹一幟，竟能力挽狂瀾，而爲衆流所共宗仰也。
二張開風氣之先，崇比興，争意格，而不甚措意於聲律技巧。且其門庭稍隘，去取過嚴。所録唐詞，李太白（白）、温飛卿（庭筠）、無名氏等三家；五代詞，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韋端己（莊）、牛松卿（嶠）、牛希濟、歐陽炯、鹿虔扆、馮正中（延巳）等八家；宋詞，宋徽宗（趙佶）、晏同叔（殊）、范希文（仲淹）、晏叔原（幾道）、韓玉汝（縝）、歐陽永叔（修）、張子野（先）、蘇子瞻（軾）、秦少游（觀）、賀方回（鑄）、趙德麟（令畤）、張芸叟（舜民）、王元澤（雱）、周美成（邦彦）、田不伐（爲）、陳子高（克）、李玉、謝任伯（克家）、朱希真（敦儒）、辛幼安（棄疾）、張安國（孝祥）、韓无咎（元吉）、李知幾（石）、姜堯章（夔）、尹惟曉（焕）、史邦卿（達祖）、王聖與（沂孫）、張叔夏（炎）、黄德文（孝邁）、吴彦高（激）、李易安（清照）、鄭文妻孫氏、無名氏等三十三家：凡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董氏續選，益以唐詞，李太白、張子同（志和）、温飛卿、皇甫子奇（松）；五代詞，後唐莊宗、韋端己、薛昭藴、毛熙震、李珣、馮正中；宋詞，晏同叔、范希文、歐陽永叔、王介甫（安石）、柳耆卿（永）、蘇子瞻、秦少游、賀方回、章質夫（楶）、舒信道（亶）、趙德麟、劉巨濟（涇）、周美成、徐幹臣（伸）、陳子高、魯逸仲、葉少藴（夢得）、陳去非（與義）、趙長卿、辛幼安、張安國、程正伯（垓）、劉潛夫（克莊）、俞國寶、姜堯章、劉改之（過）、楊炎、謝勉仲（懋）、陸子逸（淞）、高賓王（觀國）、史邦卿、方巨山（岳）、吴君特（文英）、蔣勝欲（捷）、周公謹（密）、王聖與、張叔夏、吴彦高、德祐太學生、李易安、朱淑真、徐君寶妻等；凡五十二家，一百二十二首。董選既爲翰風所鑒定，以爲“亦先兄之志”，則謂兩本並爲二張家法，殆無不可。合觀兩本所録，一時號稱大家者，惟温飛卿二十三首，秦少游十六首爲最多。次則周美成十一首，姜堯章十首，馮正中、辛幼安、王聖與各八首，南唐後主、韋端己、蘇子瞻各七首，朱希真、李易安各五首，南唐中主四首，晏同叔、歐陽永叔、張子野各三首。張叔夏則張選僅一首，而董選驟增二十三首。柳耆卿、吴夢窗，爲張選所擯，而董選各採二首。以此亦足窺見二張家法，未嘗不參酌於婉約、豪放二派之間，以“醇雅”爲歸，而特措意於“文有其質”。與後來周止庵氏之專崇技巧，退姜、張而進辛、吴，微異其趣。文道希先生稱：“張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離於方罫者。”（《雲起軒詞·自序》）然於止庵乃不贊一辭，則專崇技巧，雖足以廣闢户庭，而接迹《風》、《騷》，固惟意格是尚也。潘四農（德輿）於張選首發難端，其《與葉生書》略云：
張氏《詞選》，抗志希古，標高揭己，宏音雅調，多被排擯。五代、北宋，有自昔傳誦，非徒隻句之警者，張氏亦多恝然置之。竊謂詞濫觴於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於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引見《篋中詞》三）
其致譏於張氏，惟在“宏音雅調，多被排擯”，而對於彼之“抗志希古”，固不敢有異辭也。
張氏傳其甥董晉卿，而晉卿論詞之作無傳。僅於止庵《詞辨·序》内，知晉卿喜少游、玉田，且極推清真之“沈著拗怒”。又稱“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介存齋論詞雜著》引晉卿説）。二張不談技巧，而晉卿措意於清真之“沈著拗怒”，漸就運筆遣聲以求詞，實開止庵《四家詞選》之先路。張選有振衰起廢，摧陷廓清之功，而暗度金鍼，藉傳心法，或由口授，或竟鬱而莫宣。止庵一脈相承，宏開宗派。綜其異同之故，可得而言。
皋文以“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爲詞家之極則。止庵則謂“夫人感物而動，興之所託，本必咸本莊雅。要在諷誦紬繹，歸諸中正，辭不害志，人不廢言。雖乖繆庸劣，纖微委瑣，苟可馳喻比類，翼聲究實，吾皆樂取，無苛責焉”（《詞辨·序》）。皋文以詞能“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止庵則謂“後世之樂，去詩遠矣，詞最近之。是故入人爲深，感人爲遠。往往流連反覆，有平矜釋躁，懲忿窒慾，敦薄寬鄙之功”（《詞辨·序》）。雖二家之説微有不同，而並尊詞體一也。皋文崇比興，止庵則言寄託。止庵之論寄託云：
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罥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斵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閲載千百，謦欬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醖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敍平淡、摹繢淺近，而萬感横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宋四家詞選·序論》）
又云：
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介存齋論詞雜著》）
夫所謂寄託，初不出乎“意内言外”之旨，皋文比興之義，已足盡之。然止庵復創爲能入能出之説，殆因鑒於初學或不免流入金氏所稱淫詞、鄙詞、游詞之三蔽，故不得不先端其趨向，而示來者以從入之塗。惟膠於寄託之説，亦多流弊。故止庵復爲之説云：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爲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别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温、韋，不亦恥乎！（《介存齋論詞雜著》）
此皆暗示詞樂既亡之後，所貴乎性情襟抱之卓越，與夫識見經歷之豐富，乃足昌大其詞。若徒迷戀古人，雖日言寄託，亦難自樹。此止庵微旨，可於言外得之者也。皋文於特崇温氏外，復標舉宋代張、蘇、秦、周、辛、姜、王、張八家。止庵乃爲分析正、變，以温庭筠、韋莊、歐陽炯、馮延巳、晏殊、歐陽修、晏幾道、柳永、秦觀、周邦彦、陳克、史達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唐珏、李清照等十八家爲正，李後主、蜀主孟昶、鹿虔扆、范仲淹、蘇軾、王安國、辛棄疾、姜夔、陸游、劉過、蔣捷等十一家爲變（詳見《詞辨》）。共得詞九十三首，而以温庭筠、辛棄疾各十首，李後主、周邦彦各八首爲最多；次則王沂孫六首，馮延巳、吴文英各五首，韋莊、陳克各四首，姜夔三首，歐陽修、蘇軾各二首。與張、董二選最顯著之差别，即在擡舉辛、吴，擯抑姜、張。正、變之分，復堂已持異議（譚評《詞辨·跋》）。要其“折衷柔厚”（譚説），導來學以津梁，固與張選並爲不朽之作也。據止庵自序，此選成於嘉慶十七年（1812），距張氏《詞選》行世之日，僅後十五年。兩本相校，規模可覩。是時止庵雖頗參己見，猶未能開逕獨行也。至道光十二年（1832），止庵標舉四家，領袖一代，以成《宋四家詞選》，始漸脱離二張疇範，自樹風聲。其序云：
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軒歛雄心，抗高調，變温婉，成悲涼。碧山饜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穠摰。是爲四家，領袖一代；餘子犖犖，以方附庸。
又稱：
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
既襲前人宗派之説，以自建一系統，復示學者以修習次第，規矩步驟，昭晰可尋，樂苑一燈，争爲世重，非偶然也。獨其抑蘇而揚辛，退姜、張而進王、吴，又將北宋諸公，轉隸四家之下，未免本末倒置，軒輊任情。兹就所選諸家，列表如次：
爲示學者以研究塗徑計，分宋詞爲四系，而以清真爲衆流之歸宿，自是别具匠心。然常州詞派至此，已日趨於技術之講求，持論益精，而拘束漸甚，影響詞壇，亦復互有得失。所謂技術之講求，不外運筆、選聲二端。止庵於詞筆之運用，一則曰：
筆以行意也，不行須换筆；换筆不行，便須换意。玉田惟换筆不换意。
再則曰：
詞筆不外順逆反正，尤妙在複、在脱。複處無垂不縮，故脱處如望海上，三山妙發。温、韋、晏、周、歐、柳，推演盡致，南渡諸公，罕復從事矣。（《宋四家詞選·序論》）
因講求運筆，而有所謂“鉤勒”，遂不能不“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故其言又曰：“學詞先以用心爲主，遇一事，見一物，即能沈思獨往，冥然終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則講片段，次則講離合。成片段而無離合，一覽索然矣。次則講色澤音節。”（《介存齋論詞雜著》）詞中之離合，皆關運筆之巧妙，固從事倚聲者所宜深切研尋者也。其論選聲，無紅友（萬樹）、順卿（戈載）之拘泥，而深識音理，要言不煩，尤足爲學者之準則，兹爲摘録如次：
“東”“真”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感慨，各有聲響，莫草草亂用。
陽聲字多則沉頓，陰聲字多則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陰間一陽則高而不危。
韻上一字最要相發，或竟相貼，相其上下而調之，則鏗鏘諧暢矣。
上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去、入韻，則上爲妙。平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入次之。叠則聱牙，鄰則無力。
硬字輭字宜相間，如《水龍吟》等俳句尤甚。（以上並詳《四家詞選·序論》）
凡此推論選聲之法，並從經驗中來。二張以餘力爲詞，未遑措意於此。故《茗柯集》中如《水調歌頭》諸闋，雖“胸襟學問，醖釀噴薄而出，賦手文心，開倚聲家未有之境”（《篋中詞》評語），而於音節間有未諧。且如“便了却韶華”，“又斷送流年”等句，句法不合，終爲疵纇，此常州詞派所以有待於周氏之補苴也。止庵於運筆、選聲之外，又極注意於字句之安排，與關節之轉换。其説云：
領句單字，一調數用，宜令變化渾成，勿相犯。
積字成句，積句成段，最是見筋節處。如《金縷曲》中第四韻，煞上則妙，領下則減色矣。
吞吐之妙，全在换頭煞尾。古人名换頭爲過變，或藕斷絲連，或異軍突起，皆須令讀者耳目振動，方成佳製。换頭多偷聲，須和婉，和婉則句長節短，可容攢簇。煞尾多減字，須峭勁，峭勁則字過音留，可供摇曳。
聲家於此，果能悉心體驗，證以兩宋名家之作，庶可畢窺奥藴，自闢町畦。止庵之有功詞林，蓋不僅在恢宏二張之遺業，而其廣開途術，示學者以善巧方便，誠不愧爲廣大教主矣。
四 常州詞派之拓展
江陰繆氏（荃孫）手輯《國朝常州詞録》，采宜興、荆溪、無錫、金匱、武進、陽湖、江陰、靖江諸邑作者，自清初以迄清季，得人四百九十八家，詞三千一百一十闋。常州詞風之盛，於此可見一斑。雖詞派之名，出於張、周二家選本行世之後，而前乎二張之作者，如顧梁汾（貞觀）之《彈指詞》，陳其年（維崧）之《湖海樓詞》，皆能幹之以風力，無纖淫枯槁之病。加以萬氏《詞律》，有糾正舊譜之功。宜、錫詞風已駸駸與浙西旗鼓相當，爲詞林所重視。二張崛興嘉慶、道光之際，以陽湖、武進爲重振詞學之中心。董氏父子傳衣鉢於前，荆溪周氏廣波瀾於後。於是常州詞派，遂取浙派之席而代之。其占籍常州，而與二張並世，或後出之作者，則有武進黄仲則（景仁）之《竹眠詞》，無錫楊蓉裳（芳燦）之《移筝詞》、《拗蓮詞》，金匱楊方叔（掄）之《春草軒詞》，楊荔裳（揆）之《瓔珞香龕詞》，武進趙億孫（懷玉）之《秋籟吟》，惲子居（敬）之《蒹塘詞》，陽湖洪稚存（亮吉）之《更生齋詩餘》，左仲甫（輔）之《念宛齋詞》，荆溪周木君（青）之《柳下詞》，陽湖錢季重之《黄山詞》，陸祁孫（繼輅）之《清鄰詞》，武進李申耆（兆洛）之《蜩翼詞》，金匱孫萊甫（爾準）之《泰雲堂詞》，陽湖劉芙初（嗣綰）之《筝船詞》，無錫顧蒹塘（翰）之《拜石山房詞》，武進劉申受（逢禄）之《禮部集·附詞》，陽湖董子詵（基誠）之《玉椒詞》，董方立（祐誠）之《蘭石詞》，方彦聞（履籛）之《萬善花室詞》，武進丁若士（履恆）之《宛芳樓詞》，董晉卿（士錫）之《齊物論齋詞》，金匱楊伯夔（夔生）之《真松閣詞》，武進費子敷（開榮）之《鼓銅館詞》，湯雨生（貽汾）之《琴隱園詞》，陽湖董子遠（毅）之《蜕學齋詞》，武進管孝佚（繩萊）之《鳳孫樓填詞》，湯德卿（建中）之《筠緑山房詞》，陽湖談鴻儒（澐）之《雲西詞》，湯果卿（成烈）之《清淮詞》，陸蓉鏡（容）之《巢睫詞》，無錫顧蘭厓（翃）之《金粟庵詞》，陽湖陸康侯（鼎晉）之《茶巢小隱詞》，武進程香谷（兆和）之《春谷詞》，陽湖莊眉叔（縉度）之《黄雁山人詞》，史燮甫（致澤）之《荆餘草堂詞》，趙于岡（起）之《約園詞稿》，湯梅生（成彦）之《聽雲僊館詞》，武進汪逸雲（士進）之《鬘雲軒詞》，宜興徐慕雲（宗襄）之《柏蔭軒詞》，陽湖吕庭芝（耀斗）之《鶴緣詞》，徐子楞（廷華）之《一規八棱硯齋詞》，湯冠卿（光啓）之《桐影軒詞》，武進陸子良（循應）之《鷗汀詞》，陽湖周韜甫（騰虎）之《蕉心詞》，許太眉（棫）之《三橿老屋詞》，方元徵（駿謨）之《耐餘書屋詩餘》，宜興朱少白（珩）之《橘亭詞》，陽湖承耀珊（越）之《聽雲山莊詞》，吴晉壬（唐林）之《横山草堂詞》，武進沈子佩（昌宇）之《泥雪詞》，江陰蔣鹿潭（春霖）之《水雲樓詞》，武進謝子階（應芝）之《會稽山齋詞》，陽湖蔣侑石（曰豫）之《秋雅》，無錫俞芝田（敦培）之《藝雲詞》，丁雲盦（翼）之《浣花山莊詞》，沈秋白（鎣）之《留漚吟館詞》，江陰陸静夫（志淵）之《蘭紉詞》、《瓠落詞》，陽湖方子可（楷）之《句婁詞》等，雖造詣各有淺深，好尚互有出入，而或師承有自，或家學相傳，共振雅音，以趨正則，殆皆聞張、周二氏之風而起者。此常州詞派之流播本州，約略可言者也。
蔣鹿潭挺生咸豐多難之秋，“爲倚聲家杜老”（《篋中詞》）。雖自闢畦町，不爲張、周所囿，且詞人之詞，與宛鄰、止庵一派學人之詞殊科。然鹿潭嘗謂：“詞祖樂府，與詩同源。偎薄破瑣，失風雅之旨。情至韻會，溯寫風流，極温深怨慕之意，亦未知其同與異。”（李肇增《水雲樓詞·序》）又稱：“欲以騷經爲骨，類情指事，意内言外，造詞人之極致。”（宗源翰《水雲樓詞·續序》）由斯以談，則亦與皋文尊體之説，本無二致，特不爲止庵四家之論所牢籠耳。且止庵持論雖精，而襟抱才力，不足以當起衰之任，故其自爲詞，亦僅能造於“精密純正”（譚復堂説）而止，發揚光大，固仍有待於後賢也。
溯自茗柯《詞選》出而詞體遂尊，止庵《詞辨》及《宋四家詞選》出而金鍼普度，於是常州宗派，不特在本土滋生蕃衍，且進而風靡一世。止庵以碧山爲學詞必由之徑，而極其詣於清真，海内言詞者，遂莫不以此爲正鵠。雖或不免爲才力所限，罕窺四家之全，而廣播宗風，恆不能出此四家之外。清之末季，江寧端木子疇（埰）篤好碧山，既與臨桂王幼遐、況夔笙（周頤）等合刊《薇省同聲集》，益振止庵墜緒，而王氏造詣尤深。彊邨先生稱其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説，契若鍼芥”（《半塘定稿·序》）。此足證常州詞派，由江南而移植於燕都，更由燕都而廣播於嶺表。其後王氏復與彊邨同校夢窗，又於庚子之秋，集四印齋爲詞課，由是止庵特崇夢窗之旨，遂益發揚於晚近詞壇。鼎革以還，彊邨歸隱吴下，恆往來蘇、滬間，而所與商量詞學者，以夔笙與鐵嶺鄭大鶴（文焯）爲最著。大鶴雖力規白石，而對清真、夢窗之校訂研尋，用力甚至，夔笙亦極推服夢窗。於此又足證常派詞風，復由北而南，儼然爲聲家之正統焉。彊邨晚輯《宋詞三百首》，於張、周二選所標舉外，復參己意，稍揚東坡而抑辛、王，益以柳耆卿、晏小山、賀方回冀以救止庵之偏失。然淵源所自，終不可掩。徒以身經世變，感慨遂深，且所見既多，門庭益廣，爰有“出藍”之譽耳。（參閲本刊第三號拙著《晚近詞風之轉變》及拙編《中國韻文史》）
譚復堂爲清季浙中詞學大師，所輯《篋中詞》，於張、周二氏亦深致推挹，又詳評《詞辨》，發止庵未盡之奥藴，而爲之跋云：“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論小異。大抵周氏所謂變，亦予所謂正也，而折衷柔厚則同。”據此，則兩浙詞人，亦早沾常州之芳潤矣。
五 結論
清詞至常州派而體格日高，聲情並茂，綿歷百載，迄未全衰。良由“學人之詞”，適可藥末流之病，又值時變方亟，尤足以激發詞心。自茗柯、鹿潭，以迄晚近王、朱諸氏，莫不“文有其質”，造極登峯。推其啓發之功，固不得不歸諸張、周二選也。惟是利之所在，弊亦隨之。自尊體寄託之説興，一掃淫、鄙、游之三蔽，而連情發藻，凡涉兒女而不失其正者，亦竟不爲世重，以致末流或失之僞，或失之鑿。自講求技巧之説興，一洗粗獷徑露之習，而學者遂專敝精神於“順逆反正”之運用，轉忽“惻隱盱愉”、“意内言外”之功。自止庵偏尚夢窗，譽其“每於空際轉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又喻以“天光雲影，摇蕩緑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介存齋論詞雜著》）。遂使學者益爲目眩，日惟求其所謂“空際轉身”者，既無夢窗之才藻以赴之，但務迷離惝恍，使人莫測其命意之所在，其笨伯乃竟以塗飾堆砌，隱晦僻歰爲工，此其病至今日而轉劇，亦止庵及王、朱諸先生所不及料。自止庵深抑白石，以爲“白石放曠故情淺，局促故才小”，又云“白石詞如明七子詩，看是高格響調，不耐人細思”（《介存齋論詞雜著》）。遂使學者不復措意於姜詞，而“清空峭拔”（張炎《詞源》）之境，因多汩没。乾坤清氣，所賦於詞人者，在北宋則有東坡之清雄，在南宋則有白石之峭拔，止庵皆任情排抑，真使人百思莫得其解矣。今欲救常州末流之弊，允宜折衷浙、常兩派及晚近譚、朱諸家之説，小令並崇温、韋，輔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長調則於北宋取耆卿、少游、東坡、清真、方回，南宋取稼軒、白石、夢窗、碧山、玉田。以此十八家者，爲倚聲家之軌範，又特就各家之源流正變，導學者以從入之塗，不侈言尊體以漓真，不專崇技巧以炫俗，庶幾涵濡深厚，清氣往來，重振雅音，當非難事矣。
辛巳中秋前二日，脱稿於秣陵北秀村下。
（原載《同聲月刊》第一卷第十號，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