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吴瞿安先生
——歲寒懷舊録之一
廿年人海狎風波，一事無成可奈何。
師友半凋吾亦老，思量只覺負恩多！
——壬午除夕口占
雨生不斷的寫信來，要我替他主編的《風雨談》寫點稿子，彷彿索逋似的。我因爲家人患病，纏绵兩三個月。暫兼了“内閣總理”的職務——自注：内者内人之内，閣者閨閣之閣，既非責任内閣之閣，也説不上周佛海先生在少年時候所常愛入的文昌閣——天天除了教書校稿之外，還要忙着挪債、延醫、照料我的嬌兒，恨不得多生一副腦子，或者能託觀世音菩薩的福，也長着千手千眼，來爲文化界服務！直到年三十夜，只做了上面四句歪詩。幸運的平安度過了這年關，想起一切的文債來，要想拖賴，總有些過意不去，何況我素來是主張“言必信，行必果”的一個不合時宜的笨貨呢？
想起我，原來不過是一個小學畢業出身的酸人物，赤手空拳，跑進教育文化界，混了二十餘年之久。不知怎的，所有文壇老宿，和各方面的賢明領袖，一見了我，或者是通過一兩回信，就特别“垂青”起來，奬借提掖，教我努力上進，欲罷不能。我是抱定一生一世，要做學生的，只要人家有些特長，不管他是新舊人物，我總是虚心去求教，而且服膺不釋的。單就我的本行——勉强説是中國純文藝吧——來講，詩壇老輩如陳散原、鄭蘇戡、陳石遺諸先生，詞壇老輩如朱彊邨先生，國學大師如章太炎先生，新文學家如魯迅先生等，我都曾領教過，除了魯迅先生比較生疎一點，其餘都對我奬誘不遺餘力，尤其是彊邨先生，更是使我没齒難忘的。可是現在這些人物，都作古人了，還有許多誼在師友之間的人物，自這次事變以來，或流離顛沛，作客以死，或避居僻壤，音信不通。我所敬服的歐陽竟無、趙堯生、陳蒼虬、張孟劬、夏吷盦、李墨巢諸先生，雖皆健在，而散處四方，無由常親謦欬，尤以歐、趙兩先生遠在蜀中，音問阻斷，倏忽數年之久，怎不教人發生“恍同隔世”之歎？我現在已是中年了，德業都無成就，每當夜静更深的時候，想起諸師友對我期望的殷切來，不覺淚沾衾枕，那還有話可説呢？雨生指定要我記吴瞿安先生，却嚕嚕囌囌，寫了這麽一大段離題頗遠的話，也就因爲説起吴先生，不知不覺的，連類引出許多的感慨來。現在且先談談我與吴先生的關係，和他留在我腦海中的印象吧。
我和瞿安先生的關係，也是在師友之間的。我的仰慕吴先生，遠在二十五六年前，和他通信見面，卻在民國十七年我到上海暨南大學教書以後。當我十四五歲時候，就喜歡弄弄詩詞。那時我有兩個堂兄，先後在北京大學國文系肄業。一個名叫沐光——去世也過二十年了——他是最崇拜黄季剛先生的。我對研究聲韻文字之學，和魏晉駢體文，得窺門徑，後來又在季剛先生門下學過些東西，以至和太炎先生發生關係，是從這個因緣來的。一個名叫沐仁，他是最崇拜吴先生的。他每年暑假，回到家鄉來，總喜歡把吴先生對南北曲的造詣，講給我們聽，並且拿出遏雲閣曲譜，泡了龍井茶，兄弟們團坐在後堂——我家裏的書齋，中植蘭花夾竹桃秋海棠之類，堂後傍山，蒼松翠竹，相映成趣，也可算得一個適宜避暑的好去處呢！木榻邊，一個吹起笛子來，——這個名叫沐幹，兄弟們叫他老五。——老三——沐仁——跟着就唱絮閣，或者思凡之類，説這是吴先生教給他們唱的。我雖然不懂，卻也頗感興趣。後來我和吴先生相熟了，吴先生總是勸我學唱崑曲。他説詞曲原來是相通的。研究詞學的人，最好學會了幾支曲子，自然别有受用。他自離開北大後，歷任東南大學、光華大學、中央大學詞曲教授，常常叫學生們在課餘之暇，到他家裏去學唱，那作風和以前在北大時，是始終一貫的。
我和吴先生相識，現在記不清是那年了。吴先生歷年和我通訊的遺札，都保存在上海，一時没功夫特地取來，加以一番整理，只好留到後來再説。我從小就聽到吴先生是愛唱青衣的，又是道地的蘇州人，心目中猜想，他的面模一定是很漂亮的。可是後來見了他那四方的臉孔，養着兩綹八字鬚，一雙耳朵矗起來，立刻就感覺到這怎麽好扮青衣花旦呢？我對唱曲是十足的門外漢，所以他的嗓音，是否適宜於唱青衣花旦，我可不敢妄下雌黄。吴先生是研究詞曲的專門學者，是近代中國戲曲界的唯一導師，他的特長，是能兼填詞、製譜、按拍三者的絶藝，深通其理而傳諸其人。至於興之所到，偶然登場爨演，不管扮相怎樣，規矩總是好的。這一方面，自有專家去仰贊，也用不着我來饒舌了！
我和吴先生相識以後，漸漸的熟了起來，是在淞滬事變的那一年。那時京滬一帶，風聲鶴唳，吴先生也就暫避到上海租界内來，在某大銀行家做了西席。除教兩三個學生讀書做對子外，又替居停主人鑒定所藏書畫，做些題跋。那位主人待他很好，特地爲他請了一回客，把寄寓上海的名流，邀了不少來參加這個盛會。我和吴湖帆先生，也得叨陪末座。自這以後，我教書得空的當兒，就常常跑到他那裏去談天。他天天做日記，寫得特别認真，有時候拿給我看，我從這裏面也得着許多的啓發。這時恰值彊邨先生在前幾個月去世，我和幾位知好，正在籌刻彊邨遺書。吴先生和彊邨先生，也是“平生風義兼師友”的，所以對這件事，特别關懷。因爲這種因緣，吴先生對我也就特别要好。他那種謙和的態度，和蕭灑的神情，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後來淞滬協定成立，時局也就恢復常態，那時的中央大學，又把吴先生挽了回京。那位銀行家願照中大的待遇，按送束脩，把他老人家留住。他老人家是愛喝幾杯酒的，他感着天天由小學生們陪着喫喝，有些不自在，也就婉辭謝卻，回到中大去了。
我往年常是趁着春假之暇，到南京去走一趟，看看許多朋友。吴先生和他的夫人兒女，都寄住在中大附近大石橋的一家民房裏。那屋子是一坐三進的平房，吴先生是住在最後一進的，陳設也頗簡單，原來教授生涯，總是相當清苦，這也不足爲怪的。我因爲每次到南京，時間都很匆促，所以拜訪他的機會，往往是在夜間。那房子的前排，是不曾裝設電燈的，往往暗中摸索，總留我談到半夜，纔親自把我送出大門來，這也可見他對後進期望之深，和待人之厚了。
有一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的下午，他知道我到了南京，特地叫他的學生唐圭璋君，約了我往遊後湖。他老人家帶着一位兒子，和唐君連我四個人，坐上小艇，叫唐君吹起笛子，他父子兩個，唱起他新近刻成而頗自命得意的霜厓三劇來，嫋嫋餘音，繞雲縈水，真叫人有“望之若神仙”之感。一直遊到夕陽西下，纔收艇歸來。我最近兩三年，每到後湖，總會想起這次遊湖的風趣，不禁唱出“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這兩句唐詩來，表示低徊悵惘之意。而今吴先生下世，整整四周年了！唐君聞在重慶中央大學，擔任詞曲講席，風流雲散，怎得不叫人對景傷懷啊！
吴先生的老家，是在蘇州的雙林巷，也是一座江南人的舊式建築，我曾去過一次。這時恰是假期，吴先生夫婦都在家裏。聽到剥喙敲門之聲，他的夫人出來開了門，延往書齋，和吴先生坐談了好久。在那明窗浄几之下，看了幾種外間少見的明人曲譜，可是因爲時間匆迫，走馬看花似的，現在都記不清楚是何名目呢！吴先生藏曲之富，甲於中國，大部都保存在這屋子裏，聽説事變以來，尚無散失，這到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啊！
吴先生自“八一三”事變以後，有一個短期間，避難蘇州鄉下，不曾通過消息。後來帶了家眷，和他著作的詩文詞及日記等手稿，轉到湘潭，喘息甫定，便一心一意的，删定所有的詩詞，準備着“把虚名料理傳身後”的工作。他大概是從盧冀野、酈衡叔——二位都是吴先生的得意門生——諸君處，間接得到我仍滯留在上海的消息，就不斷的寫了些快信或掛號信來，報告他的行蹤和近況。并且把他删定的霜厓詞録稿本，保險寄給我，以校刻印行相託。他知道我兒女多，家累重，那時景況不好，又想到他的門生潘景鄭君，力能任刊書之費，兼有夙諾，屢次催我代詢。後來景鄭抄了一份副本，又叫我做了一篇短跋，説是就要寄往北京雕版。現在已隔多年，不知這件事究竟辦得怎樣？好在稿本仍存敝篋，這重心願，我總希望能早清償，以期不負先生託付的苦心啊！
吴先生在没有離開中大以前，就有些喉啞的毛病。自從流離西上，再由湘潭轉到桂林，經不了風波跋涉的勞苦，病勢增劇。他來信有“嗓音全失，骨瘦如柴”的句子，早已自知不久於人世，但是他的精神始終是很好的。自離桂林轉往雲南大姚縣，一路都有信來。直到去世的前幾天，還有信給我，筆札精整，和以前一樣的認真，那裏知道電傳的噩耗，反而會較遺書先到呢？
吴先生在逃難期間給我的信札，叫我最感動的，有下面這幾件事。一件是他那對文字上一種矜慎不苟的精神。他寄給我的霜厓詞録定本，把生平所作的詞，删了又删，只留下一兩百首，照平常人看起來，已經算得謹嚴極了。可是他對彊邨先生挽詞一首，直到快要去世的時候，還來信改定好些字句，并且再三託我務把定本改正。一件是他聽到我在上海迫於生計，兼課頗多，總是來信表同情，勸我節勞保重。他説他的生命，就斷送在教書上面，改文傷腦，講書唱曲傷氣，以致元神耗盡，不可救藥。我想這些話雖然有激而發，可是生在這師道淪亡的末世，做教書匠的，不管學問怎樣高明，總是得不到社會的優禮，這是我輩同行的人，所應同聲一哭的！還有一件，是他對自己的作品一種依戀的神情，生怕不能傳給後人似的。他認定了彊邨先生去世之後，只有吷盦先生，是當世詞壇的大作家，特地寫了一封極工整的駢文信，託我求他做一篇霜厓詞録序，并且不斷的來函催促，彷彿得着這篇序文，就是死了也可瞑目似的。這時夏先生因爲忙着他事，直到吴先生死後，纔把序文做好。我想吴先生九泉之下，也可以無憾了吧！
吴先生死在大姚李旂屯的李氏宗祠，有他的門生李一平君，替他料理身後。他的著作，聽説全部交給盧冀野君，已經在那裏次第刊行。冀野做了一篇很詳細的年譜，載在上海出版的戲曲第三輯上面。這戲曲叢刊，並且爲吴先生出了一本“吴霜厓先生三周年祭特輯”。吴先生過了幾十年清苦的教書生活，桃李滿天下，而且大多數都是能够發揚先生遺業的，我想吴先生确定是不朽的了！癸未元旦後一日，脱稿於金陵。
（刊《風雨談》第二期，1943年5月出版）
苜蓿生涯過廿年
一 教書習慣的養成
我是命中註定做教書匠的！自從二十歲那一年，由我那僻處湘贛交界的故鄉——萬載株潭——糊裏糊塗的跑了出來，當初做着一名小學教師，漸漸升教中學，以至大學，整整二十二年，除了寒暑假之外，是不曾離開過教書生活的。“國府還都”的那年春季，我還在上海，擔任国立音樂專科學校，和私立光華大學等處的教席。那時我的腸胃病害的不能起牀，爲着汪先生的特殊知遇，勉强扶病到了南京。中間隔了四五個月，不曾拈着粉筆，便有些“皇皇然若有所失”，好像老於兵間的宿將，驟然離開了那隊伍，便有些不很自在似的。
説來慚愧！我雖然教書二十多年，好像小學生升學似的，一步一步的由小學升上去，忝做大學教授，不知不覺間也就十五年了！然而每一次學校裏叫我填起履歷來，我總是把出身一欄空着的。有許多朋友，看見我在學術界的交遊方面，大多數是北大出身，或者是北大的老教授，如張孟劬、吴瞿安諸先生之類，硬派我做北大國文系畢業的。在“國府還都”的那年，有一次汪先生約我去喫飯，同席的有一位原在北京女子師範學院做教務長的王廈材先生，汪先生給我介紹，説王先生對他講，和我是北大老同學，所以特地約到一塊兒來談談。我當時怪難爲情的，又不敢冒充，只得低聲的向汪先生解釋，大約是因爲我有三個哥哥，叫做沐光、沐棠、沐仁的，都曾肄業北大，時間過得長遠了，廈材先生或者記錯了吧！區區原來自十四歲在故鄉龍氏私立集義高等小學校畢業之後，就不曾升過學的！
我現在還時常感覺到，我的喫飯本領，那根基還是在那十三四歲時候打定的，而我的教書匠生涯，也就同時開始了！我的父親，是寒苦出身的。中了光緒庚寅科的進士，和文芸閣、蔡孑民、董綬金諸先生同榜，後來做了二三十年的州縣官，一直是清風兩袖。現在雖然事隔四十餘年之久，而我在外面偶然遇着桐城人士，不拘老少，談起來，差不多没有不知道“龍青天”的。我父親自從辛亥革命那年，退居鄉里，除了奉養我的八十多歲的老祖母外，就在離家二三里地的一座龍氏宗祠裏，創辦了那一所集義小學，所收的學生，大都是族人子弟，而我和我的幾個堂兄弟，也就做了那學校裏的基本隊伍。那時同學們也有四五十個，除了另請一位教英算的先生外，其餘國文和歷史等等，都是由我父親教的。他老人家是最服膺孔老夫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那兩句名言的。他教學生，相當的嚴厲。每天叫學生們手鈔古文，以及《史記》列傳，顧氏《方輿紀要·總序》、《文選》、杜詩之類，每個學生都整整的鈔了幾厚本，鈔了便讀，讀了要背，直到顛來倒去，没有不能成誦的，方纔罷手。一方面又叫學生們點讀《通鑑》，每天下午，大家圍坐起來，我父親逐一發問，有點錯句子，或解釋不對的，立即加以糾正。一個星期之内，定要做兩次文章。學生們做好之後，交給我父親，詳加批改，再叫學生站到案傍，當面解釋一徧，又要學生拿去另謄清本，交出重閲。單説我個人，經過這一番嚴格訓練，一年之後，便可洋洋灑灑的，提起筆來，寫上一篇一兩千字的很流暢的議論文。到了高小畢業，就學會了做駢文詩賦。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父親叫同學們做一篇《蘇武牧羊賦》，以“海上看羊十九年”爲韻。我居然做了一篇彷彿《六朝唐賦》體格六七百字的東西，現在還記得“髮餘幾何，齒落八九”那麽兩個警句。後來我在各級學校裏，混了二十幾年，雖然因爲經驗關係，或從時髦人物，得了些新的教授方法。可是要求國文的進步，還是免不掉這句“熟則生巧”的老話，心手相應，意到筆隨，我父親當年教我的法門，總是終身吃着不盡的呢！
我生來就有一種自尊心，而且勇於負責的。自從五歲喪母之後，就跟着父親。尤其在十歲那年，父親棄官歸里，從事小學教育之後，更是朝夕不離。我父親對兒子，是有些溺愛的，常愛向親戚朋友們誇奬我，説我的詩文做得好，素來不駡我，打是更談不上的了。我卻并不因爲父親的溺愛，便放肆或偷嬾起來，反而加倍努力，比人家進步得特别快些。有時候，我父親因爲有特别的事情，不能够到學校裏來，我便招集同學們，團坐在一塊，温起書來，背的背，講的講，儼然代表執行着我父親的職務。同學們過慣了這種生活，也就不以爲忤，反而樂受我這“小先生”的督導。後來我父親索性叫我幇着改文，事實上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儼然做起助教來了。
我在高小畢業之後，便抱着一種雄心，想不經過中學和大學預科的階段，一直跳到北大本科國文系去。那時我有一個堂兄名叫沐光的，在北大國文系肄業，一個胞兄名叫沐棠的，在北大法科肄業。他們兩個，都和北大那時最有權威的教授黄季剛先生很要好。每次暑假回家，總是把黄先生編的講義，如《文字學》、《廣韻學》、《文心雕龍札記》之類，帶給我看。我最初治學的門徑，間接是從北大國文系得來，這是無庸否認的。我那堂兄還把我的文章帶給黄先生看，黄先生加了一些奬誘的好評，寄還給我，并且答應幇忙我，直接往入北大本科。後來我在十七歲的那一年，生了一場大病，幾乎一命嗚呼。我另有一個堂兄名叫沐仁的，就靠黄先生的介紹，不曾經過預科的階段，直接進了北大國文系。等我病體回復健康，黄先生在北大，也被人家排擠，脱離他往了。我的父親因爲供給三個子姪的學費，和幾十口的大家庭生活，積年廉俸所入，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我只好打銷這升學北大的念頭，努力在家自修，夢想做一個高尚的“名士”。到了將近二十歲的時候，我的胞兄沐棠，在北京教育部死了！我也結婚多年了——我的家鄉是喜歡替兒女早完婚嫁的，我也不能例外——覺着躲在鄉間，不是道理，而那時的國立大學，漸漸對於審查資格，嚴格起來，“只看衣衫不看人”，也只好隨他去了。後來終於得了父親的允許，勉强湊了些費用，由堂兄沐光的介紹，到了武昌，拜在黄先生的門下，學些音韻學。那時黄先生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後來改稱武昌師範大學，再改武漢大學——教書，我也偶然跟着他去旁聽，一方面教他的第二個兒子名叫念田的讀《論語》。黄先生除聲韻文字之學致力最深外，對於做詩填詞，也是喜歡的。他替我特地評點過一本《夢窗四稿》。我後來到上海，得着朱彊邨先生的鼓勵，專從詞的一方面去努力，這動機還是由黄先生觸發的。我在黄先生家裏，住不到半年，一面做學生，一面做先生，也頗覺着稱心如意。我還記得，我在過二十歲生日的那一天，正是暮春天氣。悄悄的一個人，跑到黄鶴樓上，泡了一壺清茶，望着黄流滚滚的長江，隔着人煙稠密的漢陽漢口，風帆如織，煙樹低迷，不覺胸襟爲之開展，慨然有澄清之志。照了一張紀念相，做了幾首歪詩，現在早已不知散在那裏去了！過了不久，不幸王占元的部下，在武昌鬧起兵變來，我跟着黄先生和高師的同學們，逃奔到城外的長春觀，再轉到漢口。這次兵變平息，恰好我家僅餘的些小資本，做點夏布生意，又被駐在漢口的經理人耗蝕完了！那時恰值暑假，黄先生帶着我到蘇揚各地，玩了一番，我就捲了鋪蓋，挾着幾本用過苦功的書籍，回到家鄉喫老米飯去。
二 初出茅廬的挫逆
民國十一年的春季，我的妻鬧着要回九江娘家去。那時她已養了一男一女，住在鄉間有些厭煩了。她的父親陳古漁先生，是前清最末一科的進士，和我的父親，一同在湖北做知縣。這門親事，也就是在那個時候説合的。我在舊曆的新年，帶着妻兒到了九江，住了不久，就向我岳父借了五十圓的旅費，溜到上海，正式開始我那“餬口四方”的生活了！我的父親雖然做了幾十年的清官，也曾被兩湖總督張文襄公派到日本去考察過，一時名輩，如吴摯甫（汝綸），趙巳山（爾巽）諸先生，都很贊許。可是他老人家生性骨鯁，素來不喜應酬。尤其在歸隱以後，十幾年來，差不多與世相遺了。所以我跑到上海，找不着一個和我父親有關係而在社會上有些聲望的人物來。赤手空拳的，一個初出茅廬的鄉下人，混進這個五方雜處的洋場裏去，真有“前路茫茫，望洋興嘆”之感，那里還會有我這鄉下佬托身之地呢？我寄住在法租界一家同鄉開設的夏布莊的一間擱樓裏，僅得一榻之地，一線之光，偶然想起陶淵明先生“審容膝之易安”的句子來，不禁有些“毛骨竦然，汗流浹背”。幸虧那夏布莊主人柳餘甫先生，和我家有些瓜葛，而且在同鄉的商人裏面，是最喜歡幇助斯文人的。我得着他的照顧，喫飯還没有問題，可是我素來是不慣“素食”的，——這是《詩經》裏面所説的“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的素食，不是素菜館如功德林、覺園等等所辦的素食。——到底怎樣去謀職業呢？我開始向報館去投稿，做了一首諷刺時事的七言古體詩，僥倖的被《新聞報》副刊主筆看上眼了，把牠登了出來。過了些時，我的新認識的一位漂流在外的同鄉朋友柯一岑先生——他也是改名换姓，糊裏糊塗溜到上海灘上來的，等到出了頭之後，纔恢復本姓叫郭一岑。——正在《時事新報》館，主編《學燈》，和上海方面的文化教育界有些交誼，就把我介紹到北四川路横濱橋的一家神州女學裏去教書。我教的是高小最高年級的兩班國文，滿堂的“吴儂軟語”的女孩子，看學校裏請了這樣一位身穿藍布長衫——我這藍布長衫，直到現在，還是喜歡穿的。後來惹出了許多有趣味的故事，待我慢慢的再講。閲者如不相信，請到我的寓所，參觀十年前徐悲鴻先生替我畫的受硯圖，和最近方君璧女士替我畫的彊邨授硯圖，就可恍然我是“説老實話”的人了——頭髮長得很長，不修邊幅，而帶着幾分土氣息的國文先生來，就有些“竊竊私語”，這個我是心裏明白的。那時的待遇，是月薪大洋二十八圓，每天由學校裏供一頓中飯，因爲上下午都有課的。我天天都是破曉起身，吃了幾根油條，就在夏布莊走到外擺渡橋，趁三等電車到神州女學去，勉强維持了一個多月。終於學生們向當局提出抗議來了，説是龍先生的學問，雖然不錯，可是我們大家聽不懂他的話。——其實這一層，我倒是託天之福，我的嘴巴是天叫我吃四方的。雖然不能操着各省的方言，可是一出門來，我的普通話就説得相當好，人家猜不着我是“江西老表”呢。——教務主任謝六逸先生，弄得没有辦法，我也只好知難而退，讓給謝主任自己去兼了。説起這個女學，是由張默君女士創辦的，她雖然擔任着校長，我可不曾見過她一面。後來她和考試院副院長邵翼如先生結了婚，她自己彷彿也在做着立法委員，在南京玄武門内建築了一座“美輪美奂”、富麗如宫殿式的“夢筆生花館”。區區僥倖在上海做了幾年大學教授，春假到南京去拜訪她，承蒙她們賢伉儷殷勤招待，叨擾了幾次盛筵，我笑着對邵夫人——這是用司馬遷作《史記》的筆法，這稱呼是應該如此的——説：“張校長！我是你十年前的舊屬呢！”
一岑看見我又失了業，説我不是教小學的材料，因爲上海灘上的小學生，大多數是操吴語或粤語的。後來他又把我介紹給××高級商業學校的校長×××博士。×博士是相當有名的人物，可是那學校早就名符其實的有些商業化，對於聘請教員，是要先看貨色的。他向介紹人要求叫我寫一封很長的信，把我教國文的方法和主張説出來給他做參攷。我也心裏明白，這明明是考試先生，便有些不耐煩，可是回頭一想，西楚霸王兵敗烏江，“尚何面目以見江東父老”的話，與其回到故鄉，受鄰里戚黨的暗嘲熱諷，倒不如硬着頭皮在外邊亂撞，偶然丢一兩回醜，也算不了什麽了不得的事。古人説：“富貴歸故鄉”。讀者諸君，須要切記！假如你也是和我一樣冒冒失失跑到外地謀生活的人，倘是不能够揚眉吐氣的話，那你寧肯餓死在馬路上，千萬不要回到本鄉本土去，受人家的奚落。我們鄉裏有句俗話，叫做“近處菩薩遠處靈”，我就抓住這句名言，做我立身處世的唯一方針呢！我那時思來想去，没有别的辦法，只好信口開河的胡謅出一大篇道理來，寄給那位博士校長，僥倖他認爲合格了。可是要等到暑假招生之後，看看是不是“生意興隆”，纔來招聘我去擔任些鐘點。這我可忍耐不住，想起黔婁不食“嗟來之食”，我家裏還有老米飯，那個高興來弄這種“生意經”呢？我就拂衣而去，一溜煙的又離開這個滑頭社會，溯江西上了！
路過九江，上了岸，到岳家去，看了一看我的兒女，在江邊的客棧裏住了一宵，第二天又搭輪船到了漢口。立刻過江到武昌黄土坡，去看黄先生。黄先生的脾氣，我想大家都曉得的，卻是對我這個受業不到四個月的門生，特别的好。他知道我的家境中落了，在上海又“鎩羽而歸”，正陷在“進退維谷”的境地，登時叫他的姪兒叫耀先哥的——他名叫黄焯，後來在中央大學，做了十多年的助教，聽説現在在四川國立某大學做教授，已經好多年了——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家裏去住，説不久定要替我設法，找個中學教員的位置。果然不到幾天，那私立中華大學的校長陳時先生，就送了一封聘書來。那聘書上載明教授附中的國文，月薪四十八吊。我因爲黄先生的好意，而且我的教書經歷，總算升格了，所以我也不去計較待遇的厚薄，就把聘書收下來了。到了秋季開學，我爲着上課的便利，搬到一家公寓裏去住着，但離學校還是相當的遠。我每天清早，走到附近的小店，坐在長板橙上，買了幾根油條，——那時候的大餅油條，是便宜不過的，拉黄包車的，拿了幾十文錢，要喫牠一個飽。卻不料二十年之後，一個國立大學教授，兼着簡任一級的官員，每天早上要多喫幾根油條，連着兒女一道喫，就非大大的加以節制不可，唉！——和一大碗滚開水，解決了肚子裏的飢餓，挾着那討飯袋——教授皮包——翻過蛇山，走到那個學校裏上課去。那間教室，大概是向什麽古廟裏借來的，裝着幾扇木槅紙糊的門窗，地面一高一低的。那臨時用幾條木板拼搭起來的講臺，我踏上去幾乎跌了個倒栽葱，引得哄堂大笑。可是你倒不要藐視了這一班學生老爺們，他們雖不像上海那批小姐們的摩登，可是一樣的會向新來的先生搗亂，照例的説聽不懂我的話。那我可有些冒火了，我當時毫不客氣的“赫然震怒”，把這批學生當面教訓了一番。我説：“我從小就生長在你們湖北的，我也會講湖北話。難道你這批湖北人，都學了洋話，連本省的話都聽不慣了嗎？”刁頑的學生，只有嚴厲的對付他們，方纔會俯首帖耳來聽呼唤的。果然被我駡得一聲不響了。我忿忿的出了教室，跑回公寓裏，把那撈什子的聘書，叫人退回學校裏去，一面向黄先生道謝，説我是不適宜於教書的，這回決定回到老家，“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去了。結果陳校長屈尊跑到我的寓所來，并且帶着兩名學生代表，向我陪罪，我纔息了怒，答應着繼續教他們的書。武漢的天氣，是比較冷的。我住在那家公寓裏，一間僅容一牀一桌的屋子，地板和窗子都是破爛不堪的。隔着板壁的芳鄰，據説大半是些丘九老爺，白天他們到學校上課去，倒還覺得静悄悄的。一到了上燈時分，可就“胡笳互動，牧馬悲鳴”似的，胡琴馬將的聲音，雜然並作，一直鬧到深更半夜，我倒佩服他們的精神真不錯呢！那是“窮秋九月”的季節，瑟瑟的酸風，從破紙窗子不斷的侵襲進來，我的身體素來是單薄的，就有些抵擋不住。我可相信精神是能够尅服一切的。鬧的儘管牠鬧，吹的儘管牠吹，我對着一盞煤油燈，踏着窸窣作聲的地板，用那蠅頭般的小字，批校我那部石印本的《昭明文選》——這部書我是常常攜在身邊，作爲第一年正式教書的紀念品——有時也會拍着破桌子，哼些詩詞，恰和老杜的“青燈無語伴微吟”，彷彿有了相同之感。這生活過了三個多月，就到寒假了。我因爲我的妻兒，在娘家過年，有些不便——九江的鄉俗，是不准出嫁了的女兒在家過年的，女壻和外甥是更不消説的了——就把她們接回老家去。我在外面混了一年，受了許多的挫折，也就有些心灰意嬾，我的父親也叫我暫在家裏住下，犯不着這般的做，横直家裏老米飯還有得喫呢！我打定了主意，就寫信給黄先生，把中華附中的教席，婉辭推卻了。
三 海濱的優美環境
事有湊巧，我回家不到幾天，忽然接着上海轉來的電報，説有一位朋友張馥哉先生——他是北大國文系畢業，也就是當時所謂黄門四大金剛之一。他和我堂兄沐光，是同班的，而我這時和他還未相識，不過由他的親戚金懷秋先生介紹過，他就把我記在心裏。後來我做了暨南大學的國文系主任，纔把他拉來教文字音韻學，共事了幾個月，又遇着“一二八”的事變，損失了不少的書籍，他還是回到浙江教中學去。他是一位淡於名利的學者，屢次有朋友招他到大學裏去教書，他總是推託着不肯遠行。直到“八一三”事變以後，他纔從間道避到上海租界内來，和我們幾位朋友，合辦太炎文學院，可是不久他就病死了！身後蕭條，我愧不能多所濟助，有負死友，念之痛心！——要我到廈門陳嘉庚先生辦的集美學校去，代他的課。月薪是九十五圓——照周佛海先生的話，合起現在的法幣來，應該在萬圓以上呢！——教的是舊制中學的最高年級。我毫不踟蹰的，又動了遠游之念了。登時回了一個電報，答應下來。就在正月初三的那一天，辭了老父，别了妻子，冒着大風雪，獨自一個人坐着山轎，走了兩天，到萍鄉搭火車，轉到武昌，順流東下，經過上海，取得馥哉的介紹信，换上太古公司的海船，一直漂到廈門去。一路舉目無親，加上廈門話的難懂，一登了岸，便有些異樣的感覺。可是既然路遠迢迢，冒冒失失的走了出來，只得鼓起勇氣亂撞，好容易由旅館裏的茶房，送上開往集美的帆船，在海港裏走了三四十里，到了集美村，找着一位體育教員孫移新先生——是馥哉介紹的——替我叫校工把行李搬到校舍裏去。我這生長在山鄉裏的人，一旦住在這一所三面臨水的高樓上，看那潮生潮落，朝夕變幻的海濱風景，倒也心胸開拓，忘卻了那異鄉孤寄的閒愁呢。
我雖然上年在上海和武昌教過書，得了些少的經驗和教訓，可是來到這陌生的學校，教的又是最高年級，總免不了有些“戰戰兢兢”起來。好在那一班的學生，對馥哉是極端崇拜的，所以對他介紹來代課的人，也就有了相當的敬畏。我乍去上課，有些學生，都比我年紀大，我就有些不自在，兩臉通紅的，彷彿做新娘子一般，有些説不出話來。那位教務主任李致美先生——他是山東人，北高師畢業的——總是在窗子外面偷着看，他背地裏對人講：“張馥哉這回拆爛污了！怎麽找了這樣一個人來代課？可是既然來了，水闊山遥，難道馬上打發他回去？”過了幾日，我的態度也漸近自然了。李主任愛喝一點白酒，辦事非常的認真，而對同事們倒是極誠懇的。他有時候帶點酒意，跑到我的房間裏來閒譚，把我改的作文，抽出來瞧了幾本。他纔老實不客氣的對我説：“馥哉到底是個負責的朋友，不會隨便拆爛污的。我看了你改的作文，我纔相信你是個有真實本領的人物呢！”我受了他這番鼓勵，真是感愧交集。後來學校裏比較有真實學問的蔡斗垣、施可愚、姜子潤諸先生，和葉采真校長，都對我另眼相看，學生們都對我敬禮有加，這位李致美先生，我還要推他做一個最先識貨的人物，我至今還存着“知音之感”，想探訪他的蹤跡呢！
集美是閩南一個設備最完美的中學！校舍建築在一個三角形的半島上，有一二十座堂皇富麗的洋樓，緜延十數里的校基，分設着中學、男師範、女師範、水産科、小學部。學生數千人，大都是南洋華僑子弟，或閩南各縣的土著，可是個個都會講國語，没有人再説聽不懂我的話了。華僑的性子，是非常爽直的。導之有方，比任何地方的學生都好教。我一直在那裏教了四年半，從第四組教到第十七組，有的年紀比我大上十來歲，也有的十二三歲的孩子，非常活潑天真的。所有華僑的子弟，尤其對我好，好像家人父子般的。他們都説：“他們的父兄，叫他們遠涉重洋，回到祖國來讀書，是希望特别注重國文，知道些祖國的禮俗文化。”他們的好處是伉爽忠實，壞處卻帶了幾分馬來土人的獷悍，三句説得不投機，真個會“拔刀相向”。我常常想，從事華僑教育的人，應該這樣去領導他們，發揚滋長他們的善根，化除他們的獷悍之氣，把我們的優良文化，和民族思想，身體力行的，灌輸到這班華僑子弟的腦子裏。等他們回南洋，把這種子，散佈開來，不怕我們的大中華民族，不會“無遠弗届”，替代了撒克遜民族，把國族飄揚到整個地球上去！我夢想着這個理想的實現，自從到集美教書，以至跳到號稱華僑最高學府的暨南大學，經過十二三年的長時間，都和華僑教育發生極密切的關係，我這夢想，一點不曾打斷過。可惜歷來主辦華僑教育的人們，没有遠大的眼光，只把“華僑教育”這四個大字，裝着幌子，——陳嘉庚先生，卻是一位實心實地要辦好華僑教育的人，他把他那經營橡皮業賺來的錢，獨力創辦了這集美和廈門大學那麽規模壯偉的兩所學校。可惜付託不很得人，他的事業，也就跟着他的商業，漸漸消沈下去了！——把華僑子弟看做“天之驕子”，當他們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一般，把他們嬌養起來，不特不注意給他們沐浴些宗邦教化，而且一味的放縱他們，籠絡他們，讓他們盡量發揮他們那獷悍的習性，弄得國内學生對他們當作“化外”，避之如恐不及！這個我可毫不客氣的放膽批評，暨南就是一個好例子。結果華僑父老，就有些不很放心，給他們的子弟回國讀書，那還談得上“華僑教育”的特殊效果呢！這是後來的事，我不覺連類及之，暫且把牠放下。我從十二年的春季，老遠的跑到集美去代課，後來由代“即真”，從秋季起，學校就正式送了我的聘書，也不追問我的出身如何了。那時正是集美的黄金時代，牠的科學館和圖書館，都在不斷的把新出的圖書儀器，大量的購進來。若干有志的同事們，得着這優美的環境，又没有外界的引誘，——那地方本來是個荒島，你若是想要嫖賭喫喝，尋求那不正當的娱樂，只好渡過老遠的海峽，跑到廈門去。——所以埋頭用功的着實不少，不到幾年，都有了相當的著作，被南北各地的大學，禮聘做教授去。我在這裏，感覺到學術文化機關，是絶對的應該和政治商業的區域，隔離開來，學校内部，絶對不容許有政治和商業性質的份子滲了進去，那纔真正的能够造出有真才實學的人物來，作爲改造社會、建設新國家的中堅份子。我生平不參加任何政治團體，本來也就是爲着想要終身服務於教育界，替一般人做個榜樣呢！
我在集美四年半的時間，除掉一心一意的教書改文外，——我做專任教員，只教兩班國文，每週擔任教課十二小時，隔一週作文一次，時間是相當充裕的。——就是跑到圖書館去借書來看。我這時感覺着我的常識太缺乏了，就是在國學方面，也算不得有了怎樣深的造詣。所以我就努力的向各方面去尋求新的知識，把時人的作品，不拘新舊，以及翻譯的文學、哲學、社會科學等等，涉獵了許多。又深恨我往年不曾多學外國語，以致不能直接去讀西洋書籍。聽到人家説，讀東文比較容易，我就特地買了不少的日本書，請同事黄開繩先生——他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後來染了肺病死了！——來教我讀。讀了兩三個月，因爲黄先生吐血，不便打擾他做這義務教師，這事就中途而廢了，我至今還引爲大憾！
我是一個主張硬幹、笨幹的人。我的任事是這樣，我的治學也是這樣。我從二十一歲，正式出來做教書先生，直到現在，已是四十二歲的年齡了！在這整整二十一年的當中，我無時無刻不在做人家的先生，也就無時無刻不在自己做學生，我忘了我是已過中年的人了！我還記得我在集美的時候，除卻誠心誠意的向各種書本上去找指導我的先生外，那時恰好有位詩壇老將陳石遺先生，到廈門大學來做國文系主任。他老先生也是北大的老教授，門牆桃李，徧滿寰區。他雖然也過着半世的清苦生涯，但因生性好客，自己會燒幾樣小菜——他著的家庭食譜，把稿子賣給商務印書館，據説銷到幾十萬册，着實賺了不少的錢呢！——而且特别喜歡奬掖後進。他認爲得意的門生，常常會留着喫飯的，彷彿蘇東坡先生的“碧雲龍”茶，特爲某幾位門人而設。那時我在集美教過的學生邱立等，已經升入廈大，從他老先生去受業了。我反而由學生的介紹，拿點詩給他老先生看，他説我的絶句很近楊誠齋。我很慚愧，自己是江西人，那時連誠齋的集子都還不曾讀過！宋人的絶句詩，我只是喜歡讀王荆公的。我聽了他老先生的話，趕緊向圖書館借了一部《宋詩鈔》來，打開其中的《誠齋集鈔》一看，纔知道誠齋原來也是學王荆公的。我這纔深深的佩服他老先生的眼光不錯，也就備了些贄儀，向他碰了頭，拜在他的門下。從這以後，我常常渡海到廈大去，向石遺先生領教——他給我論詩的信札，整整的一大本，可惜那年由滬南遊嶺表，在海舶中遺失了！——并且常是叨擾他自己做給自己喫的幾碟小菜。夜間就住在邱同學的牀上。原來邱同學比我大上七八歲，文字學是極造詣頗深的，我早把他當做“畏友”。他總是讓牀給我睡，而且常常陪我去逛南普陀，以及廈門附近一帶的名勝地，情誼和兄弟一般的。自從我離開集美，還是不斷的通信。有幾次，我想找他到上海來教大學，都因受了阻礙，不曾實現。現在隔絶十餘年，不曉他漂流到什麽地方去了！我對學生是誠懇的，所以歷遭患難，得力於學生們的幇助，也着實不少，只是有心無力，不能够多多的提拔他們，五夜思之，還感着“慚惶無地”呢！
集美的風景，我認爲是最適宜於教學的！蔵修游息，都是一個最好的所在。只是氣候比較差些，我的老胃病，就是在那時患起，一直害到現在。我那時感着不舒服，常是帶着學生，到海邊去閒遊。那地方是不適宜於種柳的，卻有許多大榕樹和常緑的相思樹。我常是坐在那緑陰之下，欣賞那青山緑水間，風帆葉葉，白浪滔滔的壯美風景。有時獨自一個人，跑到鰲頭宫的大石上去聽潮音，澎湃鏗鏘，如聞天樂。我現在在晨光熹微中，執筆追憶，寫到這裏，對着案上那張獨踞磐石、背臨大海、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概的照片，還不禁“悠然神往”呢！
在集美四年半的當中，我曾回到老家兩次。一次是十二年的暑假，我冒着炎蒸天氣，老遠的歸到故鄉，喜的老親無恙，而我所深愛的最初一個女兒小名芙芬的，因爲出痳疹死了！我的大兒子聰彝，也正患着同樣的病。但爲職任心所驅使，匆匆的離開家庭，回到廈門去。這年秋天我的大兒子也死了，接着又生了一個女兒。這消息，老父怕我傷心，直把我瞞到第二年的暑假，重返故鄉，方纔知道。就在這十三年的秋季，帶着我的妻，和我的女兒順宜，一同到集美去了！我這女兒的名字，是公公取的。果然從這以後，一切都比較順手了。一直在集美鄉下住着，除我個人到過兩次福州，去看石遺先生，和逛鼓山外，不曾離開廈門一步。十七年的暑假，我因石遺先生的介紹，接到上海國立暨南大學的聘書，纔帶着我的妻，和兩個女兒——一個叫美宜，是在集美生的。——一個兒子——廈材——七八口書箱，辭别了這海山雄秀的廈門，乘桴北返。所有在廈大和集美的學生，都來結隊歡送，并且留下許多紀念照片，表示依依惜别的樣子，我也不禁爲之黯然！
我是不愛出風頭，和應酬巴結的，所以留在閩南這長遠的時間，對於當地士紳和各方面，都少交往。那時魯迅先生，和傅築隱、沈兼士、顧頡剛、羅莘田、郝昺蘅諸先生，都在廈大教書。我雖然都曾晤談過，但是除羅郝兩位，比較親密外，其餘的不過認識認識而已！我因爲受黄季剛先生的影響，也不敢輕易著書。所以在這四年半當中，除了編過一本文學史，作爲講義，又在中山先生逝世的那一年，做了一首一百韻的長詩，表示追悼，頗引起閩南人士的注意外，就不曾在任何刊物，發表過文章，這也就可看出了我的笨相吧！
四 重來上海的奮鬥
我那年暑假，回到上海，先把家眷送往九江，再返故鄉看我的老父。在家裏住不到一禮拜，因爲赤燄漸張，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勢，我就悄悄的溜到九江，和我的岳丈及妻兒等，上廬山住了將近一個月光景。遊覽了海會、棲賢、秀峯、青玉峽、玉淵、三叠泉諸名勝，作了十幾首紀遊詩，和一卷游記，頗爲義寧陳散原先生所激賞，後來發表在暨大的刊物上面。
和風乍起，我孑然一身的回到那塵雜不堪的洋場上來！我是惡煩囂而喜幽寂的，幸虧暨大設在離上海市十餘里的真茹鄉間，我以爲一個人總是可以住在校内的。所以征塵初洗，便自跑到學校去，準備把行李遷入。不料那事務先生，毅然決然的拒絶了。説什麽你是新來的講師，是没有住校的權利的。那十足的官僚氣，我就有些看不順眼，但也只得廢然而退，别想棲身之所。找了很久的時間，纔在北火車站附近，找着一所一樓一底的房子，重把我的家眷接來。我當初教的是大學一年級的兩班基本國文，時間是排在每天早上的第一節。那時上海附近的交通，還不很發達，自上海到真茹，總要趕上在北站七點開出的那班火車。冬天晝短夜長，我總是未明而起，走出門來，只聽得洗馬桶的唦啦唦啦之聲，“如助予之歎息”！我素來是抱定“盡其在我”的主張，不管討好不討好，力總是應該賣的！各學校的學生，對於國文素來不很注意，何況暨大號稱華僑最高學府，素來是以踢足球著名的！常常是球員一聲令下，不問校長答應不答應，學校布告不布告，學生們會自動的停課！一班老教授們看慣了，也就安之若素，不把牠認爲什麽稀奇！只是我這個不識時務的呆小子，不管風晴雨雪，他們停課不停課，只要教室裏有了一兵一卒，我總是要滔滔不絶的講下去的。那個説人類會没有同情心呢？我這樣的笨幹，居然在全校自動停課的時間，我班上的學生，是個個自動的來聽講了！同學們看見我的身體很瘦弱，老是大清早跑到學校裏來，就大家要求我住在校内，他們也好在課外來求些教益。我把上次事務先生拒絶我的話，告訴了他們，他們都有些“義憤填膺”似的，衆口一辭的説：“豈有此理！”這時學校正在謀教授們的安心教學，在學校的後面，籌劃着建築十幾幢的洋式平房，叫做暨南新村，準備有家眷的教授們住的。在十八年的春季，這房子就動工了。我就向學校當局去要求，預定一間給我住。當局又照例的説講師没有資格住房子，把我拒絶了！同學們聽到這個消息，替我代抱不平，説：“等我們去要求，看他們敢不敢拒絶？”原來暨大的行政系統，是校長指揮院長，和其他的高級職員，院長和其他高級職員，指揮教授講師，教授講師指揮學生，學生又指揮校長，是循環式的！説也奇怪，他們學生去一説，就靈驗了！我不待那房子竣工，就搬了进去。同時在那年的暑假，當局也把我改做專任教授了！
我住在暨南新村，自十八年起，到二十四年秋季去廣東止，足足住了六年。中間雖因“一二八”的事變，逃到法租界辣斐德路國立音樂院的汽車間内，過了一個舊曆年，住上幾個月。等到淞滬協定成立，學校搬回真茹以後，我又重新披荆斬棘的回到那所村居去。我手種的竹子，被人家芟夷盡了！只有柳影婆娑，和那不凋的冬青樹，依舊的危立窗下，似解迎人，直叫我發生“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
我初到暨大的那一年，是鄭韶覺先生做校長。正在由商科大學，力謀擴充，他聘了陳斠玄先生做國文系主任，作爲擴充成文學院的基礎。那時所聘的教授，也大都不愧爲“一時之選”，而我以一個五年前在上海做小學教員而被女學生們趕掉的酸小子，居然也和這批名流學者，以及什麽金字招牌的博士碩士們，“分庭抗禮”起來，這雖然要感謝石遺先生的介紹，和斠玄的提掖，而我那自己的努力，能够得着這麽的結果，也總算是天不負人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是先師孔子的偉大精神，也就是先君傳給我小子的無上寶訓！我雖然一生戇直，只管獃頭獃腦的苦幹，以致引起人家的嫉妒，遭遇了不少的風波，我可相信，“最後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暨大本來是個情形複雜的學校，又迫近在政治商業中心的上海，那被野心家利用來作鬥争的舞臺，原也是不足引爲詫異的。我不加入任何黨派，也没有什麽同學、同鄉等等的觀念，我只知道以身作則的教學生怎樣讀書，怎樣做人。我的一生，受人敬重在此，被人嫉妒和攻擊也在此！我眼看着暨大由商科擴充到有了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教育學院，完成現代大學的組織，這不能不歸功於鄭韶覺氏的辛苦經營！我個人自從講師做起，爲了苦幹，得着學生的信仰，不到三年，做了中國語文學系主任，也算是“一帆風順”，“得其所哉”的了！
我從小愛讀《史記》中的《刺客列傳》，尤其是“士爲知己者死”這句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面。我以前做事，抱定這個主張，我以後做事，還是抱定這個主張。我在暨南，因爲斠玄找我去的，——我和斠玄，本來毫無關係，因爲石遺先生的介紹，纔和他相知。——所以我就“竭忠盡智”的想替他把暨南的文學院辦好。後來文學院雖然擴充爲外國語文學系、歷史社會學系，可是我認爲中國語文學系，是斠玄的基本隊伍。那時教育學院的院長，是謝循初先生，他的确是個精幹的人才！拚命的把他那一院擴充，向學校争得經費，布置了一間頗爲完美的教育研究室。我爲着要鼓勵國文系的同學們，注意自動的研究文學起見，也同樣的向學校裏要求些設備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分得一間空洞的房子。我就對同學們講：“我們通力合作，來做給他們看吧！”於是先把我頻年辛苦積下來的錢購置的《四部叢刊》和其他新舊圖書雜誌等，搬到研究室去。再由我負責，向同事顧君誼先生，和其他歡喜買書的同學劉鍾經等，要求各出所藏，藉供衆覽，不一瞬間而琳瑯四壁，超過教育研究室的所有，這頗有些叫人驚訝！我是每天晚上都到那裏去，和同學們討論研究，雖然知道這“爲人太多，爲己太少”，是對自己的學術成就，有相當的損害，可是我認爲既擔任了這職務，是應該先公後私，一往無悔的。我這樣的硬幹、笨幹，雖然没有得着怎樣顯著的效果，但是至少我是“於心安”的。可惜過了不久的時間，就遭到“一二八”的事變，真茹陷入火線，大家一窠蜂的走了！所有學校裏的圖書儀器，那個還有這閒情去理會他？我那天晚上，因爲兒女的拖累，和老父及諸弟妹等，——我的家鄉，因爲十八年遭了兵禍，一直鬧了五年，我家老小數十口，都逃到上海來，分住在暨南附近。——没法伴着同走，仍舊在暨南住了幾天。後來我那留在圖書館服務的老學生諶然模，從梵王渡跑到真茹來看我，我纔把老小送入租界。又屢次在飛機迴翔偵察之下，用獨輪手車，督着諶生，把圖書館和研究室的圖籍，搬出許多。最後幸虧圖書館副主任許克誠先生，借了幾輛運輸糧秣的軍用卡車，纔把所有的圖書儀器，全部運了出來。只賸下我自己的單本新書，放在研究室内的，損失了一千册左右。
自從十九路軍在大場撤退之後，上海的局面，漸漸的恢復了常態。斠玄早經應了中山大學之聘，到廣州去了。鄭校長也率領一批學生和教職員，浩浩蕩蕩的從蘇州奔向上海租界内來，臨時在赫德路和新閘路之間，租了兩座洋房，作爲準備復課的校舍。那時有許多重要的教職員，各自奔回老家，没有集中在上海。我只好替學校盡義務的四出奔走，勉强湊合了一個臨時局面，不久就復課了。其他上海附近的私立大學，如復旦、光華、大夏之類的學生，都投奔到暨大來，做借讀生，倒也稱得上“得風氣之先，極一時之盛”！我那時是擔任文史哲學系——這個系是臨時合併中外文學系和歷史社會系而成的——主任，實際執行了文學院的職務，而把那院長的空頭衔，讓給張鳳博士去了。——他原是歷史社會系主任，兼圖書館主任。——後來那批造謡中傷的人，竟認我們兩個是斠玄的替身，叫什麽“龍鳳配”，在某種小報上大肆攻擊，我也只好置諸不理。等到學校搬回真茹，斠玄也自廣州回任院長，我依舊擔任中文系的職務。那時我感覺到上海一般大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缺乏在那一個“讀”字。我以爲思想感情，是做文章的要素，而那思想感情，要靠着語言文字來表達。所以要求國文的進步，必得把古今來可資模範的代表作品，讀個爛熟，纔能够把他人的思想感情和語言文字融成一片，然後醖釀在本人的心胸，又把他人和自己融成一片，這樣纔會心手相應，筆隨意轉，做出條達曉暢的文章來。我除了在大禮堂對附中學生公開講演過“請開尊口”這麽一個題目，提倡國文科的朗誦外，又向學校要求撥了一間距離宿舍較遠的洋式平房，作爲中文系的研究室，和放聲朗誦國文的實驗場所。我那時擔任的課程，是偏在詩詞一方面的。我對學生説：“這兩項都要特别注重聲調，更非朗誦長吟不可。大家如果有志於此的話，只好跟着我來！”我和學生約定在每天早上的七時到八時，爲朗誦的時間，我總是六點三刻就首先到了研究室，領導着三四十個男女同學，聚在一塊，放聲朗誦起來，“洋洋乎盈耳哉”！那些校工和校外的人，經過那窗下，莫不“駐足而立，傾耳而聽”。大家有了興趣，加入的反而多了起來，一間屋子擠得滿滿的。果然不久就發生了效果，平仄也懂了，讀詩的也會做詩了，學詞的也會填詞了。自秋季讀到冬季，天亮得漸晏了，我總是在東方發白的時候，就到了研究室。一班女同學倒感着不好意思，大家未明而起，都趕到這裏來共讀，男同學却有些“知難而退”了！我有一天因爲着了寒，病倒了，還要充硬漢，瞞着妻子，悄悄的起了身，走到研究室去，督導他們，他們被我深深的感動，説：“先生不必太辛苦了！我們會自動的去讀。”那偶然偷懶的男同學，也都鼓起勇氣來了！他們讀過書之後，就結隊到我家裏來問病，彷彿自家骨肉般的。這個讀書會，終於維持到了寒假，照了一張紀念相，我還題了一首《浣溪沙》的小詞：
半載相依思轉深，擬憑朝氣起沈陰，生憎節物去駸駸！
文字因緣逾骨肉，匡扶志業託謳吟，只應不負歲寒心！
詞雖不佳，卻是在我這個笨傢伙的人生過程中，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回事！
我在第二次回到上海來教書以後，交游漸漸的廣了，認識的名流老輩，也逐日的多了。最初器重我的是新建夏吷盦先生，他做了一篇《豫章行》贈給我。先後見過了陳散原、鄭蘇戡、朱彊邨、王病山、程十髮、李拔可、張菊生、高夢旦、蔡孑民、胡適之諸先生，我不管他們是新派舊派，總是虚心去請教，所以大家對我的印象，都還不錯。我最喜親近的，要算散原、彊邨二老。我最初送詩給散原、蘇戡兩位老先生去批評，散老總是加着密圈，批上一大篇叫人興奮的句子，蘇翁比較嚴格些，我只送過三四首詩給他看，只吃着二十八個密圈子。我因爲在暨南教詞的關係，後來興趣就漸漸的轉向詞學那一方面去，和彊邨先生的關係，也就日見密切起來。彊邨先生是清末的詞壇領袖，用了三四十年的功夫，校勘了唐宋金元人的詞集，至一百八十幾家之富，刻成一部偉大的《彊邨叢書》。他自己做的《彊邨語業》，也早經爲海内填詞家所“家絃户誦”，用不着我再來介紹。他的謙和態度，叫後輩見了，感着“藹然可親”。我總是趁着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裏，去向他求教，有時替他代任校勘之役，儼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有時候填了新詞，也把稿子給我看，要我替他指出毛病。我敬謝不敢，他説：“這個何妨，你説得對，我就依着你改，説得不對，也是無損於我的。”這是何等的襟度，我真感動到不可言説了！他替我揚譽，替我指示研究詞學的方針，叫我不致自誤誤人，這是我終身不能忘的。在他老先生臨殁的那一年，恰值“九一八”事變。他在病中，拉我同到石路口一家杭州小館子叫知味觀的，喫了一頓便飯，説了許多傷心語。後來他在病榻，又把他平常用慣的硃墨二硯傳給我，叫我繼續他那未了的校詞之業。並且託夏吷盦先生替我畫了一幅上彊邨授硯圖，他還親眼看到。我從他下世之後，就把所有的遺稿，帶到暨南新村去整理。“一二八”的晚上，我用我的書包，把這些稿件，牢牢的抱在身邊，首先把牠送入“安全地帶”。後來就在音樂院的一間僅可容膝的地下室裏，費了幾個月的功夫，把牠親手校録完竣。同時得着汪先生和于右任、劉翰怡、陳海綃、葉遐庵、李拔可、林子有、趙叔雍諸先生的資助，刊成了一部十二本的《彊邨遺書》。我和汪先生的關係，也是從這個因緣來的。隔了不多時間，我又得了夏吷盦、葉遐庵、易大厂、吴瞿安、趙叔雍、夏瞿禪諸先生的贊助，在上海創辦了《詞學季刊》，作爲全國研究詞學的總匯。在二十二年的春季，由民智書局出版，引起了國内外學術界的注意，所有填詞家，都集中到這個刊物上來了！我和日本京都的東方文化研究所，從這時交换刊物起，一直維持到現在。《魯迅全集》裏，也提到我這個季刊。在民智出過四期之後，改歸開明書店辦理印刷發行，直到“八一三”，開明在虹口的印刷所燒掉了，這纔中斷下來！在創辦的初期，大家都以爲範圍如此之窄，至多能維持到一年，就算了不得。那知我還是不斷的努力幹下去，材料也越來越多了，行銷所至，遠及檀香山，僻至甘肅的邊地，——這不是我瞎吹，有信件爲證的。——倒也非區區始料所及呢！
“盛名所至，謗亦隨之”，這确是兩句至理名言，我從重來上海，稍稍忝竊虚名以後，各個大學總是來拉我去演講——我生平最怕在大庭廣衆中像煞有介事的作什麽學術演講，叫我去聽中外名流學者演講，我也有些頭痛，這大概是我一生蹭蹬的最大原因吧！——我認爲自己本分内的責任還未盡，那還有許多精神去出鋒頭，或撈些“外快”？我那幾年對於暨南，是抱着熱烈的希望，把那個暨南新村也當做我的第二故鄉，總是專心致志的不肯“外騖”，所以對各方面的要求，一概婉辭謝絶。談到兼課，除了從十七年冬季起，因爲蕭友梅先生拉我去代易大厂先生的課；後來大厂厭倦教書，蕭先生就一直聘請我在他主持的國立音樂院——中間一度改組爲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兼任國文詩歌教席，到國府還都的那年春季，纔算脱離。中間除了二十四年度請假到廣州，足足有十二年的歷史，所以音樂院出身的同學，對我都有好感，差不多没有一個不認識我的。至於其他學校，我除了在復旦、中國公學、正風文學院短時期的兼過兩小時詩詞課程外，就不曾踏上過門。人家還認爲我是搭架子，那曉得這正是我的獃氣呢？
暨南自遷回真茹之後，情形愈加複雜了！鄭校長爲了敷衍各方面，純粹的學者漸漸走開，他的黄金時代也漸漸的過去了！許多有背景的人物，打進這個學校來，此争彼奪，鬧個不了，有的利用華僑學生做打手，動不動就演起全武行來，斠玄也曾被威逼過！我素來是不偏不倚的，站在超然地位。他們拿不到我的劣點，除了在××新聞造了一大篇謡言外，只好别想方法，離間挑撥我和校長院長的感情，説什麽我是一個純粹學者，不適宜於辦事方面呀！什麽主張太偏，專叫學生學會做詩填詞有什麽用呀！後來鄭校長果然聽信了他們的話，笑着對我説：“我爲着你的專心研究學問，還是不擔任職務的好！”他背地笑我是“書獃子”。我把主任辭掉不幹了。鄭校長待我不錯，不但不減我的薪水，並且尊稱爲什麽特别講座，鐘點也教的少，我也樂得逍遥自在呢！後來鄭校長被外力威逼，那當年藉了挑撥而得着好處的人，又來運動我，要我也來參加“驅鄭”，我堅決的拒絶了！事去之後，大約纔感覺到只有“書獃子”是靠得住的，所以鄭氏對我，反而特别要好起來。
鄭氏被驅以後，學校弄得不可收拾。教育部幾次的派人來調查，結果決定由那位高等教育局長沈鵬飛先生，臨時代理校長。這位沈代校長，倒也是個老實人，可惜太懦弱了！一切大政方針，都要請示於上海某組織，結果校内更加政治化了！斠玄既隨鄭氏以俱去，繼任文學院長的×××，叫學生代表某來向我説：“×先生——他是上海某組織的頭兒——素來很仰慕你，希望你去看他一回，他是很想借重你的。”我當時表示：“我和×先生素昧平生，去看他做什麽？我寧願丢了教授不幹，斷斷乎不肯犧牲我素來的主張，去加入什麽組織的。”那代表也就默然的走了，我仍舊若無其事的教我的書。後來沈氏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去談話，把已經填好的志願書，當面要求我蓋一個印，我毅然的拒絶了。我説：“國立大學，是爲國家造就專門人才的。在國立大學做教授的人，只顧替國家盡教育人才的責任，那有閒情去參加其他的組織呢？”他被我反問得啞口無言，以後也就不再拿這事相强了！
大約那時的什麽組織，是需要時時刻刻練習鬥争手腕的吧？打倒了他的敵人，馬上就會自家人和自家人摩擦起來。所以過不到半年，中文系的主任問題，又鬧得没法解決，結果還是把我强拉了出去。我和他們“約法三章”的説妥了我的條件，纔又勉强的幹了一年。
到了二十四年的春季，沈氏又敷衍不下去了！把整個的學校鬧得烏烟瘴氣。我曾到過南京，向當時的教育部長王雪艇先生，和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先生，陳述一切，希望他們注意，不要把這個唯一華僑教育最高學府糟蹋了。不知怎的，大家都有些不願過問，我也只好不管了。直到暑假以後，何某以發表什麽“本位文化”的十教授宣言之一的資格，拉上了某黨要人，正式來接任暨南的校長。他和華僑教育，也是素來“風馬牛不相及”的，我對暨南深深的感着絶望了！
五 嶺表一年的遭遇
在二十四年春季開學之前，胡展堂先生就託冒鶴亭先生來找我到廣東去。那時胡先生正在香港養病，和我不但素無一面之緣，而且不曾直接通過一次信。他自湯山幽禁之後，以至恢復自由，由滬赴港的那幾年當中，幽憂憤懣之餘，愛做些詩，尤其歡喜叠韻。那時和他唱和最多的，是冒鶴翁，和他的一位落拓不羈的老友易大厂。我和大厂，自在音樂院相識之後，蹤跡日密，也就做了“忘年之友”——他比我大上三十多歲——他常是把他們的唱和詩稿給我看，有一次硬拉我同作，由他附寄到香港去，不料竟“氣求聲應”起來！不到七八天，就接着胡先生寄來《得榆生教授大厂居士和章，七叠難韻並答》的和作：
风雨時時吟和難，——因爲我的書齋，題作風雨龍吟室——孤懷況欲起衰殘。相從問客行何後，不飲看人酒易闌。晞髮無心惟惡暍，折松隨手輒成欄。吾民有愠終當解，不信南風竟不彈。
這是二十二年秋初的事。自這以後，就不斷的有篇什往還。我還記得在二十四年的舊曆元旦，我正持着詩箋，親自到郵局去掛號，而胡先生寄我的詩恰恰送到，彷彿“相印以心”似的！我是一個癡情的人，不免引起了知音之感。他看了我在《詞學季刊》上發表的論文，登時寄了我一首五古，後半是這麽説：“詞派闢西江，感深興廢事。照天騰淵才，奔走呼號意。樂苑耿傳燈，豈奪常州幟。邁往足救亡，斯言可終味。”同時接着鶴翁促我南游的電報。我因爲老父尚在真茹，不曾前往。後來我父親知道我有南行的意嚮，又值故鄉安定，不久也就帶着我那異母弟妹十多口，回到故鄉去了。我準備了半年，在暑假之前，就接着中山大學的聘書，鄒海濱校長又再三託斠玄來函勸駕，説胡先生希望我到那邊去，把中文系辦好。胡先生在六月初放洋，前往歐洲養病。他在郵船上，還不斷的有詩來，説什麽“未能講肆從容話，曾把吴鉤子細看。真個揚帆滄海去，憑君弟子報平安”。又説：“三月無詩吾豈憊，萬方多故子其南！”他對我這般的熱望，怎叫我不動心呢？我這時雖然少了大家庭的負擔，而我自己也已有了七個孩子，加上在真茹住慣了，不但暨南全校自教職員和校工都和我有好感，就是附近鄉村裏的人，也都相識，到底有些留戀，決定不了去留。我只得在暑假期中，先到廣州去跑一趟，看看情形怎樣？我一個人到了廣州，鄒校長對我特别慇勤，爲我備了盛筵，請了許多西南政務委員會的要人來做陪客，又親自陪我駕着汽車，去石牌參觀新建築的金碧輝煌，矗立在每個小岡巒上的新校舍，和那緜亘數十百里，坡陀起伏，林木蔭蔚的廣大農場。我笑着對鄒校長説：“我來替你做個參贊大臣，率領許多西南子弟，在這裏來建個國吧！”兩個人都呵呵的笑了。他説，秋後就準備全部從文明路舊校址搬到石牌去，并且擬就了許多教授住宅的圖樣，叫我預先選定一座，帶着家眷同來。這石牌距市雖遠，卻自幼稚園以至大學，都要次第設立起來，子女的就學是不成問題的，希望我安心的來辦教育，好好的替他培植西南子弟，至少中文系是交給我全權去辦理的。我當時興奮極了。那文學院長吴敬軒先生，也是一個忠厚篤實的純粹學者，看來是可以合作的。所以我的南行之志，就有七八分的決定了。
那時我接着真茹家屬的來信，説暨南的聘書，也照舊的送來了。并且這一次的新舊教授，是由校長開列名單，送給教育部長去審核的，而第一個被圈定的卻是我。我在開學之前，回到上海，觀察了校内的新局面，那班“新貴”們，有些“作威作福”的模樣，大概他們也知道一點我南行的消息，便挖空了心眼，做好了圈套，要我不樂意的自動離開，以便他們的“爲所欲爲，肆無忌憚”。我後來也頗悔我自己太没涵養了，中了他們的計，一激就把我激走了，把我七載經營的暨大中文系，連根帶葉的拔除浄盡！那當局還假惺惺的，和“貓哭老鼠”般的挽留了我一回，説什麽給我請假一年，要打電報給鄒校長，表示這是借用，來年是要聘我回來的。我當時一怒之下，就帶着我的孩子們，和四五十箱的書，一些破舊不堪的傢具，揮着熱淚，辭别了一班親愛的同學，和那座“緑陰如幄”的村居，搭上招商局的海元輪，竟自向南去了！當時做了一首《水調歌頭》，留别暨南同學：
孤客向南去，抗首發高歌。無端别淚輕墮，斯意竟如何！七載親栽桃李，風雨鷄鳴不已，長冀挽頽波。壯志困汙瀆，短翼避虞羅。逕行矣，情轉側，歲蹉跎！平生所學何事？莫放等閒過！胞與常須在抱，飽雪經霜更好，松柏挺寒柯。肝膽早相示，後夜渺山河。
聽説這一學期，我所教的課程，就没有人敢接我的手。事後思之，難怪會招他們的忌，把我當作老虎般的對付，這的确是我平生最大的短處喲！
我抱着滿腔的熱忱，重到廣州，中大的學生，就派了代表，領着校工，把我的家眷和行李，送到預租的東山松崗的寓所住下。那時中大還在文明路暫時的舉行開學典禮。説也奇怪，那學校有一個極端矛盾的現象，學生們認爲最不滿意的教授，選起課來，反而特别的多。——固然有些特别有學問經驗的老教授，選課的也不少。——我爲好奇心所驅使，有時偷偷地去看，那個學生選課最多的教授的教室裏，常是“寥若晨星”的，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那裏没精打采的癡坐着，或者低下頭來看他自己愛看的書，我這纔恍然大悟其中的奥妙了！過了一個多月，全部的遷入石牌新校舍，學生是規定要住讀的。學校當局，也就趁這機會，下了整頓的決心，每個教室，都編了坐位號碼，由註册課派人來點名。可是結習難除，等到點過名之後，學生還是有趁着教授們聚精會神在講書的時候，偷偷溜走的！有一次在我的班上，被我發覺了這麽一個頑皮學生，我馬上趕出教室，把他抓了回來。我對他説：“你這人太笨了！你不曾聽過君子可欺以方的這句老話嗎？你要偷嬾，何不對我講，你要大小便，學學那村童的方法，那我可没有理由來阻止你不出去。”引得大家都笑起來，這位也有些“内愧”，以後便没有這怪現象了。我以爲現在做教師的態度，應該是要叫學生們“畏而愛之”的。過於隨便，固然有損尊嚴，如果一味對他們板起面孔，好像閻羅王般的，也不是道理。我以爲最好是學些古代名將“恩威並用”的帶兵方法，合着幾分杜甫先生“莊諧雜出”的作詩態度，那是最適宜不過的了。我素來是喜歡天真活潑，帶些稚氣的。現在雖然年過四十了，還常常和我的學生，以及我的孩子們，脱略形跡的一起玩。我很少正顔厲色的去駡我的學生和孩子們，偶然要教訓他們，總是輕描淡寫的，用旁敲側擊的説法，叫他們自己覺着難爲情，而自動的去改過自新。石牌本來是一片的荒山，距離廣州市内，約摸有三十多里的路。除了特備的長途汽車，可以直達校門，其他的交通工具是没有的。我住在東山，每天總是清早起來，吃了些牛乳，就趕上石牌去的。有時候跑到學生宿舍裏，隨隨便便的看看我那中文系的學生。有的還没起牀，看見我來了，説一聲“先生早”！覺得有些兒不自在，一骨碌的都爬起來了。我自己擔任的課程，仍是文學史，和詞曲這一類。那時中大有一位老詞家陳海綃先生，在那裏教詞有了十多年的歷史。彊邨先生對他的詞，是極端推重的，我也深深的表示敬仰。可是他説得太高了，專門對學生講夢窗詞，學生不能够個個瞭解。我是服膺孔老夫子因材而教的，所以另外選了些東西，對學生們由淺入深的詳細分析的來講，并且叫他們多多的練習，果然不到半載，就有些成績斐然了！其實我的詞學功夫，和海綃翁比起來，真有天淵之隔，不過談起學生的受用來，我教的比較容易消化些罷了。那時程度最好的有孔憲銓、羅時暘、程蒨薇、黄慶雲等。我覺得在中國最有出息的人才，要算兩廣和湖南的子弟。我那時有“從知天地英雄氣，偏在三湘五嶺間”的句子，寫在孔憲銓的紀念册上，那全篇我卻記不起來了！
我命中是要多受折磨的！我到一處，都因苦幹的結果，得着學生的敬愛，同時就遭受同事們的嫉妬和攻擊。我自攜家過嶺以後，敬軒被派到歐洲去講學，接任文學院長的是一位哲學博士范錡先生，他的爲人，是頗直率而好大言的。不曉得受了什麽人的挑撥，開始和我搗起亂來！公開的對學生講，説我是要把中大造成暨南的勢力，一面慫恿着鄒校長，把我介紹的教授黄公渚先生拒絶了！我當時氣忿不過，預備立即回到上海。我對他們講：“你們不要看小了我，我不是要到廣東來争飯喫的！我喫的米，都是從上海在郵局裏寄來，——我因爲患着多年的胃疾，醫生要我喫麵包和常熟一帶特産的黄米，所以特地用洋鐵匣裝着付郵寄了些來。——我是爲的要幹一番事業，你們睁開眼來看罷！”鄒校長向陳協之先生打聽了公渚确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才，纔特地挽了許多人來向我道歉，范氏也親自跑到我的寓所裏，解釋了誤會，這纔相安下來。
那時中山大學，規模的壯麗，和經費的充裕，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牠自遷入石牌以後，還不斷的從事建設，並遵部令添辦了研究院。那文科研究所所長，原來是敬軒擔任的，自從他出了國，就由我和朱謙之先生——他一方擔任文學院歷史哲學系主任——輪流負責。我是素愛穿藍布長衫的。那時廣州的習慣，男人是不大看見穿這種顔色的服裝的，只有我還是不改其素的穿了到處跑。每次開校務會議，許多人都特别注意我，許久我纔發覺是爲的我那件藍布衫。我悠然的對他們講：“你們怕不怕？我是一個老資格的藍衣黨呢！”有一天，陳協之先生在他那所顒園大會賓客，那廣州市長劉紀文先生，也是這樣的注視着我。他悄悄的問那旁坐的人，“這個藍色人物是誰呀？”那年的舊曆年尾，胡先生因爲得着蔣先生“共赴國難”的電勸，毅然扶病歸國，到了香港。許多準備歡迎的南北大員，都麕集到香港去。我生平是不愛湊熱鬧的，雖然胡先生亟想和我見面，我直等到除夕的前一天，纔悄悄的坐着三等火車去跑了一趟。胡先生晚上得着我的電話，就約定第二天早上，去暢談了兩小時，我下午又匆匆的回到廣州去了。事後聽到學生對我講：“香港一家最著名的小報——《探海燈》——在元旦就登載着這麽一個消息，説胡先生返國以來，一批批的要人去拜會他的，至多不過接談幾十分鐘，不曉得昨天來了一位穿藍布長衫的什麽人物，倒談了那麽長久的時間呢！”後來胡先生被歡迎到了廣州，住在我那寓所附近的延園，我曾去談過幾次，也有不少的詩詞唱和。直到他在顒園去世的前幾天，還有一首和我《泛荔子灣、賞紅棉、訪昌華故苑》的絶句。他題我的授硯圖，有“常愛古人尊所學，更爲後輩廣其途”這樣精警的兩個句子，事隔數年之後，汪先生見着我，還是常常提起，稱美不置的！
胡先生下世時，我做了三首五古去哭他，開首就是“我本爲公來，公去我何之？！”這麽沉痛的十個字。幸而我在中大幹得有些成績了，同事們都還處得相當好。當地的老前輩汪憬吾先生，潔身高隱，素來是不問外事的，對我也特别愛護。還有常德楊雪公先生，是一個崛强耿直的硬漢，追隨中山先生和胡先生從事革命，非常之久，也是和我最談得來的。我雖然有些不服水土，弄得胃病大發，而精神上總還得着相當的安慰。再加那位醫學院長劉嘯秋先生，從我學詞，全家的醫藥顧問，是不花錢的。所以我也就打算一直的幹下去，並且準備下年教授住宅落成，就全家搬到石牌去，“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了。到了暑假，鄒校長還叫我去約公渚南來，可是公渚已應了國立山東大學的聘。我在廣州休息了一個暑假，不曾離開。想不到突然的所謂“西南事變”發生了！廣州市内有準備巷戰的謡言，我拗不過妻的主張，匆匆的把所有的什物和兒女，趁着太古公司的輪船，回到了上海。别的不打緊，這一年多的經濟損失，确有些壓得我透不過氣來！
六 苦難的緊張生活
我把家眷在上海安頓妥了，本想隻身再到廣州去的。一直到秋季開學期間，那事變因了桂系態度的强硬，還没徹底解決。我的胃病和濕氣，又發得特别厲害起來。心想這逆運到來，也是無可避免的。當時向中大告了半年的假，暫在上海閒住起來。這時各學校都早經開學了，幸虧國立音專的校長蕭先生，仍舊把我的教席保留了年餘之久，除卻扣去請人代課的鐘點費外，所有寒暑假的薪俸，都送給了我，我把牠來做了醫藥費。可是一家十餘口的生活費，無法解決。那半年的收入，只有音專六小時的月薪，還不到一百圓，這卻叫我有些着慌。我的老友孫鷹若先生，正在蘇州辦章氏國學講習會，約我每星期去講一次，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圓的夫馬費。我禁受不了那蘇州街道的顛簸，往往是帶病而歸。我這時的狼狽情形，較之那初到上海做小學教員的時候，是有過之無不及的！我的胃病，發得連開水喝下去都得吐出來，我的妻總是背地向人家借些款子，又换去了些首飾，纔勉强度過了這半年的難關。蕭先生待朋友真厚道！到了春季開學，設法將我改作專任，我因爲身體不好，就把再度南游之意打銷了。二十六年的春夏之間，我還是强扶病體，奔馳於蘇滬和市中心區——那時音專的新校舍建築在上海市政府的附近——一帶，只有增加我的疾痛，仍舊解決不了全家的生活問題！到了那年暑假，承蒙錢子泉先生——他原是光華大學的文學院長，這時和我也是不曾見過面的。——的好意，把我推薦給張校長，聘我做專任教授，合之音專，也有每月四百餘圓的收入，家用是勉强敷衍得去了。卻料不到“八一三”事變爆發，光華的校舍被毁了，音專也自市中心區搬到法租界來，人心皇皇的，大有朝不保夕之勢。後來雖然各學校都在租界内租着幾幢小房子，勉强的開了學，可是都爲了經費竭蹶，對教授們減時減薪。大家爲了迫于飢寒，只好拚命的去謀兼課，我也足足兼了五個學校，每週授課至三十二三小時之多。這五個學校，又是散佈在四角和中央的。所以整天的提着我那破舊的討飯袋，這邊下了課，立即踏上電車或公共汽車，趕到那邊去，那種種可笑的奇形怪狀，确是“罄竹難書”，這怎會有什麽教育效率可言呢？在那砲火震天的時候，暨南也搬到租界上來開學。恰好那舊時同事李熙謀先生——原任暨大的理學院長——屈就了中學部主任。那中學部的學生，多半是道地的華僑子弟。熙謀知道我在暨南的歷史，想借重我來鎮壓附中，三番兩次的跑到我家來，拉我去幇忙。我卻不過他的好意，又對華僑子弟，不免有些顧念，就和他約好，我絶對不和何某發生交涉，他一口承允了，我纔去兼任了一學期的教導主任。我認爲在危難的時期，我們是應該挺身出來，擔負一切責任的。我在這個時期内，卻也費了不少的心血，自問還對得起那遠隔重洋的華僑父老。當那暨大自真茹遷入租界之後，那校長總是銷聲匿跡的躲在法租界，不大肯出來和學生見面，只把附中的僑生，勉强安頓在那一間靠近閘北和蘇州河的某私立中學裏，這一帶是大家認爲非安全區域的。我自接事之後，就一面督促郭主任，趕快設法另覓比較安全的地點，一面對學生表示，我決和大家誓共安危。我是説了就幹的，每天晚上，我總坐了一部黄包車，跑到那宿舍裏去看他們。在那裏夜深人静的當兒，遥望着那隔河的砲火，此往彼來的交織着，我還是若無其事的，到他們宿舍裏，巡視一週，叫他們早些安睡。不久就把他們搬到静安寺附近的一所中學裏來。我晚上總是去監視他們自修的。有的不到，我就到宿舍或厠所裏去找，一班調皮的華僑子弟，也漸漸的給我弄得馴服了。直到我入京以後，遇着幾個在京服務的僑生，還很高興的説：“我是當時被先生抓住纔出來自修的頑皮學生呢！”
中國的社會，是叫志士們短氣的！等到上海聽不着了砲聲，争權奪位的又來了，連這麽一個小小的教導主任，也有人來打主意！“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我讀着李義山這兩句詩，只好付之一歎！我把這職務辭掉了，爲了要養活妻子，卻還硬着頭皮，兼了兩班高中國文。同時在新創的太炎文學院，擔任着國文系主任，又在復旦兼了些鐘點，直累的喘不過氣來！這五個學校，在音專比較歷史最久，待遇最優，成績也就比較好些。這不是我心有所偏，只有精力關係，有的地方是顧不周到的，我現在還有些“内疚”呢！
在二十九年的春季，我因積勞所致，胃病又發得不能支持了！爲着種種的因緣，纔辭掉了各校的職務，暫時脱離了那緊張的教書生活。可是不到半年，我又回到本來的崗位，專心致志的，辦我的文學刊物，——《同聲月刊》——一方面又擔任着教幾點鐘書，整天的躲在家裏，度那“閉門自成世”的日子，倒也覺得耳目清浄。可是回首當年文物風流之盛，和我個人所經歷的可喜可悲，炎涼變幻的情景，真和做夢一般，要不勝今昔之感呢！
七 自我的檢討
最後我也來一次“檢討過去，策勵方來”。我相信我自己是一個身體單弱而意志堅强，怯於酬應而勇於任事的笨人。我的做人方針，雖然大致不錯，卻因爲缺少了養氣功夫，有時理智剋服不了情感，以致喜怒易形於顔色，往往會上人家的圈套。我的治學門徑，雖然相當清楚，卻因爲家累的煩重，——我現在要擔負八個兒女的教育費，養活一家十五六口。——和教書太久的緣故，没有餘閒去竟其所學，在學術上不會有很多的貢獻。我相信我是個虚心服善人，對於師友的匡助指導，是“拳拳服膺”的，尤其是我的知己，我恨不得“殺身以報”。據我個人二十多年的經驗，和觀察所得，相信復興中國的中堅人物，是出在三湘五嶺間的。我佩服曾文正公脚踏實地的幹法，我相信建國人才，是要“樸拙”而不尚“華巧”的。我最恨“賣力不討好”這句話，認爲這是中國近代政治腐敗，學術衰退的最大病根。我以爲一個人既是生來有“力”，就應該對國家社會，有一分盡一分的“賣”去，至於討好不討好，是不應該去計較的。我雖然也做了許多“賣力不討好”的呆事，受了許多的苦難和打擊，卻是並不後悔的，只恨“歲不我與”的精力日衰，以至無“力”可“賣”，那纔是“志士之大痛”呢！我認爲今日國家的危險，雖然多半由於生産落後，國力不充，而受病之源，尤在國民道德一般的墮落，而欲挽回這個頽勢，又非注意改良教育，并先訓練一大批的智德兼備，可作模楷的師範人才不可。我這幾年來，頭上的白髮，如春筍般的怒發出來，卻並不因爲這個而減低我那前進的雄心。我夢想着有一天，能够得着一塊小小的獨立的園地，糾合一班同志們，通力合作，實現我那十年來所抱的“三化”主義教育，——學校家庭化，知識科學化，生活平民化。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十三日，脱稿於金陵寓廬之荒雞警夢室。
（刊《古今》半月刊第十九至二十三期，1943年3月至5月出版）
庚申蘇城見聞録題識
此卷爲婺源齊學裘手稿本，前歲偶於金陵莫愁一小肆中收得之，所紀爲咸豐十年夏忠王李秀成入蘇州時事，雖屬見聞瑣屑，要足以資譚助、廣異聞，亦治太平天國史者之絶好資料也。學裘字子貞，號玉谿，工詩，善書法，晚歲寓居上海，與劉熙載、毛祥麟等，時相唱酬。予在金陵，曾見其手書詩稿數册，塗乙不易辨識。且聞諸爰居閣，學裘詩集已刊行，肆主索值昂，未及收取，後遂不可踪跡，爲可惜已。學裘父彦槐，嘉慶間進士，以庶吉士散館，選金匱知縣，著治績。罷官後，僑寓荆谿，精鑑藏，有《雙溪草堂詩文集》行世。此編所稱不忍抛棄先人手澤，又有直往宜興訪諸弟妹消息之語，是其證也。録中又稱其壻于漢卿，居通州石港，旋往依之。其後漢卿徙居泰州，學裘復自吴門前往。予檢東臺《陳百生（寶）遺集》，有《于漢卿（昌遂）招遊養志園，雨不果赴，朱曼君蔣太璞用東坡東湖詩韻聯句，次韻和之》，及《憩平山堂，復過養志園，再用前韻，示心泉和尚，并柬于八漢卿》之作。又《齊玉谿丈招遊蜀岡看梅花，即次見示詩韻》云：“花事在何處，城西亂石岡。相將隨逸老，迤邐踏春陽。行步天風健，笑聲年少狂。流光摶控得，莫使去堂堂。劫後種梅樹，居然長過人。年年揩老眼，一看歲華新。淡處添生色，香中悟夙因。漫言枝磊砢，蓓蕾尚童真。”此亦足略窺學裘之風趣，與其避居江北後之行跡。適瞿兑之先生索爲録副，備載《中和月刊》。客居求學裘詩集及婺源志乘不可得，爰就所知，附識數語，以便循覽此編者之參攷云。癸未春分前三日，龍沐勛識於金陵寓齋。
（齐學裘遺著、龍沐勛校録《庚申蘇城見聞録》，刊《中和》第四卷第六期，1943年6月出版）
讀我的詩
我素來對於各色各行的朋友們，不拘文的武的，只要他是個有性情、有抱負的人，常是歡喜引誘他們讀詩詞，並且鼓勵他們從事寫作，而我自己却怕人家把那“詩人”或“詞家”的榮冕，加在我的頭上。這和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教書時，自己關起門來，精心刻意的研究六朝文，却教青年們少讀線裝書，防他中毒，用意似乎有些相像。看去似乎矛盾，其實是相反相成的。
許多朋友們，總是説他自己對於詩詞，感着興趣，只是工力太淺，怕寫出來見笑大方。我便鼓勵他們：你只要認清詩這東西，原來是自己的，那你就可以放膽作去，無所拘束，習慣成自然，那會有做不好的道理。我這並不是甘言誘惑，裝作“英雄欺人之語”，而是有學理上的根據的。大家總讀過《虞書》和《毛詩》吧？《虞書》上説：“詩言志”，《詩大序》上説：“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人類是有感情的動物，感情衝動，把牠組織成有節奏的語言，唱出口來，這便是詩。感情和語言，都是上帝賦予人類的。人人有作詩的本能和權利，爲什麽不自己來發揮和享受？那未免太可惜了！反之，一個人如果没有高尚純潔的思想，真摯熱烈的感情，磊落光明的抱負，儘管他讀爛了一部《全唐詩》，寫出東西來，詞藻如何美麗，聲調如何鏗鏘，把牠解剖開來，結果只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這麽一套公式，恰恰造成一個“文字匠”的地位而已。我的意見，始終認爲詩是出於“人情之所不能已”，並不是由某一種人來包辦，而可以把牠當作商品出賣的。我八年前曾在《詞學季刊》上發表過一篇《今日學詞應取之塗徑》，説了這樣幾句話：“學詞者將取前人名製，爲吾揣摩研練之資，陶鑄銷融，以發我胸中之情趣，使作者個性，充分表現於繁絃促柱間，藉以引起讀者之同情，而無背於詩人興觀羣怨之旨，中貴有我，而義在感人。”我現在對於寫作詩詞的見解，還是抱定“中貴有我，義在感人”這八個字，作爲我的“金科玉律”。我們是爲了感情衝動而作詩，不是爲了要想作“詩人”而作詩。我對於詩的評價，是主張内容與形式並重，而形式之美，只要聲調辭采，恰恰和所表的情感相稱，那便是最有價值的作品。如果我們只管在聲調詞藻上面兜圈子，而忽略了這是“我的詩”，那我敢武斷的説一句話，這種人是絶對没有出息的。
最近在《古今》半月刊第二十四期上，讀到陳公博先生著的《我的詩》，中間提到區區，説我是“詩人”，我真覺得“受寵若驚”，引起了我脱略形跡來和公博先生談詩的興趣。我立刻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加快寄給他，大致説他在無意中，替我做了一回宣傳工作，我應該替他在詩壇上，做個辯護律師，並且要求得着他的同意，把原信補充若干材料，交給《古今》發表。不到三日，公博先生就在上海回了我一封快信，他説：“來函奬掖，真使弟勇氣加倍”，又説：“先生爲弟辯護，至感，望早爲之，俾弟得以解嘲”。我爲了忙於鈔校《同聲》稿件，和評閲中央大學的學期考試成績，把這事延擱下來，辜負了公博先生的奬勵和熱望，心頭常是耿耿不安。現在抽暇來寫這篇文字，仍是抱着我個人素來的主張，來替公博先生補充幾句話，我想不會有人説我過於狂放吧？
公博先生在《我的詩》内，説到他不多作詩的理由，第一是自謙“對於詩並没有下過苦工”，第二是“不能拿詩當隨身法寶”，第三是“詠景和詠物詩”，差不多“前人都説過了”，犯不着“這樣白費工夫”，第四是“作詩有時太自苦”，往往爲了“一個字而至心懸十年”，第五是怕“若在酷暑時候讀了我的詩，有拖累朋友中暑之虞”，第六是“怕翻典故”，第七是“怕做詩人”，末了是很熱誠的希望有人來“重編今詩韻”。這幾層待我來作個詳細的解答，希望能够增加公博先生作詩的勇氣，來替詩壇做個“異軍特起”的怪傑，他的詩集子，也從一百首左右，驟增至一千首，乃至如陸放翁的“六十年中萬首詩”，那破壞規矩的罪名，我這義務律師，是情願挺身而出，毫不踟蹰來擔當的。我並希望我這篇小文，能够帶些“誘惑性”，好教“天下英雄悉入吾彀中”，那區區也就算得不枉生一世了！
關於第一層，在原文裏已經有了“好事的朋友”，替公博先生引證《詩經》，和李杜的作品來解答，我只要再舉嚴羽《滄浪詩話》：“詩有别裁，非關學也”，這兩句話，就可以堅定作者的自信心，用不着别的嚕囌了。
第二層談到詩韻，却是一個重大問題。我在各大學裏，教了十五年的詩詞，一般學生對於韻本上的“一東”、“二冬”、“三江”、“四支”，就有些莫名其妙。我便拿學生的程度和年級來做個譬喻。音韻的分部，是因了時間和空間的關係，而不斷發生變化的，絶對没有“天不變，地不變，韻亦不變”的道理。不過牠的變化，是要經過若干時日，纔可看出顯然的差别。到那時自會有人來替牠歸納比較，作成一種較爲合理的標準韻書。這好比一個學校裏的學生，從各地招來，經過了一番考試，依照他們的程度，分作若干班級，又從某一年級裏面，選出一位來做班長，我們牢記着這位班長的姓名，那程度相等的同班學生，就不難“按圖索驥”了。譬如“一東”、“二冬”，“東”“冬”二字等於甲乙兩級的班長，代表這一級的程度，而“一”“二”等數目字，就彷彿編學號似的。同一年級的學生，經過了一學期或一學年的訓練，如果加以嚴格的考試，就會因了天才和學力的關係，而發現程度上的參差，也就不能不重新編級或分組，原來在甲級的，有時會編入乙組，在乙組的，也可以升入甲組，或者更在甲乙兩組之外，重行分配，添設一個丙組，或者原來是三組或四組，也可以合併做一組或兩組，那學號的數字，也就跟着轉移。現在沿用的平水韻，就是金代平水王文郁，把《廣韻》的二百六部，合併做一百七部，南宋劉淵得着他那個本子，替牠重刊，换上一個《壬子禮部韻略》的名稱，專作“科試”之用。《廣韻》的分部，是“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五支”、“六脂”、“七之”、“八微”，平水韻便把牠合併做“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五微”，這個消息，我們就可以參透音韻決無一成不變的道理。相傳宋真宗時重修的《廣韻》，實原於孫愐的《唐韻》，《唐韻》又本於隋朝陸法言的《切韻》。這二百六部，在唐人的近體詩裏面，就有許多是合用的，和平水韻相差不遠。到了平水韻行世，那距音韻的自然變化，業已過了相當長遠的時間。我們只要把詞韻打開來一看，“一東”、“二冬”通用，“三江”、“七陽”通用，“四支”、“五微”、“八齊”通用，“六魚”、“七虞”通用，“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通用，“十四寒”、“十五删”、“一先”通用，“二蕭”、“三肴”、“四豪”通用，“九佳”的一半和“六麻”通用，“八庚”、“九青”、“十蒸”通用，這就表明宋代的標準國語，牠的自然分部，就和唐代變化的多了。然而作近體律詩或絶句的人，爲什麽一直到現在，還要死守着這在宋朝已經不很合理的平水韻呢？這理由也相當複雜，而最重要的兩點：第一是中國幅員太廣，方音過多，如果大家各用各的方音來做詩，就不免要發生扞格難通的弊病。第二是因爲唐宋以來，都用詩賦取士，就不能不加以人爲的限制，應試的士子，如果不合官韻，便有落第的危險，養成了習慣，便少有這麽大膽的英雄好漢，把這不合理的撈什子一脚踢翻。填詞是不受功令束縛的，所以牠能順着語言的自然變化，把許多已經融洽的韻部通用起來。現在不會再有用詩賦取士的時期，我想這第二點的解放，是絶對不成問題的。可是第一點應當怎樣去重定標準，編訂新詩韻，這却要集合多數的專門學者，從長討論，不能够草率了事的。譬如我們江西人，對於陰平、陽平，就不容易辨别，而北音無入，把入聲配入其他三聲，在我們南方人讀起來，也覺着不大順口。倒是“七陽”和“十四寒”，粤音讀混，惟獨我們萬載的土音，有些相仿，就一般的標準國音來讀，到現在還是不能通用的。所以我對於這個新詩韻的産生，雖然一樣地在熱烈期待着，可是個人絶不敢輕率從事。新詩韻不是没有，據我所知道的，趙元任先生的《新詩韻》，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十多年，亡友蕭友梅先生，也曾在國立音樂院的刊物上，發表過一種。這兩種新詩韻，似乎都是參考詞韻、曲韻和標準國音編成的，適宜於創作新體詩，是不是也適宜於舊體詩，倒也又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這個問題，暫且撇開不談。在這新詩韻還没有絶對標準的過渡時期，我們做近體律絶詩，似不妨把詞韻來暫時應用。因爲近體詩是在唐代纔正式成立的，而宋代的讀音，和現在的普通音，還相差不遠，我在前面論詞韻裏已經説過。只要我們所用的韻，在宋人詩集裏，有了根據，就不妨大膽的通用起來。譬如公博先生那首詩：“徹夜鼙聲薄古城，萬家燈暗賸繁星。洛陽宫觀淪榛莽，風雨淒其憶秣陵。”就平水韻的分部，城字屬“八庚”，星字屬“九青”，陵字屬“十蒸”，果然如公博先生所説：“就是全出了韻”。可是在詞韻上面，這三部原來是通用的，這可證明宋代的標準普通音，早就把這三部讀混了。既然到了相同的程度，有什麽理由，硬要禁止牠合併成一組？南宋四大詩人之一的楊萬里，就是一個了解音韻變化，而不肯死守不合理的舊詩韻的人，所以在他的《誠齋詩集》裏，所用的韻，就和當時通用的詞韻差不多。待我隨手舉出例子來看：
庚青同用的，有：“草藉輪蹄翠織成，花圍巷陌錦幃屏。早來指點游人處，今在游人行處行。”——《三月三日上忠襄墳因之行散得句》
又：“女唱兒歌去踏青，阿婆笑語伴渠行。只虧郎罷優輕殺，攂子雙擔挈酒缾。”——同上
支微同用的，有：“長干橋外有烏衣，合着屠沽賣菜兒。晉殿吴宫猶碧草，王亭謝館儘黄鸝。”——同上
又：“朝來出峽悶船遲，也有欣然出峽時。山色亦如人送客，送行倦了自應歸。”——《出峽》
支齊同用的，有：“桑椹垂紅似荔枝，荻芽如臂與人齊。夜來水落知深淺，看取芭蕉五尺泥。”——《水落》
東冬同用的，有：“下瀧小舫載尖篷，未論千峯與萬峯。只是舟人頭上笠，也堪收入畫圖中。”——《過鼓鳴林小雨》
江陽同用的，有：“晨炊只煮野蔬湯，更揀鮮魚買一雙。病眼未能禁曉日，西窗莫閉閉東窗。”——《初離常州夜宿小井清曉放船》
佳麻同用的，有：“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初過淮河》
魚虞同用的，有：“月晚無烟起御廚，野人豆飯未嫌麤。要知魚子炊香日，正是梨花帶雨初。”——《讀天寶遺事》
真元同用的，有：“南康名酒有殘樽，急喊荷杯作好春。紫幕能排北風冷，夕陽偏借半船温。”——《舟過黄田謁龍母護應廟》
文元同用的，有：“只愛孤峯惹寸雲，忽驚頭上雨翻盆。北來南去緣何事，路上君看屐子痕。”——《小谿至新曲》
元先同用的，有：“峽中盡日没人烟，船泊鵶磯也有村。已被子規酸骨死，今宵第一莫啼猿。”——《夜泊鵶磯》
寒先同用的，有：“破曉篙師報放船，今朝不似昨朝寒。夢中草草披衣起，愛看輕舟下急灘。”——《明發階口岸下》
删先同用的，有：“山行行得軟如緜，急上籃輿睡霎間。夢裏只聞人喝道，不知過盡數重山。”——《晨炊黄宙鋪飯後山行》
庚蒸同用的，有：“櫂郎大似半邊蠅，摘蕙爲船折草撐。今夜不知何處泊，浪頭正與嶺頭平。”——《戲題水墨山水屏》
又：“隔窗偶見負暄蠅，雙脚挼挲弄曉晴。日影欲移先會得，忽然飛落别窗聲。”——《凍蠅》
庚真同用的，有：“除却鍾山與石城，六朝遺跡問難真。里名只道新名好，不道新名誤後人。”——《三月三日上忠襄墳因之行散得句》
蕭豪同用的，有：“陽林日暖雪全銷，陰徑瓊瑶尚寸高。半匹斜鋪白花錦，倩誰裁作水霜袍。”——《郡圃雪銷已盡惟餘城陰一街雪》
我們隨手翻翻《誠齋詩集》，便得着韻部通用的例證，是這麽的多。難道誠齋老子做了一世的詩人，他的作品數量之豐，和陸放翁不相上下，豈有不熟韻書的道理？他對作詩下過很深的研鍊功夫，在他的《荆溪集自序》裏面説：“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絶句，晚乃學絶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又説：“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前日之軋軋矣。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攜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采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後者已迫，涣然未覺作詩之難也。”這一段話，很可看出誠齋的詩學，是經過長時間的鍜鍊，而後深造自得，以成其爲“我的詩”。他的作風，和用韻不受功令的束縛，雖然同時的詩人，附和他的不見得是怎樣的多，甚至有人批評他“打油”，可是他那“戞戞獨造，以自成一家”（趙翼《重刻楊誠齋詩集序》）的真精神，是没有人能够否認的。他的押韻，我們拿來和宋詞比較，恰恰看出這是宋代的標準國音，並不是隨手湊成，只圖自己一時的便利。話又説得離題漸遠了，我因看到公博先生的原文，説起“一東和二冬，六魚和七虞，固然分不清，就是七陽和十四寒，八庚九青和十蒸，也極容易混而爲一”。所以我引證了上面的一大段話，來補充解釋，這韻部的分合，确是時時刻刻在變化着，而且這些韻部的混合，是“其來已久”，我們原來可以不再受平水韻的拘束的。統觀公博先生在這次所發表的律絶詩，並没有什麽聲韻不諧協的。只有《登燕子磯》一首：“燕子磯頭葉半霜，危城夕照兩蒼茫。大江無語向東去，如此江山未忍看。”把七陽和十四寒同用，雖然他自己説明廣東音是陽寒易混的，可是我們拿現在的普通話讀起來，總有些不順口。所以我最初是希望公博先生把這個看字韻修改修改，免得辯護時發生漏洞，説作者的詩是用方音寫成的。可是後來偶在《花草粹編》的宋人詞裏，也發現了七陽和十四寒同用的例子，現在列舉如下：
與君别後愁無限，永遠團圞，閒阻多方，水遠山遥寸斷腸。終朝等候郎音耗，捱過春光，烟水茫茫，梅子青青又待黄。——胡夫人《采桑子》
這首詞裏所押的“方”、“腸”、“光”、“茫”、“黄”，都屬陽韻，只有“圞”字屬寒韻。作者胡夫人，究是何時何地的人物，我們没有功夫去詳考。《花草粹編》把她排在花蕊夫人之下，李易安之上，可見她大約還是北宋時人，已把陽寒讀混。有了這個證據，也就可以説明陽寒同用，不只限於現代的廣東音了。
我對於標準新詩韻的編成，也和公博先生一樣地正在熱烈期待着。可是這部工作，非得深通古今音韻，並曾深切研究過西洋語音學、言語學，和中國歷朝詩歌詞曲的人，共同商討不可。我希望全面和平實現之後，我的老友羅常培先生，和趙元任先生，共同來研究這個問題，或者能把牠早日解決，叫作詩的人得着很多的便利。可是在這標準新詩韻尚未出現之前，仍然只好暫以平水韻爲標準，也不妨參用宋人詞韻。我近來看到不少的日本雜誌——都是用《同聲月刊》交换來的，談到漢詩或倣作漢詩的，就有六七種。——他們爲了語言的關係，對那調平仄和翻韻本，一定比我們困難的多，那種苦幹的精神，也是值得欽佩的。我常説做詩的人，如果要時時刻刻，把韻本當作隨身法寶，不但没有這樣多餘的時間，而且把天機都窒塞了，一經掃興，那裏還做得好詩出來。可是詩終究是要聲情相稱的，聲韻問題，總得講究。除了上面所説不妨參用詞韻，把某某等部合用起來，另外的方法，還是希望對於詩有興趣的朋友們，在公餘之暇，多讀些唐宋人的絶句詩。這四句之中，例用三個韻，記得首數多了，那韻部也自然會熟的。
關於第三層，公博先生説是寫景詠物的詩，好處都被前人説盡，所以“因此我決心每逢游山玩水之時，先買一本關於那個地方的游記或詩集，如此可以舒舒服服的游目騁懷，不至於辛辛苦苦的攢眉苦臉”。這態度我是十二分贊同的。詩這東西，本來只是要來陶冶性靈的。只要有别人的佳作，可供玩賞，何苦再來那麽一套，白費功夫？不過同是一般的事物，或一樣的風景，而在各個不同心境的人看起來，是可以發生種種不同的感應的。不但宇宙間萬象森羅，時時刻刻都在變幻，都在推陳出新，就是日常生活，也覺着同中有異。趙甌北先生説：“詩文隨氣韻日趨於新，新者未有不故。故詞藻之艷，日久而塵羮塗飯矣，聲調之美，世遠而簣桴土鼓矣。惟就人人所共見共聞，習焉不察者，慧眼静觀，一經指出，不覺出人意外，而其實仍在人意中，此則新者常新，可歷久不敝。”（《誠齋詩集序》）這話説得很有道理。我覺得寫景詠物的詩，雖然儘有許多尚待開闢的園地，可是如果没有特殊的感想，的确是可以不必多作的。何況現在的攝影術，和圖畫都有長足的進展，僅僅是寫景狀物，根本用不着語言文字。古人作詩，只是“觸物起興”，原來不必專做“模山範水”一類的作品，少了這類的作品，是無礙於做一個偉大詩人的。
第四層，公博先生認爲“不多作詩，不祗是躲嬾，而且是避苦”。他舉了“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爲例。並且説他自己作的一首絶句詩，在二十八個字裏，用了兩個“重”字，弄得“十年之中，心還不大自在”。我想這是因爲公博先生把詩看得太認真了。認真的精神，是事業的根本，值得極端佩服的。可是詩的好壞，最重要的，在意格而不在有無重複的文字。我最愛元好問批評東坡詞的那句話：“因病爲妍”，這好比西施的“捧心而顰”，只要她生來骨相是美的，反而會因着偶然生了毛病，而益增其美。至於重字的詩詞，在名家集子裏，真個是“指不勝屈”。譬如李商隱的《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蘇軾的《潤州作代人寄遠》：“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調用《少年游》）在這短短的篇幅裏，用了許多重字，顛來倒去，是何等的婉轉纏绵！三年前，公博先生寫出那首用了兩個“重”字的詩，很虚心的要我替他商酌，我並不是因爲他是我的主管長官，有所避而不敢，實在是根據我素來的主張，認爲這是不足爲病的。一般的專家詩人，常常把自己的詩改得過火，反而弄得没有生氣，那是“真徒自苦耳”。公博先生既然“最怕做詩人”，那更何必把這一個字常常放在心裏呢？
第五層，公博先生説：“詩句最好是淡，最壞是火”，而自己覺得火氣太重。詩貴平澹，這是大致不錯的。汪先生在最近發表的《讀陶隨筆》——《同聲月刊》第三卷第四號——説起“陶公之平澹，由志節來也”。接着又舉了陶詩：“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説這“所謂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而以淵明“憂道之誠，固窮之節”，爲“粹然儒者之言行”。大抵真正的好詩，是真火内藴的。真火便是熱情，一個人没有熱情，那只能比作枯木死灰，那裏配得上説平澹？我國文人，好發牢騷，自己不争氣，只管怨天尤人，這個配不上説火氣。只有激於悲天憫人的宏願，而没有一毫利己的私念攙雜其間，那種迫切真摯的感情，不能自已，因而發爲激壯悲憤的詩歌，倒是值得贊揚的。我們看到王陽明先生，是何等有修養的儒者，他還會唱出：“亂紛紛鴉鳴鵲噪，惡很很豺狼當道，冗費竭民膏，怎忍見人離散，舉疾首蹙額相告，簪笏滿朝，干戈載道，等閒把山河動摇”（《歸隱》套曲中之一段），那麽冒火的歌曲來。我們正需要着富有熱情的作品，來“增點暖氣”。至於那種啾啾唧唧，秋蟲啼候般的，叫人讀了氣短的苦調，雖然做得怎樣的好，我認爲這好比乍從烈日當中，走進裝有冷氣的屋子裏，感着毛骨竦然，究竟是於身體有害無益的。
第六層，公博先生説：“作詩好走偏鋒，那就是專做七絶。”他的理由，是作七古和五古，没有時間，五律和七律，又“怕翻典故，難排比”。我以爲作詩只要把自己的性情抱負寫得出，原來不拘應用何種體裁。單從形式上講來，我也覺得七言絶句，是最好不過的。因爲他的聲調，有律詩鏗鏘之美，而没有牠那對偶方整的笨相，抒情也比較自由得多。如果一首寫不完，可以接二連三的來個好多首，好比《詩經》的分章似的，不似長篇古體詩，要使盡氣力，硬幹下去。所以這種體裁，在盛唐的大詩家，如王昌齡、李太白，就以此擅場，號稱聖手，上自詞人墨客，下及里巷歌謡，在中國幾於上下千餘年，縱横數萬里，乃至日本高麗，也都沾染這個風氣。這差不多成了一種最普遍的形式，當然是具有牠的特殊優點。至於五律和七律，就遠不及七絶的自由。可是律詩的困難，並不一定在搬典故和拘對偶。我們讀過王維、孟浩然的五律，很多是用散行句法，和做短篇五古差不多，不過聲調比較諧協吧了。七律中間四句，是絶對要講究對仗工整的，但也儘可不用典故。唐宋大家，不特白居易、陸游，歡喜用白描來寫七律，就是老杜，人家説他没一字没來歷，究竟他的佳作，還是不用典故的居多。例如“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何曾不是明白如話，那有絲毫做作？所以我對於公博先生的愛作七絶，極表同情，而因爲怕翻典故，少作律詩，那就有些過慮了。鍾嶸《詩品》説得好：“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這可證明不論何種詩體，對於搬弄典故，都是不必要的。我的偏見，詩自然是需要相當學力的，我們只應把古人運用的巧妙，和技術的研鍊，加一番體驗的功夫，而又有豐富的詞彙，恰好表得出作者的襟抱，那就是詩家的上乘，正不必斤斤於排比典實，纔能在詩壇上佔個地位呢！
第七層，公博先生“最怕做詩人”，這更是我絶端贊同的。本來我國古代的詩人，是情不自已而形於歌詠，絶對不像後世的詩人，是要把詩來當做“譁衆取寵”的工具的。《詩經》三百篇，有幾篇是可以考出作者姓名的？這就可以恍然於這裏面的道理了。我們作詩，是寫我們自己的情志，只要我自己的情感是高尚熱烈的，再加以鏗鏘悦耳的聲調，和清新悦目的詞藻，自然會發生感人的力量，而引起共鳴。如果一味想作詩人，先就自己加上一重桎梏，元好問所譏的“詩囚”，實在有些難受！何況戴上了這“詩人”的頭衔，就免不了種種無聊的酬和，“言不由衷”，那詩也就等於放屁了。有詩友是不妨的，結詩社如果是爲的研究詩學，倒也未必有何害處。假如是含有其他作用，或者爲着面子，要勉强叫一聲好，那就真是自尋煩惱呢！
我因讀了公博先生的這篇文章，引起了不少的感想，信筆寫了這許多的廢話，作爲《我的詩》的補充材料，這對於《古今》的讀者，和愛好弄弄詩歌的朋友們，是不是可以引起同情心，而達到我個人預期的願望，還是没有把握，這是首先要向公博先生請求原諒的。
最後，我讀了公博先生發表的許多作品，雖然覺得在修辭方面，不能説絶對没有可議的地方，而全體的好處，有的是清婉纏绵，有的是沈雄激壯，我想這是讀者們有目共賞的，也無待乎區區的仰贊了！
（刊《古今》半月刊第二十九期，1943年8月出版）
北遊一瞥
我在十八九歲的時候，曾經到過一次北京，那時心境不佳，匆匆住了三五日，除却古物陳列所，和中央公園外，任何名勝古蹟，都不曾探訪過。這次趁着暑假，北來訪候知堂老人，在苦茶庵中，住上旬日，恰值秋熱未退，連日出訪各方友好，遊覽玉泉山、頤和園、三海、故宫、太廟諸名勝，參觀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國學書院諸文化機關，真有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感，提起筆來，要寫的話太多了，反而覺得茫無頭緒，姑就偶感所及，信手拈來，做個小小的紀念吧。
我和故都，相别了二十多年，當時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這次舊地重來，除了仰觀宫室之壯麗，和市容之整潔，認爲這不媿爲我國唯一的大都會外，視覺和聽覺雖然免不了有些矛盾，可是並没有什麽特殊的感覺。我所見到的人物，除“華北政務委員會”王委員長叔魯先生、“教育總署”蘇督辦象乾先生外，類皆文化教育界的中堅份子，而在這裏面，負教育行政實際責任的，有國學書院院長王什公先生，北大校長錢稻孫先生，師大校長黎子鶴先生，其餘大都是在野耆宿，或爲舊識，或屬新交，類皆氣類相投，歡融水乳。我覺得經過這二十多年的變化，我國人的确是精誠團結起來了！就在文化界上來説，二十年前，鬧着新舊之争，彷彿有誓不兩立之勢，現在却漸漸的融洽協調了，不拘是哪一方面，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他自己認清了，大家要做個現代的中國人，要建設或保存我們中國自己的文化，心理上己趨一致。多難興邦，我想我們中國的真正統一，和真正的新文化的建立，爲期當不在遠了！
我這次游踪所至，覺得天然的美，要算玉泉。記起東坡遊廬山玉涵的句子，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的話，我想把它顛倒變换一下，“山骨出清寒，水石盡貞瘦”，來贈這“天下第一泉”，或者有些彷彿吧？頤和園偉麗之中，亦有自然之美，我想那圖樣，是參合蘇州的靈巖山，杭州的西子湖，和嘉興的煙雨樓，混化而成的。從北海白塔或景山之上，下瞰故宫，碧瓦鱗鱗，壯麗極了，似乎把帝王的住所，神化起來，那莊嚴氣象，的确可以懾服人心，叫人肅然起敬，悠然神往。可是身入故宫，除御花園古木陰森，饒有清嚴之氣，其餘宫室建造，都是死板板的，長廊永巷，重門深鎖，儼然一座大監獄，而且皇帝起居服用的設備，並不見得怎樣舒適，我想假使不是把它神化起來，歷代的草澤英雄，恐怕也不會那樣起勁的争奪這個寶位吧！把三海比起紫禁城内的深宫來，似乎一面是天堂，一面是地獄，我想古時聖明創業之主的用意，或者别有深意，認定一個做領袖的人物，是應該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的，而且天堂和地獄，本來是相對的，一個人不準備入地獄，那裏有這容易平步登天呢！
末了，我這次北遊，對於幾位老前輩，和誼在師友間的許多先生以及青年朋友，都給予我以極誠墾的啓示，我除了表示深切的感謝外，還希望自己長是做個郵差，盡點小小的職責，我想北地賢豪，一定是不吝指教的啊！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書於北京八道灣苦茶庵側。
（刊《藝文雜志》第一卷第四期，1943年10月1日出版）
忍寒居士自述
忍寒居士，姓龍氏，名沐勛，字榆生，江西萬載縣人。家世業農，父諱賡言，中光緒庚寅科進士，歷官安徽湖北諸州縣，兩宰桐城，不畏强禦，士民至今猶樂道之。沐勛十歲侍父返里，略讀故書，有胞兄沐棠，從兄沐光、沐仁，先後肄業北京大學，因得間接涉覽當時諸名教授著作，粗知治學門徑，其後餬口四方，所與交遊，亦以北大教授與出身北大人物爲多云。二十歲出遊上海，任小學教員，逾年至廈門集美學校，改教中學，民十七受上海暨南大學，及國立音樂院之聘，授詩詞等課，因得承教於老輩陳散原朱彊邨諸先生，廣交海内賢豪，先後受知於汪胡諸公，而不慕榮利，願終身從事於教育事業，且恒以學生自居焉。留滬七年，以展堂先生之約，往廣州中山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兼代文科研究所所長，頗有與嶺表英俊奮發自樹之意，會展公下世，又病胃，畏南方卑溼，後返淞濱，冉冉廿年，未能有所成就，頗爲自惜。其爲人體質瘦弱而意志堅强，勇於任事而怯於酬應，義之所在，不辭勞怨，自審學力太淺，而又牽於兒女之累，雖有志述作而無此餘暇，嘗誦王静安先生“閒愁無分況清歡”之句，有同感焉。雖生事迫人，煩憂總集，而不敢以此自懈，嘗自擬爲驛使，并以移山之愚公自勉。比年以“國府主席”汪公之禮遇，勉至白下任閒曹，而性之所好，仍在文化方面，先後創辦《詞學季刊》、《同聲月刊》，鈔校之役，皆一手任之。最近被聘爲“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頗望身爲表率，振刷士風。平生習爲詩詞，而以心地純潔，爲文學之根本，詩喜陶杜，兼及半山、誠齋，詞好東坡、方回、白石，而不欲以此自見，故亦不主一家，偶有所作，但寫其性情襟抱，深服遺山稱坡翁“以病爲妍”之説，工拙所不暇計也。旅中拉雜書此，幸諸賢哲，諒其誠而有以督教之，幸甚！
（刊《藝文雜志》第一卷第五期，1943年11月1日出版）
覆李耕青書
在一個月之前，我於《古今》半月刊第三十期後面，獲讀者李耕青先生的臨榆通訊。在耕青先生的通訊裏面，提到他有一位同事，看完了拙作的《苜蓿生涯過廿年》，一夜不曾睡覺，接着又説：“龍先生是個熱心教育的人，不知道肯不肯收一個景慕他的學生？”這教我讀了，又慚愧，又興奮，早就想寫一封懇切的信，答覆這位耕青先生的同事，可是這位同志（這同志的稱呼，是指的志同道合，並不是政黨的關係，區區是願終身從事教育文化事業的，不曾加入任何政黨，合併聲明。）的尊姓大名，我不知道，耕青先生的通訊地點，我也没法查考，那時又剛作舊京之遊，歸來塵務坌集，便把這件事擱了下來，將心比心，這要使人家如何的失望，就是我個人也抱着萬分的不安。剛纔溜到“中央大學”，（暫用從前的金陵大學做校址，我也寄住在附近的教職員住宅。）看過了我們文學院的學生宿舍，並且參觀了全體學生的早操，感覺到現代的青年們，确确實實有了自覺心了，對於智力體力方面，大多數是肯認真注意到的。這一團朝氣，假使領導得人，加以相當的培養，那我們中國的前途，是絶對可以樂觀的。我一路懷着興奮的情緒，跑回家來，吃過一個半燒餅，和一杯中大農場出品的新鮮牛乳，偶然又在案頭翻出這一期的《古今》來，這位同志，又觸上我的眼簾，我不覺加上一重慚愧，一重興奮，馬上提起筆來，寫了這一封亂雜無章的公開信，希望借點《古今》寶貴篇幅，替我做一回緑衣使者，傳給耕青先生，和他的同事。
我自從發表了那篇《苜蓿生涯》的文章以後，得着許多社會有聲望的人士，和一般富有正義感的青年朋友們的同情，陸續接到各方面的來信，總在一百封以上，有的情願來做我的學生，有的來訂閲我所主編的《同聲月刊》。我在興奮之餘，不能不特别感謝《古今》的編者，在無形中替我做了很大的宣傳工作，把我那“流佈或不廣”的“專門性刊物”，（這是《古今》第二十九期編輯後記裏面的話）驟然增加了不少的定户，不能不驚歎着《古今》的力量，深入了社會各階級，使我這樣一個“教書匠”的一篇小文，也得着“附驥以傳”的好機會。尤其是這位“遠處山海關”的讀者和他的同事，竟因讀了我的小文，“一夜不曾睡覺”，怎能叫我不“感激涕零”，更加鞭策自己，檢討自己，是不是個人的精神力量，果然能感人於數千里之外呢？我説不出的慚愧，更説不出的興奮，我願犧牲我的一切，乃至我這一顆頭顱，抱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來和一般有志的熱血青年，共同盡點做一個現代中國國民的天職。我枉讀了三十多年書，枉做了二十多年的“教書匠”，直到最近幾年來，飽經世變，纔深切的感到自己的錯誤，纔深切的感到只會賣弄文字，是於事無補的，纔深切的感到顧亭林先生：“一命爲文人，便無足道”的這句話，确有深長的意味。文字不過是一種傳達情志的工具，真正的學問，是要“知行合一”的。一切的一切，是要靠精誠來感召，事實來表現的。先師孔子，尚有“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的感歎，我們不必好高騖遠，只要站在我們自己的崗位，脚踏實地地盡我們的天職，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是不是配做一個人？是不是配做一個現代的中國人？學問是從經驗來的，我們從書本上所求的知識，是先民一點一滴的積累下來，遺留給我們的，我們如果不誠心誠意地去體驗，去實行，那即是“學富五車”，也是無益於人，有損於己的。我最近在中大週會上，曾經對全體同學説過下面的一段話：
我們既然投生在這個世界上，投生在這個國家裏，就應該有緜續人類生命的任務，就應該有緜續民族生命的任務。人的壽命是很短促的，而人類的生命，和民族的生命，是需要緜續不斷的。禽獸都負着這緜續種子的任務，難道生而爲人，反而可以連禽獸都不如，坐視種族生命之將斬，而猶在醉生夢死中糊裏糊塗的混過一世麽？努力做學問，爲什麽就可以緜續人類的生命，緜續民族的生命呢？因爲人類的生命，民族的生命，都寄託在它的文化上，而文化的發展，是靠人類的不斷努力，積累而成的。一點一滴的盡着一個人的責任，就是爲這人種這民族緜續一分的生命。
耕青先生：你認爲我這段話，是對的嗎？我自己承認我是一個笨人，平生抱定三個字，用來做做人做事的祕訣。這三個字裏面，第一個是捷字，我們對於一件事，經過了相當周密的考慮，就應該非常果決的去實行，用不着懷那患得患失的心理，瞻前顧後的把它延擱下來，坐失時機，這就叫做快幹。我對學問上的態度是如此，對於事業上的態度也是如此。試問人生幾何，能禁得起幾次的徘徊瞻顧？我因爲做了二十多年的國文先生，常是督促學生，努力這門功課，學生總是推説英算忙不了，抽不出時間來。我便反問他：“你是不是中國人？如果自己承認是個中國人，是不是應該弄通本國的文字？儘管你忙的怎樣，總不會比曾文正公在軍中時候那麽的忙，他老人家仍舊要讀書寫字，力求進益，一般青年人怎麽能够把一個忙字來搪塞呢？”那學生被我反詰得啞口無言，也漸漸的自覺了。第二個是拙字，我們對於某一件事，既然認爲是應該去作的，就應該脚踏實地，孜孜矻矻的一直往下幹去，多流一滴汗，就會多了一分收獲，天下事絶對没有取巧偷懶，能够立於不敗之地的。尤其是做學問，更需要一絲不苟的笨幹。不瞞大家説，我現在雖然薄竊時名，在社會上也有了相當的地位，可是我自信還是保持着二十年前的小學教員生活，我辦的刊物，要經過兩三次的親手校對，朋友們總是笑我，“這你太不合算了，何必把精神銷磨在這個上面？”我雖然覺得這話相當有理，可是交給别人，總放不了心，我總是笑着説：“將來到了没有辦法的時候，去做一名校對，我想是絶對可以勝任愉快的。”耕青先生，你看我這不是一個大笨貨麽？至於第三個祕訣，我想得到，可是現在做不到，只好暫時放在心裏，對不起，説句俏皮話，叫作“天機不可洩漏”吧！
耕青先生：請你告訴你的同事，我現在正在懺悔着，我年青的時候，不應該立志做個文人，不應該立志要做個名士，弄得“手無縛雞之力”，連生活的技能也没有，那裏能够做青年的領導者？自問常識還不够，那裏配做人家的先生？我現在正在懺悔着，這二十多年的粉筆生涯，虚糜了國家的金錢？貽誤了人家多少的佳子弟？孤負了各方父老希望培植後進的熱忱和苦心？我常是這樣想：一個學生，從小學讀到大學，要用多少父兄血汗换來的金錢？要費多少政府向老百姓身上一點一滴吸收來的國帑，假使做先生的，不好好的去誘導學生，造成棟梁之器，各各的去盡國民的天職，怎樣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現在在學校裏做人家的先生，是出於不得已的，那裏還敢“有靦面目”，做耕青先生的同事的先生呢？
我現在已是中年人了！我的頭髮也花白了！可是我的一顆心，還是活潑潑地。我是愛説老實話的，也很願意把一些淺薄的見解，來和大家互相砥礪，互相探討，公盡一點國民的天職。在幾個月之前，有一位武裝同志，從他的駐防地不遠數千里而來，一見面就叫着“老師”，弄得我慚惶無地。他是一個熱烈純潔的青年，曾經到過外國，受了軍事教育。因爲他有一位朋友，是我的學生，所以“謬採虚聲”也就不辭跋踄而來，一登“龍門”，相談至契，我陪他跑了不少的路，爲他殺雞炊黍，盡一日之歡，臨别時贈給他“大智若愚，大勇若怯”的八個大字，我願和他做個好朋友，師生的名分，是不敢當的。
耕青先生，請你告訴你的同事，我願意和他以及所有的青年同志們，做個“神交”的朋友。我現在比較忙碌些，恐怕來不及和每位讀者通訊。我正整備着邀集幾個老老實實的朋友，在我那專門性刊物之外，另出一種普遍性的小刊物，來和一般青年們討論討論，怎樣去盡國民的天職。我的魂夢，也跟着我這枝秃筆，飛到數千里遠榆關去了！已經費了《古今》許多篇幅，就此擱筆吧。
（刊《古今》半月刊第三十四期，1943年11月1日出版）
士的反省
受過教育而具有相當知識的人，是構成社會的中堅份子，也就是素來被國人所重視的“士”。士居“四民之首”，責任是特别重大，而地位是相當崇高的。孟子把社會上的人，分做“勞心”和“勞力”兩種，而認定勞心者應該受勞力者的供養，於是所謂士大夫，就擡高了自己的身份，以爲個人有了知識，那養尊處優，是理所當然的。這一念之差，不知道誤盡了多少讀書人，弄得社會上有一種流行的諺語，什麽“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呀！什麽“書中自有黄金屋，書中自有顔如玉”呀！這種卑劣思想，深中於我國一般社會，牢不可拔，雖然科舉廢了幾十年，新教育也有了相當長遠的歷史，鍍過金的什麽士也不在少數，論理應該把這種陳腐卑污的觀念，洗滌得一乾二浄了。可是按之事實，却不盡然。事到而今，士在社會上的地位漸漸動摇了，“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這是目前不容掩飾的一般所謂士者的生活實況！單就我個人來説吧！忝竊政府的禄養，不可以説不厚了。有時因了要趕時間的關係，不得不乞援於勞力的車夫同胞，而這神聖的勞力者們，開口就是十塊二十塊，對我們是有些夷然不屑的態度，等你和他還價，他會半理不理的，答應着一句：“你曉得現在的米要多少錢一石嗎？我勸你老還是自己跑跑吧！”他説完了，很悠然自得的，躺在緑蔭之下，吸他的紙烟。我受了這批同胞們好幾次的奚落，便有些不敢領教了。一次，我趕着要到某處去開會，在學校的門口，遇着一位熟識的車夫，坐了上去，我和他叙了契闊之後，問他近來的收入怎樣？他歎息着説：“現在生活太高了，我近來的收入，每月約摸在二千左右，還是感着養不活家裏幾口子呢。”我一面笑着答應他：“你倒超過了一個做大學教授的薪俸，我希望和你對調，换换味兒好嗎？”一面自己在腦海裏盤旋了好幾次，忽然大徹大悟起來，上帝賜予我們兩條腿，爲什麽不去利用牠，把牠孤負了好幾十年，也有些對不起自己了！我回轉頭來，把勞心勞力的那番理論，細意熨貼的體會了一番，纔感覺到這并不是那位亞聖孟老先生害了我們，而是我們這批没出息的子孫，讀書没有心眼，把他老人家的遺訓，解釋得有些歪曲了。他所指的應該受勞力者的供養的勞心者，是“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的夏禹，是“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的后稷，“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這兩位懷抱着這樣“憂民”的精神，自然應該受一般人民的供養。我近來總算有些覺悟了，像我們這樣只勉强會耍耍筆桿兒，而没有什麽真知灼見，去指導社會，解除人民痛苦的所謂士，連餓死都是應該的，那裏還配受勞力者的供養？這是我個人從心坎裏流出來的老實話，絶對不是在發什麽牢騷。我不敢説怎樣去領導中國青年，我只懺悔着，檢討我個人的過去，鞭策我個人的未來，約略定下幾條，來做個人急起直進的標準，勇猛精進，從新去作一個人，來和純潔熱烈而富有正義感的青年們，共同去盡國民的天職。
我們既然從小就受了父母的教養，和國家的培植，有了相當的知識，而造成了一名“士”，就應該時時刻刻，反省自己，鞭策自己，是不是能够負起士的責任來？“士”的責任是什麽？除了上面所説的禹稷精神以外，我們首先就應該發大悲心，而抱定以先覺覺後覺的宏願，忘了一身的艱難困苦，奮迅勇猛，和獅子一般的向前邁進，挖空了腦子，去研究怎樣救飢救溺的方法，這就是儒家所説的仁，也就是由仁心而生的勇氣。有了這種勇氣，纔能够衝破一切網羅，拯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而登諸袵席之上。我素來歡喜讀讀古人的詩歌，我認爲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就是要有這種大悲心做出發點的。我最高興和學生們提起的，有杜甫的《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他在一家老小被雨淋得呻吟不絶的時候，想起了自己的責任來，高歌着：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老人家飽經飢凍流離之苦，總不埋怨社會對不住他，而自認“生常免租税，名不隸征伐”，爲非常的幸運，非常的慚愧，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其次，我愛讀王安石的《魚兒》詩：
繞岸車鳴水欲乾，羣魚相逐尚相歡。無人挈入滄江去，汝死那知世界寬！
純潔熱烈而富有正義感的青年朋友們！你們千萬不要羨慕那些渾水撈魚，和囤積居奇的人物，袋塞滿了，生活是怎樣的舒適豪華，這正是一批和塘水快要車乾而仍不知死活的魚兒一般的可憐蟲，我們應該怎樣去憐憫他們，提醒他們，指示他們一條死裏求生的大道，來和我們共同努力，創造一個簇新的極樂世界，我想這正是讀書人當前的唯一責任啊！我在不久以前，曾和兩個老學生一同跑路，一面走，一面談，我説：我們現在雖然相當艱苦，可是絶對不容許轉别的念頭，我們應該齩緊牙關，站穩脚步，毅然決然的犧牲着個人的一切，來做“挈入滄江”的前驅者，自度度人，責無旁貸。我們的當前任務，是需要着拿大悲心做出發點，同心同德的去大家努力啊！
周作人先生在本年年初，發表過一篇《中國的思想問題》。（載在北京出版的《中和》月刊及《華北編譯館館刊》）他説中國的中心思想，差不多幾千年來没有什麽改變，這就是以孔孟爲代表，禹稷爲模範的儒家思想，而這儒家思想，就是以“仁”爲中心的，所以行仁之方，曰“忠”與“恕”。他解釋這個“仁”字：“仁即把他人當做人看待”。我們既然生來做了一個人，就應該自己認清一個做人的責任，而做人的責任，就是要把他人當做人看待。自己要圖生存，他人一樣要圖生存，我們要大家共同生存，就不能不挺身而出，把妨害大家共同生存的公敵，用大無畏的精神去消滅牠，這就叫做“殺身成仁”。普通解釋忠恕二字，就是“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换句話來説，忠就是有責任心，恕就是“罪己的精神”。我們有了“殺身成仁”的勇氣，還得時時反省自己，對自己分内應做的事，是不是已經盡了責任？不要只顧埋怨他人。我這幾天内，就正在試做這“恕”字的功夫。我覺得一般青年，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自己不盡責任，只管埋怨别人。這也怪不得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就連我自己已是中年人了，也還有時候犯着這種毛病。我們要先盡自己應盡的責任，我們要將心比心，易地而處，體諒人家的所站的地位，确是“内省不疚”了，然後挺身而起，不顧一切的去“殺身成仁”。我們拿忠恕二字，來做反省的方針，這纔可以做到漸近乎仁的地步，這纔可以去盡我們做國民的天職。
復次，我覺得一個知識階級的人，怎樣纔能够負起先覺覺後覺的責任，以取信於社會一般人，而發揮其效力呢？我認爲只要取法於墨家“以自苦爲極”的精神，勞形苦體，以身作則，乃至如大禹“親自操稾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莊子·天下篇》）爲着要求種族的生存，不惜忍受他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纔能促起大多數人的覺悟，而共同努力去求共同的生存。説到這裏，我自己慚愧極了！我雖然有了覺悟，在最近半年之内，也曾脱却鞋襪，赤脚走過幾回路，來試和車夫同胞們賭氣，可是這天賦我的交通工具，把牠驕養了二三十年，弄得不能勝任愉快了！尤其是我的肚腸不争氣，鬧了將近二十年的老胃病，不能够喫過於惡劣的食品，雖然也曾試到中大的食堂裏去，咀嚼過那中雜砂石的米，嘗試過那淡而無味的菜，我鼓勵着同學們去喫苦，而我却還没有鍛鍊好我自己的腸胃，來實行和他們共同生活，這是我最大的缺憾！我懺悔着，我不該做一個“百無一用”的書生，不但對不起一般青年，也同時害了我自己。我現在恍然大悟了，有了禹稷的精神，還需要有禹稷的體魄，纔能够做到“自苦爲極”，來發揮他的抱負。我現在是悔之已晚了！而我的心總還希望着能够盡可能的去鍛鍊我的身體，養成刻苦耐勞的習慣，混在青年隊裏，去做一個健全的國民。
我們的同胞，得着受教育的機會的人太少了！而這好多年來的教育，只是東塗西抹，并没有什麽切實的計劃和效果。不但老百姓茫昧無知，就是受過相當教育的人，也大都有些昏昏沉沉喫了安眠藥似的，不甚省人事了！在這衆醉獨醒的社會裏，要想認真去作一番救飢拯溺的工作，那阻礙必定是很多的。我們除了抱定大無畏的精神，認清目標去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外，還得不辭一切的冷嘲熱諷，“强聒不舍”的去唤醒人羣。我往年曾向學生講岳飛的《小重山》詞：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擬將心事付瑶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我講到最末一句，替他下個轉語：儘管人們不肯聽，我還是要彈，絃斷了，换上一根，彈了又彈，鬧得人們睡不了覺，久而久之，自然會有賞音出來的。我們絶對不要因爲碰了幾次壁，就灰了心。所謂“屢敗屢戰”，這就是成功之母呢！我最近又偶然對學生談到李獻能的《浣溪沙》詞：
垂柳陰陰水拍堤，欲窮遠目望還迷，平蕪盡處暮天低。
萬里中原猶北顧，十年長路欲西歸，倚樓懷抱有誰知！
我隨手拈來，解釋這一個望字，譬之讀書，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才能够收到切實的效果。這望字就是眼到，由眼望到口誦，就是口到，由口誦而心惟，就是心到，由心惟而想盡方法，用盡手術，達到目的，就是手到。我們要鍛鍊我們的精神，去實行眼口心三到，我們要鍛鍊我們的體魄，增益我們的智慧，努力學習各種的科學，準備施展各樣的技能，這纔能够做到我們的最終目的，而那“强聒不舍”的做法，我們要抱着宗教家的態度，堅苦卓絶去實行的！
我也忝爲士之一，我自己時時反省自己，時時鞭策自己，怎樣纔能够對得住我們的國家？怎樣纔能够不媿爲一個“士”？怎樣纔能够配得上説一個人？我個人在懺悔之餘，寫了這上面的許多廢話，我慚愧得無地自容了，只希望着和我們一般純潔熱烈而富有正義感的青年們，從頭負起這“士”的責任來，共同去盡那做國民的天職！
十月十六夜，脱稿於南京漢口路十九號寓宅。
（刊《中國青年》一九四三年第二期）
事業與職業
一個人爲了要生存，到了相當的年齡，有了家室之累，就不能不有職業，來謀得一身一家的生活費用。而這職業應該是屬於生活技能方面的，不論農工，最好能够直接或間接生産，自己有了生産能力，纔能够交易生活必需品，維持個體的生存，纔能够不受别人的支配，保持自己的人格。至於學問事業的發展，必得有個人的自由意志，必得有個人的崇高人格。不管做文學家也好，政治家也好，藝術家也好，假使這個人爲了生活壓迫，而喪失了他的自由意志與崇高人格，便會“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切都不會有價值的。古人説的“詩人少達而多窮”，又説：“詩窮而後工”，只是片面的理由。我國文人素來是以不事家人生産爲美談的，殊不思文人無行，就多半是患了這不事家人生産的毛病。既然生來做了一個人，試問那個不希望活着？那個不希望生活得有趣味？而這生活的資料，不是憑空掉下來的，非得出賣血汗，就得出賣靈魂。試問一個人爲了生活而失掉了靈魂，這還配得上叫做人，還配得上叫做什麽家麽？諸葛亮能够“躬耕南陽”，纔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去替劉備造成鼎足三分之業。顧炎武能够“所至輒墾田度地，以備有事”，纔得保全潔白之身，去完成“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的偉大著作——《日知録》。職業所以謀個體的合法生存，學問事業所以謀國家民族的永續不斷。後者的責任，是特别重大的，然而非得先求個體的合法存在，那“發揚文化”，普濟人羣的大業，又從那裏説起？在日本及西洋諸富强之國，對於一個研究學術、努力事業的人，是相當尊重的，無論政府或私人之富有資産者，都肯給予補助，使他能够安心所業，貫澈他的志願主張。我曾聽到日本有一位富人，捐助一筆鉅款，給幾位學者去研究佛典中的密藏。而我們中國人，就没有這種習慣，必得自己去找職業，來養活自己。就是清代一般學者，努力去做考據校勘之學，往往得着鹽商或達官貴人的幫助，也得仰他們的鼻息，不能够發展本人的自由意志，這是多麽可恥可憐的事啊！
我個人做了二十多年的國文教員，差不多總算以教國文爲職業的了。這個粉筆生涯，在社會上，總還算瞧得起，説這是什麽清高的職業。可是在我個人的經驗看來，這行職業，清是冷清清的，高則未必盡然。在這個社會情形之下，做一個教書先生，也得拉攏巴結，上有校長，中及同事，下到學生，非得面面周到，就有打破飯碗的危險。你若是負起責任來的話，得着學生的信仰，那學校當局或同事們，會在相形見絀之下，説你懷着什麽野心。要是不負責任的話，摸摸自己的良心，又會感到對不起學生們的父母，對不起我們的國家民族，乃至對不起我自己。這二者交戰於中的苦滋味，我是嘗够了的。至於學問事業，爲了精力時間所限，自問對於社會國家，實在没有什麽貢獻，雖然時常被别人在報紙上或雜誌上，加以“詩人”“詞家”或“文學家”等等的頭衔，我是絶對不敢承受的。而且自己把鏡子照面孔，覺得像我這樣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書獃子，根本不配做什麽家，也絶對没有想做什麽家的慾望。我這十五六年來所擔任教課的科目，多數是屬於中國文學方面的，尤其側重於詩詞。可是我對我的學生，總是希望他們，於愛好文學之外，另求喫飯的真實本領，尤其是在這十年來飽經憂患之後，自己很深切的覺悟了，不肯忍心害理的，自誤誤人，教一般大有作爲的青年子弟，只管在文字上兜圈了，而忘却了一個做國民的責任。我常是苦口婆心的勸導學生們：大家不要希望做一個文學家，真正的文學家，是要準備喫苦的。譬如屈原杜甫吧！總算是中國天字第一號的偉大作家了，只要你們去翻翻《史記·屈原列傳》，和他的全部作品，他本來是一個“博聞强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政治外交人物，當初何曾有意要做一個什麽撈什子的文學家？只因“謁智盡忠，蔽障於讒”，纔這麽“憂愁幽憤”，不得已而有《離騷》一類的作品。他的人格是純潔的，意志是堅强的，他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始終和惡社會奮鬥，終至力竭聲嘶，而自投汨羅以死，這叫做“以身殉道”，所以他的作品，纔能“與日月争光”。假使屈原存心要做個文學家的話，把文學商品化了，這樣當作自己的職業，自然“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可是我相信中國的文學史上，絶對不會讓他坐那第一把交椅的。其次要數到杜甫，他是一個存心要作詩人的，可是他的有價值的作品，却在他覺悟了做人的責任以後纔産生的。你看他《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開口便説：“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的牢騷話，接着又是“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望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活畫出一個落魄文人的慘狀。等到碰了許多釘子，和飽經離亂之後，纔深深感到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隸征伐”，已經算是特别幸運的了。當他避亂在同谷的時候，兒女鬧着肚子飢荒，他老人家雖然“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已覺悟到這時是全然無用的了。他這樣纔不得不放下紳士架子，拿起鐵鏟，冒犯冰雪，到山上去尋求食料，一面歌唱着：“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看他對於這把長鑱，叫得這般親熱，他那“自怨自艾”的内心苦痛，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著名作品，如三吏、三别、《北征》、《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之類，都是有了覺悟以後纔寫出的。他逃到四川，幸虧有一位老朋友的兒子嚴武，在成都做軍事長官，送給他一些錢，蓋了一座浣花草堂，勉强過了短時期的悠閒生活。可是嚴武死了，接濟斷絶，又遭川亂，不得不帶着妻子，再過漂流的生活。終於到耒陽，游衡山，遇着大水，在山上餓了幾天肚子，虧得那耒陽縣令一番好意，備了一些牛肉白酒，替他老人家壓驚，醉飽之餘，也就脹死了。你看這結果悽慘不悽慘！如果杜甫除了做詩之外，還有其他的生活技術，雖然遭亂，禍福不可知，但決不會除了倚賴别人，就連喫飯都没有辦法。虧他老人家發那種宏願，説什麽“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一個詩人能够有這樣犧牲自己，普濟之羣的偉大精神，自然是值得贊美的！如果杜甫在喪亂流離之際，不自反省，只管怨天尤人，還希望把所作的詩，當作商品，去“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以求博取他們一家的生活資料，那不但是夢想，也決不會再作出什麽好詩來。一個人要想做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必得先有純潔高尚的思想，熱烈真摯的感情，卓越鋭利的眼光，以及深刻豐富的人生經驗。這一半由於天賦，一半在個人的修養，而這修養工夫，就得先要挺起骨頭來，任憑怎樣艱苦惡劣的環境，和金錢勢力的誘迫，都不被轉移，這樣纔能够保持個人的自由意志，纔能够發揮文藝的感人力量。但這談何容易，豈是拿文學來做職業的人所能辦得到的？
詩人和文學家，一樣是個人，一樣要穿衣喫飯，娶妻生兒子，生理上既然没有多大的分别，那資生之具，就一件也不能少。資生之具，不論農工所生産，都可以作爲商品，互相交易。惟有文學作品，是一個人的意志所表現，是一民族的靈魂所寄託，絶不容許把它來當商品出賣的。如果一個文人，只管把硯田的收穫，當做一種商品，靠它來交易生活上的必需品，來做資生之具，不擇主顧，任情賣給别人，這就無異於妓女的賣身。妓女的賣身，只是斷送了個人的一生幸福，而文人的出賣靈魂，其害可以斷送國家民族的整個生命。最近在北方出版的《藝文》雜誌第一卷第五期上面，看到周作人先生的《苦口甘口》一文，第一件就是希望青年，不可以文學作職業。他説：“士雖居四民之首，爲學乃是他的事業，其職業却仍舊别有所在。”又説：“我還記得三十五六年前，大家在東京從章太炎先生聽講小學，章先生常教訓學生們説，將來切不可以所學爲謀生之具，學者必須别有職業，藉以糊口，學問事業乃能獨立，不至因外界的影響而動摇以至墮落。”最後他希望“中國現在有志於文學的，最好還是先取票友的態度，爲了興趣而下手，仍當十分的用心用力，但是決心不要下海，要知正式唱戲不是好玩的事。”這種見解，我是絶對贊同的。我們生在這個社會裏，不能不要喫要穿，而這衣食所從來，必得另行想辦法，最好先就學會一點謀生的技能，或者從事農作，或者經營大工藝，即下至引車賣漿之流，只要是靠血汗换來的金錢，把來做一身一家的生活費用，是可以享之無愧的。我認爲這纔算是神聖的職業。退一步講，勞心者雖然没有工作去勞力，也得用盡腦汁，去替大衆謀福利，作官作商，只要他能够忠於職守，不只一味損人利己，便把官商當作自己的職業，也未可厚非。只有一般所謂文人，把靈魂所寄的文學，也來當作商品，當作自己的職業，确是於己有損，於人無益而且有害的。即論中國古代的教育，所謂六藝，禮是教人謹守秩序，樂是教人涵養性情，射御書數，都屬於應用方面，是做人的必需條件。至於舞弄文墨，學作無行的文人，根本上就不配稱文學家，如果再把這“綉花枕頭”，當作一種商品去出賣，那也只就好去充充富商大賈的妝飾品，高興時玩玩，不高興時把它扔了，豈不可笑可憐？我因爲看了周先生的文章，把積年的感想，引申幾句，希望一般對於文學有興趣的青年，先把職業和事業，分辨清楚，一方面去鍛鍊體格，造成一個健全的國民，一方面去學習一種生活技能，以備將來保障一身一家的生活。能够維護個體的生存和獨立，然後運用自己的聰明才力，發揮個人的感情思想，去做些绵續民族生命的文化工作。不論做哲學家也好，文學家也好，藝術家也好，政治家也好，教育家也好，這種開物成務、牖世覺民的偉大事業，是要在喫飯問題之外，勇猛精進，特立獨行，去自己建立的。空言無補，我自己也特别感着慚愧，只希望我們的青年志士，不要把我這篇支蔓之辭，也當作騙取稿費的商品，那我個人就感激不盡了。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九夜，寫於金陵。
（刊《新動向》一九四三年第九十一期）
女性與詩歌
古人曾説過：“女子善懷”，我想這話不會怎樣的離經吧？談到詩歌，原來是以抒情爲主，而人情所鍾，没有比男女之間更厲害的，所以《詩經》裏面的國風，大半都和這事有干涉，正合着楊惲所説的“人情所不能止者，雖聖人不禁”。拿常理推測，女子既然特别善懷，這抒情的詩歌，應該是特别適宜於女性的。然而所謂“勞人思婦之辭”，我們試一檢查中國文學史上的成績，不特勞人的作品，爲男性所包辦，就是思婦的怨情，也大多是由男性來“越俎代庖”的。這在古人重男輕女，女性没有受着教育機會的時代，倒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到了女子得着解放而與男性一切平等的現代，如果還没有失掉那善懷的天性，我想將來她們在詩壇上的發展，一定是較男性有過之無不及的。十年前，我的老友易大厂先生，——他是一位多才多藝而窮愁以死的人物，所以稱他一聲老友，并不算是有什麽攀附的意思。——在民智書局出了一本《韋齋活葉詞選》，他把所有關於寫兒女情的好詞，一塌刮子的割愛了，我笑他“已失了江山一半”！可是話又得説回來，唐宋人詩詞裏面所表現的兒女相思之情，大多數是借女子的身份來説的，就是語淺情深，爲一般人所喜讀的李之儀的《卜算子》詞：
君住長江頭，妾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但得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和顧敻的《訴衷情》詞：
永夜抛人何處去？絶來音。香閣掩，眉斂月將沈。争忍不相尋？怨孤衾。换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
教人讀來，固然是迴腸盪氣。可是回頭一想，這兩位都是天生男子漢，又不曾化身作過女子腹内的蛔蟲，儘管他們怎樣工於揣摩女子心理，總免不了有梅博士作“雄美人”之感。我覺得一個男子過於女性化，這人一定是没有多大出息的，反之，一個女子把她自己應享的權利，也讓給男子們去“代庖”，一樣是一樁很大的憾事。我平常教學生，遇到歡喜弄弄詩詞的青年，還拿那些“閨情”“閨怨”之類來做題目，我總是嘲笑他們説：現代的女子，不比古人了，她們有什麽情，有什麽怨，儘管讓她們自己去寫，用不着你們替她着急了。唐代的絶句聖手王昌齡，固然留下了許多纏绵悱惻的“宫怨”“閨怨”一類的詩，可是這類的題材，是有它的歷史背景的，也可以説是根據人道主義，替一般幽閉深宫以及丈夫遠征而自己在家裏守着活寡的女子們抱不平，纔這樣託辭以諷，前者是由於反對宫女制度，後者是由於反對黷武主義出發的。唐代的兵威，遠震西北，被征募而遠去戍邊的小百姓，撇下了“閨中少婦”，唱着“古來征戰幾人回”的悲壯歌詞，這在富於情感的詩人們看起來，是多麽可慘的一回事！這時的女性，既然不能利益均霑的和男子一般受到讀書識字的教育，而且迫於政府的功令，眼看着自己心愛的男人，奔向萬里途程，去做沙場之鬼，真個和“啞子吃黄連”一般，所以不得不煩那批詩人替她們代訴冤苦。現今的時代不同了，女子不但是有和男子受同等教育的機會，而且思想行動，一切都自由了，眼光放大了，胸襟也開展了。她們的天性，是特别富於情感的，本身既然幾千年來就被男性詩人們當作描寫的對象，無論是善意的贊美，或惡意的玩弄，總之是把自己的利權，無條件的讓給男性們了！論理，現在女子們既然同樣有了發抒情感的利器，我們男子們雖然不希望她們取報復的手段，把一般男性也來當作描寫的對象，給以惡意的咒駡，或善意的憐憫。可是她們自己如果再有什麽要説的話，就不妨赤裸裸的自己來動手，用不着男性們隔靴搔癢似的來代勞了。比方説“宫怨”“閨怨”一類的題材吧！雖然宫女制度，我可保證在中國的未來史上永遠不會有的了，可是一部份的達官貴人，或者富商大賈們，説不定還會有把太太用數目字來表示的，與其勃谿詬誶，鬧得家庭内鷄犬不寧，何如寫點纏绵悱惻怨而不怒的詩，教她們的丈夫看了，回心轉意，和蘇蕙織錦回文一般的發生效力，豈不甚好？古人説“温柔敦厚”爲詩教，這四個字正是女性的美德，不利用這天賦的美德，把它拿富有音樂性的文字表現出來，去感化那“負心”的男性們，而一定要大發雌威，逼得她的丈夫“忽聞河東獅子吼，柱杖落地心茫然”，似這樣的連司的克都嚇落了，當心他中了風，不是耍的。當着這樣一個大時代，男子們“執干戈以衛社稷”，撇却嬌妻，去赴沙場，也是很應該而且很平常的一回事，用不着再像唐詩人所詠的“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作那般没有志氣的無聊傷感了。《衛風·伯兮》上描寫得好：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似這般揚威耀武而去捨身爲國的壯士，我想有思想的女性們，一定是很敬愛這個丈夫的。雖然接着發出這樣的感歎：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却也真正表現出男女間純潔熱烈的愛。唐詩人除了杜甫的《新婚别》：“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我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這樣公私兼顧，情義雙全的幾句好詩之外，其他的詩人是不能理會得到的。可惜這《伯兮》詩，是不是确出女性之手，或者仍舊是男子們替她寫的，也就無從查考了。我只希望現代的女子們，如果遇着這一類的事情，還是多多寫些激昂慷慨而仍不失其爲纏绵悱惻的詩，來激勵她們的丈夫，來發抒她們自己的情感，這不但可以在文壇上别放異彩，而且對於國家民族，都有極大的貢獻，因爲兩性間的刺激，是比任何事物的效力都要大的。
其次，我認爲非常奇怪的，是中國詩歌史上，儘多男性描寫女性美的詩，而女性描寫男性美的詩，却是特别希罕，難道真個如賈寶玉所説：“男子是泥做的，女子是水做的”，一清一濁，不可同日而語麽？男性描寫女性美的詩，最古的要算《衛風》上的《碩人》：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這詩是描寫春秋時代的一位標準美人——莊姜。它開首就説“碩人其頎”，可以想像她還是一位又長又大的康健美，從手指到皮膚、頭頸、齒牙、額角、眉毛，全合乎美的條件，而那巧笑二句，活畫出一個瞳如秋水，頰有梨渦的美人的活潑神態來，比那《西廂記》裏的“臨去秋波那一轉”，更爲有力。其次是宋玉的《神女賦》：
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温潤之玉顔。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
和曹植的《洛神賦》：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緑波。穠纖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束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峨峨，脩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内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静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
這所寫的雖然都是神，實在却是從詩人理想中發生出來的一種標準女性美，只是鋪張得過火些，然而男性詩人對於女性美的崇拜，總可以説是“五體投地”的了！至於晚唐以香籨體著名的詩人韓偓，他那首《席上有贈》：
矜嚴標格絶嫌猜，嗔怒難逢笑靨開，小雁斜侵眉柳去，媚霞横接眼波來。鬢垂香頸雲遮藕，粉著蘭胸雪壓梅。莫道風流無宋玉，好將心力事妝臺。
似這類描寫美人體態的香籨詩，雖然還未墮入惡道，總不免把女性當作玩物看待，有些輕薄的成份夾在裏面，确是不足爲訓的。到了南宋詞人劉過，竟把美人指甲和美人足來做題材，那簡直是有些侮辱女性的人格，無聊極了。現代的新女性，如果看了這些東西，不曉得要作怎樣的感想？依我個人的愚見，所有比較高等的動物，生來就有審美觀念，尤其是人類，不拘男女，總没有不希望自己生來很美，而同時也希望别人來贊賞他們的美的。我看了多少現代的青年男女，總愛把自己修飾得好看。譬如大學生們，男性的要他把頭髮剪光了，彷彿就要了他的命，寧願把最骯髒的司丹康塗得“其光可鑑”，别的錢可省，這煩惱絲却是要化本錢去培養的。女性們生着烏雲似的美髮，還嫌它不够美，一定要坐上那無情的椅子，把頭髮上弔，好像犯着絞刑似的，教它活活受罪，簡直把頭髮的自由也犧牲了，而摩登女性們是一往無悔的。這可見一般的男女，特别希望自己好看，并且要求對方來鑒賞他們或她們的美，是古今無異致的。我常是發這種獃想：男性們對女性們在詩歌上，崇拜了二三千年，把她們當作玩物看待，也有了相當長遠的歷史，已往的無聊文人，自然是“罪無可逭”的。我們不希望男性們以後再有這類帶些輕薄性的作品出現，也不希望女性們“冤冤相報”的依樣葫蘆把男性們當玩物來描寫。只是彼此自愛其美，也就互愛其美，男性贊賞女性美的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俯拾即得的，而女性贊賞男性美的作品，却深切的期望在最近的將來，有大量的出品發現，好教詩人們换换胃口，開開眼界。七八百年來的女性們，她們心目中的如意郎君，據説是狀元郎，纔够得上男性的標準美。相傳有一位女才子，讀多了佳人才子派的小説，有些着了迷，曾想着能嫁一個狀元郎的夫婿，後來果然達到了目的，等到洞房花燭夜，猛抬頭瞧見那位如意郎君，却是一個又粗又黑又高又大的麻臉大漢，吃得酒氣薫天的往繡衾上一倒，哇的一聲吐了出來，那女才子一宿無話，清早起來纔知道已經弔頸死了。究竟狀元郎，是不是個個都是美男子？我們且不去管他，好在這寶貝也不會再有發現的機會了，懷着虚榮心而盲目求愛的女性們，也可以少了這麽一重危險。可是我們既然在中國詩歌史上，很難找到女詩人贊美男性美的作品，究竟在女性理想中的標準美男子，應該是怎樣一種風度的人物，我們就不能武斷的加以揣測了。據區區二十年來的見聞所及，現代的新女性，她們心目中的未來夫婿，在革命軍北伐的時候，據説是屬於裹綁腿、掛皮帶的武裝同志。中間又有一個時期，是喜歡運動場中的健兒。這新女性心目中的男性標準美，也就可以猜着幾分，可惜不曾得着一些珍貴的歌詠材料，究竟怎樣，總不免要抱着“文獻無徵”之感！至於最近幾年來，女性心目中的男性美，那就更有些令人莫名其妙了。“姑妄言之”，讀者們也請“姑妄聽之”吧！我異想天開的，希望着最進化的女性們，如果她有了一個合於理想的美男子，切不可以再和過去一般含羞不肯言的舊女性一樣，儘管淋漓盡致不顧一切的，把男性美也“胡天”“胡帝”的贊頌一番，好教一批男性青年們，得着一條光明路線，去“鞠躬盡瘁”的，努力博取美人兒的青睞，免得他們胡思亂想，枉抛心力，這豈不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一般的功德無量麽？這個合於現代新性的男性標準美，在没有充分的從女性方面得着歌詠的證據以前，我自然不敢妄加臆斷。可是在古人的作品裏面，歌頌男性美的，我却特别愛讀《詩經·大雅·烝民》篇中贊美仲山甫那一段話：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禦。
像這樣一個不肯欺善怕惡而富有俠氣的血性男兒，不管他的儀表怎樣，這“内美”就足够一般人的崇拜了。所以他能够贊助周宣王，成就中興的大業！我想現代最前進而富有正義感的女性作家們，如果能够對我這樣一個小小的貢獻，加以采納，就把這樣一位男性美當作一個追求對象的標準人物，盡量的贊揚，拚命的打氣，我想那一批油頭滑面的青年男性，受了這樣一個大刺激，一定會立刻覺悟，改變作風，頭也剃光了，升官發財，投機取巧的卑劣心理，也登時收拾得一乾二浄了。這樣志同道合，此唱彼和起來，男女兩性間，由互相敬愛，以至互相勸勉，男性們個個都“雄姿英發”了，中華復興的基礎，也就不難於此奠定。因爲女性們确實具有不可思議的神力，只要她們把追求對象的目標，毅然決然的予以轉移，那衰老的民族，也就立刻振作起來了。
詩歌是情感的産品，而女性爲社會的重心，我們根據上述理由，天天在馨香禱祝着，一般現代的新女性，尤其是女作家們，拿出她們天賦獨厚的感情，來從事詩歌的寫作，一則可以表白女性們的真實心理，讓那些“越俎代庖”的無聊文人，不敢再來胡説八道，二則可以鼓起男性們的勇氣，得着一個努力上進的方針，這無論是在文學上，社會上，都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效力。至於我們過去的女詩人或女詞人，我以爲只有漢末的蔡琰，和南宋初年的李清照，是可以和男性們角逐文壇，了無愧色的。而這兩位女士，一個陷落在匈奴裏面，做過外國人的短期太太，替外國人養過兒子，一個當北宋末造，流離轉徙於江浙之間，雖身世略有不同，而經歷特殊的環境，打破深閨的積習，是多少有點和現代女性相差不遠的派頭，所以她們的作品，能够在文學史上佔着很光榮的一頁。我們且看蔡琰的《悲憤詩》中之一段：
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
描寫母子分離，是何等的誠摯慘痛！再看李清照的《醉花陰》詞：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明日是重陽，玉枕紗幮，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黄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黄花瘦。
描寫秋閨情事，又是何等的馨逸纏绵！後者幽艷蕩魂，而前者淒酸入骨，這豈是一般男性詩人所能代達得出的？我想現代的女性，既然個個都是見廣識大的新人物，何妨拿出她們天賦特厚的感情，來從事於詩歌的創作，在這個領域裏，有多少需要她們來開闢的新園地，不但可以不讓蔡李專美於前，就是歷代的男性大詩人，也要退避三舍的。我這一篇抛磚引玉語雜莊諧的小文，或者可以引起若干人的注意吧？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寫於白門寓舍。
（刊《天地》第五期，1944年2月10日出版）
番椒頌
東坡説：“人生涉世本爲口。”口之於味，是人有同嗜的。然而因了水土氣候的不同，五方之於五味，究竟各有他們的偏好。我們江西老表，是最愛吃辣的。我個人雖然生來口大吃四方，所有到過的省份，不管怎樣的口味，都是吃得慣的。番菜我是最愛吃德國館子，可是俄國館子的紅菜湯，事變前賣五毛錢一客的，我也覺得津津有味。我們中國人開的館子，除了油膩太重的徽州菜，我有些不太喜歡外，——這因了我有老胃病的緣故，並不是説徽州菜不好吃。——餘如廣州菜的清淡而愛加上一些帶補品的藥味，潮州菜的相當濃厚，蘇州菜的多帶糖味，陝西三原菜的富於羊脂，——這是于右任先生的家庖。我還記得那天是在于先生的鼓樓官舍，同席的有林雲陔、劉紀文兩位先生。劉先生每吃一樣，必然大加贊美。不過我總覺得那羊脂太重的湯，和廣東的鳳爪湯之類，一濃一淡，相差得太遠些。——乃至腥味頗重的寧波平湖菜，湖北襄河裏的船菜，我總覺得别有風味，值得一嘗的。前不久到過燕京，周作人先生特地叫山西廚子做給我吃的菜，和在南京李聖五先生的山東家庖，比較起來，确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舊京吃多了油膩，回到津浦線火車上，吃了一頓日本飯，又在濟南買了兩盒便當，雖然油絲兒一點也看不到，又是冷冰冰的，我也覺得别有滋味。那餐車上的味噌汁，倒有些像我們家鄉的豆豉水，加上幾根大蒜，喝下去彷彿這異國情調，有些可以和我們的鄉味調和起來。我自己也好笑，我的肚腸不争氣，鬧了將近二十年的胃病，發得厲害的時候，連咽一兩片薄麵包，和一杯白開水，都會反嘔出來，而這三寸不爛之舌，倒是不拘什麽地方的口味，酸甜苦辣，都不但可以應付得來，而且特别感覺興味，難道是天生成的老饕麽？又爲什麽會消化不良，有口福而没肚腸福呢？
我離開我的家鄉，在外面混了二十多年，所吃的各式各樣的口味，總算不少了。有時候“散步逍遥自捫腹”，——東坡是在黄州食飽無事時，摸摸自己的大肚皮。我呢？倒是因了胃病，偶然到朋友家裏飽餐一頓，胸口就有些悶悶的，非把一隻手按摩按摩不可。——就會感到我這小小的肚皮，也算不枉生在我的身上。然而把這一頓所吃的菜，在舌根上很仔細的回味一番，除了是四川或雲南館子之外，總像少了一種什麽似的，有些不够味兒，歸根究底起來，老表總是老表，這辣味終久是不能忘情的。
半個月之前，汪先生寫給我一首描寫江西風味的詩，——這詩是今年夏天追懷往事而作的，現已登載拙編《同聲月刊》第三卷第八號。——提起那從柘林村坐小船到涂冢埠的時候，有這麽兩句：“十錢買得徑尺鱖，和以豉汁參薑芽。”後面還附了幾句信，説：“山谷贈東坡句云，爲公唤起黄州夢，此詩未知能爲先生唤起萬載故鄉之夢否？”我讀了這詩，不期然而然的，把十五年來不曾温過的故鄉夢，陡的重上心來。尤其是那豉汁薑芽燒的鱖魚，又嫩又鮮，又香又辣，教我猛然想起那坐萬載船和瀏陽船的滋味，這滋味恐怕是走徧中國，不會另外找得着的。我們萬載，和湖南省的瀏陽，都是以産夏布著名的。我的老家，和瀏陽縣境的鐵山界，相距不過二十多里，所以風俗習慣，大致相同，尤其是佐餐品裏的辣椒，都是“每飯不忘君”的。我四五歲的時候，因爲先父在湖北的當陽監利做知縣，我便在先母提攜之下，由家鄉坐了兩天的山轎，到了瀏陽，换上專裝夏布的民船，過洞庭，出大江，到沙市上岸。我還依稀彷彿的記得那船上蓋着竹片織的篷，油得光亮非常，兩邊船舷，是不斷用拖把洗滌的。船駕長做的小菜，又清潔，又够味，尤其是那用辣椒大蒜燒的魚，最合江西人的胃口，所以大家都樂於坐這種船，吃起飯來，都是覺得非常滿意的。我們中國人，研究得最精而又花樣繁多的，没有比吃的這項更好的了！這在官和商，尤其考究。萬載瀏陽兩縣，販夏布的客人特别的多，所以裝載這批夏布客的船，爲了博取主顧的歡心，對於吃也就特别加敬。我坐萬載夏布船，共總有過三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先父在隨州辭了官，叫我的五叔父護送家眷，從漢口轉到九江南昌，换上民船到萬載，那時我纔十歲。其後兩次，是我的五叔父帶我去九江，就婚於德化陳氏。一來一往，都是坐的萬載船。自南昌開船，過了生米渡，上泝錦江，這一路的緑水青山，烟村竹嶼，真的叫人有“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感。每到皎日當頭，或夕陽西下的時候，船夫們或就漁舟唤買鮮魚，或上村莊選購肥雞，活刺刺的在後艄燒熟了，加上一些上好的醋和大蒜辣椒，佐以米酒，直吃得辣呵呵，醉醺醺的，忘了旅程的遲滯。現在回想起來，任憑上海灘上怎樣名貴的大菜，或者什麽杏花樓、小有天、新雅、錦江之類的著名菜館，那裏及得上這種真滋味呢？
我在江西人裏面，恐怕要算一個程度最低的嗜辣者，比起那些辣椒鬼來，——我們家鄉稱嗜辣過度者爲辣椒鬼。——差不多要給零分。可是嘴裏雖然怕辣，不敢多去吃它，然而一聞着那香烈的味兒，總有些戀戀不捨，好像猴兒拾着薑似的。我還記得在小學讀書的時候，一天晚上，我已經睡着了，突然被一位同學拖了起來，我揉揉惺忪的睡眼，陡然間觸着一陣撲鼻的異香，你道這是什麽山珍海味？睁開眼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大碗熱烘烘的大蒜辣椒燒狗肉！我那時年紀雖小，却染着些道學先生的氣味，聽到這狗是那些頑皮的同學偷來宰了的，瞞着先生，——那先生就是我的父親，他老人家對學生非常的嚴厲，所以學生們非得趁他睡着之後，不敢公開的吃狗肉。——幹這勾當，似乎有些不合理。可是仔細一想，像這般反眼忘情的野狗，把牠宰了來炒辣椒，倒也是没有什麽不應該的。我也樂得嘗嘗異味，吃牠一個飽。後來到了廣東，聽説廣東人也愛吃狗肉，并且在城外有開着專門屠狗的館子，可惜没有機會去嘗試，是不是也用辣椒大蒜做作料？那更不得而知了。還有一件不能忘記的故鄉風味，就是重九登高的時節，家家户户，總得買些牛肉，切成很細的肉絲，配上許多辣得叫人要流眼淚的紅番椒，和氣味酷烈的大蒜頭，吃了之後，滿頭都是珠子般的大汗，鼓起勇氣去爬山，爬上了山頂，儘管怎樣凛烈的西北風，都抵擋得住。我想古人登高避災難，要佩茱萸囊，也是這個意思。可是茱萸雖然也屬於熱性藥物，總不比這番椒來得爽快，直截了當的不顧口舌一時的難受，吃了下去，這正和秋天肅殺之氣，有着同樣的效能啊！想起我青年時代的生活史，要算這兩項爲最有意義。
在我的交遊談話中，知道愛吃辣椒的人，除了江西湖南之外，南有廣東、廣西，西有四川、雲南、貴州，北至陝西，和靠近潼關的河南西部，中有安徽北部，以及湖北蘄州一帶，這是屬於中國境内的。我在廈門吃過南洋館子，他們用很辣的番椒末，和在猪肉或雞肉裏面，拌着熱飯一盆，比加厘雞飯有味得多。至於著名的川菜，什麽辣子炒雞丁呀，青椒炒肉絲呀，回鍋肉呀，雖然這幾樣漸漸有了普遍性，究竟不免成了“逾淮之橘”，在嗜辣的人們吃起來，總有些不過癮，而生長江南一帶的人，就連這個也有些害怕。我想江南人的比較文弱，和他們嗜甜而畏辣的性分，多少不免有些關係吧！
談到番椒的種類和故實，是於古無徵的。我手邊的類書，如《佩文韻府》、《駢字類編》之類，都找不出它的根源來，就是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也只有古已有之的椒，而没有這十多省的中國人家家户户不可一日或少的番椒或辣椒，難道這怪物是從番鬼——廣東人把西洋人叫做番鬼——傳進來的，就諱言其所從來麽？我自己慚愧我的孤陋寡聞，横竪我是没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也就嬾得去查考它。據我見聞所及，有燈籠辣椒，是辣味最少的。有爆竹辣椒，比較來得猛烈。那最厲害的，要算仰天椒，小得和筋頭一般，長在莖上，都是向上攢而不肯低頭下視的。據説四川、貴州、湖南一帶的人，是非此不樂的。那吃法也有些異樣，簡直就只要蘸些醬油，拿來下酒，這除非有張獻忠殺人的膽量，我們是不敢輕於嘗試的。
辣椒是富於刺激性的東西，和薑桂有同等的效力。我們鄉裏人，遇着有人驟然昏厥，不省人事的話，馬上取薑湯把他來灌，便有起死回生之效。普通人受了寒邪外感，總是煎一大碗葱豉湯，加上生薑辣椒，熱辣辣的一口灌下肚，蓋上一重厚被，把汗發出來了，寒邪在身體内站不住脚，都逃命不迭的奔向三萬八千毛孔溜出去，那病也就霍然而愈。近代大儒沈子培——日本某學者爲嘉興沈乙庵（曾植）著過這樣一本書——在做南昌知府的時候，曾經研究過江西人嗜食辣椒的原因，他説凡飲山泉的人，爲了水性過於清冽，必得多吃辛辣熱烈的物品，纔能够保持身體的健康。這話在醫學上有没有充分的理由，恕我是門外漢，不敢妄下斷語。可是我的别有會心，乃是嗜辣的人，必得肚腸裏裝滿了清潔的山泉，纔不妨多吃辣椒，免滋流弊。至於用辣椒做刑人的利器，據説在湘黔一帶的山鄉土寇，拿到了有錢的人，就是外省人所稱比較新鮮的名詞叫做“肉票”的，便得把他倒掛起來，鼻子朝天，再用仰天椒汁，向他的兩隻鼻孔灌下去，那人抵擋不住，只得把所有的財産，一五一十的和盤托出，獻給那寨大王和押寨夫人，纔算了事。你看這寨大王的威風十足，也要借助於這個小小的辣椒！這慘酷的手段，我們自然是絶端不敢贊成的。可是話得説回來，這辣的妙用，是要有順逆之分的。比方上面所舉的薑汁，和葱豉辣椒湯，從口裏自動的順灌下去，可以療病，若是用那仰天椒汁從鼻孔裏被動的倒灌下去，便可以殺人。這生殺之機，間不容髮，只在有心眼的妙人兒，善於使用它而已。
我個人在家鄉的時候，從小就被人家號稱怕辣的。的确看見那些對辣椒有特殊嗜好者，每頓必備，吃得滿臉是汗，“舌敝唇焦”，那種“捨命吃河豚”似的怪模樣，須得“退避三舍”。可是在外面混久了，吃多了各色各樣的口味，不是覺得過於油膩，就是感着平淡太無奇，於是對於這素來怕吃的辣椒，有些追戀。不管醫生怎樣説，患胃病的人，對於富有刺激性的辣椒，是要絶對禁止的，我依然不聽那善意的勸告，總得隔不兩天，吃它一點，開開胃兒。説也奇怪，在胃病發作的時候，什麽都不想吃，差不多要活活的餓死。吃了辣椒之後，雖然有時候也得嘔出來，可是胸口間舒服得多了，精神愉快起來，胃病也就漸漸的好了。我於是大徹大悟，感覺到歷史上的人物，有時候須得用猛烈手段，并不能説他是殘酷的。李時珍説：“元旦立春，以葱、蒜、韮、蓼蒿、芥辛辣之菜雜和食之，取迎新之意，謂之五辛盤。”（《本草綱目》）可見古人要除舊布新，也得取義於辣，辣之時義大矣哉！乃作頌云：
懿歟辣椒，國人所寶。錫名以番，來歷待考。昔我神農，徧嘗百草。薑桂雖辛，不及它好。播種原田，莖葉矮小。離離朱實，仰天如笑。外美内烈，德豈在表。同嗜者多，家喻户曉。毛（江西人呼無爲毛，讀若冒。）得辣椒，吃不飯飽。麻辣呵呵，真有味道。（這就叫做方言文學，一笑？）五味調和，非此不妙。若烹狗肉，越辣越巧。佐以蒜頭，恰到火候，其味無窮，口福消受。免牠摇尾，厭聞狂叫，非得辣椒，難期功效。善哉善哉，救苦惟辣。其氣則秋，其德則殺。（殺的是害肚腸的微生蟲。）滌邪蕩穢，除貪去猾。清白乃心，确乎不拔。油膩既去，胃口斯開。辣牠一辣，否極泰來。萬家生佛，滿面春回。合十頂禮，妙哉妙哉！
癸未孟冬，寫於落葉蕭蕭中之金陵寓宅。
（刊《古今》半月刊第三十八期，1944年1月1日出版）
文學院院長元旦獻詞
光陰過得飛快，一轉眼又是我們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的元旦，我們的“中央大學”，從劫後蘇生起來，也就四個年頭了！我忝爲這園地的老園丁之一，從我們的中大復校以來，就負着栽培桃李的任務。眼看着從國府路的復校籌備處，四壁蕭然，一無所有的架起空中樓閣來，虧了我們“政府”的扶植，和歷任校長的苦心經營，把一切的設備，漸漸充實了，校舍也由建鄴路遷到鼓樓的金陵大學舊址，學生也由一級增至四級，那第一期所栽的桃李，已由開花而至結實，幾個月之後，就要收穫，待價而沽了。我這老園丁，雖然没有盡過多少力，去加意壅培灌溉，感着十二分的慚愧，也總算徼倖的很，那最初的伙伴，只有我和農學院院長陸錫君先生，自始不曾離開過這座芳園，眼看着這許多桃李的長成豐茂，在這新年舉行團拜之際，濟濟一堂，教我如何不加倍歡喜，而預祝着這一期一期的收穫，一定是非常圓滿的呢？
在這中大復校第四年的開始，除了特别高興之外，我這老園丁，責任也比較以前加重了。我除了時時鞭策自己，希望和歷年來的新舊伙伴，同心協力的去維護我們這座園林，培養我們這許多芳潔的新苗老幹，好教它在春風和煦之下，特别暢茂起來，同時我還希望我們的同學，認清每個人對於社會國家的當前責任，蓬蓬勃勃的隨着春來雨露，怒茁起來，多多的吸收養料，纔能够放出燦爛之花，結成美麗之果，才能够在待價而沽的時候，得着主顧們的歡迎。我們這園裏所栽培的嘉木，來從南國的，因了土宜，自然容易發榮滋長，而這兩年來從北地移根到這兒來的，日見增加，更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我覺得我們做園丁的人，對這遠來的根株，不但應該特别加意培護，而且需要很巧妙的用移根接葉的手腕，把他們弄成“枝格相交”的虬結起來，那所開的花，定會異常美麗。我覺得做園丁的責任太重大了，尤其是在這一歲之始，萬物都有更新的氣象，而這“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我們要愛惜春光，我們更要保持朝氣，我們要用盡心力的去培養善苗，我們更要千方百計的去防止無情風雨的吹打。我們這劫後重蘇的中大，雖然經過了這三年半的滋養，有了欣欣向榮的趨勢，可是希望他根深蒂固，取得社會上不可動摇的信仰，還要仗全體師生的加倍努力。我相信大家過了元旦，都大了一歲了，那自覺心也一定會加强起來，學校一天一天的進步，我們的中華復興，也就可以計日而待了。我拿一個老園丁的資格，是這麽熱誠的期待着，敬祝
新年進步！
（刊《國立中央大學周刊》，1944年1月3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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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來既然是個人，就應該去盡做人的責任。我們生來既然是個現代的中國人，就應該去盡做現代中國人的責任。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因爲他不但能够運用智力，自己站得起來，而且能够把個體融爲集體，去抵抗異類的傷害。一個人爲着要擔負保全這個體和集體的兩重責任，就得不斷的鍛鍊，不斷的努力，去運用所有的精神物質，和壓迫他們的惡劣環境不斷的奮鬥，這樣纔能創造適於人類生存的新環境，纔能免於天然淘汰的慘劇。
由一民族或風俗習慣相近的數民族集合而組成一個國家，這國家所有的人民，必須有統一的意志和力量，同心一德的向前邁進，這國家纔能够健全的發展，纔能够立足於這樣一個世界。然而欲謀國家的健全發展，必得先把每個國民的思想人格健全起來，有了個體的健全，纔談得上怎樣去改進社會，充實國力，鞏固國家的基礎，發揮政治的效能。我們感覺到我們中國的人民，不論在體力智力思想人格各方面，要達到健全的程度，就一般看來，似乎相差很遠。以不健全的國民，來組成一個龐大的國家，這危險是不難想像的。
我們如果想要把每個國民的思想人格體魄知識，都能够健全發展，這責任固然有待乎政府的督導培養，和一般國民教育的普及進步，而從别一方面設想，似乎也很需要一般有志之士，聲應氣求的聯絡起來，毅然以轉移風氣自任，知行合一，言行相顧的來做個表率，纔能够造成社會上一種力量，取得一般國民的信仰，以期潛移默化，收穫相當的成效。我們没有什麽組織，也不標榜什麽名流，只是約集若干從事教育的有心人，來創辦這樣一個小小的刊物，我們只是老老實實的説，切切實實的幹。我們没有别的目的，只希望同情於我們這刊物的同胞，尤其是各界青年有志之士，和我們一樣的把他所要説的話，和所要幹的事，也來個老老實實的説，切切實實的幹。認定“匹夫有責”的這句名言，大家同心一德的從自己做起，把思想人格體魄知識，逐漸的健全起來，好好的做成一個健全的國民，準備着將來共同擔負這個復興中國的大任。知識是無涯而光陰是有限的，我們個人的生命是很短促，而我們民族的生命是需要緜續不斷的。我們認清了當前的責任和環境，就應該各就本位的，實事求是的加倍鞭策自己，更以個人所得的經驗學識盡量的貢獻給别人，這樣互相勸勉，互相融洽起來，或者不難集合四萬萬同胞的體力智力，化爲一體。整個的意志統一了，人格純潔了，體魄堅强了，知識豐富了，這前途的光明偉大，是可預期的。
我們感覺國人年來的大病，只在一個隔字。舉凡官吏和人民，文人和武士，老輩和青年，新文化和舊文化，學校和社會，理論和事實，中間都像存着一條界限似的，不能够毫無隔閡的調和配合起來，以致社會上發生許多矛盾衝突的現象，失去指臂相使，頭目相護的效能。我們希望這個小刊物出世以後，能够盡點郵傳的責任，務使上下一致，文武調和，老少同心，新舊合德，乃至一切的一切，都能够名實相副，溝通融洽起來。我們無所不談，而要歸於至誠坦白，脚踏實地，去盡一個做國民的天職而已。
（刊《求是》月刊創刊號，1944年3月1日出版）
論學校軍事化之必要
説來慚愧！作者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不肯安分守己的，把二十多年來所朝夕講論的本行，來教人家子弟吟詩填詞，做一個文縐縐的候補“名流”，卻是這樣堅決的主張，一般學校，都應該實施軍事化，把全國青年學生的生活狀態，全都嚴肅起來，不但是一點兒“名士”氣派都需要把它掃蕩無餘，簡直希望每一個青年，都變成雄赳赳、氣昂昂的武士，這豈不是違心之論，强人以所難麽？
我得預先聲明一句：本人不曾受過軍事教育，也素來没有加以研究，根本不配來談什麽軍事化。可是從我二十幾年的教書經驗，和涉覽歷代史蹟的結果，深切的感到現在中國的社會情形，正充分表現着“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的惡劣氣象，非得大大的加以振刷，這個衰老的民族，恐怕不會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本來我們先哲有幾句名言，叫作“寬猛相濟”，“治亂國用重典”，這雖然指的是政治上的措施，而想要把一個疲玩墮落的社會，糾正過來，非得從教育方面澈底的加以改造不可。我們中國的國民，只有墮落的自由，這确是一句最确切而且最痛心的話。一般社會的墮落，並非一朝一夕之故，習染既深，大家雖明知自己將陷入汙泥而不能自拔。就是在事變以前，不論政府當局以及社會有心之士，對這點何曾没有見到，何曾不想加以澈底的改革，三番五次的集訓，要把每一個青年都鍛鍊成守紀律負責任的健全國民，可是事過境遷，依然復萌故態，教人疑心我們中華民族的國民，彷彿生來就帶有劣根性，簡直没有法子救藥的，這是何等痛心的一回事！我們不忍心去責備一般國民，據我個人的觀察，這有社會的關係，有家庭的關係，這病源實在是太複雜而且太深固了！我敢大膽的説一句，似這樣一個根深蒂固的墮落社會，要想拔本塞源，把風氣轉移過來，絶對不是短時期的訓練所能奏功的。“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這病根來得太長遠了，病勢弄得太沈重了，就非得用猛烈的藥，和較長久的時間，是無法可以治療的！
我們中國國民的病根，究竟在那裏呢？在生活太散漫，太不嚴肅，在不守紀律，不負責任，在因循偷惰，投機取巧，在私而忘公，家而忘國，在務虚名而不求實際，在喜依賴而不圖自立，這許多的劣點，若不加以根本的剷除，這民族遲早是要歸於天然淘汰的！
大家都明白教育爲立國之本，《禮記》上面也説過：“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這樣一句話，可見我們如果想要澈底的改良社會，仍然非得從教育方面着手，是難以奏功的。我們中國的教育，雖然算不得怎樣發達，可是從清末廢科舉興學校以來，也已有了好幾十年的歷史，一般的看來，總算有着相當的進步。單就學制上講，小學六年，高初中各三年，大學四年，合起來每個學生由小學以至大學卒業，足足有十六年的長遠求學時間，論道理應該對於身心修養，知識增進，都有了牢固不拔的基礎，可作化民成俗的前鋒。然而按諸事實，乃大謬不然，不但在國内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能够肩起這個重任，就是在海外鍍過金的博士們，有的也難免同流合污的腐化起來，彷彿現在我們中國的社會，好像一座臭染缸似的，一經掉了下去，就翻身不得。這樣不趕快來設法，把它加以根本的改造，就是有怎樣美善完備的政綱，也不容易推動，更談不到革新與建設。我曾和一位軍事學者，談到這個問題，我的意見，認爲要怎樣去澈底改造社會，固然有待乎教育的刷新與普及，而想刷新教育，又非得有軍事和政治的力量，毅然決然的加以强有力的支持，單靠幾個文人，舌敝脣焦的來加誘導，總還敵不過惡劣環境的牽掣，要把它弄好，是很難辦得通的。而那位軍事學者，乃深切致慨於我國軍隊素質的不良，歸結於國民教育的重要性，是比任何事件都要迫切的。這兩者互爲因果，究竟孰後孰先，固然很難加以判斷，而這“百年樹人”的教育問題，值得國人的特别重視，與重新檢討，是絶對無疑義的。
這幾十年的新教育，所以不能收得相當的效果，這原因雖然非常的複雜，譬如教育的宗旨，是否明确適當？課程的分配，是否切合國情？乃至各科的教材，能否適應社會的需要？現在在教育界服務的人士，就多數感覺到自己的子弟，没有適當的學校可入，這問題的嚴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們别的姑且不管，且看進過中學以上的學生，對於家庭與社會的影響如何？在就學的期間，就變了“天之驕子”，誰個願意回到家庭裏去替父兄們分勞出力，幫同做點粗事，到了畢業以後，更是毫無慚愧的儼然以特殊階級自居，回到農村既有所不能，混入都市便不能自主的腐化起來，只管貪圖個人的享受，不顧自己的能力，於是鑽營欺詐，引起社會上的憎惡，結果弄得賢明的父兄，反把送子弟入學這件事，視作畏途。這樣還談得到作育人才，來化民成俗麽？我們的民族，本來是一盤散沙似的，除了僻遠地方的老百姓，腦海裏還希望着有個真命天子來解救他們之外，簡直談不到什麽一致的信念，甚且不明白怎樣叫做國家。而且他們被千年來的科名所迷住了，一心指望着自己的子弟，入學讀書以後，便可飛黄騰達，光大門楣，也就不惜把汗血换來的金錢，來培植他們的子弟，認爲這是一條升官發財的路徑，化了本錢總還可以取償的。這種卑劣心理，直到如今，所謂知識份子已臨絶境的時候，還不曾消滅。我在大學舉行口試，遇到報考法商學院的學生，有許多是從農家來的，我問他要學這行的目的，就不免支離其詞的説不出什麽充分的理由，這就可以窺見社會心理的一般了。像這類父兄的心理，影響到他們的子弟，一脚踏進大學之門，便得换上一副架子，西裝革履，油頭滑面，最少也得穿起長衫，擺出一些斯文模樣來。這樣，一則就再不願勞動他們的筋骨，以來從事於體魄的鍛鍊，漸漸的養成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肩不能挑，背不能荷的廢物。二則生活漸習於驕奢偷怠，進一步就浪漫放肆起來，舊社會的惡習慣，不但不能因爲受了教育而革除湔雪，反而加上了許多新的罪惡，給社會以極端不良的印象。像這樣的人物，就使他們的知識能够有相當的增進，也只有“長惡”的本領，去貽害人羣。何況這種華而不實的青年，那裏會有自覺心，去埋首讀書，研求致用的學術？結果變成思想人格體魄知識都不健全，怎樣能够擔當改造社會，復興中國的大任？我們要想把這個積重難返的風氣，糾正過來，必然要經過相當長遠的時間，加以比較猛烈的手段，纔能够收得相當的效果。而且社會人羣，假使平常没有養成一種畫一的生活習慣，就不會發生畫一的行動，更談不到一致的信念。没有畫一的行動，和一致的信念，那是什麽事都辦不通的。我們基於上述的理由，認爲現在的大中學校，非得全盤的加以軍事化，先把所有的青年生活都嚴肅畫一起來，給以長時間的訓練，教他習慣成了自然，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較好辦法的。
惡勞而好逸，本是人之常情。孟子説得好，“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一個人生來就帶有幾分惰性的，非得時時加以鞭策不可，何況我們這樣一個衰老的民族，和疲玩墮落的社會，要想把它轉變過來，就非得先把將來作爲社會中堅的青年，加以極端嚴格的鍛鍊，是絶對難以爲力的。古人説：“軍令如山”，杜甫詩也有“令嚴夜寂寥”的句子，軍人的生活，是絶對要嚴肅而有紀律的。佛教主張“對治”，我們中國古代的教法，也是主張嚴的，禮治與法治，都是希望收得畫一的效果。朱子《大學章句序》上説：“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這裏面就頗含有軍事管理與軍事訓練的意味，可惜周秦以後，就把這樣一個良好的教育制度，無形中消滅了！我們現在須得略師古意，斟酌近情，對於一般青年，除了灌輸固有文化，以及近代科學知識之外，必得智力體力，平均發展，文事武備，雙方並進，這樣纔能够養成守紀律、耐勞苦的良好習慣，纔能够負起化民成俗，改造社會，復興中國的重大責任，纔能够救出他們自己，進而造福於社會人羣。這個澈底改進教育的方針，非得從學校軍事化着手不可。約言其利，具有下列幾點：
第一、學校普遍實施軍事化以後，可以養成青年守紀律、耐勞苦的習慣。習慣成了自然，將來獻身社會，有了牢固不拔的基礎，自然能够轉移風氣，而不爲污濁社會所轉移，能够由個體的健全發展，進而謀集體的健全發展。舊染既去，氣象一新，中華民族的自力更生，於是乎賴。
第二、學校普遍實施軍事化以後，可以掃除一切因家庭關係而發生的種種不良現象，把生活方式，歸於平等畫一。富貴人家的子弟，不致流於驕奢淫逸，妨礙德業的進修。清寒人家的子弟，不致因了羨慕别人的優裕生活，而存着非分的妄念，引起種種不道德的行爲。生活方式，既然普遍歸於簡單樸素，則一切貧富懸殊的階級觀念，亦將隨之消滅。
第三、學校普遍實施軍事化以後，可以養成青年負責任、愛清潔的精神。我還記得魯迅先生説：我們中國人最大的毛病，就在遇事總是馬馬虎虎的，不肯認真去做。换句話來説，就是缺乏責任心，他的結果，會流於苟且因循，投機取巧，誤人廢事，弄到無可救藥。因爲一切都馬虎慣了，對於清潔衛生，也就絲毫不加注意，甚至託於“名士派”或者“藝術家”以自解，這於整個民族的前途，是有莫大影響的。如果受過長期軍事管理之後，這怠性轉變過來了，行動敏捷，説了就幹，養成了勤樸整肅的風氣，事事認真，自然能够把不負責任、不愛清潔的污點，湔洗浄盡。
第四、學校普遍實施軍事化以後，可以促成青年由動作的一致，進而爲信念的一致，間接影響於整個國民的思想統一。我們認爲這樣多年的社會没有進步，國家没有真正的統一，并不是没有善良的政策，和精密的方案，這毛病在思想與行動，不能配合起來，而一般青年，在就學時代，不曾受過嚴格的訓練，過慣了散漫生活，以致作起事來，步伐不能一致，尤爲最大的癥結所在。如果養成了動作一致的習慣，思想方面，自然會漸趨統一。譬如每一個學生投身社會，都能够作出一個好榜樣來，言行相顧，名符其實的，自然容易引起社會的信仰，不期然而然的表示同情，這種精神力的感召，是不可思議的。
第五、學校普遍實施軍事化以後，可以激發青年的朝氣，增强國民的體格。我們中國國民，素來就被人家誚作東亞病夫，一般國民的體格，都比東西洋各國相差很遠。我曾聽到幾位到過外洋的軍事學者説起，要想學習新武器的運用，就很少能有體魄合格的可能，就是駕駛坦克車，也很少能够勝任的，這樣怎能同别人競争生存的權利？至於一般大中學的青年，養尊處優慣了，簡直爬不起牀來，别人家鐵鳥嗡嗡，浩歌烈烈的正在加緊訓練，而我們却仍在沈沈大夢中，曾無警覺，這是我所親歷的事實，不知怎樣的痛心！一個青年，如果喪失了他的朝氣，那就無異斷送了他的前程與生命，體格也就因之日趨衰弱，這樣縱使有絶特的聰明，超越的知識，結果還只有直接影響個人的年壽與事業，間接使國家與社會，蒙受絶大的損害。我曾對一般青年學生，很剴切的勸導過，可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他們未必不以爲是，而習性難移，始終不能收得相當的效果。這樣除了實施軍事管理，予以强迫執行，是没有法子唤起他們的自覺心，而回復他們的朝氣的。一種不合理的習慣，要驟然之間用强制的手段，把它轉變過來，在開始的時期，自然會有些感着不便，可是我們能够不顧一切的把它捩轉，過了不久，教他們嘗到了一種新滋味，那他們也就安之若素，而且非此不樂了。比方我們大清早起來，跑到空曠的地方，吸取了新鮮空氣，覺得暢快無比，偶然走進人家的臥室，便要發生憎惡，這可見去惡遷善，實在是人同此心，只是這一轉移間，非得加以强制不可吧了。每個人都能够早起，一團朝氣，有益於身心的修養，是不待言的。頭腦清晰，體質强固，這對於個人的事業，與民族的生存，都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而要養成早起的習慣，就非仗着軍事管理的力量，是難以收功的。
第六、學校普遍實施軍事化以後，可以提起青年勞動服務的興趣，減少知識階級失業的痛苦。我們的國民，尤其是這個號稱四民之首的士，因了歷史風尚與社會習慣的關係，過慣了散漫偷怠，或是温文爾雅的生活，對於要勞動筋骨這一類的工作，總懷着一些鄙夷不屑的態度，認爲這會失了自己的身份。體力不用過久了，弄得四肢百骸，都發生退化的狀態，到了身臨絶境，眼看着一般勞力的同胞，不論是拉車的，挑擔的，每月的收入，都勝過作機關職員與學校教員的待遇，心想放棄本行，去幹他們那種職業，就會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痛苦，結果被生活壓迫不過，不免要出於自殺的一途，或者竟歸於自然淘汰。我們如果能够及時悔悟，把子弟從入中學以至大學，儘量的予以十年長期間的體格鍛鍊，教他們勞苦慣了，自然會對於勞動服務，感覺興趣，就是到了水盡山窮的地步，也好放下筆桿，去幹其他可以維持生命的職業。在這樣一個變亂方殷的大時代，我想一個較有頭腦的青年，也應該打算打算自己的前程，接受這種嚴格的訓練吧！
第七、學校普遍實施軍事化以後，可以改良全國軍人的素質，作爲實施徵兵制度的準備。我們放開眼睛來看，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的國民，没有服兵役的義務？哪一個國家的軍隊，是全無知識的？反觀我們的國家，雖然有着四萬萬的人民，可是一旦遇到大難臨頭的時候，能够“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究竟有多少？在平時政府雖擁有龐大數目的兵額，大概都從募集而來，其中略具普通知識而有國家觀念的，恐怕要佔極少數，這戰鬥的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急來抱佛脚，向鄉村去抽取壯丁，不論這“蚩蚩者氓”，不明白一個做國民的義務，想盡方法去逃避兵役，就是應徵而來，僅僅給以短時期的訓練，就把他驅向沙場去送死，這徒然合了古人所説的：“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於國族存亡，是毫無裨益的。如果我們全國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平時能够切切實實的予以長時間的軍事訓練，一般的都具有相當的軍事知識，與强壯的身體，一方面又明白自己的責任，一到國家有事的時候，那個不願意慷慨從戎，以赴國家之急？這樣，軍隊的素質，自然會改良，徵兵的制度，也就可以逐步的實施了。
我們約略舉出這上面的七點，以見學校軍事化的重要性，實在是一個轉移風氣，争取民族生存的正确方針。常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事到緊要關頭，非出以斷然的手段，對準它的病症，使勁的一下把它拗轉來，是只有奄奄待斃的！作者自恨不曾受過這種的嚴格訓練，以致體魄羸弱，不能忍受過份的勞苦，當然難免於天然淘汰，可是對於我們下一代的國民，絶對不忍心坐視他們的墮落沈淪，以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所以不辭危言聳聽的，發表這個小小的意見，來促起社會有心人士，和教育當局者的注意，以及純潔青年們的自覺。至於博稽羣籍，參酌中外，來製成盡善盡美的實施方案，那就有待於教育專家的指教了。
（刊《求是》月刊創刊號，1944年3月1日出版）
荒雞警夢室隨筆
小引
文人而生亂世，宛轉呻吟，憔悴自傷，何益於事？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自誤誤人，一之爲甚。攬衣夜起，感慨萬端，雖結習難除，而殷憂未已。涉覽前賢緒論，有可以鼓吾勇氣，益吾神智者，輒泚筆書之。又或情動於中，不能按抑，敢辭苦口，自託危言，鑒往察來，知我罪我，恒念匹夫有責，孰云我生不辰？多難興邦，料非虚語，自他俱利，聲氣相求，亦冀與當世有心人，共相砥礪而已。
世自亂而我心自治
我這七八年來，最佩服益陽胡文忠公（林翼），尤其對於他寫給賀月樵的信内，有“非用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這樣切中時弊的話，覺得要想把人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非得有這種魄力和決心不可。最近翻閲他的年譜，更加感到他那負責任的精神，實在值得做我們的師法。一個人要擔當大事，絶對不能顧及一時的毁譽，他有一個絶妙的譬喻，説：“以一人爲藁薦，任人溲溺其上，或可補救於萬一。”譬如我們生在這個多難的時代，假使每個人都抱着“苟全性命”的思想，只管站在旁邊説風涼話，試問這個社會或國家，還會有得救的希望麽？不錯，在這樣一個變動得非常劇烈的大時代，我們的生命，能够維持到若干時日，實在是誰都没有把握。可是我們須得想回頭來，我們既然活着一天，就應該盡一天的責任。我們一個人的生命，本來就是有限的，而我們的同胞或子孫，總不應該讓他們活不下去。我們抱定了這種信念，更加勘透了生死關頭，就不會做出那種頽廢放蕩的行爲，來戕害自己，禍及整個社會。我讀到胡公在病重時寄給静娟夫人的信内，有“世自亂而吾心自治”的一句話，不覺興奮得手舞足蹈起來，假使現在每一個人都有這種精神，抱着這種積極的思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埋頭苦幹下去，一定能够衝破一切的難關，達到弘濟時艱的目的。郭嵩燾氏説：“文忠公治軍皖鄂之交，練兵籌餉，日不暇給，而讀書自課甚嚴，夜與（姚）桂軒會講《論語》，亦有專程。自英山移營太湖，冒風雪行二百餘里，日夕支帳爲邸舍，燒燭席地以講。一日病甚，不能食飲，左右請稍息，笑曰：‘是口不能食，而猶能語言，耳亦猶有聞，豈以病而廢學哉？’”你看，這是何等偉大的精神！他的基本信念，還是從“世自亂而吾心自治”一語出發的。近人喜談心理建設，不但是在危難的時候，把握不住自己，而且各人都明白前途的危險，不想設法解救，反而認爲“日暮途遠”，不妨“倒行逆施”起來，種種罪惡，就都從這一念發生。我們如果能够深切體味這“世自亂而吾心自治”這句話，覺得我們的責任太大了，我們不可以辜負了自己的一生，我們須得盡我們所有的智力，奮鬥到最後的一天爲止。吾心不能自治，那還談得上什麽計畫？一個聰明才智之士，如果不能定下心來，一直向前邁進，那民族和社會，是決然不會有救藥的！胡公又説：“林翼無死於牖下之志，尤不喜死於婦人之手。”這也看出他能够勘破生死關頭，所以能够做到“世自亂而吾心自治”的境界，這些話都是值得注意的！
（刊《求是》月刊創刊號，1944年3月1日出版）
求才與養士
本人在社會上服務二十多年，雖然一向是幹着粉筆生涯，對其他各方面，没有發生過密切的關係，不會有深刻的認識，可是蹤跡所至，耳目所及，常常感覺到社會上有一個極端矛盾的現象，就是事無人做，人無事做。比方我們從事教育的人，本來就以“爲國儲才”爲唯一的責任。而這儲才的方針，第一在思想人格的訓練，第二在學識技能的增長，好教這批青年在學成之後，獻身社會，去替民衆謀福利，爲國家謀建設。我們抱定這方針來從事教育，自己認爲没有多大的錯誤，一般青年學子，凡是有些自覺心的，也都對這深表同情，孜孜矻矻的敦品礪學，希望畢業之後，成爲有用之才。可是事實告訴我們，在現今的社會環境裏，你所苦心教導出來而認爲學行兼優的人物，如果他没有什麽奥援，或者善於鑽營吹拍，任憑有天大的本領，也很難找得適當的地位，去發揮他的學識與天才。反之，在學校裏素來不肯用功，一味愛出風頭，而被人利用的浮滑份子，儘管人格卑污，胸無點墨，他卻能够因緣時會，大大的得意起來。我在各大學教書，有些學生把這情形來問我，我總是感到絶大的苦痛，簡直回答不出什麽話來，難道社會上真個把我們認爲有才有品的學生都當作書獃子，不周世用麽？我也曾留心觀察過現社會的情形，能够稱職的人才，究有多少？尤其是品格高尚，學有特長的人物，簡直可以説是“稀如星鳳”。上次北京大學校長錢稻孫先生和我談起，我們中國人被外國人看不起的地方，第一就是人格問題，學識遠不如人，猶在其次。證之事實，和我所見聞，似這類自己不争氣的事情，真教人有“啞子喫黄連”的滋味。我們中華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難道到了現在，就都生成了劣根性，個個都是毫無出息的了麽？我還記得曾文正公的《原才》上説：“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根據我個人二十多年的經驗，明白我們的青年學生，本來都是純潔而有向上心的，用之得當，這裏面未嘗没有棟梁之器。只因這幾十年來，政治始終未上軌道，真正注意人才的人太少了，把許多有真才實學的人埋没得擡不起頭來，正合着曾公所説：“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復彭麗生書》）一個有品格有學問的人，要他去幹吹拍逢迎的工作，他是有所惡而不肯爲的。所謂“淡泊明志，寧静致遠”，正是我們中國讀書人的最高理念。諸葛亮躬耕南陽，但望“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在學養功深的賢才，對於個人的顯晦，本來是不足介意的。可是陰陽消長，盛衰倚伏之機，有心於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人，卻不容加以忽視。所謂正氣不伸，則羣邪並進，豺狼當道，則善類消亡，這影響於青年的思想行爲，是非常之大的。要培養一個人才，須得家庭的供給，師長的教導，以及國家的扶助，是何等艱難偉大的工作！經過這般艱苦，造出一個有用的人來，而得不到效力的機會，這會教做父兄師長的怎樣的短氣，那本人的抑鬱消沈，更是不必説的了！好比種田的農夫，用盡了氣力，下了很大的資本，而收穫之後，簡直連本錢都撈不回來，這自然只好聽任土地的荒蕪，不願再做這種勞而無功的笨事。國家設許多學校，來培養人才，而大學畢業生，總是嚷着没有出路，這十幾年來，我也聽得有些厭煩了，你想，這是何等矛盾的一回事？青年因了得不着正當的出路，而怠忽了學行修養的功夫，當局爲了學生程度的低落，而慨歎着没有人才可用，這現象到近幾年來愈益顯著了！我想一個居領導地位的人物，要想發抒他的抱負，鞏固他的政權，那幹部人才的健全，是一個必要的條件。中國歷來的大政治家，就以“禮賢下士”爲第一要着，遠如燕昭王築黄金臺以招賢俊，戰國四公子各有食客數千，難道這些人都是傻瓜，恨不得飯變屎麽？一個大政治家，因爲要應付變化無窮的局勢，就不得不儲備各色各樣的人才，大有大的用處，小有小的用處，而且懂得無用之用，纔能够運用無方，顯出真實的本領。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物，決不是可以“招之即來，麾之即去”的，所以要得人才，必須設法去求，而用當其才，更是集中人才的唯一要着。近代曾文正、左文襄（宗棠）、胡文忠（林翼）諸公，以一文人而能建大勳業，都因爲特别留心這事，所有湘軍名將，大抵都是一批窮酸秀才，而得着諸公的提奬安排，便能人盡其用，這在中國有史以來，也算是一個奇蹟！我常想把曾左胡的全集，歸結起來，研求他們的觀人和用人方法，藉供並世賢豪的參考，終因迫於生計，無此功夫，而懷抱此心，總希望能有實現的一日。
胡文忠嘗説：“天下以盜賊爲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無人才，人才不出，以居人上者不知求耳。”盜賊的由來，因爲政治不良的影響，而欲改良政治，就非得先從網羅人才入手，絶對不能發生效力。他認爲“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他心目中的人物，第一求其“識時務，具智略，負奇氣”，其次則“樸實之士，狷介之守”。（《致嚴渭春觀察書》）這兩種人才，須得相互爲用，因爲一個人單有才氣而欠缺操守，是難免胡作亂爲的。所以他託余會亭求才的標準，説是“足下久於蘄黄，蘄黄之士，有廉勇明白，曉暢兵略，武可殺賊，文能和衆者乎？足下生長襄陽，襄陽之人，有忠貞爲心，勇敢爲志者乎？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良心血性是屬於德的方面，勇氣智略是屬於才的方面，要這樣的才德兼備，纔算得真正有用的人才。如果二者不可得兼，那末對於任用的方法，必須特别留意。左文襄説：“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謂之知人，非開誠心，布公道，不能得人之心，非奬其長，護其短，不能盡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氣，不用人之暮氣，不能盡人之才，非令其優劣得所，不能盡人之用。”（《與胡潤之書》）他對曾公嘗歎人才難得，很不以爲然，他所持的理由，是“君水陸萬餘人矣，而謂無人，然則此萬餘人者無可用乎？集十人於此，則必有一稍長者，吾令其爲九人之魁，則此九人者必無異詞矣，推之百人千人，莫不皆然也”。這説明“知人善任”的方法，不論局面的大小，凡是一個做領導的人物，都得對這層加以精密的考慮。譬如十個人裏面，哪個是特别應先提拔的，就非得用鋭利的眼光，加以詳審的觀察，很不容易比較高下，措置適宜。胡公注意求才，左公注意用人，各有各的見解，究竟這兩種方式，是可以並行不悖的。絶特的人才，不是俯拾即是的，非得卑辭厚幣，廣徵博訪，斷難收爲己用。另一方面看來，人才亦從磨鍊而出，如果能够安排得當，不拘何等角色，也都各有各的用場，求之眼前，與求之各方面，這道理總歸是一樣的。左公精明强幹，度量似不及曾胡二公的寬宏，所以曾胡幕中，可以包羅萬象，廣集衆長，成爲一時人才的總匯。他兩個都以文人而□軍旅，知道禍亂的根源，由於政治的不良，而政治之所以不良，由於學術的不振。人才問題，爲解決政治，與提倡學術的先決條件，所以他們在治軍或打仗的時候，不但注意將才，而對一般人認爲不切世用的師儒，也一律的加以羅致。曾公幕府人才濟濟，有三聖七賢之目，這些人就多數是一般所謂書獃子。他養着這批人的作用，一方面無非想要藉他們的聲名節操，來做一般國民的表率，從思想方面導入正軌，一方面感覺到一個身當重任的人，政務太忙了，未必每一件事都能照顧得周到，而且“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果能多延有識之士，待以賓師之禮，自然容易隨時隨地，注意事態的發展而從旁提醒他，這樣纔能應付許多錯綜複雜的事情，而萬無一失。我在前面説過懂得無用之用，就是從這裏省悟出來的。
一個真想替國家做事的人，留意人才，自然是第一要着。然而每個身當重任的人，哪個不會感覺到人才的需要，而去設法羅致？但是我們睁開眼來看，又有多少人能够把他手下的幹部人才，配備得健全無缺憾？我想這個缺點，恐怕一則由於羅致人才的方法，有待重行考慮，二則有了人才，而不能够用盡方法去維縶，也是徒然。我們知道能够“淡泊明志，寧静致遠”的人才，纔是真正的大器，而這種大器，絶對是不肯隨便營求奔競，叫囂呐喊的。胡文忠論求將，他的標準，就是“椎魯質直，不愛錢，不怕死”。（《致吴仲畇書》）而曾文正心目中所想望，也就是“攘利不先，赴義恐後”，似乎帶着幾分傻氣的人物。一個人在社會上有了相當的地位，很容易被左右蔽塞聰明，而逆耳之言，總有些不中聽的，因之對於忠耿誠樸的人才，除非有涵容的大量，就很難得和他接近，而投機取巧的浮滑份子，反而容易進身。這個求才的標準一經弄錯，那末，有作爲有操守的真實人才，只有“望望然而去之”了。鑒别人才，本來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我認爲與其注意這個人的言論風采，不如在細微末節一舉一動之間，加以深切的觀察，爲能窺見這人的識度。因爲單從他的言論風采去觀察，雖然可以猜到幾分，究竟是屬於表面而容易出於巧飾作僞的，至於細微末節，無心流露，我們如果能够留心觀察，那就好比照妖明鏡，可使物無遁形了。據《花隨人聖盦摭憶》上的記載：“舊傳文正在安慶時，有鄉人某來投，樸訥謹厚，將試以事矣。一日共飯，飯有秕，某除之而後食。文正熟視之，飯後，弈既，令支應備數十金爲贐。某大駭，凂文正表弟叩其故。文正曰：‘某家赤貧，且初作客，去秕而食，寧其素耶？吾恐其見異思遷，故遣之。’”似這般的小事，就可以斷定這人的前途，如果單從他那“樸訥謹厚”的外表去看，那就難免“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了。我在做兒童的時候，就聽到老人家的傳説，曾公在軍中的時候，每日一頓朝餐，必定把所有的幕賓，悉數請來，一面喫飯，一面講話，上下古今，無所不談，足足要喫一個時辰之久，而且他又性喜詼諧，脱略形跡的没有什麽長官與屬吏的界限，這樣毫無拘束的相與，自然用不着什麽巧飾欺詐，而從日常小節上面，去觀察每一個人的性情態度，和他的所長所短，自然别有會心，拔識安排，不愁没有把握了。雖然在現在這樣一個上下交窘的時候，做長官的不容易籌措出這筆經費來，替屬吏們預備這頓早餐，可是一個人總得喫飯，如果能够同甘共苦的不怎樣考究，常常舉行這一類的聚餐，這對於人才的鑒别，和工作效率的增進，是必然會有幫助的。至於維縶人才的方法，第一是要用當其才，教他能够發抒抱負，專向事業方面去求進取；其次就要顧到他的家庭負擔，教他能够没有内顧之憂，不致因了愁米愁柴，而使他不能够安心工作。一個學有專長的人，他的事業心，必定是非常熱烈的。只要教他得着相當的機會，可以發展他的才能，他爲着要達到他的最高目的，就是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古人所説“士爲知己者死”，确實是有這種心理的。如果用之不得其當，或者遇着一位超軼絶羣的人物，而置之閒散，直教“英雄無用武之地”，結果會弄到抑鬱以死，這對國家社會，是絶大的損失，不但是個人的不利而已！説到第二個問題，就想起胡文忠公的一段話：“必使營哨之官，盡廉潔不私一錢，其章程所定薪水，又實足以養其廉，而兼有愛士之餘力。”（《致吴仲畇書》）這就是説希望一個做長官的人，要他廉潔公正，必得安定他的生活，而且爲着顧恤他的部下，還要給他以相當的額外之財，教他有推恩御下的餘地。因爲一個人到了服務社會的年齡，除了個人生活所資，總還不免有家室之累，如果他的收入，“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就是自己能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而一家老小，整日的啼飢號寒，便是鐵石心腸，也再按捺不住，這樣怎能够叫他忠於職守，竭心所事呢？據我個人的閲歷，一個尚廉恥敦氣節有才識的人，大都是出自寒微，不曾“席豐履厚”，他對生活慾望，本來就不很高，只要教他一家没有凍餒之憂，就會感着滿足。可是這種人物，因爲生平抱負，有着向事業方面發展的雄心，而且精神有所專注，就不會再有餘力來從事於家人生産，所以一個做領導的人物，須得體諒這種情形，隨時隨地給他以物質上的援助，間接助長他的精神發展。我在廣東中山大學教書的時候，聽得人家説，白健生先生（崇禧）家裏，就供養着一位江西學者王恒先生，不要他擔任什麽職位，只管買上許多書籍，請他專心致志的去研究，一切的家庭用度，都由白氏盡量供給，他所要求於王先生者，只是希望他報告研究的結果，作成方案，以備實施，或者遇有疑問難於解決時，有所諮詢而已。我對白先生這種作風，認爲是一個絶好的榜樣。近年所見人物，有閿鄉郝騰霄先生（鵬舉），識度超凡，兼有禮賢下士之風，所以出長淮海，在最短的時期内，能使賢豪景慕，治績斐然，這決不是偶然可以倖致的。
我在《中國青年》上，發表過一篇《士的反省》，希望一般知識階級，幡然覺悟，不要醉生夢死的還想過着太平時代的優裕生活，趕快認清本身的責任，刻苦自勵，去争取自己的前途。一方面也熱烈希望着，所有現任軍政要員，對於怎樣搜求人才，維護善類，加以特别的留意。轉移風會，挽救危亡，這責任一半在教育者爲國儲才，一半在當政者知人善任。我抱着熱誠來祈禱着，如果各方面的領導人物，都能够注意到這個問題，那末中國的復興，也就不難計日而待了。
（刊《求是》第一卷第二號，1944年4月15日出版）
樂壇懷舊録
東風吹上小桃枝，又是家家上冢時。
歎逝憂生情自苦，重泉難報故人知！
甲申清明前十日徘徊寓園小桃花下口占
提起蕭友梅（號雪朋）易韋齋（號大厂居士）兩位先生來，我想稍稍留心近代中國音樂界情形的人，不會怎樣生疏的吧！他們兩位是提倡用西樂來創作新體歌詞的先驅者，是國立音樂院的創辦人。他們兩位合作的《今樂初集》等歌譜，曾經風行於二十年前的各級學校。新興的音樂種子，普徧散播於中國的每個角落裏，據我所知道的，由音樂院畢業出來的學生，雖然人數不多，而在國内教育界電影界都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這培養之功，雖然不是一人一時之力，然而飲水思源，總得對於這兩位先生表示相當的敬佩。
蕭先生和易先生，都是廣東人，他們在學術上和友誼上，是全始全終，合作到底的，而兩人的性格和風度，則截然不同。蕭先生是一個小心謹慎、鐵面無私而帶有德國學者風度的教育家，易先生卻是一個風流蕭灑、縱逸不羈而具有老少年風趣的標準名士派。蕭先生過着二三十年的獨身生活，到了五十以後，纔悄悄的在杭州和戚粹真女士結婚，留下兩三個兒女。易先生卻在少年時代，就和他的表親俞南君女士鬧着戀愛，隨即雙飛雙宿，遠走他方，直到雙鬢如銀，還是長相廝守，在易先生去世的後一年，這位比易先生大過十來歲的南君夫人，纔壽終滬寓，卻並没有留下兒子，易先生的遺囑，更説明不要立嗣。據鄭韶覺先生（洪年）説：易先生倒是一位戀愛老祖宗呢！蕭先生早年留學日本，在帝國大學畢業後，再遊德國，得着博士學位。易先生則自清季中了秀才以後，雖然到過日本，學習師範教育，卻全部保持着中國式的文人典型。他們兩位雖然出身不同，性格不同，卻都和革命先進，如孫中山先生、胡展堂先生，有過相當的歷史關係，在政治上都有飛黄騰達的可能，而卻都不適宜於做官。蕭先生做事是最富於責任心的，認真得太厲害了，膽子略嫌小些，所以發抒受着相當的阻礙。易先生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而又多才多藝，只是興趣屬於多方面的，而且欠缺一種耐性，所以要他擔任一樁固定的職位，或者編著一部專門撰述，他總是開初興奮到十二萬分，過了不久的時間，就鬆弛下來。這兩位先生都是身後蕭條的，我們佩服他的操守，而且寄予無窮的感慨！他們兩位因了性格的關係，不能够在事業上盡量的發展，這是新興音樂界的一個重大損失，而我卻爲了這種矛盾性，與他們兩位，由“素昧平生”而結成“情如膠漆”的“忘年”之友。兩位都比我大過二三十歲，可是自從民國十七八年間彼此認識之後，直到二十九年我離開音樂院，到了金陵，始終維持着深切的友誼，可惜不到兩年，兩位都相繼謝世了！
我是素來不喜歡探詢朋友們的經歷和家庭關係的。我覺得一個人遇到聲氣相投的時候，只有精神契合，就和自己的兄弟一般。至於那人的年歲和出身，都不必去查問。所以有許多至好的朋友，有時别人向我探詢他們的家世，我就不免有些茫然，蕭先生和易先生，也就不能例外。我想寫點文字，來紀念這兩位亡友，放在心上，總有了一兩年，可是預備向他們的家屬徵求一些材料，比如生卒年月籍貫經歷之類，一到了手，又因爲别的事延擱下來，在積壓的書信中，清理不出，想來真是慚惶無地！不過蕭、易兩先生在將來中國的音樂史上，必然會有人來替他作傳記的，也就用不着我來“越俎代庖”了。
我和蕭先生相識，是在民國十七年秋間。那時我剛從廈門集美中學轉到上海，升任暨南大學講師，教的是基本國文。開學不多時，國文系主任陳鍾凡先生向我説起，國立音樂院教務主任兼代院長蕭友梅先生（院長蔡孑民先生元培是掛名的）託他找人代課，向我徵求同意，我就毅然的答應了。那時的音樂院是借設在法租界辣斐德路畢勛路口的一座小洋樓内，房屋雖頗狹隘，地址卻很幽雅，在花木扶疏，紫藤蒙密之下，時時逗出琤琮的琴韻來，确是一個陶冶性靈的好去處。我初次和蕭先生見面，他就説明所以請我代課的緣由，是因爲原任國文兼詩歌教授易韋齋先生，不樂拘束，到西湖上去了。我看蕭先生是一個瘦削的身材，高高的個子，上嘴巴上留着一點小髭鬚，穿着很樸素的西服，態度是相當嚴肅的，不期然而令人生敬畏之心。那時我還住在閘北，距離暨南和音樂院都相當的遠。仿彿是十八年的春季，易先生回任了，由蕭先生的介紹，和他見過面，彼此寒暄之外，也就各自散開了。易先生是没有耐性的，到了春光明媚的時候，他又伴着他的老妻南君夫人，悄悄的溜向西子湖，到鄧氏南陽小廬吟詩作畫去了。他既不請假，又没有一定的歸期，三番兩次的仍由蕭先生作主或他自己寫信來找我代課。我這時纔知道他們兩位，既屬同鄉，又是在北京師範大學（那時是不是叫師範大學，或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恕我未暇考查。）的老同事，所有合作的歌詞，大都是那時的産品，這友誼關係的深切，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是蕭先生對於公私的界限，非常分明，代課缺課的薪金，他是毫不容情的兩相扣抵，易先生倒也滿不在乎，後來蕭先生索性答應易先生辭職，而正式改聘我來繼任。這時我和易先生似乎還没有發生深切的友誼關係，不過我知道他對我由代即真的那回事，是絶對没有什麽芥蒂的。記得是十八年的秋季，我從閘北移家到真如車站對面的暨南新村，一連住下七年，中間除了“一二八”之役，曾經一度避居租界内，不到半年之後，便又披荆斬棘的回到真如村居去了。這時易先生住在海寧路，他告訴了我地址門牌，卻並没有歡迎我們去拜訪的表示。蕭先生則住在辣斐德路的桃源村，距離音樂院院址不到幾百步。我每逢星期三由真如到上海，下了課之後，蕭先生總喜歡邀着我到他家裏去閒談，一杯牛乳紅茶，幾片熱烘烘的蛋糕或麵包，總得談上個把鐘頭，等到夕陽西下，我纔挾着皮包，跳上公共汽車轉入北火車站，逕自回到真如去。有的時候，蕭先生也會用電話約着易先生同來茶話，不知不覺間我們便成了莫逆之交了。蕭先生那時還没有結婚，大概總有些感着寂寞，我們也頗勸他早些物色一個伴侣，他卻對這事仍是漠然置之，好像對於友誼上的安慰，勝過家庭似的。他極力反對我們依舊譜填詞，主張我們自由作成長短句，交給他們來製新譜，這是非常合理的。當時我們的計畫，是希望音樂院和暨大的文學院合作，來爲中國音樂界和詩詞界打開一條新路。我們一方面給音樂院學生以詩詞的修養，一方面預備在暨大國文系内開設一些樂理的課程，由易先生和廖青主先生分任教授。似乎是在十八年秋季至十九年春季，這計畫纔逐漸的實現起來，我改任暨南國文系主任，那時文學院長陳鍾凡先生也表示着同意。可惜我國樂教陵遲已久，一個學文學的人對這不很關心，後來遭到“一二八”的砲火，這計畫也就成了“曇花一現”了！蕭先生的主張卻是一貫到底的，他想盡方法誘導學文學的朋友們去製作新體歌詞，并且組織過一個“歌社”，他認爲在中國文學史上，所有歌詩的體裁，是隨着音樂爲變化的。宋是“詞”的時代，元明是“曲”的時代，現在應運而起的，應該另外换上一個面目了，我們不妨名之曰“歌”，來表示這一個新興詩體。憑着這個目標做下去，那前途的光明燦爛，是可斷言的。那時的社友，除了我們三人之外，還有傅東華先生等，蔡孑民、葉玉甫（恭綽）兩先生，似乎也在被邀請之列。後來雖然没有多大的收穫，而音樂院的同人和學生，卻都循着這條道路去發展，有的彼此合作，有的一人兼備，譬如已故教務主任黄今吾（自）先生替我作的《玫瑰三願》，和韋瀚章先生所作的許多歌詞製成曲譜，現任院長李惟寧先生替我作的《秋之禮讚》《逍遥遊》《嘉禮樂章》等製成大合唱曲，同學裏面成就最好的，有華文憲、陳田鶴、劉雪盦、賀緑汀、錢仁康、陸仲任、鄧爾敬等，都能够自己作詞，自己作譜，飛聲於現代的東方音樂界。雖然這都是他們個人的天才發展，若説到主持風會，這開路的先鋒，恐怕還是少不了要歸功於蕭先生的。
蕭先生嚴於律己，天性是近於我國古來所稱“狷者”的。他對音樂院的經營和發展，是稱得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這絶不是我個人“阿私所好”，實在是“天下之公言”，後來必定會有人來予以論定的。我和音樂院的關係，自十七年代課起，直到二十九年的春季，纔作形式上的脱離。這十二年中間，除了二十四年蕭先生給過我一年的長假，讓我到廣州中山大學去，我和蕭先生的友誼，一面關心着音樂院的發展，在精神上是不曾間斷過的。我看到院址由畢勛路遷到辣斐德路的西首，在那個臨時院址的汽車間内，帶着幾個兒女住上半年，度過了“一二八”的逃難生活。在那一間僅可容膝的地下室内，整理完成了我在飛機轟炸下首先從真如挾着避入安全地帶的先師朱彊邨先生遺稿，刻成《彊邨遺書》。我將要去廣州的時候，看到正由蕭先生苦心計畫經營自己在市中心區建築起來的音樂院，從廣州回來之後，又在這莊嚴宏麗的新院址，教了一年多的書。接着“八一三”事變起來，蕭先生督率所屬職員，在兵荒馬亂的最短時間，把所有的樂器圖書，和教室及宿舍内的一切傢具，掃數運入法租界，接着在馬斯南路租了一座小樓，在砲火震天中，依然“絃歌不輟”，後來又遷入高恩路，我纔暫時的走開了。可憐一個素來主張以禮樂化民的文明古國，像這樣一個國内唯一的音樂教育機關，在創辦的初期，由鼎鼎大名的黨國元老當時身任大學院院長（或者那時是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恕我記憶不真。）的蔡孑民先生兼任院長，有了這個號召力，添上蕭先生的苦幹精神，只收得九個學生，（這是易先生説給我聽的，那時我還没有到上海。）經過好幾年的努力經營，雖然學生漸漸的“不遠千里而來”，學額也增至百名以上，仍舊是借着别人的小房子，没有一座校舍。經費每月也不過幾千元，而所聘的外籍教員，就佔去了一大半，中間還經過了一兩次的小小風波，幸虧蕭先生能够以不折不撓的精神，忍耐着所有的痛苦，繼續支持下去。後來他的妹夫王雪艇先生（世杰）做了教育部長，學生的成績也着實驚動了一般社會上的人士，纔引起了政府的注意，答應了一筆建築費，擇定上海市中心區的民權路，建起校舍來。蕭先生那時已經結婚了，也就全家移住在校舍的附近，有着小小的園林。我們下課之後，也常常到他家去茶話的。在那建築校舍的時候，我正準備着去廣州，聽得有人造作蜚語，想把蕭先生加以中傷，我總是對學生多方解釋，後來也自然没有什麽話可講了。我們中國人，大抵都是這樣的：在艱難困苦的當中，很少有人肯出來挺身負責，到了人家做到相當成功的時候，大家認爲有利可圖，就不免飛長流短的來肆攻擊了！蕭先生對於應付各方面的手腕，和寬宏豁達的氣度，的确有些非其所長。我見他因了爲學校省錢，自己刻苦到了極點，同時對於同事和學生們的要求，也就不肯隨便的通融過去。就是對我的友誼，雖然是非凡之好，但我逃難到辣斐德路寄住在那空着没用的汽車間内時，他一樣的要我繳納房租，我知道他的爲人，是嚴於公私之辨的，所以對這絲毫没有什麽意見。可是像這類的細微末節，看得太認真了，在這個馬馬虎虎慣了的中國社會，最容易得罪人，而且會妨礙着一個偉大計畫的發展。我想蕭先生爲音樂教育盡瘁了一生，而生前還不免要受許多的挫抑，恐怕就是爲了上面所説的原因吧！
蕭先生的身體雖然相當的消瘦，他卻會自己留心保養，而且具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對學問，對事業，都是非常感着興趣而孜孜不倦去做的，他一面做院長，或校長，（中間曾改組爲音樂專科學校）一面還要教書編講義。當那“八一三”事變起來之後，他常常躲在一間小屋子裏，親自整理所有的圖書，有時連飯都不回家去喫。他屢次計畫着把學校搬到香港或桂林去，可是終於没有實現。他是個謹厚篤實的君子人，膽子相當的小，他憂慮着學校前途的危險，他更憂慮着他自己所處地位的困難，所以他的抑鬱加深了，他的肺病也就跟着襲來，終於和我分手不到一年，就與世長辭了！我聽到他去世的消息，不免爲之愴然！想寫些文字來紀念他，當時因了環境關係，覺着有些不便，後來也就擱下去了。最近兩年，他的夫人戚粹真女士，爲着一點地産，到過幾次南京，和我談起蕭先生的身後情形，就叫我想起古人所説的“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的話來，覺得蕭先生畢生盡瘁於音樂教育，爲中國新興樂壇播下了許多的種子，他的門人和同事，布滿了全中國的音樂界，而他遺下的孤兒，連學習音樂的機會都没有，他所留給後嗣的一座鋼琴，也因了維持家用而老早轉歸别人了！我想起他在兩次遭受危難的時期，爲了要維持學生的學業，和同人的生計，總是想盡方法去向各處張羅，總是實行與大家同甘共苦，我覺得這纔不愧爲真正教育家的態度，求之現代，恐怕再也找不出像這樣的人來了！他往常很關心我的兒女多，負擔重，在我那年從廣州回到上海，被人家欺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他替我保留着原來的職位，而且由兼任改作專任，使我得能勉度難關，這情誼我是“没齒不忘”的！不過我所撫心内疚的，是我自己的頑鈍無能，許多有恩於我的師友，我都没有力量去救濟他們的後嗣。單憑這一紙空文來表示些追念，我真慚愧得無地自容了！
（刊《求是》月刊第一卷第二號，1944年4月15日出版）
樂壇懷舊録續
叠叠遺箋墨瀋新，天將閒淚付羈人。
詩筒不到泉臺路，燈影迷離一愴神！
——夜檢大厂居士遺札，因得不匱翁手書見和詩簡，感賦一絶句。
我和易大厂先生，是十多年的詞友，更由他的介紹，和胡展堂先生結了三載的詩盟。昨夜偷出一點餘閒，翻檢攜帶在行篋中的故人書信，發現易先生和我初訂交時的簡札，以及他快要去世時和我的四闋《鷓鴣天》詞，中間夾着胡先生和我的三首七言律詩，自十八年至三十年，前後十二年中間，滄桑變幻，萍蓬飄泊，各各歷盡了人世的悲辛，而我乃獨成爲後死，前塵回首，真同一夢，只留下這些子夢痕，給“閒愁無分況清歡”（王静安先生詞句）的我，摩挲把玩，這内心的苦痛，也就可想而知了！
易先生是個風流蕭灑，不受羈勒的人，我在上篇已經説過。他與胡先生是“總角之交”，也曾加入國民黨，可是我們相處十數年，彼此絶口不談政治，偶然聽到他在無意中吐露些已往的經歷，知道他曾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任過總統府祕書，後來到了北京，又在什麽部擔任了職務，那時他最要好的朋友，除身任交通總長的葉遐庵（恭綽）先生而外，似乎多是些名流學者，如羅癭公（惇曧）陳援庵（垣）陳師曾（衡恪）之類。我去年到北京，去訪輔仁大學校長陳援庵先生，談起易先生的舊事來，知道他們兩人的關係，是誼在師友之間的，因爲易先生中秀才時，受知於鶴山縣知縣某君，某君後來調任新會，把易先生帶到縣衙門裏，幫他校閲試卷，在應試者當中又拔識了援庵，過後兩人都幫某君到别的縣份去看卷子，也就變成了同事，這因緣是非常巧合的。他與蕭友梅先生合作新體歌詞，也是在北京政府時代，印行的曲譜，有《楊花》、《今樂初集》、《新歌初集》、《新學制唱歌教科書》等，在那時的各級學校裏，提起易韋齋的大名，差不多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古人歡喜稱道柳永的歌詞，説什麽“有井水處，争唱屯田”，易先生也可當之無愧了！可是柳詞所以流傳廣泛，因了他的作品是“骫骳從俗”的，而易先生的作品卻少談兒女情的成份，究竟易先生是不是一個風流情種？或者竟是成仙成佛的“鐵石心腸”？我因爲没有看到他的少年時，也懶得去探聽他在少年時的風流逸事，所以也就不敢妄下斷語。不過偶然聽到他的老友鄭韶覺先生談起，他在鶴山原籍，原有着一位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合的妻，而後來與他形影相隨的老伴俞南君夫人，在易先生幼年的時候，她常常替這小孩子洗澡，他倆的年齡相差很遠，不知怎的會鬧起戀愛來？而且“白頭如新”，廝守到好幾十年，正合着“生同室，死同穴”的古訓，這也算得是近代戀愛史上的一個奇蹟！在一般的心理，談戀愛的人總着眼在這色字上面，我們推想易先生和俞夫人的結合，那時的她似乎已近“花落色衰”的時期，而易先生另眼相看，爲着她可以犧牲一切，這可見他倆的結爲終身伴侣，是“在德不在色”了！有人説：“妒爲婦人美德”，确有相當理由。據傳俞夫人不但對她自己的丈夫，絶對不許在外面沾花惹草，就是他丈夫的朋友，如果有“如夫人”的話，也絶對不許他踏上門來，所以有許多和易先生非常要好的人，輕易不敢到她家裏，這影響到易先生的事業，和他晚年的潦倒窮愁，也有相當的關係，然而易先生似乎是“爲伊消得人憔悴”，情深一往而無悔的。蕭友梅先生和他做了幾十年的好友，又是一位“守身如玉”的規矩人，聽説在北京同事的時候，俞夫人説她的丈夫和女學生要好，疑心這個“藏嬌”之所，就在蕭家，結果鬧上門來，弄得蕭先生也莫明其妙。我和易先生最初相識，是在蕭先生家裏，我三番屢次説要到他家去拜訪，易先生總是推説門無僕役，不肯答應，直到過了相當長遠的時間，他陪了老伴來游真如車站附近的“梁氏墓園”，特地派人邀我一同去玩，介紹見過了俞夫人，俞夫人也陪着她的丈夫到過我家，——那時我住在暨南大學後面的暨南村，距梁園不到一里路程。——和我的妻兒相見，以後纔毫無拘束的常是到他家裏去閒談。他最初是住在海寧路的鑫德里，租了一個樓面，四壁滿是圖書，寫字檯上除了文房四寶之外，還雜亂堆着不少刻印的工具，和造象小品，生活是非常單簡的，我到的次數很少，那印象也有些模糊了。後來胡展堂先生任了立法院院長，招他到南京去，似乎是以國民政府參事的資格，派在印鑄局任事。我也曾自滬入京，在國府路一家旅館裏，和他夫婦相見。這一對老伉儷似乎是出入必偕的，據説有一次，邵翼如先生（元冲）請易先生到掃葉樓去玩，老伴也陪伴着同去，邵先生誤會了，對易先生問了一聲老太太，過後還深悔失言呢。那時的易先生，雖然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依然面容豐潤，并且是非常有風趣，而俞夫人則已雙鬢如銀了！
易先生在南京任職，時間不很久，又搬回上海來，移住在愚園路東華坊，是一座單幢的三層樓房，前面有幾尺的空地，種了一點薔薇花之屬，春天來了，花香鳥語，倒也有些山林之氣，作爲詩人退隱的去處，總算不差。我看易先生的景況，在這個短短的時間是比較舒服的。胡先生自遭拘禁之後，過了相當的時期，纔從南京轉往香港養病，幾度想邀易先生到廣東，易先生總不願回到老家去，大約也是俞夫人的不同意吧？我在二十四年的秋季，全家搬到廣州，在中山大學擔任了一年多的講席。當我南游話别的時候，易先生也有些黯然，誰知胡先生在廣州逝世，接着有所謂西南事變，我因家累倉皇北歸。那時的易先生，也漸陷入苦境，因爲彼此都有“同病相憐”之感，而我移住在極司非而路的康家橋，和東華坊相隔不遠，所以往來更密，感情也特别濃厚起來。文人的身世飄零，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尤其是中國的文人，總帶些名士氣派，平日既然不屑留意於家人生産，錢財到手，也就隨意揮霍的化去，直到身臨絶境，那時也就只好“安之若素”了，這是中國文人的特性，也是一個大病根。聽説易先生也曾有過那麽一回的豪舉，是一位有錢的朋友，看見他非常艱窘，一次送給他不少的錢，錢拿到了手，他立刻招集幾位知心的同志，走向大酒樓，大喝大吃，并且召了不少的歌女來，席散之後，把剩下來的一大叠鈔票，散作蝴蝶般的任歌女們去拾取，回得家來，依然是妙手空空，他也毫不在意。這件事是别人告訴我的，我没有看到他任情揮霍的時候，而且他知道我是個拘謹的人，平日交談，多半是商量文字，所以究竟怎樣，我也不很清楚。我只和他在“新雅”喫過一次飯，似乎是新雅老闆做的東，易先生是毫不客氣的點了不少名貴的菜，喝的是白蘭地酒。另外也曾和他在亞爾培路一家廣東茶室，喫了不知若干次的茶，都是别人會鈔的。這一夥文友，我常看到的有王秋湄、屈沛霖、陳蒙庵、吕貞白諸君，和潘某梁某等等，名字也記不清楚了！易先生喫過之後，總還提着一兩盒的點心，“歸遺細君”，彷彿成爲慣例。到了“八一三”事變起後，易先生的苦境，是日益加深了，我那時的景況，也是悽慘非凡。我還記得某一次到東華坊去看他，他背着夫人輕輕的向我説，今天没有米下鍋了！我把衣袋中僅存的十幾塊錢，摸出來給了他，他表示着非常的高興。後來他實在没法支持了，把東華坊的房子頂給别人，另在福煦路的念吾新邨，租了一間廂房，把幾十口書箱，層層叠叠的堆起來，一間隔作兩間，外面當作客廳、書房、飯堂，裏面一席之地，爲老夫婦起居之所，偪仄到了無法轉身的地步。我那時任課的學校，就在他那弄堂的旁邊，我常看到他拖着破鞋，曳着病軀，到街上去買小菜，也常到他家去參觀他們兩老夫婦的會餐，辛苦是辛苦極了，倒也處之泰然。寫字檯上放着一個瓷盤，把賸下來的蘿蔔，用清水養着，居然長出葉來，作爲老居士寫生的資料，這“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風度，是别人萬萬做不到的！俞夫人實在也是一位賢淑慈祥的老太太，和我家相熟後，感情都很好。她關心我的兒女多，擔負重，偶然碰到易先生不在家的時候，她總是絮絮叨叨的用廣東話和我閒談，常是説我太辛苦了，她很歡喜我的大女兒順宜，總對易先生和我誇□的好。後來我到了南京，我女兒留在上海，遇到她家絶糧的時候，也曾送去些少的米，盡一點點的心。她晚年的境況是苦極了！易先生去世後，我曾到上海去看她，她對廂房裏一切的陳設，都保持着易先生在世時的原狀，我在追念着亡友，一面又感歎着俞夫人對易先生的敬愛，是至死不渝的，這就無怪易先生生前對她愛好之篤，有非常情所能推測的了！易先生家裏的客人，本來很少，到了他貧病交迫的時候，雖有好幾位解囊相助的廣東朋友，然而一種淒涼的景象，也就儘够傷心慘目的了！
易先生是個最有天性的人，我到學校上課之後，挾着書包喘吁吁的跑到他家坐坐，有時滿身都是雪，他常是沖一杯熱氣騰騰的紅茶，摸出幾片餅乾，給我取暖。這在患難中互相憐惜的情誼，是比任何高官厚禄，或者山珍海味，爲更值得紀念！易先生晚年本來就常常生病的，末後兩三年，除了脊痛之外，加上痔瘡和腸胃病，困臥牀蓐，轉側不安。他素來是很達觀的人，到這時也就非常苦惱了。他曾對我懺悔着以前没有蓄積，留爲防老之用，他勸我爲兒女儲蓄一點錢，免得事到艱難，無法可想，他説着流下酸淚來了！我素來是没有看見過他輕易揮淚的，我慚愧着没有能力幇助他，更感到自己的德業毫無成就，除了努力奮鬥下去，還有什麽方法來慰亡友於九原呢？我是二十九年的春季和他分手的，他的去世，是在三十年的冬季。在這一年多的中間，我常寫信給順宜去探望他的病狀，據説他每次接着我的信，總是流下眼淚來。他比較好些的時候，也常寫點詩詞，和我酬唱。我手邊檢出他在臨死前兩三個月和我的《鷓鴣天》詞，字體是歪歪斜斜的，一定是在病牀上所寫。真個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卒讀！現在把它抄在下面：
鷓鴣天 次韻南邨後湖見寄
舊住秦淮柳映門，枝枝葉葉有啼痕。玉驄難繫倉皇慣，朱雀無情冷落頻。 愁未解，意先昏，又看殘客續詩魂。此番軟語絲絲滲，未許攀條説感恩。
白藕花香水浸門，全湖柳色有霜痕。常髠秃影年年盡，每曳殘聲絮絮頻。 銜月上，蘸煙昏，詞腸未斷已離魂。繁花得似青墩否？謾炙眉頭孰感恩！
鷓鴣天 再次前韻寄籜公二首
我更生如入玉門，夢迴絮影慘無痕。八千里外還家易，十二時中念汝頻。 忘冷熱，任朝昏，藥罏禪榻爲招魂。垂條肯與湖花駐，云是餘甘雨露恩。
細縷藏雅深巷門，詩成閣淚愴留痕。刹那春夏相期去，辛苦人天入夢頻。 風乍起，日旋昏，驪歌消盡古人魂。如君青眼（自注：指蘿翁）知多少，今日誰還論怨恩。
我驗了信封上的郵戳，這四闋詞是八月十四和十六兩天發出的，以後似乎還有中秋和我的幾首七律，可惜一時找不出來！過了不久，我的女兒報告易先生的噩耗，衣衾棺木，都是朋友替他辦的，我叫順宜去代表弔祭，并且做了幾首五言古詩哭他，當時寫給汪先生看，説是非常沈痛，也託我送了幾千元的賻儀。易先生遺命是希望葬在西湖的，可是時難方殷，那裏辦得到？後來俞夫人也死了，幸虧他的老友葉遐庵、鄭韶覺諸先生，把易先生兩夫婦合葬於上海近郊的廣東聯義山莊，並命羈禽，魂靈相守，應該也可以没有遺憾了！他的著作，除了《雙清池館集》（石印本，我曾題了幾首詩。），《大厂詞稾》（商務印書館影印吕貞白陳蒙庵合寫本），《孺齋詩存》（吕貞白校定，陳蒙庵排印本），業經出版外，據《大厂居士遺墨選刊》所附小傳上，説有《玦亭印存》、《孺齋印稿》（都是用原印拓出的，我有一部。）、《大厂畫集》、《韋齋曲譜》、《楊花新聲》、《識字字典》等數種，我不曾全部見過。其他的稿子很多，他在病中有意託我整理，後因我不在滬，没有取來，聽到遐庵先生説，全都交給王秋湄先生，現在秋湄也死了，我很盼望遐庵先生能够了此一重心願。
易先生和我的交誼，是以詞爲因緣的。在十八年的春夏間，他兼任民智書局的編輯，替書局校印了《北宋三家詞》、《伐檀集》，和他自己所輯的《韋齋活葉詞選》。他常託我向朱彊邨先生處借書，并且要求朱先生批評他所作的詞，因爲朱先生是詞壇的領袖，也是以校刊宋元詞籍爲職志的。易先生的性格，原是倜儻不覉的，信手拈來的詩詞書畫，都是天機流露，妙趣横生！可是有一個時期，他對填詞是特别嚴於守律的，不但四聲清濁，一字不肯變動，連原詞所用的虚字實字，都一一要照刻板式的去填。他因爲尋常習見的詞調，在宋人的作品裏，也没有一成不變的規律，不便遵守，就專選柳永、吴文英集中的僻調，把它逐字註明清濁虚實，死命的實行“填”的工作，拘束得太厲害了，就免不了晦澀難通的毛病，他自己的題詞，有“百澀詞心不要通”的説話，朱先生就借這句話，批在他的《雙清池館集》上，説這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藉寓規諷的微旨，而易先生是偏愛找這苦喫的，還要引誘我也去做他的同志，照樣去死填，我也上過幾次當，後來索性各行其是，聲明這種束縛性靈的笨事，我是不甘心再幹了。我對填詞是主張蘇辛一派的，和他恰立於反對的地位，也曾打過筆墨官司，還經過胡先生的調解。在《不匱室詩鈔》（廣州登雲閣影印馮康侯寫本）卷八裏面，就屢屢涉及這場公案，如《讀榆生教授（附注：原稿都有教授二字，印本删去）論學詞文，九叠至韻寄之》云：
藝事非苟然，矩矱有必至。治詞嚴四聲，如詩争半字。抑亦傷心人，甘自縛才思。式穀念後生，時復祝我類。奄奄二百年，蘇辛幾擯棄。詞派闢西江，感深興廢事。照天騰淵才，奔走呼號意。樂苑耿傳燈，豈奪常州幟？邁往足救亡，斯言可終味。
這前面六句，是爲易先生説的，後面卻很贊同我的主張。又《得鶴亭寄書，二十六叠至韻代簡》云：
樂苑新消息，蘇吴各争幟。（自注：榆生《三叠韻答大厂》，有“蘇辛與周吴，原皆我族類”。又“斯道正難言，且各張其幟”。）且遣食蛤蜊，下鹽恐傷味。
這時我和胡先生除了詩箋酬答之外，不但不曾會過面，連信也始終没有寫過，他卻拖出冒老名士鶴亭先生來，調停我和易先生的争論。又《二十七叠至韻，答大厂論詞二什，並簡榆生》云：
欲遣有涯生，姑爲無益事。（自注：大厂自注《集宋詞聯句》云：“此中況味，殊非雞肋，兩年止酒，舍此何以爲生耶？”）專精此不移，説教渠有意。固知出一途，亦樂鬥兩幟。易簡定不易，相狎兒時味。
又《榆生以答大厂作見示，二十八叠至韻，率呈兩君》云：
居士固嘗云，泛愛無所棄。賢哉朱彊翁，何止藏山事。（自注：彊邨先生《題吷庵所藏大鶴山人詞墨》：“文章何止藏山事”。）託體有必尊，救時亦深意。我如聾者歌，敢樹調人幟。冷暖祇自知，一滴大海味。
這一場筆墨官司，也就此宣告中止。後來我到了廣州，在舊曆的大年夜，跑到香港和胡先生相見，他替我題受硯圖云：
陸莊何事畏荒蕪，氣類相求定不孤。常愛古人尊所學，更爲後輩廣其途。别離猶憶欹眠集，風雨時吟受硯圖。慚愧交親問腰脚，登臨處處要人扶。
還算是這件事一個小小的餘波。汪先生最愛這第二聯，見着我不知道念過多少次。經過這番調解之後，易先生對於填詞的作風，也漸漸轉變了，在胡先生逝世前一兩個月内，我們三個人，同和文信國改王昭儀韻的《滿江紅》詞，每人做了三首，這時我和胡先生都住在廣州東山，相隔很近，易先生遠在上海，卻煩我來作傳遞人了！易先生改變作風之後，不到幾個月，我也回到上海，彼此都貧病交迫，事實上也再没有推敲字句聲律的餘閒了，偶然填一兩首詞，就相約用尋常習見之調。易先生和了許多玉田詞，變艱深爲平易，蒼涼變徵之音，能移我情，他寫了一本給我，希望我手寫清本，替他影印，我至今還未了此心願，（只把它分載在《同聲月刊》，原稿給遐庵先生借去。）説來真覺對不起地下的故人呢！
易先生的确够得上説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除了詩詞歌曲之外，寫字繪畫，都是超逸絶塵的，尤其篆刻是他的絶技，别有一種氣味，我以爲當世印人，没有一個能敵得過他的，他也非常自負。我愛他刻的邊款，尤其佩服他在印石上刻的佛像，我書案上陳列着兩方，雖然石質不佳，而樸茂奇古之氣，和魏齊造象差相彷彿。我偶然偷得一些閒功夫，總喜歡拿出來摩挲把玩，痛惜着這絶世才人，竟至潦倒窮愁以死！我佛有靈，或者接引他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留下我這鈍根人，懺悔着一切的一切，還有什麽意思呢！易先生身懷絶藝，也曾從石埭楊仁山老居士學佛，而他的性格却是相當古怪的。他也賣字賣畫，拿了人家的錢，老是不交卷。人家求他刻印，送去不少田黄鷄血一類的珍貴印材，碰到他高興的時候，他可以隨手刻成，送給另外的朋友，那原主却落了一個空。摸着他的脾氣的人，請他上上小茶館，和他常在一塊兒閒扯，投其所好，他可以自告奮勇的，替你刻上百來塊的圖章，或者畫上幾十張的山水花卉，他并不會向你索潤筆。我和他相交十幾年，也算得上生死伙伴，可是他答應我畫的西湖夢游圖，過了十年，至死不曾交出。他替我刻了十幾塊圖章，畫了不到十幅的畫，有些還是坐索的。據我所知道的朋友，除了屈沛霖先生和一位梁君，得了他不少的圖章，拓成整部的印譜，還有吕貞白、陳蒙庵兩位，也曾求得百方以上的圖章。他替蒙庵畫了一部花卉册子，冶青藤白陽於一罏，而自有其超妙自得的天趣，這絶品是很希望蒙庵替他設法影印流傳的！我愛易先生的率筆，所有他的篆刻邊款，和題畫的詩詞，都是不假思索而成，能够曲盡其妙。我希望有好事者替他收集，留給藝壇上以一種極好的灌溉，再生出許多燦爛光潔的鮮花來！
提起易先生的《集宋詞聯》，全是一氣呵成，天衣無縫！他曾用榮寶齋的便條箋，寫了許多給我，精雅極了！我曾在《同聲月刊》上發表過。最近屈沛霖先生替他用玻璃版印了一本《大厂集宋詞帖》，并附易先生致沛霖的手札，中間一段是説：“此爲孺有生數十寒暑經行居處江海關塞湖山城市之境，與夫招接遭值處理諸凡人物事故之總匯，括聚於一環，而有以自襮自審之奇蹟，中不羼一俗塵以我褻也。雖游戲三昧，亦智慧具足。”又説：“惟孺生平大概，能詗知四三者，并世今僅王秋翁一人。”卷首又冠以《念奴嬌·集宋諸家本調，并依原句位置，自題代言録》云：
老夫白首（劉克莊），正無聊情緒（趙師俠），幽齋岑寂（周清真）。彩筆風流偏解寫（辛棄疾），爾輩何煩涉筆（方岳）。冰雪襟懷（黄昇），柳蒲顦顇（趙長卿），此意無人識（楊炎）。鄰家相問（范成大），妙處難與君説（張孝祥）。 遥想居士牀頭（葛郯），千花百草（毛 ），處處成陳迹（周密）。嚼徵含商陶雅興（張榘），恨把年華虚擲（管鑑）。眼底山河（劉儗），醒時風韻（曾覿），頓許居前列（張綱）。形容不盡（沈端節），一聲吹斷横笛（蘇軾）。
他把這部帖子，當作生平的自傳，是説得很明白的了。可惜這其中的情事，不是局外人所能解，王秋齋是他的同鄉老友，也只加點旁注，逗漏些許消息。現在秋齋也死了，將來替他作“鄭箋”的人，恐怕更難加以推究呢！這裏面有四帖是和我有關係的，且把它抄在下面：
一 榆生往教吾里，一載而去，各有依依。昨枉寒齋，索集是帖。
更幾人驚覺（晁旡咎《碧牡丹》），細細吹香（趙介之《柳梢青》），空牽歸興惹離情（石次仲《浣溪沙》），閒知嬾是真（辛幼安《南歌子》），愛花心眼（管明仲《點絳脣》）。
這一段淒涼（毛東堂《殢人嬌》），匆匆便去（余子發《小桃紅》），記取諸生臨别語（沈克齋《青玉案》），緣短歡難又（吕聖求《千秋歲》），滿目江山（蔡友古《侍香金童》）。
二 榆生教授，任事施教，忠勇無比，以忍寒自名其廬。
獨詠蒼茫（袁宣卿《柳梢青》），佳處徑須攜杖去（辛幼安《滿江紅》）。
忍寒滋味（侯彦國《清平樂》），風流不枉與詩嘗（汪方壺《浣溪沙》）。
三 乙亥人日，自滬北步往真茹南村訪榆生不見，遠念延翁（胡展堂先生），即寄呈去。
把江山好處付公來（辛棄疾《八聲甘州》），怕春寒輕失花期（李漢老《漢宫春》），故園换葉（方千里《華胥引》）。
弔興亡遺恨淚痕裏（陸放翁《月上海棠》），强載酒細尋前迹（周美成《應天長》），初日酣晴（方秋崖《水龍吟》）。
四 如稼翁所欲言，示榆生亟引同調。
不應詩酒皆非（《新荷葉》），我輩從來文字飲（《賀新郎》）。
閒管興亡則甚（《西江月》），人生無奈别離何（《定風波》）。
這其間一段傷心史，也只大厂澈底明瞭，現在“人琴俱亡”，一切也無從説起了！這帖子裏不少風流旖旎，迴腸蕩氣的作品，讓我再來作一次“文抄公”，介紹給各方讀者：
一 雜述五 西外聽廬陳絮，廬爲與蕭先生作歌曲所置。
記得黄鸝語畫檐（李端叔《怨三三》），説與百花知（許石屏《荷葉杯》），也應隨分（柳屯田《慢卷紬》）。
饒將緑扇遮紅粉（晏同叔《漁家傲》），卻尋芳草去（晏小山《菩薩蠻》），奈有離情（周清真《念奴嬌》）。
二 雜憶十 跡膩神傷，賦人愁緒，不覺長言之未已也。
緩移蘭棹趁鴛鴦（蔡友古《浣溪沙》），今夜應饒（趙惜香《柳梢青》），别來幾度寒宵（許石屏《清平樂》），賞心何處（王斗山《念奴嬌》）？
莫遣東風誤鸚鵡（陳西麓《荔枝香》），此情不淺（周少隱《品令》），留取十分春態（蘇東坡《雨中花慢》），怕説當時（張玉田《國香》）。
三 五十年來所觸，櫽括此中，亦可哀矣。
一春彈淚説淒涼（晏小山《浣溪沙》），紅了櫻桃，緑了芭蕉（蔣竹山《行香子》連句），正是困人天氣（謝無逸《如夢令》）。
三徑都荒長卻掃（吴益恭《減蘭》），築成臺榭，種成花柳（楊西樵《鵲橋仙》連句），共誰同倚闌干（周少隱《清平樂》）。
四 借瑣耗奇，枯禪蠧夢，不嫌悲幻。
淡月闌干（曾純父《眼兒媚》），正慘慘暮寒（蔡友古《喜遷鶯》），老去多愁誰念我（周少隱《念奴嬌》）。
去年時節（晏小山《點絳脣》），憶盈盈倩笑（陸放翁《沁園春》），酒邊華髮更題詩（韓仲止《浣溪沙》）。
看了上面的話，就可以想像他的心性的一斑。可惜這帖子印刷不多，且非賣品，不是屈先生的至好，那會有得窺全豹的可能呢？
易先生也曾辦過文化事業，在上海開了一間南華印社，弄得虧累不堪，不久也就關門了！古今中外的藝術家、文學家，多是憔悴於生前，而能受到後人的崇拜，我相信易先生的畢生心血，也不會枉抛的。一提起筆來，寫了這許多的廢話，知我罪我，我想易先生在九泉之下，或者會寄以會心的微笑吧！易先生生於同治甲戌三月十三日，卒於民國三十年辛巳十一月初九日，享壽六十八歲。他的别號很多，本名廷熹，字季復，晚年改名孺，又號待公，廣東鶴山縣人。現在把我哭他的幾首詩抄在下面，作爲本篇的結束。
居士捨我去，倏忽已逾月。祝我長康健，雅言永聲頓歇。（秋間居士來詩云：“近畫似儂甘淡沱，貧家得米易消磨。唯當祝汝長康健，及早相逢一放歌。”）頗聞病榻言，稍悔生事拙。我書相慰藉，書到輒哽咽。肝膽結交意，不得一永訣。淒涼水調歌，（今歲中秋，居士見和《水調歌頭》二闋。）掩淚視遺札。
我初識居士，遠溯十載前。我年未三十，居士已華顛。相約究聲律，亦復勤雕鐫。百澀矜詞心，苦調發朱絃。清新五七字，得之在敧眠。（居士往來京滬火車中所得詩，題曰《敧眠集》。）翛然雲鶴姿，懼以明自煎。寧爲古人縛，不受俗拘牽。以此負絶藝，往往艱粥饘。散亂四壁書，送老此一廛。
三歲迫貧病，辛苦强力支。時復靸雙履，買菜備婦炊。我方事舌耕，挾策步行遲。循檐偶相遇，招我一伸眉。注茗暖我軀，持餌療我飢。念我多兒女，諒直非所宜。勸我稍和光，籜兮風汝吹。爲我製小印，（文曰籜公，爲居士所命。）佩之常不離。我出爲感知，居士不我疵。平生廣廈心，呴沫空爾爲。傷哉一長慟，敢自倦驅馳。
補記
上次記蕭先生事，對他的平生經歷，非常簡略。最近從戚粹真夫人處，得着蕭友梅先生傳，知道他是廣東中山縣人，幼隨父住澳門，十八歲就到日本留學，後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習教育學，並在東京音樂學校學鋼琴。那時孫中山先生也在東京，他曾與共起居，加入了同盟會。民國成立，他做過總統府祕書。後由北京教育部派往德國，入萊比錫國立音樂院，專攻音樂理論，又在大學研究教育，以民國五年，得哲學博士學位，繼又轉入柏林大學及私立星氏音樂院研究。因爲歐戰道阻，延到九年方得歸國。先後任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國立女子大學音樂科主任，國立藝術專門學校音樂系主任。十六年十一月，奉大學院院長蔡孑民先生命，創辦國立音樂院於上海，直到他的去世，凡任職十三年零兩個月。他生於西曆一八八四年一月七日，殁於一九四〇年二月卅一日。著有《普通樂學》、《和聲學》、《曲體學》、《春江花月夜》、《霓裳羽衣舞曲》、《鋼琴教科書》、《風琴教科書》、《小提琴教科書》及德文《中國古代樂器考》。摘要補記在這裏，以供留心近代音樂教育者的參證。
三十三年六月二日
（刊《求是》月刊第一卷第四號，1944年6月15日出版）
談名實
奇怪！一個人拿粉筆在地面畫上一條長線，或者連這條線都用不着，只消用手一揮，表示大家都要排成長蛇陣似的，一般雜亂的羣衆，就只得奉命惟謹，彷彿“排隊”這個名詞，本身就具有無上權威似的。我當初不明白這個道理，經過了一番思索，纔恍然大悟，豁然貫通起來，這粉線或揮手所表示的，雖然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它背後却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實力，并不是任何方面都可以拿來應用而會發生效果的。我還記得在“一二八”事變的時候，從真如車站附近的暨南村，悄悄的逃奔到梵王渡，那“租界”的外圍，佈上了鐵絲網，只留下一個缺口，有兩個美國兵在那裏守衛。我們經過了一番盤查之後，也就進入了這個所謂“安全地帶”，儘管這範圍之外，兩軍鏖戰方酣，砲聲隆隆和爆竹一般的繁密，而在界内的人民，依舊熙來攘往，若無其事的過他們的太平日子！我懷疑着像那樣幾個穿着蠻厚的冬衣還要擁上小火爐的少爺兵，把守在那堆着一疊沙袋的缺口，如果我們帶了幾十名勇士，出其不意的猛力一衝，那所謂安全地帶，不消幾個鐘頭，就馬上可以把它毁滅了。然而一般人的心理，因爲有了“租界”二字的存在，不拘是任何方面的人物，全都有所畏忌，不敢越過“雷池一步”，而偷生在這界内的羣衆，也就心安理得的處之泰然了。“租界”這名詞，竟然有這樣不可思議的魔力，就只爲這名詞造成的起因，潛存着勢不可侮的歷史關係。直到它背後的力量摧毁了，名詞也跟着不復存在，還有少數的人們心理上把它當作“别有天地”，這奥妙就不易推測。
我們小時候讀《論語》，看到孔老夫子答覆子路問政的話，説什麽“必也正名乎”？覺得有些莫名其妙。後來經歷了許多世變，纔深切的瞭解這“正名”的工作，确是非常重要，所以荀子還特地寫了一篇《正名篇》，發揮這個道理。漢儒董仲舒説：“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這就是説一個名稱的由來，必定先要有了真實的存在，换句話來講，我們要提出一種口號，必得先有一種潛在的實力，能够在事實上表現出來，這樣纔能够引起人們的信念，而收得相當的效果。如果名實不能相副，或者口頭上所稱説的，和事實上所表現的，恰恰相反，那麽不但不能刺激人們的情感，教它起信，反而會惹起人們的憎惡，儘管標榜着怎樣的美名，提出怎樣動聽的口號，恰巧給對方以反宣傳的資料，而予人們以惡影響。這名和實之間，要有個“信”的存在，所以孔老夫子又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所謂“名者，實之賓也”，有了主的存在，這賓纔能發生作用，因爲這賓主間的關係，也全靠那“信”字來維繫的。我們用不着談什麽高深的理論，單説以往的“國貨年”吧！那時有人向我報告大會的情形，所謂各界代表人物，走到臺上，個個都是慷慨激昂的，把提倡國貨説得怎樣的重要，臺下的聽衆，也有些興奮起來。可是有些聰明小子，把這代表渾身上下打量一番，發現他們從頭至尾，所有塗髮的香油，和穿在脚上的鞋襪，全都是上好的舶來品，於是感情興奮到沸點的聽衆們，立刻冰冷下來。背地裏咒詛着：“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像這類“挂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一旦被他們發覺了骨子裏的真相，就會對這批人物發生絶大的反感，以後再想恢復他們的信念，就是“貨真價實”的拿出來，也非經過很長遠的時間，不能够發生效力，這叫做“名實淆亂”，社會上有了這種現象，要想把它挽救過來，是很吃力的！
我們打開歷史來看，哪一個大政治家，不從“循名責實”，或“綜覈名實”下手？就是個人要想在社會上站穩脚跟，也得名符其實的，預先打好相當的基礎，背後有了潛在的實力，再把口號喊出來，接着和行動緊密配合，有了事實的表現，自然能够引起大多數人的信心，這信心樹立起來了，自然會發生不可思議的效力，譬如上面所説的用粉筆畫上一條綫，或者只消輕輕的揮一揮手，就可以叫無量數的人們，心理上發生絶大的作用，而没有不絶對服從的。
我覺得在現今這樣一個時代，不論是在國際上，在社會上，在個人的事業或學問上，都只需要着潛在的實力，和事實的表現，而要做表面上的文章，必得先把背後的實力培養好，再加以行動上的配合，這樣纔行得通。我希望我們許多青年有志之士，深切的明瞭這一點，很沈著的痛下工夫，那民族國家，或者個人的前途，纔有大放光明的一日。
（刊《求是》月刊第一卷第三號，1944年5月15日出版）
升旗
難道我們中國的前途，真的没有了挽救的希望麽？
這疑問盤旋在我的腦海裏，不知道有若干年了！我在這許多年來，和社會各方面接觸的結果，總是感覺到，所有耳聞目擊的事情，黑暗的成份居多，光明的希望頗少，怪不得一般人的心理，恍惚對於中年以上的人，多少不免要發生疑問，而把一綫光明的希望，轉而寄託在一批青年身上。我自己已是四十以上的人了，在國家弄到這個地步，而那轉移風氣的責任，不曾盡了半分，雖説不上犯着殺頭的罪名，至少也是應該受天然淘汰的。我個人活着一天，總還癡心想望着我們的下一輩，能够替國家争一口氣，於是情不自禁的忘其老醜，時常想混入少年羣裏，觀察他們的動態，來解決我腦海中所藴蓄的疑問。
我在這一年來，常是跑到學校裏去看早操。一來感覺自己的身體太不行了，想藉此鍛鍊鍛鍊。二則許多老前輩都認爲“時無可匡”，尤其對於一般青年，表示着摇頭的態度，我以爲病人到了無可救藥的時候，人事總還得要盡的，所以也就想借此機會，留心觀察，到底病根在哪裏？有没有一綫的希望？我大清早在温暖的被窩裏一骨碌跳起來，洗過了臉，就走到那個學校裏去。那校園的風景，是非常幽美的。在那殘月初沉，朝霞焕彩的當兒，也有不少的青年，抱着書本，踏着嚴霜，誦聲琅琅的和鳥鳴聲相應和，一幅天然的圖畫，配上一部天然的音樂，我驚歎着大自然之美，我默禱着這批有志青年，將來定能負起“復興中華，保衛東亞”的大任，誰説中國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呢？可是我從校園打向宿舍前面走過，雖然不少在窗下讀書寫字的，而蒙頭高臥，“不知東方之既白”的，卻也不在少數，我疑心他們既没有繡衾可戀，（附注：“戀繡衾”是個詞牌名，三句不離本行，結習難忘如此，罰打手心三下。）大約是昨天夜裏，因爲憂國憂民的關係，弄到“耿耿不寐”，所以早上纔得合上眼來。起身號吹過了，接着是集合號，一次兩次，纔零零落落的走向操場上來，這散漫無紀的現象，看了教人生氣，把先前所有的熱望，頓時冰消了！接着是點名，依然是鬧紛紛的，我恨不得請“上方寶劍”，把這批烏鴉似的“黔首”，教他腦袋搬了家。一忽兒升旗號吹起來了，立刻鴉鵲無聲的，用不着訓導人員的分付，站的，跑的，都穩定脚跟，垂下雙手，朝着國旗，很嚴肅的，静默了些時。這一刹那間，确實是心心相印，充分表現着我們的人心未死，我們的青年，對於國家的愛護，意志是統一的。我這樣纔深切的相信，我們中國的前途，是絶對有希望的，而這一綫光明的希望，仍然寄託在我們的青年身上。
我們中國的社會，不論什麽事情，都是馬馬虎虎的，我認爲這病根是在一般人把儒家的中心思想，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恕字誤解了，所以大家做了不忠實的事情，總是要求對方的原諒，或者藉口於環境的複雜，和對現狀的不滿，認爲這責任是不該由我來負的。那“官官相護”的不良現象，也犯了這個“情有可原”的毛病，我們暫且不去管它。我們只希望一般有志的青年，把這一刹那間對於國旗表示一致愛護的純潔心理，隨時隨地的從事實上表現出來，忠實的履行着每個人所負的任務，這就是王陽明先生所説的“良知”，同時也就需要着“知行合一”，纔能够打出一條光明的大路。
國旗是代表一個國家的，而這面旗幟能够升起來，飄揚於麗日和風的天空中，就不知道抛卻幾許烈士的頭顱，灑了多少同胞的熱血，并且經過領導者的艱苦奮鬥，纔取得這光輝燦爛的結果。我們在升旗的時候，應該怎樣提醒自己，鞭策自己，竭盡我們的智力體力，把這面代表我們全體國民的旗幟，培養得真力彌滿，教我們託庇在這旗幟下的四萬萬同胞，都能够永久生存在這個優勝劣敗的世界上。我們的生命財産，我們的父母妻子，如果要得着真正的保障，就得先用每個人的腦和手，汗和血，聚精會神的來培養這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旗，因爲這面旗就是代表我們全體國民的總力，而這領導國民從事培養工作的責任，就在一般知識青年的肩上。我們回溯已往，每到災難臨頭的時候，我們的同胞總是逃奔到外國人的旗幟下，把所有的生命財産，父母妻子，都付給碧眼黄鬚的外國人，以爲這樣纔能够保障安全，而那時的外國人，只要在屋頂上插上一面他們的國旗，不管力量如何的單薄，而所有的散兵游勇，也就服服帖帖的不敢輕易跑進門去，所有避難的人民，全都“得其所哉”的有所恃而不恐了！你看，這是多麽使人痛心的一回事？！我們須得回頭想想：同是一幅塗上花花緑緑的顔色的東西，爲什麽我們的免不了有時要收藏起來，保不了自己的生命財産，而别人的卻是那麽的有力？爲什麽我們自己不争氣，平日不能够把這具有不可思議的效力的東西，培養得和别人一樣，直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反而厚起臉來鑽到别人的旗幟底下，度着奴隸牛馬的生活？自己不能够站得起來，冰山總歸是會倒的，幾年前託庇於花旗底下的人們，現在應該要睡醒了！
我看到我們的知識青年，對國旗的重視，是意志統一了，在升旗的一刹那間，態度是非常嚴肅的，這證明我們中國的前途，絶對有復興的希望。我覺得從事教育的人們，須得隨時隨地的加以適當的指導，把這善根培養得發榮滋長，同時也希望着我們的青年志士，把這天賦的良知良能，隨時隨地的發揮光大，從事實上充分表現出來，一分一秒的積累，分工合作的努力，把我們這面國旗培養得光芒四射，飄揚於我們的國土，飄揚於我同胞的足跡所到之處，看它迎風招展的帶着微笑，保護着我同胞的一切，我想我們的知識青年，對這總該具有同感吧！
（刊《求是》月刊第一卷第四號，1944年6月15日出版）
士與商
“士”在我國的“四民”當中，素來是坐着頭一把交椅，爲社會上所最推崇和羨慕的，换句話説，就是現在所謂知識份子。如果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没有了知識份子來領導社會，提倡學術，那文化水準的日趨下降，國民程度的日趨墮落，以致作了人家的奴隸牛馬，還是懵然無所覺悟，那國亡種滅的慘禍，是斷然會臨到頭上來的。但是，我國一般的知識份子，素來是“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認爲一個讀書人，生來就有“治人”的資格，應該受着一般社會的供養，這觀念一直錯到現在，知識份子走上了没落的絶境，有些比較聰明的全都改行了。度德量力，既不能做農，又不能做工，於是相率而競趨於商之一途，除了囤積居奇，投機取巧，希望着發“國難財”外，還有異想天開的，幾個人合了夥，湊集若干資本，向各方面運動一個縣長或區長之類，芝蔴緑豆官弄到了手，撈回本錢之外，還得刮它一大票，再去作爲經商的本錢，於是乎“治人”的官，也變了質，作爲經商的别一種方式，而素居四民之末的商，儼然成爲天之驕子，不可一世了！回過頭來看看文化教育界的現狀，那悽慘是難以筆墨來形容的！一篇精心結撰的文章的稿費，不但抵不過一個排字工人的待遇，而且除去紙筆墨的費用外，連喫油條大餅的份兒都没有了！一個堂堂國立大學教授，一個月的薪俸，抵不過黄包車夫收入的三分之一！弄得一般知識份子，走頭無路，有的想盡方法去鑽營一官半職，而各機關除了一個頭兒，或者别有意外收入的差使之外，儘管什麽高貴的地位，凡屬光桿兒的牛字輩竹字輩，也不容易維持一家的生活，就只好利用他的地位，去作别的經營，雖然花樣各有不同，一言以蔽之，相率入於商而已。“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在這生活高壓之下，一般所謂“勞心”而有“治人”資格的士，説得好聽些，就是所謂領導社會的知識分子，看了一般發了國難財的商人，不免眼紅，於是乎有的索性抛卻筆桿，直接的去做商人，有的繞個彎兒，變换方式，間接的去做商人，官也，商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於是乎社會上有了奸商污吏的存在，而這批人物，只要錢撈到了手，揮霍享受，彼此都“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那還管它什麽國家的危不危，個人的名譽不名譽呢？在文化教育界留下來的，卻被一般社會看作不識時務的獃子，而這批獃子，因了禁不起物價高漲的重壓，也在時時刻刻的打主意，本來是個潔身自好之士，却也想稻桿變蛇似的去改了業，作個商人或變相的商人。於是乎學校要想聘教員也聘不到有相當資歷的，機關要想用職員也找不到有相當經驗的，謬種流傳，濫竽充數，這影響整個民族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效率，是怎樣的重大？至於教授們在教室裏公開的和學生談生意行情，或者兼走單幫，偷運私貨，那早成了數見不鮮的事實，一般人也就覺得情有可原了。
現在的知識份子，已經到了絶路，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雖然這批人物，受了歷史傳統觀念的惡影響，一命爲士，便自以爲了不得，希望着做個“人上人”。一般親戚朋友們也都對他寄與無窮的希望，滿想一人得道，雞犬皆仙，責望愈奢，結果理想和事實愈離得遠。而且做了知識份子之後，對一切的勞動工作，都抱着鄙夷不屑的態度，把體質養得舒適慣了，幹不了賣力氣的事，到了現在，眼看着學農學工的粗人都比讀書人有出息的多，而自己除了發發“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嘆牢騷外，想不出什麽辦法來解決這嚴重的生活問題。像這樣的知識份子，依據“物極必反”，“適者生存”的看法，似乎他們的日趨没落，也是理有應該的。我去年在《中國青年》上，曾經發表過一篇《士的反省》，希望一般知識階級，轉變態度，除了勞心之外，還要有禹稷的精神，犧牲個人的福利，來從事最艱苦的工作，當時也頗引起若干有心人士的注意。可是回過頭來一想，現在我們這一輩的知識份子，固然覺得“罪孽深重”，就是窮餓死亡，也用不着怎樣去憐惜的。然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所有的知識份子，因了生活的重壓，全都消滅了，或者改了行，再没有獃子來幹這文化教育的事業，那麽我們的下一代是不是還需要知識呢？我們的民族文化是不是還需要留些種子呢？别的方面姑且不談，就拿大學生的國文程度來説吧！現在的大學畢業生，提起筆來，能够寫一篇通順的稿子，和一封像樣的書信，恐怕百人之中也選不出幾個人來，不是别字連篇，就是辭不達意。我們希望在學校裏給他們以嚴格的訓練，而教授們又因爲迫於衣食，没有充分的時間，去詳細的指點他們，糾正他們的錯誤，弄到每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國民，連用本國文字來表達思想感情的基本工具還不曾學得，還談得到什麽發揚文化，來從事“復興中華”的偉業麽？大學教育是這樣，中小學更不消説得，寫得一篇通順文字的國文教員，現在是成了“鳳毛麟角”了！就拿“中央大學”復校後第一届畢業生二百多人來説吧！程度如何姑且不去管它，而他們的服務志願書，希望去做教師的，簡直是極少數。你看我們的下一代，没有好好的先生去指導他們，訓練他們，將來他們的知識會低落到什麽程度？我不覺心膽俱寒了！
我們這一輩的知識份子，聰明而識時務的大部份都改行了，就是不獲已而暫在教育界服務的人，也因迫於生計，而時時刻刻在打别的主意，連整個的文化教育界也大部分商業化了！上海的私立學校早就有了“學店”的雅號，也用不着去責備他們了！我們這一輩的知識份子，爲了生活的壓迫，不論去做官也好，經商也好，當教師也好，全都商品化了，商人至上，不這樣，就連苟延殘喘的機會都没有了！在文化界的藝術家，靠寫字繪畫來維持生活，也要仰商人的鼻息，纔比較的好些。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商人之天下！所謂士的階級，也就只好甘居下流，讓這“逐末”的商去出一頭地，那還有什麽話可説呢！
我們看到文化教育界的現狀，既然是這樣的悲慘，再來考查考查一般國民受教育的機會，似乎也漸漸趨向於商人子弟，纔能享受這特權。據最近的調查，“中央大學”一千一百個學生當中，商人子弟就佔了一小半，公務員和教職員的子弟約佔十分之三。一般清寒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一天一天的減少了！就是公務員和教職員，也多數是没有力量去擔負子女們的教育費，要忍痛叫他們中途輟學了！前幾天，國立音樂院院長李惟寧先生來京，談起上海教育界的現狀，除了私立學校本來就靠多收學費來維持，只有商人子弟纔讀得起之外，就是國立學校，比較要靠真實本領纔考得取而且不收學費的交通大學和醫學院，也是商人子弟佔絶對的多數。難道一個人發了財，就連子女也生得特别聰明了麽？難道整個的中華民族的國民，除了商人子弟之外，就連受教育的權利，也要全數被剥奪了麽？在專制君主時代，社會上儘管怎樣的不平等，而十年窗下，用過苦功，不論家境是怎樣的清寒，也有飛黄騰達的機會。想不到現在這樣一個開明的世界，却只有商人子弟，纔有受教育的特權，事理的不平，還有比這來得更厲害的麽？一個高等教育機關，收的盡是些膏粱子弟，這教育的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前一代的知識份子，因了自身所受的痛苦，漸漸的無心於文化教育，羣趨於商之一途，而未來的國家主人翁，又全出於商人子弟，姑不論商人子弟，是不是能够擔當這個發揚文化、復興中華的大任，這對國民心理上的影響，是怎樣的惡劣？古人説：“富而後教”，是指的一般國民，必得先把經濟問題解決了，這纔能够談到教育的效果，并不是説教育專爲富人而設，而現在却只有富人子弟纔有受教育的機會，這也就無怪一般做父兄的人，爲了子弟的前程，不惜“舞文弄法，刻章僞書”，去作貪官污吏了！
教育爲立國之本，這句話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文化水準的高低，關係一個民族國家的存亡，也爲一般人所公認。可是現在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快要由憔悴枯槁而至於有絶種之憂了！而繼起的青年，眼看着上一輩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得不到好的結果，深深的留下一個惡劣的印象，只要學會了投機取巧，囤積居奇，準備着將來去做奸商污吏，也用不着什麽高深的知識，横竪有了錢就什麽都解決了，這樣文化種子的傳播，也發生了問題，這文化水準的降低，無疑的是會一代不如一代了！據我個人教書二十多年的經驗，能够刻苦用功而力圖上進的青年，總是清寒子弟居多數。這不是説富貴人家的子弟，没有優秀的天才，只因他們的環境太好了，過慣了舒服的日子，物質的享受，和外界的引誘，會消磨了他們的志氣，湮没了他們的善根。只有清寒出身的子弟，他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不得不加倍努力，死裏求生的去打出一條大路來。試看古今中外的英雄豪傑和學術界的大名人，操着國族興亡和轉移運會的權威的，有幾個不是出自寒微的子弟？我們再打開歷史來看，如果一個當國的人，不把這些知識份子，和有志上進的貧苦青年，安頓得各得其所，而且加以適當的培植和領導，這批人到了走頭無路的時候，是會“鋌而走險”，激起反動來的，這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寧，和國家的興廢，是没方法去加以遏止的。商人的異樣繁榮，終歸會是“曇花一現”！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現在是應該趕快去設法挽救這重大危機的時候了！
我們的政府諸公，和教育當局，似乎也早就看清了這一點，對於公務人員的待遇，已經費盡心力的三番幾次的提高。最近教育部還因爲教師待遇的菲薄，爲謀安定教師的生活起見，曾經通令全國各級學校，徵收學費，來貼補一般教職員，并且在各級學校内酌設免費學額，藉便容納清寒學生，以及服務教育文化界和低級公務人員的子弟，這辦法總算考慮得非常周到，而且煞費苦心的了！但是物價仍在繼續不斷的上漲，公務員的加薪還没有實現，而聰明鋭感的商人早就把物價提高了，這加薪的實惠，依舊是只有商人能够享受得到的！至於增收學費，來救濟一般教師，是不是一個合理的辦法？所謂免費學額，是不是能够救濟一般清寒子弟，和減輕文化教育界以及低級公務人員的負擔，叫他們的子弟能够免除失學的痛苦？似乎都還有問題。在這國庫收入不能充裕的時候，要政府提出巨額的經費來補助文化教育事業，那“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苦衷，我想大家都是能够體諒得到的。依我的愚見，這幾年來的貧富懸殊，要算士與商相隔得最遠了！依據盈虚消長的道理，損有餘以補不足，似乎是一個最妥善的方法。我們爲着整個民族的前途，爲着一般社會的福利，我們要向政府諸公建議：就其權力之所及，勸導各大都市的富商，按照收入的比例，每年度捐助一筆鉅款，專作文化教育界的補助金，由財教兩部遴派負責人員，更就文化教育界推選素孚衆望的廉介人士，組織委員會，負責保管，并支配用途。一方面津貼文化教育界的著作家和各級學校的教職員，俾得安心從事於本位的工作，來保存文化的種子，負起提高文化水準，啓發國民知識的重任。一方面廣設清寒學生補助名額，予以相當優厚的貸金，俾一般有志上進的青年，得有繼續升學、從事高深研究的機會，來散播文化種子，從事於復興中華的大業。這樣，文化也提高了，教育也有改進和發展的希望，就是商人子弟，得受良好的教育，也可以滌除舊習的污染，憑藉優越的資本，造成棟梁的偉器，來和一般貧苦出身的優秀人才，同心協力的負起改造社會，振興民族的重任。這種光耀門楣的事，我想只要當局者善於勸導，一個人有了錢，那會不希望他們的子弟受着良好的教育，去做一個“人上人”呢？社會不平之氣，既得消弭於無形，而且財幣這東西，原來是要“行如流水”的，如果有得流進來，没得流出去，這就會像一溝死水，定規要臭的。我們對於一般暴發户的商人，只要他認清了當前的環境，和往後的危機，并且替他們的子孫打算，能够把多餘的財産，捐出一部份來，替文化教育界盡點義務，我們不但不會追咎既往，并且希望我們的政府，給他們以種種的榮譽，那又何樂而不爲呢？
在國家遭受危難的期間，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原來是每個國民應盡的義務。然而在這個物價高漲的情形之下，一般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因了生活困難，連想要站在本位上賣力的機會都没有了，而所有投機暴發的商人，和貪贜枉法的變相商人，却出人意外的度着窮奢極侈的生活，似這樣矛盾的怪現狀，恐怕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會有的！我們上面的建議，揆諸天理良心，似乎是一般商人所應樂於接受的。如果他們執迷不悟，不聽勸告的話，我們希望我們的賢明政府，爲着保存國家的命脈，爲着遏止社會的危機，毅然決然的予以强制執行。這樣，纔能够争取人心，獲得大多數同胞的擁護，纔能够安定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生活，提高國民知識的水準，消除或減少若干官吏的貪污，共同來擔負這興亞建國的大業。這在政府諸公的果斷，和一般輿論的贊同。歷來當軍事繁興，國庫支絀的時候，向富户捐募，以應急需，是合乎情理而行之有效的。我們聽到江南一帶和淮海省内的鄉村教育，多數是由地方人士自動的徵募米糧，來救濟一般中小學教師，或者輪派鄉間的富户，擔任供給教師家庭的食住，因之那些地方的中小學校，比較的安定和發達，這也可以證明一般做父兄的人，總希望他们的子弟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會上作個健全的國民，要他多拿出一點錢財，是心甘情願的。鄉村教育的發達，本來是個非常好的現象，可是論起人才和設備來，要求高深的學術，仍得集中於都市方面，所以大學和專科學校，總是設立在相當繁榮的都市所在地方，而現在服務於都市所在地方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生活最爲清苦。我們看了鄉村的農民，還肯拿出財米，來供養當地的中小學教師，那麽在都市内的商人，捐出一部份的財幣，來維持知識份子的生活，直接或間接的還是有益於他們自己的子弟，這就叫做“自他俱利”，所以我敢大膽的提出這個建議來。
復次，在事變以前，廣西的政治，所以比較清明的原因，據我的調查，就因爲他們的省政當局，對於一般知識份子，有了很妥善的安排，凡屬是在外地求學的大學生，都由省府予以優厚的津貼，到了畢業的那年，預先就替他們安排好了服務的位置，而且學校教職員的待遇，比其他官吏都要提得高，所以一般有志的青年，都樂於從事文化教育工作，而貪官污吏，幾乎絶跡了！現在我們的國庫，既然不能負擔這筆鉅額的支出，準情酌理，向都市的富有商人，“拔一毛以利天下”，募集一筆鉅款，來補助一般文化教育界人士，和有志深造的貧苦青年，藉以保存文化種子，提高國民程度，爲中國，爲東亞，奠定百年大計，消弭社會不平之氣，減少貪贜枉法之風，我以爲計無便於此者。高瞻遠矚的賢達，對我這個建議，如果能够加以采納的話，我想這個旋乾轉坤的大業，是必定會獲得一般社會的同情而加以擁護的。
（刊《求是》月刊第一卷第五號，1944年8月15日出版）
歲暮北游半月記
今年寒假放得比較日子長些，偶然動了北游之念，一則過了半年刻版式的生活，覺得太悶了，想藉此换换空氣，看看北地的冬末風光，二則許多誼在師友之間的知好們，在我暑假北行的時候，都彷彿表示着“一回相見一回疏”的感想，趁着這行路還不十分艱難的日子，還是鼓起勇氣，再走一遭，也可以得着一些精神上的調劑。我素來是這樣的脾氣：除了不動念頭則已，想到了要做什麽，不趕緊了卻這重心願，連覺也睡不着的，雖然爲了體格或經濟的關係，常常會有“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苦悶，但是這想幹便幹，不管什麽阻礙的傻勁兒，總是自己也壓抑不住的。這樣，我也就不顧什麽車上擁擠，沿途的空襲，和舊曆年關的迫近，毅然決然的預備遠行了。
在一月二十六日的大清早，催着家人草草的弄了些茶麵喫飽了，提着我女兒上學的小書包，裝上少許的乾糧，匆匆的出門去了。搭上馬車，出得挹江門來，那東方纔顯出一些“魚肚白”，趁着碼頭上黯淡的燈光，换上小火輪，渡過揚子江，到了浦口車站，最先觸上眼簾的，是車站大廈旁邊的許多頽垣敗瓦，這和五個月前所經過的景象，是有些異樣了！我先一天買好了一等車票，進得車站，照例的隨行逐隊的，跟着許多男的女的，碧眼鬈髮的也有，一排排的像長蛇陣似的，胸背相接的湧上去。這頭二等的旅客們，應該是屬於比較有知識的上中層人物，平常一定能守秩序的，不知怎的一近了軋票的門口，也就各顯身手，用盡了在娘懷裏吃奶的氣力，拚命的向前擁，那憲兵和警察老爺們，站在高高的棹上，揮起鞭子，向下一陣亂抽，那人頭仍是波濤般的一起一伏的鼓勇前進，我真佩服我們貴國同胞的“堅忍卓絶”精神啊！在一行行的夾縫中間，看到些“紅帽子”“黑帽子”的大小同胞們，穿來穿去的，裝出一副異樣的面孔，向旅客們表示出那不可思議的瞬息變化的神情，一忽兒有的原在後面的被領導着向前面去了。這種偷天换日的手腕，連在車站上服務的小僮們都已訓練的非常靈巧，誰説我們的同胞是劣等民族呢？我擠在這透不過氣來的隊裏，有些支持不住了，眼看着時鐘，敲過了十點，而原定九點北開的列車，還是消息杳然。忽然在人叢中瞥見程島遠兄相招以手，我於是暫行出隊，和島遠立談之頃，覺得一大羣的動物，擠在這裏面，萬一發生空襲，怕免不掉要作無謂犧牲，我和島遠便溜出了車站，向着左首的小市集，漫無目的的閒逛，最後走到一條溪邊，有許多小茅屋，一家門前相當整潔，我們兩人冒冒失失的踏進門去，當有一青年穿着制服，從臥室跑出來打招呼。我向這青年打量了一番，覺得他那嚴肅而彬彬有禮的態度，和在車站上看見的工役同胞們的狰獰面孔，有些不同。彼此讓坐之間，他叫他的母親也出來見客，並且特地去街上買了茶葉來，暢談至一小時之久。他説他在浦口車站充當“紅帽子”，一家五六口都靠他養活，他讀了一年半的書，雖然自己謙遜着説知識非常貧乏，可是他有拯救同胞、改革社會的宏願，遇着機會，也常跑到南京城裏的舊書店，掏幾本自己愛讀的書如《世界名人傳》之類，買來看看，有不懂的地方，還向書店老闆請教。他在車站服務的時候，絶對不肯向旅客們敲竹槓，同事們譏誚他神經病，説他是獃子，他還是“我行我素”，壹意孤行的，他爲了家庭的負擔太重，没有機會讀書，很想積蓄一點錢財，等到相當的時候，還是想進學校以滿足他的知識慾。我和島遠對這位青年工友，都感着一種莫可名言的印象，彷彿兩根針被磁石吸引住了似的，向他慰勉了一番，説有機會要幫助他達到他的期望，他感激得幾乎要掉下淚來，深深的向我們鞠了一個躬，又向他的母親講：“今天真幸運遇着這位先生，願意給我謀求學上進的機會，我想再積下一些錢財，給你老人家過活，之後就放我去讀書吧！”他母親也很高興的點點頭。我們問過他的姓名住址，——他叫徐揚聲，住在浦口後河沿一六二號。——説一聲後會。就此告别。我和島遠一邊走，一邊還不斷的談起他來，古人所稱：“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誰説紅帽子内就没有好人呢？屈原説：“衆人皆醉我獨醒”，這徐君所以被譏爲神經病，也是毫不足怪的。我們回到車站，已經到了十一點，向站長室探詢，知道今天的火車是没希望了，不獲已，仍舊渡江歸寓，剛進城而警報忽發，捨車步行，到得家來，倦乏極了。
晚上打聽得南下車已到浦口，二十七日早起，依舊披星戴月，趁上馬車出城，趕登頭一班輪渡，開過浦口，天纔發白。這時車站内已經是萬頭攢動，擁擠不堪了。我買的是一等票，——我素來是贊成平民化的，愛坐三等車，最高是二等。這回聽到人家説，近來車次太少，跑單幫的客人太多，二三等是擠不進去的，所以也就破例的買了一等票。——排隊也還排得不遠，論道理應該是占得到座位的。好容易擠到軋票的關口，軋過了票，拚命的飛奔上車，一等廂内已經没有立足之地，我真奇怪，這占着座位的客人真像學過隱身法似的，神出鬼没般的，不曉得怎樣一閃就坐在很舒適的座位上了。在香煙繚繞，濁氣薰人之下，勉强站住了脚，到了快要十點，車纔開行。聽到高據座位的四個單幫客人正在竊竊私語，説他們化了五千元小費，纔占着座位。我這纔恍然大悟，什麽秩序不秩序，還不是錢可通神麽？在若干年前，我們坐着三等客車，還可打開窗來，看看沿途的風景，現在這一等車裏的客人，恰似罐頭裏的沙丁魚擠得層層疊疊的，不特行動不得自由，連想撒一泡尿，都是没有法子的。就這樣呆若木雞似的站了一晝一夜，勉强挨到徐州。經過小卞莊的時候，遇着警報，機車開走了，在狹谷間停上兩個鐘頭。傍晚纔過蚌埠，之後，機車似乎覺得疲乏比旅客還要厲害，牛行一般的拖到符籬集，就動彈不得了。經過了好幾點鐘，又調來一個小車頭，掛在車尾，前曳後推，直到天明，纔到徐州車站。我在外混了幾十年，這次的旅行艱苦，要算是破題兒第一遭了！
二十八日的黎明，我實在支持不住了，臨時改變了行程，就在徐州下了車，跑到文亭街去找張仁静，大門還是緊閉着的，折過淮海省政府，門房裏的人也還在呼呼大睡，這弄得我窘極了。在往常時，旅客到了一個碼頭，就有不少的旅店接客者前來兜攬生意，不想没有下榻休憩之所，這幾年的世界真是大變了，各大都會的旅館都被商人們長期包下，普通的旅客想要上門借宿，是決定要饗以閉門羮的。徐州的旅店既然不很多，早就有人滿之患，我在半年前也曾嘗試過，結果是再三懇求，希望他們給你一塊地方坐坐，也是辦不到的。事變後的商人，真是“天之驕子”，只要沾上一些商的氣息，那就要大大的擺架子，對於以前被人們尊敬的讀書人，是絶對不放在他們眼裏的。我在街頭徘徊了許久，等着張家僕役開了大門。遞進名片，那老媽還認識我，即刻到後房把仁静喊了起來，燒火洗臉之後，灌了不少的熱茶，算把一天一晚體内所欠缺的水份補償起來。文静是我的學生邵文煦的内弟，態度是温文静穆，恰肖其名的。我曾兩度寄住在他家裏，承蒙他優待，覺得有些難以爲情。這次邵生辭職去徐，我事先不曾知道，卻仍舊到他的親戚家去打擾，更感過意不去。文静太客氣了，招待我到梁園去喫早點，餚肉乾絲之類，和揚州著名的富春茶園有些相彷，這一席之費，在我這酸人物的眼裏，也就頗爲可觀。後來打聽到老友張次溪先生的住址，纔别了文静，搬到他家去住。我感傷風不適，次溪替我熬了稀飯，給我喝了，静臥了半天，晚上還把很舒適的大牀讓給我睡，他自己卻睡在臨時支起的小牀陪着我，這确是故人情重，叫人感激莫名了！次溪原來是廣東人，南人北相，體格相當魁偉，這幾個月來更是發福了，我這瘦子對着他非常羨慕，想起古人“心廣體胖”的話來，大概自己的心地太狹窄了，所以永遠不能發胖，也就是爲着這緣由吧！次溪的夫人和兩位女公子，也是胖胖的，我是這次纔見過。次溪家裏還供養着一位梁老先生，每天早晚都到他家來喫飯。這梁老先生是前清的進士，也算遺老之一，滔滔談論他同時人物的遺聞軼事，頗令人有“白頭宫女在，閒坐説玄宗”之感。梁老先生是自負頗精相人術的，次溪叫他替我看相，他端相了好久，像煞有介事的，批評了許多話，説我是早歲就以文學知名，但是永遠不會發財和掌握實權的，我聽了覺得好笑，反問他，我不會發財，自己也是承認的，而且根本不作此想，但是是不是會餓死呢？他説：錢是有得來的，只是留不住吧了。我想：錢這東西，就是要像泉水一般，有得流來，就應該即刻放它流出去，不然的話，便要變成一溝臭水了。我對一般貪官富商們，在這個危難的時候，還要拚命的括搜錢財，榨取利潤，拿進來“多多益善”，放出去簡直就講起楊朱哲學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就使鈔票可以變做黄金，難道可以帶進棺材裏去享用麽？我對錢這東西，要靠它來活命，自然也是歡喜的，只怕没得流進來，先就安排放出去，發財不發財，這有什麽稀奇可羨呢？
在次溪家酣睡了一晚，二十九日的清晨，就想轉車北上，次溪顧念我的身體不好，挽留我再休息一天。進過早餐，便和次溪到他的辦公處——淮海省政府教育廳——去。這天恰是星期一，省府要做週會，自省長以下，都得出席的，次溪當然也要準時到會。我静悄悄的獨自一人躺在他那辦公室的沙發上，養養疲乏之身。直到十一時，次溪纔從會場跑出來。省府的規矩，是在集會的時候，無論大小職員，都得脱下大衣，挺身站着，態度是非常嚴肅的。這天有一位職員，因了失儀，立受停職的處分。在每日辦公時間，絶對不能遲到早退，不拘上下，如果被省長遇見，是要罰站若干小時的，所以一般職員也就戰戰兢兢，不敢怠忽職務，就是次溪身任廳長，也得小心翼翼，遵時辦事，連他平日訪古探幽的閒情逸致，也只得暫時收拾起來了。我看見所有的職員，老的少的，每天都得在固定的時間，一排排的肅立着做健身操，這整齊畫一的氣象，在各個政府機關裏是很少看到的！我在這天的下午，纔看到省長郝騰霄先生，寒暄了一回，我勸他不要太勞苦了。他是除了星期日之外，從早至晚，没有一刻功夫休息的，這苦幹的精神，很值得我們欽佩。我決定了行程，辭出了省府，仍舊到次溪家裏去休息。
（刊《求是》月刊第一卷第八號，1945年3月30日出版，署名“籜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