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拉之待望
本篇选自《郭沫若佚文集》，最初发表于《中国文艺》1937年第1卷第2期。
一
一九一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争路问题，闹了四五个月的四川，终竟独立了。
在那天清早，成都的南校场前，高等学堂东邻的分设中学里面，有一群早把头发上的豚尾剪了的好事的学生簇涌向校长室去。承头的几人，手里是拿着剪子的。
校长姓都，绰号叫“喇嘛”——这是他所固有的绰号，并不是取于学生，也不知道缘何而取。他的宦气十足，平常待学生也很严，大家是不大高兴他的。但在反正前后，学生的气势高涨了起来，他的威严也就扫地无存了。
学生们簇涌向他居室去的企图，是想要征服他头上的辫子。
起初是劝诱，但他不肯由自己的房里走了出来。学生们又簇涌着跟在他的后面。
校长头上戴的是平顶便帽，有一个红色的小珊瑚顶子。假使是平时，他走的是官步：要把背弓着，把两手垂在膝前，或反叉在臂部。悠然游然。其要左右顾时，颈子虽机械式地向两侧转动，而那很帖服的一条发辫，垂在背心，仅仅靠着弹性作用，把那尾尖子上的搭须，略略颤动而已。
但是，革了命了。应着“改玉改步”的古话，校长被剪子威胁着赶出房外来时，是放着小跑的。养尊处优惯了的辫子，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运命。不胜其惊惶，离开了校长的背，在空中飞扬起来。那样，便被逼在后面的一位学生，一把抓着。
本来是带着赤铜色的校长脸。胀得来就象一副猪肝。
——你们，你们，这，这，这样……。校长急凑着说，似乎想说出—声“无理取闹”，但都格塞着了。
——喀钦，喀钦！“今日之事我为政”的学生们那管得你许多，两剪子便把我们的校长弄成了名实相符的“喇嘛”。
校长把剪下来的辫子要回了自己的手里，就象拿着一串念珠的一样，呈着个快要流泪的慈悲的面孔，走进了自己的方丈。
学生们正在高兴着凯歌的时候，由校外又走来一位通学生，穿的是有孝的素服。人不甚高，一脸的Acne Vulgaris(俗称“烧疮”）和一双敏活的眼睛是他的特色。
——精公，精公！他一走进来，学生中便有人叫着他：辫子剪了吗？
——唬，你们看！他把那素结子的玄青布京帽揭下来，露出了一个“拿破伦头”。
——哑！精公毕竟“精致”！
好些人在这样鹊噪着，但是精公却被少数相好的簇拥着向后院走去了。只听那里面有的人在说：
——喂，我们赶快进寝室去，把你昨天说的小说，继续说下去。
二
我真是愉快，最近得以读到《大波》、《暴风雨前》、《死水微澜》这一联的宏大的著作。
我且先从我的日记中把读这些著作时的日期和感触，摘录出来吧。
——五月九日
午后刘弱水来，携来李劼人小说若干册（案即上述三种著作。）
夜读李著(《大波》，表现法虽旧式，但颇亲切有味。中用四川土语，尤倍觉亲切。
——五月十日
终日读《大波》。时坐紫薇花树节读之。笔调甚坚实，唯稍嫌旧式。
续读李作《暴风雨前》。
十二日
齿痛，用食颇不如意，竟日读《暴风雨前》毕。李君确有大家风度，文笔自由自在，时代及环境的刻画均逼真。中国文坛竟无人提起，殊属异事。拟作文以论之。
十三日
读(《死水微澜》。
十五目
整日读《死水微澜》毕，至可佩服。
以上便是我读那三种著作时的简单而直率的纪录了。有日期中断处，是因为在做着别种工作的。
三部书合计起来怕有四十五万字，整整使我陶醉了四五天。像这样连续着破天的工夫来读小说的事情，在我，是二三十年所没有的事了。二三十年前的少年时代，读《红楼梦》、《花月痕》之类的旧小说，读林琴南译的欧美小说，在那时，是有过那样的情形的。然而，那样的情形是二三十年来所没有的事了。单只说这一点，便可以知道李劼人的小说是怎样地把我感动了的。
据刘弱水说，李的创作计划是有意仿效左拉的《鲁弓·马卡尔丛书》。每部都可以独立，但各部都互相联系。他要一贯地写下去，将来不知还要写多少。
是的，据我所读了的这三部著作看来，便分明是有联系的作品。整个的背景是成都附近，时代是四五十年前以来。《大波》仅出上卷（以下出否未明），写的是辛亥年的四川争路的经过。《暴风雨前》写的是其前五六年间的启蒙时代。《死水微澜》是更其前数年间的痼闭时代。如那题目所示，作者是有意用诗样的字面来，把各个时代象征着的。
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遞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的女的的老的的少的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他那一枝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人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借着各种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
作者似乎是可以称为一位健全的写实主义者。他把社会的现实紧握着，丝毫也不肯放松，尽管也在描写黑暗面，尽管也在刻画性行为，但他有他一贯的正义感和进化观，他的作品的论理的比重似乎是在其艺术的比重之上。他对于社会的愚昧、因袭，诈伪，马虎，用他那犀利的解剖刀，极尽了分析的能事，然其解剖刀支点是在作者的淑世的热诚。在社会的正义被丑恶的积习所颠倒了的时候，作者的平直的笔往往会流而为愤慨，流而为讥嘲、然而并不便燥性地流而为幻灭。社会是进化着的，人间的积恶随着世代的开明终可以有改善的一天，这似乎是作者所深信着的信条，有了这样的信条，作品的健全性也就可以保障了。我们人类所需要的究竟是富于滋养的稻梁，而不必是富于色彩的花草。
唯一的缺点是笔调的“稍嫌旧式。”但这“稍嫌旧式”之处，或者怕也正是作者的不矜持，不炫异，而且自信过人之处，也说不定。就如兵力不足时便要全靠着出奇以致胜的一样，研究不足或能力薄弱的作家便每每爱弄奇笔，爱在文字的末稍上讲求技巧，以掩盖自己的空虚。而作者却不然，他是有“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之概的。新式的末稍技巧，其有也，在他自会是锦上添花；其无也，倒也无伤乎其为四川大绸。古人称颂杜甫的诗为“诗史”，我是想称颂劼办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前些年辰，上海有些朋友在悼叹“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我觉得这问题似乎可以解消了，似乎可以说，伟大的作品，中国已经是有了的。
然而，事情却有点奇怪。中国的文坛上，喊着写实主义，喊着大众文学，喊着大众语运动，喊着伟大的作品巳经有好几年，像李劼人这样写实的大众文学家，用着大众语写着相当伟大的作品的作家，却好像很受着一般的冷落。
劼人还有一部小说叫《同情》，我只在《死水微澜》后面看见广告，那儿有这样的几句话：“同情，我在国内把它寻觅多少年，完全白费了功夫，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何等的失望。”这大约是从作者的序文中摘出来的吧？是多么沉痛的寂寞的喊叫！作者作为文艺家所受的待遇，似乎是被包含在这儿的，而中国文坛的痼弊也似乎是被袒露在这儿的。
三
民国前三年(一九○九)我在故乡的嘉定府中学遭了斥退，第二年才上成都去插了分设中学的三年级的丙班。劼人也就是那儿的丙班生了。
劼人是成都人，我上省的时候，他似乎是丁父忧，虽在守制期中，但他是很爱修洁的。因此在同学间便博得了一个绰号，叫着“精致”。这“精致”再加以敬称或者爱称，便成为了“精公”了。
中学时代的精公已经是嗜好小说的。在当时凡是可以命名为小说而能够到手的东西，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著译，他似乎是没有不读的。他的记忆力很强，新读过的小说能颇详细地重述出来，如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他连一些极佶屈的人名都能记忆。反正当时的成都学校是罢了课的，他是读通学的人，但每每在午前也跑到学校里来。来——是为了什么呢？不外是被几个相好的缠着，在寝室里就和说平书一样说他所读的小说而已。
我是插班生，和旧有的同学自然是始终都有些糯粳不相适的情形。和精公呢？也没有怎样的深交。不过在他说小说的时候，我总是在场的。还有，在同学间如要闹什么文字上的玩意儿的时候，或者撞诗锺，或者对神仙对子，或者次韵杜甫秋兴八首，大抵总是在一道。
精公不用说也能做诗词，大约就是因的爱读小说吧，他做国文时也每每爱用些小说笔调，因此也就每每要受我们的一位国文教习“漩翁”先生的斥责。这“漩翁”也是绰号，是起因于先生之讲苏子瞻的《留侯论》。那儿一起的几句话是：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夹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先生坐在讲坛上拖长声音一口气读了下来。接着便说：文章一起便是这样的一个大漩涡儿。他的伸着食指的左手在空中打了一个大漩涡。从班白的胡子下流出的声音也打了一个漩涡，踞在颈子上的头，嵌在额下的两支眼睛，都各各打了一个大漩涡。于是，“漩翁”之嘉名便因而肇锡了。“漩翁”是崇拜“唐宋八大家”的，于精公之裨官小说体当然不能满意。记得在赵尔丰将要取出高压手段之前，“漩翁”先生出过一道论时事的国文题，对当时的民众运动颇有微言。精公的课卷本子是新置的，文章自然是写在第一页上，全文不足五百字。一起是几句唐诗，便是那“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已经就算是破格了，文中又论及保路同志会的战死者，竟有“其人虽死血犹香”之句，你想，这在当时怎么能够通得过去呢？文卷发下，在批语上不用说是大受申斥。漩翁先生说：“精公用字不通，而且迹近胡闹。这使精公的一片烧疙瘩的脸也会气得来板起了石榴皮。他连那课卷本子也不要了，被好事的我替他保留了下来，替他加了许多顶批后赞，在同学中传观。这一来便把同学中好弄文笔的人又挑动了，你来一篇颂辞，我来一首赞诗，甲在摹仿《陋室铭》，乙在效拟《获鳞解》，四六体，《满江红》，不久之间便把那一本课卷完全写满了。这本课卷，我在年假回家时，是和着我自己的一些课卷寄放在我的朋友嘉定城的张其济（伯安)家里的，说不定还没有焚毁。假如那能流传得出来，我相信会是足够“幽默”的一种宝贝。
反正后，分设中学是遭了裁撤的，剩下的丙丁两班人，五年级与四年级，一同归并在成都府中学的新甲新乙两班里，四班人成为一班，济济一堂，足有二百人的光景。我们在那儿又住了一年算把旧制的五年中学弄毕了业，我们要算是这种制度的殿军。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精公曾把我和周太玄（此君本属丁班，但同时毕业）邀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但印象却很模糊了。
中学毕业后，我不久便出了省，二十五年来没有重入过夔门一步。精公呢？听说后来到过巴黎，听说前两年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当过教授，现在听说是赋闲在家里。彼此不通闻问者，也算有二十几年。
这，便是我和李劼人的以往的关系。在旧时的少数的同学里面，这关系自然是知道的；但在局外的人，我相信是不会有一个人知道，如不经我提起。
四
精公的小说，我没有那样的时间，来作细细的剖解，读者如有意，还是请自己去读阅吧。读了如一点也不感觉趣味，我愿意受责。如有人狃于党派的见解，要信口雌簧，我也任他去。我只想保持着一种立特牟斯纸的态度，遇着酸性变成红色，遇着碱性变成蓝色，好的说他好，坏的说他坏，如此而巳。
我于精公毫无贪图，精公已有大书局替他出书，得到我的批评也不见得会有怎样的好处。不过我总觉得，凡是有能力的作家，我们的社会是应该给予以充分的“同情”而使他尽量发挥他的才能的。就如植物之需要温暖的日光一样，作家实在要需要“同情”的鼓励，尽管有倔强的人，口头笔上要反对“同情”这种字面，其实那是饥渴于“同情”的反语。“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能不“失望”的作家究竟能有几位呢？为文化的前途设想，我总希望我们的作家在可能的范围内少见些冰霜。
是的，我这或许也怕不免是出于阿好。因为精公是我的老同学，而他所描写的是我的故乡。且多少又是我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例如青羊宫看花会，草堂寺喂鱼，劝业场吃茶，望江楼饮酒，铁路公司听演说流泪，后院讲堂骂土端公……这些几乎没人了忘却的深渊里的过去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枝笔替我复活了转来。这，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为局外的人所不能领略的。
别的且不说，就看他在《大波》里所描写的中学堂监督土端公吧。
讲博物课的郝又三把课本丢开讲了一大篇推倒满清的革命的宣传。
“郝又三还要说下去时，忽从窗口上看见那个绰号土端公的监督，一摇一摆的从对过讲堂门口走来。监督也是一个举人，捐了个内阁中书衔，平日讲的是忠君敬上，虐下弄钱的大道理。自言平生最恨的是革命党，维新派，‘若得其人，必手刃之。’
郝又三连忙打开教科书，似乎继续在讲的一般，说道：‘植物也有吃肉的……’
学生们很是茫然。土端公正走到窗外，觉得这话真乃闻所未闻……于是监督便弓腰驼背的站住了。”(二五页)
这所写的，分明就是分设中学堂的监督都喇嘛了。只是那讲博物的郝又三其实是讲代数几何的刘光汉，作者是发挥了他的创作的自由。郝又三另有其人，但我在这儿不愿意作更详细的索隐，还是请让我继续着追踪他所描写的监督。
“土端公的严厉已经有过成例：上学期开学时一个开江县的学生，原本算着日子，可以在开学前半天快到的。因为路上遇了三天雨，直到开学那天的傍晚，才赶到北门外，偏偏关在城外宿了一夜，次晨十点钟的时候才到学堂。论起理来，这逾期本可以原谅的。然而土端公竟自板起面孔，一点不通融，说他违犯了学堂章程，理应斥退。那学生说了多少好话，又请了几个没甚势力的人写信来说情，还是不准，那学生被逼得不能不去投考空军小学堂，而牺牲了两年的成绩。”(二〇〇页)
这也是实际的事实，那个学生的面目我还能仿佛，但名姓可记不得了。
再看他所写的在保路同志会成立时，监督失掉了威势的那一段。
“楚子材回到学堂的时候，罢课的条子，凡柱子上壁子上全贴满了。却不见一个学生。
他很是诧异，心想：今天的事体真反常呀！问到一个小工，方知学生们全在梯级式的理化讲堂中开会，说是监督监学教务都在那里。
他刚刚转过后院，隔着一块槐阴满地的空坝，巳听见讲堂上有好些声音，同时大喊着在讲甚么，其间就有士端公的讨厌声音。可怪的是……几乎一句话里必有一个‘诸君’，
……这倒要望诸君原谅了！……我并不是要干涉诸君，不要诸君发起这会……诸君自然是主人翁，不过……我只要求诸君一件！诸君自然都能自治的！……还是该顾到章程！……
——滚你妈的！这一声最尖了，比机器局的汽哨还尖。同时好多声音：我们全明白你的话！……好了，没有你的事！……我们不会造反的，你放心！……自然，自然，别个学堂不成立同志会，我们自会解散的。……
土端公诚惶诚恐的，带着三个监学，一个教务，从讲堂门走了出来。背脊越发弯了，两手垂到屁股后了，眼睛看着地下，脸上含着微笑，比上年刘提学使到学堂来视察时，他恭迎到大门外的模样，还要卑下些。”
这些也都是事实。那个“槐阴后院”就是分设中学的寝室所处了，绝底是一座西式的理化讲堂，分设中学成立同志会时的确是在那儿开会的，而且在傍晚的时候。不过那后院里所有的树木，我记得是梧桐而不是槐树。
再抄一节。
“一个姓邬的学生就最不守规则。有士端公在场，他一定要做些花样出来，表示他那反抗的精神，以及轻蔑的情意的。叫不要咳嗽，他还要大声的咳几声，叫大家留心听话，他总东张西望的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态度。显然无一事不在与土端公故意捣乱，而土端公是装着没有看见听见。仅一次，把他叫到房间里，轻言细语劝他：‘你才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对于师长，总要恭顺一点才好！’他反而恶声的喊道，‘我的脾气是这们样的！’众人看见如此情形，又因那学生同众人恰好，又极能受人的欺负，大家打听下来，才知道那学生的哥哥恰是土端公的顶头上司。他为了这个监督位置，曾不警觉那学生在旁边，而向着他哥哥磕了无数的头，请了无数的安，说了无数不好听的话。他受恩深重，如何敢不让这位小英雄故意侮谩他呢？就他自己，也不惜当着众学生这样的表示道：‘小邬，你太欺侮我了！我若不看你哥哥面上，我真要把你弃如腐鼠了！’”(二〇一页)
这“小邬”似乎就是二十几年前的我了，虽然事实也有些不尽相符，说我“同众人恰好，又极能受人的欺负，”我自己是有点惭愧的。事实上我对于“众人”并不必“恰好”，而“众人”对于我也未见得便肯“欺负”，我自己倒是一个幸运儿，读了精公的作品，我是倍加感觉着的。
我的成绩很有限，而我所“遇见的”倒和精公不同，是“同情”的多而“欺负”的少，所以我这人是乐观的，一点也不感觉着“失望”。这，怕也就是我的浅薄的地方吧。
然而精公实在值得人佩服。他有那样的成绩，而他“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然而，他却并不因而流于死心踏地的“失望”。否，他是敢然地屹立了起来，在“死水”中搅起了“微澜，”在“大波”前唤起了“暴风雨”。这毅力！这实在是足以令人佩服的。
我现在要恢复二十几年前的童心，在这儿向芙蓉城内的作者叫出：
——精公，一点也不要失望！请赶快把你的新《鲁弓·马卡尔丛书》，逐一逐二地写出！
断线风筝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革命春秋·归去来》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妇女生活》半月刊第四卷第十一期。
于立忱（1912-1937），原名佩琛，广西贺县人。抗战前夕任天津《大公报》驻曰记者。
——纪念于立忱女士
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这是立忱《咏风筝》的一首七绝。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达夫要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席散后，我把达夫拉到澁谷的立忱寓里去，她当晚把这首诗写给了我们看。
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
我当时有点感触，也就胡乱地和了她一首。立忱立即拿出一张斗方来要我写，我也就写了给她。
我的和诗是：
横空欲纵又遭禽，挂角高瓴月影沉。
安得姮娥宫里去，碧海晴天话素心。
但我把题目改为了《断线风筝》。
立忱连说：“格调真高，格调真高。”
达夫没有说什么。我自己却明白地知道，不外是打油而已。
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他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
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澁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来作过笑谑。
在澁谷驿前一家快要闭店的饮食店里，达夫一个人还喝了两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红茶陪他。
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过钟了。
是没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悬在正中。
立忱死后已十日，很想写点文字来纪念她，什么也写不出。只她的《咏风筝》和我的《断线风筝》总执拗地在脑子里萦回。
1937年6月1日，园子里的大山朴，
又开了第一朵白花的清晨。
螃蟹的憔悴——纪念邢桐华君
本篇选自《郭若沫佚文集》，最初发表于1937年8月30日《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句刊》第1期
邢君桐华，寂寞地在桂林长逝了。他的能力相当强，可惜却死得这么快。
我和他认识是在抗战前两年，是在敌国的首都东京。
那时候有一批的朋友，在东京组织一个文会团体，想出杂志，曾经出过八期。前三期叫《杂文》，因受日警禁止，后五期便改名为《质文》。桐华君便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中坚分子。
他在早稻田大学俄国文学系肄业。杂志里面凡有关苏联文学的介绍，大抵是他出任的。
为催稿子，他到我的住处来过好几次，我还向他请教过俄文的发音。有一次他谈到想继续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曾尽力的怂恿他，把我所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都送给他去了。但他还未曾着手，却为了杂志的事，被日本警察抓去关了几天，结果是遣送回国了。
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我私自逃回了上海，曾经接到过桐华由南京的来信。
又不久知道他进干训团去受军训去了，和着一大批由日本回来的同学。
前年春节，我到武昌参加政治部工作，想到俄文方面需要工作人员便把他调到第三厅服务。我们武昌重见，算是相别一年了。他在离去日本的时候，曾经吐过血。中经折磨，又受军训，显然是把他的症疾促进了。
自武汉搬迁以后，集中桂林，桂林行营成立，政治部将分出一部分人员留桂工作。我们当时也就顾虑到桐华的病体，把他留下了。因为他的憔悴是与时俱进，断不能再经受由桂而黔再蜀的长途远道的跋涉了。
留在桂林，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些静养，但也于他无补，他终于是把一切都留在桂林了。
桐华的个人生活和他的家庭状况，我都不甚清楚：因为我和他接近的机会，究竟比较少。
但我知道他是极端崇拜鲁迅的。
他的像貌颇奇特。头发多而有拳曲态，在头上蓬簇着，面部广平而黄黑，假如年龄容许他的腮下生得一簇胳腮胡来，一定可以称为马克思的中国版。
还是在日本的时候，记得他有一次独自到千叶的乡下来访我，是才满五岁的鸿儿去应的门。鸿儿转来告诉我说：“螃蟹先生来了。”他把两只小手叉在耳旁，形容其面部的横广。我们大家都笑了。
但是这螃蟹的形象，在憔悴而且寂化了的桐华，是另外包含了一种意义了。
——倔强到底，全身都是骨头
廿九年五月十七日辰
(原载1940年7月6日《新蜀报》第4版）
亦石真正死了吗？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重庆《新蜀报·十日国际》第十二期，原题为《亦石是真死了吗？》。
亦石，即钱亦石(1889—1938)，原名城，字介盘，湖北咸宁人。国际问题专家。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后，任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少将队长。著有《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国外交史》、《中国政治史讲话》等。
一
钱亦石是死于病，死于伤寒与赤痢，但他事实上是死于战阵，死于国事。
亦石的病是参加战地工作而得的，假使不参加战地工作不至于得那样的病，即使得了那样的病也能早期适当治疗，不至于便死。
想到这层，我对于亦石的死，比起别的朋友来，更有一番沉痛的感觉。因为亦石的挺身参加战地工作是由于我的介绍。
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死，而偏偏要死亦石呢？
二
我认识亦石是在北伐战役，革命军打到武昌城下的时候。
那时候他在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重要工作，我们在武昌城下的南湖文科大学前身在清末称“方言学堂”，民国初年为“外国语学校”，后改为“武昌文科大学”。校址在武昌南湖。第一次见面，共同在一个地方工作了几天。他帮了政治部不少的忙，政治部也帮了省党部不少的忙。
在那时的武汉政府时代，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多，然而在私谊上却很少接触。
我们在私谊上增加了亲密，是在共同在日本亡命的时候。
一九二八年的初头，我们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同住在日本东京，他很关心我，认为日本危险，不宜久居，要我离开。然而他很顺畅地离开了日本，而我却没有办到。
三
他从日本到苏联，在事前是告诉过我的。
他到了海参崴曾经写过信给我。
他到了莫斯科也曾经写过信给我。
他始终关心着我在日本的安否。
他从苏联回国，第二次又游历日本的时候，也冒着被宪兵和刑士注意的危险，到我住的地方来访问过我好几次。
他总是关心着我的生活，关心着我的安全。
那恳切的友情，现在想起来，都使我的眼睛要生出湿意。
四
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我回到中国来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曾经热烈地拥抱过。
张发奎当时在担任浦东的防卫，感觉军队政治工作的必要，要我设法帮他组织政工队，我应允了他。而这政工队的组织，我认为非亦石负责不可，待我向他提出时，他也就应允了。
就这样在淞沪抗战的最高潮中，上海的一群爱国的文化人士便在亦石的领导之下参加了战地工作。
亦石所领导的政工队，是抗战发生以来的第一队，也是政治部复活的第一声。
然而亦石却为这工作的艰苦而得病而牺牲了！亦石也就成为了为抗战而牺牲的文化人中的第一人。
五
亦石之死，实在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别的且不说，单就他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他的知识的渊博，见解的精当，实在是侪辈中的白眉典出《三国志·蜀志·马良传》：“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称之。”。
数年以来，国际变化波谲云诡，俨然象在播弄着一切的所谓国际问题专家。
每逢一次问题发生，令人首先想起的便是，假使亦石不死呀！
然而亦石死了！为什么象我这样的人不死，而偏偏要死亦石呢？
然而亦石是真正死了吗？
1942年1月24日
《娜拉》的答案
易卜生的名剧，处理妇人问题的《娜拉》，一名《玩偶家庭》，描写一位觉悟了的女性娜拉，离开了伪善的丈夫，抛别了她所不能负责的儿女，由玩偶的家庭里逃出来了。由被人所玩弄的木偶，解放为独立自主的人。
《娜拉》一剧是仅在娜拉离开了家庭而落幕的，因此便剩下了一个问题：娜拉究竟往那里去？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易卜生并没有写出什么。但我们的先烈秋瑾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今昔蒲剑》，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秋瑾(1879—1907)，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归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并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分头准备皖、浙两省反清起义，事泄被捕，英勇就义。后人辑有《秋瑾集》。是用生命来替他写出了。
秋瑾在二十五岁前也曾经过一段玩偶家庭的生活。她家世仕宦，曾适湘乡王氏，并曾生子女各一人。但她在庚子那一年，似乎就和她的丈夫宣告脱离了。
她的女友徐自华为她所做的《墓表》上说：
自以与时多忤，居常辄逃于酒。然沉酣以往，不觉悲歌击节，拔剑起舞，气复壮甚。所天故纨袴子，至是竟不相能。值庚子变乱，时事益亟，君居京师见之，独慨然太息曰：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
这正是四十三年前不折不扣的中国的娜拉。她不愿以“米盐琐屑终其身”，其实也正是不愿和“不相能的纨袴子”永远过着虚伪的生活。她有《述怀》诗一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作的，但从那内容看来，似乎所“述”的就是这时会的“怀”。
又是三千里外程，故乡回首倍关情。
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
懊恼襟怀偏泥酒，支离心绪怕闻莺。
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未成。
这诗，在她好些悲歌慷慨的遗著中，我觉得，是最值得击节的一首。她的丈夫王廷钧是以捐纳出身，在北京做小京官，当然不是“同调”。她的“懊恼襟怀”，她的“支离心绪”，在毫无情爱的夫妇生活里面，正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而且一方面目击着破碎的河山，一方面又有难于割舍的儿女，对于一位敏感而热情的女诗人，在她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之前，暂时只能借酒来作为逃避，这也是可以使我们谅解的。旧式的中国才女处到这样的人生悲剧，为伦常观念所约束，便每每自暴自弃，以郁郁终老。秋瑾的初年很显明地也就是这样的一位牺牲者。但她终于以先觉者的姿态，大彻大悟地突破了不合理的藩篱，而为中国的新女性、为中国的新性道德，创立了一个新纪元。她终于抛别了那种不合理的家庭，而清算了自己的“懊恼襟怀”和“支离心绪”。在四五十年前，中国已产生了这样一位勇敢的女性，单只这一着已经就足以使我们赞美，而毫不夸大的可以称之为革命家的。
但秋瑾的革命性并未止于此，她这位逃出了厨房的娜拉，并没有中途屈服，又逃回到厨房去。
至甲辰夏，遽脱所御章服及裳佩之属，悉赠诸芝瑛，向东赴日本留学焉。会中山先生方创同盟会于江户，以君抱负宏远，首邀之入会。……日以物色人材为职志。江浙志士与君相识者，咸由君介绍入同盟会，而同盟会乃大张。间又与诸女士重兴共爱会，而己为之长。
这是陈去病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佩忍，江苏吴江人。诗人，南社创始人之一。著有《浩歌堂诗钞》。所做的《秋瑾女侠传略》里面所叙述的秋瑾离开了家庭以后的初期情形。
我们单看她“脱所御章服及裳佩之属”，通同赠给她的女朋友吴芝瑛，也就活鲜鲜地表现暑一个女性解放者的面目了。秋瑾有《敬告姊妹们》一书，里面有这样一段相当巧妙的文字：
唉！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耗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起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僻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镀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擦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枷；那些绸儿缎儿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得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喜怒了。
这在三四十年前不用说是很新鲜的文章，然而就在目前似乎也还是没有失掉它的新鲜味。目前有好些新女性，足儿是不小了，然而跟儿却是高了；头儿是不光了，然而发儿却是烫了，一切“玉的锁，金的枷”，一切“锦的绳，绣的带”，似乎仅仅改变了些形式和花样，只是“束缚”得更加摩登了。我们现在读到四十年前的先觉者的话，似乎也可以更发出一番深省吧？
大凡一个先觉者，在要打开一代的风气的时候，由于蓄意反抗，每每要表示得矫枉过正。秋瑾的爱着男装，爱骑马，爱带短剑，爱做慷慨激昂的诗，甚至连字改竞雄，都要充分地表示其男性，便是很明显的事例。不过她也并不是纯趋于感情的反抗，而故意的“裂冠毁裳”，她的革命行动却有沉深的理性以为领导。她知道女子无学识技能，总不能获得生活的独立，所以她便决心跑到海外去读书。她也知道妇女解放只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中的一个局部问题，要有民族的整个解放、社会的整个解放，也才能够得到妇女的解放，故尔她参加了同盟会的组织。这些可以说都正是秋瑾的更有光辉的一面。她并不是感情的俘虏，而是感情的主人。她的热烈而绚烂的感情生活的表现，是有着理智的背光。唯其这样，所以她终能够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把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主张了。关于这一点，她的最亲密的女友如徐自华、吴芝瑛辈，虽然十分同情她，为她尽了表彰的能事，但却并未能了解她。她们所做的《墓表》，一面在替她叫屈，“哀其狱之冤，痛其遇之酷”，一面又在微微责备她不能明哲保身，“徒以锋棱未敛，畏忌者半，呜乎，此君之所以死欤？”似乎也就是所谓燕雀与鸿鹄之别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章太炎(1869—936)，原名炳麟，字枚叔，淅江余杭人。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光复会创建人之一，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大共和日报》主编。著有《章氏丛书》及其《续编》。的《秋瑾集序》，对于秋瑾也有“微言”，责备她“言语无简择”，“卒以漏言自陨”，而真以剑仙相期许。虽是出于“惜”，恐亦未必是出于真知吧？
秋瑾和徐锡麟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一九○七年，与秋瑾等谋划在皖、浙两省发动武装起义。他率先发难，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攻占军械局。失败后被捕就义。通谋是事实，在当时曾经有组织地联络各地旧有的秘密结社，并编制光复军也是事实，因经验不足，致事机不密，此乃初期革命者之常情。然在革命初期总须得有一二壮烈的牺牲以振聋发聩，秋、徐二先烈在这一点上正充分完成了他们作为前驱者的任务。为革命而死乃是求仁得仁，何“冤”之有，亦何“惜”之有？
组织共爱会争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组织。在秋瑾发动下，一九○五年由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建立。一事又表现着秋瑾的理智活动的另一面。这也表示着她并不是专以粗暴为豪的革命家，而是在革命事业当中，没有忘记女性所适宜于担负的任务的。我们请看她所翻译的《看护学教程》该书系节译，最初发表于《中国女报》第一、二期，后因《女报》停刊，遂未登完(或因未译完)。著者不详，或说是秋瑾在日本青山实践女校就学时的日文听课笔记，秋回国后翻译整理而成。的序吧。
慈善者，吾人对于社会义务之一端也。吾国群理不明，对于社会之义务缺陷良多，独慈善事业尚稍稍发达。曩岁在东，与同志数人创立共爱会。后闻沪上女界亦有对俄同志会之设。会虽皆未有所成，要之吾国女界团体之慈善事业则不能不以此为嚆矢。它日者，东大陆有事，扶创恤伤，吾知我一般姊妹不能辞其责矣。慈编之译，即本斯旨。
观此可知共爱会的宗旨实和奈丁格尔奈丁格尔（Nightinale，1820—1910)，通泽南丁格尔，英国女护士。的红十字会相同。为准备“东大陆有事，扶创恤伤”而组织共爱会，而翻泽《看护学教程》，这是何等的深谋远虑？东大陆有事，有何事耶？最主要的不外是将来的革命之事。在从事革命之先，早有救死扶伤之念，而“责”诸“一般之姊妹”。秋瑾用心之缜密周到，实在是不能不令人感佩。
脱离了玩偶家庭的娜拉，究竟该往何处去？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些便是正确的答案。
这答案，易卜生自己并不曾写出的，但秋瑾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替他写出了。
1942年7月10日夜
悼江村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江村(1917—1944)，江苏南通人，戏剧工作者、诗人。抗战期间，曾在重庆饰演作者历史剧《棠棣之花》中的严仲子和《虎符》中的信陵君。
夜半，由一个茶话会上回家，立群告诉我：江村死了。他的墓碑，刚才有朋友来要我写。
夜是更加岑寂了。
睡不着。
严仲子赠剑……信陵君出征……
曾文清拿烟枪……孔秋萍打开话匣子……曾文清为曹禺剧作《北京人》中的人物。孔秋萍为曹禺剧作《蜕变》中的人物。
象银幕上的广告片，无色地，暗淡地，断片地，换着。
又想到屈原。
我写出了《屈原》一个剧本，本就是出于江村的要求。他是很想把屈原这位大诗人形象化在舞台上的。
但在舞台上没有看见屈原的他，或许是一种遗憾吧。
是三年前演《棠棣之花》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在后台怂恿我写《屈原》。
《屈原》是由他的怂恿而写成了，但我的剧本写的太重，于他的性格和体力都不相宜，因而他没有参加演出。
他是另外一种型的诗人。
今晨起来，写好了“剧人江村之墓”——“生于一九一七——殁于一九四四”。
这是依据友人的指示写的，照我自己的观感，倒很想把“剧人”写成“诗人”。
外面冲淡、内面燃烧着的一首诗。暗暗的烧，慢慢的烧，仅仅烧了二十七年，烧完了。
人是成了灰，诗是留着的。
1944年5月25日
契珂夫在东方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
契珂夫在东方很受人爱好。他的作品无论在中国或日本差不多全部都被翻译了，他的读者并不少于屠格涅甫与托尔斯泰。
他的作品和作风很合乎东方人的口胃。东方人于文学喜欢抒情的东西，喜欢沉潜而有内涵的东西，但要不伤于凝重。那感觉要象玉石般玲珑温润而不象玻璃，要象绿茶般于清甜中带点涩味，而不象咖啡加糖加牛乳。音乐的美也喜欢这种涩味，一切都要有沉潜的美而不尚外表的华丽。喜欢灰青，喜欢忧郁，不是那么过于宏伟，压迫得令人害怕。
契珂夫特别在这些方面投合了东方人的感情，在我们看来他的东方成分似乎多过于西方的。他虽然不做诗，但他确实是一位诗人。他的小说是诗，他的戏曲也是诗。他比屠格涅甫更为内在的，而比托尔斯泰或杜斯托奕犬斯基更有风味。
在中国，虽然一向不十分为人所注意，他对于中国新文艺所给予的影响确是特别的大。关于这层，我们只消举出我们中国的一位大作家鲁迅来和他对比一下，似乎便可以了解。
鲁迅的作品与作风和契珂夫的极相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的弟兄。假使契珂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Still and sad music of humanity”)，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他们都是平庸的灵魂的写实主义。庸人的类似宿命的无聊生活使他们感觉悲哀，沉痛，甚至失望。人类俨然是不可救药的。
他们都是研究过近代医学的人，医学家的平静镇定了他们的愤怒，解剖刀和显微镜的运用训练了他们对于病态与症结作耐心的无情的剖检。他们的剖检是一样犀利而仔细、而又蕴含着一种沉默深厚的同情，但他们却同样是只开病历而不处药方的医师。
这大约是由于环境与性格都相近的原故吧。两人同患着不可治的肺结核症而倒下去了，单只这一点也都值得我们发生同情的联想。这种病症的自觉，对于患者的心情，是可能发生出一种同性质的观感的。内在的无可如何尽可能投射为世界的不可救药。就这样内在的投射和外界的反映，便交织成为惨淡的、虚无的、含泪而苦笑的诗。
但两人都相信着“进步”。这是近代生物学所证实了的、无可否认的铁的事实。故虽失望，而未至绝望。在刻骨的悲悯中未忘却一丝的希望。
契珂夫时时系念着“三二百年后”的人类社会光明的远景，他相信“再过三二百年后，全世界都要变成美丽而可爱的花园”(库普林：《契珂夫的回忆》库普林(A·M·Kyпpии，1870—1938)，俄国作家。著有小说《凶神》、《决斗》等。《契诃夫的回忆》一文，赵景深译，载于一九二七年上海《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五号。)，“经过三二百年之后，世界上的生活都要变得十分美丽，不可思议的美丽”(《三姊妹》中韦士英所说)。这希望给予契珂夫的作品以潜在的温暖，就象尽管是严寒的冰天雪地，而不是无生命的月球里的死灭。
鲁迅的作品也正是这样。但鲁迅比契珂夫占了便宜的，是迟来世界二十年，后离世界三十年以上。鲁迅得以亲眼看见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革命势力的联带着的高涨，光明的前景用不着等待“三二百年之后”，竟在契珂夫去世后仅仅三二十年间便到来了。
在这儿鲁迅便和契珂夫分手了。希望成为了现实，明天变成了今天，“进步的信仰”转化为了“革命的信仰”。“做得更象样一点吧”——在契珂夫所“不能够高声地公然向人说出”的，而在后期的鲁迅却“能够高声地向人说出”了。鲁迅是由契珂夫变为了高尔基。
但是毫无疑问，鲁迅在早年一定是深切地受了契珂夫的影响的。
因而前期鲁迅在中国新文艺上所留下的成绩，我是这样感觉着，也就是契珂夫在东方播下的种子。
1944年6月14日作于重庆，为纪念契珂夫逝世四十周年。
一枝真正的钢笔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日重庆《新华日报》，原题为《韬奋先生哀词——在追悼会上讲演稿》。
邹韬奋(1895—1944)，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新闻记者、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曾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一九三六年与沈钧儒等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七君子”之一，抗战爆发后获释。又先后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积极投身爱国民主的斗争。著有《韬奋文架》三卷。
——在邹韬奋先生追悼会上的讲演辞
韬奋先生，你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位好儿子，我们中国青年的一位好兄长，中国新文化的一位好工程师。你的一生，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青年的领导，为了文化的建设，尤其在抗日战争发动以来，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是很慷慨地、很热诚地用尽了你最后的一滴血。在目前我们大家最需要你的时候，而你离开了我们，这在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呀！这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呀！(泣声和掌声。)
韬奋先生，在你自己，怕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吧。你把你自己慷慨地奉献了给人民，而你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庄严的完整的艺术品，在你自己怕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吧？(鼓掌。)要说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在目前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接近胜利的期间，而你没有可能亲眼看见中国人民的得到解放，中国青年的无拘无束的成长，反而在弥留的时候，你所接触的是中原失利的消息，湖南失利的消息。(大鼓掌。)这怕是使你含着滚热的眼泪，一直把眼睛闭不下的吧！这在我们，作为你的朋友的我们，尤其是长远的一个哀痛！是我们的努力不够，没有把胜利早一天争取得来，反而在全世界四处都是胜利的声浪中，而我们有日蹙国百里语山《诗·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的形势，增加了你临死时的哀痛。我们在今天在这儿追悼着你，至少我自己是深深地感觉着犯了很大的罪过的！但是，韬奋先生！你是真的离开了我们吗？你是真的放下了武器倒下去了吗？没有的，永远没有的。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还活着。你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青年的心里，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的心里。你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从中国的历史上，从我们人民的心目中，谁能够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呢？(鼓掌。)你的武器，你的最犀利的武器，也交代在我们手里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差不多都有你的武器，这就是这么一枝笔！你仗靠着这枝笔！为人民的解放，为反法西斯的胜利战斗了来，我们也应该仗着这枝笔，为人民的解放，为反法西斯的胜利战斗起去。(大鼓掌。)这是一枝不折不扣的名实相符的钢笔，有了这枝笔存在的地方便是民主存在的地方，没有这枝笔存在的地方便是法西斯存在的地方。(鼓掌。)象德国，日本那样法西斯国家，它们的笔是没有了，是变了质，变成了刷把。(鼓掌。)替统治者刷浆糊，(鼓掌，)刷粉墙，(鼓掌，)刷断头台，(鼓掌，)刷枪筒，(鼓掌，)甚至刷马桶。(鼓掌。)这样的刷把，早迟是要和法西斯一道，拿来抛进茅坑里去的。(鼓掌不息。)
我们中国幸而还有这一枝笔，这是你韬奋先生替我们保持了下来，我们应该要永远的保持下去。在目前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笔杆的使用是要愈见代替枪杆的地位了。枪杆只能消灭法西斯的武力，要笔杆才能消灭法西斯的生命力。邹韬奋先生，你的一生用你的血来做了这枝笔的墨，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把我们的血来灌进去。邹韬奋先生，你的一生把你的脑细胞来做了这枝笔的笔尖，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把我们的脑袋子安上去。(鼓掌。)我们要纪念你，韬奋先生，我们定要永远地保卫这枝笔杆，我们不让法西斯再有抬头的一天，不让人类的文化再有倒流的一天。这也怕就是，你通过你的笔所遗留给我们的遗嘱。(鼓掌历久不息。)
1944年10月1日
罗曼·罗兰悼辞
罗曼·罗兰先生，你是一位人生的成功者，你现在虽然休息了，可你是永远存在着的。你不仅是法兰西民族的夸耀，欧罗巴的夸耀，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夸耀。你的一生，在精神生产上的多方面的努力，对于人类的贡献非常的宏大，人类是会永远纪念着你的。你将和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伟大的灵魂们，象太空中的星群一样，永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照耀。
罗曼·罗兰先生，在二十年前你的杰作《约翰·克里斯朵夫》初次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你曾经向我们中国作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认识欧洲和亚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上升，一种是下降。上升的民族是忍耐、热烈、恒久而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趋向一切的光明：学问、美、人类爱、公众进步；而在另一方面的下降的民族是压迫的势力，是黑暗、愚昧，懒惰、迷信和野蛮。”语见《若望·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弟兄们宣言》，载一九三六年《小说月报》笫十七卷第一号。你说，只有上升的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原题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悼念罗曼·罗兰》。民族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弟兄。你说，你的祖国是自由的人类。这些话对于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是给予了多么正确的指示，多么有力的鼓励呀！
在今天的世界，正是这两种民族斗争着生死存亡的时候。你所说的上升的民族就是我们代表正义、人道的民主阵线，你所说的下降的民族就是构成轴心势力的法西斯蒂。一边是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解救人类的困厄；另一边是奴役，饥饿，活埋，杀人工场，毒气车，庞大的集中营，一个鬼哭神号的活地狱。但今天，上升的不断地上升，下降的不断地下降，光明终竟快要把黑暗征服了。我们要使全人类都不断地上升，全世界成为自由人类的共同祖国。
罗曼·罗兰先生，你伟大的法兰西民族的儿子，当你看到法兰西民族又恢复了她的光荣的自由，而你自己在这时候终结了你七十九年的人生旅程，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微笑的吧？但当你想到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兄弟的好些民族，依然还呻吟在法西斯蒂的控制下边没有得到自由，在和死亡、饥饿、奴役、恐怖作决死的斗争，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也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悲愤的吧？
但是，罗曼·罗兰先生，伟大的人类爱的使徒，你请安息吧。上升的要不断地自求上升，下降的要不断地使它下降，我们要以一切为了人类解放而英勇地战斗着的民族为模范，我们要不避任何的艰险，尽力趋向一切的光明。不避任何的艰险，尽力和黑暗、愚昧，残忍，凶暴的压迫势力、法西斯蒂、现世界的魔鬼，搏斗！我们中国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人类是必然要得到解放的，法西斯魔鬼们是必然要消灭的！
罗曼·罗兰先生，你请安息吧。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更一定要以你为模范。要象你一样，把“背后的桥梁”完全斩断，不断地前进，决不回头；要象你一样，始终走着民主的大道，把自己的根须深深插进黑土里面去，从人民大众吸收充分的营养，再从黑土里面生长出来。我们一定要依照你的宝贵指示：“每天早上，我们都得把新的工作担当起来，把前一天开始的斗争继续下去。……对于错误，对于不公正，对于死，我们必须不断地力争，为着更大的更大的胜利。”
1945年3月21日
今屈原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天地玄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
亚子先生的诗，于严整的规律中寓以纵横的才气，海内殆鲜敌手。字，行楷有魏、晋人风味，草书则脱尽町畦。这是独创一格的草书，不仅前无古人，亦恐后无来者。
这种能纵能控、亦狂亦狷的辩证的统一，似乎就是亚子先生的独特而优越的性格。亚子先生在外表上不大拘形迹，而操持却异常谨严。他的正义感，峻峭到了极端，使他有着“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语见《论语·季氏》。的原子弹式的情操。但他信仰孙中山、马克思、列宁，有明敏的博施济众的思想，把他的强烈的感情控制着了。原子弹式地任其发挥的是他的草书，有所控制不作盲目爆炸的便是他的诗。他的草书或许是他的感情的安全瓣，为了有这一安全瓣，怕也帮助了他在控制上的成功。画家尹瘦石尹瘦石，一九一九年生，江苏宜兴人，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经以亚子先生为模特儿，画过一张屈原像，这是把对象找得太好了。“佩长剑之陆离”语见屈原《九章·涉江》。者，是屈原，也是亚子。亚子，今之屈原；屈原，古之亚子也。但今屈原与古亚子毕竟有不同的地方，那似乎就在这感情控制的成功与失败上。屈原的字没有方法看见了；而他的诗，尤其象《离骚》，《天问》，确是原子弹式的诗。那样猛烈的感情无法控制，所以他的生命结果也象原子弹一样爆炸了，虽然也炸毁了一些佞臣和萧艾。
今屈原绝对不会那样任情爆炸的，他的原子能有所控制，控制向了生产方面，诗之多而精，可以寿人寿世。他的诗歌如粟菽，而他的志趣是“使有粟菽如水火”语见《孟子·尽心》。。因此，我更希望他的诗歌多多产生，而且更要平易近人，使人民大众能够接受，亦如水，亦如火。有所控制的原子能，能够象水一样普及，象火一样容易到手，那于人民大众是多么大的福利呵。或许有人要担心，成为了洪水或燎原的大火怎么办？如有要担心的那样的人存在，也就是洪水大火有时是必要的证明。
1945年10月20日夜
梅园新村之行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洪波典·南京印象》，最初发表于1946年《上海文汇报》副刊《世纪风》。
梅园新村也在国府路上，我现在要到那儿去访问。
从美术陈列馆走出，折往东走，走不好远便要从国民政府门前经过。国府也是坐北向南的，从门口望进去，相当深远，但比起别的机关来，倒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宫殿式的外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形体太小，并不威武。虽然有点近代化的写实味，也并不敢恭维为艺术品。能够没有，应该不会是一种缺陷。
从国府门前经过，再往东走，要踱过一段铁路。铁路就在国府的墙下，起初觉得似乎有损宁静，但从另一方面想了一下，真的能够这样更和市井生活接近，似乎也好。
再横过铁路和一条横街之后，走不好远，同在左侧的街道上有一条侧巷，那便是梅园新村的所在处了。
梅园新村的名字很好听？大有诗的意味。然而实地的情形却和名称完全两样。不仅没有梅花的园子，也不自成村落。这是和《百家姓》一样的散文中的散文。街道是崎岖不平，听说特种任务的机关林立，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三十号的周公馆，应该是这儿的一座绿洲了。
小巧玲珑的一座公馆。庭园有些日本风味，听说本是日本人住过的地方。园里在动土木，在右手一边堆积了些砖木器材，几位木匠师傅在加紧动工。看这情形，周公似乎有久居之意，而且似乎有这样的存心——在这个小天地里面，对于周围的眼睛，示以和平建设的轨范。
的确，我进南京城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南京城还是一篇粗杂的草稿。别的什么扬子江水闸，钱塘江水闸，那些庞大得惊人的计划暂且不忙说，单为重观瞻起见，这座首都的建设似乎是刻不容缓了。然而专爱讲体统的先生们却把所有的兴趣集中在内战的赌博上，而让这篇粗杂的草稿老是不成体统。
客厅也很小巧，没有什么装饰。除掉好些梭发之外，正中一个小圆桌，陈着一盆雨花台的文石。这文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也就象征着主人的精神。西侧的壁炉两旁，北面与食厅相隔的左右腰壁上，都有书架式的壁橱，在前应该是有书籍或小摆设陈列的，现在是空着。有绛色的帷幕掩蔽着食厅。
仅仅两个月不见，周公比在重庆时瘦多了。大约因为过于忙碌，没有理发的闲暇吧，稍嫌过长的头发愈见显得他的脸色苍白。他的境遇是最难处的，责任那么重大，事务那么繁剧，环境又那么拂逆。许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但却丝毫也不敢放松，不能放松，不肯放松。他的工作差不多经常要搞个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时间供他睡眠，有时竟至有终日不睡的时候。他曾经叹息过，他的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无益的谈判”里继续不断地消耗了。谈判也不一定真是“无益”，他所参预的谈判每每是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是和他所花费的精力比较起来，成就究竟是显得那么微末。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的悲哀，这样一位才干出类的人才，却没有更积极性的建设工作给他做。
但是，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依然是那样的有神。对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为人民，祝祷他的健康。
我自己的肠胃有点失调，周公也不大舒服，中饭时被留着同他吃了一餐面食。食后他又匆匆忙忙地外出，去参加什么会议去了。
借了办事处的一辆吉普车，我们先去拜访了莫德惠莫德惠(1881—1968)，字柳忱，生于新疆，满族人。时为政治协商会议无党无派方面代表。和青年党的代表们政治协商会议的青年党方面代表为曾琦、陈启天，杨永龄、余家菊，常乃息五人。恰巧，两处都不在家，我们便回到了中央饭店。
悼闻一多
十一日李公朴遭难，十五日闻一多遇害，同在昆明，同是领导民主运动的朋友，同遭美械凶徒的暗杀。这里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白色恐怖的阴谋摆布。下手人看起来好象是疯狂了，但其实只是一二人在暗里发纵指使。那发纵指使者的一二人，象闻一多这样自由主义的学者，竟连同他的长公子一道，都要用卑劣无耻的政治暗杀的手段来谋害，不真是已经到了绝望的绝顶吗？
谁都知道，一多出身于清华大学，是受了美国式的教育的。当他在美国留学的期间，曾经写过很多有规律的新诗，他的成就远超过徐志摩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民主》周刊第四十一期。
徐志摩(1897—1931)，名章土序，初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字志摩，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派”主要代表作家。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的成就。他虽然和创造社发生过关系，他的诗集《红烛》是由我介绍给泰东书局出版，但他从不曾有过左倾的嫌疑。回国以后一直从事于大学教育，诗虽然不再写了，而关于卜辞、金文及先秦文献的研究，成了海内有数的专家。他所走的路，不期然地和我有些类似，但我们的相见，却只有两回。一回是在抗战初期的汉口，一回是在去年七月我赴苏联时所路过的昆明。没想出昆明一别便成了永别了。在先秦文献的研究上，一多的成绩是很惊人的。《楚辞校补》得过教育部的二等奖金，读过这部著作的人，谁个不惊叹他的方法的缜密，见解的新颖，收获的丰富，完全是王念孙父子再来？我所见到的，关于《庄子内篇》的校记及若干《诗经》的今译，也无不独具只眼，前无古人。他还有很多的腹稿待写，然而今天却是永远遗失了。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呀！
谁都知道，由于政治的不民主，中国招致了九年的外寇，弄得来几乎亡国。这是国内外所共同承认的事实。爱国的文人学者们不忍坐视国家的沦亡，同时更认识到国难的症结之所在，故起而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变作风，这仅仅是最近两三年来的事。一多之参加了民主运动，也正是在这个潮流中有良心的学者的爱国行为，难道这就是犯了该死的罪吗？有一部分人的偏见，认为学者文人根本不应该过问政治，然而政治恶化到了今天，连学者文人都不能不起来过问了，这到底应该谁个负责？孙中山所拟议的国民代表大会，连学生都应该有代表参加的，谁个说学者文人们便不该过问政治？而且今天的学者文人们对于政治的要求，只是作为一个民国人民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权利的保障，要求废弃独裁，废弃一党专政，难道这便行同不轨吗？
谁都知道靠着盟邦的协助，日本投降了，我们幸而免掉了亡国之痛。亡羊补牢，尚未为晚。我们正应该力改前非，及早废弃独裁，废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从事建设，以图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这也正是我们人民今天普遍的要求，国内国外都是认为合理而且合法的，没有一丝一毫逾越了限度。然而有权责的人却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不仅不依从人民的意愿，反而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在遍地灾荒、漫天贪墨、万民涂炭、百业破产的时候，却偏偏进行着大规模的内战。而镇压人民的反对，竟不惜采用最卑劣无耻的手段来诛锄异己。不用多说，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都是在这样违背人民的反动机构之下遭受了暗杀的。今天我们看得很明显，凡是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权利的人便应该杀；凡是要求废弃独裁、要求废弃一党专政的便是罪人。有心肝的人们看，今天的中国究竟成了一个什么世界！是群众便遭美械师剿灭，是个人便遭美械特务暗杀，今天我们也有权利，请美国有心肝的人公平地看一看，看他们给予我们的援助方式，究竟是收到了怎样的效果！
枉然的，用恐怖政策来镇压人民。历史替我们证明，谁也没有成功过！恐怖不属于我们，恐怖是属于执行恐怖政策者的。人民今天已经到了死里求生的时候了，为民请命的李公朴和闻一多是从献身中得到了永生。李公朴遇难的时候，闻一多说：李公朴没有死。闻一多今天又遇难了，我也敢于说：闻一多没有死。死了的是那些失掉了人性、执行恐怖政策的一二人，他们是死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死！
1946年7月17日
论郁达夫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民主》周刊第四十一期。
我这篇小文不应该叫作“论”，只因杂志的预告已经定名为“论”，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叙述我关于达夫的尽可能的追忆的。
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一九一四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
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学的预备门。高等学校在当时有八座，东京的是第一座，在这儿有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预备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业，再进大学。我和达夫同学而且同班的，便是在东京一高的预备班的那一个时期。
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当时分为三个部门，文哲经政等科为第一部，理工科为第二部，医学为第三部。预备班也是这样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数关系，一三两部是合班教授。达夫开始是一部，后来又转到我们三部来。分发之后，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冈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学校肄业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后来他是从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毕业，我是由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在高等学校和大学的期间，因为不同校，关于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们的友谊重加亲密了起来的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后。
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发到九州帝国大学，住在九州岛的福冈市。适逢第六高等学校的同学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乡陈老先生到福冈治疗眼疾，我们同住过一个时期。我们在那时有了一个计划，打算邀集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出一种同人杂志。当时被算在同人里面的便有东京帝大的郁达夫，东京高师的田汉，熊本五高的张资平，京都三高的郑伯奇等。这就是后来的创造社的胎动时期。创造社的实际形成还是在两年之后的。
那是一九二○年的春天，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该毕业了，他懒得参加毕业考试，在四月一号要提前回国。我自己也因为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得不耐烦，也决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们的创造梦实现出来。那时候达夫曾经很感伤地写过信来给我送行，他规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记我抛别在海外的妻子。这信给我的铭感很深，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
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记得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顺便问了一下在五月一号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了无限的伤感，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家，酒瓶摆满了一个方桌。但也并没有醉到泥烂的程度。在月光下边，两人手牵着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当时在我，我是感觉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那是因为达夫指责了余家菊余家菊（1898—1976)，字渊，湖北黄陂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青年党。曾任《醒狮》编辑。著有《国家主义概论》等的误译，胡适帮忙误译者对于我们放了一次冷箭。当时我们对于胡适倒并没有什么恶感。我们是“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会毫不妥协，而对于新起的不负责任的人们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万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态度而向我们侧击。这事在胡适自己似乎也在后悔，他自认为轻易地树下了一批敌人。作者原注：他后来曾经写过一封信来，向我缓和，似道歉而又非道歉的。但经他这一激刺，倒也值得感谢，使达夫产生了一篇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即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黄仲则(1749—783)，字汉镛，江苏武进人。清代诗人。著有《两当轩全集》。《采石矶》，郁达夫的历史小说，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适在启蒙时期有过些作用，我们并不否认。但因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实情。他在文献的考证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要说到文学创作上来，他始终是门外汉。然而他的门户之见却是很森严的，他对创造社从来不曾有过好感。对于达夫，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象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我在一九二○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后，感觉着自己的力薄，文学创作的时机并未成熟，便把达夫拉回来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医学去了。医学搞毕业是一九二三年春，回到上海和达夫、仿吾同住。仿吾是从湖南东下，达夫是从安庆的法政学校解了职回来。当时我们都是无业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热烈地干了一个时期。《创造》季刊之后，继以《创造周报》、《创造日》，还出了些丛书，情形和两年前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却是窘到万分。
一九二三年秋天北大的陈豹隐教授要往苏联，有两小时的统计学打算请达夫去担任，名份是讲师。达夫困于生活也只得应允，便和我们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后的交游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达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几年，却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那些“朋友”对于他是怎样的重视了。
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沦》出现。但用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
达夫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的一个人，在北大没有当到教授，后来(一九二四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石瑛(约1879—1943)，湖北阳新人。曾先后赴欧学习海军和采矿冶金，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后任国民政府南京市市长和考试院铨叙部部长等职。到武大指当时的武昌大学。去曾经担任过教授，但因别人的政治倾向不受欢迎而自己受了连累，不久又离开了武汉。这时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来。上海有了“五卅”惨案发生，留在上海的创造社的小朋友们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来，达夫也写过一些文章。逐渐又见到创造社的复活。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我接受了广州大学文学院长的聘，又才邀约久在失业中的达夫和刚从法国回国的王独清同往广州。
达夫应该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让他做外交官，我觉得很适当。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他的缺点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了肺结核，这使他不能胜任艰剧。还有一个或许也是缺点，是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贱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广州之后只有三个月工夫，我便参加了北伐。那时达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长职务便只好交给王独清代理。假使达夫是在广州的话，我毫无疑问是要交给他的。这以后我一直在前方，广州的情形我不知道。达夫是怎样早离开了广州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又怎样和朋友们生出意见闹到脱离创造社，详细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脱离创造社以后，我们事实上是断绝了交往，他有时甚至骂过我是“官僚”。但我这个“官僚”没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后来达夫对于我是恢复了他的谅解的。
一九二八年二月到日本去亡命，这之后一年光景，创造社被封锁。亡命足足十年，达夫和我没有通过消息。在这期间的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只知道他和王映霞王映霞，一九○八年生，浙江杭州人。郁达夫妻，一九四○年五月在新加坡与郁达夫离异。女士结了婚，创作似乎并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报上看见过一段消息，说暨南大学打算聘达夫任教授，而为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原注：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头子，利用过达夫和创造社的招牌来办《现代评论》的。所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我感受着异常的惊讶。
就在芦沟桥事变前一年(一九三六年)的岁暮，达夫忽然到了日本东京，而且到我的寓所来访问。我们又把当年的友情完全恢复了。他那时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负了什么使命到东京的，我已经不记忆了。他那时也还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国去游历。就因为他来，我还叨陪着和东京的文人学士们周旋了几天。
次年的五月，达夫有电报给我，说当局有意召我回国，但以后也没有下文。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我得到大使馆方面的谅解和暗助，冒险回国。行前曾有电通知达夫，在七月十七日到上海的一天，达夫还从福建赶来，在码头上迎接着我。他那时对于当局的意态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没有恢复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个人留在上海，达夫又回福建去了。
一九三八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我又参加了工作。我推荐了达夫为设计委员，达夫挈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它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解过。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离，详细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来不可收拾了。
达夫到了南洋以后，他在星岛编报，许多青年在文学上受着他的熏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星加坡沦陷，达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说他已经牺牲，有的人说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达夫的一位公子郁飞来访问我，他把沈兹九沈兹九，一八九八年生，浙江德清人。胡愈之夫人。曾任《妇女生活》杂志主笔、上海《申报》副刊《妇女园地》编辑。写给他的回信给我看，并抄了一份给我，他允许我把它公布出来。凡是达夫的朋友，都是关心着达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艺战士假使只落得一个惨淡的结局，谁也会感觉着悲愤的吧？
郁飞小朋友：
信早收到。因为才逃难回来，所以什么事情都得从头理起，忙得很，到今天才复你，你等得很着急了吧。
你爸爸是在日本人投降后一个星期才失踪的，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大约是凶多吉少了。关于你爸爸的事是这样：在星加坡沦陷前五天，我们一同离开星加坡到了苏门答腊附近小岛上，后来又溜进了苏门答腊。那时我们大家都改名换姓，化装了生意人，谁也不知道我们的来历。有一次你爸爸不小心，讲了几句日本话，就被日本宪兵来抓去，强迫他当翻译。他没有办法，用“赵廉”这个假名在苏岛宪兵部工作了六个月。在这期间，他用尽方法掩护自己，同时帮忙华侨，所以他给当地华侨印象极好。他在逃难中间的生活很严肃。那时我们也在同一个地方，不过我们住的是乡下。他常常偷偷地来看我们，告诉我们日本人的种种暴行，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后来，他买通了一个医生，说有肺病不得不辞职，日本人才准了他。
一年半以后，星加坡来了一个汉奸，据告日本宪兵，说他在做国际间谍。当地华侨为这事被捕的很多，日本人想从华侨身上知道你爸爸是否真有间谍行为，结果谁也说没有；所以仍能平安无事。在这事发生以前，我们因为邵宗汉先生和王任叔伯伯在棉兰，要我们去，我们就去棉兰了。他和汪金丁先生和其他的朋友在乡间开了一间酒店，生意很好，就此维持生活。
直到日本人投降后，他想从此可以重见天日了，谁知一天夜里，有一个人来要求他帮忙一件事情，他就随便蹑了一双木屐从家里走出，就此一去不返。至于求诱他出去的人那是谁，现在还不清楚，大约总是日本人。我们为了这事从棉兰赶回苏，多方面打听，毫无结果。以后我们到了星加坡，又报告了英军当局，他们只说叫当地日本人去查(到现在，那里还是日军维持秩序)，那会有呢？
问题是在此：日本降后，照例兵士都得回国，而宪兵是战犯，要在当地听人民控告的。人民控告时，要有人证物证，你爸爸是最好的人证，所以他们要害死他了。而他当时没有想到这一层；没有早早离开，反而想在当地做一番事业。
你不要哭，在这几年当中，你爸爸很勇敢，很坚决，这在你也很有荣誉的。况且人总有一死的呀，希望你努力用功！再会。
你的大朋友沈兹九
看到这个“凶多吉少”的消息，达夫无疑是不在人世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象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普通一个公民，国家都要发动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我现在只好一个人在这儿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单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加莱尔(T·Carlyle，1795—1881)，通译卡莱尔，英国作家、哲学家。著有《宪章运动》、《英雄与英雄崇拜》等。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实在的，在这几年中日本人所给予我们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但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为最惨酷的吧。达夫的母亲，在往年富春失守时，她不肯逃亡，便在故乡饿死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陷富阳的日军强迫郁达夫的母亲陆氏驮运货物，郁母于夜间躲入住宅夹壁中，同月三十一日终因冻饿致死。达夫的胞兄郁华(曼陀)先生，名画家郁风的父亲，在上海为伪组织所暗杀。夫人王映霞离了婚，已经和别的先生结合。儿子呢？听说小的两个在家乡，大的一个郁飞是靠着父执的资助，前几天飞往上海去了。自己呢？准定是遭了毒手。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达夫的遭遇为什么竟要有这样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1946年月3月6日
鲁迅与王国维
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但我很抱歉，在两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见过面，在他们的死后，我才认识了他们的卓越贡献。毫无疑问，我是一位后知后觉的人。
我第一次接触鲁迅先生的著作是在一九二○年《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文艺栏里面收了四篇东西，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作者和作品的题目都不记得了。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那时候雁冰先生还没有用茅盾的笔名)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头发的故事》给予我的铭感很深。那时候我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医科二年生，我还不知道鲁迅是谁，我只是为作品抱了不平。为什么好的创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说的译文的次位去了？那时候编《学灯》栏的是李石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海《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三期
李石岑(1892—1934)，又名邦藩，湖南醴陵人。“五四”前后历任《民铎》杂志、《时事新报·学灯》、《教育杂志》主编。后又任上海中国公学、广州暨南大学教授。著有《美学之原理》。我为此曾写信给他，说创作是处女，应该尊重，翻译是媒婆，应该客气一点。这信在他所主编的《民铎杂志》月刊。一九一六年六月创刊于东京，一九三一年一月终刊。发表了。我却没有料到，这几句话反而惹起了鲁迅先生和其他朋友们的不愉快，屡次被引用来作为我乃至创造社同人们藐视翻译的罪状。其实我写那封信的时候，创造社根本还没有成形的。
有好些文坛上的纠纷，大体上就是由这些小小的误会引起来了。但我自己也委实傲慢，我对于鲁迅的作品一向很少阅读。记得《呐喊》初出版时，我只读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便搁置了。一直到鲁迅死后，那时我还在日本亡命，才由友人的帮助，把所能搜集到的单行本，搜集了来饱读了一遍。象《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我只读过增田涉的日译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读过原文。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
事实上我们是有过一次可以见面的机会的。那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九二七年年底，鲁迅已经辞卸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回到了上海，我也从汕头、香港逃回到上海来了。在这时，经由郑伯奇、蒋光慈诸兄的中介曾经酝酿过一次切实的合作。我们打算恢复《创造周报》，适应着当时的革命剉折期，想以青年为对象，培植并维系着青年们的革命信仰。我们邀请鲁迅合作，竟获得了同意，并曾经在报上登出过《周报》复刊的广告。鲁迅先生列第一名，我以麦克昂的假名列在第二，其次是仿吾、光慈、伯奇诸人。那时本来可以和鲁迅见面的，但因为我是失掉了自由的人，怕惹出意外的牵累，不免有些踌蹰。而正在我这踌蹰的时候，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回国了，他们以新进气锐的姿态加入阵线，首先便不同意我那种“退撄”的办法，认为《创造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没有恢复的必要，要重新另起炉灶。结果我退让了。接着又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掉。病后我亡命到日本，创造社的事情以后我就没有积极过问了。和鲁迅的合作，就这样不仅半途而废，而且不幸的是更引起了猛烈的论战，几乎弄得来不可收拾。这些往事，我今天来重提，只是表明我自己的遗憾。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真可以说是失诸交臂。
关于王国维的著作，我在一九二一年的夏天，读过他的《宋元戏曲史》。那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小本子。我那时住在泰东书局的编辑所里面，为了换取食宿费，答应了书局的要求，着手编印《西厢》。就因为有这样的必要，我参考过《宋元戏曲史》。读后，认为是有价值的一部好书。但我也并没有更进一步去追求王国维的其它著作，甚至王国维究竟是什么人，我也没有十分过问。那时候王国维在担任哈同哈同(S．A．Hardoon，1847—1931)，英国籍犹太人。一八七四年来华后，在上海开办哈同银行，曾投资出版《艺术丛编》，创办仓圣明智大学。办的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大约他就住在哈同花园里面的吧。而我自己在哈同路的民厚南里也住过一些时间，可以说居处近在咫尺。但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假使当年我知道了王国维在担任那个大学的教授，说不定我从心里便把他鄙弃了。我住在民厚南里的时候，哈同花园的本身在我便是一个憎恨。连那什么“仓圣明智”等字样只觉得是可以令人作呕的狗粪上的霉菌。
真正认识了王国维，也是在我亡命日本的时候。那是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我已经开始作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甲骨文、金文发生了接触。就在这时候，我在东京的一个私人图书馆东洋文库里面，才读到了《观堂集林》，王国维自己编订的第一个全集(《王国维全集》一共有三种)。他在史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了。然而这已经是王国维去世后一年多的事。
这两位大师，鲁迅和王国维，在生前都有可能见面的机会，而我没有见到，而在死后却同样以他们的遗著吸引了我的几乎全部的注意。就因为这样，我每每总要把他们两位的名字和业绩联想起来。我时常这样作想：假使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的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可惜我对于两位的生前都不曾接近，著作以外的生活态度，思想历程，及一切的客观环境，我都缺乏直接的亲炙。因此我对于这项工作虽然感觉兴趣，而要让我来作，却自认为甚不适当。六年前，在鲁迅逝世第四周年纪念会上，我在重庆曾经作过一次讲演，简单地把两位先生作过一番比较。我的意思是想引起更适当的人来从事研究，但六年以来，影响却依然是沉寂的。有一次许寿裳先生问过我，我那一次的讲演，究竟有没有底稿。可见许先生对于这事很注意。底稿我是没有的，我倒感觉着：假使让许先生来写这样的题目，那必然是更适当了。许先生是鲁迅的至友，关于鲁迅的一切知道得很详，而同王国维想来也必定相识，他们在北京城的学术雰围气里同处了五年，以许先生的学力和衡鑑必然更能够对王国维作正确的批判。但我不知道许先生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兴趣。
首先我所感觉着的，是王国维和鲁迅相同的地方太多。王国维生于一八七七年，长鲁迅五岁，死于一九二七年，比鲁迅早死九年，他们可以说是正整同时代的人。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鲁迅生于浙江绍兴，自然要算是同乡。他们两人幼年时家况都很不好。王国维经过上海的东文学社罗振玉、蒋伯斧等于一八九七年左右发起组织的学术团体，主要研究日本文化。以一九○一年赴日本留学，进过东京的物理学校。鲁迅则经过南京的水师学堂，路矿学堂，以一九○二年赴日本留学，进过东京的弘文学院，两年后又进过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王国维研究物理学只有一年，没有继续，而鲁迅研究医学也只有一年。两位都是受过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的。两位都喜欢文艺和哲学，而尤其有趣的是都曾醉心过尼采。这理由是容易说明的，因为在本世纪初期，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两位回国后都曾从事于教育工作。王国维以一九○三年曾任南通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心理、伦理、哲学，一九○四年转任苏州师范学堂教习，除心理、伦理、哲学之外，更曾担任过社会学的讲座。鲁迅则以一九○九年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的教员，第二年曾经短期担任过绍兴中学的教员兼监学，又第二年即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担任了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就这样在同样担任过师范教育之后，更有趣的是，复同样进了教育部，参加了教育行政工作。王国维是以一九○六年在当时的学部(即后来的教育部)总务司行走，其后改充京师图书馆的编译，旋复充任名词馆的协调。都是属于学部的，任职至辛亥革命而止。鲁迅则以一九一二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的部员，初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迁北京，又改为佥事，任职直至一九二六年。而到晚年来，又同样从事大学教育，王国维担任过北京大学的通信导师，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鲁迅则担任过北大、北京师大、北京女子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的讲师或教授。
两位的履历，就这样，相似到实在可以令人惊异的地步。而两位的思想历程和治学的方法及态度，也差不多有同样令人惊异的相似。他们两位都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于旧学都在幼年已经储备了相当的积蓄，而又同受了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他们想要成为物理学家或医学家的志望虽然没有达到，但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回治旧学或创作，却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王国维的力量后来多多用在史学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鲁迅对于先秦古物虽然不大致力，而对于秦以后的金石铭刻，尤其北朝的造象与隋唐的墓志等，听说都有丰富的搜罗，但可惜关于这方面的成绩，我们在《全集》中不能够见到。大抵两位在研究国故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承继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他们爱搜罗古物，辑录逸书，校订典集，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的力量则多多用在文艺创作方面，在这方面的伟大的成就差不多掩盖了他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业绩，一般人所了解的鲁迅大抵是这一方面。就和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一样，鲁迅是新文艺的开山。但王国维初年也同样是对于文学感觉兴趣的人。他曾经介绍过歌德的《浮士德》，根据叔本华叔本华(A·Se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著有《世界即意志和表象》。的美学思想写过《红楼梦评论》，尽力赞美元曲，而在词曲的意境中提倡“不隔”的理论(“不隔”是直观自然，不假修饰)。自己对于诗词的写作，尤其词，很有自信，而且曾经有过这样的志愿，想写戏曲。据这些看来，三十岁以前，王国维分明是一位文学家。假如这个志趣不中断，照着他的理论和素养发展下去，他在文学上的建树必然更有可观，而且说不定也能打破旧有的窠臼，而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前驱者的。
两位都富于理性，养成了科学的头脑，这很容易得到公认。但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偏枯，他们是厚于感情，而特别是笃于友谊的。和王国维“相识将近三十年”的殷南先生所写的《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里面有这样的一节话：“他平生的交游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见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愿意多说话的，所以有许多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孤僻冷酷的人。但是其实不然，他对于熟人很爱谈天，不但是谈学问，尤其爱谈国内外的时事。他对于质疑问难的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偶尔遇到辩难的时候，他也不坚持他的主观的见解，有时也可以抛弃他的主张。真不失真正学者的态度。”(见述学社《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国学月报，一九二四年五月由述学社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九年一月终刊。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这样的态度，据我从鲁迅的亲近者所得来的认识，似乎和鲁迅的态度也很类似。据说鲁迅对于不甚相熟的朋友也不愿意多说话，因此有好些人也似乎以为鲁迅是一位孤僻冷酷的人。但他对于熟人或质疑问难的人，却一样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两位都获得了许多青年的爱戴，即此也可以证明，他们的性格是博爱容众的。
但在这相同的种种迹象之外，却有不能混淆的断然不同的大节所在之处。那便是鲁迅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王国维很不幸地早生了几年，做了几年清朝的官；到了一九二三年更不幸地受了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这样的一个菲薄的蜘蛛网，却把他紧紧套着了。在一九二七年的夏间，国民革命军在河南打败了张作霖，一部分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而他却在六月二日(农历五月三日)跳进颐和园的湖水里面淹死了。在表面上看来，他的一生好象很眷念着旧朝，入了民国之后虽然已经十六年，而他始终不曾剪去发辫，俨然以清室遗臣自居。这是和鲁迅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是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独于在这生活实践上却呈出了极大的矛盾。清朝的遗老们在王国维死了之后，曾谥之为忠悫公，这谥号与其说在尊敬他，无宁是在骂他。忠而悫，不是骂他是愚忠吗？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泽的大遗老们，在清朝灭亡时不曾有人死节，就连身居太师太傅之职的徐世昌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天津人，清末曾任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等职。一九一八年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后来不是都做过民国的总统吗？而一个小小的亡国后的五品官，到了民国十六年却还要“殉节”，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吗？遗老们在下意识中实在流露了对于他的嘲悯。不过问题有点蹊跷，知道底里的人能够为王国维辩白。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而是别有死因的。他临死前写好了的遗书，重要的几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来。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不迟。他为什么要那样着急？所以他的自杀，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为“殉节”看待。据说他的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杀的路。前举殷南先生的文字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所谓“挚友之绝”，所指的应该就是这件事。伪君子罗振玉，后来出仕伪满，可以说已经沦为了真小人，我们今天丝毫也没有替他隐讳的必要了。我很希望深知王国维的身世的人，把这一段隐事更详细地表露出来，替王国维洗冤，并彰明罗振玉的罪恶。
但我在这儿，主要的目的是想提说一项重要的关系，就是朋友或者师友。这项关系在古时也很知道重视，把它作为五伦之一，而在今天看来，它的重要性更是有增无已了。这也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人的成就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数。王国维和鲁迅的主要不同处，差不多就判别在他们所有的这个朋友关系上面。王国维之所以划然止步，甚至遭到牺牲，主要的也就是朋友害了他。而鲁迅之所以始终前进，一直在时代的前头，未始也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且让我更就两位的这一项关系来叙述一下吧。
罗振玉对于王国维的一生是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人，王国维受了他不少的帮助是事实，然而也受了他不少的束缚更是难移的铁案。王国维少年时代是很贫寒的。二十二岁时到上海入东文学社的时候，是半工半读的性质，在那个时候为罗振玉所赏识，便一直受到了他的帮助。后来他们两个人差不多始终没有分离过。罗振玉办《农学报》，办《教育世界》，都靠着王国维帮忙，王国维进学部做官也是出于罗的引荐。辛亥革命以后，罗到日本亡命，王也跟着他。罗是一位蒐藏家，所藏的古器物、拓本、书籍，甚为丰富。在亡命生活中，让王得到了静心研究的机会，于是便规范了三十以后的学术的成就。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了给罗，而使罗坐享盛名。例如《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实际上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单只这一事也足证罗之卑劣无耻，而王是怎样的克己无私，报人以德了。同样的事情尚有《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和《重辑仓颉篇》等书，都本是王所编次的，而书上却署的是姬觉弥的名字。这也和鲁迅辑成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而用乃弟周作人名字印行的相仿佛。就因为这样的关系，王更得与一批遗老或准遗老沈曾植、柯绍忞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官居刑部主事。著有《寐叟题跋》、《寐叟乙卯稿》等。柯绍忞(1850—1933)，原名邵忞，字凤荪，山东胶县人。曾任清廷翰林院编修等职。著有《新元史》、《文献通考注》等。之伦相识，更因缘而被征召入清宫，一层层封建的网便把王封锁着了。厚于情谊的王国维不能自拔，便逐渐逐渐地被强迫成为了一位“遗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罗振玉是一位极端的伪君子，他以假古董骗日本人的钱，日本人类能言之。他的自充遗老，其实也是一片虚伪，聊借此以沽誉钓名而已。玉国维的一生受了这样一位伪君子的束缚，实在是莫大的遗憾。假使王国维初年所遇到的不是这样一位落伍的虚伪者，又或者这位虚伪者比王国维早死若干年，王的晚年或许不会落到那样悲剧的结局吧。王的自杀，无疑是学术界的一个损失。
鲁迅的朋友关系便幸运得多。鲁迅在留学日本的期中便师事过章太炎。章太炎的晚年虽然不一定为鲁迅所悦服，但早年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无疑是给了鲁迅以深厚的影响的。在章太炎之外，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光复会、同盟会会员。民国初年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对京大学校长等职。“九一八”后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著有《蔡元培选集》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的。蔡、鲁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差不多有点象罗、王之间的关系。或许不正确吧？然而他们相互间的影响却恰恰相反。鲁迅此外的朋友，年辈相同的如许寿裳、钱玄同钱玄同(1887—1939)，名夏，字德潜，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文字学音篇》《古音无邪无纽证》等。年轻一些的如瞿秋白、茅盾，以及成为了终生伴侣的许广平，这些先生们在接受了鲁迅的影响之一面，应该对于鲁迅也发生了回报的影响。就连有一个时期曾经和鲁迅笔战过的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鲁迅也明明说过是被他们逼着阅读了好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文艺理论的书籍的。我这样说，但请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我有意抹杀鲁迅的主观上的努力。我丝毫也没有那样的意思。我认为朋友的关系是相互的，这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也就是一种阶级关系，我们固然谁也不能够脱离这种关系的影响，然而单靠这种关系，也不一定会收获到如愿的成就。例如岂明老人即周作人。的环境和社会关系应该和鲁迅的是大同小异的吧，然而成就却相反。这也就足以证明主观努力是断然不能抹杀的了。
准上所述，王国维和鲁迅的精神发展过程，确实是有很多地方相同，然而在很关重要的地方也确实是有很大的相异。在大体上两位在幼年乃至少年时代都受过些封建社会的影响。他们从这里蜕变了出来，不可忽视地，两位都曾经经历过一段浪漫主义的时期。王国维喜欢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和文艺，鲁迅也喜欢尼采，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鲁迅的早年译著都浓厚地带着浪漫派的风味。这层我们不要忽略。经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两位都走了写实主义的道路，虽然发展的方向各有不同，一位偏重于学术研究，一位偏重于文艺创作，然而方法和态度确是相同的。到这儿，两位所经历的是同样的过程，但从这儿以往便生出了悬隔。王国维停顿在旧写实主义的阶段上，受着重重束缚不能自拔，最后只好以死来解决自己的苦闷，事实上是成了苦闷的俘虏。鲁迅则从此骎骎日进了。他从旧写实主义突进到新现实主义的阶段，解脱了一切旧时代的桎梏，而认定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神圣任务。他扫荡了敌人，也扫荡了苦闷。虽然他是为肺结核的亢进而终止了战斗，事实上他是克服了死而大踏步地前进了。
就这样，对于王国维的死我们至今感觉着惋惜，而对于鲁迅的死我们却始终感觉着庄严。王国维好象还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而鲁迅则是一个伟大的完成。
我要再说一遍，两位都是我所钦佩的，他们的影响都会永垂不朽。在这儿我倒可以负责推荐，并补充一项两位完全相同的地方，那便是他们都有很好的《全集》传世。《王国维遗书全集》(商务版，其中包括《观堂集林》)和《鲁迅全集》这两部书，倒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啊！
但我有点惶恐，我目前写着这篇小论时，两个《全集》都不在我的手边，而我仅凭着一本《国学月报》的《王静安先生专号》和许广平先生借给我的一份《鲁迅先生年谱》的校样，因此我只能写出这么一点白描式的轮廓，我是应该向读者告罪的。
再还有一点余波也让它在这儿摇曳一下吧。我听说两位都喜欢吸香烟，而且都是连珠炮式的吸法。两位也都患着肺结核，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没有被这种痼疾所征服。特别是这后一项，对于不幸而患了同样病症的朋友，或许不失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吧。
1946年9月14日
让李公朴永远抱着一个孩子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天地玄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群众》周刊第十一卷第十二期。
李公朴(1900—1946)，江苏扬州人。一九四五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我并不是偶像崇拜者，但我今天要把李公朴塑成一尊民主的偶像。他为民主运动而流尽了他最后一珠血。他的精神和民主运动有机地生合了起来，只要人民还存在着的一天，永远会发生着鼓励的作用的。
因而我要向我们中国的雕刻家或画家们建议：假使有人要替李公朴造像，希望不要单造一个李公朴，一定要象圣母像那样，抱一个孩子在怀里，而且要脸贴脸地呈现着十分和亲的神气。
我和李公朴虽然相识得很久，知道他很有才干，是一位直爽的人，但并没有达到心悦诚服的地步。较场口事件以来，他和我更亲密了，每肯到我天官府的寓里来，来时总爱抱着我的小孩子中的任何一个和他亲脸。
公朴说：他顶欢喜小孩子。
在这儿我把公朴的本质认清楚了。有人如要问民主精神应该怎样形象化？我可毫不踌蹰，这样地告诉他：象公朴抱着小孩子的那种和亲的态度就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让公朴怀里永远抱着一个孩子吧！他是为中国今后世世代代的孩子们流尽了最后一珠血，也让中国今后世世代代的孩子们因他的献身而无灾无难地成长。
只有法西斯蒂才会相信，李公朴是死了，被他们用美国特种手枪打死了。让他们去向洋记爷爷报功吧，多谢洋记爷爷大老板给了他们美械师，更给了他们美械特务。
我曾经幻想过，让那些抱枪的人也转过心向来抱抱孩子。今天我可知道那完全是妄想了。相信武器万能的人只好让他相信到象墨索里尼一样的最后一刻。
我也曾经幻想过：帝国主义者经过了第二次大战的惨痛，似乎可以变质了，世界似乎可以不流血地走向大同，今天我可遭逢着了血的嘲笑。希特勒毕竟还是活着，他还要活到第二个“柏林”完全被毁灭的一天。
1946年7月15日
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天地玄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一九四一年在重庆的一大部分做诗的人不期然地把旧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立地便得到普遍的响应。但只公开地纪念了一年，以后便只好由少数人静悄悄来举行纪念了。原因是文运大员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张道藩等人于一九四○年十一月拼凑的文化工作运动委员会的人员。不高兴这个举动，据说是，节日很多，为什么要把端午定成诗人节？诗人很多，为什么要纪念屈原？在这前后关于屈原也就展开了政治上的斗争。有的人说，屈原那样的人根本值不得纪念的，恃才扬己，诽谤当道，而终于独善其身，消极自杀，这样狂诞偏激的人，在我们目前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当然在今天还要来纪念屈原的人，也就是狂诞偏激之徒，有意恃才扬已，有意诽谤当道，而最好是跟着屈原消极自杀，也就乐得干净的了。太不安分了，公然要纪念屈原！
我自己就是这不安分的一个人，而且也就是被人们最希望我赶快自杀的一个。然而我的不安分却真是到了家，对于屈原的一切我都喜欢，而独于不喜欢他的自杀，因此要想我跳进扬子江或黄浦滩，那恐怕就只好等待“自行失足落水”了。
真的，除掉自杀这一点之外，我对于屈原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喜欢的。首先我喜欢他是尊重人民的人，例如他说：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哀心。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第一、二句见屈原《离骚》第三句见《哀郢》，第四句见《九章·抽思》。
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流涕，而天恨人，而克制自已，不作逃避现实的隐遁，试问不是真正尊重人民、爱护人民，而且这尊重爱护之念既深且切的人，谁个能够这样？屈原无疑是一位政治性很浓重的诗人，而他的政治观点就是替人民除去灾难，对内是摒弃压迫人民的吸血佞幸，对外是反抗侵略成性的强权国家，要依人民的意见来处理国政，团结善邻，对于强权拒绝屈膝。这无论怎么说应该是相正确的主张，然而却为当时的当道所不容，而采取了相反的道路以致“民离散而相失”语见屈原《哀郢》。就在屈原在世的当时几几乎到了国族沦亡的惨痛。他是爱国爱民的人，你叫他怎么能不诽谤，能不怨望？爱得深便恨得切，他的诽谤和怨望，要使千载的大员们都感觉着震恐，这是理所当然，而在今天一些不安分的人要崇拜他，唉，那也就是势所必然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的诗形式。那完全采取的是民歌民谣的体裁，而把它扩大了，更加组织化了。他所创造的“骚体”以“兮”字的反复出现为其特征，这本来是古代民歌民谣的唱诵口调。在今天读音变了，虽然显得文诌诌，甚至文人的别名也就叫作“骚人”，但假如懂得古音去读，那秘密便立地解释了。“兮”字古音是读如“啊”，这是清代音韵学者孔广森的一个发明。晓得了这个发音，你去读《楚辞》以及凡有“兮”字的古歌谣，便可以知道那完全是和言语近亲的音调。跟着你也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便是在《诗经》中属于庙堂文学的《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等何以不用“兮”字(用者极少)，而属于民间文学的《国风》，何以多用“兮”字了。跟着你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便是用“兮”字的民间歌谣是无分南北的，以前的人认《楚辞》为南方文体，不同于北方的“雅”、“颂”，从地域上来解释二者的差异，那完全是错误的见解。《楚辞》与“雅”，“颂”的不同是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不同。《楚辞》式的平民文学在北方也有，“雅”、“颂”式的贵族文学在南方也有。前者有《国风》及其它古歌谣可证，后者有徐、楚、吴、越的有韵的钟鼎铭文可证。
从这两方面来考察，我们便可以看出屈原的伟大，他的诗意识是人民意识，他的诗形式是民间形式，他是彻内彻外的一个人民诗人。他要享受两千多年来的民族崇敬，那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今天的诗人们正是意识着要遵守这样的道路。屈原在诗人们的心中便形成了庄严的形象，而把相传是他的死日的端午节，由人民的节日更规划为诗人节，而加以双重的纪念，那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无可否认，屈原是成为了一个偶像。他是人民意识的形象化，人民文艺的形象化。这样的偶像，不仅不应该打倒，而且也没有方法打倒的。屈原在生前虽然受着迫害而终至于自杀，但他死后两千多年，人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愿与人民为敌的人，觉得这个偶像是眼中钉，要想用政治的力量来加以再毁灭，那只是徒劳的幻想。诗人节在今年，又全国规模地复活了，这对于那些文运大员们的反抗，不是的首朗诵诗式的宏亮一回答吗？
但也有一种与政治的逆流无直接关系的偶像破坏的主张，那便是“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崭新学说的出现。这学说在三年前在成都纪念诗人节的时候，由孙次舟教授在纪念会的演说上公开发表了。孙先生是一位学者，他是以一位史学家的立场来发表他的新说，也和十几年前胡适发表他的屈原是虚构人物说一九二一年六月，胡适在一次读书会的讲演中提出屈是否真有其人的怀疑。后整理成《读<楚辞>》一文，收入一九二四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二集一卷。一样，在孙先生本人可能没有什么政治的意义。不幸孙先生的新说，恰好发表在政治逆流激荡的时候，仿佛就和大员们在相呼应的一样，要摧毁这个人民意识的形象，人民文艺的形象，因而便遭受到剧烈的反击。这可以说是孙先生的不幸。今天让我们平心静气的来检讨孙先生新说的根据吧。
原文不在手边，恕我不能作详细的征引，大体上的论证是这样的。在古希腊、罗马凡是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多是奴隶，中国古时也有这种倾向，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故如汉代的司马相如、东方曼倩之流是文学弄臣，而在秦前如淳于髡是齐之赘婿，宋玉是楚之小臣，和倡优之为弄臣，实在是并无差别。屈原是文学之士，已然逃不脱这样的命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离骚》，把君臣的关系比成男女的关系，而叙述自己的身份时如妇人女子。例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大有搔首弄姿之态。这就足证屈原不仅是一位文学奴隶，而且是楚怀王的一位男妾了。这样的一番偶像破坏实在是相当彻底。假如纯粹出诸感情来加以反讥，实在是不能使孙先生心服，而且也不能解决问题。因此继孙先生之后也就有闻一多的《屈原问题》出现(《中原》杂志二卷二期)，闻先生承认孙先生的说法，但加了一个转语，便是屈原诚然是文学弄臣，但他能够革命，所以愈见值得崇敬。这问题似乎也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的确，那样崇高的一位革命文学家，他的身份本来是一位弄臣，比起本来是一位贵族的来，似乎更值得尊敬了。不过我嫌这个说法，论证依然不够。
在奴隶社会里面搞文艺的多是奴隶，而不必都是奴隶。屈原是楚国的贵族三闾大夫，毕竟和淳于髡、宋玉等不同。问题应该在“蛾眉”与“善淫”这样的字面了。《诗经·卫风》里有“螓首蛾眉”是形容卫庄姜的容貌的，后世辞人便把这样的字面作为了形容女性的专词，但在古时这样的字面还没有这样特殊化的时候，应该可以有更广泛的使用的。女子的眉毛秀丽，就跟蛾子的那样，自然可以称为“蛾眉”；男子的眉毛秀丽，也就跟蛾子的那样，难道就不可以称为“蛾眉”吗？古人质实，自己美就说自己美，美得怎样就说美得怎样，我们不能因为屈原自述“蛾眉”，便断定他自比女子。善淫的谣诼倒应该和宫廷的女性有关的，特别是那位宠姬郑袖，我倒感觉着她对于屈原这位美男子起过野心，唯因野心不遂；后来才加以反噬。《卜居》《楚辞》篇名。东汉王逸注为屈原所作，近世研究者多有怀疑。里面不是透露了这个消息吗？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这位“妇人”，不应该是泛无所指。因此我感觉着屈原是文学弄臣，甚至是龙阳之说，证据不够。并不是想在这儿替屈原争身份，只想求其真实。假使真是一位文学弄臣而能怀抱着那样强烈的人民意识，这比本来是贵族的还要难于说明，因为那样的见解是过于以意识决定存在了。
1946年5月24日
痛失人师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天地玄黄》，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
自从我认识陶行知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濬，安徽歙县人。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从事教育事业，创办生活教育社等。著有《中国教育改造》，《行知诗歌集》等。以来，我心里隐隐怀着一个疑团。我总觉得陶先生的脸色不大正常，是一种不很健康的表征。但我不曾听见他说过有什么病。到他昨天因脑溢血而突然去世，我才知道他有血压过高的宿症，我的八九年来的疑团也就冰释了。
知道了他有这样的病，更增加了我对于他的敬仰。他向来没有把这样的苦痛告诉过人，而且根本没有把这种苦痛放在眼里，他一直是忍受着这种苦痛，以献身的精神从事着他的事业的。血压高的人，容易兴奋或冲动，但他却丝毫没有那样的倾向。他处事接物，诚恳和易，十分耐烦；说话做文也蕴藉幽默，没有什么火气。这些可以证明，他的修养工夫确实是做到了忘我的地步。
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是二十三日的晚上，他和好些朋友在我寓里谈了很久的话。八点钟，我们又同赴一位朋友的邀宴，在十点钟左右我们便分手了。他那时丝毫也没有呈现出什么异状。在分手时，我还半开玩笑地请他保重身体，“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呢”，我这样对他说。“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准定榜上有名的”，他也半开玩笑地这样回答了。我现在想起来，这“黑榜探花”倒成了事实了，他恰巧是李公朴、闻一多遇刺以来为民主而死的第三名。迟李公朴十五天，迟闻一多十一天，而都同在这七月里面。真真是多事的七月，可诅咒的七月！
古人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逢。”这话在今天尤其感觉真切。有学问知识的人比较容易找，而有人格修养的人实在是如象凤毛麟角。陶先生就是这凤毛麟角当中的一位出色者，而今天他忽然倒下去了。尽管说陶先生精神不死，但一个人在和一个人不在，究竟是两样；而何况象陶先生那样的人和他那样的工作，实在是不容易找到替手的。我愿和千千万万的受了陶行知的熏陶的年青朋友们同声一哭。
1946年7月26日
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
本篇选自《郭诗若全集·文学编》第7篇《南冠草》
中国历史上有夏完淳这个人物的存在，可以说是奇迹。他生于明崇祯四年辛未(1631)，死于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仅仅十七岁。他是江苏松江县人，父亲是明末有名的名士夏允彝，虽然不是东林党人，但受了东林党的影响，在地方上起着很大的作用。明朝走到了末路，满清入关，他们父子两人曾屡次毁家纾难，参加并领导地方上的抗清工作，结果依然是失败。父亲在早一年的八月跳水自杀，儿子迟了一年，为满清所捕，在南京被汉奸洪承畴把他杀了。
年仅十七岁，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便能踊跃从军慷慨殉难，已经就是一件奇事；而尤其出奇的是他已经是近于成熟的一位诗人。他有一篇万言的《大哀赋》，死前一年所作，是摹仿庾信的《哀江南》，而沉痛顽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云“四岁能属文”，“五岁知五经”，足见他的确是一位早熟的所谓神童。他有遗集传世，曰《夏节愍全集》，是庄师洛、何其伟、陈均诸人替他收集起来的，合共十卷，又补遗二卷，收集得相当完备。“节愍”是乾隆末年(1776年)对明室死难诸臣的追谥，为很多人所共通，并不为夏完淳所专有。集中所收诗赋词曲，书序论檄，各体具备，大率可读。
但这位少年诗人，尽管在清代受过追谥，也有人为他收纂遗集，却因他是积极的抗清分子，事迹终不甚为人注意，而诗文也多丧佚了。入了民国，也一直到抗战发生以后，才深切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关于他的研究有汪辟疆先生的《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夏完淳》(曾发表于重庆版《时事新报》学灯栏)，柳亚子先生的《江左少年夏完淳传》(现收入《怀旧集》)。更有一些人把他写成戏剧，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人。我的剧本，叫《南冠草》，这是采用他被捕后至死为止的一部诗集的名字。在重庆曾经演出，演出时由导演洪深先生改用了他临死一首诗中的一句——“金风剪玉衣”为名。因此夏完淳的事迹在抗战后期的大后方是传得相当普遍了。
夏完淳的不可及处，是他很年青而有很高的文艺上的成就，既长于文艺而却没有一般文士的方巾气，居然“十五从军，十七授命”，表现了大丈夫的气概。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便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简单的“神童”两个字不仅没有把问题阐明，而且使问题神秘化了。这样的判断，我们是不能够满足的。我曾经加以解释，认为是和他所受的教育与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他有很好的父母师长，和同样聪明的妹妹亲戚。他的幼年时代的环境差不多是最近于理想的环境。在实践方面，也同样受了他的父亲夏允彝和师长陈卧子的感召，他们父子师弟三人是同志，父与师都死难殉节了，他为义气所迫，很自发地也就走到慷慨殉国的道路。这教育的力量，时代精神的领导，是值得我们强调的。
但我们在今天也可以公平地加上一个判断，便是夏完淳的成就是属于旧时代，他的意识和行动并没有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传统。不错，他是忠君爱国的，他的民族意识很强。但他有民族意识而缺乏人民意识，他忠君而不计所忠者为何等的人君？他爱国而不问所爱者是否人民的祖国？他只是在忠与爱的观念中守死善道而已。故他对于满清固然反对，而对于李自成也不表同情。当李自成入京，把崇祯帝逼到煤山上吊之后，江南的士大夫大闹其哭庙，夏完淳也正领导其“江左少年”大做其檄文讨逆。就连他对于异民族的抗拒，其实也是根据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而来，并不是因为异民族的屠害人民，而是因为裂冠毁裳，雉发易俗，有损礼教。这的确是夏完淳和他的一类型人所受着的思想上或阶级上的限制。夏完淳毕竟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实即地主阶级)的一个完好的代表而已。
我这样判断，或许有人会说我过苛，是拿现代意识来批评三百年前的古人。假使是这样，那我的确是太不公平了，我尽可以被人指责为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但我并不是这样，我是另外认识了一位与夏完淳同时而比他稍年长的人，拿来做着批评的标准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河南县举人，跟着李自成造反的李岩。他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他的父亲是做过兵部尚书的。虽然他的造反是由于腐败的官吏逼成的，但他终于造了反，而且有了他的参加，使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充分地带上了人民意识，而使那革命几乎成功了。关于李岩的遗事，我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搜罗得相当详尽，我要请读者参考一下，并请把李岩和夏完淳来作一比较，那便可以知道，我对于夏完淳的批评是一点也不过苛的了。
但我在这里要揭露一番我自己的一项近于徒劳的粉饰工作。我因为过于爱慕夏完淳，我想使他成为完美无缺，更加以在抗战期间有团结内部的必要，当我写《南冠草》剧本的时候，我曾苦心孤诣地想把夏完淳的活动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革命结合起来。写他曾有心去投依张李而没有达到目的。我找遍了他的全集，没有找出什么痕迹。《大哀赋》上有两句：“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则西蜀无弦”，我认为上句是隐示李自成，那时李已在九宫山被杀。下句是隐示张献忠，张那时尚留于西蜀。但这实在是非常勉强的。但我就靠着这非常勉强的证据，在剧本中和剧本的后记中，公然把夏完淳写成了那样进步的一位人物。我在这儿实在是应该招认，我是不免有点阿好。其实不必把夏完淳写成那样，他倒要更完整些。他之不能更前进到那一步，我们并不能怪他。我们也可以拿另外一位历史人物来和他作比较，那便是“四大名儒”之一的王夫之了。王夫之也是富于民族意识的人，而同样缺乏人民意识。当张献忠入湖南，曾礼聘王夫之，而他藏匿起来不肯从贼。张把王的父亲绑了去要挟，王自毁乘肩舆而往，结果是张献忠看他固执，把他们父子两人同时释放了。连王夫之都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怪夏完淳呢？不过夏完淳在积极起来抗清之后，文字上便再没有不满张李等人的痕迹了。这倒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民族意识觉醒了之后的夏完淳，他的阶级意识是失掉了它的执扭性的。
现在是更强大的帝国主义侵蚀着我们的时候，而有些人却比洪承畴还要无耻，夏完淳的民族性的强烈，倒依然是值得我们颂扬的。
1948年8月5日于香港
《鲁迅诗稿》序
本篇发表于1961年9月号《上海文学》
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
然诗如其人，书如其人，荟而萃之，其人宛在。荀子劝学篇有云“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径莫速乎好其人”。鲁迅先生，人之所好也，请更好其诗，好其书，而日益近之。苟常手抚简篇，有如面聆謦欬，春温秋肃，默化潜移，身心获益靡涯。文笔增华有望。
1960年5月8日
我的散文诗（四题)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12月20日
《学灯》
偌大个青翠的松原，也都凋到了这么个田地！
我就好像趾在个瀚海当中，有一群无数的瘘乞丐，披着了破烂的蓑衣，戴着编成了蒲团一样的头发，伸着些贪婪的空手，在向我乞怜的一样。
这儿却有两株枇杷，一株柚树，这要算是个Casis了！它们生在不同调的这些异族当中，虽觉得有些寂寥，但是被这落漠的环境，到形容得更十分地鲜嫩可爱。枇杷叶中的少年们，如像一片片的碧玉，异常葱秀。柚树枝头的柚子已经带着嫩金色了。
一个穿件博大的黑色披风的人在这枯林中窜走。他时时抬起头来望望上面的天空，他带着个尸首一样的面孔。
他提着个绝大的网篮，沿路收拾起尸骸在走，走向个绝大绝大的墓地里去。
我跕在墓碑面前，只听着“冬！”的一声——午炮。
她与他
沉黑的一个大海！
她与他坐在海岸边上对话：
她——我昨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女人在登一个钩形的悬崖，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中间一个便是我，我还背着一个儿子。我们是攀着一根旧麻绳登上去的。在前的一个登上去了，麻绳看看便要断，我好容易悬心吊胆地也才登了上去，上去就醒了，不知道在后的一个是怎么样。
他——你这是篇绝妙的象征诗料啊！……
她——诗！到不如死！谁能够像你一样卑怯，只藏在一幻影里面呻吟呢？
他——呵，你们女子的生涯，难道只解徒吃面包吗？
她——那么，我从明天起便断食！
她到头终没有把他了解得到。
女尸
我在病理解剖室中看见大理石的解剖台上横陈着一个尸首。
我先看见她黑油油的一条发辫，我吃了一惊，我以为是中国人，后来才知道是位妙龄女子。
她全身如像腊人一样，又如像玉石雕成了的一尊睡神。
她两个晕红未褪的面庞如像着了霜的两瓣茉莉。
她谢了的蔷薇花色的嘴唇中露出一行放嫩光的柘榴子来。我看着解剖的人在她胸腹上开了刀，她毫不流落些儿眼泪，也没有人替她流落些儿眼泪。我不知道她在生的时候有没有人爱过她，也不知道她在生的时候有没有她爱过的。
她只把她的一双眼儿紧紧闭着。
我想她现在看着的一定是个更宏厂，更自由，更光明美丽的世界！
大地的号
我这几晚上，连夜连晚都听着地底有种号咷痛哭的声音：
“我痛苦呀！我痛苦呀！我被你们一大群没多大野心的小民贼儿蹂躏着，蹂躏得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不信我同类当中便莫有陈涉吴广第二出现！”
连夜连晚都在这么号咷痛哭，哭的声音愈见高，愈见大，哭得使我愈见不能安寝。
啊！可怕！可怕！，可怕！……
寄生树与细草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上海《创造周报》第十号，作者自注。
寄生树站在一株古木的高枝上，在空气中洋洋得意。它倨傲地俯瞰着下面的细草说道：
“你们可怜的小草儿，你看我的位置是多么高，你们是多么矮小！”
细草们没有回答。
寄生树又自言自语地唱道：
“啊哈哟，我是大自然中的天骄。有大树做我庇护，有大树供我养料。我是神不亏而精不劳；高瞻乎宇宙，君临乎小草，披靡乎浮云，揖友乎百鸟。啊哈哟，我是大自然中的天骄。”
一场雷雨，把大树劈倒了。寄生树和古木的高枝倒折在草上。细草儿们为它哀哭了一场。
寄生树渐渐枯死了。每逢下雨的时候，细草们便追悼它，为它哀哭。
寄生树被老樵夫捡拾在大箩筐里，卖到瓦窑里去烧了。每逢下雨的时候，细草们还在追悼它，为它哀哭。
1924年应为一九二三年，在上海
《辛夷集》小引
本文最初见于1923年4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辛夷集》编者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编入。
有一天清早，太阳从东海出来，照在一湾平如明镜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
岛滨砂岸，经过晚潮的洗刷，好象面着一张白绢的一般。
近海处有一岩石洼穴中，睡着一匹小小的的鱼儿，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抛撇在这儿的。
岛上松林中，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
交横着迷离疏影。
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支百合，两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象一瓣一瓣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会，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下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
她把腰儿弓了下去，详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他是死了。
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的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
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
一九二二·七·三作于上海，
(选自泰东图书局一九二三年四月沪初版《辛夷集》）
路畔的蔷薇
本篇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路畔的蔷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一）·路畔的蔷薇》，作者自注写于“八月十四日”。
清晨往松林里去散步，我在林荫路畔发见了一束被人遗弃了的蔷薇。蔷薇的花色还是鲜艳的，一朵紫红，一朵嫩红，一朵是病黄的象牙色中带着几分血晕。
我把蔷薇拾在手里了。
青翠的叶上已经凝集着细密的露珠，这显然是昨夜被人遗弃了的。
这是可怜的少女受薄幸的男子的欺绐？还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轻狂的妇人的玩弄呢？
昨晚上甜密的私语，今朝的冷清的露珠……
我把蔷薇拿到家里来了，我想找个花瓶来供养它。
花瓶我没有，我在一只墙角上寻着了一个断了颈子的盛酒的土瓶。
——蔷薇哟，我虽然不能供养你以春酒，但我要供养你以清洁的流泉，清洁的素心。你在这破土瓶中虽然不免要凄凄寂寂地飘零，但比遗弃在路旁被人践踏了的好罢？
夕暮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路畔的蔷薇》，最初发表于—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二)·夕暮》，作者自注“八月十七日东京”作。
我携着三个孩子在屋后草场中嬉戏着的时候，夕阳正烧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经出现在鲜红的云缝里了。
草场中牧放着的几条黄牛，不时曳着悠长的鸣声，好象在叫它们的主人快来牵它们回去。
我们的两匹母鸡和几只鸡雏，先先后后地从邻寺的墓地里跑回来了。
立在厨房门内的孩子们的母亲向门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来。
母鸡们咯咯咯地叫起来了，鸡雏们也啁啁地争食起来了。
——“今年的成绩真好呢，竟养大了十只。”
欢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霭中游泳。
山茶花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路畔的蔷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章(四)·山茶花》，作者自注“十月十二日，东京”作。
昨晚从山上回来，采了几串茨实、几簇秋楂、几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它们投插在一个铁壶里面，挂在壁间。
鲜红的楂子和嫩黄的茨实衬着浓碧的山茶叶——这是怎么也不能描画出的一种风味。
黑色的铁壶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样了。
今早刚从熟睡里醒来时，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种清香韵不知名的花气。
这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呀？——
原来铁壶中投插着的山茶，竟开了四朵白色的鲜花！
啊，清秋活在我壶里了！
菩提树下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字编》第10卷《山中杂记》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1924年6月8日晨写于日本多湾畔”。
一
我的女人最喜欢养鸡。她的目的并不在研究遗传，并不想有甚居积，充其量只是想给孩子们多吃几个鸡蛋罢了。
因此之故她总是爱养母鸡。每逢母鸡要生蛋的时候，她真是欢喜极了，她要多把些粮食给它，又要替它做窝。有时候一时要做两三个窝。
鸡蛋节省着吃，吃到后来母鸡要孵卵的时候，那是她更操心的曲时候了，孵卵的母鸡每隔一天要飞出窝来摄取一次饮食，她要先替它预备好；又要时常留心着不使母鸡在窝里下粪，因为这样容易使孵卵腐败。还有被孵抱着的鸡卵她也要常常把微温的盐水去试验，在水上可以浮起的便是腐败了的，她便要取出，沉下去的便仍使母鸡孵抱。象这样足足要操心三个礼拜，等到鸡卵里面可以听出啾啾的叫声了，那时候她有两三天是快乐得不能安定的。
我们养鸡养过五六年，鸡雏也不知道孵化过好几次了。但是孵化了的鸡雏不是被猫鼠衔去，便是吃米过多得脚气病死了。自己孵化出的鸡雏从不曾长大过一次。
我们又是四处飘流的人，遇着要远徙他方的时候，我们的鸡不能带着同走。在那时我们的鸡不是送人，便是卖给鸡贩子去了。自己养过的鸡怎么也不忍屠杀。所以我们养鸡养了五六年，自己所养的鸡从不曾吃过一次。
所养的鸡也并不多，至多不过四五只；我们除把些残菜剩饭给它们外，平常只听它们去自行渔食罢了。
二
养了五六年的鸡，关于鸡的心理，我也留下了不少的幽凉的记忆。鸡的生活中我觉得很有和人相类似的爱的生活存在。
假如有—群鸡在园子里放着的时候，请把一些食物向鸡群里洒去罢。这鸡群里面假使有一只雄鸡，你可以看出它定要咯咯地呼唤起来，让母鸡去摄取那食物，它自己是决不肯先吃的。这样本是一个很平常的现象，但这个很平常的现象不就有点象欧洲中世纪的游吟诗人(troubadour)即行吟诗人。十二，十三世纪以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为中心的一派抒情诗人，他们的诗歌一般咏唱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世称骑士抒情诗。的崇拜女性吗？
有一次我们养过三只牝鸡，两只雄鸡。这两只雄鸡中只有一只得势，把那三只母鸡都占有了。那不得势的一只，真是孤苦得可怜。得势的一只雄鸡不消说要欺负它，便连那些娥皇女英相传是唐尧的两个女儿，都嫁给虞舜为妃。们也不把它看在眼里。它有时性的冲动发作了，偷觑着自己的情敌不在，便想方设计地去诱惑它们。分明是没有食物的，它也要咯咯地叫，或者去替它们梳理羽毛，但它们总不理睬它。它弄得焦急了，竟有用起暴力来，在那时它们一面遁逃，一面戛着惊呼求救的声音，呼唤它们的大舜皇帝。等到大舜皇帝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号有虞氏，通称虞舜。一来，那位背时的先生又拖着尾巴跑了。
——啊，你这幸福的大舜皇帝！你这过于高傲了的唐璜(Don Juan)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欧洲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多数作品把他描写成放浪风流的“花花公子”。！你占领着一群女性，使同类多添一位旷夫。
那回是我抱了不平，我把得势的一只雄鸡卖了。剩下的一位旷夫和三位贞淑的怨女起初还不甚相投，但不久也就成了和睦的夫妇了。
还有一件更显著的事情，要算是牝鸡们的母爱。牝鸡孵化了鸡雏的时候，平常是那么驯善的家禽，立地要变成一些鸷鸟。它们保护着自己的幼儿是一刻也不肯懈怠的。两只眼晴如象燃着的两团烈火。颈子时常要竖着向四方倾听。全身的神经好象紧张得要断裂的一样。这样加紧的防御。有时还要变为攻击。不怕你便不怀敌意走近它们，它们也要戛出一种怪的叫声，飞来啄你。摄取饮食的时候，它们自己也决不肯先吃，只是咯咯地唤着鸡雏．假如有别的同类要来分争，不管是雄是雌，它们一样地总要毫不容情地扑啄。睡眠或者下雨的时候，要把自己的鸡雏抱在自己的胸胁下，可怜胸脯上的羽毛要抱来一根也没有存在的程度。象这样的生活，要继续两三个月之久。在这时期之内，它们的性的生活是完全消灭了的。
三
啊，今年的成绩真好，我们现在有两只母鸡，十六只鸡雏了。
我的女人在二月底从上海渡到福冈来的时候，便养了两匹母鸡：一匹是黄的，一匹是如象鹰隼一样。
我们住在这博多湾上的房子，后园是很宽大的。园子正中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树。四月初间我来的时候还没抽芽，树身是赤裸着的，我们不知道它的名字。我们猜它是栗树，又猜它是柿子树。但不久渐渐转青了，不是粟树，也不是柿树。我们问邻近的人说是菩提树？
在这菩提树成荫的时侯，我们的母鸡各个孵化了九只鸡雏。这鸡雏们真是可爱，有葱黄的，黑的，有淡黑的，有白的，有如鹌鹑一样驳杂的，全身的茸毛如象绒团，一双黑眼如象墨晶，啾啾的叫声真的比山泉的响声还要清脆
啊，今年的成绩真好，我们本有十八只鸡雏，除有一只被猫儿衔去，一只病死了外，剩着的这十六只都平安地长大了起来。现在已经是六月尾上了，鸡雏们的羽毛渐渐长出，也可以辨别雌雄了。我们的这十六只鸡雏想来总不会被猫儿衔去，不会病死了罢？鸡雏吃白米过多时，会得白米病，和人的脚气病一样，好端端地便要死去，但我们现在吃的是麦饭，我们的鸡雏们总不会再得白米病了罢。
——“啊，今年的成绩真好。”
我的女人把吃剩着的晚饭，在菩提树下撒给鸡群吃的时候，她笑着向我这样说。
鸡雏啾啾地在她脚下争食，互相挤拥，互相践踏，互相剥啄着。
芭蕉花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1924年8月20日夜，写于福冈”。
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我的母亲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杜琢章（1814-1857），号宝田，四川乐山县人。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进士，历任贵州省广顺等县县官。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死于黄平任内。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义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军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倚人庐下，受了种种的虐待，但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便道往云南，才把母亲和刘奶妈带回了四川。
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
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我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二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罢。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象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回复起来，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搞卖。好容易卖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侯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的这样的蕉子来。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以为吃那蕉子怕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挟过一箸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在张献忠张献忠（1607-1646），字秉吾，号敬轩，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剿了四川以后——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时期好象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圣母”海神名：据迷信传说，宋代莆田（今属福建）林愿的第六女，死后曾多次显灵于海上，元代至元中封天妃神号，清代康熙时又加封为天后。旧时沿海地带多为她立庙，有天妃庙、天妃宫、天后宫等。。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看见散馆园内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朵大黄花，就象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擎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来，二哥怕人看见，把花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甚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不知为甚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甚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一朵回来，为甚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罢？
这样的一段做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为甚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