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梅聖俞先生工於詩,吳趨徐七來氏重刻其所為《宛陵集》者,以廣其傳。請序於予,至五六而不已,可為勤矣。予遲久未有以應,豈不以先生之友歐陽公知之深,道之詳,生序其集,書其稿,死祭以文, 葬銘其墓,而予之荒文不能以有加也哉?

世欲知先生之詩,讀歐陽公之文而可知也已。雖然,歐公謂“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則學者不能無疑焉。《詩》三百篇,如武王、周公、成王、宣王,召、康、穆公、尹吉甫、衛武公之倫,其所賦詩皆目為“古窮人之辭”,可乎?非窮人也,而遂疑其詩有未工也,而可乎?且康哉之歌載於《虞書》,舜、皋陶豈窮而工者?乃曰愈窮則愈工,世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必且以《采薇》《天保》《清廟》《宮》之作,謂反不如《桑柔》《菀柳》《北門》《中穀》之感憤而悲涼,是歐公斯言滋之惑矣。何也?先生既繫官於朝而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則非沈淪氓庶也。史稱西南夷布弓衣皆織其詩,名重於時如此,豈窮載?然則歐公奚以云?蓋嘗聞諸孔子曰: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凡位不配德,任不展才,是皆所為不得志而窮焉者之事也。故歐公曰:“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而追商、周之作者,豈不偉與?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也!”觀於是,而歐公之言明,先生之意得矣。太史公謂:《詩》三百篇,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夫鬱結不得通,豈非所謂窮人之辭哉?韓昌黎亦云:窮愁之音易工。歐公之言有以!夫周公,聖相也,成王、宣王,賢君也,其人不窮矣,然《鴟鴞》《桃蟲》《雲漢》諸作,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而寫人情之難言,是亦與窮人之辭何以異?信乎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我故曰:讀歐陽公之文,而先生之詩可知矣。歐公雖專稱其詩,然誌又云:“他文章皆可喜。”今梓之,共六十卷,序既不獲辭,聊書是以塞其請,亦因以曉學者。

康熙壬午仲夏,商丘宋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