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明經
築台於郎，築台於薛，築台於秦，冬不雨
力役薦興而民困，故天降之異為可憂。夫固國莫大於保民，而保民莫切於備患也。魯之莊公，不知務本而節用，故即位之三十一年，春而築台於郎矣，至夏而再築台於薛，其秋又築台於秦。三時而築三台，是謂妄興力役，無故以勞民也，其冬而有不雨之異。夫民力困矣，而重之以天災，寧不深可憂乎？是故一歲築台而至於三，則莊公之虐其民者可見；一時不雨而書，則聖人之憂民者可知矣。吾嘗觀於莊公之經矣，公之二十八年，一興築郿之役，而遂至於大無麥禾，則其不能務本節用而無豫災之備可知矣。築郿之歲，未嘗聞有水旱蝗螟之災也，而至於倉廩皆竭，況於連築三台而重以不雨之變乎？嗚呼！此《春秋》為之深憂而謹書之也。
古者天子有靈台，以候天地；諸侯有時台，以候四時。夫豈以為觀遊之所哉？今莊公去國築台於遠，則是為耳目之娛而勞民矣。勞民以自樂，使百姓見其車馬羽旄，皆疾首蹙額而相告，其何以為國乎？故當卒歲於耜之時，既已築台於郎矣；至舉趾條桑之月，又築台於薛焉；侈心一肆，遂不可遏，又役亨葵及菽之民，而築台於秦。何至若是數數而不憚煩也哉！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怨懟之氣積於下，而陰陽之氣沴於上，是以不雨之應，遂見於二年之冬。嗚呼！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而淫從其欲哉！今茲之警，良可懼矣。是故一時不雨，非大災也，《春秋》猶謹書焉，所以寓憂民之深意也。抑嘗論之，魯於春秋，以周公之故，而為天下諸侯之宗。莊公值齊桓之伯，宴安無事。苟能立政立事，以保跂其民，周公之業可復振也。今也不然，及此時盤樂怠傲，不亦深可惜哉？三築台而不雨矣，明年之春，又城小穀，是以民力為不足惜而惟其所欲為矣。身雖終於正寢，而嗣子卒斃於亂臣之手，其國幾亡。嗚呼！使天假之年，吾恐莊公之憂不在其子孫，而在其身矣！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
諸侯連兵以構怨，又結言以固黨，《春秋》所以直書於前而貶之於後也。
夫征伐、會盟，已非諸侯之所得為，而況以不道行之者乎！鄭憾魯之後己而挾齊、衛之君為郎之戰，是謂連兵以構怨，非義甚矣。既戰而為惡曹之盟，又結言以固黨，夫何義乎！《春秋》存其爵於戰，所以見其實；貶其爵於盟，所以正其罪。聖人之筆削嚴矣哉。嗚呼！九伐之法，職在司馬，王者所以討不庭；盟載之法，掌於司盟，聖人所以待衰世。有天子在，夫豈諸侯所得而私用哉！彼齊者，太師之胤；衛者，康叔之後；而鄭者，宣王之懿親也。我周東遷，子孫日失其序，惟是一二伯父叔舅所當戮力，以為藩屏，「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今也不念先王先公而私相樹黨，以侵敗王略，使宗周之卑，日益滋甚，其何罪大焉！嗚呼！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且郎之戰何為耶？魯桓，天下之大惡，人人所得而討也。彼鄭伯既首盟於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於稷，以濟其奸；衛亦坐視而不問也。則皆與之為徒矣。今乃以周班後鄭之故，合三國之君，親將戎卒，壓周公之封境，以快心於一戰，尚為知類也夫？是故《春秋》列序三國之爵，而曰「來戰於郎」，若曰「三國之志為此戰」也，則其動眾無名、殘民不道之罪可見矣。鄭伯主兵而先齊者，所以治惡黨，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也。惡曹之盟，又何為耶？方其來戰也，既曰同心以從事於兵革矣，復何嫌隙而結盟哉？蓋其合也不以義，則其中不無疑矣。於是刑牲歃血，質之以鬼神，矢之以約誓，將以固其黨與，而求其所大欲。而不知信之不由中，盟何益哉？徒足以長亂耳。《春秋》於此貶其爵而稱人，賤之也。若曰「無道之君，不足以當王爵」也，則其慢鬼神、犯刑政之罪可見矣。是故始不書爵，則不知其為三國之君；後不書人，則不足以癉三國之惡。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其盟而以奪爵示貶。屬詞比事之教，不亦深切著明矣哉！厥後不出三年，鄭伯果合紀魯而戰齊、衛。明年，齊、衛又聽宋人之言而伐鄭。誓言果足恃乎？卒之連兵結黨，惟利之從。今日取賂而納突，明日納朔而歸俘，使兄弟之倫、君臣之義委諸草莽而不存也，然後王綱凘盡，而天下變為伯矣。吁！《春秋》深貶惡曹之盟，其有以也夫！
季孫宿會晉士、宋華閱、衛孫林父〈云云〉於戚，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黨大惡而治小罪，此晉伯不競之所由也。夫伯主之所以能宗諸侯者，以其能明天下之大義也。今衛孫林父逐君而立不正，大惡也，晉人乃合諸大夫於戚，以列其罪人於會矣。至於石買之伐曹，較之林父，非小罪乎？晉則因其來使而執之，無乃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也乎？觀《春秋》書「於戚」之會於前，而書「執衛行人石買」於後，則晉之所以為伯主者可知矣，云云。昔者桓王不討宋、魯而伐鄭，以致葛之敗，王綱始大不振，而《春秋》譏其不天，為其不知輕重之倫也。今有以臣逐君，以弟篡兄，則相與為謀，以成其亂，而欲以威力禁與國之爭，吾知其無益矣。故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其斯之謂與？
是故孫林父，衛之強臣也，昔也不能事君而出奔晉，又介於大國以歸其國，非定公之所欲也。其於先君且然矣，於嗣君乎何有？丘宮之盟，殺三公子，尹佗之追，直欲以一矢加之。君臣不帥職而增淫發泄，罪孰大焉！晉悼惑師曠之邪言及中行偃之妄議，不能共行天罰，而反為之合七大夫於戚，以定其所立之人，其何以為訓乎！遂使亂臣賊子，得有所恃，以縱其惡，而無所忌憚也，不亦甚哉？若夫石買之伐曹，非無罪也。然而毀瓶之怒，起於孫蒯。當是時也，衛侯在外未入，而僭竊之剽，猶立於位也。使晉平因曹人之，治其舊惡，告於諸侯，復衎廢剽，執孫林父而戮之，不亦善乎？今也舍此弗問，而執石買，徒以伐曹之故，伯討宜不如是矣。《春秋》先書「於戚」之會，既出「林父」之名，而繼於「衛侯出奔」之後，後書晉執石買，而貶稱「人」，且曰「執衛行人」，則晉人黨大惡而治小罪之失可見矣。嗚呼！買可討也，置林父而討買，則不可也。於是乎可以知《春秋》之權衡矣。故以悼公之賢，而伯止於蕭魚，至平公而遂有溴梁大夫之縱，則皆黨孫氏之效也。諸侯之貳，豈必假羽旄之事哉？向使晉人以會戚之大夫而討逐君之罪，以執石買之怒移於孫氏，則晉之伯業未可量也。而不能焉，惜哉！他日欒盈入於曲沃，而趙鞅入於晉陽，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大夫相繼而起，其患不減於林父；三家競爽而靖公廢為家人，其禍不止於衛侯。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推原其由，則於戚之會可勝憾哉。
吉禘於莊公，作僖公主
禮失於亟，而復失於緩，《春秋》所以病望國也。
夫喪祭之禮，各有其時，緩與亟之失，均也。何謂亟？莊公喪制，未終三年，而閔公遂行吉禘之祭，無乃太早乎？何謂緩？僖公即世十有五月，而文公始作練祭之主，則又太慢矣。先王制禮，以節人情，亟與緩，同為不敬。魯為秉禮之國而若是焉，可歎也夫！古者三年之喪畢，致新死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於太廟，以審定昭穆之序，其禮有常期也。諸侯既葬則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故特祀之於寢，而不同於宗廟，以昭其孝思之誠，其日有定數也。今閔公既失之於亟，而文公又失之於緩，一緩一亟，皆以己意行之，先王之制紊矣。聖人愛禮甚矣，寧不為周公之魯惜哉？
自今觀之，吉禘於莊公，在閔公二年之五月，莊公之薨，至是二十三月，則三年之喪未畢矣。喪未畢也，而可以行吉禘之禮乎？禘非魯所當用，姑置未論。今先君方祀於寢，而非宮廟，遂用盛樂而行吉禮，三年之憂忘矣。為子而忘三年之憂，是不有其父也。是事也，一舉而三失禮也。故《春秋》禘祭不書，因其亟，而書曰「吉禘」，見其用吉之早也。曰「於莊公」，明其於寢也，而閔公之失不可掩矣。作僖公主在文公二年之二月，則僖公之薨十有五月，已過乎期三月矣。過期而猶未作主，可乎？生事死祭，禮之大節。以先君練祭之主，而作不及時，以為微而忽之，慎終之意蔑矣。事父而蔑慎終之意，不可以為子也。是事也，積惡之原也。《春秋》於他公作主不書，以其緩而書之，且謹志其日焉，而文公之失不可蓋矣。送死，人道之大變，而不謹其禮，履霜堅冰之兆也，其可以為小失乎？嗟夫！禘者，天子之祭也，魯僭天子以為常，不可勝書也；作主者，事亡之常禮也，不必書也：今皆見於《春秋》之經矣。為國以禮，而祭祀又禮之大者，而至於如此，此時之魯，尚可為周公、伯禽之魯乎？又其甚者，禘太廟以致妾母，縱逆祀以亂昭穆，魯之禮不可言矣。周家之禮，周公所制。以周公之子孫，而壞周公之法度，吾於他國又何望焉？嗚呼！周公其衰矣！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賢者之後，能不失其去國之禮，《春秋》所以著其美也。夫聖人不以常事過褒於人臣，其有所褒者，必其有以取之矣。是故大夫去國，待放而後出奔，常禮也。曹公孫會能行之於春秋之世，則既賢於當時之人矣，而況又為子臧之後乎！《春秋》特因其出奔而書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者，其食邑也。自鄸而出奔者，待放也。曹大夫鮮有以名氏書。其曰「公孫」，賢也，而又賢者之後也。一人而二美具焉，可不書乎？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是臣子之常禮也。時入春秋，君臣道喪久矣。故臣子能專其邑者，無不叛其國；能使其眾者，無不要其君。以臧武仲之智，而據防以求後，況其他乎！今有人焉，語其世，則賢人之子孫也，觀其所行，又有異乎當時之人，則君子又烏得而不錄之哉！若曹之公孫會是已。
夫公孫會者，公子喜時之後也。喜時者何？所謂子臧是也。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宣公伐秦而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而使喜時逆曹伯之喪。負芻乃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負芻懼而告罪，乃反致其邑焉。及晉侯之執負芻也，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弗立，而奔宋。曹人所謂社稷之鎮公子也。今會之出亡也，雖不可知其故，然當衰亂之世，獨能行古人之禮，故其去也，不即走於他邦，而居於鄸，則非有大罪也明矣。居鄸而君不賜之環矣，然後徐徐焉自鄸出奔宋，其進退之間，雍容不亂，隱然有子臧之遺風焉，可謂不墜其世德矣。觀於子臧已如彼，而子臧之後又如此，子臧其不泯乎。《春秋》之義，善善也長，而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而善善及其子孫，安得不特書以著其美也哉？故奔未有書自者，而書「自鄸」，則知其為待放也。曹無大夫，唯公子首以鞍之戰，特書以示貶，此則特書公孫，則知其與之也，不書其入於鄸，則非叛也。自鄸出奔，而不以鄸係之曹，則與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裏出奔楚者不同也。由此觀之，聖人之情見矣。抑嘗論之，國之衰也，未嘗不由親小人而遠賢臣也。是故維鵜在梁，刺於詩人，乘軒三百，數於伯主，其來久矣。故子臧，賢公子也，致邑與卿而不出；公孫會，好禮者也，去國而入於宋。然後白雁來而公孫疆出矣，且不得以亡國之善詞書於經，嗚呼悲夫！觀《魯論》記太師以下逾河蹈海而知魯，觀《春秋》書子哀來奔而知宋。吾於公孫會之去也，而又有以知曹矣。
秦伐晉，狄侵宋。楚子、蔡侯次於厥貉
強國並起而伯勢分，《春秋》所以深為世道慮也。世至文公，中國衰而外夷強矣，是故秦有伐晉之師，而狄亦為侵宋之舉。二強並起，遂使楚子得以乘間而挾蔡侯次於厥貉，以與晉爭伯。《春秋》狄秦於前，而爵楚於後，然則成楚之強者，秦與狄也。觀「伐晉」、「侵宋」而「次厥貉」，書於一年之間，諸侯之無伯，害哉！
嘗考春秋之時，倚方漢之險，以憑陵諸夏者，楚也；據崤亟之固，以抗衡伯國者，秦也；恃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貪婪者，狄也。桓文不作，伯業不振，無歲不有秦、狄之師，無國不有荊楚之患。《春秋》不以秦、狄之患為憂，而以秦、狄黨楚為憂者，何哉？蓋當時天下之所倚賴者，一晉而已。今荊既盛於南，而秦又起於西，狄又跳踉於北：三強競爽，不弱一個焉，晉之世伯，不易守矣。是故秦人伐晉，而楚遂滅江；秦、晉戰於令狐，而狄遂侵我西鄙；楚師至於狼淵，而狄又有侵齊之告。何其不約而同耶！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線，可不懼哉？況於晉君衝幼，不在諸侯。於是起範山之邪謀，生蠻荊之禍心。救鄭不及，楚人遂有以覘其不能；聘魯而傲，楚人遂敢以試其倔強。而北方之圖，堅不可破矣。彼秦者，晉之姻親也。令狐之役，晉不謝秦，固不直矣；而秦納不正，豈為無罪？康猶不悛，不顧義理之是非，而惟以報復為事，興兵伐晉，以取北征，當楚、狄交亂之際，而乘時肆暴，陵轢諸侯之盟主，是以夏而為夷之行。《春秋》以狄待秦者，晉之失伯，秦為之也。由是狄患遂肆，而三恪之宋，首被其侵。雖曰潛師以為侵掠，而豺狼之毒，寢不可遏。是役也，非特為宋患也，將天下之患自此始矣。於是楚人知中國之多故，而乘勢以興。厥貉之次，以臨宋也，臨宋所以圖北方也。而宋果以狄雖不能禦，遂道以田孟諸。夫以變夷覆載不容之罪人，儼然入於中國，驅諸侯而奴役之，天下之變，有大於此者乎？故楚從此遂得書「子」，同於中國，以其強之成，自此始矣。《春秋》狄秦於前，而進楚於後，豈無意哉？觀楚、秦相與滅庸，相與盟於蜀，而他日呂相絕秦之言，亦謂穆公即楚謀我，則秦之黨可知矣。自是以後，楚伐麋而狄侵齊，楚圍巢而秦戰河曲。新城之盟，僅僅收拾，而齊又叛。晉人置不敢問，不欲更生一敵以為東顧之憂也。而不知文襄之業，堂堂然去矣。
嗚呼！狄不足責也，楚亦汙於荊蠻久矣。秦之先，死於王事，有功於周室者也，穆公以於崤之敗，出悔過之誓言，聖人錄之，使其由是而進於善，則其伯豈止西戎而已哉？奈何連兵數歲，不能成尺寸之功，而徒以成楚人之暴抗？嗚呼！《春秋》狄秦而至於再，其有以也夫。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諸侯連兵以為暴，而敵國又乘其後，《春秋》所以交責之也。
夫兵，聖人之所惡，而況以詭詐相報復乎。宋、衛間鄭師之在外，而乘虛以入其國。既入鄭矣，又召蔡人以伐戴。則其阻兵肆暴，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而不虞鄭伯之起乘其弊，伐而兼取其師焉。夫宋、衛固不義矣，而鄭亦豈得為義哉？《春秋》書「入」，書「伐」，又書「伐取」，則為交責之也可知矣。《周官》九伐之法，大司馬掌焉，列國而非王命，不敢擅動其兵也。東遷以來，王綱不振，諸侯各自為黨，以奸詐為仁義，視殺戮為尋常，侵奪紛紛，莫之能禁，其罪可勝誅哉！今鄭師以伐宋出，宋人知其國之無守也，於是挾衛人以搗其虛，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謀也。果然造鄭國都，如入無人之竟。是宋、衛之得志於鄭矣，二國既已入鄭而驕，故以伐戴召蔡。借曰鄭有舊怨，戴何罪乎？不過乘時徼利，以淩弱而犯寡耳。則其阻兵安忍之惡極矣，而不知鄭莊之計又巧也。方二國之入鄭也，鄭師已在郊矣，不還師以自救，而委國與之，避其銳也。及其既伐戴而圖之，擊其惰也。是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彼宋、衛狃於入鄭之役，謂己實無敵矣，而不虞鄭伯之亦掩其不備。鄭攻其外，戴應其內，一舉而三國之師盡沒，亦可為好兵毒眾者之戒矣。嗚呼！宋、衛以是施之於鄭，而鄭又以此反之，其民何罪，而魚肉之若是耶！然則宋、衛、蔡、鄭皆不可以逃王者之刑也。《春秋》比書其事，而四國之惡彰矣。
抑嘗考之，春秋之初，以詐用兵，莫甚於宋、鄭也。前此宋人伐鄭，圍其長葛，鄭則輸平於魯，而不之救，長葛見取於宋，猶不顧也。宋人自謂無能為矣，不知宋、魯之黨既離，而郜、防之取繼至，則宋已墮鄭之術中而不寤也。至此，又蹈其前轍焉，卒於民不堪命，禍發蕭牆。嗚呼！若宋之殤公，所謂自取之也夫！
齊人、鄭人入郕，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假王命以逞其私忿，抗王威以肆其不臣，甚矣鄭莊公之不道也！
夫諸侯而不知有王，惡之大者也。鄭伯憾郕之不會伐宋，於是托於王命，而挾齊人以入其國。「入」者，不順之詞也，則其假王命以逞私忿者可見矣。既而以不朝得罪於王，王帥諸侯以討其罪，乃敢用兵，交戰於葛，王非諸侯之敵者，抗王威以肆其不臣，其罪又何如哉？《春秋》於「入郕」書「人」、書「入」，以著齊、鄭之罪；於「伐鄭」，不言戰敗，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嗚呼！鄭者，宣王之懿親。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鄭實王室之藩屏也。奈何寤生以小人之雄，連諸侯以逞其不義？東遷之初，實為無王之首。是故伐衛而專征伐之權，盟石門而亂司盟之法；溫麥周禾，君臣道喪；取邑易田，滅紀廢典；則其不知有王也久矣。至是以兵入郕，果欲尊王室哉！觀葛之一戰，可以究其奸雄不道之心矣。夫郕者，文之昭也。當魯之九年，鄭人伐宋召郕，而郕不與，非郕罪也。鄭莊以其嘗為王之卿士，而托於王命，以敗諸侯，於是合齊人以虐郕，而誣以違命之罪。干戈戎馬，造其國都，而王臣不行，王師不出，則其矯假之罪已明而猶未也。一旦王奪其政，遂懷忿而不朝，以致天王奮怒，躬帥三國以伐之。此舉雖非天討，而鄭之見伐於王，尤足信其入郕之為矯矣。不然，鄭方糾逖王慝，何至自受王師之伐也哉？王師既至，乃不俯首請命，而敢執干戈，與天子周旋葛之後，至以一矢加之乘輿，逆理、悖道而有若此者乎！《春秋》不言其戰與敗，所以為王諱，而存天下之大防也。雖然，鄭之所以敢抗王者，未始不由入郕之役致之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矯制入郕，而王不問，然後大假王命，以制諸侯，於是而入許，於是而納馮，志得意滿，遂有葛之舉矣。自葛以後，而王命不行，伯圖遂啟。故夫東周之不振，皆寤生之所為也。論而至此，鄭莊之罪，不容誅矣。而齊以太公之裔，賜履之命，非不重也，乃不能以義制鄭，而從其所欲，然則祿父者，亦寤生之徒與。
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事人而失其禮者固可責，責人之失禮而加以兵者尤可罪。夫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也。若杞者，可謂不知，而魯亦可謂之不仁也歟。
夫杞不朝王而朝魯，非禮矣。況以中華而用夷俗，以夷變夏，杞之罪，容可免乎？魯之於杞，有婚姻之好焉。誨之以文告，加之以訓辭，抑豈不可？而公子遂帥師入其國，則太甚矣。《春秋》交著其罪，故杞本伯爵而貶稱「子」，狄之也；「公子遂帥師」，言其用大眾也，「入」者，不順之詞也。而二國之罪，皆無所逃矣。昔者太王之事昆夷，以小事大者也，其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曷嘗自外於禮乎？湯之事葛，以大字小者也，其書曰「乃葛伯仇餉，初徵自葛」，曷嘗以失禮而遽伐之乎？春秋之時，人心郕壞，天理不明，故小國安於僻陋，而無自強之志；大國矜其威力，而無仁愛之心。於是並吞並起，弱肉強食，然後禮義衰而干戈橫行，中國微而夷狄暴橫，莫之能禦，夫豈無故而然哉？且杞者，先代之後，先王以之備三恪而作賓者也。今而棄命廢職，忘先君之所事，守不能居其封爵，亦可鄙矣。縱以微弱之故，欲恃大國以鎮撫其社稷，則有先公之遺法在，何至以夏後之子孫，用東夷之習俗，投章甫而襲左衽，變禮樂而言侏離，己則無禮，以汙大禹之明德，其何罪大焉！《春秋》因其來朝之用夷禮，遂從而夷之，以見杞之自絕於中國也。由此觀之，杞則誠有罪矣。奈何魯以周公之胤，周禮所在，彼小國不能自振，而倚我大國以為援，其情亦可矜也，而況於伯姬在杞，甥舅之好，庸可棄乎？彼之來朝，豈不有慕於我而為是僕也乎？威儀文詞之不，進退揖讓之或愆，胥教胥誨，以引以翼，以繼武王、周公興滅舉廢之心可也。今也不然，來朝之車甫旋，而上卿授鉞，直造東樓之國舍，曰「有罪」，何至於此？彼以其卑，我以吾暴，嘉善而矜不能之意，果安在乎？《春秋》書「公子遂帥師入杞」繼於「杞子來朝」之後，則杞之失禮可罪也，而魯之不道，不亦甚乎？抑嘗考之，桓之二年，杞嘗朝魯，未幾而魯亦入杞。則杞每以朝魯而受其兵，何哉？桓不足責也，僖公號稱賢君，而亦若是耶？禘太廟，致夫人，而嫡妾之分失；愛季姬，遇鄫子，而閨門之防亂。況又從楚盟齊，乞師於楚，使天下淪於塗炭，魯之為魯，庸愈於杞乎？不省己而以責人，嗚呼！微《春秋》，不仁者皆得以文其惡矣。
及晉處父盟。公孫敖會宋公〈云云〉，晉士縠盟於垂隴
受人之非禮而效其尤者，罪在望國；待人以非禮而貳其過者，罪在伯主。夫大夫不可以抗諸侯，禮之大節也。今也文公朝晉，而及晉處父盟，是晉以非禮加魯，而魯受其辱矣。奈何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在焉，而我以公孫敖會之？晉又以士縠主之！晉既貳過，魯亦效尤，遂使君臣之分，從此大紊於天下，誰之咎耶？《春秋》於處父之盟，沒公不書而處父去氏，於垂隴之盟，則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夫司盟之法，已非列國之所當專，況於以大夫而與諸侯盟乎！
周道衰微，王綱解紐。及邾盟蔑，隱公實肇其端；至於浮來之歃，降尊從卑；於折之盟，以下援上。則亂常失序，皆自我魯為之，寧不重可歎乎！齊桓創伯，而以公子結抗盟為討；於防之歃，魯又不祥；直至後幽之盟，齊伯大定，二十餘年，綱紀粗立，抑何幸歟。晉文以譎主諸侯，而翟泉之役，首為厲階，王臣且不顧矣，況與國乎？襄公當國家多難之時，不知以禮信屬諸侯，而以不朝來討。文之伯也，未能改物，何遽至此？我文公不能以周禮自守，而畏大國之威，奔走聽命，辱莫大焉。晉侯不念同姓之懿，而暴蔑周公之裔胄，以宣示其侈。處父，大夫也，敢盟天子之公侯乎？滅紀廢典，以干先王之法度，其何罪如之！《春秋》沒公以為魯諱，魯人恥之，君子亦恥之也。至於垂隴之會，宋以三恪之賓，陳以虞帝之後，鄭以宣王之懿親，咸與在列，而晉又使士縠主其盟，是晉襄之待諸侯，皆以大夫當之矣。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晉不足責也，魯亦可以省矣。人以大夫盟我，我之辱也。敖也何人，而使上敵三國之君！辱於人不戒，而亦此辱人。夫效尤，禍也。不知政權下逮，自此始矣。是故有處父之盟，而後有垂隴之盟。晉有處父、士縠，而魯有公孫敖。相視而起，相觀而化，三家六卿之禍萌矣。《春秋》嚴謹始之法，故深貶處父，而垂隴之役，遂列二子之名氏，非但直書以從同而已也，若曰「大夫之交政於天下自此始」也，由是而大夫皆得以名氏書於經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由是晉有趙盾，魯有仲遂，紛紛迭起，而桃園之事、過市之哭繼見。嗚呼！濫觴之不塞，孰滔天之可遏？履霜之不謹，知堅冰之必至。他日昭公逐，哀公走，靖公廢，乃其效歟。然後知《春秋》正名辨分，必謹於始，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云云〉救鄭，楚子使椒來聘
外夷猾夏，而中國失禦侮之道，故外夷遂強，而用中國之禮焉，此夷夏盛衰之大機也。
夫外夷之所以強，皆由中國不振而已矣。當我文公之時，晉靈少懦，不在諸侯。楚人師於狼淵以伐鄭，是以此嘗晉之能否也。晉大夫以五國之師救鄭而緩不及事。《春秋》貶大夫而人之，以見中國之不振，自此始歟。由是楚勢遂張，而使椒聘魯，乃以爵書，而君臣並見，然後華夷無復辨矣。可不為之寒心哉！嘗謂夷狄猾夏未足憂，而中國之衰為可憂，何哉？當齊桓創伯之時，荊始入蔡而伐鄭，其勢張矣。桓公同盟於幽之後，荊始來聘，其進不過書人，而國號且未改也。既聘之後，屢駕伐鄭，而改稱楚，不駸駸乎強大而將不可遏歟？然而次陘之伐，振旅於前；而城濮之戰，獻捷於後。終桓、文之世，不得以爵見經，以中國之有人也。城濮以來，楚人不敢北向者十有五年。今而忽起伐鄭之師，寧不謂中國無人而可以逞其願乎？是役也，實華夷盛衰之大機也。晉之執事，不思折衝禦侮以消外患，雖起救鄭之師，而逡巡畏縮，不即赴敵，遂使鄭國失三大夫，不得已而及楚平，誰之咎耶？《春秋》於伐鄭之楚，猶以「人」書，向使晉能遏之於此，亦何致遂成其強哉？惟晉人不識事勢，而坐失其機，然後強夷得遂其志，而越椒來聘，公然以中華之禮行乎望國，觀其以玉帛而來，固異乎執干戈以從事，推原其心，豈誠知義而慕之者哉？不過借此以為窺覘之計耳。《春秋》於救鄭之役，貶諸大夫而稱「人」，而中國之失策自此始也。至於來聘之役，遂進楚而稱「子」，以蠻荊之得與齊、晉並肩自此始也。由是而次厥貉，由是而侵陳，遂侵宋，無乃濫觴於伐鄭，而滔天於聘魯也歟？甚而至於辰陵之盟、於邲之戰，首足遂倒懸焉。然則晉靈趙盾長亂之罪，無所逃矣。
或曰：「來聘之舉，傳謂與之，今子之云，得無異乎？」曰：「君臣並書，固與之也，而浸強之意見焉；不然，何以從此而凡役得書爵耶？愚請為之說曰：滕子來朝，自是而皆稱子。若曰滕之淪於夷狄，自朝桓始也；楚子使椒來聘，自是而得稱子，若曰楚之進於中國，自聘魯始也。吁！聖人之旨微矣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禮施於不當施之人者，人事之失；瑞降於不當降之國者，天道之變也。夫時聘結好，常禮也，而以為非，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王法所當討也。今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茲非人事之失乎？百穀順成，嘉瑞也，而以為異，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天理所不容也。今五穀皆熟以有年，茲非天道之變乎？在他君以聘問為禮，而施於桓公則非；在他君以有年為常，而降於桓公則異。聖人之旨微矣哉。
嘗謂《春秋》之作，無非為存天理、正人倫計也。人事舛，則倫不正；天道僭，則理不明。聖人上奉天時，下立人紀，故有賞刑之庸，而有燮理之道焉。《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不於天人之際交致其謹也哉？是故魯桓篡隱而奪其位，人倫之大變也。執之者無罪，殺之者無禁。暴明其惡，恭行天罰，宜也。魯之臣子，義不戴天，而莫能討，則鄰國之所當舉法也，況於太公，實受賜履之命，齊可以不問乎？奈何不修方伯之職，乃使其貴介弟將玉帛以修好？人事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書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所謂禮施於不當施之人也。桓篡隱而有其國，天理之大變也。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旱乾水溢，疾疫饑饉，宜也。天下諸侯視以為常，而莫能討，則惟天能誅之耳。況於豐年之瑞，當應於有道之國。魯何以致此乎？奈何不有凶災之譴，當其即位之三年，乃獲五穀皆熟之慶？天道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特書曰「有年」，是謂瑞降於不當降之國也。《春秋》深明天人之理，安得不以為非常之事而謹書之哉？厥後宣公之惡，猶桓也。元年齊侯與之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則亦僖公修聘之類也。十六年而大有年，則亦桓公有年之類也。人事之失，天道之變，《春秋》特於二公備之。聖人誅亂討賊之法嚴矣哉！
雖然，弟年來聘，齊之罪也，而有年之瑞，天亦僭乎？以桓公在位十有八年，大水螽災，每見於經，而僅一有年，則他歲之歉可知矣。桓公之罪可誅，而周公之遺民不可殄也。天為民而有年，豈桓公有以致之哉？不然，彭生之難，亦不異於氏之禍，何耶？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矣。
考仲子之宮。築王姬之館於外
望國以非禮為禮，《春秋》書之，所以正其失也。
夫知其不當為而為之者，天下之大罪矣。故仲子，惠公之妾也，不當祀以夫人之禮，而隱公成其父之邪志，為別立宮以祀之，蓋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非禮也。齊者，魯之仇也，不當為之主婚，而莊公忘其父之仇，為築王姬之館於外，亦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悖禮也。由此言之，豈非故為其所不當為者乎？此《春秋》所以深惡之也。
古者庶子在父母之室，為其母不禫，所以厭於尊；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所以降於嫡。此禮之當辨者也，況以妾母而敢立宮以尊之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國；九族之仇，不同鄉黨。此義之當行者也，況以父仇而敢築館以主其婚乎？今隱公紊嫡庶之分，而莊公忘父子之親，天理絕而人倫亡矣，《春秋》安得不深責之哉！且仲子者，桓公之妾母也。隱公承先君之邪，而讓非其所當讓，將立其子，而先尊其母，特以孟子既入惠公之廟，則仲子不得與之並享，則非不知仲子之為妾矣，故特奉之以別宮。自常情言之，則不敢致諸太廟，而別立宮焉，疑若稱也；由君子觀之，則謂公雖不敢祔仲子於太廟，而立宮之禮亦非。故《春秋》因其始祀而書曰「考仲子之宮」。「考」者，始成而祀也；不曰「夫人」而曰「仲子」，正其名也。而隱公之以非禮為禮可知矣。莊公之於齊，不共戴天之仇也。天王嫁女於齊，而使魯為之主，害義甚矣。為莊公者，泣血以請辭焉而勿從之，可也，奈何藐然不顧而遂受命焉？然不館之於國內，則非不知其不當為也，故特築王姬之館於外。自常情言之，則築館於外，不失居喪之禮，疑若可也；以大義言之，則公也方當寢苫枕戈之時，而與仇人主婚姻之禮，不亦悖乎？故《春秋》特書「築王姬之館於外」，則莊公之以非禮為禮，又可見矣。夫考宮，常事也，其得為者不書，而「考仲子之宮」則書，以其亂夫婦之倫也。考宮書於上，而繼之以「初獻六羽」，六羽尤非仲子所當用，則隱公之罪不可逃矣。魯主王姬久矣，其得為者不書，而莊公之主齊婚則書，以其忘父子之倫也。築館書於上，而繼之「王姬歸於齊」，歸齊則非魯所當主，而莊公之罪不可逭矣。斯二者，三綱之所繫也，《春秋》安得不深謹之哉！
嗚呼！魯之禮若是耶，而曰猶秉周禮也，然則當時諸侯之於禮可知矣！
會於蕭魚，秦人伐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伯主既服貳國，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之所惜也。夫功不在大，而患不在小也。惟不慮患於功成之後，則未有不失之者矣。
晉悼公疊三駕之勞，以得鄭於蕭魚之會，此中國莫大之功也。奈何秦人繼之以伐晉。借曰秦，晉仇也，蕞爾莒乃敢伐我東鄙而圍台，彼固有以覘晉之怠矣。而當悼公之世，有是焉，寧不深可惜哉？故自蕭魚而晉伯衰矣。吾嘗觀於齊桓公矣，方其伯之盛也，攘夷狄，恤與國，糾逖王慝，如恐弗逮，何其勤耶。至於葵丘既盟，怠心遽肆，由是楚狄交熾，公不能抑。君子傷之，以為有始而無終也。然而緣陵之城，救徐之役，功雖不足，猶有事焉，而未至如晉悼之遽自畫於服鄭也。人徒知葵丘為桓公盛衰之會，又孰知夫蕭魚為悼公勤怠之機耶！何也？悼公之入國也，逐不臣七人以治內，圍宋彭城以治外，而復伯之權輿，已在此矣。由是而睦諸侯，和戎狄，三分四軍，以待來者，其勤為何如耶？故鄭人之未服也，申之以五會，震之以三駕，屢盟而屢叛，屢叛而屢伐。公亦知服人以威之未盡善矣，於是乎肆青圍鄭，聊以張吾三軍，而納斥候，禁侵掠，旋繼於行成之後，講好會而卻擔盟，推至誠以待鄭使，反覆之人，不惟面革，而有服其心，庶幾乎王者之氣象矣。奈何服鄭之後，遂自縱弛。秦，虎狼也，黨楚而來謀我，盍亦預為之防乎？今也徒知一鄭之服為可喜，而不知外侮之至為可憂。蜂蠆有毒，況敵國乎！秦人來伐，乃使士魴以孤軍禦之，卒易秦而不設備；於櫟之戰，不敢以告諸侯，亦可恥矣。比及明年，僻陋在夷之莒，亦敢興師伐魯，而圍其邑。夫魯，晉之同姓，事晉最謹，而莒敢陵之，豈徒弱魯而已？知晉之怠而不畏也。觀《春秋》書蕭魚之會，而繼書「秦人伐晉」，明年又書「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無乃與「盟於葵丘」而繼書「狄滅溫，楚人伐黃」之事類乎？
雖然，蕭魚之會，晉悼之終也，諸侯賴之，稍獲息肩，當衰亂之世，亦可謂之小康。然以聖人之王道律之，則不然矣。悼公以清明之資而止於此，寧不深可惜哉？悼公沒，晉伯替矣。推原其由，悼公之政，大抵以大夫分之。當其盛也，有荀、魏絳之良；及其衰也，伐秦制於欒黶，而會戚惑於荀偃、師曠，然駸駸不振，而溴梁之乖見矣。無競維人，豈虛語哉？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岩
列國互用詐以相覆，《春秋》直書之，亦可見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也。夫兵，聖人之所惡也，而況於以詐謀交相傾覆者乎！
我哀公之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越五年，而鄭罕達又帥師取宋師於岩。夫「取」者，悉虜而俘之也。成師以出，而使敵人得盡取之，則敗者必有不備不虞之失，而勝者必有出其不意之計。詐謀並作，仁義塗炭，寧不重可憐哉？觀《春秋》書宋、鄭互相取師之文，可以有所感矣。
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群；君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待物且爾，而況人乎？時入春秋，諸侯放恣，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用詐逞奇，紛紛而莫之禁。以奸宄為仁義，以殺戮為尋常，在王法不可勝誅矣。今鄭大夫欲外取邑以與嬖人，於是乎有圍宋雍丘之舉，其罪豈不大哉！《春秋》乃舍鄭人之圍邑，而專著宋人取師之罪，何也？夫敵加於己，自反而有禮焉，則修文告以卻之，不得則告於天子，請於方伯，必有能伸之者。今也不然，則圍鄭師於雍丘，日遷舍以合壘，是宋人之志，在於盡割其眾，而異於解罔祝禽者矣。則不仁孰大焉？故《春秋》不書鄭之伐宋，而但曰「宋皇爰帥師取鄭師於雍丘」，言「取」，則無一人得脫可知，而鄭之懸軍深入、自取敗亡之罪，亦可見矣。佳兵，不祥之器，出乎爾者，必反乎爾矣。不越五載，而鄭罕達又以取宋師書於經。夫向巢欲盡平元之族而圍岩，亦猶鄭人之圍雍丘也。鄭罕達救岩而圍宋師，亦猶皇瑗之救雍丘而圍鄭師也。則鄭人之志，亦在於報宋，必欲悉虜而俘之矣。彼以不道施諸我，而我又以不道報之，以怨易怨，當何時而已乎！《春秋》亦不書宋人之伐鄭，而直書曰「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岩」，則用詐之罪在鄭，而宋之不備不虞、以取喪敗之罪，又可知矣。
夫國以民為本。君子之愛民也，如保赤子，不時且不敢使，況以私忿小怨，驅而納諸陷阱之中，使其肝腦塗地、骨肉離析至此極哉！有伯者作且不可容，律以春秋之王法，皆當服上刑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書曰「宋人、衛人入鄭」，而繼之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是二國之以詐謀相掩，非一日矣。桓文迭起，而取師之文不見於經，至是乃兩見焉，而又出於宋、鄭。宋以先代之後作賓王家，而鄭以母弟懿親蕃屏王室，而壞法亂紀，至於如此，可勝誅哉？嗚呼！觀宋殤、鄭莊於春秋之始，而知天下之無王，觀宋皇瑗、鄭罕達於春秋之終，而知天下之無伯，始而諸侯，終而大夫，又可以言世變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云云〉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伯主以天下私其親，故命使施禮為可鄙，而屈身要信為可賤也。夫惟義可以率人，苟以其私，則無以令與國矣。
今晉之平公以杞出之故，合十二大夫而城杞，役諸侯以私其母家，罪莫大焉。是故既城之後，而使士鞅來聘，來聘所以拜城杞也；未幾而杞子又以來盟至魯，來盟所以拜杞田也。比事以觀，則其以不義動人、而有不慊於心者可知矣。然則晉之失伯，不亦宜哉？夫伯者，所以合諸侯而匡天下也。苟以德命，誰敢不從？是故齊桓公以諸侯之師城邢封衛，天下翕然以存亡繼絕之美歸齊，不聞桓公之遣使以謝諸侯，而亦不聞邢侯、衛侯之親往結盟於諸侯也，而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功為何如哉？惟其心在於公義，而非為私也。今晉侯以奕世之伯，號令諸侯，非弱於齊也。而城杞之後，僕僕焉來聘、來盟之不暇，寧不可鄙賤哉！何以言之？晉平之母，杞女也。杞於是時，非有外患如邢、衛之在齊桓時也，德則不競，而介於大國，以勞諸侯。夫諸侯者，天子之諸侯也，非晉國之役也。昔者平王不撫其民而戍母家，詩人有「束薪蒲楚」之刺，君子傷之，而況於晉乎！今晉臣彪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於是乎合十二國之大夫，勤版築於東樓之杞。文之伯也，未至改物，何以有此？棄同即異，不仁；役人以私，不義。不義不仁，何以為伯主？當時魯、鄭大夫有甚乎之歎，而不敢違也，則天下皆知其不當為。而晉亦自知其不可矣，城杞之役甫旋，而士鞅之聘踵至，謂區區禮文之未可以蓋其愆、而收諸姬之心乎，則其鄙也，不待貶而自見矣。既成其國，又治其田，使晉命之出於公，魯何敢不盡歸乎？今瘠魯以肥杞，乃以卿大夫相繼於朝府無虛月之故，則晉之所以令諸侯者，利而已矣。來盟以固歸田，而以國君親其事，且不守中華之禮，而用夷俗焉。夫以土田之故，親辱於人，是徇利也；以先伐之後，而變於夷，是棄禮也。禮虧利勝，其能國乎？嗚呼！晉以城杞之故而來聘，杞以得地之故而來盟，則伯主之所以為伯主，杞子之所以為諸侯，皆可知矣。《春秋》於「城杞」，則列序十二大夫，以著其動眾之罪，而繼之以「晉侯使士鞅來聘」，又繼之以「杞子來盟」，杞稱「子」，賤之也。蓋嘗考於斯時，天下甚多故也。吳、楚交政於中國，此何時耶？平公舉七世之伯業，一朝付之於楚，自謂可以奠枕而居矣，不知於虢之會，再讀舊書；於申之役，楚主中夏。他日將通少習之言，一出而執戎蠻子赤歸於楚，如事天子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蠻夷侮其外，而大臣叛其內，晉國卒剖而為三，則皆平公之罪矣。城杞之役，可勝歎哉！
楚人伐黃，楚人伐徐，公至自會
外患自遠而至近。《春秋》危望國以見伯業之衰也。夫華夷之勢不兩立，伯業衰，則夷狄強矣。
當齊桓之暮年，楚人伐黃而公不救，然後楚復伐徐。夫黃，遠國，而徐在山東，與齊為鄰，非「外患自遠而至近」乎？是以牡丘之盟，《春秋》始書「公至自會」，而桓德之衰，與國皆有可危之勢，於是因魯以見其餘也。楚之為中國患久矣。東遷以來，僭號稱王，憑陵上國，尚賴齊桓創伯，以攘夷安夏為己任，是以有次陘之役，而中華之勢復振，抑何幸也。奈何葵丘既會，震矜遂生，一念之怠，前功遽廢。使強夷得以付度其心，而前日相與周旋之國悉蒙其患。自遠以及於近，豈不駸駸乎剝床及膚也哉！觀《春秋》危公之意，亦可懼矣。且夫黃自貫澤受盟於齊，於是有陽谷之會，相為掎角，以牽制楚人之肘腋，用能致屈完之來盟，則黃實有功於齊也。今楚人敢興兵以伐黃，無乃討其前日從齊之故與？黃以從齊見伐於楚，則楚師之起，乃所以嘗齊也。齊既視黃而不救，然後浸淫而及徐，鳴鍾擊鼓，將問徐以何罪？不過為其附齊而取舒也。借曰黃遠國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徐在齊之宇下，可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乎？始之伐黃，則置而不恤；繼之伐徐，則救而不亟，則桓公之不競、不足庇與國可知矣。是故《春秋》凡桓公之盟會皆不書「至」，安之也；至於牝丘之盟，始書「公至自會」。夫楚之患，自黃而及徐矣。徐之去魯不遠也，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寧不有無厭及我之患乎？嗚呼！豈獨魯也？天下之從齊者，莫不岌岌乎殆矣！《春秋》魯史，故「至」公以著其危，而他國從可知焉。
《商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於桓公見之矣。厥後公卒未幾，而楚遂至其國都，以盟魯、鄭、陳、蔡；越八年而以師伐齊，取谷。至是則盟貫取舒，進次於陘之憾，悉報無遺。嗚呼！向使桓公敦不息之誠，當楚人伐黃而振旅焉，天下事豈至此也？或者謂桓公初致江黃之時，管敬仲嘗有言矣，桓公不從，而卒貽禍於二國。吁！仲之言是也，而未知道也。使其能引公以正心修身而行王道，則豈無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之遺事乎？而仲不能也。使小國賢君欲自援於蠻夷之汙而不克遂其志，君子蓋深傷之。不然，仲之器不小矣。
吳入郢，於越入吳。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於越入吳
強國每逞力於外，而不虞敵人之乘其後，觀《春秋》書吳之事，亦可以為戒矣。方吳之敗楚而入郢也，師猶在楚，而於越乘虛以入吳，亦可警矣。至於黃池之會，方與晉侯爭長，何不虞於越之又入其國耶？《春秋》始書「於越入吳」於「吳入郢」之後，再書「於越入吳」於「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之後，則其虛內事外、阻兵安忍之效，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嘗謂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此理之必然也。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長岸、雞父之戰，滅巢、滅徐之文，經不絕書，猶曰以蠻夷而攻蠻夷也。及其勝楚，則遂及齊，而及魯、及晉，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自以為莫能敵已，不知禍亂相尋，罔有紀極，東南又生一越，為其腹心之患。一之已甚，而至於再，姑蘇之棲兆矣，豈不可為陵人而不顧己者之大戒哉！自今觀之，吳乘楚之得罪於中國而伐之，雖曰因以復怨，猶有名也。至於五戰而造其國都，繫累其人民，鞭撻其塚墓，君居其君之寢，大夫處其大夫之室，棄約肆淫，恣行無忌，暴橫未有甚於此矣。方且揚揚然自以為得志也，不思國內空虛，而於越之兵搗其不備，入其巢穴，如造無人之境，無乃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也乎？《春秋》書「吳入郢」，而繼之以「於越入吳」，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吾意吳人為是恐懼而警省也，豈意夫勝齊伐魯之後，復駕晉而爭伯，黃池有會，方將逞其梟雄，以長上國，不知勾踐之又躡其後也。死灰燃於會稽，而太子斃於姑蔑，所得幾何？不足以償所喪。《春秋》書「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而又繼之以「於越入吳」，何其蒙患於前，而又不戒於後也？
嗚呼！吳以力勝楚，而越又以力勝之；吳以強陵晉，而越又以強陵之：天道好還，豈不信哉？闔閭之時，猶曰不備不虞而已矣，若夫差，何其愚耶！《春秋》因事而比書之，垂戒之意遠矣。是故觀入郢而會黃池，宜吳之盛也。而於越入吳，敗亦隨之，譬之蛇豕躑躅，卒以自僨，不亦可哀也哉？雖然，吳不足論也，吾於此而為中國諸侯悲也。當入郢之時，特以晉不救蔡，而吳得假之以為功。吳興而晉遂失伯，槜李一敗，北向之圖稍輟，而諸侯莫之省也。齊、衛方助叛臣以撓晉，魯方有事於邾，而晉則惟納蒯聵、伐鮮虞之是務也，而皆不以吳為憂，遂使伐陳會魯，勢焰大熾，而齊、晉大國，俱受其患，庸非自致之耶？然後吳、越爭衡，而春秋終矣，其可歎也夫！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大夫越禮以生事，而貽患於其國，《春秋》據事直書而自見矣。
夫失己失人，寇之招也。今公子結以國卿下媵陳人之婦，既失己矣；媵婦之後，遂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公、侯豈大夫之敢敵乎？是以牲歃徒陳而反以致三國之伐，然後生事病國之禍見矣。結可責也，而齊侯、宋公亦不得免焉。古者大夫之出疆也，受命而不受詞，有可以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可也。未聞專命而非禮以致患者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皆由己以致之。況於己為大夫，固當使其君安富尊榮，而民無侵陵之患也。今一舉而害及其國，其罪豈不大哉？是故公子結者，魯之卿也，媵婦淺事，非大臣之當親，今乃縱其私情，去國逾境，以媵微者之婦，則以尊而臨卑，紊上下之分矣。彼齊侯者，太師之胤，尊為東州之方伯；宋公者，先代之後，爵為天子之上公；夫豈列國大夫所可敵哉？今結也因媵婦之行，遂及二君為盟焉。夫盟者，有國之大事也。乃不稟命於君而專之，外有以卑抗尊之罪，而內有以臣專君之惡，一舉而二罪並焉，其可乎哉？他日西鄙之伐，辱國殄民，果誰之所致乎？則結之罪不可逃矣。是故媵婦淺事不當書，而《春秋》特書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郢」。「陳人」微者，既見其重以失己矣，而繼之曰「遂及齊侯、宋公盟」，「遂」者專詞，「及」者所欲，又見其輕以失人也。至於西鄙之師，而書曰「伐」，見三國之有詞於伐也。
然則三國義乎？曰魯則失矣，三國亦豈義哉！夫以伯主之嚴，上公之重，誰得而犯之？蕞爾大夫而求盟，其從其否，誠在我耳。訓之以禮義，道之以名分，不與之盟可也，執而治之可也，何至以二大國之君，俯首與之共歃？既歃之後，而以兵刃臨之。夫抗尊求盟者，公子結也，西鄙之民何罪？慢鬼神而食話言，虐無辜以黷威武，不義甚矣！吾嘗觀乎文公之經，有曰：「季孫行父會齊侯於陽谷，齊侯弗及盟。」夫以商人之不義，且能卻大夫之請，何桓公乃不能慎之於始而悔之於終乎？然則結也不足責也，齊為伯主，於是乎有慚德矣。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築蛇淵囿
君令不行於陪臣，而勞民以自樂，甚矣魯之不競也！夫佚遊從欲，已非人君之當為，而況作於患難之時乎！是故成，魯邑也，而疆臣據焉；定公欲墮其城，而親帥師徒以圍之，卒不能克而返。是正恐懼警省之時也，奈何告至之後，乃役民以築蛇淵之囿，尚可謂知務乎？《春秋》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於十有二年之冬，而書「築蛇淵囿」於十有三年之夏，則定公之失君道可知矣。
嗚呼！魯自宣公受國於東門氏，而祿去公室矣。成公失政，而政逮於大夫。丘甲之作，費邑之城，三軍之作，中軍之舍，不絕於經。三家競爽，不弱一個焉，孰知陪臣之又專制其後哉？至於孔子攝相，然後費、郈繼墮。公室可為之兆，已見於此。使其終用聖人，魯可以為政於天下矣。雖百成，何能為哉！今定公不知二邑之墮，出於仲尼之化，而以為己功也，於是親帥其師以圍成，而不知公斂、處父之徒，無君之人也，於公何難哉？是以「無成是無孟氏」之言一動強臣之心，而深溝高壘，堅守弗下。以封內之邑，而用師圍之，有如敵國，已見魯之失政矣。況以堂堂國君之尊，伐一陪臣而不能勝，卷甲而歸，亦可危已。吾意定公因是而懼，改前轍以自新，委國聖人之不暇也。奈何恬不知畏，告至之後，反自肆於驕樂。當舉趾條桑之月，役農作之民以築囿焉。夫築者，創始之詞，而囿者，育鳥獸之所也。當閑暇之時，且不可為也，而況於蕭牆之寇未弭，此何時耶，而自放於盤樂怠傲，無乃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乎？置民人社稷於度外，而以奉己為重，顛倒錯亂，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先書「公圍成」，而繼之以「公至自圍成」，危之之意已見。至明年之夏，而有「築蛇淵囿」之書，則定公之不足與有為也明矣。卒之女樂至庭，而聖人以燔肉去，遂使一變至道之國，日淪於微弱；而大野之麟，卒虛其應。悲夫！
吾嘗觀乎《春秋》書築台及囿，凡六見，莊公一年而築三台。當齊桓方伯，四鄰和睦，國家無事，可以有為而不為也，故魯自是始弱。及莊公告終，而遂大亂，國幾亡。成公之時，內政歸於強臣，而外屢辱於大國，末年晉悼復伯，稍獲見重，而遂築鹿囿。昭公遊於季孫之術中，而築郎囿，卒以客死。今定公不以先君為鑒，而又履其轍焉。嗚呼！無囿猶可，無民何為？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是誰之咎哉？
取汶陽田。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
藉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為甚微；致賂以從夷，其辱國也為甚大。夫為國而不知以義為利，未有不受其咎者矣。
魯之成公，恃晉之勢，一戰勝齊，以取汶陽之田，以亂而易亂也，其利國不亦微乎。遂使楚人以此藉口，而為陽橋之役。公也乃屈千乘之尊，會其大夫於蜀，致賂納質，以求免焉，則其辱國大矣。觀《春秋》書「取汶陽田」於前，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於後，則魯之所獲不如所喪，為國而不以禮，其效豈不深切著明矣哉？嘗謂天下莫大於禮，莫強於義。是故諸侯修睦，以事天子，不敢失也，而後蠻夷順令，以事中國，不敢違也。今也友邦塚君不能和協，而使外夷得以借此以為猾夏之階，不亦甚哉！觀成公之所以勝齊而辱於楚者，抑亦可以為戒矣。
且夫汶陽，魯故田也，而見奪於強大之齊。考於建邦士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不敢失墜，所當告於天王，以正疆界，不當擅兵以取之也。不然侵小得之，則固有興滅繼絕之義，齊固不得而有，亦豈魯之所當有哉？今魯之戰齊也，以大夫之一怒，而介於大國，幸以獲勝，則藉郤克之言，以取汶陽，而不使一介告諸天子，是惟強力之恃，而於君臣之義蔑矣。雖取故邑，與奪人之有何異哉？而不知我以強力陵人，人亦以強力而陵我矣。未幾楚人遂有侵衛、侵我之師，以問伐齊之故。甥舅之國，剪為仇讎，而使蠻夷得以為詞，亦已顛矣。而又不能親賢修政，保固疆圉，乃以國君之尊，親會公子嬰齊於蜀，而薦侑焉。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君，降班失列，以聽於夷狄之大夫，豈不哀哉？惟其不能以禮為國，以及此憂也。故曰「藉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為甚微；致賂以從夷，其辱國也為甚大」也。
季孫行父為國上卿，固當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而下庇其民，使無辛苦墊隘之禍也，而乃不忍一朝之忿，殘民以逞其私。汶田之歸，揚揚然自以為功，而辱逮君父不顧也。方將立武宮以宣示其侈，而不知他日韓穿一言，復束手以歸諸齊，而所得者為虛文，不足以償所喪。然後知不以義為利，而以利為利，乃有國家者之大患。而《春秋》譏取汝陽田之意遠矣。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後序
《誠意伯劉公文集》固栝一方文獻，實為明百代文章勳業之宗、儒先理學之統也。刻自永樂初王太史景，後凡三易梓矣。歲久浸堙，論次或盭，海內學士大夫誦說睹慕公者，每嗟谘焉。嘉靖己未，公卿達鬥山樊侍御嘗刻於北畿巡院，東南修辭士人鮮得覯睹。且經義刪遺，似非全集。隆慶壬申春，豫章虯峰謝公持斧按兩浙，丕崇正學，風厲人文。行部至栝，握劉公簡籍，惻然曰：「集殘缺矣，士君子有志用世明道，舍是何所法程哉！」乃檄烈搜討遺文，重手校而鋟焉，公諸遠邇，意甚渥也。刻成，授烈序諸末簡。序曰：
烈自撮髮讀書，即跂向公勳業、文章為古今殊絕人物，恨不一至其地，為之藻蓺，奮感依馮。茲猥以譾薄承乏公郡，獲瞻儀刑章典，復辱掛名文字中以自托於尚友，豈非疇昔之願哉！夫天將開一代文明之治，則必篤生名世之臣，以應昌期，遘會風雲，翊主佐命，讚謨決策，撥亂攘夷，輔成皇王之化，未始不本之於道德文章。道德文章，精神心術之微也。古之君子，若伊尹於商，呂望於周，其阿衡鷹揚，事業已定於莘野、渭濱之時。子房始遇沛公，運籌決策，以成帝業，亡一不酬。孔明臥草廬，與先主商搉孫、曹，因蜀之資以圖天下，終身不易其言。公天挺人豪，鍾稟特異，固伊、呂之亞，子房、孔明之儔也。生丁元季，阨塞抗憤，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撰著《郁離》《覆瓿》諸篇章，言雖雄渾奧密，閎辨激壯，體裁殊，而攄忠闡性，則皆所以鋪擷其拯世救民之心，釀醞夫禮樂法制之教。出入造化，機變鬼神，卒澤於道德仁義之懿。及其明炳物先，克識真主，起從而受心膂之寄，柄帷幄之籌，殄漢殲吳，驅夷奠夏，指授諸虓虎熊貔柱石之臣，以成高皇帝大一統之業，滌穢湔膻，復還三代之華，何其偉歟！
嗟嗟，樹開國之勳猷，昭傳世之文章，與古先豪傑兼休並顯於千百世之後，公蓋出有所為而生非無意者矣。豈章句之儒，虛誦讀，守空文，罔效尺寸已哉？是固烈之依憑向慕之私也。謹序。
隆慶六年秋七月朔，後學建安陳烈頓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