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明經
公朝於王所，仲孫羯會晉，韓不信〈云云〉城成周
《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於列國。夫趨事赴工者，臣子之所當為。至於天子之守，則有先王之遺法焉。襄王下臨，僖公有王所之朝，《春秋》書「公」而成其為朝，謂天子在，是諸侯不可以不朝也。然不言明堂，而曰王所，則所非其地，異乎先王方嶽之禮矣。敬王命，城王都，而諸大夫有成周之城。《春秋》列書大夫之名氏，謂天子有命，諸侯不可以不從也。然不言京師，而曰成周，則同於列國，而異乎先王作京之意矣。然則流水之朝宗，葵藿之向日，固人子之至情也。而下堂以見諸侯，與城郭溝池以為固者，又豈天子之盛事哉？嗚呼！此聖人之所以不責諸侯大夫、而深不滿於王室之意歟。是故至於岱宗，肆覲東後，天子巡諸侯之守者然也，未聞下勞諸侯而臨於非所之地也；王命仲山甫城及東方，天子徹諸侯之封者然也，未聞請於諸侯以城其所都之邑也。平轍既東，周綱解紐。歸枋邑，易許田，而朝覲之禮，委諸草莽；賦《黍離》，歌束楚，而二雅之音，變為《國風》。於是霸圖興而王道絕矣。推原其由，豈非天王自失其道而致之哉？觀《春秋》之所書，然後正本澄源之意可得而知矣。且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惟是大侯小伯所當攘斥，非異人任。則夫城濮之勳，因其獻俘而錫命之，賜之弓矢，以旌其勞可也，何至屈萬乘之尊，親舉玉趾，以勞晉侯於踐土乎？縱自輕也，奈宗廟何？成康之時巡，宜不如是，《春秋》安得不以為貶哉！然而君雖失禮，臣不可以不盡其敬。是故諸侯就朝，雖無為龍為光之盛，而冠冕佩玉，覲天威於咫尺，猶足以明水木本源之義，謂非東遷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我公書「朝」，以成其禮。故曰「《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也。嬖子匹嫡，亂生不夷。惟是二三大臣相與力，以不隕墜。則夫定位之後，所當夙夜夤畏，任賢修政，以圖轉危而為安也，何至以四海之廣，請城其都以為固乎？德則不競，城郭何為？周公之作洛，宜不如是，《春秋》又安得而不譏之乎？然而上雖失政，下不可以不奉其令。是故大夫會城，雖有弗躬弗親之責，然版築雉堞，服王事而靡盬，亦足以存宗邦翰屏之典，謂非王室亂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諸大夫書名，以達其義。故曰「《春秋》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於列國」也。
夫《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其自治嚴而待人恕。惟其自治之嚴，故周之不振為可貶；惟其待人之恕，故或成其朝，或與其城，而無責焉。雖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公之朝者二，而皆於王所，則言外之意可知矣；書大夫「城成周」而無諸侯，則屬辭之法，又可見矣。然則二役也，謂之免於貶可也，而或者謂為美之，則豈聖人之意哉？故嘗考之，周室在襄王則有子帶之難，在敬王則有子朝之難。子帶之難，惟書天王居鄭，至晉文納王則不書，蓋以是為臣子之常也。子朝之難，始末皆書，而以「城成周」終之，是果足以為美哉？嗚呼！齊桓首止之盛不可及已，得如晉文，亦庶幾矣！至於晉侯午者，又文公之罪人也。
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新延廄
諸侯興不急之役，以空其國，而取給於人，猶不戒焉。《春秋》比事而書之，以示譏也。
夫國以民為本，而民以食為本，可不相時而輕用其力也哉？莊公妄興築郿之役，而不計國儲之虛實，至於麥禾皆無；而當國之大夫，親往告糴於齊，其事急矣；而明年之春，又新延廄。何其輕慢國本至於此極乎！《春秋》比而書之，而魯之君臣無務農重穀之實、而有傷財害民之政可見矣。吾聞古之為國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食則百事廢。未聞以凶年而興不急之役也。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未聞在位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積也。魯之莊公則不然矣。以峻宇雕牆為無損，以節用時使為無益也。是故築郿之工未畢，而倉廩已空；告糴之跡猶新，而延廄復作。曾謂君國子民之道而若是乎？宜其見譏於君子矣！且築者，創作邑也。城邑所以禦暴，非時與制，不敢興也，況於無故而築邑乎！莊公不視歲之豐凶，而有築郿之役，不知其何為也。若曰禦暴保民，則魯國無故，苟無令德，太行、孟門且不可恃，而況於郿乎！若曰虞山林藪澤之利，則非君人之心矣。未幾而倉廩盡竭，麥禾俱無。無而曰大，顆粒不存之詞也。然後皇皇焉無所措其手足，而臧孫辰奔告於齊，以請糴焉。以千乘之國，仰給於他人，以活其民，可不懼乎？不曰如齊告糴，而曰「告糴於齊」，見其情之急也。急病讓夷，何足為功？適以昭其治名不治實之罪焉耳。魯之君臣，盍亦因此而加省矣？則又愈不知戒，以求於人之餘，而新延廄。夫延廄者，法廄也，養馬之所也。凶年饑歲，民食不給，而馬廄是新，推此心也，不至於率獸而食人乎？故書「新延廄」於「告糴」之後，所謂時詘舉嬴，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然則莊公之為國也可知矣。不然，《春秋》書築者七，而公有其四；書興作者九，而公有其三；書無麥苗、無麥禾而皆見於莊公之世，何耶？魯十二公，台池苑囿之役，莫多於莊公，而水旱、螟蜮、多糜、有蜚之災，皆備於莊公，天人感應之理不誣矣！而公終不寤也。身死，而妻子不保，幾亡其國。嗚呼！豈他人之咎哉！
初稅畝，蝝生，饑，大有年
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夫天人感應之理，《春秋》之所深謹也。是故螽蝝饑饉，國之災也。魯之宣公廢助法而用稅，虐民也。虐民而天降之災，宜矣！故所稅畝之年，蝝生而饑，斯非理之常乎？百穀順成，國之福也。魯之宣公奪世嫡以有國，悖道也。悖道而天降之福，異矣！故即位之十有六年，而大有年，斯非理之變乎？在他人以饑、蝝為變，在宣公則為常；在他人以有年為常，在宣公則為變。《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之法嚴矣哉！
《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凶，人為不善而致譴焉，天道之當然也。其或反之者，庸非異乎？是故螽蝝之害，法所當書，而他公皆記；有年之瑞，法不當書，而獨志於桓宣之冊。聖人之旨淵乎微矣！且饑者，五穀皆歉之謂也。宣公以不義得國，懼討於人，而竭力以事齊，水旱、螽蝝相繼而起，於是國用不足，而稅畝之法興焉。「初」者，事之始也；「稅畝」者，公田之外，又履其餘畝而取之，是為什而取二矣。以諸侯而擅改先王之法，以國君而行虐民之政，由是怨懟之聲，上聞於天，而戾氣應之。秋螽未息，冬蝝又生。「蝝」者，螽之子也。螽蝝相繼於二時，嘉穀其有孑遺乎？故遂至於饑饉而無以振業貧乏。《春秋》書「蝝生」與「饑」，繼於「初稅畝」之後，則是災也，實稅畝之應，而宣公得之，非過矣。故曰「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也。若夫「有年」者，五穀皆熟之謂也。宣公以庶孽之子，篡正嫡之位，使惡視二子，殞於非辜，而過市之哭，哀動魯國，是上不有王法，而下不有宗廟。王朝不能施殘執之刑，鄰國不聞有沐浴之請，而魯國又無石碏之臣矣，則惟天能誅之耳。其乖氣所感，兩螽而一旱，一水而兩饑，宜也。至於是歲，而大有年焉。有年而曰「大」，則禾麻菽麥、黍稷穜稑，實穎實栗，無所不有，是果何以致之哉？《春秋》書「大有年」於「蝝生，饑」之明年，則是福也，非凶人之所當有，而宣公得之，為反常矣。故曰「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也。然則天道僭乎？曰：非也。宣公在位十有八年，而獨是年為有年，他年之歉可知矣。越明年而宣公死矣。獲罪於天者，宣公也，魯國之民，不可盡絕，而周公不可摧也。稅畝矣，饑矣，而不畀之以有年，則周餘黎民何罪乎？天非為宣公而有年也。夫豈僭耶！或曰：「《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惟變則書之。桓宣之有年，志變也；則桓宣之水旱螟螽，乃為常矣，何以亦書之乎？」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人相與之理，懼災思患之意，治惡人、矜小民之道，無所不備。是故觀凶災之迭見於二公，則知天道之不僭，而為惡者知所警；觀有年之獨見於二公，則知惡人之不可容於世，而操刑賞之柄者可以知所主矣。嗚呼至哉！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於扈
伯主能以力治二國，而不能以義討罪人，《春秋》比書而自見也。夫諸侯從夷，固伯者之所當問，而弑逆之惡，又烏可舍而不討也哉？晉靈之時，蔡從楚以次厥貉，罪也，故郤缺帥師伐蔡而入其國，力有餘矣。夫何齊有商人之亂，則諸侯為會於扈，而受其賂？何不以所治蔡者治齊乎？《春秋》書「伐蔡」、「入蔡」於前，而不序諸侯於盟扈之役，知晉之所以力爭諸侯者，不過求逞其私耳，豈其知有義哉？
嘗謂天下之事，有重有輕；故伯者之治，有緩有急。是故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謂之不知務，失肩背而養一指，則為狼疾人矣。今也商人弑君，告於諸侯，已及期矣，伯主無致討之令，而大夫無沐浴之請，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一旦上鄉授鉞，韅鞅靽，出自絳都，意其事之在齊也。既而義旗不指於營丘之邦，馬首乃瞻於淮西之境，諸侯不無惑矣。師及於蔡，蔡人未服，則以戊申之日，鼓而入其國都。以百里之侯邦，倚蠻荊之勢援，未易破也，今以孤軍攻之，而城郭失其守，甲兵失其衛，使蔡侯泥首受罪，以為城下之盟，謂晉師不強而若此乎？苟以此眾聲齊之罪，師直而壯，若舉江河以沃炎火，商人之血何足以汙斧鉞耶？奈何諸侯之會於扈，名為討齊，實以取貨。謂其力之不足乎，則八國諸侯，非直一郤缺之師也。惟其不以賊為賊，而甘與賊為徒也，是故於扈未盟，天下猶有所望，而齊猶有懼也。及夫於扈既盟，然後天下絕望，而商人成為齊侯，於是變討罪之師為成亂之會，是舉諸侯而為夷狄之行矣，不亦甚哉！《春秋》於伐蔡而書「帥師」，書「伐」，書「入」，則其力之有餘可知。盟扈，略諸侯而不序，則其義之不足可見，而後討賊之功不足以蓋其縱賊之罪矣。
嗚呼！中國之所恃以制夷狄者，禮義而已。有賊不討，禮義亡矣，雖得百蔡，何益哉！厥後遂習為常，至於陳夏氏之亂，方以會狄為務，而楚莊遂為辰陵之盟，晉卒無以為伯，其來非一日矣。今觀入蔡之役，不足以離蔡於楚，而盟扈之役，反足以使魯從齊，則晉人見利忘義之效也。向使晉靈能移伐蔡之師於齊，而冀缺能推不可以怠之心，以納忠於盟扈之際，則晉之世伯，視文、襄有光矣，豈其有邲之敗哉？噫！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
正樂用於別宮，而非禮陳於祖廟，聖人據事書之，所以傷魯之衰也。
夫禮、樂者，國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隱公立宮以祀仲子，而樂舞之數用六。用六雖正，而獻於妾母之宮，則非其所矣。桓公獎亂以立宋督，而取郜大鼎之賂。求賂立賊，而納於先君之廟，豈不為已甚乎！夫君子之事其親也，造次必以其禮。然則魯人之待周公，曾仲子之不若矣。嗚呼悖哉！夫媵妾不可以為夫人，未聞違禮立宮以祀之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未聞昭違亂之賂於其中也。魯於春秋，號為秉禮而若是乎，此聖人之所為懼，而《春秋》之所以深謹也。蓋仲子者，惠公之妾也。惠公元妃孟子，既入於廟，則仲子無祭享之所矣。若以「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而使公子主祭」之典言之，則仲子非隱之母，安得為立宮乎？至其樂舞之數，則於別宮不敢同於群廟，而降用六羽。自當時言之，蓋以為得禮矣；以王制論之，則諸侯用六，奚取於仲子之宮哉？今也六羽獻於妾母之前，而群公之廟用八自若，曾是以為禮乎？《春秋》因其始成而祀，書曰「考仲子之宮」，既正名其為非禮矣，獻羽而書「初」者，以見前此未嘗有六佾之舞，所謂因事以明用八之僭也。若夫太廟者，周公廟也。曾謂周公而享非禮之祀乎？猶有鬼神，而以不義之物陳於公前，公其無所依矣。不孝孰大焉！桓既篡兄而立，又推其惡以及於人，於是偕齊、鄭之徒，成宋督之亂，而取其賂器，置於周公之廟，是死周公也，不惟褻祖宗之靈，而又以教其百官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亂臣賊子得志，而無忌憚至於此，極哉！《春秋》書「取郜大鼎於宋」，「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又書「納於太廟」，「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曰以「戊申」，深謹之也。夫六羽者，當用之樂也，而在仲子之宮；郜鼎者，違亂之器也，而在周公之廟。四方之人，將於魯乎觀禮，而魯之禮若是哉，此《春秋》之所為懼也。
因循至於僖公，而有禘太廟、致夫人之舉；文公而有大事太廟、躋僖公之事。仲子猶別立宮，而成風則直致之於太廟；仲子猶降用六羽，而成風則直用天子之大禘。禮樂之紊，既不可言，而亂倫逆理之事，紛紛然於周公之前陳焉，何周公之不幸至於此哉！周家之禮，公所制也，而公之子孫若是，他國復何望哉？嗚呼！此《春秋》之所以假魯史而作也夫。
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大旱
人君以不義勞民為可危，故天應之災為可懼。甚矣乖氣之能致異也！魯之宣公，以篡得國，故屈己以事齊，今又勞民以會齊而伐萊，天何義乎！公既告至，而國內大旱，庸非嗟怨之氣上感於天而致之乎？《春秋》書「伐」、書「至」於上，以著宣公之罪；繼書「大旱」於下，以見天道之應不可誣也。
嘗謂善惡之事作於下，而災祥之應見於上，此天人相與之至理也。是故僖公以務農重穀為事，而三時之不雨，不足以為其害；莊公以峻宇雕牆為務，而一時之不雨，即可以為之憂。天之於人，各以類應，其可忽哉！今宣公之得國，既獲罪於天矣，況於即位以來，煩其兵役，瀆其交際，虛內事外，而不恤其民乎？則天降之災，宜矣。齊為不道，狡焉思啟封疆，故為伐萊之舉，其所以召兵於魯者，恃其有援立之私恩也。宣自會於平州以後，奴役於齊非一日矣。今又動魯國之眾，往為之役，以伐無罪之萊，外結釁於遠人，而賈怨於百姓，則是行也，寧不危哉？幸而得歸，反行飲至以告於先君之廟，甚哉其怙惡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愁歎之聲、怨憤之氣上徹於天，而戾氣為之應乎。是故伐萊方至，旱暵已作。旱而曰「大」，必至於滌滌山川而不可沮，非真僖、文不雨之比也。《春秋》以「大旱」書者，抑旱而不雩耶，是無憂國恤民之心也；雩而不雨耶，是見棄於天矣。宣公造惡不悛，而流毒於其國若是哉！聖人比而書之，所以哀魯國之民也。雖然，宣之虐用其民，不特此也。伐莒取向，伐邾取繹，改助法而用稅，非一事矣。
天之示變，亦不特此也。螽之見《經》者三，饑之見《經》者二，至於大水蝝生，亦非一端矣。《春秋》備書於《經》，然則為君而不仁不義者，亦可警矣。故曰「天災流行，必不於有道之國」，豈不信哉！
鄭伐許。鄭伯伐許
諸侯之陵虐小國，《春秋》狄之於前，而爵之於後，皆以著其惡也。
夫《春秋》之法，有加貶而後見其罪者，有直書而罪自見者。惟明乎屬詞比事之意，斯得之矣。鄭人為許之小弱也，每肆暴以伐之，皆罪矣。故我成公之三年，書「鄭伐許」，以其一歲而再動干戈，為惡已甚，故稱國以狄之，所謂加貶以見其罪者也。及其明年，襄卒而悼立矣，喪未逾年，而復伐許，其惡非不甚也，然自「鄭伯」而不貶，所謂直書而罪自見。經之書爵，又見其釋服從戎，有忘親之罪焉。由此觀之，《春秋》之法可知矣。
嗚呼！王澤竭，伯功淺，小國之迫於大國，《春秋》深傷之也。許以太嶽之胤，密邇於鄭，鄭莊怙其詐力，托為鬼神不逞之詞，入其國而披其地，其所以不遂殄其宗祀者，東遷之初，尚以滅國為重事，故未敢蒙首惡之名。然而竄逐其君，置許叔於東偏，而公孫獲處其西，制其死生之命，雖有存許之名，亦何異於滅乎？其後許叔因亂竊入，未幾而齊伯興，故得保其遺祀，以俟他日。鄭人蓋以許為俘邑久矣，特畏大國而未得逞其志耳。以義言之，許者，先王所封之國，鄭安得而虐之哉？今鄭襄既背中國而事楚，遂藉強夷之勢，肆虎狼之心，一歲之間，再加兵於許國。不思己之見陵於晉、楚者，亦惟國小而弱之故，可不自反而以是施於蕞爾之男邦乎？是與夷狄之所行無以異矣。《春秋》狄之，所以誅其不仁之心也。襄公既沒，悼公所宜改惡從善以自新也，奈何父喪甫葬，遂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以肆其毒於許。夫許之與鄭，非有不共戴天之仇，何至伐之若是亟哉？忘喪非禮，陵弱不仁，干大國之怒不智。卒之交訟楚庭，以中國之君，而聽於夷狄之大夫，然則鄭伯之自伐亦甚矣！《春秋》於襄之伐許，雖書之於公子去疾帥師伐許之後，而其惡未著，故必貶之而後見。若夫悼之伐許，則上書「葬鄭襄公」，而繼之以「鄭伯伐許」，則其罪已明，不必貶矣。故曰惟明於屬詞比事之義，斯得之矣。
大抵《春秋》之法，既貶則多從同。是故晉之伐鮮虞也，既於昭公之十二年狄之矣；至於十有五年荀吳之伐，則直書之。蓋與「鄭伐許」、「鄭伯伐許」之書法同矣。雖然，許獨無可議者乎？苟能修德行仁，以保其國，何畏乎一鄭？而乃恃楚以為安，他日楚有亡郢之禍，而鄭遂有滅許之師，而、葉夷、白羽、容城之遷，俱無益焉。嗚呼！觀遠臣以其所主，棄中華之禮義而附夷以為安，夫何社稷之能守哉！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人圍頓，陳侯逃歸
二國背夷以即夏，乃不量力而陵小國，又不守義而叛伯主，此《春秋》之所惜也。夫為國以禮，其可不慎而輕舉哉？
陳之成公，背楚從晉，而使袁僑聽命於雞澤之會，可謂知所向矣。至於哀公，乃興圍頓之師，以挑楚人之怒。及夫於絜有會，諸侯方急於陳，而又效匹夫之事，脫身以逃，則其舉不中禮甚矣。是故書「陳侯使袁僑如會」，見其背楚而從晉也；「陳人圍頓」，見其無故而怒楚也；「陳侯逃歸」，則又背晉而從楚矣。五歲之間，一來一往，君子蓋有取於成而深不滿於哀焉。是故「袁僑如會」而稱「陳侯」之「使」，致其志也；「圍頓」而稱「人」，貶也；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也。由此觀之，予奪見矣。嗚呼！陳以有虞之裔，列在三恪，雖其國邇於楚，然春秋之初，楚患已及蔡、鄭，猶未至於陳也。齊桓之伯，陳無事於四鄰，故獨倚齊以為安。桓公即世，穆公首生厲階，以倡於齊之歃，則延盜入室，職陳之由。由是而取焦夷，由是而圍宛丘，則陳實自取之耳。尚賴晉文之興，而踐土如會，得以自拔於蠻夷之汙。不幸而有靈公之禍，中國無伯，而陳遂專屬於楚，亦可哀已！今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實中國之大幸矣。陳侯厭楚之暴，而幡然改轍，雖不能躬來聽命於壇玷之間，而袁僑之使，亦足見其向華之實。以二十餘年服楚之國，一旦不召而來，《春秋》能不與其出幽谷而遷喬木乎？彼楚也怒陳背己，則未敢聲兵來伐，而姑使頓間陳者，何耶？侵欲之暴，其曲在己，故未有詞以加陳也。為陳計者，修明德政，堅事伯主而睦四鄰，蕞爾之頓，亦何以伺其隙哉？不知自反，而肆其兵威以圍頓，不思頓小於陳，而陳小於楚，頓固非我敵也，而我豈楚敵哉？昔在穆公，嘗以頓故，受得臣之圍矣。今而圍頓，無乃履其覆轍乎？遂使楚人得以有詞於我，而陳國從此不遑寧處。伐而繼之以圍，陳雖噬臍，亦知無及。然當是時，晉君方明，諸侯聽命，始之以戍，而繼之以救，未嘗頃刻而忘陳也。今又合諸侯於絜，亦惟以陳之故，苟能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猶可為也。奈何以千乘之君，效匹夫之舉，背先君之成德，棄儀衛而逃奔，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其父柝薪，其子弗克荷負。《春秋》至是不得而不責之矣。
蓋嘗論之，春秋之時，陳與蔡、鄭皆困於楚之國也，而其受患之故，多在於不量力以召侮。是故鄭之見伐，始於侵蔡；而蔡之被圍，由於滅沈：不思小國之見陵於我，亦猶我之見陵於楚也。惟不能推己及人，以至於此。是故陳人圍頓，獨加貶焉。蓋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而書「人」焉，其貶明矣。雖然，晉之與楚爭者，陳與鄭也。自於絜以後，而陳遂終於從楚，悼公之志，蓋自以得鄭為足矣。晉人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魯人曰：陳不服於楚必亡。論而至此，則陳之不能自拔為可矜，而不能拔陳於楚，則亦伯者之罪也。
城費。叔弓帥師圍費
大夫役民，以強私家，而無以制陪臣之橫，可見其出乎爾者之反乎爾也。甚矣上行下效之捷於影響也！季孫宿為政於魯，無故役民以城費，不過欲強其私邑以弱公室也。豈意至於意如，而南蒯據之以叛；叔弓帥師圍之，有如敵國；其效豈不深切著明矣乎？君子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觀季孫之所為，亦可為不能事君者之戒矣。
夫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示強幹弱枝之道而弭亂之所由生也。昔者季友受費於僖公，至是九十年矣，未嘗有疆場之虞也。無故役民以城之，且當農事方殷之月，何其急耶！是季孫宿之欲斫喪公室，惟恐其弗及也。是故乘叔仲之媚己，而興版築之功。君且不顧，於民何有哉！一旦百雉之城溥彼東土，而龜蒙之景如兩國焉。由是而三分公室有其一，由是而四分公室有其二，惟其所欲而為之，夫孰得而制之哉？而不思南氏之世為費宰，亦猶季氏之世為魯卿也；彼南蒯之欲出季孫，亦猶季孫之欲僭其君也。叔弓以國卿，動魯國之眾，環而攻之，則向日之溝池雉堞，反為他人之守，亦獨何哉？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不可誣也。《春秋》書「城費」於襄公之時，而又書「圍費」於昭公之世，所謂屬詞比事，原始可以知其終矣。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三桓實分公室，而子孫以微，何耶？下陵上替，雖令不從，此其效也。或曰：「《春秋》不登叛人，南蒯以費叛，而不正其罪，何也？」曰：「謂《春秋》法不書內叛，但書圍，則叛可知。此胡氏之說，其或有未盡歟。按《左氏》，南蒯請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邑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則蒯之叛，叛季氏也，非叛公也。季氏無君之人，安得以叛名蒯？《春秋》亦安得以叛討夫謀去意如者哉！不然，公山弗狃以費畔，召孔子而子欲往，何耶？」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來聘，杞伯來朝，邾子來朝，築郎囿
交情睦於外而逸樂肆於內，觀《春秋》比事之書，可以知望國之所以衰矣。
夫國家閑暇，乃修明政刑之時，而勞民以自奉，則豈君人之道哉？成公之末年，至自朝晉，而晉侯即使士丐來聘，大國睦矣；既而杞伯、邾子相繼來朝，小國睦矣。四鄰和睦，國家無故，不於此時立政立事，以新其國，乃役民以築鹿囿，夫何為哉！君子以是知成公之終於不振而已矣。嘗觀成公在位十有八年之間，國內多故甚矣。方其即位之未幾也，赤棘有盟，而東虐於齊；戰韓幸勝，而南辱於楚。比年朝晉，而汶陽之田終失於韓穿之言；僕僕從役，而沙隨之會又中於僑如之譖。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其所以困心衡慮者，亦云至矣，何獨無憤悱自強之心乎？幸而晉悼新立，矯厲公之虐政，復文襄之故業，推親親之心以仁我，是以公之如晉，至不暖席，而士丐之聘，踵及魯庭。以伯主之尊，報禮於魯惟恐或後，晉之待魯，非復昔日比矣。於是杞伯、邾子之朝，項領相望。自吳伐郯之歲曹伯來朝之後，諸侯不至魯庭者十年，謂魯之不見重於大國也。今而驟來，庸非為晉重魯之故歟？大國來聘而小國來朝，公之困辱，至此可少殺乎，則當居安思危，鑒已往之不逮，圖將來之日新，明德修政，懷保小民，維其時矣。不此之圖，而槃樂傲怠，如恐不及，當農事之方殷，役丘民以築囿。囿曰鹿囿者，養鹿之所也。虞山藪之利，以奉耳目之娛，而不知國政已落三家之手，雖有台池苑囿，其能獨樂之哉？《春秋》比而書之，義自見矣。厥後昭公之即位也，魯亦未有事也。七年而公如楚，八年而叔弓如晉，九年而仲孫如齊，大國睦矣，而郎囿築焉，無乃效成公之尤乎？《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築囿未幾，而周公之魯為季孫之魯矣。他日定公亦築蛇淵之囿於墮三都之日，卒使聖人去魯，而一變至道之國，終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叔孫有言曰：無囿猶可，無民何為？而魯之諸君不悟也，哀哉！
蔡侯、鄭伯會於鄧。公及戎盟於唐，公至自唐
德不修而懼外患者為可鄙，身不正而結外交者為可危。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義也，曾何會盟之足恃哉！蔡、鄭與鄧為楚強而懼，則相與為會於鄧，而不自省其德之不修也，不亦鄙乎？魯之桓公篡其兄而立，則往與戎盟於唐，而不自念其身之不正也，不亦危乎？是故於鄧之會，特書於經，而於唐之盟，謹書其至，聖人之意見矣。
嗚呼！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吾聞蠻荊之來威矣，未聞私相會聚而懼之也；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吾聞戎狄之是膺矣，未聞刑牲歃血以要之也。而況於時會發禁，行人掌其事，非列國之所得專；司盟之法，太史藏其約，非諸侯之所宜用也哉。今也蔡、鄭之為會於鄧，不過謂我之封境，密邇荊蠻，而篳路襤縷之眾，實蕃有徒，惟我有邦，所當協比，以為輔車相依之勢。自常情觀之，其策未為失也；君子則曰：惟德可以自強。苟有令政，則湯以七十里無敵於天下矣，何不師之而安其所以危乎？事醜德齊，莫能相尚，而徒以會聚為能事，陋矣哉三國之所為也！《春秋》直書其事，雖無貶詞，而鄙之之意自見於言外矣。若夫魯桓之及戎盟於唐，得無謂己得國本以不義，而狼子野心之種，實處東郊，我位新定，所當修睦以市繼好息民之譽？自常人言之，以為不足責也；君子則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彼諸侯之甘心同惡者，無可望矣，安知禍之不在此乎？要言既畢，友行飲至，以告先君之廟，幸矣哉桓公之此行也！《春秋》先書「及」以志其欲在魯，終書「至」以志其幸而得歸，而危之之意見矣。觀之諸侯，已不能自強矣；觀之望國，又有甚焉：則夷夏盛衰之勢判矣。嗚呼！濫觴不塞，必致於滔天之憂；履霜不謹，無惑乎堅冰之至。他日盟於齊而戰於泓，次厥貉而盟辰陵，甚而至於問鼎於周室，則楚之勢愈盛。向使蔡、鄭之徒能思所以自強，吾固知其不在此也。異日侵濟西而為魯患，阻燕貢而逐曹君，極而至於敗劉康公之師，則戎之抗莫遏。向使中國無間可乘，吾又知其未至此也。《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憂國者盍亦以禮義為尚，不然，何華夷之足辨哉！
鄭人侵宋，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荊伐鄭，會齊侯、宋公云云，同盟於幽
貳國背好，以啟華夷之交爭；外夷猾夏，而速諸侯之從伯。此世道之所以變也。
夫夷狄之陵中國，豈無其故？而列國之成為伯，亦豈無其由哉？故我莊公之時，鄭人棄二鄄之好，而間齊以侵宋。於是諸侯有伐鄭之舉，未幾而荊亦伐鄭。則華夷之爭鄭，非由鄭人侵宋以啟之歟？荊既伐鄭，而後於幽之盟，出於諸侯之所同欲，而齊伯成矣。然則來齊、楚之爭者，鄭也；而成齊桓之伯者，荊也。比事以觀，豈不信哉？師人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也。」其鄭之謂乎？又曰：「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雀者，鷫也。」其楚之謂乎？我莊公之十年，齊、宋實始為郎之次，其年荊亦敗蔡於莘，儼然有與君並興之勢矣。越四年，而荊入蔡，於是乎有二鄄之會。諸侯之心，蓋已凜凜畏楚而思倚齊以為安矣。鄭何為者，玉帛之好方同，而干戈之念又起？間諸侯之有事邘而侵宋，潛師以掠人之境，何名也？是時宋方睦於齊，師而加宋，齊必救之，鄭豈不知此哉？而侵宋焉，是謂自作孽，以動天下之兵也。未幾而諸侯之師至矣。以一旅之侵，易三國之伐，鄭之為謀疏矣。不思既睽於齊，而又取輕於楚，遂使荊屍乘廣之卒，鳴鍾擊鼓，公然問其緩告之罪，而滎陽、京櫟之間，自是多故。向使鄭人能守二鄄之好，則唇齒之勢方固，楚安得而輕犯之哉？故曰「貳國背好，而啟華夷之交爭」也。若夫齊之圖伯，固未能卒有諸侯也。北杏之會，宋人旋叛；二鄄之役，鄭又貳心。屢會而不敢為盟，知人心未可以強一也。及夫荊患至鄭，則天下諸侯皆有無厭及我之慮矣，於是大國若宋、衛，小國若滑、滕，遠國若陳、許，望國若魯，無不皆來，而鄭伯亦不敢不親至矣。於是相與為盟，且謂之「同」，而無不從齊之國矣。向使楚患未至於鄭，則桓公之伯，烏得而遽成哉？故曰「外夷猾夏，以速諸侯之從伯」也。《春秋》書曰「鄭人侵宋」，責之也；三國伐鄭而書「人」，將卑師少也；「荊伐鄭」，狄之也；「盟於幽」而書「同」，同欲也；諸侯書爵，與之也；不書「我公」，諱失信也。聖人予奪之意見矣。嗚呼！以列國而主天下之政，豈《春秋》之所欲哉？不得已也。則世道之變，可勝言哉！
雖然，吾於齊桓伐鄭之事，不能無憾也。鄭突以篡而有國，當討也，使桓公能請於王而正其罪，不亦美乎？而公之志，止於得鄭而已耳。伐鄭以討其侵宋，執鄭詹以問其不朝，於天下之大義無與也。論者謂召陵之役，不問楚之僭王，而問包茅之不入，蓋伯者之苟且，大抵此。不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盛矣，何仲尼之門羞稱之哉？
齊仲孫來，齊高子來盟
外臣之來望國，其受命同而所行異，《春秋》因其得失而予奪之也。
夫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仲孫、高子，皆齊大夫。仲孫之來，名為省難；高子之來，名曰謀魯。其受命而來也，皆非有定難安危一定之辭也。《春秋》略其君臣之常詞，而不稱使，無以異也。然仲孫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高子至則平魯難而定僖公，使魯國賴之以安。是仲孫不能匡君以義，而高子則能權而合宜。故《春秋》一則直書曰「來」，而不言其故；一則美而稱「子」，且曰「來盟」，則二子之得失可見矣。仲尼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謂之「以禮」，則不可為私也；謂之「以忠」，則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也。然則仲孫、高子之得失，豈不昭昭矣乎？夫齊之與魯，親則甥舅，且鄰國也。魯國有難，齊其可以坐視之乎？而況於盟幽之役，既以伯主自任，昭大神要言焉，於是乎授之諸侯，將何為耶？天禍魯國，莊公即世，而嗣子弗終，無所歸咎。魯之臣子，方將有討，而力不足，則大國是望而已矣。桓公不修乃職，而有乘亂取國之心，乃使仲孫來魯，陽以省難為名，而陰行窺覘之計。伯主之義，豈若是哉？仲孫之言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則既知罪人之所在矣，則勸其君共行天討，不可後也，乃曰「難不已，將自斃」，固將坐而待之乎？雖有「務寧魯難而親之」之言，不足以蓋其幸災養患之罪矣。卒使巨奸稔惡，無所忌憚，而武闈之禍再作。向使仲孫能勸桓公早為之所，豈至此耶？《春秋》不言其故，而止曰「來」，則其來之無名可知矣。閔公無祿，魯國無君，桓公又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所以命高子者，想不異於仲孫矣。而高子則不然，君之命我，雖無一定之言，而我之事君，豈可不引之以當道哉？與其取魯而失天下之心，孰若安魯以昭吾君之令德哉？於是制其閫外之命：魯未有君，我是以定公子申之位；魯難未已，我是以有鹿門、吏門之城；魯民未安，我是以和其不協而為之盟。使周公之社稷賴以不墜，而齊侯獲存亡繼絕之名於天下。嗚呼！事君若高子，真所謂大臣哉；若仲孫者，可謂具臣而已矣。故《春秋》特褒之而稱「子」，且曰「來盟」，見其權在高子，而高子又能行權而合乎善，非若仲孫之比矣。
或曰：「仲孫以省難來，安知其陰行窺覘之計乎？」曰：「觀桓公之問曰『魯可取乎』，則知之矣。」曰：「然則仲孫何以稱字而不貶乎？」曰：「仲孫雖不能勸君以討賊，而亦未嘗納君於惡也，故曰『君其待之』非也，而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則是矣。故以仲孫方之高子則不足，若加貶焉，則有勸桓公乘時以取魯者，又將何以罪之哉？此又輕重之權衡也。故曰《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夫豈可以苟言哉！」
晉人執虞公
諸侯徇利以失國，乃其自取之也。夫有國家而以利徇人，未有不失之矣，其虞公之謂乎？虞公貪璧馬之賂，而從晉以滅虢，虢亡而虞亦隨之。《春秋》書曰「晉人執虞公」，言以眾人執獨夫也。夫以千乘之國，爵為上公，而晉人執之如一夫然，非虞公自取之乎？觀聖人之所書，可以為貪利者之戒矣。
夫虞，太王之昭也。晉於是乎滅虞矣，則不言滅，而止言「晉人執虞公」，何耶？蓋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而有壤地褊小，困於強暴，力不足而失其國，非其有以致之，則書滅，以見滅之者之罪，如譚、遂、弦、黃之類是也。若夫虞公，則異於是矣。以堂堂上公之尊，君百里之地，夫孰得而犯之哉？今也重貨財而輕兄弟，信邪說而違忠言，璧馬既入而滅虢之師遂起，不思下陽滅而虢不能為虢，虢滅而虞不能以為虞。「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宮之奇言之矣，而不聽。是愛社稷不如垂棘之璧，而視同姓之親不如屈產之乘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獨夫而何哉？以千乘之君，而身為獨夫，其亡也非不幸矣。《春秋》不書「晉人滅虞」，而曰「晉人執虞公」，若曰虞地之鋋於晉久矣，虞公之死命制於晉而已矣。故《左氏》曰：「罪虞且言易也。」《穀梁》曰：「其曰公者，猶下執之之詞也。」嗚呼！利之能亡人國若是哉！人亦有言：「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如虞公矣！
或曰：「晉之於虞，同姓也。衛侯毀滅邢而生名之，虞固有罪，而晉得從末減，何耶？」曰：「滅人之國，其罪易見；而貪利以失國，其罪難明。下陽，邑也，而以虞、晉滅之為文，晉之罪已見矣。今又執虞公焉，虞公，天子之上公，而晉人擅執之，是無王也，而得為無罪乎？《春秋》不以梁亡之法書之，則亦不以恕晉矣。若夫滅同姓之惡，復何待於貶耶？」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伐國而圍人之邑，與救患而入人之邑者，皆王法之所不容也。夫兵，《春秋》之所惡。至於乘勢以為利，尤有所不當為者矣。我襄公之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而圍台。書「伐」，書「圍」，是罪之在莒也。季孫宿受命以救台，不受命而遂入鄆，書「救」而「遂入」，是罪之在季孫矣。莒固不義，而魯亦豈為義哉！《春秋》比而書之，所以著二國阻兵修怨之罪也。凡書「伐」者，皆惡其擅兵以為暴也；伐而圍人之邑，則又甚矣。凡書「救」者，皆善其恤患而解紛也；救而遂入人邑，則救不足言而入為罪矣。是故蕞爾莒國，敢伐我而圍邑，患自外至者也，君子固為魯憂之；季氏強臣，因救邑而生事，患自內作者也，魯國之憂至是始大矣。
嗚呼！龍旂承祀，奄有龜蒙。魯，周公之裔胄，春秋之時，惟齊倚其舅甥之故，而轉為仇敵，其他若宋、若衛、若晉、若秦，皆不敢以一矢相向者，畏周公故也。今以僻陋在夷之莒，乃敢執干戈與魯周旋，庸非魯人自取之乎？於酈之役，季反敗其師而俘其卿，莒人不敢報也。僖公屈千乘之尊，嫁女於其大夫，而自主之，又降班失列，下與之盟，封境之間，雖得無事，而辱國亦甚矣。宣公以不正之君，貪功徇利，以啟爭端，莒猶未敢致報，畏魯之有齊援也。襄公不務德政，而屬鄫以為私，卒致莒人滅鄫，而侏儒有狐紿之敗。由是魯之不能為人所料，而莒始敢稱兵伐我矣。至於今而圍台，乃莒人伐我之三役也。間諸侯之有事，背盟好而興戈矛，今又伐我而圍其邑，莒之罪不可勝誅矣。季孫受命以救台。台者，我之封邑，受諸先王，有民人焉，不可以不救也。師至而莒圍解，振旅以歸復命可矣。乃乘時而遂入鄆，無乃怒蹊田而奪之牛乎？尤而效之，其罪與莒同矣。而擅權生事，不有其君，非細故也，其患豈直伐我東鄙而已哉？《春秋》書「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所以著莒人之罪；繼書「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帥師救台」可也，而「遂入鄆」不可也。「遂」者，專事之詞；「入」者，不順之意：則季孫之罪不可逃矣。故嘗論之，莒、魯之爭，每不利於公，而利於季孫。厥後乘亂取鄆者，季孫也，而叔孫當其討；伐莒而取鄆者，又季孫也，而昭公受其辱。其事蓋權輿於救台入鄆之舉矣。故曰莒患不足為憂也，而大夫之患，深可為魯憂也。詎不信哉？
衛人立晉
為臣而擅置其君，為子而專有其國，則皆得罪於王法矣。夫《春秋》為正名分而作也。衛有州吁之亂賊，既討矣，其國人不請於天王而立晉，是擅置其君也。晉雖諸侯之子，無王命而遂立焉，是專有其國也。《春秋》書曰「衛人立晉」，則衛人與晉之罪皆無所逃矣。
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必承國於先君者，所以重父子之親；必稟命於天子者，所以正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於是乎在，而可以私亂之乎？衛州吁以嬖人之子，弑其君而自立，諸侯連兵欲定其位，而衛人不以為君，凡經八月而殺之於濮，謂衛國之無人焉不可也，奈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乎？此聖人之所深惜，而特起「衛人立晉」之文也歟。吾嘗觀衛人之殺州吁，而知春秋之初，人心之天理猶明也；及觀衛人之立晉，而傷春秋之時，人心天理之壞亦自此始也。何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介先君之寵，握百里之權，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有宋、魯、陳、蔡以為之黨，其勢未易取也，然而敢即圖之，使一往而陳人遂執以請蒞，以一告老之大夫主其謀，而國人無不從，諸侯無敢沮，非人心天理之猶明而若是夫？奈之何討賊之後，遽爾相率自置其君，而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天子，視周室如無人焉，則不顧先王之典，而陷其君於無王之罪矣。彼晉者，宣公也，縱不足責，而石子，賢人也，亦不念水木之有本源乎？無他，狃於見聞之習，而遂以為常也。賢者而若是矣，人心天理之壞可勝救乎？觀「衛人立晉」之文，繼於「衛人殺州吁於濮」之後，其為深惜之可知矣。是故衛人書「立」，「立」者，不宜立也，所以著擅其君之罪也。於晉，絕其公子，言其內無所承也，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也。晉也既立，卒於不令，以亂衛國。大抵不正其始者，必不能善其終，蓋亦必然之理矣。
或曰：《春秋》書立君者二，此年「衛人立晉」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彼則指其立之之人，而此則言衛人，何也？蓋立子朝者，尹氏之私意也。朝不當立，而獨尹氏立之也。晉雖不當專有其國，而實當立，故衛人之立晉，特不請於王為可罪，而非若尹氏之私於子朝也。此又輕重之權衡也。吁！聖人之筆嚴矣哉！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紀陰陽之失節，所以示人君不可忽天道也。夫《春秋》常事不書，惟異而後書之。震電、雨雪，常有之物，而以為異，何耶？蓋周之三月，乃夏時之正月，陽氣未大發也，而大雨震電，陽失節矣。震電既發，則雨雪不當復降，越八日而又大雨雪，是陽稚而陰復肆也。陰陽之交失若是，安得不以為異乎？天人一理，有感則有其應。觀《春秋》之所書，而隱公之失政可知矣。
愚嘗求之《洪範》庶徵之論矣，君人者，所以建皇極而納民於福者也，是故雨暘燠寒，風之若否，由之而應，於是乎有恒寒恒燠之罰焉。人君知之，則遇災而懼，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不然，則應復為感，而災咎之來必矣。是故震電者，陽精之發；而雨雪者，陰氣之凝。震電則發於燠，雨雪則凝於寒，不可並行也。隱公即位，九年於茲，不聞令政，而多涼德。以諸侯而不事天子，以國君而不撫庶民，軍旅數興，政權下替，君道之失久矣。今以建寅之月，未當啟蟄之時，而大雨震電，陽氣之動已過於早矣。雷電既發於癸酉之辰，而雨雪復作於庚辰之日，陽不順令，而動非其時，故不能勝陰之兆見矣。故震電而曰「大雨震電」，雨雪而又曰「大雨雪」，則皆非小變矣。為隱公者，盍亦反躬而自省矣：德不修歟？政不舉歟？讒邪之未去歟？善人之弗用歟？抑小民之失其所而祭祀之不共歟？何上天降鑒之若是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而思所以自新，庶其免於戾矣。公則藐乎無所警也，方且伐宋取邑，會鄭入許，揚揚然自以為功，而鍾巫之難作矣。《春秋》所書，雖然不言其應，而事應之符，昭然不昧，故曰非深明夫天人之理者，不可以言《春秋》也。
抑嘗考之於經，凡書雨雪者三，而兩在冬。若以夏時言之，則雨雪，冬所當有，《春秋》法不當書，而況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兩雨雪耶？故知《春秋》之以周正紀事，而書冬之為建酉戌亥之月無疑也。此夏時之正月，則以震電、雨雪兼作為異，且又大而過常，則皆為不時矣。嗚呼！讀《春秋》者，不以全經貫之，而欲因一句以求義，安能得聖人之微意哉！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大夫輕身以親淺事，而專命以抗公侯，《春秋》書之，所以責其重以失己，而又輕以失人也。夫禮莫大於正名分，過與不及，皆罪矣，而況於一出而兩失之乎！
今公子結以國卿之尊，而下媵陳人之婦，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既失己矣，既而以大夫之卑而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是以所輕幹乎禮之重，又失人焉。然則結之不知禮也甚矣，《春秋》能不深惡之哉？吾聞之《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故以微者而視大夫，猶以大夫而視公侯也，其體之不敵，猶堂陛之有級，截然不可犯矣。今公子結以諸侯之子，為當國之卿，固將任出謀發慮之寄，以匡社稷、庇民人也。今乃縱一己之私情，親媵婦之淺事，是謂以尊臨卑，而亂上下之等威矣。至於齊侯者，太師之胤，東州之方伯也；宋公者，先代之後，天子之上公也：夫豈列國大夫所可敵哉？乃不自揣，而敢上要之盟，無乃以卑抗尊，而紊君臣之名分乎？故以公子而媵微者之婦，是以冠而薦屨也；以大夫而盟齊、宋之君，則舉足而加首矣。不特此也，人臣非君命，不越境。鄄，衛地也。以私事而出，不可也。大夫無遂事盟者，有國之大權，不稟於君而專之，不可也。然則此行也，豈特失己失人而已哉？又有不臣之罪矣。《春秋》據事而直書之，結之罪，其可逃乎？是故牲盤之好方講於秋，至冬而三國之師至於西鄙，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公子結之謂乎？
雖然，魯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彼結之求盟，其從其否，固在我也，何至以二國之君，而輒從其所欲哉？既盟而後伐之，非矣。厥後季孫行父會齊侯於陽谷，求盟，而齊侯弗及之盟。夫以商人之不義，且能卻行父之請，而況於堂堂伯主之尊乎。嗚呼！結不足責也，吾獨深為齊桓惜之。
公會齊侯〈云云〉，盟於牡丘。宋人伐曹，楚人敗徐於婁林
伯謀不協而與國貳，此外夷之所以得肆其志也。甚矣齊桓之伯有始而無終也！牡丘之役，將以救徐，而先為盟，固可見其不協矣。誓言方新，而宋人有伐曹之舉，大功未立，而自攜貳，將何以禦外患耶？遂使楚人得志而敗徐於婁林，中國之勢於是乎衰矣。由此觀之，非桓公不能敦不息之誠而至於斯歟？
常謂齊內以治外者，善謀也；慎終以承始者，善道也。故外夷之進退，未嘗不視諸華之強弱；而諸侯之向背，又豈不由伯心之思斁哉？是故桓公之始伯也，鄭侵宋，則合宋、衛以致討；荊伐鄭，則率魯、宋而往救。分災討貳，諸侯無闕，故能壯中國之勢，以服四夷。召陵之功，蔚為五伯之盛，誠可嘉也。使其嘗存是心，不亦善乎？奈何葵丘既會，震矜遂生，由是楚伐黃而不救，以次陘掎角之助，反貽隊命亡氏之悲，則桓公之不足以宗主諸侯，人知之矣。不然，以密邇山東之徐，楚人何敢逾越險阻以伐之耶？今楚而敢伐徐，則以不救黃而覘桓公之不能矣。公能於此而振旅焉，猶可及也。奈何八國諸侯萃於牡丘，則不鼓行直指淮泗之間，以拯徐人於焚溺，而方且刑牡歃血，以詔鬼神？諸侯，君實有之，何辱盟焉！則伯謀之不協可知矣。使敵人得以忖度其情而淹留不退，誰之咎耶？大夫之救，不聞有功，而伐厲之師，徒為黷武。未幾而無役不從之，宋遂敢致怨於伐厲從齊之曹。雖曰弱曹不顧齊矣，不知牡丘之盟何為耶。外憂未弭，內志已睽，俾好惡同之之國，剪為仇讎而不能禁，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今不然矣，中國之虛實在楚人目中矣。於是荊屍乘廣之旅，蜂合豕突，以敗徐於婁林，則向日為齊取舒之人，今亦無以庇其民矣。使三十餘年之功業，一旦掃地，豈不哀哉？嘗因是而論之，齊桓之伯業，有係於宋不小也。方其始也，宋公推戴以為盟主，而伯業以成；及其終也，宋人背之以伐曹，遂卒無以制楚。昔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曷嘗倚人以為勢哉？譬之於水，有本者，其出無窮。若夫蹄涔溝澮，得雨而盈，霽則涸矣。嗚呼！此伯者之功烈所以如彼其卑，而君子不願為之也夫。
齊侯襲莒
大國用兵以掩人之不備，《春秋》特書以著其罪也。夫兵以禦暴，非所以為暴也，而況以詭詐行之者乎！齊為不道，乘莒人之不備，而潛師以襲之，不仁甚矣。《春秋》特起「襲莒」之文，而專目「齊侯」，則其包藏禍心之惡，何所逭哉？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群；君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待物且爾，而況於人乎？凡《春秋》書用兵，皆在所惡，然亦有聲罪伐人、而駐兵不戰以服之者矣，未聞有以「襲」書也。彼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己，無故而加之兵，已有陵弱犯寡之罪，況以陰謀計、出其不意而掩取之乎。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赦者也。
齊莊背澶淵之會盟，而助叛臣以伐盟主，不義甚矣。入孟門，取朝歌，無損於晉也。動而無所，以生悖心，於是襲莒之念興焉。銜枚臥鼓，出莒人之不意，自謂一鼓可以得莒矣，而不虞其謀之不遂也，且於之門傷股而退，蒲侯之遇，杞梁授首，亦何益哉！人亦有言，「抑君似鼠，晝伏而夜動」，其齊侯光之謂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編，此為特筆，蓋用兵之中，其罪為尤甚者也，而齊獨有焉。他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而鄭罕達亦帥師取宋師於岩，潛蹤密跡，伺人之間，以相傾覆；流而至於戰國，殘民以逞，若艾草菅然。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今年未能得志，明年再興伐莒之師。構怨未已，而不知禍盈惡積，變起蕭牆，未幾何時，崔氏之難作矣。故曰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嗚呼！若齊莊公者，尚誰懟哉！抑嘗考之於經，凡特筆以著其暴者，多在於齊。故在襄公則有遷紀郱鄑郚之舉，在桓公則有降鄣遷陽之文。不特此也，《春秋》未嘗書滅國也，而滅國亦自齊始。發揚蹈厲之志，以成從簡尚功之俗，蓋其流風之未泯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