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董吳仲論學書（丁未）
承示劉子質疑，弟衰遲失學，望先師之門牆而不得，又何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則自疑之不暇，而能解老兄之疑？雖然，昔人云：「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老兄之疑，固將以求其深信也。彼泛然而輕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
異日者，接先師之傳，方於老兄是賴，弟亦焉敢不以所聞者相質乎？觀質疑中所言雖廣，然其大指，則主張陽明先生「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而疑先師意為心之所存，未為得也。弟推尋其故，由老兄未達陽明始終宗旨所在，因而疑先師之言。若徒執此四句，則先當疑陽明之言，自相出入，而後其疑可及於先師也。
夫此四句，無論與《大學》本文不合，而先與致良知宗旨不合。其與《大學》本文不合者，知善知惡，而後為善去惡，是為善去惡之工夫，在知善知惡，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矣。若《大學》非倒句，則是先為善去惡，而後求知夫善惡也，豈可通乎？然此在文義之間，猶可無論也。陽明提致良知為宗，一洗俗學之弊，可謂不遺餘力矣。若必守此四句為教法，則是以知覺為良知，推行為致知，從其心之所發，驗其孰為善孰為惡，而後善者從而達之，惡者從而塞之，則方寸之間，已不勝其憧憧之往來矣。夫良知之體，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也。今所發之意，不能有善而無惡，則此知尚未光明，不可謂良也，何所藉以為為善去惡之本乎？豈動者一心，知者又一心，不妨並行乎？考亭晚年自悔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止，以察識端倪為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至於發言處事，輕揚飛躁，無復聖賢雍容深厚氣象，所見一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今以意之動處，從而加功，有以異於考亭之所云乎？吾不意陽明開千聖之絕學，而究竟蹈考亭之所已悔也？四句之弊，不言可知，故陽明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已明言意是未發，第習熟於意者心之所發之舊詁，未曾道破耳。不然，意既動，而有善有惡已發者也，則知亦是已發，如之何知獨未發？此一時也，意則已發，知則未發，無乃錯雜，將安所施功乎？
龍溪亦知此四句非師門教人定本，故以「四無」之說救之。陽明不言「四無」之非，而堅主四句，蓋亦自知於致良知宗旨，不能盡合也。然則先師意為心之所存，與陽明良知是未發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
老兄所謂各標宗旨，究竟打迸一路，在此處耳。若謂先師不言意為心之所存，慎獨之旨，端的無弊。不知一為心之所發，則必於發處用功，有善有惡，便已不獨，總做得十分完美，祇屬枝葉一邊，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告子之義襲，皆可謂之慎獨矣。故欲全陽明宗旨，非先師之言意不可。如以陽明之四句，定陽明之宗旨，則反失之矣。然先師此言，固不專為陽明而發也。從來儒者之得失，此是一大節目，無人說到此處，老兄之疑，真善讀書者也。
透此一關，則其餘儒者之言，真假不難立辨耳。《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為致中，省察為致和，雖中和兼致，而未免分動靜為兩截，至工夫有二用。其後王龍溪從日用倫物之感應，以致其明察，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為良知，則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庵之歸寂守靜，則是致中而不致和。諸儒之言，無不曰前後內外，渾然一體然。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終是有所偏倚，則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為祟。致中者以意為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為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有前乎意之工夫，有後乎意之工夫。而意攔截其間，使早知意為心之所存，則操功祇有一意，破除攔截，方可言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願老兄於此用力，知先師此言，導濂洛血路者也。其餘文義之異同，凍解霧散，尚俟弟爝火之喋喋哉！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醜、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與陳乾初論學書（丙辰）
自丙午奉教函丈以來，不相聞問，蓋十有一年矣。老兄病如故時，而弟流離遷播，即有病亦不能安居也，況得專心於學問乎？唯先師之及門，凋謝將盡，存者既少，知其學者尤少，弟所屬望者，惲仲昇與兄兩人而已，此真絕續之會也。
今歲因緣得至貴地，竊謂得拜床下，劇譚數日夜，以破索居之惑。而事與願違，尚在有待，幸從令子敬之得見《性解》諸篇，皆發其自得之言，絕無倚傍，絕無瞻顧，可謂理學中之別傳矣！弟尋繹再三，其心之所安者，不以其異於先儒，而隨聲為一哄之辯；其心之所不安者，亦不敢苟為附和也。
老兄云：「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雖然，未可以為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隨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羞惡、辭讓、是非，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夫性之為善，合下如是，到底如是，擴充盡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擴充盡才，而非有所減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到得牿亡之後，石火電光，未嘗不露，才見其善，確不可移，故孟子以孺子入井呼爾蹴爾明之，正為是也。若必擴充盡才，始見其善，不擴充盡才，未可為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惡，全憑矯揉之力，而後至於善乎？老兄雖言惟其為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無不善也。然亦可曰惟其為不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善也。是老兄之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
老兄云：「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隻言寡欲耳。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無天理之可言矣。」老兄此言，從先師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離氣質無所謂性而來，然以之言氣質言人心則可，以之言人欲則不可。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則彼絀，彼盈則此絀，故寡之又寡，至於無欲，而後純乎天理。若人心氣質，惡可言寡耶？棖也欲，焉得剛，子言之謂何？無欲故靜。孔安國注《論語》「仁者靜」句，不自濂溪始也。以此而禪濂溪，濂溪不受也。必從人欲恰好處求天理，則終身擾擾不出世情，所見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頭換面耳。
大抵老兄不喜言未發，故於宋儒所言近於未發者，一切抹去，以為禪障，獨於居敬存養，不黜為非。夫既離卻未發，而為居敬存養，則所從事者，當在發用處矣，於本源全體，不加涵養之功也。老兄與伯繩書，引朱子「初由察識端倪入，久之無所得，終歸涵養一路」，以證察識端倪之非，弟細觀之，老兄之居敬存養，正是朱子之察識端倪也，無乃自相矛盾乎？則知未發中和之體，不可謂之禪，而老兄之一切從事為立腳者，反是佛家作用見性之旨也。老兄之學，可謂安且成矣。弟之所言，未必有當然，以同門之誼，稍呈管見，當不與隨聲者一例拒之也。
與李杲堂陳介眉書（辛亥）
萬充宗傳諭，以《高旦中誌銘》中有兩語，欲弟易之，稍就圓融。其一謂旦中之醫行世，未必純以其術；其一謂身名就剝之句。弟文不足傳世，亦何難遷就其說？但念杲堂、介眉方以古文起浙河，芟除黃茅白葦之習，此等處未嘗熟講，將來為名文之累不少，故略言之，蓋不因鄙文也。
夫銘者，史之類也。史有褒貶，銘則應其子孫之請，不主褒貶。而其人行應銘法則銘之，其人行不應銘法則不銘，是亦褒貶寓於其間。後世不能概拒所請，銘法既亡，猶幸一二大人先生一掌以堙江河之下。言有裁量，毀譽不淆。如昌黎銘王適，言其謾婦翁；銘李虛中、衛之玄、李於，言其燒丹致死。雖至善若柳子厚，亦言其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豈不欲為之諱哉？以為不若是，則其人之生平不見也；其人之生平不見，則吾之所銘者亦不知誰何氏也，將焉用之？大凡古文傳世，主於載道，而不在區區之工拙。故賢子孫之欲不死其親者，一則曰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再則曰某言可信，以銘屬之。苟欲誣其親而已，又何取直與信哉？亦以誣則不可傳，傳亦非其親矣。是皆不可為道。
今夫旦中之醫，弟與晦木標榜而起。貴邑中不乏肩背相望，第旦中多一番議論緣飾耳。若曰其術足以蓋世而躋之和、扁，不應貴邑中擾擾多和、扁也。曩者，旦中亦曾以高下見質，弟應之曰：「以秀才等第之，君差可三等。」旦中欲稍軒之，弟未之許也。生前之論如此，死後而忽更之，不特欺世人，且欺旦中矣。說者必欲高抬其術，非為旦中也，學旦中之醫，旦中死，起而代之。下旦中之品，則代者之品，亦與之俱下。故不得不爭其鬻術之媒，是利旦中之死也。弟焉得膏唇販舌，媚死及生，周旋其刻薄之心乎？且銘中之意，不欲置旦中於醫人之列，其待之貴重，亦已至矣。如說者之言，乃所以薄待旦中也。至於身名就剝之言，更之尤不可解。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旦中有一於是乎？自有宇宙，不少賢達勝士，當時為人宗物望所歸者，高岸深谷忽然湮滅。是身後之名生前著聞者，尚不可必，況欲以一藝見長而未得者乎？弟即全無心肝，謂旦中德如曾、史，功如禹、稷，言如遷、固，有肯信之者乎？是於旦中無秋毫之益也。惟是旦中生平之志，不安於九品之下中，故銘言日短心長，身名就剝，所以哀之者至矣。不觀歐公之銘張堯夫乎？其有莫施，其為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堯夫為歐公好友，哀之至故言之切也。
今日古文一道，幾於墜地。所幸浙河以東二三君子，得其正路而由之。豈宜復徇流俗，依違其說！弟欲杲堂、介眉，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為法，寧不喜於今人，毋貽議於後人耳。若鄙文不滿高氏子弟之意，則如范家神刻，其子擅自增損，尹氏銘文，其家別為墓表。在歐公且不免，而況於弟乎？此不足道也。
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辛亥）
伏蒙以修志見召，草堂猿鳥，沾被光榮，某獨何心，不思報稱？然而不敢冒昧者，則亦有故。
蓋文章之道，臺閣山林，其體闊絕。臺閣之文，撥劚治本，縆恒幅道義。非山龍黼黻，不以設色，非王霸損益，不以措辭，而卒歸於和平神聽，不為矯激。山林之文，流連光景，雕鏤酸苦。其色不出於退紅沈綠，其辭不離於歎老嗟卑，而高張絕弦，不識忌諱。故使臺閣者而與山林之事，萬石之鍾，不為細響，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必有不合者矣。使山林者而與臺閣之事，蚓竅蠅鳴，豈諧韶獲？脫粟寒漿，不登鼎鼐。蓋典章文物，禮樂刑政，小致不能殫，孤懷不能述也。某巖下鄙人，少逢患難，長藐流離，遂抱幽憂之疾，與世相棄，牧雞圈豕，自安賤貧。時於農瑣餘隙，竊弄紙筆，戚話鄰談，無關大道。不料好事者標以能文之目，使之記生卒，飾吊賀。根孤伎薄，髮露醜老，然終不敢自與於當世作者之列。蓋歌虞頌魯，潤色鴻業，自是名公巨卿之事，而欲以壹鬱之懷，枯槁之容，規其百一，豈不虞有畫虎之敗哉？今夫越郡之志，地逾千里，時將百年，所謂臺閣之文也。既有明府名公巨卿以為之主，當世之詞人才子，孰不欲附名末簡，分榮後祀，而猥蒙召役，枯楊寒炭，亦起煙華，便當祗奉恩命，自比幕下。反覆思之，終於不可。某聞梓人之造室也，大匠中處，眾工環立向之，大匠右顧曰斧，則執斧者奔而右，左指曰鋸，則執鋸者趨而左，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某自視不知斧鋸安在，明府右顧，則某將空手而奔左，明府左指，則某將空手而趨右，又何待環立而知其不勝任哉？小儒山林之手，其無當於臺閣也明矣。使其退之於既怒之後，何如退之於未怒之前耶？伏望明府哀其弗及，收回成命，謹以召啟再拜上繳。本欲泥首郡朝，謝此知遇，而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某區區守禮，不敢隕越，亦知明府之所責者，不以流俗也。不勝感荷屏營之情。
再辭張郡侯修志書（辛亥）
蒙明府以志事見委，其不敢當者，已見於前書。但前書以某而言之也，今以事而言之，亦有所甚難。從來稱誌之善者，楊升庵之四川，趙浚穀之平涼為最，其餘不過苟且充賦。將操筆者之非其人耶？抑不名一手而取才猥雜耶？或以體格一定，無所見長而忽之耶？不然，則見聞固陋，所謂考索者，別是一家之學耶，更不然，則鄉邦之恩怨是非，無人肯任之耶？嗟乎！蓋皆有之矣。是故公志每不如私志。宋景濂之《浦陽人物記》，文章爾雅，程敏政之《新安文獻志》，考核精詳。其他如《襄陽耆舊》、《荊楚歲時》、《吳地》、《華陽》，不可枚舉，以其無五者之累也。明府固今之升庵、浚穀也。然而所委之人，寧必其無五者之累乎？
今謂舊志不煩更張，只續此數十年以來之事，似矣。某讀明府之例，為類十八，則八縣皆當稟此規範，方可合為一書。今各縣舊志，分類不同，或多或寡，若復因仍，則是可分而不可合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革命之際，每多忌諱隱語闌入，豈可不慎？是又不得不改者也。某讀諸家文集及於雜史，間或考之正史，則多同異，考之志乘，則多錯謬。以志乘之手，未必如作史者之出自名家也，其相去遠矣。今若見其謬誤遺漏，而一一聽之，恐既經纂修之後，則明眼所照，遺議不專在前人矣。吳縝糾繆於《唐書》，許浩闡幽於《元史》，在史且然，而況於志乎？此舊志之所當論者也。
志與史例，其不同者，史則美惡俱載，以示褒貶；志則存美而去惡，有褒而無貶。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越中數十年來，人物炳然在人耳目者，可屈指而畢。一時富貴，為鄉里小兒所諮嗟豔慕者，其姓氏已為狐貉啖盡。今若以子孫姻婭之故，探之狐貉口中而復留之，雖罄會稽之竹箭，剡溪之古藤，有所不足矣。其間亦有高位久宦，干涉國史者，而或為公論所排，清議所譏，此正當去之以明貶者。試出其家傳讀之，莫不各有一篇妝點文字，老成凋謝，二三措大。其耳目見聞有限，試有人與之分別源流，證明實錄。彼在甕天者，反以為一人之愛憎，斯時也，起而抗言爭執，則叢為怨府，何苦而嘗身於市虎乎？若骫骳將順，不特為明府之謀不忠，而魯衛之士，有以薄其心胸矣，此續筆之所當論者也。語有之，量而後入，毋入而後量。某竊於今量之，故曰難也。伏惟上裁。
辭祝年書
頃見萬貞一、鄭禹梅，以某年滿六十，徵文相寵。某不勝愕然，如昏沉夢中，忽然搖醒，記憶此身，方才痛哭。某十七失父，斯時先忠端公年祇四十三耳，某亦何忍自比先公？而以四十三年私為己有，乃不意頑鈍歲月，遂贏先公之十七，某之贏一年，是先公之縮一年也。何痛如之？人子之壽其父母，大約在六十以後，最蚤則五十耳。某不得遇先公之五十，申其一日之愛，又何敢自有其五十六十乎？先公就逮之日，題詩驛壁云：「中官弟侄皆遺蔭，孤孽何曾敢有兒？」齒髮易銷，斯哀難滅，是馬醫夏畦皆得為壽，惟某有所不可也。即使假先生長者之寵靈，然難乎其為立言也。自最生平，無一善狀，仇刃冤贓，鉤黨飛章，圍城獄戶，柳車變姓，積屍蹀血，虎穴鯨波，數十年野葛之味，豈止一尺？蓋獨有危苦可書耳！夫文章之傳世，以其信也。弇洲太函，陳言套括，移前掇後，不論何人可以通用，鼓其矯誣之言，蕩我穢疾，是不信也。不然而憐其顛覆，拾之以當歌哭，將無憂能傷人，不復永年。某以頑鈍而忘之者，先生長者以描畫而醒之，所以促其餘生也，又為所不忍矣。某展轉不得其說，在某之不宜壽如此，在作者之難於為壽又如此。昔念庵先生六十，有書謝祝，某引例而為之，非敢自許，亦曰念庵且然，而況於某乎？苟其不然，是念庵之罪人也。
與陳介眉庶常書（戊午）
吾兄與國雯書見及，言都下諸公，欲以不肖姓名塵之薦牘。葉掞庵先生且於經筵御前面奏，其後掞庵移文吏部，吾兄力止。始聞之而駭，已喟然而歎，且喜兄之知我也。
某幼離黨禍，廢書者五年。二十一歲，始學為科舉，思欲以章句揚於當時，委棄方幅典誥之書而不視。年近四十，暮逢喪亂，負母流離，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又焉得有奇聞異見，下逮於農瑣哉？是空疏不學，未有甚於某者也。今朝廷命舉博學宏儒，以備顧問。此為何等？謂之博學，吾意臨平石鼓，青州墓刻，有一事之不知，即其罪矣；謂之宏儒，慎、墨得進其談，惠、鄧敢竄其察，即其罪矣。故非萬人之英，不能居此至美之名也。即以前代博學宏辭科而論，以真德秀處之，尚曰宏而不博；以留元剛處之，尚曰博而不宏。王應麟欲舉是科，乃於制度典故，考索殆遍，今之《玉海》，其稿本也，見成《玉海》，某尚未一過，況《玉海》所本，館閣萬卷，纂要鉤玄，取諸胸懷乎？乃如之人而欲當是選，是引裏母田婦而坐之於平王之孫衛侯之妻之列也。胡能不駭？從來士之求知者多矣，往往覿面而無所遇合。以昌黎之賢，光範門下，三上書而不報，故投行卷，展坐席者，非危苦之詞不道，非誇大之論不陳，揖洗割肉，破琴持帚，穿屨而行雪中，百方以搏巨公一日之知，然且有得有不得。某於掞庵，未嘗有一面之雅，尺素之通。前歲觀海於海鹽，遇彭駿孫言掞庵使之問學。去歲正月，讀所贈董在中詩，其間稱許過當，今又云云，其何以得此於掞庵哉？夫掞庵之留心人物如此，向若得道繃藝襮之士而與之，則可以為天下賀矣，無如某僅一愆餱之細民也。孤負掞庵，此某之所以歎也。某年近七十，不學而衰，稍涉人事，便如行霧露中。老母年登九十，子婦死喪略盡。家近山海，兵聲不時撼動，塵起鏑鳴，則扶持遁命。二十年以來，不敢妄渡錢塘，渡亦不敢一月留也。母子相依，以延漏刻。若復使之待詔金馬，魏野所謂斷送老頭皮也。
嗟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戴逵逃吳，張玄止召，古人或出或處，未嘗不藉友朋之力。不然，則山、嵇、魏、謝，徒以富貴為市耳，非兄知我，何以有是乎？掞庵先生處，意欲通書，然草野而通書朝貴，非分所宜。陳履常云：「公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此其例也。
此四月所寄書也。其後見掌院魏庸齋先生與許海昌書云，黃先生學貫天人，諸公物色之者頗眾，因其年高，未敢輕動泉石。蕭介石先生往見李鄴園製台，泛論其中人物，制台云，初意欲舉黃先生，渠母老不可出，故不強之。某於諸公，皆未嘗一面，而見知如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也。附記於此，以誌感激。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問：長水注《楞嚴》「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豎一豎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嶽所謂橫板為九道五道，及豎以為柱為位者，與長水橫豎進動都相合否？幸為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隻將今文過現未來，進動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疊。算位即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二即變過去一世，以為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為第二疊。又即變現在世，以為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為第三疊。能變之法，既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徐嶽《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為九道。豎以為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稟四時，刻橫板為五道豎為位。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也。」
按徐嶽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嶽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為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曆一道為一算，兩儀算橫為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為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隻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嶽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為年，立算為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疊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疊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疊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疊為準，第二疊變一為十，變十為百，第三疊變十為百，變百為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見書１０２頁有圖）〉
答劉伯繩問律呂（癸卯）
《漢志》曰：「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家諱，無與並也。」
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為宮，其下所應之聲，即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即為宮之律也）。黃鍾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為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鍾，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者為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鍾不得不受役。而黃鍾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為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鍾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鍾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鍾之不為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黃鍾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鍾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為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鍾為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無有忽微。蓋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鍾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為十，其實一也）。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鍾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鍾長四寸六分六厘，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厘之積，便奇零而為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為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為七聲，則黃鍾之用及，於應鍾、蕤賓。雖黃鍾為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己說，非也。
問：《史記》生鍾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為數，錯。邢雲路云，即是上文聲律數，大族八寸為商，姑洗七寸為羽，林鍾六寸為角，南呂五寸為徵，黃鍾九寸為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為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徵五，徵宜生宮九，雲路謂誤字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為丑，再三之為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為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十法得一寸，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厘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為十二變律，變律又為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鍾。雖曰，應鍾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鍾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即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為丑，又三之為寅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為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鍾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鍾乃為當耳。
問：應鍾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為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為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為小分。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為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鍾。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為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為宮者，即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荊川、道思。然其圈點勾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脈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強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
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為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其穿鑿生割為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為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係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勳志》，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勳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遷葬與司勳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志》，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吊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吊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為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為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淒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為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諡，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為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為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隻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隻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尚有鄉舉裏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志》，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稚筆而少遒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穀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為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穀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志》，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荊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為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尚不勝數也。
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疏，故隻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荊州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為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征焉。言甚核而辨，然以某考之，則又不能無疑者。
《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為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注》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為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為誤本也。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為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為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為己酉朔，十月為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為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
《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為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即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見書１０５頁有圖）〉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為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於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為圓周二尺七寸有奇。圍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為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即圓積也。圓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為腹徑八寸四厘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為圓周二尺四寸一分四厘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為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即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厘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厘五毫之數，徑為八寸五厘。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厘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厘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審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厘有奇，而不可以為八寸五厘也。今為圖如左。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鑒之後為南嶽、青原。南嶽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溈山，此溈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岩，雲岩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峰，雪峰傳云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峰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嶽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溈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注》，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為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嶽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
弟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焰，為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為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為嗢噱。《會元附注》以丘玄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嶽，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為偽碑，以為玄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為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作。佛者空疏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讚寧《高僧傳》中，其末云：「比丘慧真、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即指慧真、文賁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注》改為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以讚辭扭作人名，何不將原本一讀耶。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中。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誌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注》引此為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丘稗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為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譸張為幻，火發火息，碑文又寧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柏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即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曆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羸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為己卯也。
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為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為戊子也。如此則銷卻一甲子，第二十八即第二十七矣。
《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其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略相同也。
黃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為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於商郊，甲子昧爽會於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為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為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為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齋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塚君暨百工，受命於周，觀其序，生魄於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為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為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所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以己卯為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
第一甲子黃帝元年，
第二甲子黃帝六十一年，
第三甲子少昊二十一年，
第四甲子少昊八十一年，
第五甲子顓頊五十七年，
第六甲子帝嚳二十九年，
第七甲子帝堯二十一年，
第八甲子帝舜九年，
第九甲子夏禹八年，
第十甲子仲康三年，
第十一甲子寒浞十五年，
第十二甲子帝槐四年，
第十三甲子帝不降四年，
第十四甲子帝扃五年，
第十五甲子孔甲二十三年，
第十六甲子桀二十二年，
第十七甲子太甲十七年，
第十八甲子太庚十五年，
第十九甲子太戊二十一年，
第二十甲子仲丁六年，
第二十一甲子祖辛十年，
第二十二甲子祖丁二十九年，
第二十三甲子盤庚二十五年，
第二十四甲子武丁八年，
第二十五甲子祖甲二年，
第二十六甲子武乙二年，
第二十七甲子紂十八年，
第二十八甲子康王二年，
第二十九甲子昭王三十六年，
第三十甲子穆王四十五年，
第三十一甲子孝王十三年，
第三十二甲子共王五年，
第三十三甲子幽王五年，
第三十四甲子桓王三年，
第三十五甲子惠王二十年，
第三十六甲子定王十年，
第三十七甲子景王八年，
第三十八甲子敬王四十三年，
第三十九甲子威烈王九年，
第四十甲子顯王十二年，
第四十一甲子赧王十八年，
第四十二甲子秦始皇十年，
第四十三甲子漢文帝三年，
第四十四甲子武帝元狩六年，
第四十五甲子宣帝五鳳元年，
第四十六甲子平帝元始四年，
第四十七甲子明帝永平七年，
第四十八甲子安帝延光三年，
第四十九甲子靈帝中平元年，
第五十甲子蜀後主延熙七年，
第五十一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
第五十二甲子哀帝興寧二年，
第五十三甲子宋文帝元嘉元年，
第五十四甲子齊武帝永明二年，
第五十五甲子梁武帝大同十年，
第五十六甲子隋文帝仁壽四年，
第五十七甲子唐高宗麟德元年，
第五十八甲子玄宗開元十二年，
第五十九甲子德宗興元元年，
第六十甲子武宗會昌四年，
第六十一甲子昭宗天祐元年，
第六十二甲子宋太祖乾德二年，
第六十三甲子仁宗天聖二年，
第六十四甲子神宗元豐七年，
第六十五甲子高宗紹興十四年，
第六十六甲子寧宗嘉泰四年，
第六十七甲子理宗景定五年〈（《授時》以元至元十七年庚辰歲冬至為曆元，若上考自曆元至此甲子，積一十七年）〉，
第六十八甲子元泰定元年〈（下驗自曆元，至此甲子，積四十四年）〉，
第六十九甲子明洪武十七年，
第七十甲子正統九年，
第七十一甲子弘治十七年，
第七十二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第七十三甲子天啟四年。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戊午）
示楚郴《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曆為絕學，謂帝王曆數真傳。夫律曆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尚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既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為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之談矣。
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遁、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為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為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去，以為律管之長短出於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遁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卦與五月後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為黃鐘為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為大呂為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為太簇為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為夾鐘為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為姑洗為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閑譚，無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即村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
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後，建丑晝臨夜遁，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夜復，建未晝遁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後，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為一時，晝夜繃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為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也。日行天上，在寅位為寅時，在卯位為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為晝，申至丑六時為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畫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為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曰日永，其為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為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為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為泰，申之辟卦為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為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為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面術拙矣。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遂言為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為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曆者，把算曆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為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為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為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為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談天矣。
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為月度，四仲為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為月，度四仲為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為秦曆也。」以寅為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為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摋，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遷就己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為上弦，昏中為望，旦中為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為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曆與秦曆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為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答萬充宗質疑書（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絕塵，即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款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
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繃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啟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即古之啟閉，亦隻以朔日為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按先時，注雲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為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曆，其法不一：管子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曆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曆也；《汲塚周書·時訓解》，魏曆也。雜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為周時所通行耳。
兄言周之分至未嘗係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為偽書，是也。偽《周官》者，先儒多有之。林孝存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顯如兄所言者，即如《古文尚書》，人多疑其偽，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終鶻突定案。向講《尚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舀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教，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舀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為《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注《夏書》為逸書，《古文尚書·胤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偽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
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兄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林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閏之論，弟有日食曆明之，俟晤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尚書以下，止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為總管，總管之下為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為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