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文化學術史上，北宋的歐陽修是開一代風氣的人物。他參與的活動多，涉及的方面廣，除政事外，在經學、史學、文學、金石學、目録學等學科中都有創獲。其中以文學的成就最高，是繼承唐代古文運動而有所創新的北宋文壇盟主，影響深遠。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市）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一○○七），卒于神宗熙寧五年（一○七二）。一生經歷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于仁宗天聖八年（一○三○）中進士入仕，至神宗熙寧四年（一○七一）退休，“居三朝數十年間，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宗師”（吴充撰歐陽修《行狀》）。中間雖因贊助和參與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受過兩次貶斥，而從仁宗朝後期始，官位不斷升遷。嘉祐六年（一○六一）官參知政事（副宰相），在相位將近十年，政治上居于領導地位，然而也同樣不能實現他“慶曆新政”時所持的政見。正如他在《歸田録序》中自疚的那樣：“備位朝廷，與聞國政”，“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疾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宜乞身于朝，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所以《宋史》本傳評爲“（韓）愈不獲用，（歐陽）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歐陽修從政時，距宋朝立國雖僅七十年，由于統治者因循苟且、驕奢淫佚，國勢已日趨衰落。當時，不僅北方有强鄰契丹（遼）壓境，而且西北李德明的夏國亦乘時崛起，南方少數民族也不斷動亂。宋王朝除了鎮壓南方民族外，對契丹和夏國祇有每年增輸歲幣，苟且偷安。而國内却因横徵暴斂而民窮財盡。苦難最深重的是農民，他們“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采橡實、蓄菜根以延冬春”（歐陽修《原弊》），紛紛起義反抗。歐陽修嚮仁宗率直地指出了這種岌岌可危的形勢：“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盡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准詔言事上書》）并進而比之爲混亂的五代：“財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驕于内，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本論》）
改變宋王朝積貧積弱的政治局面，是歐陽修一生爲之奮鬥的理想，也是他不避危難參與“慶曆新政”的動力。然而由于他晚年在青州任上下令停止散發青苗錢，和王安石政見不合，因此對他的評價便容易産生困難和混亂。
歐陽修爲政，主張寬簡。他不務高論，不慕浮譽，注重實際，强調“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江休復墓志銘》）。《宋史》本傳記他景祐三年（一○三六）“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于是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唯談吏事，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嘉祐三年（一○五八）知開封府，“承包孝肅公（拯）之後。包公以威嚴爲治，名震京師，而公爲治循理，不事風采。或謂公曰：前政威名震動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風采，公未有動人者，奈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可舍己所長，勉强其所短，以徇俗求譽。但當盡我所爲，不能則止”（歐陽發《先公事迹》）。他認識到祇有求得民生安定，政治上纔能有所作爲。
對待制度的改革，歐陽修一貫持慎重態度。他信奉儒家“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觀點，認爲不講人才，專講制度，徒滋紛擾，無助實際。他早在“慶曆新政”前的《准詔言事上書》中提出“三弊五事”，首先强調的是“慎號令”。文章説：“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令出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慶曆新政”失敗後，他從實際上進一步瞭解改革的不易，皇祐二年（一○五○）田况由蜀調開封判三司使，他在《與田元均論財計書》中指出：“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幸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爲元均慮者，多如此説，不審以爲如何？”這是當時主張改革者面臨的不能回避、無法解决的現實矛盾。我們從歐陽修晚年修訂的《本論》，可以看到他比較完整成熟的政治綱領：
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
所以，如果僅僅根據青苗法上的分歧，來判斷歐陽修晚年趨嚮保守、反對變革，證據是不充分的。青苗法問題，梁啓超在《王安石評傳》中論析甚詳，評歐陽修爲王安石的“諍臣”，這裏無須重複。對于方田均税法，尤能見出歐陽修的政治風度。
慶曆三年（一○四三），當新政推行時，歐陽修首先提出方田均税法，較之熙寧五年（一○七二）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早三十年，在方法上前後并無二致。隨着“慶曆新政”的失敗，方田均税法廢止。嘉祐五年（一○六○）重又推行，當時歐陽修官樞密副使，上《論均税札子》，指出：“朝廷特置均税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税。始聞河北傳言，人户虚驚，斫伐桑棗，尚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飢，乞罷均税，稍已疑此一事果爲難行；……近者又見河北人户凡千百人聚訴于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爲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于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原來爲減少貧苦農民賦税負擔的意圖，在實際執行中成爲横徵暴斂的害民措施。歐陽修于是説：“澶、衞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謂所均税悉便于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斂怨于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并提出“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方田法于熙寧五年再次推行，至元豐八年（一○八五）廢止，前後十四年，方量全國田畝不足半數，且史有“官吏奉行多致騷擾”的明文，這不能簡單地看作對新法反對者的污蔑。因爲徽宗崇寧三年（一一○四）蔡京當政後，又一次推行方田法，至宣和二年（一一二○）廢止，中間大觀四年（一一一○）的詔書説：“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税，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芻草之值，民户因時廢業失所。”宣和元年臣僚上書説：“方量官憚于跋履，并不躬親，行繵拍埄，一付之胥吏。致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七畝者，虔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税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錢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之會昌縣是也。”（見《宋史·食貨志》）由于執行者非人，方田均税搞得人民流徙，田土荒閑，宣和二年所以廢止，决不是因反對者的議論，而是民不聊生，難以爲繼了。
這實際是動機和效果的關係問題。改革的理想，不等于改革的實效。歐陽修政治上可貴之處，是時時注意實際效果，能够否定自己早年提出的主張，這自然不是保守的表現。然而歐陽修的思想作風，前後期確有明顯不同，前期踔厲風發，一往無前，後期畏譏憂讒，徘徊瞻顧。慶曆五年（一○四五）滁州之貶，是其分界綫。在滁州他自稱醉翁，有詩曰：“四十未爲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言。”（《題滁州醉翁亭》）已透露出隱退的思想。尤其是晚年，政治上居于當權地位，深知保持現狀則日趨因循，改革舊章則徒滋紛擾，一直處于無法解決的矛盾和苦悶之中。他時時自疚，如嘉祐八年（一○六三）作《夜宿中書東閣》：“白首歸田徒有約，黄扉論道愧無功。”治平二年（一○六五）作《秋陰》：“國恩慚未報，歲晚念餘生。”《秋懷》：“感事悲雙鬢，包羞食萬錢。”甚至自比爲竊食官倉糧食的老鼠（《歸田録》）。熙寧四年獲准退休，作有《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歸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爲短句，置公祠堂》：“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烟。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黄泉。”這種棄軒冕如脱屣的思想，反映了當時社會中有志改革之士不能實現抱負的痛苦，其中有個人的因素，但時代和環境的因素更是主要的。
歐陽修一生的活動，大多反映在他的詩文中。瞭解歐陽修的政治思想，有助于閲讀他的作品；同時，閲讀歐陽修的作品，也能加深理解宋代這個變革時期（從“慶曆新政”到“王安石變法”）複雜多變的社會矛盾和鬥争。以上概略的介紹，希望多少有助于本書的閲讀。
歐陽修的文學活動，開始于入仕初期官西京留守推官時，和他的政治活動密切結合。《宋史》本傳記載：“舉進士，試南宫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宋代的古文運動，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唐代由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没有最終完成戰勝駢文的任務；宋代古文運動，纔結束了駢文獨霸文壇的歷史，使古文走上了順利發展的康莊大道。唐宋古文、駢文之别决非僅僅在于形式，因爲古文家都强調文章必須有益教化，即爲文必須能陶冶心靈，扶翼政治；而駢文却“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豔爲勝”，甚至專門“綴風月，弄花草”，成爲文字游戲。所以，改革文風，是和改革政治和社會風氣聯繫在一起的。
唐代古文運動，自韓、柳去世後，後繼乏人。宋代科舉以文章取士，駢文重新擡頭。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後》中回憶他童年時初獲見韓文的感受：“是時，天下學者楊（億）劉（筠）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宋初，雖有柳開等起來倡導古文，但未能轉移風氣；尹洙、穆修、蘇舜欽、歐陽修等興起，是宋代古文運動的又一次浪潮。范仲淹爲尹洙作《河南文集序》，説：“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涂（開）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億）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不學者久之。師魯（尹洙）與穆伯長（修）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歐陽修自己也説，他學爲古文，是受蘇舜欽和尹洙的影響。“子美（蘇舜欽）之齒少于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蘇氏文集序》）。“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記舊本韓文後》）。邵伯温《邵氏聞見録》還記載説，錢惟演（當時官西京留守）在府第起雙桂樓，“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記。及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爲古文”。
值得研究的是，歐陽修學古文既晚，爲什麽影響最大，成爲宋代古文運動的主將？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創作實績。歐陽修著作繁富，且下筆不苟，宋何薳《春渚紀聞》説他“作文既畢，貼之牆壁，坐卧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之示人”，類此記載有不少，該是可信的。因之他的作品，無論内容和形式，都經得起咀嚼和推敲。後世談古文，都推韓柳歐蘇爲巨擘，宋王十朋《讀蘇文》即説“唐宋文章，未可優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使四子并駕而争馳，未知孰後孰先”。與南宋對立的金代作家趙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也説：“亡宋百餘年間，唯歐陽公之文，不爲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閑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娓娓不倦。蓋非務奇古爲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爲尚也。”的確，無論歐陽修的抒情文、記事文、議論文，都舒徐流暢、從容不迫，而感情熾烈，能振撼讀者心靈。這是宋初古文家所無法企及的。
其次是理論建樹。歐陽修好汲引後進，循循善誘，誠懇地介紹他自己從學爲文之道。歸納他對創作的見解，大體有五點值得注意：一、簡而有法。這是《尹師魯墓志銘》中的一句話，由于尹洙以文學著稱，而志文對此祇説了這一句，因而被人責難，歐陽修在《論尹師魯墓志》中强調這句話的份量，説：“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于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歐陽修認爲，《春秋》是“謹一言而信萬世”的，“及後世衰，言者自疑于不信，始繁其文”（《薛塾墓表》）。因此文章必須簡，纔能信，纔能傳。至于這個“法”，是褒貶的標準，作文者更必須忠實掌握。二、反對爲文而文。他説：“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進而認爲如果僅以學文爲目的，則“愈力愈勤而愈不至”（《答吴充秀才書》）。三、强調内容信實。例如，他于皇祐末年作《范仲淹神道碑銘》，范仲淹和吕夷簡是政敵，他和富弼等也一嚮反對吕夷簡，但在碑文中客觀地叙述了范吕結怨及和解的經過。此事曾引起富弼及范仲淹子范純仁的不滿。徐無黨轉達了富弼的意見，歐陽修答覆説：“述吕公事，于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于吕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讎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爲偏詞也。”信而實，是他始終堅持的寫作標準。四、肯定文相對于道的獨立地位，主張爲文不拘一格。他説：“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古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與樂秀才書》）這便糾正了宋初古文家文道合一或道即是文説的偏頗。五、重視作者的學習和修養。他在《與樂秀才書》中説：“然聞古人之于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于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在《答祖擇之書》中又説：“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于世者果致。”否則，“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送徐無黨南歸序》）。
第三是政治地位。宋初的古文家官位都不高，如柳開不過爲殿中侍御史，穆修僅爲參軍，蘇舜欽、尹洙被貶謫後不久即去世，這無疑影響了古文運動的號召力。而歐陽修自至和元年（一○五四）始，由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到參知政事，前後十年，在政治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别是嘉祐二年（一○五七）知貢舉，他用行政力量來改變考試制度，按他自己的標準録取進士，重視古文派的經世議論，壯大了古文運動的聲勢。《宋史》本傳記載此事説：“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嚮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可知還由此引起了風潮。但這次科舉，蘇軾、蘇轍、曾鞏等都入選，事實勝于雄辯，風潮很快平息，此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歐陽發《先公事迹》），這就促進了古文運動的徹底勝利。
對于宋詩的發展，歐陽修也有承先啓後之功。宋劉克莊《江西詩派序》説：“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撏撦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歐陽修十分稱譽蘇舜欽和梅堯臣，認爲他們的作品“本人情，狀風物”，超邁横絶、深遠閑淡，各極其長。但他于一再表示自己的詩作不及蘇、梅的同時，字裏行間多少也透露出他能囊括兩人之所長的意思。歐詩多受唐人李白、杜甫、韓愈、孟郊等的影響，以氣格爲主，形成不事雕飾、自然清新的風格。故蘇軾以爲“似李白”，王安石更譽之爲“居太白之上”。
在《六一詩話》中，歐陽修引梅堯臣的話説：“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爲至矣。”這也可以看作爲他自己論詩歌藝術的觀點。關于詩與社會生活之關係，他就梅堯臣的遭遇，得出結論説：“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顛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梅堯臣詩集序》）這個見解，對後世影響極大。
宋詩在歐陽修之後有長足發展，流派衆多，蔚爲大觀。元袁桷《書顧仲華詩後》概括宋詩發展情况説：“宋太宗、真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苶之失，有意于玉臺文館之盛，飾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思流蕩，奪于援據，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巨公浸易其體，高深者極凌厲，摩雲决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國風》之旨，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悦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者皆其門人，而于詩則不復有同焉。”由于歐陽修的詩名爲其文名所掩，後世對他在詩歌革新上的貢獻，很少論及。但就其創作成就而言，高出于同時諸詩人，奠定一代詩風的形成，則不能説是虚譽。
歐陽修的詞，歷來議論紛紜，毁譽不一。因爲他在大部分詞作中所表現的情感，既不是散文中的莊重嚴肅，也不是詩歌中的激越豪宕，而是回腸蕩氣，纏綿悱惻。所以有人認爲《六一詞》以外編入《醉翁琴趣外編》中的作品，皆爲僞作。
詞，宋人稱詩餘，認爲是詩的别調，用來表達詩中不宜表達的内容和情感。與歐陽修同時的晏殊、晏幾道父子，宋祁、宋庠兄弟等不必説，即使素以方正著稱的范仲淹、韓琦、司馬光等，也不免作豔詞。宋初詞家，嚮來歐晏并稱，而歐詞却多受責難，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和他的生活作風有關。歐陽修詩酒放達，早在洛陽時就受到西京留守王曙的戒敕；他兩次被政敵攻擊、誣陷，有人便也把他的豔詞扯到男女曖昧之事。如宋錢愐《錢氏私志》説：“歐爲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托，擕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内翰伯見而笑曰：年七歲，正簸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堪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閑抱琶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况到如今。”錢愐是錢惟演之子，錢惟演官西京留守時，待歐陽修甚厚，後錢因阿附后族落職，歐在文字中對他有微詞，錢愐以爲負恩，極讎視歐，這個記載是帶有攻擊性的。
仔細分辨，歐詞實有兩種不同風格的作品。主要部份是所謂豔詞，還没有擺脱花間派的影響。但這類詞常被認爲不是單寫男女戀情，所以清張惠言在《詞選》序中説：“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悲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其選歐陽修《蝶戀花》詞：“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横風狂三月暮，門掩黄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評曰：“雨横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爲韓（琦）、范（仲淹）作乎？”把它解釋爲寫“慶曆新政”失敗後作者的心情，這是歷來論詞的人深求隱微的慣例。然而清代著名詞家納蘭性德作有《填詞》詩，以爲詞中的比興超過詩，詞家論詞，自是甘苦之言，亦可供參考：
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托。往往歡娱工，不如憂患作。冬郎（韓偓）一生極憔悴，判與三閭（屈原）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憐春，鳳蠟紅巾無限淚。芒鞋心事杜陵（杜甫）知，祇今唯賞杜陵詩。古人且失風人旨，何怪俗眼輕填詞。詞源遠過詩律近，擬古樂府特加潤。不見句法參差三百篇，已自换頭兼换韻。
歐詞中還有一類風格清麗明快的作品，已開蘇軾、辛棄疾一派新興詞的先路，是值得注意的。這裏引二首爲例。如《朝中措》：“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别來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尊前看取衰翁。”又如《漁家傲》：“十二月嚴凝天地閉，莫嫌臺榭無花卉。惟有酒能欺雪意。增豪氣，直教耳熱笙歌沸。隴上雕鞍惟數騎，獵圍半合新霜裏。霜重鼓聲寒不起。千人指，馬前一雁寒空墜。”這類詞所取得的成績，應該看作是歐陽修所領導的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組成部份。
對于歐陽修詩文總的成就，蘇軾在《居士集序》中概括爲：“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并説“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這在當時是極高的評價。
歐陽修的著作，在南宋紹熙、慶元年間由周必大、孫謙益、胡柯、羅泌等編定爲《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約百萬言。其中包括《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問》三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奏議集》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古録跋尾》十卷，《書簡》十卷。另外，尚有史學專著《新五代史》七十四卷，並有與宋祁合著《新唐書》。本書選歐陽修詩一百八十五首，詞四十四首，散文四十六篇，入選作品按體裁分體編年。選目照顧到作者的思想、活動和文學特色，希望通過這個選本能反映出作者生平和創作的概貌。書後附《歐陽修簡譜》，供讀者參考。選本的文字，主要依據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歐陽文忠公集》。
南宋魏了翁有《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其中提到裴夢得受當時工部侍郎何叔岳命箋釋歐詩，並稱贊説：“今披味裴釋，益知公（歐陽修）貫融古今，所以蓄德者甚弘，而非及卿（裴夢得字）博見强志，精思而篤踐焉，亦不足以發之也。”這個注本，今已不存。此外，除零章散句的一些論述，亦未見有完整的歐集注本。因此，整理歐陽修的著作，苦無舊注依傍。本選集中的題解和注釋，疏誤和罣漏自所難免，懇望讀者多加批評，以匡不逮。
選注者
一九八三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