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俪园
1929年,南北议和,集会于上海,北洋政府代表王揖唐南来,住在爱俪园。和议并未成功,王氏却写了一本笔记式的上海野史,题名《上海租界问题》。史法不合,史笔也差,只有一篇《爱俪园记》,乃为答谢主人而作,倒为昔日名园留下了记载。
我的七中同学程铿兄弟(弟名克猷),时为哈同造铜像,我的朋友姚谮修和爱俪园总管姬觉弥又是苏北小同乡,因此我有机会在那园中住过。
爱俪园俗称哈同花园,在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哈同路(现铜仁路)交叉线上。那是犹太人哈同及其妻罗迦陵的私园,故曰“爱俪园”。哈同夫妇的命运的兴盛,跟南京路同其旺发。本来初期租界就到今日的望平街为止,南京路东段便是抛球场(今河南路口)。南京路中段,叫花园弄。其他有红庙(保安司 徒庙),为百年古庙(今福建路附近) [1] 。花园弄一带,本来不成市面,地皮也不值价。哈同本为沙逊洋行看门人,初时积钱买地,总要向红庙问神。庙祝利其佣金,总劝他买红庙四近的地皮。哪知正是后来的千金尺地的黄金地段,这就助成了哈同的大富。他以五千银子起家,到了民国初年,已成为千万家财的巨富。哈同妻子罗迦陵,本为上海一咸水妹(上海南市卖花出身),自结识哈同后,帮哈同大做地皮生意,时来运转。哈同相信罗迦陵七月七日生日,有帮夫命,是他的福星,一生事事依从,听其指挥。
他们的爱俪园,占地三百六十亩,约当年跑马厅的一半。亭台池石,备极壮丽,并参以佛寺之式。园分内外,五步一亭,十步一阁,皆有题名。王揖唐《爱俪园记》中记载详尽,拙著《万里行记》中亦作过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哈同夫妇,不是把爱俪园比作大观园,而是要比作颐和园,以皇帝自居的。园中先后养了两位面首,都是和尚。一位乌目山僧,本名黄宗仰,常熟人(常熟有乌目山,故名)。他富有才学,擅工诗词,爱俪园的亭台楼阁,草木花名,皆出于他的匠心经营。(园于1903年建成。)他同情民族革命,崇敬孙中山,孙氏海外归来,到南京就任大总统前,住在爱俪园,就是他推介的。另一位为园中总管姬觉弥(姓潘),得罗迦陵宠信,可说是她身边的李莲英。这两位,虽称皈依佛教的和尚,过的却是俗家生活,是罗迦陵入幕之宾。前清既亡,园中就收购了几位太监,俨然是皇宫了。见哈同夫妇必行跪拜之礼。哈同铜像既成,安放花园中,园中人见像亦必跪拜如仪。罗迦陵俨然如西太后了。
园中于戬寿堂西建文海阁,阁中藏书甚多。这又是清宫文津阁之意。哈同本不知书,罗迦陵亦不识字(后请人教她读写,粗识书报),他们花了一笔钱请了许多前清遗老,住在园中,以点缀风雅。如朱古微、沈寐叟、岑西林、王国维、刘春霖、罗振玉,时为园中上宾。每年七夕,罗迦陵生日,这些宾客,在园中习礼,朝服翎顶,济济跄跄,也是宫中威仪。可是园中也招待革命党人,孙中山外,还有章太炎、蔡元培等。章先生和汤国黎结婚,便在园中天演界举行。北洋政府代表王揖唐也在园中住了那么久。这位犹太人,就在上海租界的天地中,过着他的关门皇帝的瘾了。
哈同夫妇还在爱俪园中创设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人称苍蝇蚊子大学),校长便是姬觉弥,监督(副校长)是喻长霖,湖北黄梅人,清末一甲二名进士。他们尊奉造字的仓颉大圣,礼堂上立了仓颉、史籀、程邈、史游、许慎、蔡邕、钟繇、李阳冰等几位先贤,他们都是先代改造文字的人。学生来此,虽都是玩儿,却也培养出一批人才,如徐咏青、徐悲鸿都是画家。周剑云爱好京剧,在园中仿佛大观园中之贾蔷,后来成为电影界前辈,这也是爱俪园无意中培成的垂柳。
哈同夫妇并无子女,收养了许多中西孤儿寡女,有所谓十三太保、八姐、九妹之称。哈同先死,罗迦陵继亡,姬觉弥就被逐出爱俪园。子女为了争夺遗产,就把爱俪园变成列国封疆,各占一方。上海沦陷时期,经过一次大火,已经不成样子。抗战胜利后,我重回上海,寻访旧迹,已破旧不堪。1956年,我自港回沪,旧园已拆除,一座巍巍的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馆),平地矗起。陈毅市长邀我在那厅中闲谈,也谈到了此园的今昔。园中大门前的喷水池,尚是旧园中唯一遗物。这也是为哈同皇帝梦的破灭留下的一个讽刺标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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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南京东路石潭弄口,已废,今为工厂仓库。——编者注
黄浦滩公园
乡下人进城,第一步就踏错了草地,那就是黄浦滩公园。头上包着布的红头阿三,挥着打狗棍来赶逐乡下佬:“去!去!”他要乡下佬抬头看看那草地上的木牌:“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列位看官,这绝对不是虚话。)
黄浦滩公园,就在外白渡桥南堍,苏州河口那一角上;由于河口沉了一艘船,在破片上涨起了一片沙滩(昔音乐台附近),渐积渐广,就在黄浦江边伸出那么一长条沙地。依条约,这些涨沙,都属于我国的主权,但依洋泾浜租界地皮章程,这种地皮该属于公众场所使用,于是一百年前(1862年),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划出一万两公款,把此地辟为公园,称Public Park,公众公园。可是英领事馆又附带声明,公园若不属公众所有时,地皮属于英领事馆。既说是公众公园,却不许华人游憩,立着那么一方木牌;后来木牌取消了,实际上还是不许华人在草地上行走的。直到“五卅运动”,南京路上流了血,民族觉醒的狂潮,把那 些洋人的“上海头脑”喊醒了,这才让华人进入上海各公园,连这处外滩公园在内。可是要买票入内,最初是每人十铜元,后来增至每人一角,再后是二角,直到租界时代终了。
外滩公园面临黄浦江,傍晚时分,在这儿吹吹江风,那是再舒适不过的了。1928年起,我们也时常到那儿去迎朝霞,看落日,还在公园北面进口处,看到英国人纪念马加礼的石碑,又在南端可以看到英国人纪念“常胜军”(即是戈登所指挥,帮着李鸿章打太平军的部队)的石碑,这和公园对面的英国总领事馆,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在外滩公园边上,面对着苏州河的一处涨滩,当年称为“新公园”,也叫作“华人公园” [1] ;算作洋人对华人的恩惠,把那一长条沙地算作华人游憩之所。那儿只有几株大树,既无草地,也无长凳,当然更不会有音乐台。在华人心目中,又是一种耻辱的标记。1949年秋初,我看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头子,他扶在孙女儿的肩上,从外白渡桥下了车,沿苏州河走向黄浦江边,一边走,一边讲他六十年前初到上海的情形。他叫她记住:洗掉“耻辱”是不容易的,“血”和“泪”写成了今日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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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河滨公园。——编者注
虹口公园
二十多年前的上海虹口地区,那是日本风的世界。“一·二八”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底、天通庵路车站角上,建筑了水泥钢筋的司令部,那就成为堡垒线的核心。向东北去,就有日本坟山和六三花园,向西南则有日本小学和福民医院。虹口公园,那三百多亩的广场,便成为日本军队集合和举行纪念会的地点。1932年夏初,日本白川大将及日本总领事重光葵,举行庆祝会,被朝鲜志士炸死炸伤,就在这个公园。抗战胜利,日本士兵、居民全部从上海遣送回国,虹口公园才回到我们自己手中。我的家从沪西搬到四川路底,恰好是虹口公园这一角上,因此,虹口公园成为我们的“家园”,我的孩子们,玩虹口公园已是他们的熟行了。
海外的上海朋友,他们心目中,一定以为虹口公园乃是一路电车的起点(西头到了静安寺,换了二十路电车便到兆丰公园),我却要说虹口公园乃是一路电车的中站。现在东头已延伸到江 湾五角场,比西段还长些了。一路电车就在公园门口下车。进了公园,迎面便是一大片扇形草地,两旁有路,通到后面去。夹道树木,浓阴蔽日,草坪四周,分植雪松、龙柏,前面又是一片花圃。草坪东边,便是苗圃,密密长着棵塔柏和璎珞柏。西边便是一座规模完备的儿童公园。草坪后部,一座四角亭,亭东便是鲁迅纪念馆,西边便是音乐台和茶室。绕过两边走道,便到四角亭前。亭前绕着一条小河,通往那澄清的池塘。河上满是碧绿的睡莲;茶室前面,也有一片大草地;夕阳西下,鸣啁在树,茶客们便在这里消暑。走过四角亭,过了小河石桥,向后便是鲁迅墓,宽坦舒畅,自成一中心。墓前绕着一圈花栏,正中植着一棵桧柏。鲁迅墓,本来在沪西万国公墓,七年前才从那儿移到这儿来的,这棵桧柏,也就搬了过来。花园中央,立着鲁迅雕像,后面两长列花棚。中间便是鲁迅的墓道。公园东部是鲁迅纪念馆,馆中陈列鲁迅生平事迹。
鲁迅纪念馆后面,是新辟的一片园林,遍种梅、桃、松、柏等树,一堆堆,一簇簇,组成一大片丛林。林边一条小河,和荷池相通,这是划船的地方。这一带,真是幽静极了。
兆丰公园(中山公园)
阳光吻着园儿,
小鸟唱着快乐的歌儿。
你在这园儿里偎着上帝的心儿,
不拘在哪一地段上!
这是一首洋人题赞兆丰公园的诗,我的朋友曾译成一首五言绝句,诗云:
明旭发和照,时鸟流清音。
于此纵徜徉,默契造物心。
在我的印象中,兆丰公园是美丽的。
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在愚园路底,也称梵皇渡公园。我到大夏大学教书,或从暨南大学上课回来,总是经过这座大花 园。有一年,我就住在愚园路底,恰在公园对面,也就算是我的私园了。园分南北二部,架旱桥相通。广野平衍,山林幽壑,各擅其胜,可以说是上海公园最好的一处。园西本附动物园,品种很多。飞禽中有鹈鹕、秃鹰、孔雀和各种异禽。走兽中,除狐、猿、獐、獾之外,还有熊、虎、豹,都是很名贵的。此外还有一处水族馆,除了供玩赏用的各种金鱼和热带鱼外,池塘里还养着几条大鳄鱼。而今这部分动物已移到沪西的西郊公园,成为上海儿童的游乐中心。
现在就让我们进去吧!整个公园有假山、树林、鱼池、亭榭之美,就像一只斜放的长靴子。进园之后,有三条路可走:如果从西边那一条路走,这是通往园的西山区去的。穿过草坪,前面是一座小山,山前有小池,曲水周围,种着不少银杏和樟树。山脚有一行密密的黄杨树丛,仿佛是一堵厚厚的矮墙。其间种着月季和牡丹,还有一座鸟头兽足,形状怪异的雕刻,那是欧洲教堂中的一种装饰。那丛林后面,便是规模很大的儿童公园。
从中间正路入园,一路满种龙柏、天竹、鸡爪枫、梅、桃,还有迎春花,这些百花夹拥着道路,迎面是一座浮雕纪念碑。从那儿分路,东面的一条,经过鱼池、假山、草坪,可到茶室。另一条是通向园子的中部和后部去的干道。中道所串的,乃是草坪连草坪,树木连树木,道路连道路的图画,它的中心是一片极大的草坪。草坪东边有一堆椭圆形的冬青树,里面拥着一座长形茅亭。草坪西边是钓鱼池,北部是一座长方形音乐台。旁边就是那座有名的1865年的救火钟。
复兴公园初到
洋人到了中国,经历过三个时期:洋鬼子——洋大人——帝国主义者。洋鬼子用大炮轰开了我国的海口,变成了洋大人。他们在租界的种种施为,都是不光荣的,尤以法国人在上海,更是穷凶极恶,在帝国主义者群中,可算是最坏的一种。庚子那年,法国兵住在顾家宅,后来辟为公园,叫作顾家宅花园,便是今日的复兴公园。当年,一般人叫它为“法国公园”。那时,公园大门挂着牌,不许中国人入园的,只有照顾洋人小孩的阿妈和侍候洋人的仆欧,才准入园。还有一点,和英租界不同,狗是可以入园的。园创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第二年才开放。直到二十年后,1928年4月16日,改用门票入园制,每人每年一元,这才让华人入园。
我到上海后,曾和一位住在辣斐德路 [1] 东头的朋友相识,他家是天主教徒,他父亲又在法工部局做事。他家一向到“法国公 园”去玩,不成问题的。辣斐德路的西头,便是“法国公园”,他几次邀我到公园去玩,我都不曾去。一则我是一直穿了布长衫,犯不着去“丢脸”;二则,我们那时“反帝”的狂热,使我不愿低头。直到公园开放了,我才进入那里。1931年以后,我就住在法国公园附近,就变成那里的常客了。胜利以后,租界收回了,这家公园就改为复兴公园。
公园北边,靠近环龙路 [2] 那首,立着一石碑,那是纪念法国飞行家环龙(Vallon)的殉难的,上刻着:
纪念环龙君,君生于一八八〇年三月十二日,籍法京巴黎;一九一一年五月六日,殁于上海。君为在中国的第一飞行家,君之奋勇及死义,实为法国之光荣。
石碑前面,还刻了如次的一首诗:
有了死亡,才有产生,
法国是受了这种痛苦,
使得他认得命运是在那儿。
光辉啊!跌烂在平地的人,
或没入怒涛的人!
光辉啊!火蛾似的烧死的人!
光辉啊!一切逝去了的人!
今日的复兴公园,是更光辉了!它扫除一切帝国主义留在中国土地上的耻辱,成为老百姓自己的乐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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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复兴中路。——编者注
[2] 今南昌路。——编者注
南翔·古猗园
从真如西行,约十六华里便是南翔。上海市民的郊游,到了南翔,有如到了吴淞,也算得尽兴了。南翔以馒头出名,皮子薄,肉馅细,一包鲜汁,十分可口。不过,我们吃南翔馒头的,总是到上海城隍庙去,特地到南翔去尝新,就很少了。暨大同事唐君,他是南翔人,每次回家,他就带馒头给我们吃。
南翔属嘉定县 [1] ,又名槎浦,今日大上海的卫星城镇。相传一千五百年前,一位农人在种地,掘出了一块大石头,忽有两只白鹤,停在石上老半天才飞开。石上出现了“白鹤南翔去不回”诗句,因此就造了南翔寺。寺中有鹤迹石,说是当年挖出来的石头。又以南翔为镇名。史载南翔寺为南朝梁武帝时所建,寺内有梁朝井、经幢石、观云楼、鹤迹石等八景。那儿有一种郁金香酒,也很有名。
镇南古猗园,乃是明代的园林。本名猗园,为东里通判闵士籍所建,后归贡生李宜之所有。园中布置,为当时名园艺家朱三松所设计。清乾隆初,洞庭人叶铭加以拓充,乃名古猗园。到了乾隆五十三年,园主家落,由当地士绅募款购下,成为城隍庙的庙园。园中胜景,有最著名的楠木厅,厅额“华严墨海”为董其昌所书。厅后有鸳鸯厅,结构精巧。前有荷花池,夏日荷花盛开,池旁有一大石舫,题名“不系舟”,足以避暑。园中还有亭、阁、奇峰怪石,石笋林立,园景有参差之美。园西有一假山,中有空谷,名“小云兜”。园中陈设布置,别出心裁,不落俗套。
园中梅花厅,新植白梅数十株,内有百年老梅一株。初春花放,香雪一片。浮筠阁前有一土山,本来种着有名的“方竹”,人称竹枝山,战后大部已破败了,如今只有鸳鸯厅的假山丛中,还保留着一株,更是可贵了。园中花卉有山茶、玉兰、桂花,紫薇等佳种。经近年的修整,又恢复旧景了。
南翔家园很多,战时大多荒废,今存的只有镇南的黄家花园,颇有田园风味。这花园并无围墙,只有小溪环绕,溪边种满了大树。跨过一座木板小桥,便到了园内。全园没有亭台,只有一所小洋房。爬上土堆,进入树丛中,只见密密层层的大树,枝叶蔽天。单是松树就有几百棵。临水便是水荷。园中还有两株举世闻名的红杉。(红杉可说是世界最高的树木,一般都有一百公尺那么高。这两树正在发育成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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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3年撤县建区。——编者注
半淞园登高
左右清源映带,东西树竹交加。
却从澹雅胜繁华,毕竟名园无价。
——《半淞园词》
民国初年,租界市面日趋繁华,人口也增加到三百万以上,越界筑路,向西伸展,远远把静安寺抛在红尘之中。上海郊区,已经和真如、北新泾相接近了。那时,我所说的那几处名园,如张园(今安凯第),愚园(今愚谷村),已经成为市廛,徐园也不复有林壑之晴了。我到上海之初,市民郊游,端阳游船,重九登高,都到南市高昌庙的半淞园去(南站附近)。这样的园林,在我们乡下人眼中,怕不笑脱了下巴;可是在上海这样的热闹世界,剪取半边吴淞江,确乎淡雅胜繁华了。
入园沿东西廊行,左右可通,绕荷花池南行,由九曲小桥过藕香榭,北行则由长廊过群芳圃。往东行,而至江上草堂,堂前 植玉兰,越庭心为碧梧轩。出西月门为又一村,由水风亭过桥,有“云路”牌坊,从此可登山远眺,即是说可以看到黄浦江面的船只。南行有水,过桥为买棹处,额曰“问津”。江上草堂之东为杏花村酒店,可以饮酒。喝茶处以湖心亭为最。此外有素餐馆、照相馆及跑驴场,事实上等于郊外的游艺场,入园要买门票,和其他游艺场差不多,只是舒畅一点而已。
园为沪南沈氏别墅。1918年,画家陆伯鸿,就其地辟为游憩之地,广及百亩。周末假期,车马交集,仕女纷沓。有一回,我带了学生作秋日旅行,交通阻塞,几乎到了午夜才算回到新闸路。这和港九人士周末逛沙田的情况差不多的。
重九诗酒之会,沪上文士,有借“又一村”作“诗谜”之戏,胜者可得香烟。他们所谓“诗谜”,并不是“谜语”,而是用古人诗句作“诗龙”,每条附有五字谜底,让大家各择其一。陈定山自负能手,而陆澹庵、任树南、徐哲身也各不相下,此风一开,到了大世界,就变成赌摊了。
不过,“八一三”淞沪战事发生,半淞园全被炸毁,我所说的,只是二十多年前的陈迹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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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尚有半淞园路。——编者注
『丽娃栗妲村』之忆
有一天,一位老上海对土老儿说:“你到过愚园吗?”我知道他故意开我的玩笑。我到上海时,张家的愚园,已经废了好多年了;我们住过的愚谷村,正是当年的愚园花神阁,不过,当年的假山,连影子也没有了。我反问他到过愚园没有?他就说不出来,对于沪西的事,隔膜得很。他到过的只是叶家花园,那是沪东,和江湾复旦大学相近。
沪西的名园,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那是公园,另外还有许多私家花园,小万柳堂,乃是最著名的。其地在曹家渡,和小兰亭隔岸相对,清末文士廉泉(南湖)与其夫人吴芝瑛隐居之地。廉氏夫妇,本卜居于杭州西湖花港观鱼,古柳成行,独据南湖之胜,乃自号南湖,亦以“小万柳堂”为其别墅之名。既移居沪西,仍以“小万柳堂”为名。堂之东,有帆影楼。堂之上有西楼;西楼钩连处,为剪淞阁。每当夕阳初下,晚霞水影,景色最佳。堂南为南园,环以垂杨数百株,仿佛当日的南湖。 (其中所谓帆影,乃是苏州河上轻帆。)
吴芝瑛也是清末女中豪杰,与秋瑾女侠结姐妹交,倡言革命。秋瑾既遇难,夫人为筑风雨楼于杭州西泠桥畔,几遭不测,南湖以此去官,仍遁居于上海。诗酒交游,多革命党人,无锡画家吴观岱为作帆影楼纪事图。其后,廉氏以债累,所蓄书画古玩,典售殆尽。杭州小万柳堂,归南京蒋氏,称蒋庄。今为花港观鱼公园之一部分。海上帆影楼,也就有帆影而无楼了。
小万柳堂对岸为海宁徐氏的小兰亭,大门上署“剪淞徐渡”横额,占苏州河江流之胜,一片竹林,有兰亭的风致,北岸有吴家花园,即九果园,清末吴文涛的私园,有环江草堂、闹红画舸、萝补小筑、望江楼诸胜。园中大厅五楹,仿佛爱俪园的天演堂,场面很大。
我这么一说,那位老上海倒说不下去了。沪西,我住过真如,也曾在大夏大学教过书;沪宁路生寒热病时,我曾步行或坐羊角车 [1] 从沪西入市。“八一三”淞沪战事发生,我们向闸北去的车子,总是从沪西绕道北新泾、真如转过去。我也曾在沪西步行过几十回,那一带园林,几乎都到过。
可是,在我心头印象最深,还是丽娃栗妲村 [2] ;何以叫作“丽娃栗妲”?从德文还是法文译过来?我也不明白。入门就得坐一小舟渡过来,自成一天地。绿草如茵,高木参天,那是消暑圣地。草地北一小舞池,池边有音乐台,那是露天舞池。情侣双双,款款切切,别有世界非人间了。“八一三”战后,也已废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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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制独轮车,两边可坐人,是旧时的一种交通工具。——编者注
[2] 丽娃栗妲为俄罗斯侨民。那里现在还有“丽娃河”,是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一景。——编者注
味莼园(张园)
沪上名园,豫园要算最古,到了近代,却经城隍庙而著称于时。租界早期,有三处名园:味莼园、愚园、徐园,在当年也颇擅园林之胜,而今都化为陈迹了。
味莼园,原系洋人私苑,后来,园归无锡张叔和,乃有张园之称。后“安凯第”商场,便是张园旧址,占地七十余亩;当年园门外挂着“烟波小筑”“味莼园”木匾,可是流俗之口,还是“安凯第”那所大厅比较熟溜些。《海上花列传》第九回写着罗子富、黄翠凤把马车驰至大马路斜角转弯直奔静安寺,一转瞬间,明园在望,这便是味莼园了。“园中芳草如绣,碧桃初开,听那黄鹂儿一声声,好像叫出江南春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车辚辚,马萧萧,各占着亭台轩馆的座儿,但见钗冠招展,履舄纵横,酒雾初消,茶烟乍起,比极乐世界无遮会还觉得热闹些”。这便是“安凯第”前的景物。
“安凯第”大厅可容千余人,游客就在这儿喝茶、吃饭,那是 西式布置的大餐厅,华人有什么集会、演说、跳舞、宴乐,都在这儿举行。庚子那年,有名的国会,以严复为会长的,也正在“安凯第”产生。我们知道许多维新派革命派志士都在这儿发表过激烈演说。辛亥革命之初,孙中山从海外归国,也在这儿受各方面集会欢迎,他发表演说,当晚便到南京去就任临时大总统。许多人想起革命往事,也就想起张园的“安凯第”来;“安凯第”虽是姣童轶女的谈情之所,却也是革命的摇篮。
《点石斋画报》中有“张园灯舫”一景,谓“味莼园主人从苏州搬来画舫,点缀池台,大为生色。舫中榜人女,年仅二八,面映红莲,歌吟金缕”,也曾轰动一时。园西南有海天胜处楼,有髦儿戏班,演唱昆曲及滩簧,林步青为滩簧名家,时常在那儿演出。园中百戏杂陈,有所飞龙岛,供客乘坐,泠然御风,有着后来游艺场的轮廓。某年,为了救济淮苏灾荒,曾在这儿举行赛珍会,出赛的有大家闺秀和女学生所手制绣帕香囊、纽扣、鲜花,也轰动了一时。
园中有一处八阵图,引游客入胜,迷途不能出,喧笑以为乐。有时也发放大气球(售门票一元),一西人随球上升,又张伞降落,也可说是最早的降落伞表演。
徐园
——昆曲的演出
海上名园之二,便是徐园。清光绪十二年间(1886年),徐鸿逵初建于闸北唐家弄,原名双清别墅,仿佛苏州的留园。宣统元年,其子移建于康脑脱路 [1] ,一亭一榭,一泉一石,都保留双清旧制,有十二景之目:
草堂春宴—寄楼听雨—曲榭观鱼—画桥垂钓
笠亭闲话—桐阴对弈—萧斋读书—仙馆评梅
平台眺远—长廊觅句—柳阁闻蝉—盘谷鸣琴
中国的园林,就是“雅”得这么“俗”,可是在十里洋场中也算得“雅”而静了。其孙凌云和文士往来甚密,南社文士多在这儿雅集,所谓诗酒风流也。
我说过张园乃是政治的摇篮,徐园则是昆曲复兴的温床。一百年前,在上海城内的茶园,虽是昆曲当行;太平军战役,皮黄(即京戏)代兴,昆曲就衰落了。1921年,穆藕初筹款设立昆曲传习所(一种科班制的学校),招收了七八十个十岁左右的年轻孩子,在苏州桃花坞五亩园一家会馆中开课。艺名都用一个传字,便是有名的“传家班”。(小生用“斜王”旁,旦用草字头,老生与大花脸用金字旁,副丑用三点水。)
1924年,所方带了全部学生到了上海,就借徐园戏台为试演之地。徐凌云父子,酷爱声律,也曾粉墨登坛。当时曲坛盟主俞粟庐(俞振飞的父亲)和他很知契,这一群青年昆曲演员,正在他们扶植之下成长的。当时小生有顾传玠、周传瑛,文武老生有郑传鉴,旦有张传芳、沈传芷、朱传茗、方传芸 [2] ,丑有王传淞、华传浩,大花脸有沈传锟……各擅所长,盛极一时。徐园试演后,便以昆曲传习所名义在新世界演出。后来,又以新乐府、仙霓社名义先后在笑舞台、大世界演出,也曾跑码头,到杭州、嘉兴、湖州、无锡、南京、宜兴各城市旅行演出。他们的命运越来越坏,到了抗战时代,他们已经无法在上海生存下去了。
可是,他们是保留着昆曲的火种,如周传淞所说的,走了不知道多少崎岖小径,直到近十多年才进到康庄大道的。自从《十五贯》这本戏轰动了全国。昆曲结合着多少戏种在发挥光芒中,周传瑛、王传淞、郑传鉴、朱传茗都做了京昆剧团的导师。至于徐园,早已成为热闹的市场,连影子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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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康定路。——编者注
[2] 方传芸后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表演课教师。——编者注
豫园潘家
上海城隍庙,一部分原是豫园,豫园原是明代潘家的产业。(而今又从城隍庙分了出来,恢复豫园旧景,称豫园公园。)
而今我们且谈谈豫园潘家这一段故事:在城隍庙东北的一条东西横街,现在叫作梧桐街,从前东部的一段本叫梧桐巷,西部的一段名安仁里,明代的潘家,便是聚族住在这条里内的。潘家的房屋,东面到天官坊街,南面临安仁里街道,西面伸展到豫园,北面尽侯家浜(今福佑路)。县志说:周围有一里多地那么大。宅内著名的建筑,有潘恩所建的四老堂,允端创建、云夔增葺的世春堂,又有允端手创的慈保堂、宁寿堂、父母其顺堂,豫园内有玉华堂、乐寿堂、元四斋、五可斋、醉月楼、征阳楼、玉茵阁、会景堂、容与堂、爱日堂、颐晚轩,其余亭阁楼台,尤难悉数。园林的佳胜,堂构的富丽,不但冠绝一时,称海上甲第之首。范濂且夸为江南土木的第一奇迹。潘家第宅,规模就可想而知了。
相传慈保堂和父母其顺堂,在潘氏旧宅的东北,北邻福佑桥,是 明代四川布政使沈恩的居第。沈致仕归沪,营建巨宅,极为巍焕,将近要落成,候择日上匾了,偶在夜间梦见许多人鼓吹迎匾,直入中堂悬挂,抬头见匾上的姓已改作潘氏,当时并不觉着奇怪。第二天早晨,送客到门外,远地看见一个眉目秀丽的孩子,夹着书包去上学;呼问孩子的姓,回答说是潘,索取书册一看,见书上楷书着孩子的姓名,赫然是潘恩两字。沈氏霍然自失,说:“堂还没有完工,而住的人已经有了,算来不必替旁人白尽心力了。”便命家人停止以后的工程。后来潘恩官左都御史,二子连登进士,沈氏的子孙,已是中落,果然把住宅卖给潘家了。
世春堂的建筑,在潘家住宅中最是宏丽,后楼的木材,概用楠木,涂金染彩,丹垩雕刻,极尽工作的技巧,楼上全用砖块铺砌,登楼和在平地无异。到了明天启崇祯年间,潘家家业渐衰,将世春堂一带大厦卖给兵部主事范文石,范在崇祯十一年夏,被仆隶所杀,嗣子不能守,后楼先毁,旋被天主教士汤国光购去,重加修治,改名为敬一堂。明清易代之际,因汤若望主持钦天监事务,海上第宅大半受兵劫,而敬一堂幸得无事。康熙初年,严禁西洋宗教,一般流窜中国的西教士,一律敕令离境。潘氏旧宅便籍没入官。康熙九、十年间,又用南怀仁治理历法,敬一堂仍旧给西人居住。其后雍正年间,改建关帝庙及申江书院,后来又改建天主堂。
潘恩旧宅,后来改归凌氏,豫园在崇祯年间也改属张肇林,园亭已残毁不堪。肇林殁后,豫园更破败到极点。乾隆初年,地方人士买了改为西园,便是城隍庙的一部,今香雪堂前一片石,乃是明豫园的玉玲珑旧物呢!
潘恩的故事
潘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二年进士,授祁州知州,调繁钧州。钧,徽王封国也。宗戚豪悍,恩约束之。擢南京刑部员外郎,迁广西提学佥事,署按察使事。有大猾匿靖江王所,捕之急,王不得已出之,恨恩诬以事;按无实,得免。累迁山东副使;御史叶经以试录忤旨,并恩下诏狱,谪广东河源典史。四迁,复为江西副使。进浙江左参政。按部海盐,倭猝至,围城数匝;恩与参将汤克宽、佥事姜廷颐力御却之。俄迁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偕按臣劾徽王载坆贪虐,遂夺国。伊王典楧骄横,恩一切裁之。河南民素苦藩府,恩制两悍王,名大著。久之,由刑部尚书改左都御史。……卒年八十七,赠太子太保,谥恭定。
——《明史·列传九十》
我自幼就听说潘恩的故事;我们那样乡僻地区,何以会传说 四五百年前一个上海人的故事?我就不大清楚了。听起来仿佛有如包公案、彭公案那样的传奇。后来到了上海,才知潘恩这一明代廉能官员,自有种种传说的。
据潘恭定公行状:潘恩的容貌,广额丰下,修眉秀目;他的神态,丰度凝雅,渊停山峙,令人一望就知道是一位大臣,生平静重寡言,喜怒不形于面色;便是仓皇逼迫着他,也见不到他的蹶步疾辞;十足带着古代大臣的风度。他是早慧的,莆田郑洛书来做上海县,刚一到任,晋谒文庙毕,便要讨看庠生的制艺。县学老师因选十卷送去。郑知县看了,叫过一个门役,命他伸开手掌,把各卷分别夹入指间,第一指夹一卷,第二指也是一卷,第三指夹二卷,其余都夹在第四指,还说:“要照这样排定的次序送回去,不准紊乱。”后来,第一指所夹一卷的作者,便在次年联提,夹在第二指的,过了许多年才得成进士。第三指所夹的,只考得举人为止。夹在第四指的六位,竟以秀才终老了。那第一指所夹的一卷,就是潘恩的。
潘恩做南京刑部员外郎时,尝因父命,代某生向督学使者关说入泮。后致仕家居,偶尔念及,自觉做了四十年的官,从未有片牍干求有司,仅某生事,因亲命难违,破了一次例。既而访得某生家已贫寒,便立即招寻来见,并告以:“昔年曾借用尊翁百金,欠的年代已很久了,今当奉还。”某生一面讶异,一面却谢。潘恩强将百金纳入某生手中,使他持去。
《五茸志逸》载潘恩堂上对联:“履富履贵履盛满,如履春冰;保身保家保令名,如保赤子。”一副兢兢业业、洁身爱物的情态,灼然如见。
茶楼·饭店·咖啡馆
春风得意楼
上海茶楼,最早的历史,该从上海县说起。(不是香港人所说的上海国,也不是一般人所说的上海市,或是上海租界,而是在黄浦江边的上海县。)往日上海还有城垣的时期,靠黄浦江那一边是东门。大东门叫朝宗门,在今肇嘉浜东头。北面便是小东门,今方浜路的东端。我们走过城隍庙正门,再往东便到了。上海很早就是国际市场,番船往来,总在六七百年前,东门外便是热闹的码头。那一带的茶楼,一百年前,见之于黄懋材的《沪游脞记》中的那家凌云阁,“阁临黄浦,回顾无际”,便是一家很长久的茶楼。有一时期,大茶楼在洋行街一带,那是三百年前的热闹市场。(今民国路外,贯通太古路 [1] 和舟山路 [2] 间的一段。)到了上海开辟租界,成为国际大都市以后,城内的茶楼,便集中 在城隍庙左右。
我说到的上海小吃,到了城隍庙,可说集南北城乡的大成了。最出名的有常州酒酿圆子、南翔的小笼馒头、油豆腐细粉汤、冰糖山楂,有摊有店,不仅把庙里外围绕了,也把各大茶楼点缀得更热闹了。那儿有一家春风得意楼,因为口彩好,每逢新年元旦,许多上海人习惯上楼去喝一碗元宝茶,作“春风得意”之想。还有那堂子里的长三,每月朔望,也于进庙烧香之余,上楼喝茶,显得满楼都是春色。那儿的茶楼多得很,如湖心亭、四美轩、第一楼、春江听雨楼、鹤园、访鹤楼、雅叙楼、赏乐楼,也都是喝茶的所在。有的是古董商的周旋市场,有的是以棋会友,有的是布商、木客交易所,有的是书场,也仿佛分别了门户,各自成帮的。
洋人,他们一直把上海城隍庙当作东方文化的典型看的;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湖心亭那茶室。“围着它的池子里,虽没灌满水,仍然是一幅可绘的好景致;池中的石柱,曲曲折折的蜿蜒的石桥(指九曲桥),围绕着这池子是好多适宜取为景致的茶屋。艺术家在这儿可以找到丰饶的目的物。池子外面的广场,是研究华人生活的好资料。镶牙匠、郎中、卖小玩意的厨子,变戏法的,都很忙……”要说研究茶楼,就可以了解中国的生活,这倒是很有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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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高桥路。——编者注
[2] 今舟山路在虹口区,此舟山路今名龙潭路。——编者注
五龙日升楼
在我们口头,茶楼、酒馆常并举。上海的酒馆很多,茶楼那就更多,可是,我们记得的,并没有几家。有一家叫作“五龙日升楼”,那真如雷贯耳。有人说,只要坐在日升楼的楼口,不管上海有五六百万人,你耐着性子等,你所等的人,总有一天会经过你的眼前的。即是说,这家茶楼处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上,面对着先施、永安两大公司,五条马路会集在这一点,谁都会经过这日升楼的门口的。可是,千人之中,也难得有一人上过这茶楼去喝茶,我们在上海这么久,就没上去过。只有一天,就是1937年“八一四”那天,中国空军飞机误落的炸弹,一枚落在大世界门口,造成那么惨重的伤亡。另一枚,落在日升楼门口,永安、先施都有损坏,也有一些伤亡,独有日升楼毫无损失,老板焚香谢神,大家都围着看。这是一家历史很悠久的茶楼。
最早的茶楼,自该说到几百年前上海城内小东门、老北门的茶楼,可是文献难征,说不出掌故来。且说上海有了洋场以后, 那时洋泾浜通着黄浦江,对着老北门的棋盘街(今延安东路)口,有一家丽水台,临流高筑,明窗轩敞,附近正是花丛艳薮,莺燕群飞,前人曾有“绕楼四面花如海,倚遍栏杆任品题”之句,盖纪实也。后来洋泾浜已填平,租界市面,也从棋盘街西移北伸,这一家茶楼已不复存在了。
四马路 [1] 全盛时代有一家茶楼叫青莲阁。最初,名华众会,《点石斋画报》写洋场景色,“华众会啜茗品艳”列为一景,连我们乡下人都知道有这一家茶楼,可说名震遐迩了。其实,规模更大的,有阆苑第一楼,洋楼三层,四面皆玻璃窗,在那时可说一新耳目。上层为茶楼,下层为弹子房,可容千余人,热闹极了。
南京路的繁荣,比四马路迟了几十年;初时,陶陶居为广式茶楼(今永安公司旧址),宵夜馆兼设茶座,有名的冼冠生,是这家茶楼出身的。其邻为一洞天,也是广式茶座。还有华商消愁楼,在大新楼口,那时也很有名。至于先施公司原址,原为易安居,广式茶兼卖点心的。我到上海时,易安居已东移,到后来,丽华公司新建,易安居也就不见了。
南京路盆汤弄口,有一家江南话雨楼,苏式茶点,我倒常去的。往东,四川路口有老旗昌,卖菜卖茶,那是咸水妹苏茜黄的集合地点,有如香港的酒吧,水鬼很多。上海人称为魔窟。昼锦里有一家一林春,那是妓女标会的所在。至于白相人吃讲茶,多在六马路的朝阳楼和云南路的玉壶春,可说人以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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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福州路。——编者注
三雅园
百年以前,上海最热闹地区,不是今日的南京路(那时南京路一带,还是一片水草的郊野,从上海城内到静安寺去,得坐大半天的小船),也不是棋盘街或霞飞路(初为福昌路),而是大东门小东门一带。轮船码头在那儿,大小商号也在那儿,茶楼酒馆在那儿,妓院戏园也在那儿。当年,绍兴诗人胡寿田《海上竹枝词》中有“黎园新演春灯谜,城外人从城内跑”之句。即是说要看戏,就得到上海城内去,城外郊野,那时当然没有戏园的。
开设演戏茶园,并不是普通商人的买卖,得有点特殊势力。后来的特殊势力,是帮会的黑社会首领;那时,则是衙门的“卯捕头”,他们是在衙门里当公事的,开戏园是他们的副业。最早的戏园开在县东街上,叫三雅园,日夜搬演,演的是昆曲。三雅园初设在顾姓房屋中,顾姓原为城中巨族,戏园就住宅改设。屋为沿街八扇门的高平房,进门入室,有小型花园,花木扶疏,假山纵横,戏台就造在大厅上。池岸上散布红木椅桌,那便是庭院式的 戏院。太平军战役,上海小刀会起义,清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初五,刘丽川率队进攻上海县署,三雅园虽邻近县署,并未被毁。到了第二年春初,小刀会退出县城,在混乱中,三雅园就被焚毁了。
小刀会战后,城内市面散落,英法两租界倒日渐繁荣起来了。城中居民,避难租界地区,就在今日八仙浜北的荒地上,兴起戏场来,那是广肇山庄的义冢地(今日大世界对面恒茂里),竹篱为墙,有篷为帐,兴了三家戏院。那儿唱的是徽戏。(上海的市场,原是继扬州而起的,乾嘉以后,昆腔、徽腔为南曲两大主流,后来的京剧,就是这两大剧种演变而成的。)另外,在英租界五马路宝善街以北,一位姓赵的巡捕,开设了满庭芳戏院,也上演徽戏,这是上海英租界第一家戏院。
那时,小东门直街,战后又恢复了市面,陆家石桥西堍,最为热闹,新开了许多大茶楼、大酒楼,还有大烟间。有人就在小东门吊桥西河岸重开三雅园,演的仍是昆曲(文班戏)。(有人以为上海演昆曲从霓裳社开头,那是说错的。)那时的天后宫,就在三雅园对面,后来失火焚毁,才移到河南路桥北的。徽戏既兴,一般人觉得文班戏太雅,三雅园的卖座大不如前。同治末年,在三雅园右边,开了一家“同桂轩”,专演皮黄戏(汉戏)。那时的名角,有老生刘均鲁、王兆奎,文武老生杨文玉,花脸庆振亭,小丑徐珍庆。花旦陆玉珍,尤负盛名。
文明雅集
老上海们,一定会记起上海有一位名律师,叫作范刚;他专门替强盗做辩护律师。他的父亲,便是那家白相人吃讲茶的玉壶春的老板。自幼渲染已久,接触很多,有这么一段渊源的。这类特殊性的茶楼,在棋盘街五马路口,有两家望门对宇的茶室:同芳和怡珍,布置得金碧辉煌,设烟榻,备瘾君子吞云吐雾之需。上海的鸦片这一“特产”,几乎和租界同其寿命;五十年前,这一类茶室,自有其常客,生意颇不错的。那时,还有一家最雅致的茶室,叫文明雅集,在二马路洗清池的隔壁。这家茶室,乃是绍兴人俞达夫所开设的;达夫名礼,名画家,为绍兴画师任颐的弟子,人物花鸟,都得其师传,在上海卖画四十余年。中年后,改仿徐青藤,兼用金冬心笔法,风格为之一变。他的茶室,便有了浓厚的艺术空气;当时,沪上书画家,闲来无事,便在文明雅集谈天说地,评书论画,仿佛是文艺沙龙。还有一班弄丝竹的音乐朋友,也在那儿弹唱研究,有如俱乐部。辛亥革命后,文明雅集,盛 极一时,琴棋书画,无所不备,够得上“雅”的水准。后来,望平街的“灰画”(照相放大)也就是从文明雅集开头的。俞氏还开过一家照相馆,叫“镜中人”,也是艺术余事。他还举行过蜡人展览和幻游火车(即电影),这都带上了一点洋气了。
一般老茶客所念念不忘的还有两家:一家是南京路上的一乐天(近湖北路),一家是偷鸡桥畔 [1] 的萝春阁。这类茶馆,就像苏杭的内地茶馆了。早茶便宜些,下午就得贵些,那是三百六十行生意人谈买卖的档口了。在茶室闲坐,吃点心,真可说是以消长日。有的茶馆,附设书场,大书小书,也就是今日的评弹,那就更热闹些了。萝春阁本来是黄楚九(大世界老板)所开设的,也是他的发迹之地。萝春阁的生煎馒头,那是上海最好的一家,有口皆碑,有人坐汽车来吃他们的馒头的。黄老板去世后,萝春阁也就转手了,那儿附设了书场、绍兴戏、常锡戏,是一家小小的游乐场。
在福生路附近,本来有一家小小茶室,叫憩虹庐,一种半家庭式的茶室,点心现做现卖,新鲜热辣,头等出品,当然门庭若市。后来也关门了。继起的有北江西路的虹庐,生意也不错,品质差了一截。其他广式茶室,我这儿就不多举了。
上海在孤岛时期,已经盛行了音乐茶室,除了新雅、大三元几家老牌茶室外,其他都有此配备,也就等于今日港九的茶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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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浙江路天津路口。——编者注
状元楼与绍兴酒店
在香港,“阿拉顺德人”是一句众所周知的笑话。顺德在广东,上海人要冒充广东人混入香港,说“阿拉顺德人”,岂不笑煞人。但“阿拉上海人”,是不是对呢?也一样可笑。“阿拉”乃宁波话,“阿拉宁波人”才对了头。在上海数百万市民中,有五分之一是宁波人,上海市场,宁波帮的势力,可真不小。
上海的宁波馆子有许多家,其中以同华楼、状元楼为最著名。宁波菜式,以新鲜海味为最多,有名的舟山群岛,便是出产大量黄鱼的海港,因此,大汤黄鱼便是一味价廉物美的好菜。其他如苔菜拖黄鱼、冰糖甲鱼、红烧鳗、活杀鳝丝、海瓜子、炒蛏子,都是他们的拿手菜式。他们还有一种甜点心,是猪油汤团,色香味都好。本来,宁波有一家专卖猪油汤团的小店,店主姓江,名阿狗。他不识字,不会写招牌,就在招牌上画一只缸,一只鸭,一条狗,由此名声大噪。流传至今,宁波“江阿狗”的猪油汤团,当地无人不知。从此,宁波馆子就备了这一式著名点心了。
上海市民中,绍兴人一定不会很少,总有三四十万人上下,可是绍兴馆子倒没找到过。有的是吃柜台酒的老酒店,如高长兴、言茂源,都是很有名的。如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柜台高高,上面照例一盆大肉冻,一盆盐豆儿,一盆盐水花生,再加豆腐干、熏鱼、雪里蕻之类。如陈定山所说的,柜台前还有长凳。吃酒的偏不坐下,却喜身坐柜台,脚踹凳上,说声:“酒来!”一小筒酒,从柜台后面提上来,那是“冒”字形小筒,足足二斤,倒海碗,满满三碗。那里没有贤愚贵贱,一例解衣,唯酒是命。高长兴、言茂源都有雅座,上海文士,如叶楚伧、苏曼殊、姚鹓雏、刘史超、杨了公、张心芜、蒲竹英、任伯年、施叔范、邓粪翁(散木),都是那儿的常客。有一回,叔范、粪翁两人,就喝光一坛酒,二十四斤之多。我和陈灵犀兄只喝了四两。后来他们醉了,大家就这么散了。酒店以喝酒为主,菜是不在乎的。可是秋天吃蟹,却是一件大事,酒鬼吃蟹,有得消磨,整整一个下午,算不得什么的。
杭州的文化传统,也是悠久而丰富的。西湖楼外楼的醋鱼、炝扁笋,都是好的。上海没有楼外楼,只有天香楼和知味观。醋鱼而外,腐乳肉、东坡肉都有独到之处。香港的天香楼,倒和杭州的是一家,醋鱼不错。所谓乾隆御席,那是骗人的野人头,他们根本不知道宫中御膳是怎么一回事。
新雅、大三元
广东馆子,在上海也独树一帜,如京菜、川菜一样,都有其特色。这特色,直到我来了香港,才体会得出。
本来北四川路 [1] 横浜桥,有一家新雅酒楼,规模不大,吃的是广东茶点。文化界熟朋友,在那儿孵大的颇有其人。傅彦长君,他几乎风雨无阻,以新雅为家;他坐的档口,正对着楼梯口,他说这样可以研究来客的心理。熟朋友的茶钱,他照例会账,做个小小孟尝君。我素来不爱好吃广东点心,所以不常去。后来南京路的新雅开张了,那才是大场面,与香港的金汉、丽宫相仿佛,因为交通便利吧,我倒常去。有一回,胡桂庚君摆宴,大概是烧猪席吧,我也参与盛会。
广东馆子“大三元”,对我这土老儿来说“如雷贯耳”。那里场面很大,在四马路上,雄踞一方。(香港大三元,似乎没那么神 气。)那时,五十元一味大排鱼翅(等于今日港币五六百元),当然把我们吓住了。其实,大三元的大排翅,还不及郑洪年先生家厨子做得好,也不及张大千先生家的排翅。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我们时常在大三元吃饭;那时,我对广东菜,印象渐深,因为战时常在韶关(曲江)来往,吃过韶关的船菜,才知道乳猪、脆皮鸡、果子狸的真味。广东馆子的腊味饭是很著名的,不过著名的南安板鸭却是赣南产的(南安县属赣南专区)。
我想,上海也有四五十万广东人,当时的典当、鸦片都是潮州帮的买卖,上海也一定有几家潮州馆子,我们不知道就是了。上海南京路上有几家大公司,如永安、先施、新新、大新,都是广东人所经营的。那几家大公司都有旅馆、酒楼等。我们常去的是大东酒楼,广东点心和广东菜式,和新雅差不多。我记得上大东酒楼有如上香港龙凤茶楼,热闹得使人头痛。
上海有一位小贩出身的广东人,叫冼冠生,他是靠卖鸭肫肝、陈皮梅和橘汁牛肉发达起来的。所谓橘汁牛肉,乃是把中法药房蒸过了牛肉汁的牛肉,包了下来,加香料、酱油和味精,再煮一过,用纸包了再出卖的。本轻利重,这就发财了。后来,在南京路上开了一家很大的广东酒馆,就叫冠生园,场面之大,和新雅齐名。他还在郊外漕河泾开了农场,吸收周末游客,生意也很好。近十多年来,上冠生园吃点心,也还是上海市民的小享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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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四川北路。——编者注
四时新与老正兴
香港有一家菜馆“四时新”,说是上海馆子。真真老上海,他一定要发笑。上海四马路 [1] ,本来有一家“四时新”,是不是本帮菜?不是的,那是一家徽馆。本来独霸上海吃食业的,既不是北方馆子,也不是苏锡馆子,更不是四川馆子,而是徽馆子。我们且看近百年的笔记或小说,就会明白长江流域的市场,包括苏、杭、扬、宁、汉、赣在内,茶叶、漆、典当,都是徽州人天下,所谓徽州人识宝;因此,饮食买卖,也是徽馆独霸天下。我初到上海时期,徽馆还不错;可是,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到了抗战前几年,大家已经忘记这一类菜馆了。川菜时行,徽菜衰歇,这也是一种风尚。因此,在香港开张的“四时新”,要算是上海馆子了。
徽州人既在买卖中占了上风,因此,吃食方面也颇考究;徽馆有几种拿手菜,如清炒鳝背、炒划水、炒虾腰、炒杂片、走油拆 炖、煨海参、醋熘黄鱼、三丝汤。我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香港所谓上海馆子,原是徽馆底子,加上苏、扬菜式,只是说起徽馆,香港没人知道就是了。徽馆的面食也颇不错。今日香港所谓上海馆子的“鸡火面”“划水面”“鲜汤虾仁锅面”,就是徽州的做法。还有全鸡全鸭馄饨,一锅鸡或鸭,配上二十四只馄饨,就够四五人吃。在土老儿心中,这一味最实惠。
上海建县时间短,开市迟,本身说不上文化传统;明代出洋大码头是浏河,那儿又是大船坞。上海之成为国际市场,迟了四五百年。因此,本帮菜怎样,连上海人也说不出来。(这儿是说道地的上海人,不是香港人口中的“上海国”人。)在抗战期中,上海成为孤岛,忽然盛行起本帮菜来,最老那一家,便是二马路山东路上的老正兴。菜以红烧的为最好,如秃肺、圈子、腌鲜汤、黄豆汤,还有干切咸肉。这一来,老正兴也就风行一时。胜利后回到上海,只见金城老正兴、大上海老正兴、罗曼老正兴、雪园老正兴,满街可见。老正兴变成本帮菜的代名词了。香港九龙也有好多家老正兴,拆穿来说,还是徽馆底子,加几味扬州、无锡菜。徽馆有一味拿手菜,叫大血汤,本来属于店伙的下栏,在港九也算正菜之列了。
文化本来是彼此交流、相互渗透的,挂上海招牌,也就是这么一回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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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福州路。——编者注
锦江饭店
有人自负老上海,凭着耳食之谈,以为今日上海,都是饿鬼,哪里还谈得上吃的门道。且住,我得请你到锦江饭店去试试看。我一说到锦江饭店,老上海一定以为他比我熟悉得多,连那位四川女老板,和他都是老朋友,他还说得出许多四川菜的名堂来。可是士别十二年,老上海且慢夸口才是,他所知道的锦江饭店,乃在大世界斜对过的二层楼上;另外一处分店,就在麦特赫司脱路 [1] 丽都舞厅 [2] 里面,那是地皮大王程麻皮的老房子。自从程麻皮破了产,家宅也给债权人瓜分了,这房子前面是舞厅,后面便是这家四川饭店的分店。可是,今日的锦江饭店,可真阔得多了,它已经移到华懋公寓中去了,乃是十三层大厦,食客盈门,层层都筵开百席。菜味和以前毫无不同。那位董小姐,她还是这 一饭店的副经理,每天亲自下厨,指挥厨下的伙计。她也还是那么健谈,摆得那么多的龙门阵。
一本谈上海掌故的书,其中第二十四章,标了“吃在上海”的专目,这比“吃在广州”更切实些。本来,天下美食佳味,集中在扬州,到了近百年间,才转到上海来。上海本地,并没有什么特色的菜味,可是,这个吃老虎奶长大的城市,她就吸取全国的精华,加上了海外奇珍,成为吃的总汇,比今天的香港还丰富得多。各地菜色,各有各的特长,正如春兰秋菊,各呈异彩。四川的成都,也正集中了南北的文化,在饮食起居上,也颇懂得享受。川菜到了上海,也就和京、苏、扬、广,并驾齐驱,各树一帜。川菜略带辛辣,颇能增进胃纳,他们的泡菜、榨菜,鲜酸开胃;如泡菜炒肉末、辣子鸡丁、麻婆豆腐、豆瓣鲫鱼,都是他们的名菜。成都姑姑筵,在豆腐上也做出许多花样来。
上海的川菜,以小花园的“聚丰园”为历史较久,后来“蜀腴”开张了,场面就阔得多了。锦江本来是小吃馆子,一开张,就名声很响,到了丽都,便成为上等菜馆,但也想不到今日的锦江,会独步申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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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泰兴路。——编者注
[2] 今政协礼堂。——编者注
梅龙镇
上海静安寺路戈登路转角处 [1] ,有一家镇扬馆子,叫“梅龙镇”。“梅龙镇”本是那位正德皇帝游龙戏凤之处,李凤姐是坐店女掌柜。今用现成的戏名来名此馆子,于“八一三”战事前一年开张,女老板吴湄女士,和文化界朋友相识的很多,故该处有“文化沙龙”之称;历史虽不久,名声却很大。吴湄能演戏,抗战前在上海曾参加话剧演出。
镇扬馆子,本来以点心胜。煮干丝,又细又嫩,加上松毛似的姜丝,麻油一拌,加上酱油,鲜爽可口。此品扬州最好,镇江、南京都不错。包饺够分量,不像广东点心这么小巧,四只花卷不够一口吞。扬州盐商,自来是头等吃客,一碟炒肉丝,得用十只猪的面肉切成,这虽言之过实,但可说他们是懂得烹调,自成一帮的。扬州菜,以肴肉、狮子头著称。肴肉肥而不腻,狮子头嫩 而不烂,最适合大中小胖子胃口;配上馒头、花卷,这顿饭是吃得很实惠的。
苏锡船菜,本来很有名的,总比上海埠要早过千八百年就和扬帮争胜的。外路人总觉得苏锡菜是甜丝丝的,无锡肉骨头是他们普遍吃到过的,乾隆爱吃的蜜汁火方,正是用冰糖蒸透来,才入味的。红烧鲫鱼,也离不了糖的。苏州陆稿荐的酱肉,真是天下闻名。(前几年,香港北角,也开了一家陆稿荐的菜馆,挂出四百年前老店的招牌,也带卖酱肉熏蛋、卤豆干一类熟菜。可是港人不识货,开到旧年,也关门了。北角也有过一家挂太湖厅招牌的店,说是无锡船菜,也支撑不住,倒了。)他们托之于一个神仙故事,说他们祖先乐善好施,得神之助,留给他们一席血污破烂的稿荐,用作烧火,就此异香扑鼻,千古流传了。上海挂陆稿荐招牌的熟食店颇有几家;前几年我回上海,还在老靶子路 [2] 那一家买了半只酱鸭、一方酱肉,给孩子们吃了一餐。
我初到上海那几年,上海二马路 [3] 小花园的老半斋、新半斋,望门对宇,场面还不错。我在一家盐商家教书,那位吴先生曾请我去过老半斋。因为吴家的厨子本是扬州名厨,所以老半斋的菜,也显不出特别好。后来这两家都倒掉了。 [4] 苏锡船菜,我们自可到苏州观前街、无锡船上去吃。在上海,而今扬州馆子是非常普遍的。香港的扬州馆,也有红烧鲫鱼,京馆子也有这样菜。在澳门小岛的黑沙湾,有一家小饭店标出的菜单上,竟有“扬州蛋炒饭”,也可见扬州菜食的风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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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南京西路江宁路口。——编者注
[2] 今武进路。——编者注
[3] 今九江路。——编者注
[4] 老半斋早已恢复,在福州路浙江路上。——编者注
复盛居
说到中国的菜式,北京馆子也算成个名堂,像个样子的。可是,到北京一看,我们所谓北京馆子,实在还是天津馆子(东来顺、广福民、正阳楼),山东馆子(便宜坊、东兴楼、致美斋、丰泽园),河南馆子(厚德福),一句话是北方馆子。上海也有场面很大的丰泽楼,在顶有名的国际饭店二楼,从前上海《大公报》请客,时常在那儿摆宴。现在还是老样子的丰泽楼,食客当然更多了。
不过,我讲上海的北方馆子,倒要从复盛居 [1] 吃起;这家小馆子,在石路口二马路附近,是一家天津馆子。两间大小不等的食厅,大的是十二乘十八,小的是十二乘十四。那儿几张四方台子,十来张长凳子,只有两台电风扇是“现代”的,其余都是祖老太爷那一代的家具。大家都是搭台镶边,挤成一堆。主要是小 米绿豆稀粥,火烧(一种现烘的烧饼),再来一盘红烧卤肉,加一小碟雪里蕻(咸菜),这就行了。也有面式,也有炒菜,也有拼凉菜,那都是其次。到复盛居吃火烧去,就把几个孩子高兴透了;我们也在那儿吃过炒面、酸辣汤,也不错。至于整整齐齐要吃整桌的菜,那就该另请高明了。抗战胜利那年,我的一位朋友,从福建来到上海,又转到重庆,于髯老右任见了面,第一句话就问:“你从上海来,复盛居还在吗?”髯老到了上海,少不了到复盛居过“吃火烧、红烧肉”的瘾。(复盛居的红烧肉,不像苏锡馆子那么烂,也不那么腻;瘦的不错,肥的更好吃。)
北方馆子,以煎炸菜色最为拿手,够得上“鲜嫩”二字。上北方馆子吃烤鸭,配上薄饼,夹上瓜条、葱条,加点甜酱,其味无穷。鸭壳子熬汤,加白菜或是瓜片,来一碗小米稀粥,就够了。河南帮的厚德福,以烧熊掌著名,我这土老儿当然没有吃过。面式有包子、饺子、花卷、银丝卷之外,还有家常饼、薄饼、馅儿饼,也有炸酱面、打卤面。(有一种拔丝山药,是甜菜,也是北方的名点。)
至于清真馆,如洪长兴、南来顺,以涮羊肉驰名,在上海的年代也很久了。香港朋友,把我们算作北方人,真是惭愧得很。道地的面食,应该算陕西、山西帮的花式最多。我在一家陕西盐商家中做过教师,他家的面食,自比北方馆子高明得多。我也吃过上官云相将军家中的炸酱面,不错,他们才是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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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盛居旧地,在福建路九江路附近。——编者注
熟食档:咖喱牛肉、排骨面
我于十多年前,曾在上海一家报馆,做过几个月的经理。这才黎明即起,到望平街上去看报纸潮,大约是四点钟过后,那一带已经人潮初动,慢慢涨起来。到了五点过后,便涨了满潮。那纵横半里地,人声嘈嘈,人影幢幢,可以说是水泄不通。沿着三马路外国坟山到四川路、香港路一带,成千熟食档,同时活跃起来。直到午前九时左右,报潮稍退,熟食档也就闲淡下来。我每天比他们到得早,退得迟,也时常在熟食档边消磨几点钟,成为他们的常客了。
上海虽是寸金地,毕竟不像香港九龙这么逼人;熟食档虽说是个摊位,总还有半间屋那么大的斜坡棚,有的还可以摆上二三张方桌的。当然,有的搭着油布棚子,总有港九档位四五个那么大。头等档位,都是“洋行小鬼”(白领阶级)的早点午餐场所,原汤细面,肴肉、排骨、划水、红烧牛肉或是熏鱼的浇头,“过桥”的就没有了。我在香港,就没吃过这么好的面点。也有炸排骨, 加几条年糕的。一种是菜饭档,菜饭外,也有排骨、四喜、脚爪、卤蛋、辣酱这样的浇头。香港许多上海馆子,也备了菜饭,各种浇头,带一碗黄豆肉骨头汤,情形差不多的。粥档,有大米粥带小汤、酱菜、咸蛋、豆腐干之类,有卖鸡粥、鸭粥、羊肉粥、牛肉粥的,我最爱六马路 [1] 满庭芳的羊肉粥,在香港也没吃到过。我常去的熟食档,倒不是这些大型档子,而是豆浆、油条、大饼、烧饼的档子,边上总会有咖喱牛肉汤,夏日,来一碗冷拌面,那就更快意了。挑着担子的冷面,比哪一家面馆子都高明些;我在九龙诺士弗台的云庐门口吃到过。我吃冷面,只要素浇头,不喜鸡丝肉丝的。冬天的烘山芋档,我也是老主顾,香甜够味。香港也有几处山芋档,却流动性很大。在这些档子中,再添上臭豆腐档,那就差不多齐全了。上海也有宵夜档,以馄饨、面为主;广东的档子,也卖鱼生粥、及第粥,带着莲子羹、杏仁茶、芝麻糊的。我只爱小吃,鱼翅熊掌,倒不十分在乎呢!
至于各小菜场附近的熟食档,菜色差不多,因为主顾大多是劳动阶级朋友,质料就差一点。也有饭菜档,那就等于小饭馆。只有虹口三角地小菜场,设有自助食堂,菜分甲、乙、丙、丁四等,食客先付钱,自取菜肴,自己添饭,饭不限量,价钱很便宜。我也去吃过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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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北海路。——编者注
洋人的饭店
——都城、理查、汇中
我们乡下人,进城到饭店吃饭是懂的,门口一排长凳,大家排排坐,好似香港的大排档。熟菜装在木盘里,一盘一盘摆着,那一长排木板,便是现成台子。我们叫伙计来,一碟豆芽,一碟咸菜豆干,一碟熟萝卜,带上豆腐汤,吃菜就够了。饭店里也可以歇夜,三分钱就有铺位。哪知到了上海,“饭店”比旅馆还要高不可攀,据说北京还有六国饭店,连那儿的狗,都是喝牛奶、吃牛肉夹面包的。
上海有一家华懋饭店,就等于纽约的吴道夫饭店、华盛顿的新威拉饭店,土老儿连门口都不敢张一张、看一看的。其次则有都城饭店(四马路)、理查饭店(外滩)、汇中饭店(南京路),也都是洋人食宿之所。当年华人买办和洋行小鬼,也到那儿去吃午饭或晚餐,可不能走正门,也不能进洋人的餐厅。(这情形,我们在香港有些酒店还可以看到。)好在那些买办仁兄受洋人的气受惯了。直到民初“五卅运动”以后,东风慢慢抬头了,才算打破这 一禁忌。
那位爱狄密勒笔下的冒险家,他的名片上,印的是“查理·爱德华·史东莱爵士,英国孟哲斯德人,暂寓华懋饭店”。实际上,他是住在汇中饭店。他对华懋饭店伙计说,他应好友之邀住在他们府中,只能用华懋饭店来做通讯处,因为《字林西报》已经刊出他的行踪了。好在他是洋人,又是爵士,一切不在话下。他们在汇中饭店吃啦喝啦,只在账单上大大方方签一个字,交还给侍者就行了,钱是不必付的。他的朋友对他说:“在此地,现钱是用不着的,无论什么地方的大门都是堂堂地开着的,你只要踏进去好了,正不必管你的荷包里有没有大钱。所以在上海,你就能够靠信用过日子,你可以吃好的,住好的,穿好的,而不用付出一个现钱来。不过你应当留心,你所欠的账,绝不可拖到一个月以上,时期一延长,那你的信用就要失掉了。现在你总该明白了,我的查理爵士,你只须每一个月换一个旅馆,你在上海就有好几年可以舒舒服服地住下去了。”在洋大人时期,洋人在上海是了不得的。
我当然没进过这些“洋”饭店,据陈定山说:汇中的西菜以白汁羊排烧得最好。理查饭店,以茶出名,蛋糕做得最好。不过他说,这些饭店,都是旅馆兼业,有如香港的高乐士打、半岛、浅水湾、美丽华一类酒店,声名虽大,菜却不尽理想。他推许法租界迈尔西爱路 [1] 十三层大楼 [2] ,其中西菜非常标准。(今为川菜馆。)我可没吃过,不过再好的西菜,也是不中吃的,我还是爱在中式饭店坐长凳吃熟菜带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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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茂名南路。——编者注
[2] 即锦江饭店。——编者注
沙逊与华懋饭店
我说过外滩华懋饭店 [1] ,乃是上海洋人最华贵的第一级旅馆;那是设在沙逊大厦上面的。还有在茂名南路长乐路转角的华懋公寓(有名的十三层楼) [2] ,也是沙逊的产业。
沙逊乃是英国籍的犹太人,老沙逊乃是老牌鸦片贩子。林则徐在虎门烧鸦片,其中就有他的份儿,因此,他就逃到香港去避风头。后来,《南京条约》订立了,五口通商了,他就于1845年派人到上海设立老沙逊洋行,堂而皇之做贩鸦片买卖,经过了七十余年之久。他吸了中国人的血,到印度去过大富豪的生活。到了1931年,他孙子,维克多·沙逊,又从印度回到上海,来做地产生意,组织了华懋地产公司,他公开募集了股款五百万两,又发行了公债票四百万两。这就是他骗中国人的钱的魔术。他 在上海外滩建造了沙逊大厦,开设了那所堂皇的华懋饭店。此外,又在福州路、江西路转角,建造了都城饭店(这家饭店是不许带孩子到旅店居住的)。在苏州河畔建造了河滨大厦,还建了福州路的汉弥尔登大厦以及茂名南路的华懋公寓。这位犹太人可真聪明,他吸收了那么多股款,销出了那么多公债票,除了1933年发过六厘股息,其后就不曾拿出一分钱。一面又申言,因早年透支沙逊银行巨款,为了减轻利息负担,把所借银圆本位转为英金。又说因为中国通货膨胀,公司所有银圆本位资产,已不值钱,全部地产,完全归并于沙逊银行为业了。这么偷天换日的手段,直到1949年才完全拆穿,他的地产也就成为国有,有名的锦江饭店移到华懋公寓去营业,成为全市市民的宴叙场所。川菜味之精美,当然比当年所谓标准西菜,高明得多了。
我们读读沙逊的历史,会记起了爱狄密勒的妙语:“中国是一个优待外国人的乐园,而上海更是这个乐园中的乐园。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不尽量享用着那些特权。没有问题的总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人可以开一家大银行、大商店或者大工厂。你可以任你的意来规定资本的数额,制定公司的章程,和经营你的正常的或者特殊的贸易。当局绝不会来调查你的业务,控制你的活动,或者干涉你与公众的交道的。这里没有铁板面孔的法律,没有各式各样的捐税,没有任何的拘禁。所以随便什么计划,此地都行得通。”沙逊的历史,就是这段话的注解。我是在华懋饭店变成和平饭店以后才踏进那大门的;变成和平饭店以后,我们乡下人也可以堂而皇之坐在那儿吃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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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和平饭店。——编者注
[2] 今锦江饭店。——编者注
一枝香、一品香
在上海,只要是番鬼佬 [1] 的菜式,都叫作“大菜”,凡是“大菜”,我都不爱吃;却也并不是怕刀叉割破我的舌头。我是土老儿,觉得什么大菜都不好吃。
我到上海时,洋泾浜不见了,苏州河支流也不见了,老北门也不在河边了;最老那家番 [2] 菜馆——密菜里也不见了(今延安东路四川中路口),那是番佬的番菜馆。依《官场现形记》看来,在19世纪末年,清朝大员都得经过一番学习,才敢动刀拿叉的,真的肃然无声。后来,华人自办的番菜馆出来,以万家春为最老,后来又有岭南楼和一家春。我还进过一家春,不知是不是那家老店。在小花园这边,有一家老店叫一枝香;先前的小花园,乃是附郭近郊,景物秀丽。后来,市场西移,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那就是最有名的一家。有如美丽华酒店一样,有客房,有礼堂,有酒楼(上海徐氏 兄弟所创办)。一品香的大菜,乃是华人的大菜,等于中菜西吃,这才有点菜吃,下得肚子,煎牛排就不会那么血淋淋,望之生畏了。
中国的大菜,才使“奴”字辈以外的华人,也成为食客,如倚虹楼、大西洋、中央,以及大东、新亚……都有大菜可吃。四马路西口,还有一家有名的印度咖喱饭店,咖喱鸡颇不错。在香港,只有国际饭店的咖喱比得上。
帝俄崩溃以后,大批白俄带着罗宋汤到上海来;罗宋大菜的厨子,都是山东人,他们是从哈尔滨来的。这种俄国大菜,散布在北四川路和霞飞路 [3] 上,我们常去的一家是巴黎戏院西邻。罗宋汤二角五分,一份蛋色拉五角(两人吃),一对情人,有一块钱,也就吃得很饱了。这样的俄国菜馆,总有几十家;我没做过马路天使,说不清楚。法国菜是有名的,不过,道地的法国菜,前几年才吃到,也不过如此。当年的法国俱乐部,今日是文化俱乐部 [4] ,我曾去吃过两次。还有一家在前亚尔培路 [5] 上的法国馆子,也不见高明。比较中我们意的,倒是静安寺路 [6] 上的一家来喜饭店,德国饭店,啤酒很好,冻猪脚也不错。前年,我们又去吃了一回,已经不是德国的大肚子老板了。
“密菜里”以后,番鬼佬的番菜馆还是有的,规模当然更大。在白渡桥外滩有理查饭店 [7] ,南京路口有汇中饭店(便是不许鲁迅乘电梯的那一家),四马路有都城饭店,这些都是洋大人吃番菜的地方,“奴”字辈华人是不许进正门的,我这土老儿是在洋人倒霉以后才进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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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人对西方人的蔑称。——编者注
[2] 香港人称“番”即指西方国家。——编者注
[3] 今淮海路。——编者注
[4] 今花园饭店。——编者注
[5] 今陕西南路。——编者注
[6] 今南京西路。——编者注
[7] 今浦江饭店,建于1847年。——编者注
文艺复兴馆
我是不爱喝咖啡的,这是土老儿的明证。因此,上海霞飞路上的巴黎情调,北四川路上的神秘风光,我都很少有机会去领会。我的朋友,爱“孵”咖啡馆的,说得诗一般风趣,我还是跟张老先生(天放),去“孵”茶馆的好。张老先生,他倒是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带我上茶馆,日久成癖。他玩他的古董,我赏我的今玩,各有所得,尽兴而归,且当别论。
有一时期,几位朋友带我去“文艺复兴馆”(RENAISSANCE)。(门口并没有中文,只有这么个洋文。)我们谈新文艺的,对于“文艺复兴”当然懂得。这一文艺运动,乃是近代文化的初潮,一种黎明气息。我们也把19世纪末期以来的文化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哪知,这是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他们所谓“文艺复兴”,乃是向往于帝俄王朝的重来,有如今日“忠贞之士”的梦想。
如爱狄密勒所说的,进出于他的门口的,不是帝俄分子,便 是他们的同情者。流落在上海的那些帝俄时代的王公贵人,富绅大贾,都以此为集合之所。每天出现在这里的,都是一些熟面孔。陌生面孔也有时出现,他们不会一个人来的;在他旁边,一定有一熟面孔,一个白俄女人。
“文艺复兴”中的人才真够多,随便哪一个晚上,你只须随便挑选几个,就可以将俄罗斯帝国的陆军参谋部改组一次了。这里有的是公爵亲王、大将上校。同时,你要在这里组织一个莫斯科歌舞团,也是一件极便当的事情,唱高音的,唱低音的,奏弦乐的,只要你叫得出名字,这里绝不会没有。而且你就是选走了一批,这里的人才还是济济得很呢。这些秃头赤脚的贵族,把他们的心神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来消磨这可怕的现在。圣彼得堡的大邸高车,华服盛饰,迅如雷电的革命,血和铁的争斗,与死为邻的逃窜,一切都化为乌有的结局,流浪的生涯,开展在每一个人的心眼前,引起了他的无限的悲哀。他们的心眼中,都只有过去。他们歌颂过去,赞美过去,憧憬过去,同时也靠着过去赢取他们的面包、青鱼与烧酒。这些话,我相信香港朋友一定很理会得。
我那时也去坐坐,因为那儿有一种麦酒,不像啤酒那么苦,可以喝得。
百乐门及其他
我在上海,咖啡实在喝得太少了。对咖啡,至少如我们这样的乡下佬,总是不大感兴趣的。何况上海有些番鬼佬的俱乐部跟大饭店,都不让我们中国人进去;我呢,当然也不高兴进去的。有位朋友问我:“一位中国人,要是他请外国朋友喝咖啡的话,就没有地方去了吗?”我倒想起来了,大概可到静安寺路 [1] 角上那家百乐门去吧!
中国上流社会人士,和洋大人平等相处,洋大人仿佛很看得起中国人似的,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得上百乐门去坐坐了。当年成批的军火买卖,就是在那儿喝咖啡成交的。在那儿的洋大人,看起来都是笑嘻嘻,很和气似的。假若在上海总会门口,或是华懋饭店阶前碰到他,他就绝不会对黄脸皮朋友客气了。
洋人出了百乐门,当然可以和中国朋友一同到圣乔治去消 磨一整夜,那儿有各式各样的酒,各式各样的女人,要找刺激的话,随你什么口味都有。假如不中意圣乔治的话,也可以到地梦得去,那儿是一色的白俄女人,这些女人,其中有公主和将军的女儿,她们会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富同情心的人。这几家,都有很好的咖啡喝。而我一向是喝龙井茶的。
我再讲讲几家华洋杂处的咖啡馆。“文艺复兴”以外,在亚尔培路 [2] 上有一家“巴赛龙那”和一家“塞维尔”。“巴赛龙那”本是西班牙一处地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班牙反纳粹的内战中是很有名的。在“巴赛龙那”咖啡馆中,充满了西班牙情调。那里主要的买卖是替那些无国籍的洋人办真的假的护照,说明白一点,这是护照交易所,至于“塞维尔”咖啡馆,更是一个奇特的所在,它的服务、菜肴和顾客,都会使我们忘记是身在上海的。
就在那条亚尔培路上,有两种特殊场所。在“巴赛龙那”咖啡馆对面的是回力球场 [3] ;往南过了辣斐德路 [4] ,就是逸园跑狗场 [5] ,皆赌场也。跑狗场和跑马场差不多,以跑得快慢比输赢;而回力球场,其实也和跑狗场差不多,所不同者,一个是四只脚,一个是两只脚,其为赌博则一样也(见另文介绍)。假如你在上述的咖啡馆里,和狗经理、球经理打好了交道,到场中去赢点钱,也许是很容易的。(不久,在澳门也要出现跑狗场了。)
要说喝咖啡,我们却爱到国际饭店的七楼咖啡厅去,那儿,对着跑马厅,清风徐来,可以消暑,颇有坐香港半岛酒店的味儿。那儿的咖啡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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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南京西路。——编者注
[2] 今陕西南路。——编者注
[3] 后改为卢湾体育馆,现已拆除。——编者注
[4] 今复兴中路。——编者注
[5] 今文化广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