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太守袁山松

上海人物志,第一页似乎就该写那位筑沪渎垒的袁山松。据《晋书》本传,山松是袁瑰的曾孙。袁瑰字山甫,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魏郎中令袁涣的曾孙。袁瑰奉母避乱,一家南渡。其子乔,辅桓温镇京口,领广陵相,博学有文才,其子方平,人极方平。山松是方平的儿子。

山松,少有才名,博学能文,著《后汉书》百篇。他又善音乐,旧时有《行路难》曲,辞颇陈旧,山松爱好它的音调,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逢酣醉,纵声高歌,听者不禁涕泗横流。其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称为三绝。其《行路难》句云:

行路难,行路难,行行西上多关山。

虎牢幽谷愁百盘,连峰更出青云端。

朔风凛凛沙漫漫,青鞋裹足随征鞍。

江南衣薄不禁寒,肌肤冻皱骨亦顽。

日来日往走如丸,天地黯惨岁复阑。

故园回首隔江关,妻孥在家无绮纨。

夜深灯火愁相看,此时忆家泪潺湲。

西行万里何尝还!

他的著作,本来不少,到了后代,大半散失了。他所写的《后汉书》百篇,到了隋代,也只存九十五篇,现在已经一篇也不存了(清代有四种辑佚本)。其他如他所写的《宜都山川记》《勾将山记》《西陵峡记》,仅《艺文类聚》及《太平寰宇记》留着一些佚文。此外,除《行路难》以外,还有《答桓南郡啸歌辨》《歌赋》《酒赋》《咏菊》等篇。

山松继承其父方平,官秘书监,后出任宜都太守,最后乃任吴郡太守。公元400年,袁山松在吴郡太守任,筑沪渎垒以备孙恩。其明年(东晋隆安五年)2月,孙恩由浃口攻句章,被刘牢之击败。3月,北趋海盐,又被刘裕击败。于是孙恩进向沪渎。5月陷沪渎,袁山松被难,死者四千人。山松死难时,部下海盐人李祥勖收其尸安葬。晋廷追赠司空将军。

袁山松宅在华亭县西北三十五里,新江乡四十六保,其地本属上海,明嘉靖二十一年,置青浦县。袁山松宅划入青浦县治(今上海市)。山松宅一带,成为市镇,称为山松宅市,一作崧泽市。袁山松墓,异说纷纭,吴地记谓在横山东二里(青浦横泖山)。嘉靖《上海志》谓在长人乡。《董澂乡随笔》谓“在北桥之南,仅存坯土”。新江乡松宅镇后,有土山突然高涌横泖之北,明顾从礼以为袁山松墓,隆庆四年,立碑其上。据考订,当以周浦悦和桥南为最近情理。

陆深事迹

一夜东篱报早霜,童年游钓共江乡。

黄花莫怨逢时晚,留得秋光各有香。

——陆深《咏菊诗》

上海人物志中,潘恩、陆深、王韬,都该有着很多的篇幅的,我这儿且说说明代陆深的故事。

陆深字子渊,上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刘瑾嫉翰林官亢己,悉改外,深得南京主事。瑾诛,复职,历国子司业、祭酒,充经筵讲官。奏讲官撰进讲章,阁臣不宜改窜,忤辅臣,谪延平同知。晋山西提学副使,改浙江,累官四川左布政使,松茂诸番乱,深主调兵食,有功,赐金币。嘉靖十六年,召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世宗南巡,深掌行在翰林院印,御笔删“侍读”二字。进詹事府詹事,致仕; 卒,谥文裕。深少与徐祯卿相切磨,为文章,有名,工书,仿李邕赵孟頫;赏鉴博雅,为词臣冠。然颇倨傲,人以此少之。

——《明史·文苑传》

陆深先世,虽是读过书,却没曾在科举上得意过。到了陆深,便开始发迹了。传说,他的书房门外,本有一株牡丹,每年开花,才只有几朵。到了1501年(明弘治十四年)这一年的春天,忽然开花百来朵之多,并且非常艳丽,人们都有些诧异。到了秋天,陆深到南京应试,中了解元(举人第一名)。当时可说荣耀非常,大家都附会到牡丹的预兆上去了。中举那年,他二十五岁,同榜的有一位鼎鼎大名的顾鼎臣。次年,他曾进京会试,未中。弘治十八年,他二十九岁,以二甲第一名及第。再过两年,即正德二年,他做了翰林编修。正德十一年,他四十岁,进京供职,次年,做同考官,得舒芬、夏言两人,这两人,后来都是明代名臣。

陆深生平交游很广,朋友很多,他曾接引了两个同乡人,一系张电,一系顾从礼,这两人都是跟他学书法的。以布衣身份跟他到了北京。后来经他的介绍,夏言的援引,蒙朝廷宠信,都授了官职,以书法做内廷的供奉。徐祯卿是他的少年时代朋友,交情很深。还有一位杨学礼,是他的忘年交,也落魄不第,杨曾做了一首《春兴》七绝:

蔷薇枸杞满庭栽,静掩柴扉昼不开。

蝴蝶不嫌春色少,隔墙飞去又飞来。

当地长官看到了,也称赏不已。后来因讼事牵连,那长官对他说:“你不是做‘蔷薇枸杞满庭栽’一首诗的吗?这样的襟怀怎么干预俗事?”就把他无罪释放了。

陆深的才华

陆深,他的多方面的才华为当时人所推重,他的著作,有《俨山集》和《俨山外集》两种。徐献忠在序文中说:“辑略古义,有《传疑录》;在史馆立义,有《史通会要》;以编修官入试院,有《科场条贯》;书法造极三昧,有《书辑》;性嗜古,有《古奇器录》;考求圣祖刈夷之迹,及扈从皇上行幸山陵,有《平胡录》《南巡北还日录》;其寓游历览,有《淮封南迁日记》《河汾燕间知命停骖录》《蜀都》;豫章杂抄,有《金台记闻》《玉堂漫笔》;其燕私有《春和堂随笔》《顾丰堂漫书》《春雨堂新抄》《谿山余话》;又有《同异录》《发明格心之》等。是皆可以昭世轨,歆人情,名一家言也。”

我们且看陆氏写给杨学礼的书信,今存十五通,短短篇幅,富有六朝小品的神韵,这也是明代文士的风尚,录一通如次:

唐桥夜别,情感万端,抵家不至劳倦否?深南来一行人,皆赖尊庇租适。轻舟软舆,上下山水间,如在画图,不知 身是迁客也。入闽尤胜,大都丹崖碧潭,随处而有。至于横嶂绝壁,倚天卓立,白云英英,卷舒其下,劖削点缀,疑有神工鬼斧,不可名状,每每忘返。悔恨不强东滨(学礼字)来共此,为之怅然!

这已经开公安、竟陵派的先河了。相传当时有一广东举人廖同野,曾经带着卷子,进谒陆老师,请求指教,他看过了,便问廖:“贤可读《西厢》《琵琶》否?”廖自命博雅,怪老师话说得有些不伦不类。过了些时,又带了卷子去请教,陆氏说:“尚未读二传奇,何也?”廖这才动心,回家后把《西厢》《琵琶》看了。再过些时,又去见老师,陆深再看了廖的文字,说:“如果早日读了,何至肩上更有一人,相闻气息?”在当时传为佳话。

陆深的书法,很有名,少时所作小楷,就很精致,他自许有黄庭坚的意趣,但尚未脱赵孟頫的遗绪。他的行草,宗法李北海,依旧出入吴兴;到了晚年,更进神妙之境。

书法家张宾山

明代上海书法家,一般人都知道有陆文裕(深)和董文敏(其昌),不过,他们都是进士出身,进入仕途,官至礼部尚书的。此外还有永乐朝的二沈(沈度、沈粲)。至于凭了一手好字,不从科甲出身,做到卿贰地位,该说到嘉靖年间的张电(宾山),他是仕途最幸运的人。

张电字文光,号宾山,上海人。书学李北海,有烟飞雾结的姿态。楷书以二沈学士为模范。他本是布衣,随着陆文裕到了北京,忽然幸运来了,他所写的字,偶然给相国夏言所见,大加称赏,就请他写了一篇嘉靖御制的集礼序,献给嘉靖帝,不料嘉靖帝也大加赞赏。从此便由儒士入国史馆供事。过了不久,嘉靖帝在大内建筑了一所贮藏列圣御笔实录秘典的藏书室,又命张氏题写门额,大称旨,一面赏赐金币,一面升迁他做鸿胪寺序班。嗣后官星高照,扶摇直上,从序班而中书符丞、太仆少卿、太常卿,兼司经局正字,改通政司使,擢工部右侍郎,迁礼部左侍郎, 卒于官所。

张氏受命所写的字,有太庙额、金殿额、仁寿永福宫额及慈孝献皇后神主、恭上皇天册表、九庙神主、九庙灾诒,又有圣谕字二、御制碑文宝轴、平边告祖文、庚戌科进士题名记,都已上石刻文颁布中外的。至于世所传消痞帖、王雅宜诗和千字文帖,那不过是小品而已,总之,嘉靖朝的大制作,大都出自张氏的笔下的。

张氏服官一生,恭敬善藏,所以受眷最深,知遇最厚,每有元老学士所得不到的旷典。张氏偶患疾病,帝不时赐药,更谕内阁,时视寝食状况上闻。张氏死后,嘉靖帝尤怀念不置,特赠礼部尚书。相传他未从陆文裕入京之前,原是佣书自给的。《南吴旧话》,载宾山尝偕二庠生(秀才)访一风鉴者。先相甲生说:“腰横金带本是君等分内的事。”又相乙生说:“怎样竟使龟鹤笑起人来。”意谓乙的寿命不长。最后看到宾山的相说:“将来腰围犀纹带的人物,至今才算相到一个。”后来果然甲生贵而乙生死,宾山做到左侍郎。又在《景船斋杂记》上,也载着同样的故事,说张宾山起初在沈水南先生处佣书。一天,沈先生带着几个门弟子和宾山同走出郊外,在亭桥上遇到一个看相的和尚,即请和尚相一相各人的终身。和尚相水南,说:“先生不是科甲中人,也不是科甲中官。”次相王百谷和顾中孚、顾中立兄弟等,又相到徐阶,便耸然动色说:“这位将来要做宰相。”那时,徐阶才十六岁,还没有知名。于是众又指宾山向和尚说,且请相一相此君怎样?不料和尚也耸着肩说:“这一位的名爵,不过比宰相稍低一二级罢了。”众人由是大笑,以为和尚满口胡说。哪知后来一一应验,徐阶成名相,张宾山也做到了左侍郎。这些话,当然是星相家附会之词,齐东野话,聊发一笑而已。

徐文定公(光启)

——上海天主教的开宗

到了上海近郊,远远看见巍峨矗立的天主教堂,那就是徐家汇,所谓徐家,便是徐光启之家,中国人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第一人的故宅。

徐光启字子先,谥文定,上海人(家住上海南门乔家浜,俗称九间楼),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殁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墓在肇嘉浜,今徐家汇是也。天主教徒,东来宣道的,利玛窦是一个先导:他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到了中国,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南京和徐光启相遇。光启称利玛窦有“实心、实行、实学”,谓其人“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正,其见甚定”。他们便成为莫逆之交。过了三年,光启受洗礼,教名保禄。他的洗礼,是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罗如望所主持的,而来上海开教的郭仰凤(西人)也是耶稣会的修士,所以上海的天主教和耶稣会有特殊的关系。

光启受洗时,年三十九岁;其明年,他中了进士,到了北京。 那时利玛窦也到了北京,彼此朝夕过从。利玛窦的论道文字,很多由光启加以润饰。从东方的文化观点来看天主教,如李之藻所说的:“识洞乎一本,爱彻乎一体,明乎天主之义,而训孝劝忠,于是为大矣。”他们认为耶稣教义和儒家思想并不矛盾的。徐光启以相国之尊,做公教之信友,撰论说,译经书,力加推广;上海的天主教,根苗就是这么种下去的。(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有四百年之久,可是中国的泛神观念,对于一神教是不十分融洽的,因此,到了现代,全国只有百十余教区,教友只有三百五十万人,比之佛教,真是微不足道的。耶稣教也是如此。)

不过,徐光启的最大贡献,不在宣扬天主教的教义,而在接受西方的科学文明。他说利氏其教可以补儒,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光启博学强识,游踪遍十余省,朝考夕思,研精达四十余年,一与西方科学接触,便欣然有所得。他四十以后,问道之余,讲求西学,天文、地理、物性、水利诸学,无不探究。利氏口译,他就笔记,每天要做到半夜才罢。他手译了希腊的几何原本,著西法历书,昼夜推步,先后五年才完成全书。说到中西贯通,他是中国第一人,他论述西洋科学,谓:“此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明理辨义,推究颇难,法立数著,遵循甚易。”他倒是一个有科学头脑的思想家。

光启自奉菲薄,安于寒素;病殁时,箱箧中除了几件旧衣、一两银子,别无所存。他是一个政治家,却过着隐士生活,倒是能言能行的苦修士呢!

道士李延昰

天地孕万物,而各具杀机。

大小互为忍,其事为因依。

蜘蛛尤巧恶,以坐而制飞。

蜜蜂翩翩来,含芳昧所归。

忽在罗网中,蜘喜逞其威。

但肆齿牙利,不嫌躯体肥。

举头乍见之,手与解其围,

蜘既患得失,蜂讵解从违。

贾勇螯吾手,负痛心力微。

吾病蜂得生,儿童任相非。

善且不可为,斯言识者希!

——李延昰《蜜蜂示道士阆风》

这首诗,明末清初,上海人李延昰所作,其中当然有深切的 含义的。这位上海人,他曾在桂林参与唐王的抗清军事,其后事败,逃回上海,托身道观为道士,以行医自给。他是位诗人,明《诗踪》,只收了十九首,上诗即是其中之一。

明《诗踪》有小传:

延昰初名彦贞,名我生,一字期叔,后更今名,字辰山,上海人。隐于医。映居平湖佑圣宫,自称道士。有《放鹇亭集》。

清初词人朱彝尊,号竹垞,和他是朋友,《静志居诗话》有云:

辰山生长士族,人不知其门阀。策名士版,人不知其官资。博综图籍,人不知其储藏。洁治酒肴,人不知其庖炊。所撰《崇祯甲申录》《南吴旧话》,足以裨国史之采择。及病革,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砚,悉分赠朋友,而以储书二千五百卷畀予。

诵其诗,知为徐孝廉 公之弟子,然其出处本末,终莫得而详也。

这段话,说得非常含糊。既然知道他生长士族,又何以不知其门阀。既然知他策名士版,又何以不知其官资?临死时,以藏书二千五百卷赠朱竹坨,他们两人的交情,不可说不深,还有什么话不可谈,他偏要说:“然其出处本末,终莫得而详也。”这当然不是朱竹垞文字上的语病,其心中必有不能说出来的苦衷。他是用隐隐约约的话,使读者明白他的用意。

这“苦衷”,当然是因为李延昰是明末民族志士,他参加抗清 的实际行动,在当时是冒着极大危险回到家中来的。因此,他们只能出家做和尚做道士,他们的隐居,有如八大山人一般,一肚子牢愁的。因此,他的诗文中,是有着愤怒的民族思想的。所以延昰的诗,只留下了这么一小部分,而其留下来的,也是非常隐晦的。因之,这位志士,前人是把他当作羽士看的。

张宸撰御祭文

——董鄂后非董小宛

嘉庆上海县张宸传:“张宸,字青琱,博学工诗文,由诸生入太学,选中书舍人。时词臣拟撰端敬后祭文,三奏草,未称旨,最后以属宸。有云:‘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章皇帝(即世祖顺治)读之,泣然称善。寻迁兵部督捕主事。康熙六年,以求直言上疏请撤本邑客兵二千四百人,并巡海章京,以苏民困,报可,邑用安堵。旋罢归病卒。有《芦浦庄诗》《北征使奥草》。第宿,字月鹿,著《田间草堂诗》。”在上海人物志中,张宸以撰御祭文称旨,驰名于时,也是文坛佳话。

清世祖顺治帝宠爱端敬皇后,即是世所传的董鄂后。她逝世了,顺治便厌倦人世,要到五台山出家去。事虽未成,其伤心已极。因此,那篇御祭文,词臣们三次拟稿,这位和尚皇帝都觉不够恳切。直到张宸的拟稿,有“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句,说到痴情皇帝心坎里去了,才 读之为之堕泪。这两联中所用古典,的确是很中肯的。(世多妄人,一定要把董鄂后标作董小宛,把冒辟疆爱人送入清宫,原是可笑的。)

孟心史先生云:“世祖崩于大内,无行遁之说,诸证已明。而世仍以吴梅村《清凉山赞佛》四首为疑,因其为赞佛,则疑五台之涉及世祖,必有出家五台之举。(帝出家未成,乃由内珰吴良辅祝发以代。)因其一再用董姓入诗,又疑董妃为冒氏姬人董小宛。夫世祖媚佛之据甚多,疑为出家,犹非无故。至董姓何必即为小宛?董鄂之董,在诗人何必辨其为非汉姓之董,而不以董姓故事附丽之?抑向来学者,于清代故事太不留意,并不知端敬皇后之出董鄂氏耶?昔年为小宛辨证,曾有专考。当小宛艳帜高张之日,正世祖呱呱坠地之年,小宛死于顺治辛卯,辟疆同人集中,海内名流以诗词相吊者无数。时世祖尚只十四岁耳,小宛则二十八岁,所谓年辰以倍者也。汉人于满姓董鄂氏,本多举其一董字为说,梅村诗程穆衡笺即如此。”冒鹤亭为辟疆后人,见孟氏《董小宛考》,以为代其先世雪诬,赠以冒氏丛书。可是世内外妄人,仍以传播流言为快,既作小说,又编成剧本影片,文人积习如此,可叹!

关于顺治悼亡,送吴阉祝发,病痘身故,丧葬大典,及康熙继位经过,张宸有专记可备参证。

画家吴渔山

清初六画家,四王(王鉴、王原祁、王翚、王时敏)、吴(渔山)、恽寿平(南田),著称一时。渔山名吴历,号墨井,上海人。

渔山,本来是常熟人,他信了天主教,在上海嘉定间传教三十多年。前人把信教当作异端,替他隐讳了不说,因此,他的身世也变得很神秘了。《苏州府志》《琴川志》《辞源》,都说他“晚年绝人逃世,泛海,不知所之”。至于《同治嘉定志》、王韬《瀛壖新志》《海上墨林》《道光常昭合志》《同治上海志》,说他弃家浮海至西洋(欧罗巴)后,归寓嘉定城东十余年,这又说得太远。其实他浮海南行,只到过澳门,住了几年,才回上海。当代史地学家向达曾写了吴渔山的生平事迹,才不讳他信天主教的事,也说到他到了澳门(见《东方杂志》中国美术专号)。

吴渔山的遗著,有李问渔编的《墨井集》五卷,第一卷系李氏所辑的《渔山传记》;第二卷《墨井诗抄》;第三卷《三巴集》;第四卷《墨井题跋》;第五卷《吴渔山口铎》。大三巴是在澳门的一个 教堂,这卷诗是在那教堂中做的,所以称《三巴集》(大三巴教堂已毁,今余大三巴牌坊)。口铎便等于儒家的语录。《三巴集》和《口铎》是渔山信教后的著作,所说多是教理。此外还有《桃溪集》《写忧集》《暂永集》,书名见于《墨井诗抄》序文,原书存亡不可考。又有《三余集》。今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有抄本,李氏所未见。

渔山入教后,西名西满沙勿略,西姓雅台纳。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澳门,二十一年入教会,二十七年进任司铎职。其后回上海,仍任传教工作。康熙五十七年卒于上海。以天主教礼葬于耶稣会墓中。教士孟由义为立碑记。

渔山在澳门和西方教士相往还,因得鉴赏西方美术,因此,他的画颇受西洋画的影响。

(大三巴,昔日为圣保罗天主教堂,建于1594年,为天主教在中国所建第一教堂,传系日本天主教徒参与建造。1835年1月26日,教堂大火,壮丽圣堂成为焦土,其前壁巍然独存,成牌坊。牌坊共分四层,其顶刻有鸽形铜像,为圣神之表记。其下为耶稣像、圣母像、圣保罗等使徒四人像。)

神话化的刘大人

——静安寺中一个神道

上海静安寺,我们看过了天王殿,其旁有一别座,那儿也塑着一位神道:黑须、红面孔、蓝袍、黄马褂、乌靴、赤顶珠。这位神道是谁呢?香案上供奉着牌位,写道:“赐进士出身诰授资政大夫护理江苏巡抚、江苏布政使、前上海县知县松岩讳郇膏刘公之神位。”原来是太平军时期的上海知县刘大人。

姚公鹤《上海闲话》称:“红顶暖帽,身穿长褂,脚踏方头靴。顷过祠中见之,长褂已旧而污,大约系衬衫,其袍褂已失去,脚下踏两兽,尤为奇绝……神像之旁,左有一黑面纱帽补服之像,右有二皂帽补服白面之像。大约黑面者系判官身份;白面者系承差身份。何以皆用明代服色,又不可晓。黑面之像,獠牙怪状,有签筒供人求签。”他描写得很有趣。不过,我到上海时,已在1917年一度重修以后,所见稍有不同,现在神像脚下系木做的踏板,并无所谓“两兽”。袍褂很鲜明,并不旧,也无污迹。像旁系一女像,并无黑脸判官和白脸公差了。

这位刘大人,河南陈州府太康县人,那是汉代郑当时和晋朝谢安石的故乡。他在未入仕途以前,人是颇有点豪气的,直到后来,他做上海知县时,以“刚直不阿”为人民所敬仰。前人说他:“少时任侠,喜拳棒,为人复仇,白昼杀人,人无敢近之者。中年折节读书,登进士第。出宰上海时,年已知命,而膂力犹强。”(《锄经书舍·零墨》卷二)在兵荒马乱时代,做上海知县是一个很适当的人物,因此立了军功,成为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不过,这位率直的北方老粗,他倒明白民间的疾苦,在文治上颇有贡献。本来,上海县的定纳租税,贫民俱由土豪包揽。刘大人为之厘定赋则,贫民直接输官,减去许多勒捐敲诈的苦痛。又,上海县每逢命案发生,举行检验,地方痞棍勾结衙门公差,常无端吓诈,借以图财。苦主冤罪与否,不必谈;即邻近居民亦遭殃及,乃至破产。刘令严厉禁绝,将一切搭棚官厅供应费用,定下章程,谓募捐款,归地方慈善机关同仁辅元堂经办。他毕竟是难得的亲民之官。其他在战时,维持书院经费、修筑河塘,都是值得沪人怀念的。

刘大人幼得母教,他做了县令,微薄薪给不敷开支;他母亲鬻田产相助,也算了不得的贤母了。他有一妾姓朱,南汇人,对他和太平军作战颇有帮忙。前人说她:“能开六石弓,匹马单刀,迎太平军于龙华镇,十盈十决,杀敌以数十计,卒以奋勇直前马蹶遇难。”她是十分勇敢的。据说刘像旁的女像,便是纪念她的战迹的。

1866年(清同治五年)刘母病殁于刘署苏抚任内。刘丁忧扶柩回河南故乡,不久,他自己也病逝了。上海人一直纪念他:“每年出会,名曰‘刘大人放赈’,经理此事者别有一会。”一个近代人的神话化,正如浙东之有“胡爷爷”。(胡爷爷,北宋地方官,姓胡名则,治浙东永康有政绩。)

刘丽川小刀会

最近“小刀会”攻占上海的剧本在上海上演,剧中所说故事,可说是现代中国的一件大事。

小刀会,原是反抗清廷统治的太平军的支流,曾于1853年(清咸丰三年)攻占上海城,先后十七个月。他们除了力抗清军,也曾着手政治建设,终因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暗中支持清军,小刀会以无后援而败灭。这对于上海,也是一个转捩点。

1853年9月8日,那时,太平天国已经定都南京,小刀会首领刘丽川、潘可祥等率领党徒六百余人攻占了上海县城,派兵分守各城门,并张贴告示,自称“大明国统理大元帅”,改元天连。两日后,分兵攻占宝山、川沙两城,同时,潘可祥等攻太仓,周立春攻占青浦,完成了互为犄角的外围防线,一时声势浩大,人心兴奋。

9月23日,清兵分两路反攻,刘存厚军和臬台吉尔抗尔的军队,夺占宝山,并进攻青浦,周立春阵亡,嘉定遂危。潘金珠等八 百余人,迎战于黄渡,为清兵所败,清兵遂直抵上海城郊,驻师新闸一带,号称“北营”(旧跑马厅一带,今人民公园)。松江知府蓝蔚雯和右营参将周震豫部队,驻扎小马桥,防剿局勇目李恒蒿等进驻卢家湾,称为“南营”。同时,黄浦江中还有水兵相呼应,包围了上海城。9月30日,清水兵进泊龙华港,用炮火向城中遥轰,北营兵也从郑家木桥攻北门,小刀会众据城坚守,城门紧闭,发炮抵抗;粮食及日用品就从东北门缒挂而入。

清兵围攻,既未得手,北门外、小东门外羊毛弄一带民房,被双方军队拆毁,灾民都逃到租界去了。双方僵持到了1854年2月6日,刘存厚部从北门开地道,用炸药轰炸,城崩四五丈,清兵从缺口入,冲到九亩地,被潘可祥抵抗,又行退出。不久,清军复进,占了福建会馆(今黄浦区公安局原址)。刘丽川率队出城应战,在四明公所和福建会馆间,成为双方会战之区。

战争一持久,小刀会内部福建、广东两帮起了分化作用,又受清军、法军联合进攻,终于无法支持,1855年2月17日(清咸丰五年元旦),松江兵杀进南门,刘丽川率领亲信冲出西门,为广西兵所杀,小刀会也就这么结束了。

双方对峙时期,刘丽川用涂谓仁的建议,行蓄发令,并收废铜,自铸铜钱,文曰:“太平通宝”,背作日月形。清军一方面和洋人联络,一方面切断小刀会和外人租界的交通,得了法人的同意,在洋泾浜南建造围墙,直到护界河,自此城内外交通完全断绝,粮食渐起恐慌,城内居民相率逃出城外,小刀会转趋颓势了。

海上三奇才

造物忌吾辈,才高无碍狂。乾坤容不得,海外作诗王。

——王韬(紫铨)

在昔韩擒虎,手缚陈国主。输君运兵谋,说笑事已毕。

——马省叔(通伯)

海上三奇士,剑老今已死。头颅解赠人,不愧奇男子。

——蒋剑人(敦复)

上面这三首诗,蔡鹤龄所作,见于许起(壬匏)的《珊瑚舌雕谈初笔》。许起和蒋敦复,都是王韬的好友,他们三人都参加过太平军,后来都退隐下来;王韬则逃到海外。蒋敦复字纯甫,号剑人,宝山人,他得罪了宝山官吏,畏罪避祸,当了和尚,释名“铁岸”。他参加了上海刘丽川小刀会的起义,刘丽川失败了,他就 伏处租界,托于外人慕维廉。他著有《啸古堂诗文集》,峻厉风发,颇受龚定庵的影响。他的《沪城感事诗》很传诵一时。诗云:

长歌当哭起苍茫,藜藿难同肉食肠。

一将无功枯万骨,普天多难剜千疮。

人才可惜遗麟凤,民命何堪试虎狼。

读罢阴符增太息,忽看匣剑吐奇光。

一腔子都是抑郁不平之气。

蒋氏的《啸古堂诗文集》和许起的《珊瑚舌雕谈初笔》,都由王韬为之刊行。许氏字壬匏,江苏长洲秀才,太平军失败后,他也隐居下来了。王韬在序文中说:

余与壬匏为同岁生,商榷文字,交尤莫逆。雇未及一年,以母病去。十九岁,余馆锦溪。二十岁,先君子客海上,余旋里门。二十二岁,先君子见背,遂往沪渎,明岁移家焉。自此为东西南北之人矣。饥驱罕暇,终岁不得一归。归必过从,挥麈纵谭,往往月斜不去。三十岁以足疾,息影遽庐,互相倡和,得以排闷遣愁。庚辛之间,沧海横流,江浙沦陷,壬匏以避寇来此,谋卜一廛,唯是全家势不能俱徙,既恋田园,复惊凤鹤,不得已仓皇千里入虎口。壬匏一病几殆,余以道梗兵阻,留滞里中三月。同治元年夏四月回沪,闰八月中旬,航海至粤东,遂寄迹焉。去家弥远,盖与故人隔绝,与壬匏不通音问者孜十余年。丁卯冬,余年四十,乃作泰西汗漫之游,羁栖英土,载历寒暑。庚午(1870年)还粤,己卯(1879年)以至扶桑,取道歇浦,逐抵金阊。壬午(1882年) 自粤归吴,倚棹阖阁城旁,系缆天随祠畔,重登椒叶堂与壬匏相见。呜呼,此别盖冉冉二十有一年矣。壬匏鬓已苍白,酒酣耳热,辄谈昔日沧桑事,不禁唾壶击碎,泪为之涔涔下……

这倒是我们了解他们三人交情的好史料呢!

王韬的一生

王韬,他可以说19世纪中期,中国文化界的杰出人物。长洲县籍,生于甫里村,死在上海寓庐,享年七十岁。他生时文名盛著,和蒋敦复、李善兰、管嗣复、黄公度,都是朋友(可看《弢园文录》)。兼通英国文学,留心世事,好谈时务,几次上书当道,未能见用。清同治初元,以避嫌祸远游香港,办报、著书。后来随着西人到了英国,助西人译中国的经史。返港时游历欧洲。他注意法国的革命运动。也曾到过日本,和彼邦人士往来甚密。清光绪十年,返上海主持教务,住近跑马厅旁。晚年在西城自建城西草堂,不久便病逝了。

这位迎接西方文化,开出启蒙期思想改进的前驱战士,他是早慧的。十二岁(清道光十九年)从文读书吴村,便已学做诗文。十八岁以第一名中秀才,其文颇得提学使张小坡称赏。十九岁便在陈墓镇处馆,自此博涉群书。到了清道光二十九年,那时他二十二岁,应西人麦都思聘,到上海墨海印书局任编辑,这是他 接触西方文学及现代印刷术之始。(一部近代报业史,便是一部印刷技术史,可于伦敦《泰晤士报》的发展史见之。)到了二十六岁,他已熟通英文,和西人艾约瑟先后译述《格致西学提要》。他的科学思想,就是这么充实起来。他在上海十多年,到了清同治元年,他三十五岁,以上书李秀成被嫌。英领事李华陀替他向清廷疏解不获,乃于闰八月十一日乘船往香港,在港应英人理雅谷之聘,助译《尚书》。自此改名韬,字紫诠,自号天南遁叟。他在港助英人译述中国古籍,先后五年。到了同治六年,那年他四十岁,秋间应理雅谷招,在英国,佐译经籍。道经巴黎伦敦。抵英,居苏格兰。在英三年,到了同治八年,自英返港,道出巴黎,谒法哲学家儒莲。返港后,辑成《法国记略》六卷。

同治十年后,他居香港八年,从事丛述。先成《瀛壖新志》,继成《普法战纪》。同治十二年,他和友人集资设印局,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华文报纸最早的一家。那几年,他写了《瓮牖余谈》《遁窟谰言》《弢园尺牍》等书。他风流倜傥,好作冶游,曾作《海陬冶游录》《花国剧谈》《艳史丛钞》。

清光绪五年,他才返上海,曾回苏州住了三天。闰三月,他从上海往日本,经神户、横滨到了东京,前后住了一百多天,与日本文士诗酒往还不绝。其明年又返香港,直到光绪十年,那时他五十七岁,才从香港移家上海,终老于上海了。

关老爷

上海人中,有两个关老爷,一个是三麻子(王鸿寿),他是舞台上的关云长;一个是会审公堂的关老爷,叫关炯之。

关炯字炯之,湖北汉阳人,倒是关云长的后代,从湖北荆州移居汉阳的。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应乡试,就读于博文书院,通西文,创办湖北民办中学及速成学堂。中举人后,以同知到上海任会审公堂委员,他刚正不阿,对外人不屈不挠,声名鹊起,升任知府,调署南通直隶州。辛亥革命后,又回任上海会审公堂主审官,久于其任,直到1928年,始辞职。在沪廨先后任了二十年,著名的黎黄氏案,便是他任内里巷流传的大事。

陈定山记沪上往事,凡声色犬马,事涉荒唐的都很出色。他写过《金少山传》《李春来传》,也都十分传神。李春来,北京近郊高碑店人,春台梆子科班出身,到上海满庭芳演出,武装玉貌,为歌场女性所追求。那时,北里名妓张书玉、金小宝、陆兰芬、林黛玉有四大金刚之称,她们都是痴迷李春来的人。 “淫娃荡女,皆以得花蝴蝶一顾盼为登仙”云。

那时,有一广东小孤孀张镜兰者,带着岭南巨富的遗产到上海做寓婆,富有地产,又嫁一位广东医生黄某。黄某也是富人,和关老爷为换帖交。不久,这位医生也以痨瘵卒,镜兰君再寡,不耐孤鹄生活,看见李春来子都之姣,色授魂与,她每天穿着淡素缟衣,日日登楼捧场。有一晚,春来演《白水滩》,镜兰远远投上了珠蝴蝶,全院哗然。及卸装出院,忽有大汉四人,拥之入一马车。春来本花丛老手,知道这便是北京所谓黑车。未几到了一巨宅,一妇人笑立相迎,便是那掷珠的缟衣人,不觉目贻神夺,乃被专为禁脔了。这些天,天仙茶园天天回戏,里巷传为异说。李春来颠倒花丛,也就乐不思蜀了。这一件事,在当年的名教观点上,那是礼法所大忌。关老爷以故人之妻,如此荡检踰闲,引为奇耻,乃派会审公堂探目数十人往捕,直入镜兰闺中。粤人也大动公愤,向捕房控告,封闭了天仙茶园。李春来也锒铛入狱了。镜兰花了大钱,替春来设法,而众怒难犯,关老爷加重判了七年徒刑。这也是关老爷公案中一件大事。

不过,关老爷是书生,却又碰上了另一书生“我佛山人”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也是广东人)。有一回,吴到了上海,住在谦泰栈,夜半,栈中失火,他仓皇取了铺盖就走,茶房当他是抢火贼,拉住他的辫子,打了他一个耳光。吴趼人打起广东官腔,不肯罢手,闹到公堂,由关老爷审理。关老爷判那茶房罚五元赔礼。“我佛山人”却怒极了,当场掏出银洋十圆,拖了关老爷的辫子,要打他两个耳光,他对关老爷说:“这是你定的公价!”弄得关老爷下不得台(见当年的《春江花日报》)。

宋渔父(教仁)墓

当时诅楚祀巫咸,此日坏殷吊比干。

片石争传终古恨,大书留与后人看。

杀身翻道名成易,谋国全术世谅难。

如斗余杭渔父篆,坟前和泪为君刊。

——于右任《题宋墓前》

宋公园,为宋教仁墓园,在上海闸北宋公园路。于髯老题了诗,又有小注:“宋教仁先生遇害后,公葬上海,余杭章炳麟先生在北京狱,篆‘渔父’二大字,右任得之,镌于宋像石座。宋先生为《民立报》撰文,自署桃源渔父。”于氏又于宋氏石像后题语云: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 诸心肝,质诸天地!

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站被刺身亡,这是国民党和袁世凯破裂的导火线。吴铁城曾在回忆录中追记当时情况,说:在袁世凯主持下的新政府,一切设施,大都越出了宪政轨道,显露出“唯我独尊”的专横。时宋教仁经长江各地游说到沪,鼓吹责任内阁制度至力,多数议员和之。但另一方面,袁世凯弄权窃国,“端倪”已露,部分舆论又阿谀之,谓为雄才大略,袁氏更骄满自喜。这两种势力,如水相激,即起波澜,袁氏谋去宋教仁之杀机已伏。

那天晚上,宋自沪拟乘火车赴京,各省国会议员及重要国民党员多人,设宴于四马路一枝香茶馆,欢送饯别,酒酣耳热,宋慷慨陈词,强调责任内阁的重要性。席散以后,宋驱车赴北火车站,当时送行的人很多。不料走进车站,离月台不远的地方,蓦地有人向他背后发枪轰击,弹中要害,重伤扑地。这一突然事件,车站顿时骚乱,送行同志们急召救护车将他送入海宁路铁路医院,卒因伤重逝世。

噩耗传出,上海同志固悲愤异常,全国也为之震惊,大家心里明白,一定是袁世凯所主使。当晚,英捕房在旅馆中搜查,抓到刺宋凶手武士英,又搜出购凶主谋人应夔丞,在应的寓所,又搜出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密电,居间承转的是洪承祖,证据确凿,真相大白。袁世凯便拉破面孔,和党人正面冲突,北洋军南下攻占苏、皖、赣,党人和二次革命,一下子也失败了。直到袁世凯帝政失败,宋渔父的纪念碑,才正式建立起来。

天虚我生

——陈栩园

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可以算得中国报纸副刊最有名的一种。那一连串先后编辑中,天虚我生(陈栩园)、周瘦鹃和黎烈文,都是很有名的。

友人写《自由谈》的始末,说:“1916年10月31日起,改由天虚我生编辑,第一篇游戏文章,他自己作题曰:《召请投稿家》,第二篇为诗话,第三篇为小说,都是他自己的手笔。1918年10月10日,《申报》新屋落成,天虚我生辞职,《自由谈》由陈冷血兼编。他先后编了三年。”

陈栩园名寿同,字昆叔,浙江杭州人。天虚我生,乃是他的笔名。他的儿子陈定山描写他,有颀长的身体,戴着金丝边近视的眼镜。熟罗的长衫,常常喜欢加上一件一字襟的马甲。手上拿着一把洒金画牡丹的圆扇,风度很飘逸的。我到上海时,他已经成为创造无敌牌牙粉的民族实业家,只见过一面。不过,我十二岁时,便是《自由谈》写稿人,我在《申报》写稿,就在他主编时 开始,在我的幼年心理上是件了不得的鼓励。

栩园才华,也是多方面的,他在十九岁时,已写了长篇小说《泪珠缘》。自署“天虚我生”自此始。他又和何公旦、华痴石合著《三家曲》《海棠香梦词》。他们的家在紫阳山麓,相传是南宋韩侂胄南园的一角;花木茂盛,山石玲珑,有一株数人合抱的娑罗树,也是南宋遗物,树荫数亩。其下为惜红轩,玻窗三面,绿树绕池。轩外为箭道,挂着几张弓,就是栩园兄弟习武之地。远在清朝末年,栩园已经对应用科学发生兴趣,他懂得物理化学,学得机械原理,他在杭州清和坊开办萃利公司,专运西欧化学仪器到杭州来。第一架留声机,也是他运到杭州去的。因此杭州人都说栩园是怪、力、乱、神的新媒婆。这样,他就到上海来办报,在《自由谈》上介绍家庭工业常识,慢慢变成工业化学家。

他制造无敌牌牙粉,那是抵制日本货“金刚石”“狮子”牙粉的最有名的国货。其始,他代理浙江镇海县知事,访故友何公旦于慈溪,他看见海滩上遍是乌贼鱼骨,那是牙粉的主要原料。他们父子便开始研究“镁”的制造,后来就组织了家庭工业社。“无敌”系蝴蝶的谐音,栩园亦号蝶仙,定山本名小蝶。包装图案则是“球拍”“蝴蝶”“玫瑰”三种交互组成,我相信四十以上的人,都用过这种牙粉的。栩园也有制造机器的天才,他曾造了卷筒造纸机,也自造了牙粉制造机,从筛粉、加香到包装成品,都由机器转送。他富有文艺复兴启蒙期的气息。中国的民族工业与小型工厂以上海为最发达;栩园正是此中倡导人物。他的女儿陈小翠、儿子陈小蝶(定山)能文能诗,只是头脑顽固一点,不如栩园有朝气了。(这句话,定山一定要骂我的了!)

再谈『国货之隐者』

陈栩园(天虚我生)临死时,把那颗“国货之隐者”牙章,交给长子定山。这颗牙章,有着栩园自己的愿望。他的朋友谢铸陈对定山说:“你父亲的这个图章,是很难继承的,因为提倡国货是人人有责,而要在成功史上做一个隐者,是不可即的。”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民族实业家,如张季直、黄炎培,他们的共同抱负,而且都带点名士气。到了陈定山,他的名士气味就比他父亲更重,而对花花世界的荒唐生活,也比对实业更有兴趣些。

定山曾经在杭州清波门学士桥畔,明末名士李流芳垫巾楼遗址建造了一所别墅,地广十亩。他就用画中九友来分题亭榭。他的父亲看中了这别墅,把它改造成造纸厂办事处;假山石畔,做了打纸浆的化分池,五间大厅,满堆着稻草和竹浆。他父亲对他说:“琪儿,你这许多空屋是做什么的?我现在替你化无用为有用,你还不开心吗?”这小事,可以看到他们父子两人兴趣上的区别。

在栩园的晚年,有一件值得特别大书的大事,便是抗战初期,他是代表着民族实业家,坚决主张迁厂到西南去的一个人。“八一三”战事既发生,栩园就叫定山到上海,在市商会提出了迁厂建议,以疏散的立场,劝告上海工厂向后方迁移。实业部也就组织了迁厂委员会,由邹秉文、林继庸担任迁厂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凡一切车辆、船只,由供应委员会筹划,市商会垫发迁厂资金。可是栩园发动搬迁家庭工业社,他们的好友、家庭工业社厂长李新甫就反对迁厂,说:“这是谁的计划?要迁,你营业部迁,我的厂不迁。”他笑栩园父子是傻子。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如此,许多大厂家老板也都这么想,栩园他们所组织的机制国货联合会会长陈美连原是栩园的信徒,一提到迁厂,他就反对。也有赞成的,如康元制罐厂、天厨味精厂、双轮牙刷厂,都是首先响应的。栩园要迁家庭工业社以为名厂之倡,李新甫总算答应将上海厂存的一半原料和装潢搬到汉口去,结果也成画饼。其结果,上海南站附近的总厂,其中包括牙粉厂、汽水厂、印刷厂、玻璃厂、制盒厂,都被日机炸掉了。李新甫说他们父子是疯子,到后来才明白栩园的迁厂打算是不错的,却已来不及了。项康元的迁厂船只,乃是李新甫把家庭工业社名下的十六只船转让给他,才搬到西南大后方去的,栩园首先倡议搬厂的,却什么也没搬出。

抗战中期,栩园又从成都回到上海,便在上海去世了。临死时,他对子女说:“我以名士身来,还为名士去!”

地皮大王

——程麻皮(霖生)

我说到过的英租界那条麦特赫司脱路 [1] 上有过一所顶富丽堂皇的夜总会:丽都饭店,那是地皮大王程麻皮(霖生)的房子。1937年,锦江饭店在那儿开分馆,8月13日晚上,有人请我们在那儿吃晚饭,感慨很深:一则上海战事已经发生,到这样的地方吃饭,总觉得于心不安;二则,我和陶行知先生在程家住过几天,而今前度刘郎重到,大厦已非旧日程家园了。

程霖生,安徽绩溪人,先世以茶漆商起家;到了上海,转做地产,有地皮大王之称,和哈同一样的煊赫。民国十年前后,他的财富总在亿元以上,和盛宣怀相伯仲。地产随着租界的繁荣而蒸蒸日上,他这位南面王,有如清末的杭州胡雪岩,过着奢华生活。孟尝君食客三千,他也是每天筵满华堂的。我们在他家做客时,他已经慢慢窘迫下来。他有一天和下人发脾气,把一盒首饰倒向马 桶,也还值得十多万元,表示老爷不穷之意。这种手法,也正显得这位大王只是草寇,没有什么气度的。

那时,程氏于地皮以外兼做标金买卖。每日,他们就在金业公所斗宝。“每晨听汇丰银行先令挂牌,借以定下那日的标金开盘之高下。标金买卖例以一枰(七条)起码,其时投机最少也以七枰为起码交易(七枰四十九条),稍高则为二百十条,一进出间筹码数十万元。但凭彼此一伸手为号,既无拍板,也无记账,彼此信用卓著,从无差失。”这便是一种赌博。程霖生挟其多金,在场人出我进,专做多头,投机标金,一扯千枰,举重如轻,日赢数十万元。这便是祸根所伏。当时,洋商地产巨商,如沙逊、哈同,资本都很雄厚,而天主堂神父,乃是上海高利贷的巨熊,除了汇丰,大部分地产都抵押在那些神父手中。程霖生手中虽有大量地产,就因为做标金买卖,大部分也押给天主堂神父了。上海商业金融,向来阴阳历并行,两次结账,阳历在前,阴历在后。大率银行用阳历,钱庄用阴历,所以投机的人,可以前后腾挪,左右逢源,注此挹彼,十瓶九盖也不会露出马脚来。到了1930年后,国家银行也厉行阳历结账,钱庄也改从新例。政府为严防投机,限制道契抵押。又当国际情势恶劣,洋商地产业纷纷抛出,天主堂又迫着赎契,于是程大王一落千丈,亿万富翁也和胡雪岩一样,宣告破产了。债主们要了他的全部财产,只送五万元现款给他,大王也就困于垓下了。

我国堪舆名著,出于皖人之手,说中国四大风水,其三都在皖南。程氏就花了二十万元买下那风水,葬了他的母亲。葬后不久,程氏却破败了。此事可为谈风水者一戒!

* * *

[1] 今泰兴路。——编者注

赛金花

往日矜夸一任谩,远来共醉事殊难。

高楼罢酒天初雨,短榻挑灯夜向阑。

流落倾城同一叹,忖量终岁得多欢。

此怀恐逐晨钟尽,留遣回肠报答看。

——林暾谷《大兴里饮罢过宿有叹》

林旭(暾谷),戊戌政变殉难志士之一,他和赛金花交谊很密切,把她的照片看作宝物。大兴里,正是长三书寓的集中地区。

长三书寓之有赛金花,也就等于咸水妹之有罗迦陵,交际花之有陆小曼、唐瑛,电影明星之有张织云、胡蝶,可写入上海名人传的。赛金花本姓赵,生长苏州,原籍徽州,家世业典当商。她祖父和朋友在苏州合伙开当铺,就在苏州落户了。她的母亲是苏州人。“彩云”是赛金花的奶名。姓傅是冒用的。嫁了洪家,取名梦鸾,脱离洪家后,又改名“梦兰”(又名曹梦兰)。她们家 住苏州周家巷。她们赵家,家道中落,十三岁时,由于她家老婢女阿金的哄劝,到花船去以清倌人身份应酬条子。(那时候,苏州的花船很多,停泊的地方,在仓桥一带,往来于阊门虎丘一带。叫条子的规矩是谁叫的条子,姑娘就搬个凳儿坐在谁旁边。)这样,她就认识了洪状元(名钧,号文卿),嫁给他做妾,那时洪氏五十岁,她十四岁。洪氏出使欧洲俄、德、奥、荷四国,正太太王氏不能随行,便由她代行正太太的职位,这样就出了洋了。(她出洋时,只有十四岁,回国时才十七岁,有人写小说,说她行为浪漫,风流勾当颇多,都是凭空诬蔑,不足为据的。)

洪钧回国,留京任兵部左侍郎,住在东城史家胡同,不久便病逝了。那时,赛金花只有十八岁,洪钧遗命给她五万块钱,也给洪的族弟洪銮吞没了。她就脱离洪家,到上海来自立门户,她找了一个男人,叫孙少棠,天津人,跟孙菊仙是同族。她说:“他长得并不怎么好看,脸上许多黑斑,还有麻子,只是体格魁梧,性子也柔和,故我俩情爱甚笃。他行三,上下都称呼他‘三爷’。”她有了孙三,才把从洪状元那儿找不到的幸福找到了,她满足了。

赛金花在上海二马路彦丰里买了房子,包了两个姑娘,一叫月娟,一叫素娟,后来她自己也挂牌,叫曹梦兰,规定每礼拜六、日两天见客。后来,她又移到了大兴里。她那时年轻美貌,车马盈门。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夏天,赛金花跟着孙三儿回天津,在天津开门口,在江岔胡同租了房子,开了南方班子,接了五个南边姑娘,她自己也出名应酬名人,班子就叫作“金花班”。那时,她结识了不少显贵人物。有一位杨玄山(便是庚子那年,因反对义和团被杀的户部尚书),和她最要好,初次见面,就送她一千两,以 后三百五百两也常给。还有一位满洲人德晓峰,做过江西、浙江巡抚的,也是她的恩客。后来,她为了进京替杨玄山老太太祝寿,恰巧德晓峰也在京,就留她在京开班子。她的名声一大,连庄王府、庆王府都是常去的。即如庄王府,也只有她一人能去。还有一位杨玄山的好友卢玉舫,跟她拜了把子,人家就称她赛二爷了。不过,京中耍荒唐,总得有点禁忌,她又回到天津去了。

庚子义和团之役,她们一家,也从天津逃到了北京;可是杨玄山已经被杀了,接着八国联军进北京,西太后和光绪帝也逃到西安去了。她在北京乱糟糟的局面中,也是走投无路。依当时的传说,如《孽海花》所写的,说她和联军统帅瓦德西是柏林时认识的老朋友,异地重逢,于是成了瓦帅的腻友,同居在金銮殿,还替李鸿章办了外交。后来,她对刘半农、商鸿逵二氏所说,也不讳言结识瓦德西,瓦德西也很听她的话,只是清清白白,没有结私情、火烧金銮殿那件事。樊樊山那位老诗人,还写了《彩云曲》,刻在陶然亭的石碑上。实际上,她并不认识瓦德西,也不曾进入金銮殿,更不曾替李鸿章办过外交。她那时徐娘半老,就养了两个南边姑娘,靠她会讲德语,找那些德军下级军官来玩女人就是了。一般人是欢喜听传奇性故事的,有了赛金花故事,她的名字就更响了。据齐如山先生说:“赛的德国话稀松得很,有些事情,往往求我帮忙,实因她还不及我。但我的德语,也就仅能对付着而已。”世间所谓传说,真实性是很低的。

《辛丑条约》订立之后,北京又恢复旧市面,赛金花又组起南班子来,有了六个姑娘。其间为了客人吃醋,一位姑娘服毒身死,便闹了官司,把她押了起来,解散了她的班子,强迫她出京回乡去。在她说来,是倒霉透顶了。内中缘由,当然是洪状元的朋友如孙家鼐、陆润庠他们,不愿意她替死人丢脸的意思。

赛金花被逐回到苏州,不久,又到了上海,那已是光绪末年了。她在上海又租了两楼两底房子,门上挂上“京都赛寓”,仿佛交际花似的,依旧是卖笑生涯。说起来,在上海风月场中,总算是有过这么一位赫赫有名的名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