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国民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为选举总统副总统，成立新的政府，此外是否能有其他的重要表现，事前尚很难说。但国事紧急，世局逼人，国人多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首届的国大必须认真地有所作为，方能收拾人心，扭转大局。大选无论如何重要，只是一时的作为，国大的长久责任与根本责任是代表全体人民襄赞政府，督促政府，批评政府，指摘政府。襄赞有它的地位，督促也属必需，但作为人民的喉舌，批评政府的错误，指摘政府的弱点，在一切有关国家的事务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才是人民所付托于国大的核心使命。在过去，因为没有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正式机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政府往往考虑不周，动作或失之操切，或失之迟缓，铸成大错而不自知，或虽知而已难补救，国家民族不知吃了多少不必需的大亏。此种现象，今后不能再容发生；若再发生，政府中人不能逃责，国大代表也将无从辞咎。我们仅就观感所及，举出两端，献与国大诸公，供作今后监督政府的参考。
第一，明是非。是非不明，今日已达极点，这恐怕是人心萎靡不振的最根本的原因。“官吏贪污，政治无能”，这已是喊的人喊疲，听的人听疲的呼声。凡属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此种呼声，无论是出诸国内，或来自国外的，尤其是来自国外时，往往是别有作用；任何人都知道，多数的官吏是清白自守的，是努力从公的，绝无贪污或无能的嫌疑。但我们必须承认，贪污与无能是确有其事，并且程度相当严重，严重到叫一般国人难再忍受的地步。别有作用的渲染，我们仅可指明攻击，但自我批评，自我检讨，自我改革，在今日已是刻不容缓的要图。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二地位较高，靠山较硬的贪官遭受严峻的处分；胜利以来，这已成了不可想象的事。发国难财的人，尚有的在国法前丧生，但何曾听到一个声势赫赫的发复员财的人受过国法的制裁？日本人所留给我们可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的一个工厂网，已在复员大员的接受之下烟消云散，连许多私人的财产也连带遭殃，公私搅在一起，大量的流入接收者的私囊，至今没有下落。这是就接收中的“贪污”而言，尤其令人愤慨的是接收中的“无能”：敌人所建设的一个整个体系，接收者把它割裂支离，未入贪污者的腰包的部分也被一批愚不可及的无能者破坏殆尽。想到百年良机的平白错过，能不令人痛哭而长叹息！对于这些可怜的无能者，或者不便苛责，但最少今后不当再委以重任。至于那些贪污者，于情于法，都在不赦之列，不仅对于本人要尽法以绳，连当初推荐他们或任用他们的人也当连带负责。政府在过去纵容姑息，国大如果称职，如果尽责，如果对国人真有交代，就必须彻底澄清，不顾情面，不畏权贵，尽可能的向大头下手，必须责成新的政府严惩贪污，小来头的人可以从宽发落，大来头的人必须不惜当为“杀一警百”的对象。制度的更革，新政的创立，都很好，但都缓不济急；若欲挽回人心，非重治贪污不可。好话已经说尽，任何的好话今后也已听不入耳，只有不打折扣的行动能使丧失反应的人心再度振奋。物穷则变，今日已到非变不可的时候，任何近乎作文章的变都不会再发生效力，要变就必须脚踏实地地变。必须如此，埋没已久的是非才能重见天日，国家大势才能真有转机。这是国民大会所须坚持不放的第一要义。
第二，知独立。上面所讲的是对内的问题，现在要谈一谈对外的根本立场。我们弱，我们穷，又加上十年来不停地对外作战与内部战乱，使我们有心无力，在许多方面对国际强有力者不能不低头。但低头与作尾巴不同，作尾巴是受制于人的表示，低头是待机而动的态度；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一心一意要毁灭我们民族与文化的国际势力，我们当然要誓死反抗。但千方百计要抓我们就范的国际势力，我们也不能就认为恩人。大势所迫，我们在国际上或者不能不站在一边，但这并非我们就可死在所站的一边之谓！一个国家尽管贫弱，但立国的最低立场却不能放弃；有的侮辱，有的逼迫，是在任何情形下也不能接受的。例如雅尔达秘密协定，本是强有力者所唱的双簧，压迫我们非跟着去唱不可。但试想，在全球战争尚未结束，德日两大强敌仍然拼死作战的当中，以盟国自居的国家是否能用武力强迫我们接受条件，政府诸公，尤其直接负责外交的几位要人，究是受了何种的麻醉，而轻易接受这种使十四年的抗日完全丧失意义的国际阴谋？压力如果太大，我们为何不敢把秘密公诸全世？在当时各盟国的，尤其英美两国的舆论，绝无承认此种最可耻的卖友行动的可能，也绝无因此而容许他们的政府背弃中国的可能。其实何需真正宣布秘密？我们只要微露此意，英美就非马上打退堂鼓不可。即或退一步想，我们接受如此重大的牺牲，究竟从慷他人之慨者的口中与手中获得如何的确切保障？及今看来，我们是一点保障也未要求，只是仁至义尽地为“盟友”牺牲，请问这是出于何经何典的外交！
一个国际阴谋的教训还不够清楚，继之而来的第二个国际阴谋我们又囫囵吞枣的一口咽下。主要的代表国际阴谋，仅是附带的代表国内阴谋的政治协商会议，我们竟又不能察觉，把别人的甜言蜜语当作肺腑之谈，把别人的黄金钓饵当作真可到口的养生补品。而实际所收获的，是人心分裂，军心涣散，混乱是非的宣传弥漫全国，不要国家的武力乘机坐大。等到混乱、分裂与对立的局面已经发展到最适当的地步时，渔翁把金饵收得影信无踪，准备反身报命。但渔翁善于作戏，在反身之前，仍然对着你的脸把你痛骂一顿，口头所骂的是“顽固”“反动”，心里所骂的是“可怜”“蠢货”；面部的表情是失败的愤怒，内心的情境是胜利后的微笑。然而国内有几人已经看出愤怒背后所藏的微笑，一年以来日愈显明的发展是否仍然不足使外交当局认识这个世间最可怕的微笑？
可能真是仍不认识，一直到如今，我们的尾巴主义仍然是神气十足。例如对于几个月前发生政变的暹罗，我们第一所要考虑的应当是寄人篱下的华侨的利益与安全，只要事实证明新的政权稳定，我们就该不问别人如何，自己率先对它承认。此种对己有利，对人无损的行动，我们为何竟不敢作？为何必须等到最近，别人已决定承认之后，我们才敢表示承认新政权？连在这一点小事上，我们都无独立自主的立场，请问我们是否已经决定以身作则，自动地放弃主权，以求大同世界的早日实现？国无实力，办外交本是最难最苦的差事，头脑冷静的人无不对我们这个贫弱国家的外交当局深表同情。但实际的困难是一事，因气馁而自己制造的困难另是一事。如果更进一步，纯因认识不清而举措失当，误国之罪实属难辞。外交人员必须早日摆脱“好好先生”的作风，此种作风在私人的关系上已经不足为训，在尔诈我虞的国际社会更是万要不得的懦弱表现。中国是独立国，无论如何弱，事实上无论如何的受牵制，但内心的独立精神却必不可放弃。这是国民大会今后所当督促政府，尽可能地保持于不坠的第二要义。
对内铲除贪污，对外保持独立，这是今日全国国民最低的两条要求，也是全国国民所赋予国民大会的双重使命！
（原载《周论》一卷十二期，1948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