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农林部鉴于蒙古新疆大沙漠的逐渐南侵，为保证西北各省，不使变为沙漠的世界，已经规划沿着大沙漠的东南边缘，即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八省的北部，连造长达一万二千里，宽达十里的防沙长城林带一条。计划中的林带分东西两段，东段因大局不定，暂时不能进行，现已决定先从西段作起，并已简派阎寿乔氏为甘肃段防沙林总场场长，阎氏于二月二十八日飞抵兰州，正在准备开始工作。
在烽火漫天的今日，国人恐怕很少注意到这段消息，然而此事若果实现，其重要性将还在引人注目的许多大字标题的事件之上。今日一谈起西北各省，在一般人心目中所引起的是一幅雨量缺乏生产萎缩的半沙漠景象，无意中好似承认这是天然景象，非人力所可奈何。大地之上是否有超乎人力所可挽回的变化，使沙漠一步一步地向南移动，是地学家尚不敢遽下断语的一个问题。专就中国西北各省的情形而论，今日的枯干景象是最近一千年间的一种发展，并且人为的因素对于此种发展最少要负大部的责任。关中之地，由西周以至隋唐，前后两千年间，为中国的政治重心所在，文化的地位虽有时较差，但大体也可与中原媲美。“沃野千里”是战国盛唐间对于关中的一致考语，古代西北的政治文化地位绝不是建于半沙漠状态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最早的高等文化虽然起于中原，不久姬周发祥西北，代殷商而控制天下。周衰东迁，秦人占有西周旧地，最后吞并六国，统一宇内。嬴秦西汉的大一统帝国，始终建都西北，以制东达朝鲜南近赤道的复杂局面。东汉迁都中原，自始即不振作，漠视西北，种下日后五胡乱华的祸根。胡蹄南下，中国大乱，南北分裂，长达三百年之久，最后再度统一天下的仍是建都长安的隋朝。隋虽短命，继起唐朝仍是一个重心在西北的势力，维持中国，前后又是三个世纪。由周兴到唐亡，长逾二千年，中国可说始终是一个实力在西北的中国，即或没有历史明文的记载，我们也可毫无犹豫地推断，当时的西北绝不是今日的西北。
西北的没落，始自五代，五个小朝廷都是中原的朝廷。北宋建都开封，元明满清建都燕京，无论是内地汉人自建的朝代，或游牧边民入主中国的朝代，无人再肯严重地考虑建都西北。这绝非出于偶然，万无偶然的现象而前后延续千年之理。其实西北的贫弱，到唐的晚期已经开始，当时东北的所谓河北三镇日愈盛强，势力凌驾朝廷之上，这与其说是东北盛强，不如说是西北没落，东北并未较从前强了许多，只是西北大不如前而已。西北如何竟致此种地步？简单一句话，是吃了我们自古以来“靠天吃饭”的文化作风的大亏。华北原野，向非森林地带，但沿山依河之地，洪荒时代的林木甚为可观，可以影响气候，可以调剂雨量，可以防止洪水，可以使农民有比较可靠的丰富收获。然而对于国脉民命所寄托的些微林木，人民不知爱惜，国家不知培养，自然在长期间所生成的树木，人力在短期间毫无计划地砍伐殆尽。早在二千二百年前，孟子在谈人性善恶时，已经附带的注意到此种现象，并曾发生无限的慨叹：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好一句“此岂山之性也哉”！孟子并非一天到晚专谈仁义的空想家，他对于自然环境甚为注意，并且观察得相当清楚。他所讲的是山林较多的齐鲁境内的情形，齐鲁尚且如此，林木较少的地带可想而知。内地的山成为童山，其恶劣的后果尚不明显，靠近沙漠的西北之地，山木一尽，等于是邀请流沙南移。想到我们历来的只知砍伐，不知培养，使我们不尽惊讶，西北的政治重心地位何以竟能维持到唐朝，它早就该枯缩到今日的境地了！今日西北的山上岂止无树，有的山上连草也已不再生长。夏秋之间把草割掉，冬季无草可割，贫民挖掘草根，以应目前急需，春雨一来，将山面的一层薄土冲没以去，山石外露，此山从此就注定的万古要作童山了！我们几千年来，如此无情地虐待自然，今日国家的贫困景况，安能说不是罪有应得？今日而谈防沙造林，已嫌太晚。但无论如何的晚，远比始终不作为强，唯愿农林部坐言之后，赶快认真的起行。东北边一时无从着手，只有暂缓，实际东北边的造林需要也不似西北边的迫切，西北边必须及早抢救。我们不能希望西北短期间恢复古代“沃野千里”的形势，但最少与日俱增的沙漠化的趋势可以阻止，阻止成功之后，可再徐图挽救恢复之道。
无情地砍伐林木，本是一个全国性的悲剧，西北的情形只不过最为严重而已。以富饶温湿见称的江南之地，也往往是同样的遍山无木。据本月八日南京消息，农林部已经拟定首都造林六百万株的计划，并已开始实施，把全市分为四区，第一区青龙山，第二区幕府山，第三区八卦洲及七里洲，第四区其他宜于植林的各荒山。每区每日用难民二百人，以工代赈，限本月底种植完成。在近水楼台的首都，此事当可按照计划实现无疑。但我们深望在观瞻所系的首都与迫不及待的西北以外，农林部要尽可能的拟定实施一个全国造林的计划。不必说北方与江南，连地近热带的云南，除边荒的区域外，也已感到林荒。例如昆明区，有所谓前山后山之说，据当地父老言，当他们青年时，较近的前山仍是昆明区木炭供应的来源，然而今日前山大部已平，木炭主要的不得不靠后山接济。在全国各省中发现最晚的云南，已呈此种景象，能不令人惊心？一般人往往视农林部为闲散机关，其实大谬不然。“农”的部分不必说，“林”的部分可作的事不知有多少，哪里谈到闲散？
烽火漫天的当中而谈造林，有人或要认为不切实际，岂知这正是最实际的问题。“安不忘危”的一句成语，反过来讲，也同样的正确，我们处在目前的乱世，也当有“危不忘安”的抱负。战乱的消息无论如何的强人注意，与民族长久生命密切攸关的问题仍是重要的问题。过度注视近在目前的形象，可使人发生错觉，大小轻重的观念因而丧失平衡。今日人心的苦闷，最少一部分是由于被眼前的一切塞满所致。如能忘我忘身，高瞻远瞩，自然可以恢复透视力，不致再为近眼的一切所局限。从前歌德每遇环境过度混乱时，就故意的勉强自己去研究一个抽象的科学问题或一个不相干的历史问题。这并非逃避现实，而正是追求现实，因为只有不动感情不关意念的超然问题，能使人透视清晰，认识现实。歌德绝无逃避现实的嫌疑，他如此作法，使他对于现实的了解力高于常人，因而控制现实。国家民族虽非个人可比，根本的道理仍然相同。我们如果少作以个人利害为出发点的自怜自叹，多作为国家为后世的长远打算，不仅国家民族大受其益，连我们自己也可收到头脑清醒心地坦然的报酬。
（原载《周论》一卷十期，1948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