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罗马教
在中古时代的欧洲，罗马教教会，特别是教会核心机构的教廷，乃是当时封建社会封建统治的一个最大与最高的统治机构与剥削机构。到了中古末期，公元一五〇〇年左右，也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前夕，教会拥有西欧各国财富的三分之一，主要的为土地与房产。教会的首长，绝大部分都为王族或贵族大地主出身。就财权讲，就血缘关系讲，就社会地位讲，教皇、主教、修院院长与一般的王公大人封建领主完全是一家人，有许多大的教士根本就又兼为封建领主，最高的可以为帝王的直属诸侯。这一套，今日虽大部都已成了过去的陈迹，但我们若要了解现代的罗马教，却必须认识这个封建时代的重大背景。
宗教改革与罗马教
十六世纪初期爆发的所谓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宗教运动，或者不如说，是新兴资产阶级以宗教为名所发动的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革命运动。所以这个运动，内部虽然复杂至极，大小的派别虽然是纷乱不堪，但有一点却是大家不约而同的，就是否认教皇与教廷。教皇与教廷不仅是封建统治机构的一部，并且是封建统治权的最高顶点，改革家既要推翻封建统治，其他方面纵然或多或少的可有商量的余地，只有教廷却必须打倒，否则一切就都无从谈起。宗教改革时期的一段，在欧洲近代史上好似是最乱的，五花八门的宗教术语与宗教口号尤其令人头昏目眩，但我们若能抓紧这一点，一段纷乱如麻的历史就不太难理清。
新教胜利后，在新教的招牌下日趋盛强的资产阶级把各种新教的教会也组成统治机构与剥削机构的一部，新教也与旧教同样的成了统治阶级的御用宗教，它们时常甚至不惜采取中古时代残存的因素与办法，作为愚民的手段。但这都是新教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开始得势之后的事，在宗教改革运动上扬的一个段落中，这个运动仍然是代表进步势力的。并且一直到新教胜利之后，因为资本主义文化中个人主义色彩的关系，新教愈来愈分裂，资产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宗教上表现为新教派别的与年俱增，使它绝不可能有大一统的罗马教当初所曾发挥的统治与剥削的效用。
耶稣会
宗教改革运动打击之下罗马教的命运，就事理论，有两种可能。一、以教廷为核心的大一统教会可以根本消灭，分裂为许多大大小小而互无统属关系的独立教会。就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已经萌芽的民族主义来讲，这可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并且在十六世纪中期这种发展好似有具体化的趋势，当时不仅北欧已经等于全部丧失，连教廷对南欧的统治也摇摇欲坠，甚至意大利也呈显不稳之态。新的时代，眼看已经没有教廷的存身之地。二、另一种可能，就是教会内部有人出来，利用新时代中仍然存留的相当浓厚的封建残余基础，在对教会内部加以整顿后，仍然保有资本主义势力发展较弱的南欧半壁江山。最后成为事实的，是这第二种可能。为教廷完成这一个恐怕是历史上最大的反动任务的，就是耶稣会（Societas Jesu）。耶稣会是罗马教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大修会，组织这个修会的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在当时的南欧，是最统一，最强大，而封建残余基础与传统宗教基础特别雄厚的一个国家。由这个国家出来一批人，发动所谓“反宗教改革运动”，即一般历史书上的“旧教改良运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耶稣会使罗马教教会内部的组织性加强，它可以说是引用资产阶级的组织方法与进取精神，把一切仍可生效的旧教余势组成精神封建时代性而机构资本主义时代性的一个新时代的旧教会。中古时代，教会本身也还有发展，十六世纪以后的罗马教就不再有重要的新发展，它的根本存在从此就建筑在“以不变应万变”的反动基础上。近代史上的罗马教，可说是一个“耶稣会化”的罗马教。关于耶稣会的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明，容当另文讨论，我们此处只把它在近代罗马教中的地位简单解释一下。耶稣会是罗马教内部的一个出世修道的修会，但耶稣会士与罗马教许多其他修会的会士不同，其他修会的会士以出世为主，而在耶稣会士，出世仅是更积极入世的一种准备阶段，每个耶稣会士都终生为教会作积极的斗争。耶稣会等于罗马教的参谋本部与谍报本部，常川驻罗马城的耶稣会总会会长，指挥布满全世的会士，每个会士对会长有双重的报告义务：他要报告同会其他会士的言行举动，他要报告自己驻在地的情况，并且一切的报告都是书面的，口头的报告无效。罗马城耶稣会会长的案卷处，恐怕是全部近代史上最完备与最可怕的一个世界情报总汇站。耶稣会的会长，绰号“黑衣教皇”（因为修士的服装是黑色），他与正规的教皇是罗马教世界的两大要人，一暗一明。有人甚至说，暗的教皇的权力尚在明的教皇之上。这未免有些夸张，但说他是教会两大要人之一，却不能算是过火的。
一贯的反动作风
这样一个“耶稣会化”的罗马教，在过去四百年的历史上，无论一般信徒如何，其机构所表现的是一贯的反动作风。随时随地，随机应变，罗马教必定勾结落后势力与反动势力。他们一贯的要争取统治阶级的上层。在罗马教国，他们必与统治的上层狼狈为奸，合同对人民压迫剥削，在欧洲的西班牙与奥地利如此，在欧洲以外的拉丁美洲各国以及菲律宾也是如此。在新教国家，经过宗教改革时期一度短兵相接的冲突阶段之后，罗马教都是极力设法接近统治上层，以增进自己的地位：此种企图，在最近的历史上一个典型成功的例，就是美国，在仍然名为“新教国家”的美利坚，罗马教的暗势已经极为可观。在非基督教的所谓异教国家，罗马教教士无不尽可能的奉承统治上层，以达到传教与建树势力的目的。近代史上最早来中国的天主教教士，也是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诸人，个个都表现了此种作风。
以上所论的，是“明”的一面，另外还有“暗”的一面。只要有此需要又有此机会，罗马教对各国必定阴谋破坏。在罗马教国，普通无此需要。但这罗马教国也时常不满于教会的作风，而思有所限制。远的不论，只就最近五十年讲，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国与二十世纪十年代以下的墨西哥，就都曾发生过反教会的政治斗争。法国因政府力量较大，没有给教会许多阴谋破坏的机会。墨西哥政府的机构本不甚灵，加以美帝国主义从中作祟，于是罗马教会不断的发动阴谋与暴动。自一九一七年以来，在农民与城市工人及小资产阶级的推动之下，墨西哥发生了反封建地主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教会本是最大的地主，又与官僚资本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很自然的就与其他的大地主以及城市中的官僚军阀结成反革命的联盟，一面把接受革命政权所分配的教会地主土地的农民都驱逐出教，一面又利用一部落后的农民与城市流氓组织叛变，第一次由教会所组织的武装叛变于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出现。一九二八年，教会又派人刺死新选举的进步总统，并第二次发动武装叛变。这一类的新闻，在世界各国由资产阶级控制的报纸中，或者一字不提，或者歪曲真相，以致世人至今很少明了墨西哥人民二十世纪的艰苦革命斗争的经过的。
至于在新教国家，罗马教是时时刻刻有破坏的准备的。此种破坏的事例，在十六世纪以下的欧洲史中，真是举不胜举。在十六世纪末与十七世纪初英国女王伊利沙伯一朝之下，罗马教会曾经无数次的发动破坏与刺杀的阴谋。伊利沙伯死后不久，英国发生了阴谋于国会聚会时炸毁全部建筑的重大事件，也与罗马教有关。十七世纪前半期，彻底破坏波希米亚（今捷克）的三十年战争，大部为耶稣会士怂恿的结果，大体已经新教化的波希米亚自此遂在强力之下又改信罗马教。进入十八世纪以后，新教各国的政府都已稳定强大，罗马教不敢再发动过度危险的阴谋。但这只是不敢，不是不愿，由最近墨西哥的例来看，可知只要不过度冒险，罗马教是随时都可发动暗杀与暴动的。
最后，在所谓异教国家，教士中少数人根本是谍报人员与侵略先锋，其他较为老实的传教士也往往无意中被他们的政府利用为情报的供给者，他们关于传教国情势的报告，直接间接的最后无不转到他们政府的情报机关中。凡留心阅报的人，都可知道，最近一年我们中国已经不断的发生罗马教教士阴谋破坏的案件。但这绝不足为奇，绝不是今日才有的事，远在明末清初，在罗马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没有多久，他们就已在怂恿他们的政府用武力来侵略中国。
始终不变的封建剥削方式
以上是就政治而言。但政治仅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最高表现，在经济上罗马教教会必有与政治相呼应的作风。这个作风也就当然的是属于封建剥削方式的。一直到如今，罗马教一般的高级教士，其生活多是奢靡挥霍的，仍是不折不扣的中古时代王公贵族的作风，同时他们却又不厌其烦的教诲他们的教民，要安分守己，要乐于神命的贫贱，若忌羡他人的优裕生活就是“犯罪”！凡在罗马教国，教会都把握大量的土地与房产，租税的剥削是教会的主要财源之一。法国在二十世纪初年已大部的，墨西哥在二十世纪十年代之后已部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西班牙葡萄牙与很多其他的罗马教国，至今仍是罗马教为所欲为的地带。
在新教的国家，罗马教虽不能像在旧教国家那样行动便利，但它仍是利用一切机会，广置不动产。罗马教是现代世界中最大的封建残留，它注定的，不知其然而然的要走封建剥削的路。新教国家都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产观念与私产制度，附带的也有利于罗马教会的土地活动，只要产业一经到手，就可受到法律的保护，租税的剥削也就受到法律的保障。
在非基督教的国家，罗马教的传教士，只要有机可乘，也必定广置田产与房产。近百年来在中国，近三四百年来在印度，无不如此。在中国西北的边地，罗马教会往往利用种种手段大量集中土地，然后强迫无地少地的农民因需耕地而入教，而教士把这些集中的土地与教民加以政治组织，使他们逐渐与中国政府绝缘，一切的纠纷都请教士解决，许多的农村酷似欧洲中古的庄园，教士就是庄主与“土皇帝”，兼地主、君主、教主三者于一身，其威风远在任何土生土长的地主之上。这类地方的农民，往往忘记自己为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至尊无二的外国教士。但在中国，天主教的此种封建统治与封建剥削，还算是例外的情形，在中国多数传教的城乡，它还没有能够发展到这步田地。近代史上最典型的此种发展，发生于十六世纪初年至十九世纪初年三个世纪间的新大陆。
新大陆殖民地——“罗马传教士的乐园”
十六世纪初期以下，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把新大陆的大部据为己有，侵占土地，奴役、屠戮、剥削印第安人。在这种侵略征服的过程中，罗马教会是精神武器，与西葡政府所代表的政治军事武器密切联系，并行不悖。教士以宗教的信仰与天堂的幸福来麻痹印第安人，削弱他们的反抗，使他们更容易的接受外族的征服、统治与剥削。或由宗主国的王命，或由殖民地总督的分派，教会在各处都攫夺大量的土地与人民，结果在全部的拉丁美洲，教会都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地主，地位远超过任何其他的一个地主。但最令教会心满意足的，是巴拉圭的情形：此地几乎全境都由耶稣会的传教士所占有，占有之后不容任何外人入境，也不准印第安人离境，他们把巴拉圭组成一个经济政治宗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人民一部为奴隶，其余的人都等于农奴。至今耶稣会士每一想到过去巴拉圭的情景，都不胜为之神往。
到十九世纪初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下，拉丁美洲爆发了反西统治的革命时，罗马教教会所占的土地平均在三分之一以上，在墨西哥则高到二分之一以上。把土地与其他财富合并计算，教会的财富约占整个拉丁美洲财富的一半。除直接的土地剥削外，教会还保有许多矿场与手工业作坊。教会又是最大的高利贷者，以土地作贷款的抵押，许多土地就如此的转入教会手中。缘引欧洲中古的办法，教会又向殖民地中所有的人征收宗教的什一税，每年每人须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缴予教会。教士为人民施行各种宗教仪式，如洗礼、婚礼、葬礼等，也要人民“乐捐”，实际是强迫缴费。此外教会又经常的发起各种巧立名目的宗教奉献，如为死人念经，为圣人供奉等，都是随时会压在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除了以上这些有形的，可以数字计算的剥削外，还有各种无形的，不易清楚算账的盘剥方法。例如教会时常强迫征工，不仅不付工资，并且也不供饮食，人民须自己贴本钱来为教会工作。教会也与一般地主一样，大量的用印第安人及黑人为奴隶或农奴，使他们无偿的为教会劳动。十九世纪拉丁美洲殖民地人民发动革命时的主要革命对象，与其说是天高皇帝远的欧洲宗主国的统治，不如说是驻在当地的宗主国代理人的压榨，而在这批代理人中，教会是占有特别重要与特别刺眼的地位的。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之中与革命成功之后，各新兴的国家都把当地教会的土地与其他财产大量没收或征收。此后百余年间，教会虽然时作“变天”的思想，反动的统治者与美帝国主义虽也时常与教会勾结，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教会虽或多或少的又集中占有了土地，但在多数国家，人民的力量使教会不能重建殖民地时代的“乐园”。
十九世纪的剧烈斗争
法国大革命与继之而起的十九世纪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基本上代表封建主义的罗马教并未能给予致命的打击；相反的，罗马教对革命潮流还进行了不断的还击，使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成了一个剧烈的政教斗争场所。当时资本主义正盛，教廷就把这个正盛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同时，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与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已兴起，教廷对于这个新兴的阶级与新兴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一并发动攻击。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近代的罗马教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仅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原则上它是绝不对历史的任何前进潮流表示让步或妥协的。
违反科学的愚民教义之故意的发扬与强调
罗马教核心机构的坚持反动，在科学一日千里的十九世纪，特别显著的见于教廷对于反科学的愚民教义之故意的大事宣扬与经常强调。我们下面简单的举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的三件事为例。一、一八四五年，教皇正式宣布“圣母无染原罪”为信条。按基督教自古就有的信仰，说耶稣为童生，有母而无父，圣母受神感而怀孕生子。现在教皇又进一步说圣母自己“无染原罪”，等于说她也是童生，耶稣的外祖母生女时也是受神感的。（以上是用可通的文字所作的最简单的解说，若按罗马教神道学的术语解释，还复杂的很，但那将离题太远，恕不在此多赘。）二、一八六四年，教皇公布了一篇“谬论大纲”（Syllabuserrorum，中国天主教出版品中普通译为“错误目录”），内中列举了近代思想意识与政法制度中的八十条“谬论”，警告信徒要小心防范。这八十条“谬论”等于把近代文明的全部都罗致在内，没有一点遗漏，其中包括自然主义，绝对唯理主义，缓和唯理主义，冷淡主义与放任主义（指近世非宗教的思想与各国政府的宗教放任政策而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圣经研究会（罗马教一向禁止信徒自由阅读《圣经》，阅读《圣经》是教士的专利），国法高于教法的制度，公立俗世学校（教会一向要抓教育权），俗世婚姻（即不经教堂而由司法机关登记的婚姻制度）等等。一句总结性的警句值得引录：“那是一个谬论，说罗马教宗能够并且应该与进步，自由主义，及现代文明进行妥协。”总之，教廷坚持应当回复到中世纪教会把握一切的“黄金时代”，全部近代文明当予一笔勾销。三、一八六九至一八七〇年间，教皇在梵蒂冈宫召开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宗教大会（中国天主教称这种代表全世教会的宗教大会为“公议会”），根据事先的布置，耶稣会士在会中大肆活跃，最后挟持全会通过了“教宗不能错误”的信条，那就是说，教皇（中国天主教普通称之为“教宗”）对信仰与道德问题的正式发言，等于神音，是不会错误的。由教会将近二千年的制度来讲，今后已无再召开宗教大会的需要。过去教皇虽已是专制的宗教元首，但依惯例，宣布新的信条须经代表全世的宗教大会讨论决定。现在大会既然承认了“教宗不能错误”，今后教皇不仅是教会行政上的最高元首，而也是宗教信仰上的最后权威，他的专制统治已达到天衣无缝的完整程度。此案通过后，教皇宣布大会休会，而未正式宣布散会，所以八十年后的今日，与会的代表虽都已“归天”，但一八六九年召开的“梵蒂冈公议会”在名义上仍然继续存在，随时可以复会，而在这个公议会未经解散之前，当然不能再召开新的公议会！教皇的专制统治，在理论上与制度上可谓都已有了绝对的保障，在历史日愈走向民主的时代，教廷在名义上与事实上都已实现了百分之百的专制独裁。
我们举上列的三例，不是为的介绍罗马教的信条，而是为的说明罗马教核心机构的基本性质。在近代史上，历史每前进一步，罗马教不仅不随着前进，并且除表示反对一切进步外，还要把信徒向后拉退一步，更坚定的强调反科学反时代的愚民教义，使教徒与近代文明距离愈来愈远，以便教士对他们可以任意摆布。教会每进一步愚民，可能有少数的信徒反对，甚至脱教。一八七〇年“教宗不能错误”的信条公布后，欧美各国有少数教士与信徒表示不能接受，最后甚至与梵蒂冈斩断关系，自组独立的教会。但此种人终究是少数，大多数的信徒，为多年的习惯所困惑，对进一步的精神压力也只有接受，也就等于说是进一步的放弃自己的理智，放弃自己的判断能力，使自己的人格更进一步的傀儡化。而这也正是罗马教核心机构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
“教宗不能错误”信条的宣布，引起相当大的波澜，特别是在德国。德国一部的教士因反对此说而被教廷制裁，方才统一德意志帝国而气概不可一世的俾斯麦大为震怒，发动了反罗马教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驱逐所有的耶稣会士出境（一八七二年），并订定了许多其他限制教会活动与管制教士的法令。但是这个“文化斗争”并没有维持很久，更没有坚持到底，资产阶级的政权也是一个剥削性的政权，在本质上是可以与教廷妥协的，在无产阶级日愈强盛的发展下，教廷与帝德同样的感到威胁，所以在教廷略示策略上的让步之后，俾斯麦的政府就把一切反教的法令都停止施行。到一九〇〇年左右，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除法兰西外，都已与教廷和平相处，而共同的面对劳工，教会开始有系统的以精神鸦片麻醉工人，正与历来的麻醉农民一样，教皇良第十三世（一八七八至一九〇三年间在位）曾经用他“不能错误”的口吻向工人说教：“工人应当坦然的接受上天所为他们决定的地位！”如此有用的一个教廷，资产阶级的政权怎能还对它“斗争”呢？
（原载《历史教学》第2卷第3期，1951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