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
王仲任有言，彼短书之家，世俗之人也。沈休文名所著书曰《俗说》，循短书之趣也。嗣同夙愤末世之诬妄，惑于神怪杂谶，使民弗亹乎事业，坐为异邦隶役，读衡阳王子辟五行卦气诸说，慨焉慕之。独怪于《河图》、《洛书》、《太极图》等，何复津津乐道。然苟明乎五行非以统万物，八卦非以纲百名，则诸杂说非五行八卦无所牵附以苟其义者，亦且自息。尝分条讼辩，以与世俗砥砺，而仍恐自不出乎世俗，遂标曰《短书》。奄积月日，得若干件，适有报欧阳瓣姜师书，足以隐括厥旨，间有未尽，复于《报贝元征书》详焉。师以报书及拟为算学社章程，别刊《兴算学议》一卷，兹乃仅以报贝者代吾短书。夫彼之隶役我者，则必事业之有可征焉，吾独不可以反鉴乎哉？故观化学析别原质七十有奇，而五行之说，不足以立。呼天地曰乾坤，特巴比伦之方言。赫德氏因谓八卦为布算之号记。他若《尔雅》岁阳岁阴阏逢摄提格之属，亦皆巴比伦语。至于甲子纪向，始见于东方朔《十洲神异》之篇，要皆依斗柄所揭分度为十二宫定子午，而馀向胥定。月以甲子名，盖亦缘此。而岁缘岁星所躔而名，时缘日所加而名，各依全圆三百六十度为率，犹夫指南针之旋于圆盘，而甲子特方向之异名而已。然则壬遁孤虚风水生克，岂足当一辩哉？吾所欲辩，固有大于斯者。
○报贝元征
元征齐年有道：李正则书称足下流寓天津，适馆厥家，德星辉聚，甚善！甚善！
奉五月十四日书，具承操先醒之资，蕴悯乱之旨。方复图谋三反，盱衡相告，其日正则同驻，藉晓中外情事，此诚当务之急，儒者所尽心矣。嗟乎！谁为为之，不图才数月，使天下大局破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夫不获已而和，是也，而利权兵权制造之权，骎骎乎及于用人行政之权，一以授之敌，无短篱之不撤，有一纲而俱尽，直合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而亡之，即何能为今之条约解矣。前寄书有未宣究，今且即答来语，一一陈之。
来语“将讲洋务之术尚未精，必变法以图治欤？抑中国圣人之道固有未可尽弃者欤？”嗣同以为圣人之道，无可疑也。方欲少弃之而不能，何况于尽。特所谓道，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曰上曰下，明道器之相为一也。衡阳王子申其义曰：“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其道哉！君子之所不知而圣人知之，圣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妇能之。人或昧于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无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锺、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辞，辞者辨器者也。故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又曰：“君子之道，尽夫器而已矣。辞所以显器，而鼓天下之动，使勉于治器也。”由此观之，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丽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丽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乎哉？
且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惟圣人能尽之于器，故以归诸圣人。以归诸圣人，犹之可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以私诸中国，则大不可。以彼处乎数万里之海外，隔绝不相往来，初未尝互为谋而迭为教。及证以相见，则所食者谷与肉，不闻其或异也。所饮者酒与浆，不闻其或异也。所衣者布帛裘褐，所宝者金玉珠玑，不闻以冠代履，以贵贸贱也。所需之百工器用，商贾输贩，与夫体国经野，法度政令，不闻有一不备也。与中国通商互市，易器物而用之，又未尝不各相宜也。独于伦常，窃窃然疑其偏绝。夫伦常者，天道之所以生生，人道之所以存存，上下四旁亲疏远迩之所以相维相系，俾不至瓦解而土崩。无一息之或离，无一人之不然，其有节文之小异，或立法之相去甚远，要皆不妨各因其风俗，使捷于知而便于行，未有一举伦常而无之者。
即如君臣一伦，人人知其有，不待言矣。而有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让之风，视中国秦以后尊君卑臣，以隔绝不通气为握固之愚计，相去奚止霄壤？于族属有姓氏之分，有谱牒之系，长幼卑尊之相次，父子兄弟之相处，未尝不熙熙然。彼惟无人不出于学，深得易子而教之义，故年至成立，艺术已就，其父母分与资财，令其自立，尤合古之士父子异宫之法，其日日问视可如故，非一离不复合，一别不更亲也。且将以小离终保其大合，以有别不至相夷于无亲，是可无中国“室无空虚，妇姑勃谿”之弊。人人不能不求自立之道，通国于以无惰民，不似中国转累父母养之忧之，使父母有“多男多惧”，及“汝曹催我老”之叹也。祖父之产，身后不悉归于子孙，犹然民主之法之推也，是永无兄弟骨肉争产之讼，与夺嫡争继之讼。嗣同所识西人，有英医士某，能孝其母，言及其母，则肫肫然有孺慕之色，三数日一寄书，言琐屑事甚备，下至日所食之蔬果，无不奉告惟谨，又不时电问安否。至其俗左男而右女，自为风气所囿，亦犹中国烧拜香之陋俗，谓止可为母烧之，父则当不起也。夫妇则自君至民，无置妾之例，又皆出于两情相愿，故伉俪笃重，无妒争之患，其子孙亦遂无嫡庶相猜忌之患。朋友则崇尚风义，讲信修睦，通财忘势，而相赴难。其学堂书院之规模，一堂师弟，恩谊分明，迥非中国书院之攘诟及近日师弟相待之薄。即与异邦人交，无不竭尽其诚，胡、越而肝胆，永无市井欺诈之习，是尤为中国衰世所绝无。至于取人之国，专尚阴谋狡险，此兵家之道，所谓“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因可施而施之，所当自反，岂得怨人哉！
中国之五伦，详于文而略于法。彼不尚文，而其法能使家庭之间不即不离，就令不无流弊，而长短适足相抵，何至如中国前跋后疐，貌合神离，强遏自然之天乐，尽失自主之权利，使古今贤圣君子于父子兄弟之间，动辄有难处之事。尊为天子，德为圣人，徒抱幽恨于无穷，而无术补不周之已缺，毋亦强密其文，而法未有以节宣之欤？
由是论之，夫惟仁，是以相人偶；夫惟义，是以能制事；夫惟礼，是以有《周官》之制，是以有朝聘、宴飨、军宾、婚丧贺吊、岁时上冢之仪。其不祭，知其无益也。丧服各有等衰，为父母持服一年，馀以次递降，其不三年者，文不具耳。天性笃至者，乌知不有终身之戚也。彼之免冠，吾之半跪也；彼之握手，吾之长揖也；彼之画数，吾之顶戴也；彼之宝星，吾之翎枝也。吾笑彼冠服简陋，彼即诘吾之发辫何为者，无以答也。若夫智信，又人人共知共睹，不待言者。子张问十世，孔子告以百世可知。万年之久，万里之遥，各安于所习，不必相远，不必相从，自不必相非也。其不能变者，极之纵天横地，无可变也。果未有一举伦常而无之也。使彼无伦常，则不相爱，不相育，彼吞此噬，攻斗涣散，族类澌灭久矣，尚安能举国一心，孜孜图治，一旦远出中国上，如今日乎？使无伦常而犹有今日，则伦常者初无关于治乱得丧，为可有可无之赘旒，而吾圣人以伦常设教，反虚而多事矣。
彼其教或有不晓者，要亦尊天明鬼以整齐其民耳。中国之佛、老何谓也？乡曲之牛鬼蛇神，一木一石，一藤一井，皆虔而祀之，祷而祈之，又何谓也？诋之者谓在中国有抉目刳心为诸不道，而谁目睹之耶？果尔，何以在本国不闻有是，而天道又何在？此有识所断不信。
尝笑儒生妄意尊圣人，秘其道为中国所独有，外此皆不容窥吾之藩篱，一若圣人之道仅足行于中国者。尊圣人乎？小圣人也。盖圣人之道，莫不顺天之阴骘，率人之自然，初非有意增损于其间，强万物以所本无而涂附之也。则凡同生覆载之中，能别味、辨声、被色，顶上而踵下，抱阴而负阳，以口鼻食息，以手足持行，其形气同，其性情固不容少异。子思子曰：“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推之“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不必即尊亲，其人自由其道而莫之知也。在人言之，类聚群分，各因其厚薄以为等差，则有中外之辨，所谓分殊也。若自天视之，则固皆其子也，皆具秉彝而全畀之者也，所谓理一也。夫岂天独别予一性，别立一道，与中国悬绝，而能自理其国者哉？而又何以处乎数万里之海外，隔绝不相往来，初未尝互为谋而迭为教，及证以相见，莫不从同，同如所云云也？惟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故性善之说，最为至精而无可疑。而圣人之道，果为尽性至命，贯彻天人，直可弥纶罔外，放之四海而准。乃论者犹曰：“彼禽兽耳，乌足与计是非、较得失？”呜呼！安所得此大不仁之言而称之也哉！其自小而小圣人也，抑又甚矣。故中国所以不振者，士大夫徒抱虚㤭无当之愤激，而不察夫至极之理也。苟明此理，则彼既同乎我，我又何不可酌取乎彼？酌取乎同乎我者，是不啻自取乎我。由此而法之当变不当变，始可进言之矣。
夫法也者，道之淆赜而蕃变者也。三代儒者，言道必兼言治法，在汉儒犹守之谊，故老、庄与申、韩同传，而《盐铁论》列于儒家。自言道者不依于法，且以法为粗迹，别求所谓精焉者，道无所寓之器，而道非道矣。至于法之与时为变也，所谓“汉、唐无今日之道，今日无他年之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也。且无则不能终无，可有尤必应亟有。然以语乎今日，又不徒可有而且无，实今无而古不必不有者也。
忆往年共足下谈时事，疾世之薄儒也，嗣同奋起作色曰：“奈何诋儒术无用乎？今日所用，特非儒术耳。”足下便叹绝，说是知言。故夫法之当变，非谓变古法，直变去今之以非乱是、以伪乱真之法，蕲渐复于古耳。古法可考者，《六经》尚矣，而其至实之法，要莫详于《周礼》。《周礼》，周公以之致太平而宾服四夷者也。朱子谓：“《周官》如一桶水，点滴不漏，盖几经历代圣君贤相创述因革，衷诸至善，而后有此郁郁乎文之治。”嗣同尝叹周公之法而在也，谁敢正目视中国，而蒙此普天之羞辱，至率九州含生之类以殉之也哉！盖至是始识周公立法之善，而孔子、孟子皇皇周流，思以匹夫挽救周公之法之将废，终不见用，犹垂空文以教后世，万一有能复之者，所以贻万世以安，不忍于人类日趋消亡，遂有今日之奇祸也。其事至难，其心至苦，斯其计虑亦至深远矣。当时既皆不悟，至秦果尽废周公之法。是周公之法，在秦时已荡然无存，况秦以来二千馀年，日朘月削，以迄今日。虽汉、唐之法，尚远不逮，岂复有周公之法一毫哉！
然则今日所用，不但非儒术而已，直积乱二千馀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犹谓不当变者，抑尝深思而审处上下古今一综计之乎？然以积乱二千馀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欲尽取周公之法之几经历代圣君贤相创述因革，衷诸至善，而后有此郁郁乎文之治，为两汉所可复而不复，而使一旦复于积重难返之时，则势亦有万万不能者。井田可复乎？封建可复乎？世禄可复乎？宗法可复乎？一切典章制度，声明文物，又泯然无传，非后世所能凭虚摹拟。此数者，周公藉以立法之质地也。数者不可复，其馀无所依附，自阂窒而难施。故曰：“无其器则无其道。”无珩琚而为磬折垂佩之立，人鲜不笑其戚施矣；无筵几而为席地屈足之坐，人鲜不疑其瘫痪矣。
是故后世人主，未尝不慕古之良法美意，鳃鳃然效之。若封禅，若乐舞，若耕藉，若亲蚕，诸如此等，不一而足。效之诚是也，而终于涂饰附会，故事奉行，牛非牛，马非马，泥虚文而无实际。即儒生则古称先，研覃经术，一若三代大同，得尺寸柄遂可举而措之，及向用矣，亦终不能有如其所自期而踌躇滿志之一日。岂皆学之不至，与所从学者之不至哉？“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古法废绝，无以为因也。无以为因，则虽周、孔复作，亦必不能用今日之法，邀在昔之效明矣。贯七札者非空弮，伐大木者无徒手，无他，无其器则无其道而已。于此不忍坐视，而幡然改图，势不得不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正使西法不类于古，犹自远胜积乱二千馀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又况西法之博大精深，周密微至，按之《周礼》，往往而合，盖不徒工艺一端，足补《考工》而已。斯非圣人之道中国亡之，独赖西人以存者耶？
说者谓周衰，畴人子弟相率而西，故西人得窃中国之馀绪而精之，反以陵驾中国之上。此犹粗浅之论，未达夫性善之旨，与圣人之道之所以大也。同生于覆载之中，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彼即无中国之圣人，固不乏才士也。积千百年才士之思与力，其创制显庸，卒能及夫中国之圣人，非性善而能然欤？又见圣人之道，果顺天之阴骘，率人之自然，初非有意增损于其间，强万物以所本无而涂附之，故暗合而悬同欤？就令如说者之言，西法皆原于中国，则中国尤亟宜效法之，以收回吾所固有而复于古矣。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况穷变通久，如西法之为圣人之道乎？不然，且日贫日弱，长为人役，圣人之道乃终亡矣。故嗣同以为变法图治，正所以不忍尽弃圣人之道，思以卫而存之也。
来语“数十年来士大夫争讲洋务，绝无成效，反驱天下人才尽入于顽钝贪诈”。嗣同以为足下非惟不识洋务之谓，兼不识何者为讲矣。中国数十年来，何尝有洋务哉？抑岂有一士大夫能讲者？能讲洋务，即又无今日之事。足下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电线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耳。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固宜足下之云尔。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执枝叶而责根本之成效，何为不绝无哉？况枝叶尚无有能讲者。
试先即枝叶论之，西法入中国，当以枪炮为最先，其次则轮船，皆不为不久矣。枪炮尚不能晓测量，遑论制造！今置一精枪精炮于此，足下以为可仅凭目力而浪击之乎？势必用表用算而后能命中，则试问：左右前后之炮界若何？昂度低度若何？平线若何？抛物线若何？速率若何？热度若何？远近击力若何？寒暑风雨阴晴之视差增减若何？平日自命读书才士，无一人能言者，甚则并其名与制犹不能识。有事则召募愚愿乡农，使用读书才士所不能识之器，不亦大可哀乎！去年日本闻中国购枪械，从而笑之曰：“纵得精者，其如无人解用何！终为我有而已。”后竟如其言。彼之炮兵无不精测算，枪兵亦通晓大略，胜负之数，早辨于此矣。
轮船虽内江商轮，曾不能自驭，必聘洋工驾驶，又况海船，又况海军之且战且行。回旋不成三角，何以避碰船？炮机不极灵熟，何以御雷艇？下至风涛沙线，犹须寄耳目于洋工，就令秦越有同舟之谊，而攻战大事，何能专责一二驾驶之人？平时依违近港，虚作声威，初不意真使出战；迨迫以军法，将士环向而泣，至有宵遁者。其能与履险如夷、少成习惯之悍敌，驰逐于洪波骇浪中，而望其不覆败乎？则凡汽机之灵滞，水火之均剂，速率、马力、涨力、压力之多寡，测天以辨经纬，测地以验远近，更无论矣。
嗣同尝往来各省机器局，见所谓总办，非道即府，问其得道府之由，上之挟万无一用之举业，弋科目而驯致之；否则入资财而货取之；营荐举而巧攫之。中国辨士论官，固自不出此，何怪于算学制造了不省悟，则以下诸官属之懵然昏然，又不待言。即或一二奇材异能之士杂其中，夫谁知而听之！非无格致书院、武备水师诸学堂矣，而肄业不过百数十人，又不过每月应课，支领奖饩，以图敷衍塞责。非能合天下全力，如治八股之殚精竭智，以治其业，以求御侮之方。兼无一定登进之途，使免于夤缘干禄，而谓此智愚不齐之百数十人，皆可造成人材，有是理乎？材或成矣，又谁知而辨之？于是各局不得已而用西人主其事。西人竭诚忠事与否，已不可信，见我无知无识，安坐束手，以受指挥，而听愚弄，彼亦何为不遂愚弄之乎？故枪炮厂不一，天津、上海、江宁其最久者，至用枪炮之时，无枪炮也。船厂不一，旅顺、福州其最大者，至用船之时，无船也。于是又不得已而购于外洋，外洋知中国素无试验船械之机器，莫辨良楛也，尽以其共弃而已废者，昂值售之中国。其外观犹是也，而铁质之粗疏，炼法之苟简，花线骨节之不中程度，有非机器莫辨者，固不得谛审而争论也。又况如去年危迫时，欲购稍钝之器，皆碍于公法而不可得。智利为局外之国，因乏见钱，竟不愿售。而出使大臣意在分肥，收兑委员从而索费，值愈昂而器愈劣，又累被倭船搜夺，私相授受，急何能择耶！然则中国虚掷此数十年，足下犹称为讲洋务，毋乃过于高视衮衮诸公，为之出其罪乎？儆未流之失，遂谓创始之非，又何异惩羹而吹齑，因噎而废食矣。
且惟数十年士君子徒尚空谈，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馀力。稍知愧耻者，至不敢与办洋务人通往来。于是惟下贱无耻不恤声名之流，始甘心从事。上官明知其非类，窘于无人，不获已而用之。有细崽起为关道者矣，有从马占仕至封圻者矣，人才安得兴？洋务安得有效？足下所谓反驱天下人才尽入于顽钝贪诈。反之一字，适足见洋务本非驱人之具，无真知洋务之人，使顽钝贪诈得诡托于洋务以售其奸，反似洋务有以驱之云尔。此又不得专罪诸公，实士君子引嫌自高，不屑务实之过矣。有其学而不用，犹可曰不用者之罪也。自不肯为有用之学，将谁执其咎哉？某公尝叹曰：“无惑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人品非不好，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新旧小大炮数百种，新旧后膛枪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诸攻守之具，进而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更有十百于此者，无能知焉。贤之与不肖一也，少知之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而昨见王壬秋上合肥书，痛诋洋务，兼及曾、左，兼及香帅。其为合肥画计，则又劝其率铁甲船往攻日本，此诚奇计矣。然无论中国初无人解驭铁甲，即有之，而铁甲独非洋务乎？非测天无以识途，而谓当用中国之土圭乎？非测地无以记里，而谓当用中国之更香乎？不解汽机，何以行船？不熟算术，何以定炮？不习公法，不能悬旗；不通语言，不能答局外之问。凡此数者，非致力久，用心专，则不能得实用，而谓平日不当讲肄，自可取办于临事乎？且铁甲尤诸洋务之荟萃，是中国之名士，未始不知洋务之有用，特己所不知不能，恐一讲洋务，即失其所以为名士之具，不得不忍心出死力以挤之耳。试问诋洋务者，能不衣洋布、用洋物乎？与其仰彼之物以为用，使其日耗吾民之财，何如皆自造之、自用之，兼造彼所需用者抵御之，以留养民命、纾民力之脂膏耶？即如洋钱一宗，通行东南各省，西人获利无算，中国何以不早仿造？始以为资本太重耳，湖北建银元局，购置机器才数万金，是亦何难？乃至今始有广东、湖北二局。铜钱则竟坐视西人之销熔，而不为之所。
中国举事著着落后，浸并落后之著而无之，是以陵迟至有今日。而所谓士者，方更坚持旧说，负固不服，不问此时为何时，所当为为何事。溺于考据词章，狃于湘军中国人杀中国人之百战百胜，而怙以矜夸。初不辨为某洲某国，概目之曰洋鬼。动辄夜郎自大，欲恃其一时之议论为经济，意气为志节，尽驱彼于海外以闭关绝市，竟若经数十年贤士大夫焦思极虑无以处之者，彼一横蛮即旦夕可定。见有识者讨论实学，力挽危局，又恶其形已虚而乘己短也，从而冒之、疾之、詈之以异端，訾之以邪说。然则便当拱手瞠目以待诛戮耶？愚尝谓中国有亡国之士者此也。
又不惟士，有亡国之民焉。各省之毁教堂，打洋人，湖南之阻矿务，阻电线。以天子之尊，不能举一事。官湖南者动色相戒，噤口不敢谈洋务。加以周汉之稗士乱民煽惑之，快私志于一逞，而阴贻君父以危辱，犹施施然不知天高地厚，方自诩忠义，骄语于人曰：“吾能辟邪说、攻异端矣。”顷四川教案，牵涉多国，大不易了。保护教堂之严旨，急如星火。驯至寓湖北之洋人，每日游洪山，令由督抚衙门派兵伺候，岂复成世界！西人犹谓中国之官曾不能自约束中国之民，要此官何用？其评吾湘人，一则曰无教化之野蛮，再则曰未开智识之童呆，而中国之人尝一致思否乎？
穷其所以至于如此之故，即又不得不专罪诸公，处无法而当变法之时，不能出铁肩，下辣手，如张江陵毁天下书院，如国初剃发之令，以力遏此曹稗士乱民，反曲循之使不变，使士民无所适从。欲不讲洋务，而接于聪明，接于精神，接于日用饮食，何莫非洋务？既不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斯决去之而势有不能。平时所考，不过八股、试律、大卷、白折，及使之也，迥异其所考，不问其习不习，一于求全责备，事事皆使为之，卒至一事不能为。欲讲洋务，而国家初无是法，乏师承以致其精，又望望然而畏其烦苦，恐徒分治举业之日力，又不能与科目、资财、荐举者争进取。目营四海，茫无系属，遂忍而付诸不论不议。无铁路及游历之费以扩充其见闻，乃真以为可不讲洋务，而讲之即非圣人之道。似是而非，习非成是；一唱百和，同然一词。虽家置一喙，亦将深闭固拒而不信。
日本、暹罗之变法也，先变衣冠，所以神其鼓舞之妙用，而昭其大信。一新士民观听，俾晓然共喻于法之决于一变，渐摩濡染，久久自将合为同心同德，以舍旧而新是图，进变他法，始自易于听从，乐于效用，民志于以定，谤议于以平也。日本遂以勃兴，暹罗亦不失为宇内第三等国。其不变者，则皆不祀忽诸，斩焉灭矣。故夫变衣冠，亦洋务根本之一端焉。或者以五十步笑百步而不愿变，亦可不强之，而其他当变者，固无一可缓也。夫言不当变法，亦幸生此取士用人无据之时，得匿其无所能，而冀幸于糊名之取士，资格之用人，以便身图耳。西人鄙中国之士志趣卑陋，止思作状元宰相，绝不自谋一实在本领，以济世安民。吁，异哉！此言乃出自西人之口，吾中国之取士用人何如耶？
足下昔慨资格糊名之失，犹以为彼善于此，为公道之仅存。斯其愤时嫉俗之深心，非不知圣人之道之无存，惟恃此希疏将裂之法，聊为遮禁，而独不思变计何耶？变而乡举里选，谬采虚声，则得人爵，弃天爵，党同伐异，弊愈益滋，更出资格糊名之下。是古法果不可行于今，果不能不变为西法取士用人之依于实事。苟依于实事，即乡举里选又未尝终不可行，故以为变法即变而复于圣人之道，此物此志也。向令早数十年变科举，如西法之依于实事，舍此更无出身之阶，彼便身图者，复何所容其冀幸，而不回心易虑以治西学？迄乎今日，民志久定，谤议久平，人才久布列在位，中国久复乎圣人之道，而首出乎万国，父以是诏，兄以是勉，我辈亦必精其业于公法条约，使务、界务、商务、农务、税务、矿务、天文、舆地、测绘、航海、兵、刑、医、牧、方言、算数、制器、格致之中，各占一门，各擅一艺，以共奋于功名之正路。何至如今日一无所长，而流为废物；又何劳腾其口说，至有此等辩论？令彼时有强我辈复为八股者，有不笑之骂之，如今之笑骂洋务者乎？又令我辈不生中国而生于英、俄、法、德、美、日诸邦，见中国所谓八股，及我辈此等辩论，有不旁观而目笑者乎？然则诸公与士民，皆有不得归罪者，不早变科举故也。
今之原祸始者，必以合肥为丛矢之的。夫日暮途穷，百政废弛，诚足恶矣。然二十年前，有绝大之名奏议，为中国生死存亡之所系，则为请以科举变西学一疏。既格不行，何从得群策群力以自辅？何从使君子自别于小人，而化四百兆无用之废物为有用？更何从有安内攘外建威销萌之一日？合肥聪明人，岂见不到此？故规模虽极宏远，布置虽极周匝，一有边警，即始终主和，亦灼见科举不变，材艺不奋，万无可战之理。此其洞睹几先，力维大局，非后生浅识所能窥观者矣。责人斯无难。我辈匡居逸豫，超然事表，但觉彼之失机后时，而当局者步步荆棘，居高地而不能行其志愿，事变万端，交秉迭赴，实有至难者。独怪其变科举之言既不用，何不以去就争之？争之不得，即奉身而退，不人己两全矣乎！俟至伊藤博文十年变法之诘，张目而不能对。嗟乎！贪位恋权之足以丧身如此，徒枉其才而已。故夫变科举，诚为旋干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
或难曰：“不先正天下之人心，变犹不变也。”曰：是固根本之根本，而亦第正在上位之人之心可矣。有《雎》、《麟》之意，而后可行官礼之法，亦就在上位者言之，何便溥罪天下之人心乎？必谓天下人心皆不正，又何其过尊西人而自诬之甚也。西国之治平，岂皆人心正于中国乎？彼独操何术以致此，然则彼性善而我性恶乎？亦彼之法良意美，我无法而已。法良则中人以下犹可自勉，无法即中人以上难于孤存。法良则操、莽无从觊觎，无法即尧、舜终于犹病。且即欲正天下之人心，又岂空言能正之乎？极知今日之祸乱有为人心所召，彼甘心误国者，所谓不待教而诛，虽圣人不能正此已死之人心，然有后来未死之人心焉。无法又从何处正起？则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衣食足，然后礼让兴；圣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后。孟子谓：“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言王道，则以耕桑树畜为先，无所器则无其道。圣人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岂能遍执四百兆颠连无告之民，一一责以空言，强令正心乎？所谓垂空文以教后世，亦望后之人能举其法以行其教，而空者不空耳。若但空文而已足，则前人之垂亦既伙矣。今之于教何如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并孔子之世，不乏乱臣贼子矣；后孔子之世，不乏乱臣贼子矣。孟子距杨、墨，而异端不绝于后世；韩昌黎辟佛、老，宋儒又辟佛、老，卒与昌黎、宋儒并存。无他，孔、孟、昌黎、宋儒不幸不得位行权，以施其正人心之法，徒恃口诛笔伐，以为千里金堤而不忧横决，固不免为奸雄所窃笑。然则不变法，虽圣人不能行其教以正人心。此变学校尤为正人心之始基，根本之根本矣。学校何以变，亦犹科举依于实事而已。
夫人心既不可抉取以考察正否，故非借证于实事，尤无从以得其心。中国之经史性理，诵习如故，尊崇如故，抑坐定为人人应有而进观其他，不当别翘为一科而外视之也。即考据词章八股试律，亦听其自为之，不以入课程，不以差高下，皆取文理明通而已，以其可伪为也。余不可伪为，自必皆实事。皆实事，则科举之取士也有据，而乡举里选亦无计以遂其私。善夫西法学校科举之合为一也，有择官选士之意焉。有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学者依次递升，其材者升于大书院，犹成均也。各守专门之学以待录用，学弗精进，或他过失，依次降之，犹郊遂也。其投考也，即由各专门院长考之，不拘人数，求考即考，一二人可也，百十人可也。不拘时日，随到随考，今日可也，明日可也。所考又皆实事，皆可实验。如考算学即面令运算，船学面令驾船，律学面令决狱，医学面令治病，汽机学面令制造，天文、测量面令运用仪器。众目昭彰，毫无假借。中式即面予证书，差其等第，以为名称，如中国举人、进士之类，其有殊尤，立即报明擢拔。考政学文学者官内部，考算学理财者官户部，考兵学者官海军陆军部，考法律者官刑部，考机器者掌机局，考测绘者掌舆图，考轮船者航江海，考矿学者司煤铁，考公法者充使臣，考农桑者列农部，考医学者入医院，考商务者为商官。余或掌教，或俟录用，或再考。每国大小公私书院学塾多至十数万区，少亦数万。学某学即读某门专书，而各门又无不兼有舆地之学。又有兵学校，凡兵均令读书。又有瞽学校，制凸字书令扪而读之。凡子女生八岁不读书，罪其父母。又有五家连坐之法，一家不读书，五家皆坐罪。故百工商贾农夫走卒，无不读书。又有女学校，故妇女无不读书。由是小儿得于母教，方七八岁时，即知地为球体，月为地之行星，地为日之行星，地自转而成昼夜，地绕日而有寒暑，地凡几洲，凡几国，某国与我亲，某国与我仇，及其广狭强弱，均已晓其大概。至于品行心术，固无法以考验，实即寓于诸学之中，坐定为人人应有，而进观其他。苟其不端，亦决无能善其事而不败露者。况有警察官吏举刺之，有上下议院评论之，又有浓赏厚罚驱其后，复何忧不得人哉？中国之考八股，于品行心术即又何涉！岂惟八股经史性理考据词章凡可伪为者，其无涉犹八股也。顾亭林悼八股之祸，谓不减于秦之坑儒。愚谓凡不依于实事，即不得为儒术，即为坑儒之坑。惟变学校变科举，因之以变官制，下以实献，上以实求，使贤才登庸而在位之人心以正。且由此进变养民卫民教民一切根本之法，而天下之人心亦以正。根本既立，枝叶乃得附之。夫何忧顽钝贪诈，夫何忧洋务之无效？
或又难曰：“天下大局，已溃裂至此，所谓利权兵权制造之权，骎骎乎及于用人行政之权，一以授之敌，欲毁约又已无及，虽变法庸有济乎？”曰：是难言也。吾独惜夫前此数十年宽闲之岁月，不计此，不为此。见日本之变法而兴，可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矣。犹不思效法，反议之诋之笑之咒之。初通商之不变，尚曰不识中外情形也；庚申可变矣，庚辰可变矣，乙酉可变矣，而决不变。迄乎今日，奄奄一息，自救不遑，顾不度德，不量力，张脉偾兴，忽起而与能变法之日本战。如泰山压鸡子，如腐肉齿利剑，岂有一幸乎？初闻湘军之见敌即溃也，心虽哀之，未尝不窃喜吾湘人之骄从此可少戢矣。既而其骄如故，“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吾何暇计外洋之欺凌我、虔刘我哉？责己而已矣。《春秋》之法，责贤者备，彼甘心误国之臣，既非贤者，责又将别有所在，则事之不可为，夫亦亡国之士与民为之也。何则？今日误国之臣，即前日之士民；今日之士民不变，他日又将误国矣。虽然，吾所云变学校，变科举，凡以为士与民，化其桀骜，而登庸其贤才也。贤才登庸，正如西人所称联合力，岂有不可为之时势哉？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能有为者，固不在大，此其浅祸也。赔兵费二万万两，又议增三千万两，其祸较深。括尽中国之民财及于妇女之环珥，恐犹不足取办。不足取办，则威海之倭兵永不得撤，五十万之岁饷永不得停，子金又日孳而日重，势不得不假赀于西人。西人更因而盘剥之，重息也，质地也，抵押海关也，皆所不免，而吾益不足取办。子金之日孳日重，负西人无异于负日本，积累既久，虽割地割海关犹不能偿。统筹全局者，所以必首先从事于此。若无内国债可举，而择祸莫如轻。莫如俗谚“与其欠钱，不如卖田”，是犹有办法者也。至于遍地通商，免税免厘，兴创机局，制造土货，其祸之烈，直无办法！
来语所云“各国援利益均沾之说，从而效尤，小民岂堪其苦？”嗣同所云：“直合四百兆人民身家性命而亡之，此约不毁，圣人无能为矣。”然毁之自当有其道也。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馀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吾则情愿少取值，浼二国居间胁日本、废去遍地通商之约；即再加赔费，亦无不可，而仍愿少取值，请归二国保护十年。二国第毁约与保护，即少出值，尤必乐从。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止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使不吾扰耳。似今浙江之舟山、天津之铁路，竟由英、德派兵保护，则断断不可。即十年内与他国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助。然得宇内二大国之一言，亦断不至与他国有事。且英、俄互相猜忌，倚中国为障隔，中国转因而居重。新疆、西藏壤地密邻，二国又将彼此相谋，自固其圉，更无暇犯中国。即令欲犯中国，而经营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之区，如农务、矿务、商务、铁路之属，必十年之后始少有条理，是尤为缓兵之策。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而二国出值，又不必皆见银，凡铁甲船、快船、碰船、雷艇、水雷、精枪、快炮、商船、火车，造铁路之钢条木板，及应用诸机器，皆许作抵。凡此于日本于英于俄无不准情酌理，两剂其平，所谓絜矩之道也。
于是迁都中原，与天下更始，发愤为雄，决去壅蔽。且无中外之见，何有满、汉之分？则凡一官两缺，凡专称旗缺，一律裁止；则凡宗禄驻防，凡旗丁名粮，一律裁止。广兴学校，无一乡一村不有学校，而群才奋。大开议院，有一官邑即有议院，而民气通。慎科举，无一定之额数，无常限之日期，程其艺事，端其趋向，繁其汇目，精其较量，而一人不求其备。改官制，无内外之重轻，无文武之区别，专其职业，少其层累，迁其勋阶，增其禄糈，而终身不易其官。选士人治里闾，以复乡官之旧；练乡兵隶守令，以代力役之征。凡府史皆用律学之士人，既有升转之望，而书吏之盘踞空。凡胥徒即用在役之乡兵，既有践更之期，而差班之蟊贼去。讥阙失有警察之官，禁暴修闾之遗制也；正粮土有测绘之官，封人、均人之职掌也。分海军、陆军为二部，将则必出于武学堂。创办之始，募西贡、新加坡、新旧金山之华民以练海军。无事则令运载货物，出洋贸易，既可挽救商务，又得熟习航海。陆军则守兵仿寓农而隶守令，战兵募选锋而立将帅，枪兵可尚勇力，炮兵兼通算学，工兵则备筑垒、浚濠、炮堤、地营、修造器具诸工作。其练之也，守兵令站炮台，较准头，布阵势，习步伐。战兵于数者之外，益以征调代操练。今日往某处，已而易一处，已而又易一处，日日如临大敌。彼出此归，不使游惰。尽开中国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源。兼以兵法部勒矿夫，有事则处处皆兵。多修铁路，多造浅水轮船。以速征调，以便转饷，以隆商务，以兴矿产，以广游历，以通漕运，以宏赈济。商务则设商部，集商会，立商总，开公司，招民股，兴保险，建官银行，而必以学商务者为之官。精求工艺制造，如磁器丝茶之属，与中外所共需者。下至烂布可造纸，莱菔可熬糖，骆驼牛羊鸡鸭之毳可为毡为褐。工与商通力合作，以收回利权。改订刑律，使中西合一，简而易晓，因以扫除繁冗之簿书。清理庶狱，分别轻系重系，使操作如白粲鬼薪之罚。岁始豫算，岁终决算，丝毫皆用之于民，而不私于府库，以明会计之无欺。出口免税，入口重税，涓滴皆操之自我，而不授于外洋，以杜漏卮之有渐。食盐与诸土货，则一征于出产之地，而不问所之。税坐贾而不税行商，以归简易而塞弊窦。尤须研覃税务之学，缕晰中外税则，查验章程，始可夺回税务司包办海关之权。讲求植物学，以裨农政，以丰材木。讲求动物学，以蕃马政，以溥畜牧。兴女学以课妇职，兴废疾学以无坐食。蚕织用机器，可去蚕瘟，而成功多以速。耕不必用机器，而引水用机器，可省筒车之费与手车脚车之劳。续电线，创邮便局以理邮政。汲自来水、然电气煤气灯以利民用。街道修，则疠疫之源塞；医院多，则医治之术工。造公共之花园，以为养生却病之方。七日一休沐，以合文武弛张之政。博通各国语言文字，以翻译西书西报，以周知四国之为，以造就使才；而四出游历，以长见识，以充学问，以觇人国之得失兴衰。各国之长并取之，各国之弊立去之。各国之船械无一不能造，各国之器用无一不愈精。谨权量，审法度，一道德，同风俗，法立而教自存焉矣。
而中国有屡去而不能去之弊二，不能不变而去之，曰漕务，曰河务。八省漕米，岁数百万石，由河运则费银四十两而致一石；后改海运，费仍十七八两，而河运亦不废。嗣同不解所谓，叹为可已不已，尝共足下言之。足下谓惟正之供何当废绝，嗣同亦无以决。后见李次青布政条奏，果谓《禹贡》帟秸粟米不出五百里外，《周礼》九贡九赋亦专指王畿而言。汉高帝转关东粟以给中都，不过数十万石，唐初漕运不过二十万石。宋都汴，去江、淮不远，劳费尚轻。元行海运，初止四万石。迨明成祖得国不正，挟众北迁，虑南人不喜食麦，乃漕南米以赡北都，开运河数千里，引黄河以济运，劳民伤财，几竭天下之全力。然则今之漕务，特始于明成祖之枉道干誉，遂相沿不改。仓廪陈红，不知何用。宜将河运、海运均罢去，酌量都城每岁用米之数，另由铁路随时转运，馀以贮各府州县，或由铁路运往各缺米之地。且有铁路，则民间之销售易，征收可尽改折色，俟缺米时，然后采买，尤为简便。古人耕九馀三与谨盖藏诸法，皆为人少又无铁路之时言之。今者生齿日繁，数十倍于古，所食之谷，自不甚有馀。即有馀，亦自知盖藏。岂虑货弃于地者，惟苦无铁路以流通耳。有铁路，则不在此即在彼，因其虚而趋填之，断无天下皆荒之理。即可有天下相通之事，初不必恃有馀之留与盖藏之谨。凡官仓、社仓之繁难悉可省矣。往年山西、河南旱灾连岁，赤地方数千里，富室拥重金，转死沟壑，有司疾视，莫可奈何，正坐运道艰远耳。使有铁路，何至穷窘若此？
治河古无良策，殷商五迁，半因河决。然则言齐桓湮九河，中国始有河患者，虚也。西人治河，亦止筑堤一法，但善审形势，又多筑相距数里之遥堤，至三四重。两堤之间筑横堤，使两堤相属，中成方罫。平时皆可栽种，偶溃一处，水仍束于一方罫中，进溃一处，又束于一方罫中，不至浩荡横流，使人无从施工，无地取土。嗣同因悟井田之法，亦必四面有堤，中如方罫，始成一井。堤上可行，所谓径也畛也。井愈多则堤愈高愈厚，所谓涂也道也路也。而畎遂沟浍洫者，即各依于本堤。盖堤四旁八达，皆有口门，可以宣泄由己，水大堤圮，亦止一井被淹，馀可无害。故八蜡中有防，可知堤者，井井皆有，为农家最切要之事。不然，一有水灾，沟洫畎浍，反足导水入灌。后儒遂以井田为不解之积疑，至战国时，毁井田为阡陌，殆恶堤之占地，因锄而去之，疆界乱而水患亦剧矣。今西人殆以井田之法治河，所亟宜效法者也。而治水之要，则曰不与水争地。湖湘垸圩，日筑日多，故洞庭、江、汉之泛溢年甚一年。曾奉严旨禁革，卒不能止。亦由人满土稀，无可垦辟之地。昔行陕、甘道中，见山东、河南被水灾，黎民挈妻子负农器而西迈，流离饥困，心窃哀之。停车慰问，云：“将迁耕旷土。”问素愿乎？曰：“苦资斧不足自达耳。故乡一片汪洋，岂复堪恋？”于时陕、甘大吏颇有周之者。西北土满，胡不遂迁濒河濒江湖常被水之民于彼，使水得所容受，以杀堵激之怒耶？然此非铁路无以致之。故铁路之有益农务，尤在无形，诚根本之一端矣。
中国又有屡兴而不能兴之利二，不能不变而兴之，曰铸钱，曰钞票。金银铜三品，皆所应铸，而铜钱至今日尤坏极矣。重则私销，轻则盗铸，抑亦古今之通弊。惟有就出铜各矿，用机器铸极纯之铜，极精之花幕，而又少轻之钱，则私销无利，而盗铸不能。然钱中有孔，即不啻多出一边，尤宜力求细致机器。造物圆体易工，方形难好。故广东机铸之铜钱，方孔中不甚光净，无以杜刮取铜屑之弊。当改造圆孔，而孔内边外，皆作极细之平行纵线，略如银元之式。至妙之法，又莫如无孔铜钱。无孔积至千，不便提携，势不能不用银元。银元又无孔，势不能不用钞票。故西国钱皆无孔，亦其畅行钞票之微权矣。钞法又银钱兼权者也。国家不行钞，致令票号钱铺坐盗御世之大柄，而持轻重于其间，事之倒置，无逾此者。钱铺更易倒闭，甚至故设骗局，穷民受害无涯。然而犹通钱铺之票者，当世钱实不多，乡间尤窘，不得不赖此几张纸以为转输耳。言者辄引咸丰朝钞事为戒，不知特行之未久，又未免失信，所以难行。若许民纳赋完税皆可用钞，又订造外国精纸精板，自以中国之印印之，令票号钱铺即领用官钞，而严禁其出私票，随设官银行，视国家入银若干，始出钞若干，止求便民，毫无营利之心，原非持空纸以诓民，亦岂有不能行者？况官银行为商务先著，银行既设，商民存款交易必以票为据。是钞票不待行，自不能不行也。从前陕、甘粮台有汇兑之票，可汇银往应解陕、甘协饷之各省，毫不需费。票至，各省由藩库发兑，以代运饷，立意极为灵巧。湖北善后局有台票，准其上缴厘金及诸解款，皆未尝不畅行，且甚便也。钞票于行军，尤有三利：一，便于转运，二，士卒轻于赍带，三，不幸战没，所亡失止空纸而已。日本兵饷半银半币，故亡失甚少，此又亟宜效法者也。
凡利必兴，凡害必除，如此十年，少可自立，不须保护，人自不敢轻视矣。每逢换约之年，渐改订约章中之大有损者，援万国公法，止许海口及边口通商，不得阑入腹地。今无论东西大小各国皆如此，独中国任人入腹地耳。如不见许，即我通商于彼国之轮船亦当阑入彼之腹地，此出洋贸易之船所以万不可少。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援各国之例，加重洋货进口之税。如不见许，即我往彼国之进口税，亦当视他国而独轻矣。去年湖北筹饷，加抽洋油厘金，止加于中国商民，于西人无与，而西人谓有碍其销路，竟不准行，此正苦于无以相报也。但使一国能改约，馀皆可议改，如此又十年，始可由富而强，始可名之曰国。治定功成，礼乐可徐兴矣。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下十成死工夫，焉能办成一事？平日务当胸中雪亮，眼明手快，穷理尽性，大公无私，权衡数千年上之沿革损益，与数千年下之利弊究竟，调剂五大洲政教之盈虚消长，而因应以为变通，使人存政举，利权尽操之自我。以中国地宝之富，人民之众多而聪慧，必将为五大洲三十馀国之冠。外洋皆将仰我鼻息以为生活，更何至有战事！故今日言治，实有易于前人者。因格致诸理，早经西人发明，吾第取而用之。彼于医学，尤不恤脔割其肢骸，以订中国医书之误。其他大经大法，皆由屡试屡效，考验而得。吾不难亲炙西人，目察其利病以法之也。
足下昔言“外洋煤铁向罄，中国之矿未开，他日中国挟煤铁二宗即足制外洋之死命”，是诚然矣。然中国必先自开其矿，以图富强，始能制人。不然，人将夺我之矿以制我矣。西人亦有言：中国譬则富室，千仓万箱，蓄积至厚。即湖南一省之矿，足抵外洋各国而有馀。无如四邻环居，皆穷饿乞丐，耽耽垂涎，即欲缄滕固箧，终闭不出，而势恐有所不能。危切之言，不啻箴规我矣。凡事不惮其难，不忧其繁，但当先寻一下手处，虽承群小人扰乱极弊之后，不难掉臂游行，密筹追补之策，以期异日可行。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故西书《物类宗衍》中有“争自存宜遗种”之说，谓万物必争，而后仅得自存以绵延其种类也。以矿务、商务力与之争，即今之下手处，而所以能有此下手处者，岂他故哉？前所言贤才登庸之力，而固无望于今之执政者也。况会匪回匪散勇饿民，行将四起，大乱即在眼前，更何暇及此？然失今则更不可为，又将奈何？曰：前所言者，王道也，无已，则有霸道焉。河西、吴越以保民为心。旁求俊乂，精研格致制造，诸学猝起，与外洋力战，以争一旦夕之命，其胜也或可蒙数十年之安，然而无可必也。凡霸道必不如王道之可大可久，皆此类也。此而又不可得，则惟有自变其学术而已矣。
学术可变乎？亦曰复古而已矣。唐虞之际，任农者稷，任工者倕，任水土者禹，任山林者益，任教者契，任刑者皋陶，任礼乐者伯夷、夔，任历算者羲和，皆深明其学。故多世其官职，而群圣之相与咨谋，又不离乎兵刑六府鲜食艰食懋迁有无化居之实事。有薄一名一物之不足为，而别求所谓道者乎？
三代学者，亦皆有所专习，切近而平实。自秦变去古法，学术亦与之俱变，渐无复所谓实学，而今则滋甚。即如算学为中国最实之学，中国往往以虚妄乱之，故谈算者必推本《河图》、《洛书》，为加减乘除之所出。不知任举二数，皆可加可减可乘可除，何必《河》、《洛》？夫《河》、《洛》诚不解是何物，要与《太极图》、《先天图》、谶纬、五行、爻辰、卦气、纳甲、纳音、风角、壬遁、堪舆、星命、卜相、占验诸神怪之属，同为虚妄而已矣。必如西人将种种虚妄一扫而空，方能臻于精实。算家又言黄锺为万事之根本，此大可笑。黄锺一律筒而已，何能根本万事？即以造度量权衡而论，十二律吕，谁不可借为度量权衡，何必黄锺？况累黍之法，实迂谬不可行，何能取准？是以从古至今，九州十八省，无一齐而不差之度量权衡，则亦创法者未尽善，虽虞舜不能强同之矣。夫谨权量为王政之大者，奈何不求一定率，而听奸民相欺饰乎？惟法人分地面之天度为四千万分，以其一为度，度定则算立方容积以为量，即以其重为权衡，而权立方之轻重，又可还正乎度，一有差数，夫人可运算得之。中国之度，至分数止矣。彼有佛逆及分厘尺，每分可剖为千百。中国之权衡，至分数止矣。彼有化学天平，每分亦剖为千百。以故通都大邑，僻壤穷乡，出而相较，无不吻合。中国测量家多用西尺，沿海民间交易尤习用西人之度量权衡。非好新奇，实彼有准而我无准也。天地之机缄，一发不可遏，将尽泄其灵奇，以牖民于聪明之域，其间自有不期变而自变者，此类是也。算术古有九章之说，割立、方田、粟布、商功、均输诸名目，实非本乎自然。疑《周礼·保氏》之九数，初不如此。其说失传，汉儒乃割裂算数以补之。在先郑时已多出夕桀重差诸法，明不止九。至宋秦九韶知九章不足信，别立九章名目，所分乃益无理，是不若西人点线面体之说足以包举一切。惟此则凡中国所称五谷、六谷、九谷、百谷、三江、九江、五湖、九河，要不过随举一数以为名，如九夷、八蛮之类，原可不必拘泥。经生家琐琐分辨，卒不能折衷一是，亦止觉玩时愒日而不切事理矣。格致之理，杂见周、秦诸子，乍聆之似甚奇，其实至平至实，人人能知能行，且已知已行，习焉不察，日用之不觉耳。而迂儒睹诸凡机器不辨美恶，一诋以奇技淫巧。及见其果有实用也，则又仗义执言，别为一说曰“与民争利”。当西人之创为机器，亦有持是说阻之者。久之货财阗溢，上下俱便，不惟本国废弃之物化为神奇，民间日见富饶，并邻国之金钱亦皆输辇四至。各国大恐，急造机器以相胜，仅得自保，彼此无所取赢，乃相率通商于中国，以中国无机器也。中国若广造机器，始足保利于民，而谓争民之利何耶？轮船似争船户之利矣，然任外国轮船往来江海，以刮取民财，吾不自造轮船夺回一二，可乎？又如招商局有民间之股分，各轮船所用民人以千计，各码头之商务繁盛，其利非仍归于民乎？铁路似争车夫之利矣，然应用之人当百倍于车夫，铁路所不到之处仍须车运，是车夫之利且将日盛，而民间笨重不能运之顽铁怪石，遗秉滞穗，至此皆可易钱，其利民尤不胜计。汉阳铁政局似争铁匠之利矣，然所造皆铁匠所不能造之物，所雇工役又皆即铁匠，馀杂役及煤铁各矿山所用人以千以万计。财既散于民间，亦以分外洋铁器之利。武昌机器缫丝局似争蚕妇之利矣，然自此育蚕者将日多，且雇用女工以千计，使武昌不产丝之地忽增此厚利，而所缫之丝又以售于外洋，争有大于此者乎？凡地方一设机器局，肩挑负贩必数倍于平日，此亦利之浅而易见者也。
西国兵法，有气球飞船，机器中之最脆薄者。然最足以乱敌耳目而夺其气。往年镇南关缘此失事，今年彭湖又因以不守。中国宜如何讲求仿造及应付之道，偶与人言之，辄以“奇技淫巧”四字一笔抹煞。中国之士尚得谓之晓世事乎？舆图者，为政之纲领，尤行军之首务，中西所同然也。然中国从古至今，无一详而确之图。经史大儒，恒自命舆地专门，于亚细亚洲沿革形胜，尚纷争不已，无从折衷，况此外岂复知为何地？西人分舆地为文、质、政三家。文家言地与日月诸行星之关系，各球体之大小轻重，各本质之松紧分数，寒暑昼夜潮汐之所以然，及测日星所躔高弧，定经纬道里而著之于图。质家辨土石之新旧层，各种僵石五金凝结之故，得太古以前冰山火山沧海桑田之形势，动物植物之同异，及矿苗之类别。政家纪风土礼俗及治忽之理，攻守之宜。故西学子目虽繁，而要皆从舆地入门。不明文家之理，即不能通天算、历法、气学、电学、水学、火学、光学、声学、航海绘图、动重、静重诸学；不明质家之理，即不能通化学、矿学、形学、金石学、动植物诸学；不明政家之理，即不能通政学、史学、文学、兵学、法律学、商学、农学、使务、界务、税务、制造诸学。去年前敌虏获倭兵，其身皆有地图。攻某处即绘有某处之图，山泽险要，桥梁道路，无一不备。下至山之斜度，川之广狭，某容骑兵，某通单步，皆有比例可寻。每逢抄袭埋伏，要约期会，虽一走卒，能按图心领其意，不致歧误。西国史书记一大事，即有一当时之地图附之而行。凡游历士人，到一处即绘一图。然西人犹自以为未臻其极，各国皆特结舆地会，邀集千百辈，潜心考究，精益求精，永无止息。中国虽大将出师，不过恃向导之口述，初不解测绘为何事也。兵法者，亦儒家之大用，而今所谓纯儒反讳言之。夫平居不讲习，临急又安得有一将才？西人既重韬略，尤喜观战。如我与日本之战，其胜负之由为我所不自知者，皆详图其地，并附说以论断得失，回国印板售卖，使人人知兵，即人人可兵。人人可有枪械，兼许自造。故一呼即成劲旅，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中国则惟恐民之知兵。军兴以来，奏报条陈及两军之情，皆秘不示人，虽督抚大臣亦不令知，而外洋则无不知也。民间售藏枪械谓之犯法。明知弓矢无用，而考武终不改用火枪，盖防民熟其器而为乱，如汉时挟弓弩之禁也。卒之乱民未尝无火枪，又徒束缚良懦而已。一旦有事，或外患，或内忧，其不使蚩蚩之氓骈首被戮者几何矣！况国家将召使为兵，何能期其得力？然则为握固之术以愚黔首，适自患以自困耳。尤不可解者，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民之不甘受制者，自托于外国，即莫敢孰何。犹一家兄弟相攻，不遗馀力，一遇外侮，反璟然乐受，且召之焉，独何故哉？
商务者，儒生不屑以为意，防士而兼商，有背谋道不谋食之明训也。然此不惟中国防之，西人亦何独不然？官自官，士自士，商自商，仕宦而货殖者有常刑。富商虽挟敌国之资，不少假以名位。其称商学商部，特研究商务之赢绌，而时消息以匡救之，非以其身逐什一也。中国惮讲商务，遂并商务与国存亡之故而亦弃置勿复道。修铁路则曰无费，然粤商某竟出资为美国包办铁路矣。造轮船则曰无费，然闽、浙巨商往往购大轮船挂外国旗，自号洋商矣。渊鱼丛爵，楚材晋用，此固在上者驱迫使然，彼为士者独不可悟商务力量之大乎？惟此凡言农务、蚕务、牧务、渔务，皆非谓身为之，但当精察其理，以为民导耳。图表者，尤所以总群学之目而会其归，为经济者所恃以程核而筹策者也。试问中国为此学者谁乎？西人表学译名统计，谓源出《禹贡》及九鼎之所图象。考西学近墨，而墨子法禹，则言必有据。故于政之至纤至悉，莫不列表，户口登耗，百官进退，外国兴衰，及交涉事件，矿苗衰旺，出产增减，年谷丰歉，百物价值，用度奢俭，岁入多寡，兵额损益，船械精粗，工艺良楛，各种学术高下，医院治病得失，庶狱人数及罪名，皆分等级，为年月比较表，或变为方圆等图。既可省案牍之烦苦，尤能一目了然，视通国之事如数掌纹，故常以简御繁，操之有要。太史公曰：“吾观周谱，旁行斜上。”盖即中国治经作史之法。至于新闻报纸，最足增人见识，而藉知外事。林文忠督粤时，广翻西国新闻纸，故能洞悉其情而应其变。今日切要之图，无过此者。况乡间无所闻见，尤须借此为耳目。中国之大病，莫过于不好游历，又并此无之，终身聋盲矣。凡此诸端，有一非学者所当为者乎？抑有一非古法乎？而谓别有圣人之道，此不足容于圣人者，过矣。
黄舍人言昔在上海，有西人到其斋头，见书籍堆案，佯为不识而问曰：“此何物也。”曰：“书也。”又问有何用处，不能答。乃徐曰：“此在我西国自皆有用处，汝中国何必要此。”哀哉此言！亦所谓无其器则无其道也。不力治今之器，徒虚谈古之道，终何益焉？若西人之于书，则诚哉其有用矣。经史《通鉴》及有宋儒先之书，各国久即译出，又皆有专译中书馆，期将中国经史子集，下逮小说新闻纸，概行翻译，以备采择。彼既有其器矣，道乃得以附之。观其设施，至于家给人足，道不拾遗之盛，视唐虞三代，固品节无其详明，而收效卒不少异，区域且加广焉。尝恨博施济众之说，圣人以为至难，则将与天地终此缺陷乎？今不图于美、德诸邦遇之，虽西国亦断无终古不衰弱之理，而中西互为消长，如挹如注。彼所取者，即我所与；我所增者，亦即彼所损；我不自盛强，斯彼亦终无衰弱之理。则洋务之当讲不当讲，岂待徘徊而计决哉？
来语“倭未尝蓄内犯之志”云云，嗣同以为足下此言，视所云晓中外情事者，毋乃相去太远。倭之蓄谋，当在二十年前，储峙钱粟，缮治甲兵，久为外人侧目。合肥知为中国之大患，曾言于朝，沈文肃亦言之，薛叔耘又言之，而丁雨生中丞言尤激切。外此中西智士，谈东事者，指不胜屈，足下岂不知之？而故为轻敌之论者，殆犹以中国真可以一战也。夫战必有所以，曹刿犹能言之，今则民从耶？神福耶？忠之属耶？去年主战之辈，不揆所以可战之人心风俗，与能战之饷与械，又不筹战胜何以善后，战败何以结局，瞢然侥幸于一胜。偶有一二深识之士出而阻之，即嗤为怯懦，甚则诋为汉奸。虽然，此无势之能审，犹有义之可执也。则亘日穷天，孤行其志，胜败存亡，或可不论。及至形见势绌。有百败，无一胜，所失膏壤方数千里。沿海八九省同时称警，顾此失彼，日不暇给。守则无此恒河沙数之兵，弃又资敌。而海军煨烬，漭漭大洋，悉为敌有。彼进而我不能拒，彼退而我不能追，彼他攻而我不能救，彼寄碇而我不能蹙。彼有优游自得以逸待劳之势，方且意于东而东宜，意于西而西宜，择肥而噬，伺瑕而蹈，顾盼自雄，意气横出。我则望洋坐叹，不知所措。当海军之未亡也，言者欲直捣长崎、横滨，为围魏救赵之计，不知我之海军且失事于海口，其能得志于外洋乎？一泛沧溟，即晕眩呕哕，不能行立。窃恐东南西北之莫辨，将举踵而却行，适幽、燕而南其趾，能识长崎、横滨之何在乎？然海军之不可用，犹曰中国所短也。中国所长，莫如陆军，而奉天败，高丽败，山东败，澎湖又败；旗军败，淮军败，豫军、东军、各省杂募就地召募之军无不败，即威名赫耀之湘军亦败，且较诸军尤为大败。将领相顾推诿而莫前，乡农至以从军为戒，闻与倭战，即缩朒不应募，或已募而中道逃亡。虽将领不得其人，然亦有善调度能苦战者矣，亡死数万人，亦不为少义勇之士矣，而卒至此者，则陆军之于海军又未必相悬殊也。至若饷械之亡失，大小炮以千计，炮弹以万计，枪以十万计，枪弹以百万计，其他刀矛帐棚锅碗衣服之属，尤琐细不足计。亡失之银钱与工料以千万计，统中国所耗之战守镇防，月饷加饷，转运一切，又以千万计。司农告匮，外库搜括靡遗，下而劝捐勒捐，房捐商捐，加税加厘，息借洋款，息借民财，名目杂出，剔脂钻髓。且陕、甘、云、贵之协饷，以及廉若俸与凡应支之款，概支吾而不发。卷天下所有，曾不能供前敌之一败，而添购军械之款尚无所从出。于是赤手空拳，坐以待毙。向之主战者，乃始目瞪舌挢，神丧胆落，不敢出一语，偶蒙顾问，惟顿首流涕，相持嚎哭而已。而和之势遂不至摇尾乞怜哀鸣缓死不止。嗣同以为孟浪主战之臣，以人家国为侥幸，事败则置之不理，而逍遥事外，其罪犹加败将一等矣。而日本则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鼙鼓经年，其阵亡之真日本人才六百馀而已，饷械更有得无失。足下以为中国可战乎？不可战乎？
前见陈长镞上书，言与西人战不当用枪炮，当一切弃置，而用己之气。□□□同守此义，而持变气之说，曰专精诚。然观其文采则美甚，书法则佳甚，中国之名士大抵如此矣。夫洋枪洋炮之利，在西人犹其馀事，然亦万无徒手可御之理，殆误于孟子制梃之说耶？然孟子明明提出秦、楚二字，何尝谓可挞英、俄、法、德诸国之坚甲利兵乎？即以炮论之，最大之克虏伯阿模士庄能击五六十里，而开花可洞铁尺许者可使万人同死于一炮。虽断无万人骈肩累足以待炮之理，而其力量所及，要不可不知。由是以推，彼不过发数万炮，而我四百兆之黄种可以无噍类，犹谓气与精诚足以敌之乎？况彼之法度政令，工艺器用，有十倍精于此者，初不必尽用蛮攻蛮打，自可从容以取我乎？今倭已得险要，已得命脉，已具席卷囊括之势。有可幸者，或各国牵制，恐碍商务，不即尽其所欲为耳。悲夫！会见中国所谓道德文章，学问经济，圣贤名士，一齐化为洋奴而已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而犹妄援“攘夷”之说，妄援“距杨、墨”之说，妄援“用夷变夏”之说，妄援“不贵异物贱用物”之说，妄援“舞干羽于两阶，七旬而有苗格”之说。如死已至眉睫，犹曰：“我初无病，凡谓我病而进药者，皆异端也。”大愚不灵，岂复有加于此者耶？
且足下抑知天下之大患有不在战者乎？西人虽以商战为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以商为战，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今之策士动曰“防海”。不知曲折逶迤三四万里，如何防法。既无铁路使调度灵便，即应有海军，可南可北，首尾相应。练一军而固数省之防，使数万里海面不致尽为敌有，如围棋所称活着，今又亡失于非人，将从何处防起耶？于是有为练民团渔团之说者，此以张疑兵助声势可耳，若责令当大敌，匪惟不情，抑近儿戏矣。有为弃海口海岸专守内地内江之说者，此殆以为西人止能水战，亦不识夷情之至矣。西人尤善陆战，有正有奇，能谋能勇。苟得我之海口海岸，所谓狧糠及米，而内地内江又化为海口海岸之形矣，然则又将弃之耶？故无铁路，无海军，直是无防法。且彼又不必真与我战也，率数艘铁甲，今日北洋，明日南洋，后日闽、广，乍离乍合，倏去倏来，止游弋而不接仗。彼所费无几，而我必倾天下之财力以为防，防密即退，偶疏又进，一夕数惊，乘间抵隙，不一年而我无有不疲极内乱者。此亟肄多方之故智，楚之所以灭亡也。今倭人专定数地，明目张胆，与我接仗，犹其老实易与处。若夫西人则更不须亟肄多方也。岁取中国八千万，视国家岁入犹赢一千万，且无国家之费用，是商务一端已远胜于作中国之木那克。迨至膏血竭尽，四百兆之人民，僵仆流离，自不能逃其掌握。今欲闭关绝市，既终天地无此一日，则不能不奋兴商务，即以其人之矛，转刺其人之盾，岂一战能了者乎？向令战胜日本，于中国全局初无裨益，转恐因以骄贪，而人心之疵疠永远于深痛。故败者未必非幸，和者尤当务之为急，但不当如此和耳。
更思足下轻敌之意，殆犹以为彼夷狄耳。此天下士大夫之通病，有断断不可不改者。语曰：“知己知彼。”先必求己之有可重，而后可以轻人。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遑言变夷耶？即如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亦即《公羊春秋》之律。惜中国自己求亡，为外洋所不齿，曾不足列于公法，非法不足恃也。欧洲百里之国甚多，如瑞士国国势甚盛，众国公同保护，永为兵戈不到之国，享太平之福六百年矣。三代之盛，何以加此？尤奇者，摩奈哥止三里之国，岁入可万馀元，居然列于盟会，非公法之力能如是乎？中国不自变法，以求列于公法，使外人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即胥化为日本之虾夷，美利坚之红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此数者，皆由不自振作，迨他人入室，悉驱之海隅及穷谷寒瘠之区，任其冻饿。黑奴生计日蹙，止堪为奴。红皮土番，初亦不下千百万，今则种类顿少至十数倍。虾夷则澌灭殆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奈何一不知惧乎？无怪西人谓中国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至目为不痛不痒顽钝无耻之国。自军兴后，其讥评中国尤不堪入耳。偶晤西人之晓华语者，辄故作哀怜慰勉之词来相戏嬲，令人愧怍，无地自容。
而今日又有一种议论，谓圣贤不当计利害。此为自己一身言之，或万无可如何，为一往自靖之计，则可云尔。若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壮于趾而直情径遂，不屑少计利害，是视天下如华山桃林之牛马，听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回其志，开辟以来，无此忍心之圣贤。即圣人言季氏忧在萧墙之内，何尝不动之以利害乎？孟子一不可敌八之说，小固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又何尝不计利害？虽滕文公之艰窘，不过告以强为善以听天，若使孟子不计利害，便当告滕文公兴兵伐齐、楚矣。尧、舜相授受，犹以四海困穷，与十六字并传，而阜财之歌不忘于游宴，是小民之一利一害，无日不往来于圣贤寝兴寤寐之中。若今之所谓士，则诚不计利害矣。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贾，而又不一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之道，而安坐饱食以高谈虚空无证之文与道。夫坐而论道，三公而已。今之士止骛坐言，不思起行，是人人为三公矣。吾孔子且下学而上达，今之士止贪上达，不勤下学，是人人过孔子矣。及至生民涂炭，万众水火，夺残生于虎口，招馀魂于刀俎，则智不足以研几，勇不足以任事，惟抱无益之愤激，而哓哓以取憎。其上焉者，充其才力所至，不过发愤自经已耳，于天下大局，何补于毫毛！其平日虚度光阴，益可知矣。
英教士李提摩太者，著中国失地失人失财之论，其略曰：“西北边地，为俄国陆续侵占者，可方六千里。此失地也，而知之者百无一人也。中国五十年前，人民已四百二十兆口，以西法养民之政计之，每岁死生相抵外，百人中可多一人，然至今初无增益也，此失人也。而知之者千无一人也。又以西法阜财之政计之，每岁五口之家，可共生利一铤，然中国日贫一日也。此失财也，而知之者竟无其人也。”审是，则中国尚得谓之有士乎？嗣同深有痛于此，常耿耿不能下脐。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复兴，绕室彷徨，未知所出。既忧性分中之民物，复念灾患来于切肤。虽躁心久定，而幽怀转结。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征之故籍，近访之深识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积，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而必变法始能复古，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于所谓算学格致，益不敢不尽心焉。
于是上书欧阳瓣姜师，请于本县兴创算学，其指曰：“士生今日，亦止有隐之一法。然仕有所以仕，隐尤当有所以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使孔、孟、程、朱之传不坠于地，惟夫子与刘夫子、涂夫子自当任之。而诸门弟子亦宜分任其责：或如仲子之治赋，或如冉子之通算术能理财，或如端木子之通算术经商务，或如樊子之研究农务，或如公西子之足备使才，或如宰我子之专习语言，或如卜子之治文学，或如颛孙子之订仪注，或如言子之详节文。陶淑既久，必将有治学合一，高据德行之科，兼为邦南面之才与器，如颜子仲弓其人者。师弟一堂，雍雍三代，有王者起，必来取法，可不疑矣。然今之世变，视衡阳王子所处，不无少异，则学必征诸实事，以期可起行而无窒碍。若徒著书立说，搬弄昌平阙里之大门面，而不可施行于今，则何贵有此学耶？闻曾发变法之论，伏望先小试于一县，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设立算学格致馆，招集聪颖子弟肄业其中。此日之衔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上之可以辅翼明廷，次之亦足供河西、吴越之用。即令付诸衡阳王子之《噩梦》，而万无可为之时，斯益有一息尚存之责。纵然春蚕到死，犹复捣麝成尘。谚曰：‘巧妇不能作无米之炊。’然必有米而后作炊，亦不得谓之巧妇矣。然则畏难而就简因陋，一惭之不忍而累及终身，事急又横蛮言战，曾不恤情理之安，亦安得谓通天地人之为儒，推十合一之为士，包罗万有，本末兼该，体用具备之学乎？夫彼之横蛮言战及为闭关绝市之说者，其不计利害也，是劝五十里之国之滕文公伐齐、楚也。”书到，以商于涂大围师，俱蒙嘉纳，遂有兴算学社之举。唐绂丞诸君复得请于学政，将县中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而刘淞芙又别联一小社，稽古振今，士风一奋。嗣此倡扶正学，丕振宗邦，尤为足下是赖，而乃慑于讲洋务之名，随众以诋，如诸来语，甚非所愿闻也。
窃意足下天姿开敏，行且猛悟，今特为嚣谈所夺耳。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左文襄晚达，故沈观最久。其请造轮船之疏曰：“彼既巧，我不能安于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无。”所至辄兴创机器，信知所先务矣。沈文肃疏论船政，自谓“臣则一无知而已矣，其悔恨为何如耶”！彭刚直号为不喜洋务，然筑沿江炮台，何尝不用西法，又何尝不请造兵轮。其序郑陶斋《盛世危言》，至谓“孔、孟复生，不能不变法而治”，是于洋务独能深入其蕴。黎莼斋兵备为诸生时，上书言事，深薄洋务。及使东章奏，迥然如出两人。郭筠仙侍郎归自泰西，拟西国于唐虞三代之盛，几为士论所不容。薛叔耘副都初亦疑其扬之太过，后身使四国，始叹斯言不诬。夫阅历者，人所同也，但能不自护前，不自讳过，复何难寤之有？即嗣同少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抵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久之渐知怨艾，亟欲再晤其人，以状吾过。而或不更相遇，或遂墓上草宿，哀我无知，负此良友，故尤愿足下引为鉴戒焉。十年之前，作《治言》一篇，所言尚多隔膜，未衷于理，今并呈览，亦可考验其识见之增益。昔尝以日新相期，足下未遽领悟，或者其失即在此乎？若嗣同则自今益当求新，决不敢自囿于所陈，足下不斥其妄，尤有更精之策，并为足下倾箱倒箧而出之。
一曰筹变法之费。除卖地以供国家巨用外，馀议院学堂乡塾之所需，莫如毁天下寺观庙宇诸不在祀典之列者。即在祀典，亦宜严立限制，节其侈费，以供正用。则各府州县，皆能就地筹财，无俟他顾。今之寺观庙宇，多而且侈，使悉废之，不惟财无虚掷，人无游手，而其云构崇阁，亦可为议院学堂诸公所之用。至民间每年所省香烛纸爆等费，尤为不可胜计。黄佩豹两至西藏及诸番部，金银之富，无与伦比。佛寺大小以万计，寺产可千万金者，随在有之。佛像屋顶，悉以赤金铸成。馀黄白之属，或熔为山，或窖于地。民俗愚而勤苦，岁有赢资，辄以献诸佛寺，堆积至厚，而不知取用。设若强邻内侵，枭雄窃据，其为借寇兵齑盗粮，害有不堪设想者。谁秉国钧，愿思冶容慢藏之训，亟有以收之，而中国自此富无与京矣。
一曰利变法之用。机器之兴，仅赖煤炭火油以司运动，则耗多而势必竭。西国有收地热日热以行轮船，及用电气以行铁车者。然地日之热其力甚微，电气资本所费不给，则莫如就四川之火井、各省之温泉以设机器，更助以地热或日热，是可以省火力矣。就各山之瀑布飞泉，安措轮轴，使摩激而生电气，因而传引至需用之处，是可以节物力矣。然而西人诸机器之力犹有限量，欲求大至无限量之力，又莫如海潮。据天学家言，海潮与日月相吸之力，能令地球暂离其轨道，所以积久必有岁差。今任其自消自长，而不思所以用之，则亦徒负大力，而无裨于人事矣。可就沿海潮头极大之地，遍立极大之机厂，以取受其力。距海远者，则用电线传力之法，而力无不达。由是巨灵逊其开山，共工惭其陷地，助力之广，殆于不可思议。
一曰严变法之卫。夫甲船枪炮，日出新奇，久之必更有一物焉驾乎其上，而他具皆废。涂大围师深痛战具酷烈，尝曰：“不识气学电学能御枪炮否？”夫御之则不能，而有加酷之法，不啻御之而尤甚。西人尝欲以电气施于枪炮之中，各国聚谋，尚无精诣。惟英人玛格森者，曾造灵巧小炮，每分锺时能放子六百出，宜车亦宜舟，兼有吸水柜，能减炮之热度，使久用不息，固已绝伦超群矣。而成此炮后，复精治电学，创为电气飞船，无论风之顺逆，皆可飞行无阻，进退升沉，转旋如意，但尚不能速耳。此与气球同为行军绝技，即薛叔耘副都所谓云军云战者也。今幸西人尚未极精，使中国从而精之，则可无敌于天下。盖各种枪炮俱不利仰击，田鸡炮虽较胜，亦不能及远。而电船气球行度，常在三十里内外，即降至十里或数里，亦无有能伤之者。是翱翔所至，山海失其阻深，枪炮都成废物矣。且重物下坠之率，于相距之平方，有反比例，渐次增速，即渐次增重，愈速则愈重。一斤之物，坠之于至高，及其至也，可陡增千万倍之重。故人乘电船气球，并不必用枪炮，第取开花炸弹，或实心巨弹而下坠之，即已无坚不摧。而西人又有用大凸透光镜，取日中之火以焚敌者。镜方八尺，即可熔化生铁于三十里之外，是尤宜参用其法，则凡铁甲船水雷旱雷各式炮台地营与城郭之属，皆为无用矣。然则气学电学所能御者，岂第枪炮而已哉。惟此策惨无人理，尤须防人之以此加我，宜专设一学，孜孜制造，庶几力争先著。若又让西人之我先，中国直几上肉耳。
一曰求变法之才。前言变学校变科举，是求才矣，而创办之始，尤贵有人焉以肩其任。莫如即责成各府州县之绅首，有能倡议废寺观，或集股开矿，或置办机器，与以一艺一事名者，与兴利诸事，即加服命宠异，令入议院充议员。由官佽助之、保护之，使成其事。有梗议者，籍其名不令出仕，并不准干预地方事。有一府一县皆顽梗不受化者，即将所属停止科举，以坐辱之。赏罚明，斯人材奋，无可疑也。然以中国民风之良懦为五大洲之所无，故治国之易，莫易于治中国。他日治成，亦必为五洲之所无。患上之不行耳，何患民弗从哉？
嗣同拭目隆平，逾于饥渴，见诸公变法之奏，不禁跃如。所言傥皆踳驳，望足下别思一可行之策，勿谈空理，勿尚浮文，并条举而件系之，庶乎吾儒之实学。若徒摘一字一句之未安而遽尔见攻，虽墨翟环带之守，将不能任。惟高明图察是幸。
甲午秋七月，谭嗣同谨上
○治言
（此嗣同最少作，于中外是非得失，全未缕悉，妄率胸臆，务为尊己卑人一切迂疏虚㤭之论。今知悔矣，附此所以旌吾过，亦冀谈者比而观之，引为戒焉。）
以十二万年为一元，天始局于句稽比偶，而人力无所用其挽救；以八十一州共一海，地始划于方鞲广轮，而人事无以善其变通。于是天地之神化，束手帖耳，一听于万物之相积，而渐以推移。夫且颓然日即于窳，此亦以私意觇觑于一隅者，不恤情理之安之过也。乃若自其已然之迹，纪其固然之可纪而数计之，而条分之，则天凡四千年而三其变，地凡九万里而三其区。
唐虞以前，吾不得而知也。夏后氏兴，出天下于洪水猛兽，俾东西南朔，海隅苍生，田田宅宅，而一登于大顺，固已洒然其非旧矣。虽其创制显庸，要皆黄帝、尧、舜井田封建之制，而州肇以九，山列以四，食鲜而艰，传贤而子。其他车服、礼器、百官、宗庙、乐律、政刑、正朔、徽号，罔不括五帝之终，而启三王之肇。故天于是成，地于是平，遂足以当一变。夏以后治乱损益不一，其大经大法，阅商周未之有改，是曰道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于秦而一变。尽取先王之法度弁髦而敝屣之，以趋后世一切苟简之治。郡县封建，阡陌井田，礼乐而会计，诗书而狱吏，其疾求而捷给，亦足以取快于一时，而钳举世别味辨声被色之伦，以无能自遁于其外。迨乎万物疲极而思戢，则且息肩于杂霸黄老，世主时相之稍有条理者，而见为一治。故秦以后，治乱损益不一，其大经大法，阅汉、晋、隋、唐、宋、元、明未之有改，是曰法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于今而一变。开辟之所未通，琛赆之所未供，鞮译之所未重，尉侯之所未逢，星辰寒暑之异其墟，而舟车人力之穷其途；东掘若木之所根，西竭虞渊之所沦，南北二极，若管以钥而络以绳。其间排虚跖实，根著浮流之贯午而纷赜，莫不蜎飞蠕动，跂行脊运，错蹄交内于上国，而薨薨乎，而蒸蒸乎，而醾醾乎，群起以与之抗。上国一再不胜，且俯首折气，日出其下而未有已。降一统而列邦，降朝请而盟会，降信义而货币，降仕宦而驵侩，而上国固已朒矣，而生民固已朒矣。此三王之所逆亿而不能，而汉、晋以下所色然惊其未闻者也。是曰市道之世。此天之三变也。
赤道以北，适居三百六十经度之中，西至于流沙，东南至于海，北不尽兴安岭，八荒风雨之所和会，圣贤帝王之所爰宅，而经纬、风教、礼俗于以敦，而三纲五常于以备也。是足以待为一区，曰华夏之国。而东朝鲜，西回、藏，洎越南、缅甸之遗民，犹嫠面内向，潜震先王之声灵，以服教而畏神者，咸隶焉。由是而东起日本以北，迤俄罗斯而西，折而南，而土耳其，而西印度，西北逾地中海，而布路亚，而西班牙，而德、法、英诸国。又西逾海而北亚美利加，其壤地不同，同于法治，其风俗不同，同于艺术。其禀于天而章于用，为人所以生，而国所以立，而上下之所以相援系，视华夏则偏而不全，略而不详。视禽兽则偏而固，为全之偏，略而固，为详之略。是足以为一区，曰夷狄之国。而北之瑞典群岛，南之荷兰岛，咸隶焉。由是而南起阿非利加，西至南亚美利加，又西至澳大利亚，则有皆榛莽未辟之国也，又皆出夷狄下。是宜自为一区，曰禽兽之国。而近南极之群岛咸隶焉。立乎华夏而言，自东而北而西，或左或右或后，三方环以拱者，皆夷狄也。其南空阔泱漭，而落落以肴列于前者，皆禽兽也。此地之三区也。
夫以天之所变，而市不蕲乎法，法不蕲乎道而天穷。地之所区，而夷狄率禽兽以凭陵乎华夏而地乱，不先不后，荟萃盘结于一朝。斯固天地自旦之宵，生民自长徂消，方将休息乎归墟，以待别起而为更始矣。虽然，又岂惟天地之主宰是、纲维是哉？治不自治也，则亦乱不自乱也。人为之，质文递禅，势所必变也。夏、商之忠质，固已伏周之文；周之文，固已伏后世之文胜而质不存。周以降，皆敝于文胜质不存，今其加厉者也。审乎此而挽救而变通者可知，抑审乎此而夷狄之加乎华夏者皆可知。何以明其然耶？夷狄之加乎华夏，夷狄之由忠而质，且向乎文，而适当乎华夏之文胜质不存也。夷狄之生人生物，晚于华夏不知几千万年之期。其草创简略，亦尚与古之噩相近，而人心之朴，于以不漓。故夷狄之富，不足以我虚；夷狄之强，不足以我孤；夷狄之愤盈而暴兴，不足以我徂；夷狄之阴狡而亟肆，不足以我图。惟其出一令而举国奉之若神明，立一法而举国循之若准绳，君与民而相联若项领，名与实而相副若形影，先王之言治，曰道一而风同。道非道而固一，风非风而固同，斯其忠质之效，而崛起强立，足以一振者矣。
世之言夷狄者，谓其教出于墨，故兼利而非斗，好学而博不异。其生也勤，其死也薄，节用故析秋毫之利，尚鬼故崇地狱之说。戛戛日造于新，而毁古之礼乐。其俗工巧善制器，制器不离乎规矩。景教之十字架，矩也，墨道也，运之则规也。故其数皆出于圆，而圆卒无不归于方。割圆者，割方以使圆也。三角者，方之角也。故其教出于墨，乃今则不惟是也。出于墨，自其朔而言之也。其出而为治，不惟是也。其出而为治，罚必而赏信，刻核而寡恩，暴敛而横征，苛法而断刑，君臣以形名相责，而父子不相亲，奋厉桓拨以空其国于佳兵。是昔之夷狄，墨家之夷狄也；今之夷狄，法家之夷狄也。墨家之学出于夏，忠也；法家之学出于商，质也，而又继之以靡丽。故曰：由忠而质，且向乎文也。且向乎文，则亦且向乎文胜而质不存。文胜而质不存，则其衰也。孽不必自天陨，祸不必自地出，物产不必其不供，盐铁之大利不必其或绌，而世降则俗浇，俗浇，则人自为心而民解裂，则令不行而上下相厄。上下相厄，则所举皆废而国以不国，虽欲如华夏之质不存而犹可以存者，又乌可得耶？何者？其文固非文也。故其敝亦且一敝而终敝。文非文，则质亦非质，忠亦非忠，皆其似焉者也。何以似？反之极也。天下惟相反至于极，其归也必相似；相似至于极，亦适得其相反。循环而运，一左一右，相反也，而卒于相遇；绕地球而行，一东一西，相反也，而卒于相遇。此犹即一物而论也。朱似紫而一正一间，碔砆似玉而一贵一贱。驺牙似虎豹而一以暴一以仁，卤沙似食盐而一以养人一以杀人。相反莫如水火，而相济以为利；相反莫如刑赏，而皆为忠厚之至。故文、周之以圣者，操、莽之以奸；伊、霍之以权者，齐、梁之主以相残。《诗》、《礼》非以发冢，而发冢者习之；仁义非以窃国，而窃国者并窃之。异端之惑人心，何尝不自记于圣贤；利口之覆邦家，何尝不自诡于忠言。观乎龙门之凿，然后知大巧若拙也；观乎昆阳之战，然后知大勇若怯也。是故其所以为似也，即其所以为反也。知其反则华夏之以自治者，固自有道矣。
今夫士之自号于人曰：“治天下，治天下。”非不庞然以大而嚣然以繁，而括其言之指归，亦不出于三端。曰：“吾中国帝王之土，岂容溷以腥膻？士师猾夏之刑具在，而司马九伐之未可终淹。为生民以与封狼沴罴争此土也，固将一鼓而歼旃。”是作而进也，是战之说也。曰：“一战不胜，吾将不支，毋亦务乎息民而讲信以柔之？是有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是敛而退也。是和之说也。曰：“我加乎彼而我则尪，我无以加乎彼而彼日益张，见可战而姑战焉，见可和而姑和焉，不为牛后，亦终不为戎首。且吾身所不及见者，吾又遑致吾之辨？”是不进不退而亦进亦退也，是守之说也。夫战，吾不知何恃以战。夫和，则今之患方浸淫而无已。是后之说宜若近矣，乃误人家国而阶至今为梗之厉者，亦恒此之由。幸灾之不及己，而雍容以养奸；贪天之或我祐，而首鼠于两端。庸医不杀人，能致人不生不死之间；庸臣不亡国，能致国于不存不亡以不安。坐失岁月于宽闲，而饷后之人以艰。虽有善者，不已难乎？
故夫战，不可不夙讲也。以战之具，若测算，若制造，亦志士所有事，而诋之者拘也。不获己而和，以纡吾力焉。以和之具，若立约，若交聘，亦当官所宜慎，而待之者愚也。要之华夏之以自治者，则皆不在乎此。华夏之于夷狄，夫既有相反之形矣。夷狄且以文敝者，华夏固可反之于忠。忠者，中心而尽乎己也。以言乎彼己之己，则华夏之自治为尽己。先王之典孔彰也，祖宗之泽方长也，举而措之，人存政不亡也。说者固曰：“儒者博而寡要，迂而寡效。”乃其所谓儒，非儒也，故庸，庸得以冒焉。反天下扰攘者一于礼，而后风俗敦，风俗敦而法乃可均。日驰鹜于外侮，而荒其本图，是谓舍己之田而人于耘。以言乎人己之己，则出治者先自治为尽己。我见以为独，放之则方州部家；我见以为微，延之则甲胄干戈。威福所以饰喜怒，喜怒不中而威福替；黜陟所以行好恶，好恶不审而黜陟盩。故王道始于耕桑，君子慎于袺，苟徒恃乎科条，又何懵于内外也！或曰：“忠则忠矣，然以厉薄俗，何异进途人而讲姻亚？以驭强胡，何异救焚溺而用《陔夏》？非不言之寒谷可黍，吾恐行之石田无稼也。”曰：是岂易于俗人言哉！其理则可谓云尔。性有秉彝，故三代之治不易民；道有污隆，故未定之天能胜人。事不求可，功不求成。君子之立本以趋时，居易以俟命，固已异于策士之纵横。创业垂统，求为可继，强为善者人，而成功者天。诚可期乎必济，孟子不以告滕文矣。且期乎必济，彼之为战为和为守之说者，能必济耶？抑不能漫以云云也。无可必而姑期之，将非自欺而欺人者乎？夫君子则何能治天下哉？能不自欺而已矣。又何敢言治天下哉？言不自欺而已矣。闻之吾师蔚庐先生曰：“子哙以子之亡，不得谓尧、舜不当行揖让；李密以无恒戮，不得谓汤武不当用征诛；新莽败于井田，不得删《尚书》之《禹贡》；王安石祸于青苗，不得毁文公之官礼。天下事，知其一，不知其二，固未有不罔于从违者也。”
且世之自命通人而大惑不解者，见外洋舟车之利，火器之精，刿心皞目，震悼失图，谓今之天下，虽孔子不治。噫！是何言欤？自开辟以来，事会之变，日新月异，不可纪极。子张问十世，而孔子答以百世可知，岂为是凿空之论，以疑罔后学哉？今之中国，犹昔之中国也；今之夷狄之情，犹昔之夷狄之情也。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而驾驭柔服之，方因事会以为变通，而道之不可变者，虽百世而如操左券。若使夏禹受禅，而帝启即有崖山之沉；周武兴师，而尚父即膺黄巢之戮。则可云邹鲁之不灵，《六经》之有毒矣。而要之决无虑此，则诚能不自欺者也。夫不自欺，忠也；救文胜之敝，而质赖以存也。夫不自欺，自知知人，明而致知之征也。夫不自欺，又意之所由诚也。夫言治至于意诚，治乃可以不言矣。夫圣人固曰：“意诚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