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罃趙武論】〈（即五伯之議論）〉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歿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
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群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眾矣。惟知罃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
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於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爾，非歸其屍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
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鄧禹論】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磐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
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
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賈詡論】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眾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並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
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稍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雲長、翼德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
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範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羊祜論】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者為，故功成而無後憂。
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範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則淩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
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扶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範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
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群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眾，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
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勖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疏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範文子遠矣。
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範文子遠矣。
【王衍論】
聖人之氣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政，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
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奸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
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舍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辟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辟，吾則罪人爾矣！
【王導論】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眾，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
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寬厚容眾，眾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曆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眾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舍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
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眾。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訁臽，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當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針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
子產為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為卿，以次己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晢，鄭乃大治。
如導所為，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為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也。【狄仁傑論】
母後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後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奈何，勢必至此也。
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強計，封王諸呂，呂後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後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後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侄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後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於房州而立之。
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後無子，親止於侄，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
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姚崇論】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
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
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賕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苻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饋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
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恤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為悅。類崇有以啟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牛李論】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慍，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
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聰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奸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
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讚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
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
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幹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叢，後皆為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陸贄論】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
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眾，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算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猶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眾。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眾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損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眾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
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
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為帥。張絳既為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讚；而贄之逐也，以程異、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贄之賢，非不知也。
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蓍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贄反國，而為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矣哉。
【郭崇韜論】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己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
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倔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幸視之仄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己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愈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於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伐人，蹈齊湣之禍，而以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