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桢有《春秋合题著说》，已著录。此其初刊诗文集也。维桢以诗才奇逸凌跨一时。此编乃录文二十八卷，诗仅两卷，又以杂文六篇足之。盖以文为主，诗特附行耳。
朱国桢《涌幢小品》载王彝尝诋维桢为“文妖”。今观所传诸集，诗歌、乐府出入于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者，诚所不免。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翦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观其于句读疑似之处，必旁注一“句”字，使读者无所岐误。此岂故为险僻，欲使人读不可解者哉？
其作《鹿皮子文集序》曰：“卢殷之文凡千于篇，李础之诗凡八百篇，樊绍述著《樊子书》六十卷，杂诗文凡九百于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传也，言庞义淫，非传世之器也。孔孟而下，人乐传其文者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又其次王通、韩愈、欧阳修、周敦颐、苏洵父子。我朝则姚公燧、虞公集、吴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数君子，其言皆高而当，其义皆奥而通也。”观其所论，则维桢之文不得概以妖目之矣。
陶宗仪《辍耕录》载维桢《辨统论》一篇，大旨谓元继宋而不继辽、金。此集不载此篇，未喻其故。今恭奉谕旨，补入集内。盖维桢虽反颜吠主，罪甚扬雄，而其言可采，则不以其人废之。仰见圣人衮钺之公，上超万古，非儒生浅见之能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