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咏史,叙事无意,史也,非诗矣。唐人实胜古人,如“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武帝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号长生”,“东风不假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诸有意而不落议论,故佳。若落议论,史评也,非诗矣。宋已后多患此病。愚谓唐诗宗旨断绝五百余年,此亦一端。

咏史祇可用本事中事,用他事中事,须宾主历然。若祇作古事用之,便不当行。如“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元者,玄元皇帝老子也。唐世奉为始祖,事固诬诞,天子五色车用汉武甲乙日青车、丙丁日赤车事,周伯强引杜预左传序》语,谓之具文见意,以其意在文中,更不出意也,乃为高手。今世之大为诗害者,莫过于作步韵诗。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韵府群玉》,今世非步韵无诗,岂非怪事?诗既不敌前人,而又自缚手臂,以临敌失计极矣。愚曾与友人言此,渠曰:今人止是做韵,谁曾做诗。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绝此病,必无好诗。

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

《雅》《颂》多赋,《国风》多比、兴,《楚词》从《国风》而出,纯是比兴,赋义绝少。唐人诗宗风骚,多比、兴,宋诗比、兴已少。明人诗皆赋也,便觉版腐少味。

山谷《猩猩》《毛笔》诗不失唐人丰致,反自题为戏作,失正眼矣。

唐人诗意不在题中,亦有不在诗中者,故高远有味。虽作咏物诗,亦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老杜《黑白鹰》、曹唐《病马》、韩偓《落花》可证。今人论诗,唯恐一字走却题目,时文也,非诗也。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

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诗。举业欲干禄,人操其柄,不得不随人转步。

诗取自适,何以随人!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

庾子山句句用字,固不灵动。六一禁绝之,一事不用,故遂至于澹薄空疏,了无意味。唐人有寄托,故使事灵。后人无寄托,故使事版。

刘禹锡云:“阁上掩书刘向去,门前修刺孔融来”,借古以叙时事,则灵动。武元衡云:“刘琨长啸风生坐,谢眺题诗月满楼”,实用古事而无寄托,便成死句。建安无偶句,西晋颇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陈谓之格诗,有排偶而无粘沈。宋又加剪裁,遂成五言。唐律《长庆集》中尚有半格体。

七言,汉人犹未成体,至魏文帝之《燕歌行》而成体,至梁人渐近于律,至初唐而遂成七言律诗。

七言歌行始于六朝,其间有长短句,有换韵,音节低昂,声势稳密,居然近体,非古诗也。

北史·卢思道传》曰:周武帝平齐,授思道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杨休之等数人作《听鸣蝉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叹美之。今读其词,居然初唐王、杨诸子。隋炀帝《江都宫乐歌》七言律体已具,律诗亦不始于唐。

五、七言绝句,唐人加以粘缀,声病耳,其体未变于古也。

五言律诗,其气脉犹与古诗相近。至于七言律诗,则别一世界矣。

六朝人凡两句谓之联,凡四句谓之绝,非必以四句一篇者为绝句。

休文八病,宋人已不能辨。大约有声病守粘缀无叠韵,不口吃者,八病俱离。

口吃诗即翻也,叠韵诗即切也。古今贵经教,口吃也,屋、北、鹿、独、宿叠韵也。口吃亦名双声。

“独树临江夜泊船”,或本作“独戍”。愚谓大江中有戍兵处,可泊船,以“独戍”为是。后读《宋史·王明传》,见其地有独树口,不觉自失。

唐人以韵字之少者,与他部合之为通用。咍当与佳通,以隔一部故,遂与灰通,以致字声乱极。韵本休文小学之书以为诗韵已误,今人又作词韵,谬之谬也。

人之作诗必宗《三百篇》,而用韵反不宗之,岂非颠倒?

东翻登,冬翻丁,声固不同,而非不可同押者也。休文诸公强作解事,分为二部,后人以是唐人所遵,不敢相异。

赵文敏诗不独在元人为翘楚,在宋可比晏同叔。而本传云:以书画掩其文章,以文章掩其经济。元世祖开国之君,所用当不谬也。

杨铁崖乐府,别是一种奇特之文,谓之乐府则不可。李宾之亦然。

汉人乐府多浓谲,十九首皆高澹。而《文选注》亦有引入乐府者,不知何故。

乐府,汉武所立之官名,非诗体也。后人以为诗体。古人乐府词有切题者,有不切题者,其故不可解。少陵自作新题乐府,固是千古杰人。

大抵古人诗有专为乐歌而作者,谓之乐府。亦有文人偶作,乐工收而歌之者,亦名乐府。

乐府题今人多不能解,则不必强作,李于鳞獶孟衣冠,徒为人笑。

《焦仲卿妻》又是乐府中之别体,意者如后之《数落山坡羊》,一人弹唱者乎?

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

律诗,近体也。其开承转合与时文相似,唯无破承起讲耳。古诗则欧、苏之文,千变万化者也。作时文者,多不敢擅作古文。而作律诗者,无不竟作古诗,可乎哉?

古诗汉枚乘所作有在十九首中者,然亦不殊于建安,但举建安之名以为宗极可也。

阮公《咏怀》,不下建安人作,自此而后,西晋已变建安体,绝于阮公。

西晋之《白寔舞词》不言何人作,那得下于汉人。东晋竟无诗,至陶、谢而复振。

康乐矜贵之极,不知者反以为才短幅狭,将为东坡如搓黄麻绳千百尺乎?诗至明远而绚丽已极,虽不似建安,而别立门户不肯相下也。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志。作刘统军志,又作碑。东坡作司马公行状,又作碑。其事虽同,而文词句律乃无一字相似者。蔡中郎为陈太丘、胡广作碑,及为二公作祠铭,同者乃十七八。

韩退之作《博士李君墓志》,通无一语及其家世、宦迹、才行,直谓其误服方士柳泌药下血以死,且援引数人同以是死者,自虚中、孟简、卢坦而下六七人。其文甚奇。公刻意而作,意欲后世永为鉴戒,然古今碑志无此体也。虞伯生作《晏氏家谱序》,亦历数宋窦俨、贾昌期而下数十人之子孙隆替,当亦效昌黎而作。然于晏氏亦有感激称颂语,不似昌黎之漠然于李氏也。

欧阳公《谢赐衣带马表》,东坡幼时,老泉命拟作,语意甚工。明成化丙午,场屋出此题以试士,所刻程文则益该博精切。至弘治壬子,复出魏徵《谢黄金厩马》,则益工矣。余意谓宋人尚四六,丙午刻者不失为宋表。壬子所刻,唐人则无是语也。后见常衮集中有《谢绯衣银牙笏玉带表》云:“臣学鬼聚萤,才非倚马,典坟未博,谬膺良史之官;词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银章雪明,朱黻电映;鱼须在手,虹玉横腰。祗奉宠荣,顿忘惊惕!蜉蝣之咏,恐刺国风;蝼蚁之诚,难酬天造。”然则唐世已有此体矣。

唐之诗人惟陈子昂张说高适集中间有幽州之作,此外游宦于兹土者寡。宋则非奉使不至,故题咏亦无多。王之涣《九日送别诗》云:“蓟庭萧瑟故人稀,何处登高且送归?今日暂同芳菊酒,明朝应作断蓬飞。”窦巩《蓟门诗》云:“自从身属富人侯,蝉噪槐花已四秋。今日一茎新白发,懒骑官马到幽州。”马戴诗云:“荆卿西去不复返,易水东流无尽期。日暮萧条蓟城北,黄沙白草任风吹。”张耒诗云:“十月北风燕草黄,燕人马饱风力强。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杀阴山双白狼。”四诗辞俱工。其余杂见于出塞、送行之作,如“屡战桥恒断,长冰堑不流”,徐陵诗。“塞禽惟有雁,关树但生榆”,王褒诗也。“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祖咏诗也。“日生方见树,风定始无沙”,裴说诗也。“沙河流不定,春草冻难青”,王贞白诗也。“风折旗竿曲,沙埋树杪平”,马戴诗也。“黄云战后积,白草暮来看”,释皎然诗也。“塞馆皆无簟,儒装亦有弓;已行难避雪,何处合逢花”,项斯诗也。“戍楼承落日,沙塞碍征蓬”,张灊诗也。“有雪常经夏,无花空到春;下营云外火,驱马月中尘”,于鹄诗也。“野烧枯蓬旋,沙风匹马冲”,黄滔诗也。“儿童能走马,妇女亦弯弓”,欧阳修诗也。“边日照人如月色,野风吹草作泉声”,范镇诗也。皆善状燕中风景者。

李群玉《湘妃庙》诗:“相约杏花坛上去,画阑红紫斗摴蒲。”范摅云溪友议》曰:“群玉题庙,见二女曰:‘二年当与君为云雨之游。’段成式戏之曰:‘不意足下是虞舜之辟阳诗人。’轻薄至此,比于周秦行纪甚矣。”按舜升遐已一百十岁,三十征庸,帝妻二女,度其年已及笄,至此时亦是七八十岁老妪。后人纷纷摹拟,湘筠染泪,比迹巫山,非独亵慢圣人,亦且有乖事实。

唐李益《赠卢纶》诗曰:“世故中年别,余生此会同。却将悲与病,独对朗陵翁。”卢和云:“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风雨夜,相对两衰翁。”句律凄惋,如出一口。

张继《在临川寄皇甫冉》诗曰:“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潮到浔阳回去,相思何处通书。”以上三句见下一句,别是一体。然其声调,亦不愧盛唐。冉答之云:“望望南徐登北固,迢迢西塞望东关。落日临川问音信,寒潮惟带夕阳还。”不但格律与之相埒,而一时相与之情亦可想见也。

王建《宫词》:“太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科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今人有迁居或新筑室,朋侪醵金往贺,曰暖房,盖自唐人已有之矣。

《兰亭记》“丝竹管弦”之词,诚为重复。然不特右军言之,西汉《张禹传》:“后堂理丝竹管弦”,则汉初已有此语矣。

《六一诗》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敢传中国,举世无由识古文。”谓日本国有逸书,历问之贸易往来,不然。昔又传闻彼国无《易经》,舟中有此经即波浪不得过,亦不然。

元遗山编《唐诗鼓吹》,以柳子厚《登柳州城楼》诗置之篇首。此诗果足以压卷乎?且其中许浑诗入选最多,今人脍炙不厌,无怪乎诗格日卑。

丁鹤年,西域人。洪武初,回回人禁例甚严,行止皆不得自由。丁尝有诗云:“行踪不定枭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刘伯温《家居危疑九日诗》云:“薏苡明珠千古恨,却嫌黄菊似金钱。”其意皆可伤也。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苏诗伤学,词伤才,宋人好推誉本朝人物,以六一比子长,犹十得五六,以放翁比太白,十不得三四。

昔人好取华丽字以名类事之书,如编珠、合璧、雕金、玉英、玉屑、金钥、金匮、宝海、宝车、龙筋、凤髓、麟角、天机锦、五色线、万花谷、青囊、锦带、玉连环、紫香囊、珊瑚木、金銮香蕊、碧玉芳林之属,未能悉数。闻国学镂版,向有《玉浮图》,不知何书,当亦属类家也。又有孟四元赋,孟名宗献,字友之,自号虚静居士,金时冠于乡、于府、于省、于御前,故号四元。其律赋为学者法。然《金史》不入文苑之列,惟见于刘京叔《归潜志》。

三教中皆有义理,皆有实用,皆有人物。能尽知之,犹恐所见未当古人心事,不能伏人。若不读其书,不知其道,唯恃一家之说,冲口乱骂,祇自见其孤陋耳。昌黎文名高出千古,元晦道统自继孔孟,人犹笑之,何况余人?大抵一家人相聚,祇说得一家话。自许英杰,不自知孤陋也。读书贵多贵细,学问贵广贵实。开口捉笔,驷马不及,非易事也。

儒道在汉为谶纬所杂,在宋为二氏所杂。杂谶纬者,粗而易破。袭二氏者,细而难知。苟不深穷二氏之说,则昔人所杂者,必受其瞒,开口被笑。

《楞严》云:以世界轮回取颠倒,故人、畜、仙其类充塞。世之学仙者,守清净而间阴阳,非色界。天无女人,但有色身,故名色界。欲念消尽者生于此。玉帝犹在欲界第二天,其上更有四层,皆有女人,有女则有欲,但以次轻微而上耳。神仙统于玉帝,事可知矣。人世事《释典》无不言之,谓有力者从修罗虎象中来。

唐太宗命三藏法师取经,既至西域,有老僧年已七百,谓之曰:此间经籍甚多,人命短促,能读几何?须服我延年药,庶可读少分。藏师以帝命有定期而辞之。

《楞严》翻译在武后时,千年以来皆被台家拉去,作一心三观。万历中年,僧交光始发明根性宗趣,暗室一灯矣。钱牧斋研究之工,远过钟伯敬。钟于《楞严》知有根性,钱竟不知也。生天牧斋必在伯敬前,成佛当在伯敬后。

人不可强所不知以为知。唐荆川博极群书,其作《稗编》,门类、议论无不精确,唯所列释氏之徒,宗教不分,为人所议。

万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师也。其语文正王曰:“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王亟称之,谓“云门之宗,悟者得之于紧峭,迷者失之识情。临济之宗,明者得之于峻拔,昧者失之卤莽。曹洞之宗,智者得之于绵密,愚者失之廉纤。独万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脉,具云门之善巧,备临济之机锋,诚宗门之大匠,四海之所式范。”其倾心至矣。老人有《万寿语录》《释氏新闻》,又善抚琴。尝从文正王索琴,王以承华殿《春雷》及种玉翁《悲风谱》赠之,见《湛然居士集》。且作诗寄老人,有“一曲悲风对谱传”之句。又尝寄孔雀便面,附以诗云:“风流彩扇出西州,寄与白莲老社头。遮日招风都不碍,休从侍者索犀牛。”传之法门,亦佳话也。

元人事佛最可笑者,游皇城一事。作史者乃载入《祭祀志》,甚无识见。

明慈圣太后生于漷县之永乐店,事佛甚谨,宫中称为九莲菩萨。每岁十一月十九日为其诞辰,百官率于午门前称贺,长安百姓妇孺俱与佛寺前焚香祝釐,享天子奉养四十三年。古今太后称全福者所未有也。

火葬倡于释氏,末俗因之。焚尸之惨,行路且不忍见,况人孤人弟乎?燕京土俗以清明日聚无主之柩,堆若丘陵。又剖童子之棺,敛而未化者,裸而置之高处,剪纸为旗,缚之于臂,此尤不仁之甚矣。或谓火化俗始自元代,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严焚尸之禁,且载《大元典章》,论世者未之考尔。

史籍极斥五斗米道,而今世真人实其裔孙,以符箓治妖有实效。自云其祖道陵与葛玄、许旌阳、萨守坚为上帝四相,其言无稽,而符箓之效不可没也。故庄子曰:“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少所见多所怪,见骆驼谓马肿背,《楞严》言十二类生甚详,而谭景升《化书》举之以为异事,人安可不学乎!

《释典》多言六道,唯《楞严》合神仙而言七趣。神仙在天下之人之上,虽是长年,实有死时,故又言寿终仙再活为色阴魔也。道士每言历劫不死,夫众生以四大为身,神仙又以四大之精华为身,故得长年。至劫坏则四大亦坏,身于何有而可言历劫?旅次一食可以疗饥,一宿可以适体,谓之到家可乎?以一药遍治众病之谓道,以众药合治一病之谓医。医术始于轩辕、岐伯二公,皆神仙也,故医术为道之绪余。

《楞严》所言十种仙,唯坚固变化是西域外道,余九种东土皆有之,而魏张人元、旌阳地元、丘长春天元为最盛。取药于人之精血者,为人元。取药于地之金石者,谓之地元。取药于天之日精月华者,谓之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辈者,名为草仙,非所贵也。地元、人元有治病接命之术,天元无之。明惠安伯张庆臻患痈疾,伏床七年,涿州冯相国请道师梁西台治之,吸真气二三口,再阅日,庆臻设宴请道师,能自行宾主之礼,京师人所共知者。劳山、青城、大白、武当诸深山,人迹不至之地,有宋元以来不死之人,皮著于骨,见者返走,皆草仙也。既入此途,则与三元永绝,故平叔云:“未炼还丹莫入山,山中内外尽非铅”也。然唯绝于人元,而地元、天元则可作。

《楞严》所谓坚固动止而不休息,即华陀之五禽戏法。庄子所谓熊经鸟伸也,以之治病亦有效,成仙则未闻也。

《什师维摩经注》有云:天人以山中灵药置大海中,波涛日夜冲激,遂成仙药。又在《楞严》十种之外,以非人所能为故也。

兽中唯狐最灵,猿次之。狐多成仙,服役于上帝,如宫奴阉者然。猿,地仙耳。

金华人家忌畜纯白猫,能夜蹲瓦顶,盗取月光,则成精为患也。兽亦知天元哉?

鹿仙,非鹿成仙也。山中道士知人元之法者,以鹿代人,取药物以有成者之名也。

人之得药者,有洗心之工,丹房器皿,弃之而去,故得成仙。不弃去,祇成接命者。异类类为孽,无不击于雷神,淫致祸也。乍能变为人形,以为稀事奇味,耽溺不舍,以致丧命,非药之咎也。《楞严》又有云:日月薄蚀,精气流注,著物成妖,亦天元之意也。古人有不修而得仙者,其偶遇此精气乎?

魏伯阳以六十四卦譬喻丹道之药物火候,后人遂引《易》成仙家之书。

仙书唯《参同契》《入药镜》《悟真篇》是真书,其外《钟吕问答》《仙佛同源》等皆伪。

谚语云:剑法不传。有王老人云:非不传也。剑以槊比之,锋锷如槊刃,而以身为之柄。徽州目连獶人之身法,轻如猿鸟,即剑法也。

唐人小说所言剑仙,似乎寓言,而钱牧斋于明末有客谒之,方巾青布袍,钱以下客畜之。数日后,造钱之友冯班,谓曰:古有剑术,予即其人也。闻牧斋名,故来见之,乃俗流不我识也。班问其术,答曰:亦服药,亦祭。炼术成,遇大风即蓦然起行,不觉已乘空矣。后则微风初起而为之,又后则见旭日之光即为之,久久无不如意矣。言别,送至门外,相揖,班揖起,已失其人。

由吾道荣善洞视,萧轨之败言之如目见,盖即道家之所谓出神也。

中行说难,汉使曰: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极,生力屈焉,此老氏之旨。当时文帝尚黄老,故其一时相习成风如此。

张紫阳之丹法,阴阳清净兼用之。不得其全者,互相攻诋,终无效也。唯治病则偏者亦有效,接命则偏者不可矣。

人唯种禾以取米,则糠自得,本无种糠之法。地元之用金石亦然,而世之种糠者甚多。

涿州冯相国之长子名源淮,作元戎于楚时,追取银魂,每两一分,存者散碎为铜铁,天主教之法也。其人来中国,携银甚多,以追取其魂,故行囊不重滞,名老子藏金法。

以药汁蒸取黄金之汗以治火病,其效如神。明末宿将曾有之尝以示客,状如麻油,自云攻南方时,有大将被铳伤垂死者,与二匙即愈。铅汗亦可用。噎隔者,进之,直下无阻。呕吐之甚者,大肠中粪秽从而出,立刻命尽,非得金石重药无以治之。草木药轻浮,随呕而出也。故地元家谓草木经火则灰,经水则烂,不可为丹药。金则水火不能伤,故能养命。《抱朴子》中有服金银法,王涯置金沙于井,而饮其水。甘露之变受刑,肉色如金。

以药汁浸珠,自成粉,能治危病,又能救记性,不健忘。

《相如传》言在梁著《子虚赋》,天子读而善之。相如曰:“此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其为子虚也,既立此三人名以为上林之地矣。后《上林赋》亡是公语与乌有先生齐难紧接,无从分段,不知缘何有先后篇之别。岂著《上林》时始改剟前赋而为之耶?不然则前赋为不了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