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知半解的“诗话”

北河沿的两岸,积雪还未全消,我和思永从东华门到钟鼓寺,沿途喋喋杂谈。思永说:“你初到北京的时候,我们俩儿一块做诗,一块玩耍,从没有吵过嘴。这一个月来,却没有一次会面不吵嘴。这究竟是什么理由呢?”我笑着答他:“吵嘴的多寡,可以看出感情的深浅。感情愈深,吵嘴的时候也愈多。”

我的“没一次会面不吵嘴”的思永到天津去了半年多了!这几句无聊的的闲谈,却时常云烟般的在我的心头涌起。思永在我的朋友当中,是一个成见最深而且脾气最大的人。(我的朋友当中最温和而且没有脾气的是圭贞。)他最富于批评的精神和独立的眼光。我和思永谈到旁的问题,意见几乎没有一点相同;但对于文学的意见却差不多。我们俩儿一样的厌恶那些虚伪的空幻的描写家庭的爱的小说,一样的厌恶那些糊涂的新名词,满纸的神秘诗,一样的厌恶那些结构矛盾的思想肤浅的剧本!

一天,我问思永:“你近来为什么不做诗?”他说:“我吗,要诗来找我,我不去找诗。”我当时很受了他这两句话的感动。我们中国的诗人平常总把诗当作一种消遣品,把诗当作一种发牢骚的工具:喝酒醉了,拿起笔来做几首诗;听妓女唱小调听快活了,也拿起笔来做几首诗;看见戏子生得标致一点,也拿起笔来做几首诗。这样的诗决不会好的!做诗的时候总应该有浓厚的情感。那些遇一件事做一首诗的人,还有什么情感可说?李白是一个天才绝代的诗人,但是他的全集中只有二十分之一的诗是不朽的;其余全是到一处写一首,遇一事写一首的无聊诗!我们应该尊重诗的价值:诗的价值不在多而在精;一个人一生能够做得一首好诗,他在诗国也就算是不朽的功臣了!

我们很反对郭沫若的“诗是写的,不是做的”的话。我们以为热烈的情感和巧妙的艺术手段是同样重要的,(Prescott的The poetic Miad二百三十五页里面,也曾谈到这个问题,可以参看。)单有热烈的情感而没有巧妙的艺术手段也不会做出好诗。郭沫若是一个有些做诗天才的人,只可惜他的艺术手段不高,所以《女神》并算不得一部成熟的作品。现在的诗人的不可救药的大病便是糊里糊涂的乱写:有些人一点钟可以写五六十首小诗,有些人一天可以写二三十首长诗,有些人五六天可以写成一本诗集。我们很诚恳的忠告现在的诗人:诗虽然不能矫揉造作的做,也不可糊里糊涂的写!

诗人Rupert Brooke少年的时候,有一句很好的形容他的话,“常常一个球在他的手里,一本书在他的手里。”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崇拜的。我们的朋友汪静之,是一个“诗谜”的少年:他吃饭的时候想着做诗,睡觉时候想着做诗,甚至于上厕所去的时候也做诗。(《蕙的风》第四页。)这种精神也很值得崇拜的。不过我总赞成思永的话,要“诗来找我”的时候,方才做诗;要有诗做的时候方才做诗。人是感情的动物。在一方面说来,似乎人人皆可算是诗人;但在另一方面说来,我们却不希望人人都变成半生不熟的诗人!新文学提倡了几年,小说和戏剧的创作并不多,但诗集却一年出了好几本。有人以为这是懒惰心理的表现。我不敢这样笼统的批评做诗的人,但我以为大家把诗看作一件容易的事的心理是有的。(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近来最流行的便是小诗。小诗是最难做的,然而我的朋友中却有人一点钟能做几十首。我很想有人做些长诗。吉包生(Gibson)的《日常面包》似乎也有人曾介绍了一两首到中国来,但是这类苦痛的呼声的长诗,似乎并没有引起做诗的朋友们的注意。我们也承认《繁星》是明珠般的可爱作品;但那些模仿《繁星》的许多小诗,我们只觉得大半是假造的明珠,不值得一看了!

十一,十二,十五,晚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