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知半解的“诗话”
北河沿的两岸，积雪还未全消，我和思永从东华门到钟鼓寺，沿途喋喋杂谈。思永说：“你初到北京的时候，我们俩儿一块做诗，一块玩耍，从没有吵过嘴。这一个月来，却没有一次会面不吵嘴。这究竟是什么理由呢？”我笑着答他：“吵嘴的多寡，可以看出感情的深浅。感情愈深，吵嘴的时候也愈多。”
我的“没一次会面不吵嘴”的思永到天津去了半年多了！这几句无聊的的闲谈，却时常云烟般的在我的心头涌起。思永在我的朋友当中，是一个成见最深而且脾气最大的人。（我的朋友当中最温和而且没有脾气的是圭贞。）他最富于批评的精神和独立的眼光。我和思永谈到旁的问题，意见几乎没有一点相同；但对于文学的意见却差不多。我们俩儿一样的厌恶那些虚伪的空幻的描写家庭的爱的小说，一样的厌恶那些糊涂的新名词，满纸的神秘诗，一样的厌恶那些结构矛盾的思想肤浅的剧本！
一天，我问思永：“你近来为什么不做诗？”他说：“我吗，要诗来找我，我不去找诗。”我当时很受了他这两句话的感动。我们中国的诗人平常总把诗当作一种消遣品，把诗当作一种发牢骚的工具：喝酒醉了，拿起笔来做几首诗；听妓女唱小调听快活了，也拿起笔来做几首诗；看见戏子生得标致一点，也拿起笔来做几首诗。这样的诗决不会好的！做诗的时候总应该有浓厚的情感。那些遇一件事做一首诗的人，还有什么情感可说？李白是一个天才绝代的诗人，但是他的全集中只有二十分之一的诗是不朽的；其余全是到一处写一首，遇一事写一首的无聊诗！我们应该尊重诗的价值：诗的价值不在多而在精；一个人一生能够做得一首好诗，他在诗国也就算是不朽的功臣了！
我们很反对郭沫若的“诗是写的，不是做的”的话。我们以为热烈的情感和巧妙的艺术手段是同样重要的，（Prescott的The poetic Miad二百三十五页里面，也曾谈到这个问题，可以参看。）单有热烈的情感而没有巧妙的艺术手段也不会做出好诗。郭沫若是一个有些做诗天才的人，只可惜他的艺术手段不高，所以《女神》并算不得一部成熟的作品。现在的诗人的不可救药的大病便是糊里糊涂的乱写：有些人一点钟可以写五六十首小诗，有些人一天可以写二三十首长诗，有些人五六天可以写成一本诗集。我们很诚恳的忠告现在的诗人：诗虽然不能矫揉造作的做，也不可糊里糊涂的写！
诗人Rupert Brooke少年的时候，有一句很好的形容他的话，“常常一个球在他的手里，一本书在他的手里。”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崇拜的。我们的朋友汪静之，是一个“诗谜”的少年：他吃饭的时候想着做诗，睡觉时候想着做诗，甚至于上厕所去的时候也做诗。（《蕙的风》第四页。）这种精神也很值得崇拜的。不过我总赞成思永的话，要“诗来找我”的时候，方才做诗；要有诗做的时候方才做诗。人是感情的动物。在一方面说来，似乎人人皆可算是诗人；但在另一方面说来，我们却不希望人人都变成半生不熟的诗人！新文学提倡了几年，小说和戏剧的创作并不多，但诗集却一年出了好几本。有人以为这是懒惰心理的表现。我不敢这样笼统的批评做诗的人，但我以为大家把诗看作一件容易的事的心理是有的。（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近来最流行的便是小诗。小诗是最难做的，然而我的朋友中却有人一点钟能做几十首。我很想有人做些长诗。吉包生（Gibson）的《日常面包》似乎也有人曾介绍了一两首到中国来，但是这类苦痛的呼声的长诗，似乎并没有引起做诗的朋友们的注意。我们也承认《繁星》是明珠般的可爱作品；但那些模仿《繁星》的许多小诗，我们只觉得大半是假造的明珠，不值得一看了！
十一，十二，十五，晚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