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实说了》的文章,登到昨天已登了十八篇了。剩下的稿子虽然还有三五篇,却因内容大致是相同的,不打算发表了。(只有杜棠君的一篇《为老实说了罢注释》,说我之所以要做“老实说了罢”,由于《幻洲》第六期中潘某骂我之不根据事实,意想似乎别致些。其实这个揣想是不尽真确的。潘某之骂人,并不必到了第六期中才没有根据事实。他说我的《扬鞭集》用中国装订是钉徐志摩的梢,早就大错。新书用旧装,起于我的《中国文法通论》。这书出版于民国八年。并不象宋板元板那样渺茫,而潘某竟没有看见,是诚不胜遗憾之至!)

登了这么些的文章,要说的话似乎都已给人家说尽,我要再说几句,的确很难。但不说几句又不好,无可如何,只能找几句人家没有说过的话说一说。

我说:这回的讨论,结果是当然不会有的。但结果尽可以没有,而能借此对于青年们的意志作一番测验工夫,也就不能说不上算。

于是,我就不得不对于干脆老实的蒋缉安先生大表敬意了。他痛痛快快的说:书不必读,更不要说整本整本;要做文艺创作家,舍堆砌辞头而外无他法;描写或记载事物,态度不必诚实。这种的话,要是“青年”们早就大书特书的宣布出来,我们也早就把他们认清了。不幸他们没有,直到我的文章出现了才由蒋先生明白说出,虽然迟了一点,究竟还是我们的运气。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对于我的老朋友岂明先生不免要不敬一下。他以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同吃饭必须嚼碎一样普通;他看见了蒋先生的话,不要自认为常识不够吗?

在隐名于“太乙老人”的人的一篇文章(见《每日评论》)里,我们发现了“真天足”“假天足”两个名词。这尽可以不必加以辩正,因为名与实,究竟是两件事:你尽可以自己题上个好名,再给别人加上个恶名,这种名称适合与否,自有事实在那里说话。

同在这一篇文章里,我们看见了“来,教训你”这一句话。果然,我在这一篇文章里,以及他的同党诸君的文章里,得到了不少的教训。

第一,便是岂明所说的,不捧且不可,何况是骂。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现在的青年们,比前清的皇帝还要凶得多。

第二,因为要骂鲁迅,所以连厨川白村也就倒了霉;因为要骂我,所以连《茶花女》一书也就打在“一类的东西”里算账。皇帝时代的株连,“三族”也罢,“九族”也罢,总只限于亲族,此刻却要连累到所译的书,或所译的书的作者。最好我们还是不译书罢,因为我们译了书而带累原作者挨骂,未免罪过。

第三,我说的是“功是不肯用的”,这分明与肯用功而景况不能用功者无关。但是,人家偏没有看见“肯”字,偏要说:“俺同情于那般要求知识而得不着知识的青年”,偏要说:“有多少青年已经衣不蔽体,饥不得食,这就是你所骂的青年们。”这就是“真天足”的青年们的辩论上的战略!

而况,现在中国的环境,真已恶得绝对不能读书了么?这话我也有些怀疑。我只觉得肯读书的人,环境坏了,只是少读些便了,决不至于完全不读;不肯读书的人,环境坏时固然可以咒骂着环境而说不能读,到环境好时可以赞咏着环境而说不必读,真所谓:

春天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虫冬有雪,

收拾书包好过年。

与其这样忸怩说出许多理由来,还不如蒋缉安先生大刀阔斧的说声不要读,倒还真有些青年的精神。

第四,现在的博士与大学教授两个名词,大约已经希臭不可当的了。所以,做文章称别人为博士,为教授,也不失为一种武器。所可异者,博士和教授都是大学里生产出来的。他一方面在咒骂博士教授之要不得,一方面又并不说大学之要不得,反在说“北京大学成了个什么模样”。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说话本来就是自由的!

第五,蒋缉安先生既已说了不要读书,却没有替青年们的一本一本的文艺创作加上一条。但是,似乎是个小小的缺漏。因为,若说这一本一本的不是给人家读的,请问出了有什么用;若说是给人家读的,读的人就首先破了青年们的读书戒,这不是进退两难么?

第六,蒋先生要我证明林肯之有伟大成绩,由于多读书。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因为林肯读的书,的确不多。可惜蒋先生不赞成读书,我不敢请他翻书;世间若有赞成读书的“妄人”,只须把《英国百科全书》第十六卷第七〇三页翻一翻,就可以看见林肯如何在困苦艰难之中要想读书,他那时书本如何缺少,教员如何缺少——他那时的环境,才真可以说是没法读书的环境——而他到底因为要读书的缘故,虽然读得不多,终还读了几本,而且读的很好。但是,“文艺家啊,不是书记官”,这种的事实也尽可以不管。

听见说到林肯的名字,自然应当欢喜赞叹的。美国只有一个林肯,已替全美国人吐气不少。现在我国有了一群群一队队的林肯,加之以一群群一队队的尼采,这是何等值得恭喜的事啊!

第七,我七八年前名字是不是叫“伴”侬,似乎并不像洪荒以前的事一样难考。第一次人家硬派我叫伴侬,我说:这是事实么?不料他第二次还是横一声伴农,竖一声伴侬,而且说我已经承认了。在这一点小事上,也就可以看得出青年们在论辩上所用的特别方法。若说他头脑不清,当然不是;许是喝了“葡萄酒”有点“微醺”罢。

第八,“《新青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占据了一个时期”这一句话,《新青年》同人万万当不起。看他把“纸冠”硬戴在人家头上,而随即衬托出自吹自打的文章来,技术何等高妙;可惜究竟不大朴素,不如把“真天足”的青年运动倒填年月,使“假天足”的人消灭于无形,这就分外有声有色了。

够了,“教训”受够了。

我这篇东西发表以后,凭他们再有什么“教训”,我一概敬谨领受。若是他们不用文字而用图画,如已经画过的拉屎在人头上及拉屎在书面上之类,我也一概尊而重之,决不把它看作墙壁上所画的乌龟,或所写的“王三是我面子”。

附言

有许多人不满意于我第二篇的《为免除误会起见》,说我被他们一骂而害怕。其实我第二篇文章登出之后他们还在骂。如果我怕,为什么不“再为免除误会起见”“三为免除误会起见”呢?我的意思,只是恐怕感情话人家听不进,不如平心静气说一说。平心静气说了,人家还是听不进,那我还要说什么?我不但要将第二篇文章取消,便连第一篇也要取消,因为对于这等人无话可说。“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我没有孔老先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美德,所以最后只能拿出我的“作揖主义”来了。

(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