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立九校的开学与否,已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成问题者,无非为了个钱字。

因为我也是九校中一校的教员,所以不免也要说几句话。

照理,付钱就作事,不付钱就不做,这是干脆而又干脆的一句话;而且“前帐未请,免开尊口”,也是我们中国社会中的一条习惯法。

不过,我们中国是有“特别国情”的,尤其是在“此刻现在”。这特别国情四个字无论应用到什么地方,总可以得到些特别的结果,把它应用到首都的教育上来,那就是:

你要开学么?开你的!谁有闲工夫来管你的钱?

你要不开学么?那更好!破坏教育的是你,我可并没有教你破坏。

瞧!这是多么巧妙,多么玲珑的手腕!

我亲爱的挨苦挨饿的同事先生们,在这种情形下,你可以完全明白:你即使不开学,他们还仍是中怀坦然,昼不愧于人,夜不愧于鬼!如其不信,便看看那位“大磕头儿威灵吞苦”罢,他是被人家推为贤人政治中的一个角色的;他对于政治是很热中的,他对于他将来的政治生命,当然没一时没一刻不在那儿打算的;他在外国人中走进走出,又自以为是风头十足,漂亮万分的,然而——这个然而应当大书特书的——他在中秋那一节,不已经把他贤人政客的真面目,赤裸裸的赏给我们看了么?

“春秋责备贤者”,其余衮衮诸公,也就可以不必多说了。

然而,我亲爱的挨苦挨饿的同事诸先生,一班在北京等候开学的学生,也实在太苦了。他们衮衮诸公尽可以辜负我们(手民注意:不要误排作滚滚诸公),我们苟其尚可典卖质押维持了生活去上课,还是替这班枯守北京的青年设身处地想想罢。

如果我们不上课,对于这班青年,当然并无责任之可言。因为负这责任的不是我们。但在这中国特别国情之下,方头靴子且不要穿:且顾念顾念师生间往日的情谊罢。

我说这份话,并不是学着“饭桶先生”之以清高责人。饭桶先生之清高,区区亦尝见之矣:有钱时的总长要做,没钱时拂袖而去,此清高也;没钱的校长死也不肯做,有钱的委员就走马到任,此清高也。呜呼,清高美名也,然而微饭桶其孰能享之?若吾辈者,其为浊低乎,其为浊低乎,呜呼而又鸣呼!

(十五年九月廿六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