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艺的叫唤，大抵是某一个民族，受到了他一民族的重压，或某一个民族伸张发展，将对其他民族施以重压时的必然的流露；前者的例，在中国历代为外族所侵，终至于亡国的时候，都可以看出，而尤以目下为最著；后者的例，是德国在世界大战以前的流行现象。现在当希脱拉在压迫犹太民族的正中，死灰又复燃了。
文艺的与民族人种有关，是铁样的事实；因为文艺根本就是人所创造的东西，而个人终有其族，终有其种，荒岛上的卢炳逊是决不会为了他自己一个人而去创造文艺的。
民族文艺当然是有文艺以后，同时就存在在那里的，因为文艺就是民族文化的自发表现，亦是对于这民族以后的文化发展发生一种哺育作用的精神力；譬如意大利的但丁、德国的歌德的作品《神曲》与《浮士德》，一面原是以当时两国民族的精神生活为背景的个性表现，但同时却又是第二代的国民精神生活的养料。民族文艺原是有文艺以后，同时就存在在那里的事实，但这观念的发生，却须有一种民族自觉的意识来促成；以在同一国土、言语、社会制度的条件之下所产出的文艺，与其他民族的文艺作品总体来作一个比较的时候，这观念才显示得格外地明确。
所以在中国古代，像《诗经》创作的时代，或屈原写《离骚》的时代，他们都不以民族文艺作家自任，就是他们同时代者，也不抱了民族文艺的观念去读他们的东西的。第一，在当时，中国国民的民族意识还没有自觉，第二，可以拿了《诗经》与《离骚》去作对比的外国文学，也没有流入到中国来。在西洋也是一样，譬如希腊时代，这一个民族主义文艺的观念是没有的；到了罗马统一了西欧，罗马人在文学艺术只知道模仿希腊；独立的文化，罗马人仅在日用起居饮食和政治上标了一个异，民族文艺的观念自然也不会发生。中世纪的欧洲，又是基督教会统一精神世界，压迫民族自立的时代，独立的民族尚且很少，民族文艺的观念，当然更没有了。
民族文艺或国民文学等称号，是十七世纪法国诸批评家为尊重本国文学传统之故而创始的名词。所以在法国，提倡这一种主义的文学家特别地多；稍远的如Sainte Beuve Taine诸人，近代如Brunetiere Maurice Berras以及现在还活着的老作家Paul Bourget、都德的儿子Leon Daudet之类，都是墨守着国民传统主义的群星。尤其是英国文学史作者Hyppolyte Taine，他的批评文学，每以人种、环境、时代的三条件来作分析的标准，当系大家所周知的事实。而对于这三标准中，他对于人种，更加着重；他说，亚利安人种，不管流传下了几千年的时间，分散到了什么样的地方，但是人种的遗传血统等特质，总还是依然保留着的；虽则因环境与时代的不同，以及变质的发露，小节或偶有差异之处，如等为一犬之长而为猎犬，为守门犬，为爱玩犬一样，但结果的大关节目，总还是有人种的特殊地方保存在那里的。泰纳的这种透辟的批评见解，实在是可以拿来作民族文艺的论据的一块柱石。大家试想想，在同一个疆土之中营生活，体质面貌有同一的形象，所用的又是一种语言文字、社会制度、习惯风俗感情等等，又都是一样的一群人，他们所造出来的文艺，那里会没有互似的共通之点呢？
民族文艺的论调，到了一境之隔的德国，经过古艺术史研究家Winckelmann（1717—1768）的创导，以为希腊的艺术，就是从希腊的人种、风土、宗教、社会、习惯等全民族的内外生活所发生的精神之果；同时又有诗人Herder（1744—1803）的歌颂人类的大议论（Iden Zur Qeschichte der Menschheit）出现，说到人类的发达，应从国家的民族的团体生活上着眼；凡言语、宗教、法律、文艺等等，都是民族的特质与境遇的必然结果，团体生活的自然的生产；一国的文学全体，就是这一国国民的文化的反映，这一国国民的活的生力体系（Ein System Lebendiger Kraff）的表现；诗人就是较周围诸人感觉更灵敏更深刻的民族先觉者，所以文学可以说并不是个人与为个人的产物，也不是可以私有的东西。继这一种见解之后，又来了世界的两大诗人歌德与雪勒的作品的实证，于是民族文艺或国民文学的观念，就根深蒂固地种入在日耳曼民族的脑里了。结果，在一九一四年终于引起了世界的大战，直到现在，这观念也还在驱使希脱勒党徒，虐杀无国家的犹太的流民，如在头上我所说过的一样。
像这样约略地把欧州的民族文艺理论起伏的经过考虑了一遍之后，却好回顾到我们目下的中国来了；在目前的中国，正是提倡民族文艺最适当也没有的机会，且看在政治上，在言论上，以及社会的一切上，左倾思想的潜伏，与民族主义论调的高涨，就可以晓得强邻压境的时候，一般民众所急于要保存的是什么东西。何以在五四的当时，在国民革命军出发的前后，以及三五年前普罗文学盛行的期间，民族文艺这一个名词，会不受人欢迎的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凡是一种运动，或一个名词，时机未熟，客观的条件不曾具备，但凭几个人来空喊是不会发生绝大的效力的。民族思想，民族意识，在我们之先的先觉者，不知已经说了多少次了，可是不到亡国的关头，不服奴隶的贱役，不至于家破人亡的绝境，民族自觉的意识，是不会普遍地发扬，像目下那么地深刻的。
既然有了民族意识的自觉，自然首先要把这意识具体化到最微妙最易感的文艺上来，于是乎民族文艺的这一个口号，就变成了目下文艺界的宠儿；而有许多作家，并且也有意识地创作了许多篇的东西了，可是在这里，我就感到有两点危险的地方。
第一，像目下我们听人在提倡的那一种民族文艺，觉得未免太狭义了一点。狭义的爱国心，狭义的民族主义，是要贻误大事的；从结果好的一方面说，即使民众一时受了刺激，果然团结自强了，若不识大体地一直地下去，恐怕终于要变成战前的德国、目下的日本一样，弄成一种人不我侵而我将侵人的状态。
第二，我们现在听人在提倡的一种民族文艺，似乎不着重在民族的全体，而只着重在民族中特异的个人；这一种英雄崇拜思想在艺术上的流露，是穷来说富时、老来说少年的回顾的温情，是民族衰老的证明。
总之我想说，伟大的文艺，就是不必提倡，也必然地是民族的文艺；但既经提倡了，则当以整个民族为中心，以世界人类为对象，本着先图自强，次求共存的精神做下去才对。地球上若只成了一种人种或一个国家的时候，文化还有进步的日子么？并且民族文艺作品，也并非一定要说“杀到东京去！杀尽日本人！”才是正宗。把目光放大来一看，则描写财主的横暴、官吏的贪污、军阀的自私，如《东周列国志》《水浒传》等，叙述学子的寒酸、酷吏的刻薄，如《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之类，也未始不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文艺。
不过再进一步的说法，民族文艺的确立，要进了世界文艺的圈内，才算能够稳定。同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一样，民族文艺的成立，要有甲乙的比较，彼此的不同特点，才能要求独立的地位，世界的公认。若只有几句仄仄平平，或一篇“大哉孔子”，则在中国，或许可以夸为民族文艺的杰作，但一经比较，恐怕就要等于沙上的楼台，说不定经过一阵狂风之后，也就会坍下来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