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艺的叫唤,大抵是某一个民族,受到了他一民族的重压,或某一个民族伸张发展,将对其他民族施以重压时的必然的流露;前者的例,在中国历代为外族所侵,终至于亡国的时候,都可以看出,而尤以目下为最著;后者的例,是德国在世界大战以前的流行现象。现在当希脱拉在压迫犹太民族的正中,死灰又复燃了。

文艺的与民族人种有关,是铁样的事实;因为文艺根本就是人所创造的东西,而个人终有其族,终有其种,荒岛上的卢炳逊是决不会为了他自己一个人而去创造文艺的。

民族文艺当然是有文艺以后,同时就存在在那里的,因为文艺就是民族文化的自发表现,亦是对于这民族以后的文化发展发生一种哺育作用的精神力;譬如意大利的但丁、德国的歌德的作品《神曲》与《浮士德》,一面原是以当时两国民族的精神生活为背景的个性表现,但同时却又是第二代的国民精神生活的养料。民族文艺原是有文艺以后,同时就存在在那里的事实,但这观念的发生,却须有一种民族自觉的意识来促成;以在同一国土、言语、社会制度的条件之下所产出的文艺,与其他民族的文艺作品总体来作一个比较的时候,这观念才显示得格外地明确。

所以在中国古代,像《诗经》创作的时代,或屈原写《离骚》的时代,他们都不以民族文艺作家自任,就是他们同时代者,也不抱了民族文艺的观念去读他们的东西的。第一,在当时,中国国民的民族意识还没有自觉,第二,可以拿了《诗经》与《离骚》去作对比的外国文学,也没有流入到中国来。在西洋也是一样,譬如希腊时代,这一个民族主义文艺的观念是没有的;到了罗马统一了西欧,罗马人在文学艺术只知道模仿希腊;独立的文化,罗马人仅在日用起居饮食和政治上标了一个异,民族文艺的观念自然也不会发生。中世纪的欧洲,又是基督教会统一精神世界,压迫民族自立的时代,独立的民族尚且很少,民族文艺的观念,当然更没有了。

民族文艺或国民文学等称号,是十七世纪法国诸批评家为尊重本国文学传统之故而创始的名词。所以在法国,提倡这一种主义的文学家特别地多;稍远的如Sainte Beuve Taine诸人,近代如Brunetiere Maurice Berras以及现在还活着的老作家Paul Bourget、都德的儿子Leon Daudet之类,都是墨守着国民传统主义的群星。尤其是英国文学史作者Hyppolyte Taine,他的批评文学,每以人种、环境、时代的三条件来作分析的标准,当系大家所周知的事实。而对于这三标准中,他对于人种,更加着重;他说,亚利安人种,不管流传下了几千年的时间,分散到了什么样的地方,但是人种的遗传血统等特质,总还是依然保留着的;虽则因环境与时代的不同,以及变质的发露,小节或偶有差异之处,如等为一犬之长而为猎犬,为守门犬,为爱玩犬一样,但结果的大关节目,总还是有人种的特殊地方保存在那里的。泰纳的这种透辟的批评见解,实在是可以拿来作民族文艺的论据的一块柱石。大家试想想,在同一个疆土之中营生活,体质面貌有同一的形象,所用的又是一种语言文字、社会制度、习惯风俗感情等等,又都是一样的一群人,他们所造出来的文艺,那里会没有互似的共通之点呢?

民族文艺的论调,到了一境之隔的德国,经过古艺术史研究家Winckelmann(1717—1768)的创导,以为希腊的艺术,就是从希腊的人种、风土、宗教、社会、习惯等全民族的内外生活所发生的精神之果;同时又有诗人Herder(1744—1803)的歌颂人类的大议论(Iden Zur Qeschichte der Menschheit)出现,说到人类的发达,应从国家的民族的团体生活上着眼;凡言语、宗教、法律、文艺等等,都是民族的特质与境遇的必然结果,团体生活的自然的生产;一国的文学全体,就是这一国国民的文化的反映,这一国国民的活的生力体系(Ein System Lebendiger Kraff)的表现;诗人就是较周围诸人感觉更灵敏更深刻的民族先觉者,所以文学可以说并不是个人与为个人的产物,也不是可以私有的东西。继这一种见解之后,又来了世界的两大诗人歌德与雪勒的作品的实证,于是民族文艺或国民文学的观念,就根深蒂固地种入在日耳曼民族的脑里了。结果,在一九一四年终于引起了世界的大战,直到现在,这观念也还在驱使希脱勒党徒,虐杀无国家的犹太的流民,如在头上我所说过的一样。

像这样约略地把欧州的民族文艺理论起伏的经过考虑了一遍之后,却好回顾到我们目下的中国来了;在目前的中国,正是提倡民族文艺最适当也没有的机会,且看在政治上,在言论上,以及社会的一切上,左倾思想的潜伏,与民族主义论调的高涨,就可以晓得强邻压境的时候,一般民众所急于要保存的是什么东西。何以在五四的当时,在国民革命军出发的前后,以及三五年前普罗文学盛行的期间,民族文艺这一个名词,会不受人欢迎的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凡是一种运动,或一个名词,时机未熟,客观的条件不曾具备,但凭几个人来空喊是不会发生绝大的效力的。民族思想,民族意识,在我们之先的先觉者,不知已经说了多少次了,可是不到亡国的关头,不服奴隶的贱役,不至于家破人亡的绝境,民族自觉的意识,是不会普遍地发扬,像目下那么地深刻的。

既然有了民族意识的自觉,自然首先要把这意识具体化到最微妙最易感的文艺上来,于是乎民族文艺的这一个口号,就变成了目下文艺界的宠儿;而有许多作家,并且也有意识地创作了许多篇的东西了,可是在这里,我就感到有两点危险的地方。

第一,像目下我们听人在提倡的那一种民族文艺,觉得未免太狭义了一点。狭义的爱国心,狭义的民族主义,是要贻误大事的;从结果好的一方面说,即使民众一时受了刺激,果然团结自强了,若不识大体地一直地下去,恐怕终于要变成战前的德国、目下的日本一样,弄成一种人不我侵而我将侵人的状态。

第二,我们现在听人在提倡的一种民族文艺,似乎不着重在民族的全体,而只着重在民族中特异的个人;这一种英雄崇拜思想在艺术上的流露,是穷来说富时、老来说少年的回顾的温情,是民族衰老的证明。

总之我想说,伟大的文艺,就是不必提倡,也必然地是民族的文艺;但既经提倡了,则当以整个民族为中心,以世界人类为对象,本着先图自强,次求共存的精神做下去才对。地球上若只成了一种人种或一个国家的时候,文化还有进步的日子么?并且民族文艺作品,也并非一定要说“杀到东京去!杀尽日本人!”才是正宗。把目光放大来一看,则描写财主的横暴、官吏的贪污、军阀的自私,如《东周列国志》《水浒传》等,叙述学子的寒酸、酷吏的刻薄,如《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之类,也未始不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文艺。

不过再进一步的说法,民族文艺的确立,要进了世界文艺的圈内,才算能够稳定。同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一样,民族文艺的成立,要有甲乙的比较,彼此的不同特点,才能要求独立的地位,世界的公认。若只有几句仄仄平平,或一篇“大哉孔子”,则在中国,或许可以夸为民族文艺的杰作,但一经比较,恐怕就要等于沙上的楼台,说不定经过一阵狂风之后,也就会坍下来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