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春，从长沙疏散到贵阳去的一位太太写信给在汉口的亲戚说：“贵阳是出人意外的小，只有一条街，货物缺乏，要一样，没有两样。来了个把月，老找不到菜场。后来本地人对我说：菜场就在你的大门外呀，怎么说没有。这可怪了，在哪里，怎么我看不到。我请人带我去。他指着大门外一些小担贩说，这不是么！哦，我这才明白了。沿街多了几副小担的地方，就是菜场！我从没见过一个称为省城的一省首善之区，竟会这样小的！那不是城，简直是乡下。亲爱的，你只要想一想我们的故乡，就可以猜度到贵阳的大小。但是我们的故乡却不过是江南一小镇罢了！可爱的故乡现在已经没有了，而我却在贵阳，我的心情，你该可以想象得到罢？"
二十七年冬，这位太太又写信给在重庆的亲戚说：“最近一次敌机来轰炸，把一条最热闹的街炸平了！贵阳只有这一条街！" 这位江南少妇的话，也许太多点感伤。贵阳城固然不大，但到底是一省首善之区，故于土头土脑之中，别有一种不平凡起象。例如城中曾经首屈一指的老牌高等旅馆即名曰"六国"与"巴黎"，这样口气阔大的招牌就不是江南的小镇所敢僭有的。 但"六国"与"巴黎"现在也落伍了。它们那古式的门面与矮小的房间，跟近年的新建设一比，实在显得太寒伧。经过了大轰炸以后的贵阳，出落得更加时髦了。如果那位江南少妇的亲戚在三十年的春季置身于贵阳的中华路，那她的感想一定“颇佳"。不用代贵阳吹牛，今天中华南路还有三层四层的洋房，但即使大多只得二层，可是单看那"艺术化"的门面和装修（大概是什么未来派之类罢），谁还忍心说它"土头土脑"？而况还有那么的大玻璃窗。这在一个少见玻璃的重庆客人看来委实是炫耀夺目的。 如果二十七年春季贵阳市买不出什么东西，那么现在是大大不同了。现在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以有关衣食两者为限。而在"食"这一项下，“精神食粮"当然除外。三家新书店在一夜间被封了以后，文化市场的空气更形凄凉。 电影院的内部虽然还不够讲究，但那门面堪称一句"富丽堂皇"，特别是装饰在大门上的百数十盏电灯，替贵阳的夜市生色不少。几家"理发厅"仿佛是这山城已经摩登到如何程度的指标。单看进进出出的主顾，你就可以明白所谓"沪港"以及“高贵化妆品"，大概一点也不虚假。顾了头，自然也得顾脚。这里有一家擦皮鞋的"公司"。堂堂然两开间的门面，十来把特制的椅子，十几位精壮的"熟练技师"，武装着大大小小的有软有硬的刷子，真正的丝绒擦，黑色的、深棕浅棕色的、乃至白色的真正"宝石牌"鞋油，精神百倍地伺候那些高贵的顾客。不得不表白一句：游击式的擦鞋童子并不多。是不是受了那"公司"的影响，那可不知道。但"公司"委实想得周到，它还特设了几张椅子，特订了几份报纸，以便挨班待擦的贵客不至于无聊。 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这西南山城里，苏浙沪气味之浓厚。在中华南北路，你时时可以听到道地的苏白甬白，乃至生硬的上海话。你可以看到有不少饭店以"苏州"或"上海"标明它的特性，有一家"综合性"的菜馆门前广告牌上还大书特书"扬州美肴"。一家点心店是清一色的"上海跑堂"，专卖"挂粉汤团"，“绉纱馄饨"，以及"重糖猪油年糕"。而在重庆屡见之"乐露春"，则在贵阳也赫然存在。人们是喜欢家乡风味的，江南的理发匠、厨子、裁缝，居然"远征"到西南的一角，这和工业内迁之寥寥相比起来，应作如何感想？ “盐"的问题，在贵阳似乎日渐在增加重量。运输公司既自重庆专开了不少的盐车，公路上亦常见各式的人力小车满装食盐，成群结队而过。穿蓝布长衫的老百姓肩上一扁担，扁担两端各放黝黑的石块似的东西，用麻布包好，或仅用绳扎住；这石块似的东西也是盐。这样的贩运者也绵延于川黔路上。贵阳有"食盐官销处"，购者成市；官价每市斤在两天之内由一元四涨至一元八角七分。然而这还是官价，换言之，即较市价为平。 贵阳市上常见有苗民和彝民。多褶裙、赤脚、打裹腿的他们，和起袍、高跟鞋出现在一条马路上，便叫人想其中国问题之复杂与广深。所谓"雄精器皿"又是贵阳市上一特点。"雄精"者，原形雄黄而已；雕作佛像以及花卉、鱼鸟、如意等形，其实并无作品皿者。店面都十分简陋，但仿单上却说得惊人：“查雄精一物，本为吾黔特产矿质，世界各国及各行省，皆未有此发现，其名贵自不待言；据本草所载，若随身久带，能轻身避邪，安胎保产，女转男胎，其他预防瘴气，打杀毒蛇毒虫，尤为能事"云云。 所谓"铜像台"就是周西成①的铜像，在贵阳市中心，算是城中最热闹，也最"气概轩昂"的所在。据说贵州之有汽车，周西成实开纪元；当时周"经营"全省马路，以省城为起点，故购得汽车后，由大帮民夫翻山爬岭抬到贵阳，然后放它在路上走，这恐怕也是中国"兴行汽车史"上一段笑话罢。 ①周西成（1893-1929）贵州桐梓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间任国民党政府贵州省政府主席。 铜像台四周的街道显然吃过炸弹，至今犹见断垣败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