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周作人氏来东时,说起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正在过渡期,用语猥杂生硬,缺乏洗炼,所以像诗与戏剧等需要精妙语言的文学,目下佳作甚少,发展的只有小说罢了。获原朔太郎氏响应周氏之说,以为日本文坛现状也是如此,因言语猥杂而欠调整,乏艺术味,于是诗与戏剧的佳作就不可得了。原来是言语造诗人,并非诗人造言语啊!(《纯正诗论》)言语造诗人还是诗人造言语,虽尚有考察的馀地,但言语对于诗及戏剧关系重大,吾人大约皆无异论。周氏和获原氏所说都是国内时代的限制,但同时也各说了本国语所具的本质的区别。现代中国语文的猥杂是受了异形式的外来语文的侵蚀,过渡的混乱状态,我想。

花美。(中)

花ハ美シィ。(日)

Die Blume is tschōn.(德)

La fleur est belle.(法)

The flower is pretty.(英)

欧洲语里作这种命题主辞的名词有冠词的限制;作宾辞的形容词,在法国语也有性别的限制,而主宾辞皆以系辞连结之:包括这种主宾辞的判断,显然是分析的而带客观性。中国语呢,没有冠词,形容词也没有性别的限制,只说“花美”就成。这种与其说是判断,不如说是像表象性质的短语“花美”的样子,是判断以前的东西。日本语却在二者之间。

中国旧文学取了这种表现形式,所以能在一二十字的短句中,将那具有无限飘渺的馀韵的作者世界观投映出来,而形成神韵一派。又如庄子,好像那位反对论理地把握“实在”的柏格森的样子,也主张着直觉的知的同感似的(如《应帝王》篇混沌的死及《天道》篇轮扁等寓言),他那象征主义色彩也大大的靠着中国文这种特质的帮助。

就诗歌说,这种性质的文学到唐代李杜等已达完成之域。中世的唐朝,社会机构染着很浓的浪漫色彩,李杜等的诗便是这种社会机构的投影。而现代中国呢,一面还残存着旧日家庭经济的生产机构,一面却向着资本主义经济最尖端进行;社会状态既如此猥杂,精神方面在过渡中也极其混乱。无论中国人驱使文字如何的巧,用旧来成语表现继续输入的新名词概念到底不合式,却是当然。一面用“引得”、“德律风”、“摩托车”等欧洲语的译音,一面将“不景气”、“取缔”、“雏形”、“立场”等等日本语照原样使用;看起来却也并不感着如何生硬似的。——胡适氏对于这种新名词敏感的关心着,将Renaissance的日本译语“文艺复兴”改正为“再生时代”,将Scholar哲学的日本译语“烦琐哲学”改正为“经院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种情形不止于单语范围,就文章本身而论,新思想的输入也当然要引起文体的变更的。跟着新文化移植来的是旧来的世界观之科学化;文学革命的白话运动结果,将旧来表象的表现形式改变了,使它适应这种科学化:这便是白话运动的基调,虽然是非意识的,我想。现在的白话里,“花美”改说“花儿是美丽”了,形容词“美丽”用“是”字与主辞“花儿”连结。“是”字原来大约是代名词,在现在白话里已转化而与Sein(德),efre(法),be(英)等字相同,做着系辞的事了。这句子比说“花美”时显然更加分析的判断化了。从文学上看,这种表现形式与旧来表象的表现形式相比,缺乏含蓄,气味不佳,给人以猥杂之感,也是理有固然。但是不管这些,照前述理由,我总想着白话运动的趋向是不错的。

我总想:中国决不会因为使用那种猥杂的语言,作那种不文学的文章,就永久产生不出艺术的诗与戏曲。凡过渡的东西,一般人常以为新奇、猥杂。不独语言如此,像在日本,在现在中国的样子,汽车与民众生活乖离,成为嗟怨之标的,成为“普罗文学”的对象,这种时代岂不也有吗?又像现在中国女子高跟鞋成了问题一样,在日本,女子断发洋装的事是如何不合社会环境而受非难呵。可是日子久了,生活式样与新的生活式样以及新的概念调整了,从前认为新奇的便不新奇了,感着猥杂的也像没有那样猥杂了。

这种情形在中国也一样。不单是任凭那样的自然淘汰,还可设法普及教育并统一语言,应用注音符合等音标文字以补足有音无字的缺陷;那么接触新时代的思想感觉而仍不失中国的特质的文学,一定会产生。

过渡期的乱杂在日本也麻烦过来着。十四五年前,说“因为跟他在公开的席上有一两回坐在一处,忽而攀谈,从此便熟起来了。”——如此说便明白的事情,若改说“公开的席上有一两回因为空间的距离,偶然会认识了他。”这样的表现形式,便算是所谓新人物的表征了。

以意为之的事也许有;但外国人的我们所望于中国文坛的是发表中国色彩浓厚的作品。我们推重鲁迅的作品,决非为了他对于现代文化观点之精,而是为了他作品中渗透了非中国人写不出的,中国人的生活意识及世界观。佳作也许总带着民族味的。话虽如此,将旧来的表现形式不管三七二十一照原样使用,我们却是一点不盼望。我们深知“连结二点之线乃二点间最短距离是也”(二点ヲ结ブ糸泉分ハ二点间,最短距离ニテ候)等表现形式之无理,决不至于要求中国文坛作同样的蠢事。

我与国人皆为现在中国语文的猥杂悲,可是确信,过了这好比生产之苦似的过渡期,前途是光明的。

日本竹内氏等办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版《中国文学月报》,以介绍批评新文学为主。现已出到第九号。本篇见第八号中,虽简略不备,但所提出的问题是很有趣很重要的,著者非会员,原在外交部,现在东亚学校服务,有《中国支那学研究的现状与动向》一书。未见。

1936年1月,译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