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道家对古琴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老子》崇尚自然为美，排斥人为之乐、有声之乐，推崇“淡兮其无味”的音乐风格，倡导自然、无为、体现道之精神的“大音希声”。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自然观，主张“法天贵真”，对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的儒家礼乐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见《骈拇》、《马蹄》等篇）。但庄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有声之乐，而是提出“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的命题，要求音乐表达人之自然情性，而不应拘于人为的礼法。基于此，《庄子?大

前言被王国维先生誉为“列之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1]的元代著名杂剧《窦娥冤》，是我国戏曲艺术的瑰宝。作品中窦娥的形象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窦娥是至善至孝之代表，有人则认为窦娥充当的是封建孝道的捍卫者的角色，她的孝不值得肯定，至少不值得标榜。本文通过对中华传统孝道的演变过程的梳理和对宋元时期孝道的形成原因及特点的探讨，重点论述了窦娥之孝的形成原因和特点，以佐证窦娥之孝是宋元孝道中的一个另类，是不同于宋元时期的愚孝的，甚至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宋元孝道的形成及特点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有这样几首小诗，他们的题材相类，抒发的情感也相似。一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1】其一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其二离别家乡岁月多， 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 春风不改旧时波。另一是苏轼的两首诗：【2】《逍遥堂别子由》别期渐近不堪闻， 风雨萧萧已断魂。犹胜相逢不相识， 形容变尽语音存。《纵笔》寂寂东坡一病翁， 白头萧萧满霜风。儿童误喜颜色在， 那知一笑是酒红。上面四首小诗，贺知章的两首《回乡偶书》和苏轼的《纵笔》都是抒发久别归来的沧桑之感，《逍遥堂别子

一、杜牧仕宦生涯及其诗的真伪问题孟子曰：“颂其书而不知其人可乎？”。在探讨杜牧诗之前，探讨杜牧本人是必不可少的。关于杜牧的生平，史料记载主要有《旧唐书·杜佑传》附《杜牧传》及《新唐书·杜牧传》，《唐才子传·杜牧传》、《元和姓氏纂》及杜牧《自撰墓志铭》，今人有缪钺所作《杜牧年谱》和《杜牧传》对其生平及其事迹考证较详。其生年基本没有异议，但其卒年有争议。缪钺在其《杜牧卒年考》[1]中有较为细致的考证。现在大致认为其生于唐

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适应古代中国宗法等级社会而产生，是儒家伦理体系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所谓“人无伦外之人”，五伦是传统社会人们立身处世和行为模式的根本准则，影响了后世封建纲常名教观念的形成，在儒家文化的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传统社会对五伦非常重视，荀子云：“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1]“五伦”说形成于先秦，所谓契敷五教，开中国人伦先河。《孟子&

《列子》一书是否为伪书，颇多争议。人多以考据来论《列子》之真伪，然亦众说纷纭混乱难辨。我以为，人之思想乃发于心，其深浅如何非人力所能为，观思想即是观其人，其思真则其人真，其思假则其人假，此不能蒙混于人。且人之思想有来龙亦有去脉，前世与后代，其中亦有痕迹可寻。故以思想考《列子》胜于考据。《列子》一书其思不伪，而其故事则较为纷杂。就其思想而言，主要集中在我之精神的内敛专一和外在“势”[1]的存在上。这种思想向前紧承老子，向下直启庄周。就思想的内在关联性而言，《列子》确实应该存在于老子之

《论语·八佾第三》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篇主要涉及“礼”的问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于《诗经·卫风·硕人》，而“素以为绚兮&rdquo

康熙（1654—1722年），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近62年。康熙帝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开创了康乾盛世。康熙是清朝入主中原的承上启下的君主，努尔哈赤、皇太极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军事基础，政治组织开始封建化。顺治时期通过吴三桂顺利入关，没有太大的损失。但入关以后，对平定各方的起义成为清朝的主要任务。对于一个新的王朝来说，一般是先用武力平定天下，然后建立新王朝，而清朝却相反。所以清朝建立以后还不能专心于国内的政治经

作为战国重要思想家，荀子也是先秦文学思想史的考察对象之一。迄今对荀子文学思想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郭绍虞和马积高两位先生。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选录的荀子言论凡十则：《劝学》一则，《非相》二则，《非十二子》一则，《儒效》二则，《正论》一则，《乐论》一则，《正名》二则。十则中，《乐论》为《礼记·乐记》所本，涉及音乐与人心、治道的关系，《劝学》及《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一则，讲儒家经典对士人人格心理的作用，属于《乐论》的问题范畴。而其他七则均涉及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古人“尚”与“上”通用，“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正说篇》）《尚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ldqu

学者多以为《尚书孔传》始出于东晋梅赜献书，时在公元317或318年，但皇甫谧《帝王世纪》数引此书。皇甫谧生于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至西晋泰始初撰《帝王世纪》，在公元265年或稍晚，足见此书于魏晋间业已存在。对于列入《十三经》的《尚书孔传》，宋以来历代学者作了许多辩难，尤其是清儒各家所取得的成绩昭著，为世人共知。不过由于问题涉及范围非常广泛，迄今并不是没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论魏晋时期古文<尚书>的传流》[1]，在陈梦家先生《尚书通论》、蒋善国先生《尚书综述》等著作的基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基石。《卫风&middot;氓》被编进大学和中学语文课本。《诗经》自古难读，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云：“《诗》《书》为人人诵读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王氏学问精深，海内外人人所共誉，犹有“十之一二”不能解诂，恐非过谦之词。笔者于《诗经&middot;卫风&middot;氓》训诂人人殊者“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6），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清初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是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着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着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母亲丁氏亦能诗文。家学渊源，使阎若璩自幼就置身于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幼年体弱多病

明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初四日，一颗艺术巨星在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市）观桥大悲庵东升起。他的大名是徐渭。徐渭字文长，别号有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人等。现在绍兴市内离秋瑾故居不远处的前观巷大乘弄有一个清幽雅致的“青藤书屋”，是徐渭幼年读书处。在“几间东倒西歪屋”的檐下，有一个小小的水池，池畔有青藤一株，使人联想到徐渭的别号。徐渭是一位艺术奇才。他的诗、文、书、画卓然自成一家，而且还会写剧本。无论从艺术学的哪个方面观察，徐渭都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徐渭自称为&

《金瓶梅》已经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历史检验，说明《金瓶梅》有与天地相终始的强大艺术生命力。《金瓶梅》通过读者而存在，生命不息，光照人间。《金瓶梅》在前，产生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十六世纪）；《红楼梦》在后，产生在清乾隆年间（十八世纪）。《红楼梦》沿《金瓶梅》而产生，《金瓶梅》因《红楼梦》而更具艺术魅力。《金瓶梅》重写性写实，开掘至人性最深处。《红楼梦》重写情写意，通向人类未来。以前，两部书在读者中是隔离的，对《金瓶梅》有道听途说的误解。对《金瓶梅》的误解，也影响了对《红楼梦》的更深刻理解与研究。把《金瓶梅》与《

范文澜说，阴阳五行说是中国天字第一二号学说；齐思和指出：“吾国学术思想，受五行说之支配最深&hellip;&hellip;（五行说）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中心”。他们的话，道出了五行说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文哲界于阴阳五行说尤五行说研究书多文众，但真相似仍模糊。陈荣捷就曾指出，“阴阳与五行的概念，溯源甚古，而且其源头可能各不相同，然而其历史仍甚模糊”。然文哲界所不传知的是，1980年代天文学界已在彝族十月制旧历法的启示下，探得五行最初非指金木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朋党”之说似乎是自古有之，从成语“党同伐异”到今日的政党政治，朋党之争在国家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痕迹。中国历代的政治家和哲人，不管他们实际上如何行事，但在言论上和著作中对朝廷中的朋党大都极为厌恶。我国第一部史书《尚书》就把“无偏无党”、“无党无偏”作为王道政治的标准；自孔子以后，“君子群而不党”不仅是朝政清明的标志，也成了衡量人际关系的尺度。只是到了北宋仁宗年

禅宗与念佛关系的历史演变情况如何？在中国佛教史上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问题。本文拟着重论述禅宗与念佛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并从历史演变中简要总结出禅净融合的历史趋势和中国佛教的历史走向。一、禅与念佛的本义与发展为了论述禅宗与念佛的关系，有必要先简要地叙述一下禅与念佛的本义及其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发展。先说禅。禅是梵语Dhyana音译“禅那”的略称，汉译是思维修、静虑、摄念，即冥想的意思。用现代语言简要地说，禅就是集中精神与平衡心理的方式方法。从宗教

引　言“空”是佛教哲学的根本概念和核心范畴，也是佛教义理的最高范畴。“空”因适应佛教人生归宿学说解脱论的需要而成为佛教哲学的第一个关键词。谈空说有，亦即空与有、自性与空性、无常与有常、无我与有我等关系，成为佛教哲学探讨、论辩的中心问题。在佛教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空”成为佛教徒从种种束缚、烦恼、痛苦乃至生死中解脱出来的主导观念。佛教因倡导以观照空理、证悟空性而趋入涅槃之门，号称“空门”。诸佛被尊为&ldquo

在中国工作、生活将近60年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讲了一个离奇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1816年，英国使团来华，英王送给嘉庆皇帝的礼品中有一只威力巨大的凸透镜。使团甫离京师，清廷即急召朝臣会商对策。众大臣均认定此魔镜是可使英邦君主窥视清宫内廷的一只魔眼，遂决议将其打碎埋入土中。丁氏随后说：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尽管我还没能证实。尽管丁韪良谨慎地说没得到证实，但这个“魔镜”的故事，却在中西方社会中流传甚广，甚至许

《二十四孝图》、《出关》、《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hellip;&hellip;除了这一系列的文章，鲁迅还用他的笔驱使一群人物，如迂腐怠惰的孔乙己、应试入魔的陈士成、麻木迷信的祥林嫂、“不孝有三”的阿Q、以及“大哥”、“四叔”、“赵贵翁”等，组成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不遗余力地恶心孔子。因此，称鲁迅为现代反孔先锋，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假如读者像鲁迅那样，&ldq

慧能以来，禅宗主要衍化为南岳和青原两系。青原行思（？～740年）主张“即今语言即是汝心，此心是佛”[1]。其弟子石头希迁（西元700～790年）继承行思，超过行思，在开辟有别於南岳一系洪州宗的门风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希迁的思想基础上，青原一系石头宗後来又分化为曹洞、云门和法眼三宗，一度形成与洪州宗势均力敌之势，影响颇大。石头宗和洪州宗同样是继承了慧能禅宗的心性论学说，都主张从生命现象上去体认自我的本心、本性，也就是在把握本心、本性的基础上去克服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短暂与

“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路径”研究，将从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展开。宏观层次的“中国路径”就是指中国文明的整体特征，对这一特征的概括方法，具有理论的、综合的特点，并蕴含着明确的现实关怀；其概括的准确性，既取决于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描述策略，也取决于研究者对中国文化各领域的了解程度。微观层次的“中国路径”，是指对中国文化各构成领域的专项概括；这一概括的学术基础，是对各领域核心制度、核心规范的专业性分析。由于这些制度、规

四缘说是因果论的理论重点，佛教各派对于“缘”的讲法不很一致，部派佛教时期说一切有部有见于南方的《法聚论》讲二十四缘，北方的《舍利弗毗昙》讲十缘，头绪纷繁，过分芜杂，于是加以简化，只列举南北两论中的前四种，即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合称四缘。并突出因缘为四缘中的重点，认为因缘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可以称为因中之因。四缘后被小乘和大乘认为是一切有造作事物所借以生起的四类条件，概括了一切因缘。《中论?观因缘品》说：“一切所有缘，皆摄在四缘，以是四缘，万物得生。&rdqu

一孝与廉首先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两个德目。孝，就是子女善事父母亲祖的伦理义务与伦理行为的称谓。而廉则是官员克己奉公、廉洁不贪的道德义务与品德。这是分别处理家庭家族关系与国家关系的两种不同的道德。从中国道德德目的演变发展来看，孝出现地比较早，最初在周代，孝作为一种观念与美德已经大行于天下。孝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始基性的核心价值观，是“百善孝为先”的首德，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也是中国古人认为的为官从政的人格道德基础。最早将廉作为道德范畴来看待的是《周礼》，如《周礼&middot;天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