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一、引言古今中外，总有这样一些人，自己过着一文不名的生活，却向无数人传播着精神的财富。他们可谓是无名小辈，因为在达官显贵的名单上，从来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又是真正的大师，因为几乎所有后辈的脑海中，都留有他们思想的印迹。蒲松龄曾这样概括他四十余年的考试生涯：“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蒲松龄《蒙朋赐贺》）他一生执着于考取功名，无奈屡试屡挫，“72岁高龄才成为岁贡生，得一‘候选儒学训导’的虚衔[1]”。然而，就是

在西方宗教文化的冲击与对照下，现代新儒家的多数代表性人物对宗教问题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第一代现代新儒家来看，熊十力和梁漱溟不仅对宗教问题兴趣盎然，而且还通过会通儒、佛搭建起自己哲学思想的框架。就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来看，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也对宗教问题有诸多探讨，牟宗三曾提出儒学是“道德宗教”、“人文教”的主张。不过，对照地看，唐君毅有着更为强烈的宗教意识自觉，他不仅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宗教的产生进行了探讨，而且还明确提出建立新宗教以应对现代化之“物

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形态被创造出来以后，是作为一个确定统一的形态流传千古呢？还是被不断加工和重新书写？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知的神话，是蛮荒时代的祖先早就编造出来供后人享用呢？还是由后人在不同的意识背景下再造的？只要对中外任何一种神话作考察，答案不言而喻。卡西尔《人论》论及神话时指出：“不能把神话归结为某种静止不变的要素，而必须努力从它的内在生命力中去把握它，从它的运动性和多面性中去把握它，总之要从它的动力学原则中去把握它。”[1]（97）正是从动力学原则出发，女娲神话研究者杨利慧博士

庄周，战国时代宋国蒙人（蒙地乃今河南商丘县东北），史书上关于其生平事迹的记载很少，仅《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对他有三百来字的记载。庄周的思想，主要见于《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流传于世的西晋郭象注本《庄子》只有三十三篇。通行本《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内篇》有七，乃《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此七者，文气酣畅、浑圆天成，历来认为是庄子亲笔所作；《外篇》十五，乃《

论辩之于先秦儒家之意义，彰显了先秦儒家一贯的外王生存主张与和谐行道理念。孔子、孟子、荀子，以各自的方式维持了游历诸侯的论辩说服策略，历史性的展现了先秦儒家论辩发生、发展、完善之线性流程。孔子之论辩“孔子的生平言行，见载于其门人弟子之所记，复经其再传三传门人弟子之结集而成之论语一书中。”[1]所以，对于孔子的论辩记载，本文着重考察《论语》[2]一书。《论语》中没有出现语词“辩”，与之相近的是语词“言”，据杨伯峻的《论语词典》统计：名词言

郁达夫的作品中多次出现陶渊明的名字，以及与陶渊明有关的诗文、字句，具体来说有：1、诗歌。《〈不知〉二首》：“不知彭泽门前菊，开到黄花第几枝？”《自述诗十八首·其四》：“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自述诗十八首·其八》：“左家娇女字莲仙，费我闲情赋百篇。”《客感寄某两首》：“陶潜痛哭谈燕侠，庄舄哀歌激楚声。”《迁杭有感》：“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

从理论上说，唐代君王都重谏，把劝谏与纳谏作为为政之本，无论是开国之秋、大治之际，还是衰变之期、灭亡之时，统治者都将求言纳谏作为安邦图存的良药，因而从唐太宗、唐玄宗一直到唐懿宗、唐僖宗，都发布过劝谏求谏的诏令，“求直言”诏不绝于史，“从谏则圣，共理惟贤”唐德宗：《君臣箴》，《全唐文》卷55。是这些君王为政的共识。然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各人政治素质的差异，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这些有纳谏意识的君王们并不能去奉行其理想的政治，或者说不能真正劝谏纳谏。概

作者佚名。现存敦煌写卷一件，据卷末题记“开宝五年（972）张长继书记”，知为北宋初年抄本。尾稍残，约存一万五千余字，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编号为斯2073。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八十五时，于“进旨”以下若干行，编者以笔迹行款与前稍异，未细加考读，便视为一独立文章，遂使整篇拆为两段。前段拟名《惠远外传》，后段拟名《进旨》。编校《敦煌变文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已纠其谬，合为一篇，收入卷三，用篇首原题《庐山远公话》。故事讲晋时雁门有兄弟二人，兄惠远

《见只编》 明代文言笔记小说集,三卷,明姚士粦撰。卷首有其友人屠中孚序谈此书之作:姚每携三寸管,脚著游屐,身背囊橐,行迹半天下,以“溯千古,验来今也。事不逾条数十百,而多耳目外事、公朝间语、能人铦手于情理,缩远异于眼中。”可见此书为撰者云游天下时所见所闻的记录,其中多传奇、轶闻故事之类,也偶杂记名胜事物等。由于此书与明时其他某些抄撮古书旧籍的笔记不同,诸多是撰者采自社会采自生活的实录,因此,不少作品有其独具的价值,值得引起注意。例如“壬午浙中兵民两变”一则,

《归元镜》,明僧人智达作。写佛教净土宗(也叫“莲宗”)主要人物庐山(慧远)、永明、云栖(莲池)三祖的身世故事和衣钵相传的经过。剧名全称《异方便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故又名《传灯录》。全剧共四十二分(即四十二出)。有乾隆间刊本,又有上海有正书局民国七年(1918)石印本。(另有吴晓铃收藏的《增广归元镜》抄本,长达八十五出。)剧情是:释迦牟尼佛因凡夫不晓佛法而想出一方便法门,令苦海众生执持阿弥陀佛名号七日而心不乱,即可往生极乐国土。舍利弗自愿下凡传此净土法门,宣扬流布弥陀经,巧遇贾

林庚于1958年发表了《盛唐气象》一文，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盛唐气象的特质，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猛烈地批判，这当然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一种极不正常的文学现象，因而那些政治批判性的文章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林庚的盛唐气象理论在唐诗研究中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林庚的文章是相当精彩的，它既是对盛唐文学的总结性研究，又具有开拓性意义。但是，不可否认，林文关于“盛唐气象”的规定，又的确存在着许多含混而令人疑惑之处。林庚认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气象不只由于它的

韩偓（842–923）字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人。少有诗才，李商隐曾称赞他“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因呈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其一）。唐昭宗龙纪元年进士，累迁左谏议大夫、翰林学士，进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等。天复元年因构罪朱全忠贬濮州司马，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闻朱全忠杀崔胤、劫昭宗迁都，遂弃官南下，经湖北、湖南、江西最终携家避地入闽。后

《庄子》为庄门后学所編纂，《逍遥游》被置于编首，应当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至少起着表达编者理解的作用。正如《关雎》置于《诗三百》之首，“学而时习之”置于《论语》之首，都代表着编者对所学所宣扬的理解，不仅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而且对后学的理解有着难能的启发作用。黄鹏: 男，1953年生，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古典文献学硕士生导师，古籍整理研究所专职教师。从事唐宋文学文献研究.有《贾岛诗集笺注》（巴蜀书社，2002年）等问世。薛红: 女，江苏丹阳人，1956年生，四川省南充市第十二中语

一神话故事乃至神话小说，其生命都在于其中的寓言意义，即，超越世俗，战胜自我，敬畏神圣。可以说，神话即寓言；都是通过特定的象征形象表达出特定的生活感悟。以前关于《西游记》[1]的各方面研究也不算少了，但不敢说对理解其中的寓言意义有多大帮助。本文试图解读其寓言意义，旨在对阅读、评价小说有所帮助。《西游记》小说一经问世，就被人看作富有哲理的书。明代谢肇制在其《五杂俎》[2]中说：“《西游记》曼延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

春秋末年，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诸子争鸣竞起，在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中开创了中国文学和思想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打出了不断变幻的旗帜，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中上演了彼此交锋亦相互融合的场面。其中，儒、墨、道三家对后人影响尤为深远。正如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所指出的，儒者、墨者和道者代表了理智的三种趋向：“一是道德意味突出的以人格修养为追寻目标的理智；一是崇尚现实以利益实现为追寻目标的理智；一是以精神超越与人格永恒为追寻目标的理智。”①而道家又与儒家、墨家

佛教东传以来，经历数百年的磨合，终于由一种域外文明消融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生命观念和生存形态的三大文化之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完全融合，是在初盛唐之间实现的，在盛唐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作为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是在盛唐完全定型并得以推广开来的。因此，盛唐诗人与佛教的关系，最能体现佛教中国化之后对文人生活构成的影响，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程度。本文即从这一文化现象入手，分析盛唐诗人在感受佛教教义、运用佛教观念之后，生活态度由负重生活向艺术生活的转变，探讨盛唐文学与佛教的深厚因缘。一中国古代

作为熊十力的亲炙弟子，牟宗三对熊十力的心性儒学评价颇高。他说：“先生（熊十力——引者）文化意识之强，族类意识之深，盖鲜有伦比。彼以其丰富之思想，精熟之义理，宏大之悲愿，直将生命贯注于古往今来，而孔孟之教，宋明之学，亦正因之而苏甦活转于今日。”［1］92熊十力以心本体为基础的理论建构，不仅使他“继往圣”，传承了孔孟之教和宋明之学，而且“开来学”，使得整个儒学“苏苏活转”，有了新的生机。受乃

《鬼谷子》一书之真伪，自汉以下便成了一桩疑案。伪托之说，几乎已成定论。1984年出版的《辞源》修订本仍持“文颇奇诡，不类汉以前人所作”之说。《中文大辞典》则强调“鬼谷子事迹不明，此书亦后人伪作。”1979年修订的《辞海》索性删去“鬼谷子”条目。数年前出版的《中国历史辞典·思想史》，也断定其“系后人伪作”，或较含糊地说：“苏秦之书”，“东汉人作&rdquo

一、“虽序亦记”？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郡山阴县（今属浙江省绍兴县）的兰亭集会，修禊祈福，把酒吟诗。有十一人各作两首，有十五人各作一首，还有十六人并未成诗，会后编订为《兰亭集》，由王羲之作序。这便是《兰亭集序》的缘起。王羲之有“书圣”的美称，《兰亭集序》更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俨然已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与象征。尽管在1960年代围绕《兰亭集序》的真伪曾经爆发过一场颇为激烈的&l

《云间据目抄》风土杂记。五卷。明范濂撰。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原知县高进孝为之序。范濂,字叔子,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年不详。明松江府华亭县人。他博学多才,胸怀大志。但愤世嫉俗,故终身未仕。但其道德文章,受到不少公正人士的热情称颂。所著除《云间据目抄》外,尚有《明空子》八篇,因论诋当世,遭到不少权贵的攻击。他长期远迹江湖,观察社会,有慨于衷,寓目即书。本书因主要是记云间(按即松江)之事,而且所记必据目之所睹,故名《云间据目抄》。本书内容分五项:卷一《纪人物》,卷二《纪风俗》,卷三《

一“仁”字出现的非常早，甲骨文、金文中就可能已经出现[1]。目前，流传下来的典籍中最早记录“仁”字的是《尚书·金滕》篇“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但其内涵与春秋及以后的内涵相差甚远。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地域风俗原因，各国文字存在差异，特别是那些各国自创出的字，写法上差别就更大，这些不同的字形是探讨各国风俗民情的重要依据，但秦始皇“书同文字”后[2]，统一使用小篆，六国文字被废除，许多

明代嘉、隆、万时期，涌现出两位彪炳史册的人物，这即是王世贞（1526-1590年）与高拱（1513-1578年）。王氏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高氏则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们平素虽然少有交往，但却结怨颇深。故此，王世贞在其史学名著《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中，用文学虚构或夸张的手法，描写高拱其人是如何倾轧同僚，报复朝官，排斥异己，贪污纳贿，对其总体评价是：“大约新郑狠于信州（夏言），而汰小未甚”；“拱刚愎强忮，幸其早败；虽有小才，乌足道哉！”[1]其

西汉学者刘向批评秦始皇“上小尧舜，下邈三王。”可是他在走上不归之路之前，却到云梦来望祀“五帝”之一的虞舜，这是为什么？本文就此进行探讨，旨在抛砖引玉，以期方家雅正。《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於九疑山。”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九年前，秦始皇路过云梦到洞庭湖湘山祠去，遇大风而怒不可遏，羞辱、惩罚虞舜。而这一次他却到云梦来遥祭九嶷山，对虞舜顶礼膜拜。他前后两次来

近年来，史学界不断掀起明史热潮。在这一热潮中，有学者为了塑造张居正“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极力贬损乃至丑诋、厚诬高拱，并反复强调“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1]（p.141），“张居正接高拱留下来的那可是个烂摊子”[1]（p.193），“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1]（p.156）这种所谓的“烂摊”说，不仅抹煞了高拱的治边功绩，而且也同历史事实相悖。故此，有驳斥之必要。高拱（1513-1

一、庄子“苦生乐死”生死观的提出庄子是一个以生为苦，以死为乐，坦然面对死忙到来的人。在庄子看来，整个人生就是一个“苦身疾作”（《至乐》）而又“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的辛苦劳作过程，况且人生充满痛苦，无长久而真实的快乐，“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惽，久忧不死，何苦也！”（《至乐》），那么死就是一种解脱、一种休息：“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