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韩法师，是元末早期（1336年八月十五日）白莲教（也含明教）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更早的元末农民起义，只有元泰定二年（1325）河南赵丑斯、郭菩萨起义。关于韩法师生平、事迹等，文献记载极少。二十四史《元史·顺帝纪》仅载至元三年（1337）夏四月辛卯（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反”，自称“南朝赵王”，五月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命四川省参知政事举理等捕反贼韩法师”寥寥数语。另民国《巴县志》载韩法师&ldqu

红学之繁荣昌盛，貌似已超乎各显学之上，盖四野之内，达官显贵，雅士文人，乃至懵懂村童、走卒健夫，莫不以谈红为趣。然而红学思想却越来越混沌，目今对于《红楼梦》的理解益发莫衷一是，百家百言，见仁见智，人人解的都对，人人解的又都不对，学界甚至失却了研究目标和研究方向。这不应该是红学本应有的状况。红学思想混沌的一个根源在于人们对于“红学”这一概念、本旨以及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理解是非常混沌的。举凡讨论事物，须首先以“名辩”思想对相应的概念准确界定，正名实，方能别同异、

高拱（1513-1578）是明代嘉、隆、万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于隆庆后期执政期间，针对明王朝内外交困、陋弊山积的局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改革，在吏治、边政、赋税、漕运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开启了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先河。在学术上，他针对宋明理学虚伪迂腐、空疏误国的流弊展开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哲学思想，为推动明代实学思潮的勃兴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高拱是20世纪40年代新发现的历史人物。1946年，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家嵇文甫先生在《河南民报》上连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象依赖于物象而存在，物象经过两方面的加工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这两方面即：“一方面，物象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物象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1］陶渊明的诗文中多次写到鸟，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桂冠的渊明对鸟情有独钟，渊明不仅以鸟自况，更以鸟言志述怀抒情喻理。鸟这一大自然的寻常生命经过渊明的观察与创造，形成意趣各异蕴藉丰厚的意象集

北宋中期，儒学借古文运动而得以复兴，其中的代表人物从政治上分为两派：即旧党和新党。但他们在对待史学和文学的态度上却划分的不是那么明显，而反倒彼此有重合之处。其中新党反对史学和文辞之学，旧党中则有尊史而反文的，如朔学司马光一派，尚文史的如蜀学三苏一派，以及反对文史之学的，如洛学一派。洛学之反文史，朔学之反对文辞之学，与政治上敌对的新党持相近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对待文学和史学的态度成为区分各新兴儒学学派的重要特征。而从这种重合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中期学术争斗的真实情况远较其表面层次复杂。一、史学之尊贬北宋古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可能使个体不恰当地使用防御机制，导致神经症状。而神经症状对于饱读诗书、思维活跃的文人来讲，又更多地体现为怪诞的思想和行为。说到思想行为怪诞，莫不以晚明因异端而著称的李贽为典型：自小所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却常常抨击孔孟之道，甚至在《焚书·论证篇》中讥讽后儒“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形若狗彘然也”；李贽身为儒者，却立下要求施行伊斯兰葬礼的遗嘱；内心并不笃信佛教，却又抛妻弃子，落发为僧；既已做了和尚，却偏偏不守佛家清规戒律，收女弟子，在佛堂上

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历来都受到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的重视，尤其是对对社会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大家之作，原理之作的解读，已经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运作的重要途径了，这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系统总结《乐记》的解构重读，无疑是认识儒家美学思想的有效管道，尼采和德里达都曾认为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多层次性是其本身极富魅力的方面，没有谁敢说一家之言已全部掌握本文的“真实”世界。希望文章从如下几个角度的解读能给我们以新的启示。一、“音”、“情”、“

前言中华文明历来为世界瞩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其成就的日益辉煌，整个世界正再次掀起一场持续而不断深入的中国文化研究的热潮。许嘉璐先生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演中说：“纵观人类的和中国的文化发展史，文化的兴盛总是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出现的，也总是因其博大的胸怀、清醒的头脑和宏远的眼光而出现的。”汉学研究历经发轫、确立、发展，现已进入全面繁荣并日趋火热的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武学以其特有的魅力亦日益为世人所关注。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中国武学远远没有像其它中国文

一、引言古今中外，总有这样一些人，自己过着一文不名的生活，却向无数人传播着精神的财富。他们可谓是无名小辈，因为在达官显贵的名单上，从来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又是真正的大师，因为几乎所有后辈的脑海中，都留有他们思想的印迹。蒲松龄曾这样概括他四十余年的考试生涯：“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蒲松龄《蒙朋赐贺》）他一生执着于考取功名，无奈屡试屡挫，“72岁高龄才成为岁贡生，得一‘候选儒学训导’的虚衔[1]”。然而，就是

在西方宗教文化的冲击与对照下，现代新儒家的多数代表性人物对宗教问题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第一代现代新儒家来看，熊十力和梁漱溟不仅对宗教问题兴趣盎然，而且还通过会通儒、佛搭建起自己哲学思想的框架。就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来看，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也对宗教问题有诸多探讨，牟宗三曾提出儒学是“道德宗教”、“人文教”的主张。不过，对照地看，唐君毅有着更为强烈的宗教意识自觉，他不仅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宗教的产生进行了探讨，而且还明确提出建立新宗教以应对现代化之“物

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形态被创造出来以后，是作为一个确定统一的形态流传千古呢？还是被不断加工和重新书写？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知的神话，是蛮荒时代的祖先早就编造出来供后人享用呢？还是由后人在不同的意识背景下再造的？只要对中外任何一种神话作考察，答案不言而喻。卡西尔《人论》论及神话时指出：“不能把神话归结为某种静止不变的要素，而必须努力从它的内在生命力中去把握它，从它的运动性和多面性中去把握它，总之要从它的动力学原则中去把握它。”[1]（97）正是从动力学原则出发，女娲神话研究者杨利慧博士

庄周，战国时代宋国蒙人（蒙地乃今河南商丘县东北），史书上关于其生平事迹的记载很少，仅《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对他有三百来字的记载。庄周的思想，主要见于《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流传于世的西晋郭象注本《庄子》只有三十三篇。通行本《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内篇》有七，乃《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此七者，文气酣畅、浑圆天成，历来认为是庄子亲笔所作；《外篇》十五，乃《

论辩之于先秦儒家之意义，彰显了先秦儒家一贯的外王生存主张与和谐行道理念。孔子、孟子、荀子，以各自的方式维持了游历诸侯的论辩说服策略，历史性的展现了先秦儒家论辩发生、发展、完善之线性流程。孔子之论辩“孔子的生平言行，见载于其门人弟子之所记，复经其再传三传门人弟子之结集而成之论语一书中。”[1]所以，对于孔子的论辩记载，本文着重考察《论语》[2]一书。《论语》中没有出现语词“辩”，与之相近的是语词“言”，据杨伯峻的《论语词典》统计：名词言

郁达夫的作品中多次出现陶渊明的名字，以及与陶渊明有关的诗文、字句，具体来说有：1、诗歌。《〈不知〉二首》：“不知彭泽门前菊，开到黄花第几枝？”《自述诗十八首·其四》：“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自述诗十八首·其八》：“左家娇女字莲仙，费我闲情赋百篇。”《客感寄某两首》：“陶潜痛哭谈燕侠，庄舄哀歌激楚声。”《迁杭有感》：“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

从理论上说，唐代君王都重谏，把劝谏与纳谏作为为政之本，无论是开国之秋、大治之际，还是衰变之期、灭亡之时，统治者都将求言纳谏作为安邦图存的良药，因而从唐太宗、唐玄宗一直到唐懿宗、唐僖宗，都发布过劝谏求谏的诏令，“求直言”诏不绝于史，“从谏则圣，共理惟贤”唐德宗：《君臣箴》，《全唐文》卷55。是这些君王为政的共识。然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各人政治素质的差异，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这些有纳谏意识的君王们并不能去奉行其理想的政治，或者说不能真正劝谏纳谏。概

作者佚名。现存敦煌写卷一件，据卷末题记“开宝五年（972）张长继书记”，知为北宋初年抄本。尾稍残，约存一万五千余字，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编号为斯2073。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八十五时，于“进旨”以下若干行，编者以笔迹行款与前稍异，未细加考读，便视为一独立文章，遂使整篇拆为两段。前段拟名《惠远外传》，后段拟名《进旨》。编校《敦煌变文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已纠其谬，合为一篇，收入卷三，用篇首原题《庐山远公话》。故事讲晋时雁门有兄弟二人，兄惠远

《见只编》 明代文言笔记小说集,三卷,明姚士粦撰。卷首有其友人屠中孚序谈此书之作:姚每携三寸管,脚著游屐,身背囊橐,行迹半天下,以“溯千古,验来今也。事不逾条数十百,而多耳目外事、公朝间语、能人铦手于情理,缩远异于眼中。”可见此书为撰者云游天下时所见所闻的记录,其中多传奇、轶闻故事之类,也偶杂记名胜事物等。由于此书与明时其他某些抄撮古书旧籍的笔记不同,诸多是撰者采自社会采自生活的实录,因此,不少作品有其独具的价值,值得引起注意。例如“壬午浙中兵民两变”一则,

《归元镜》,明僧人智达作。写佛教净土宗(也叫“莲宗”)主要人物庐山(慧远)、永明、云栖(莲池)三祖的身世故事和衣钵相传的经过。剧名全称《异方便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故又名《传灯录》。全剧共四十二分(即四十二出)。有乾隆间刊本,又有上海有正书局民国七年(1918)石印本。(另有吴晓铃收藏的《增广归元镜》抄本,长达八十五出。)剧情是:释迦牟尼佛因凡夫不晓佛法而想出一方便法门,令苦海众生执持阿弥陀佛名号七日而心不乱,即可往生极乐国土。舍利弗自愿下凡传此净土法门,宣扬流布弥陀经,巧遇贾

林庚于1958年发表了《盛唐气象》一文，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盛唐气象的特质，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猛烈地批判，这当然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一种极不正常的文学现象，因而那些政治批判性的文章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林庚的盛唐气象理论在唐诗研究中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林庚的文章是相当精彩的，它既是对盛唐文学的总结性研究，又具有开拓性意义。但是，不可否认，林文关于“盛唐气象”的规定，又的确存在着许多含混而令人疑惑之处。林庚认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气象不只由于它的

韩偓（842–923）字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人。少有诗才，李商隐曾称赞他“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因呈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其一）。唐昭宗龙纪元年进士，累迁左谏议大夫、翰林学士，进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等。天复元年因构罪朱全忠贬濮州司马，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闻朱全忠杀崔胤、劫昭宗迁都，遂弃官南下，经湖北、湖南、江西最终携家避地入闽。后

《庄子》为庄门后学所編纂，《逍遥游》被置于编首，应当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至少起着表达编者理解的作用。正如《关雎》置于《诗三百》之首，“学而时习之”置于《论语》之首，都代表着编者对所学所宣扬的理解，不仅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而且对后学的理解有着难能的启发作用。黄鹏: 男，1953年生，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古典文献学硕士生导师，古籍整理研究所专职教师。从事唐宋文学文献研究.有《贾岛诗集笺注》（巴蜀书社，2002年）等问世。薛红: 女，江苏丹阳人，1956年生，四川省南充市第十二中语

一神话故事乃至神话小说，其生命都在于其中的寓言意义，即，超越世俗，战胜自我，敬畏神圣。可以说，神话即寓言；都是通过特定的象征形象表达出特定的生活感悟。以前关于《西游记》[1]的各方面研究也不算少了，但不敢说对理解其中的寓言意义有多大帮助。本文试图解读其寓言意义，旨在对阅读、评价小说有所帮助。《西游记》小说一经问世，就被人看作富有哲理的书。明代谢肇制在其《五杂俎》[2]中说：“《西游记》曼延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

春秋末年，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诸子争鸣竞起，在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中开创了中国文学和思想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打出了不断变幻的旗帜，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中上演了彼此交锋亦相互融合的场面。其中，儒、墨、道三家对后人影响尤为深远。正如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所指出的，儒者、墨者和道者代表了理智的三种趋向：“一是道德意味突出的以人格修养为追寻目标的理智；一是崇尚现实以利益实现为追寻目标的理智；一是以精神超越与人格永恒为追寻目标的理智。”①而道家又与儒家、墨家

佛教东传以来，经历数百年的磨合，终于由一种域外文明消融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生命观念和生存形态的三大文化之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完全融合，是在初盛唐之间实现的，在盛唐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作为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是在盛唐完全定型并得以推广开来的。因此，盛唐诗人与佛教的关系，最能体现佛教中国化之后对文人生活构成的影响，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程度。本文即从这一文化现象入手，分析盛唐诗人在感受佛教教义、运用佛教观念之后，生活态度由负重生活向艺术生活的转变，探讨盛唐文学与佛教的深厚因缘。一中国古代

作为熊十力的亲炙弟子，牟宗三对熊十力的心性儒学评价颇高。他说：“先生（熊十力——引者）文化意识之强，族类意识之深，盖鲜有伦比。彼以其丰富之思想，精熟之义理，宏大之悲愿，直将生命贯注于古往今来，而孔孟之教，宋明之学，亦正因之而苏甦活转于今日。”［1］92熊十力以心本体为基础的理论建构，不仅使他“继往圣”，传承了孔孟之教和宋明之学，而且“开来学”，使得整个儒学“苏苏活转”，有了新的生机。受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