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道家之术，其为根底。溯其相术源流，本肇自医家。《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故而古医家诊病，实为相术之初祖。清•陈修园《医学三字经》歌曰：“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诚不诬也。昔原始之民，笃畏神权，攘择五卜，颂祝灵贶。故而先秦相术，备述三才，融合百家。《荀子•天论》曰：“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是为天地

《尸变》、《喷水》为《聊斋志异》第三篇和第四篇，两篇均为恶鬼无故伤人故事。正因为“无故”，读者很难在故事中找到作者的主旨和用意，于是两篇似乎都成了一种恶鬼现象的纪实，或仅如干宝所说的“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与作者在整个聊斋故事中所承诺的“寄托”宗旨相违背。《聊斋》评注者对此颇感无奈，只好作种种猜测。著名学者章培恒先生为张友鹤会评本作序，对《聊斋》故事深刻思想价值作了充分评述后，指出也有一些篇章“完全是宣扬迷信

一“中”、“和”是中国哲学一对古老的范畴。《尚书·舜典》有如下记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亦有言：“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不过，相较于上述记载，影响更大的是《国语》当中的一句话：&ldqu

《野有死麇》的题旨，历来有很多中说法，主要有三个体系：一是以礼教传统释义，如“淫诗”说、“刺时”说、“贞女抗暴”说等；二是以明主贤臣理想的阐释，有“隐士”说；三是民俗文化背景下的解释，有“婚恋”说、“民歌樵唱”说。《诗经》的阐释经历了经学化的过程，形成“诗无达诂”，众说纷纭的历史现象。当代阐释《野有死麇》，多从民俗角度入手，由于文献的缺乏，

近年的文学研究，笔记体文献作为尚待深入开掘的领域逐渐吸引了较多的目光。《文学遗产》二○○三年第二期刊载陶敏、刘再华先生《“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一文，检讨“笔记小说”概念的缺失，意图推进笔记文献整理和笔记文学研究。此文对笔记小说研究历史的把握并非全面，对笔记小说近乎否定式的贬低也并不利于该种文体乃至笔记、笔记文学的研究。本文拟对近百年的笔记小说研究作一系统梳理，对其概念和文体特征等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以期为推进进一步的研究有所助益。笔记小说研究笔记小说研究肇

在原始社会，人们崇尚神权至上，“重鬼尚巫”[1]101）。原始社会的人们无法理解自然界的一些偶然现象，于是将其归结于神的原因。夏商时代，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极力宣扬天命鬼神观念，主张“德以事神”宣称自己是“天”的代理人来统治人民，发动战争的借口则是“恭行天之罚”[2]379。西周时期，神权至上的学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以周公为代表的“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rdquo

道教善书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发端而产生的一批道教劝善经书，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蕉窗圣训》等。自劝善运动兴起的宋代始而迄于近到底产生了多少道教善书，没人也没法精确地统计。仅据《道藏》与《藏外道书》的收录，它即已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些经书既可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也可以被视为一套解释系统，还可以被视为一套仪式系统[1]。其对中国后期社会与伦理影响至深，全有赖于此一多性特色。一、作为伦理系统的道教善书以兴善去恶为旨归，道教善书首先应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

1992年8月，《藏外道书》(前二十册)首次出版。这部大型丛书的问世，使得明代正续《道藏》以外的道书，首次以大规模结集的方式重现于世。这对于整理中华传统道教文化遗产，以及进一步开展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也标志着道教界人士和研究道教者期待已久的增续《道藏》的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93年，笔者由于撰写《道教大辞典》中藏外道经部分的条目，遂对《藏外道书》进行通读，同时对其编收书目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根据检阅所得，拟对书目略作分析，并求方家指正。《藏外道书》首批发行二十册，据笔者统计

《藏外道书》是现代大型道教典籍丛书，由胡道静、陈耀庭、段文桂、林万清等主编，巴蜀书社于1992-1994年陆续出版，全书共36册，共收录道书991种。本书是中国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项目、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计划重点项目。该丛书是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之外的首部道教典籍总集，其中收录的道书来源大体有三种：一为古逸道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黄老著作、养生著作，元代《玄都宝藏》、子遗《太清风露经》等。二为明清时刊刻和流传的道教典籍，如《道藏辑要》所收《正统道藏》未收的典籍，以及《方壶外

伏羲氏，风姓。关于他的名号，史书记载很多，有宓羲、包牺、庖牺、伏戏，也称春皇、牺皇、皇羲、太昊。史家称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百王之先。他是中华龙的笫一传人，对原始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明初创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伏羲的研究，由于历史久远，史料零碎而简略，且有些史料带有神秘色彩，后人难以对其有个全面了解和认识。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谈点粗浅看法。一、中华龙的第一传人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大地被称为“龙的土地”，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全世界的华人都熟悉&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尤擅长于文学。《史记》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子夏设教的魏国西河地区究竟是哪里，唐代史籍有两处记载：一是山西汾州，一是陕西韩城。清末以来，考证颇多，先后有人否定了汾阳说和韩城说，认定是河南安阳。最早否定汾阳说的是清代著名学者清《汾州府志》的主撰戴震。他在《答曹慕堂给事书》一文中提出子夏西河在韩城不在汾阳的观点，他认为①汾州近汾远河，是汾上不是河上。②汉兹氏在离石东，离石属赵所以汾阳属赵，③汾州设

秦燔之余，《诗》以易于诵习之故得以传世，汉时说《诗》家，其著者有鲁、韩、齐、毛四家。“鲁人申公受诗于浮邱伯，作训诂，是为鲁诗；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1]，亦即世所谓“三家诗”，毛诗晚出，传自鲁人毛亨及赵人毛苌。西汉之际，三家诗名标博士，位列官学，烜赫一时。而毛诗以古文诗学，特又晚出，闻在草野，未尝立之学官。二者既势绝位悬，师传各异，而于文字书写、词义辨析、名物训诂、章节编次以至诗旨解释复多不合，参差龃龉，往往

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舞台上，面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渐，宗教问题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出于对“文化生命”的“承当意识”，牟宗三认为对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他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若想以自己的生命承当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对于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这不是炫博、作学究，乃是文化生命的承当问题。”［1］81牟宗三高度重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在他看来，宗教不仅是文化

——《离骚》之艺术特征新探《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叙事诗。它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作者理想与现实纠集的缩影，反映出诗人对国家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祖国但壮志不得以施展的抑郁心情。《离骚》是作者的政治理想，生命激情和悲悯意识所熔铸成的具有强烈审美意蕴的宏伟诗篇。然而，在诗中给人以最大审美感受的是渗透在诗歌中的物哀思想。司马迁谈《离骚》时曾说：“余读《离骚》……，悲其志”，&

人们一谈及李商隐，总会不约而同想到他的《锦瑟》一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公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从远在北宋年间的苏轼起，这首诗就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和关注，而且历朝历代，持续不衰。“对一首诗的关注竟然如此奇迹般地庚续下来，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实在是件有意味的事。”[1]清人王士祯曾拍案而叹：“一篇《锦瑟》解人难！”[2] 不少学者对此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其

清军入关以来，反满一直是贯穿清王朝的一股社会思潮。在中国古代，为了抵御来自外部（自然）的伤害，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族群一直是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映的正是原始的种族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华夏意识”逐渐形成，华夏间内外有别的观念深入人心。清王朝因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特殊性，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抵抗。清朝取得全国政权后，对汉族人民既采取高压铁血政策，又不得不逐步汉化以缓解满汉矛盾，维护国内稳定。鸦片战争之后，反满思潮日

远古时期，人神杂糅，神话传说充斥于世界。然而某些传说中虽然掺杂着神话，但是它与单纯的神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其系口耳相传，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却包含了一定真实历史的痕迹。伏羲女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并受到崇祀。有关他们的传说，流传的地域极为广泛。毕竟这段历史太遥远，史书中对此的记载极其匮乏；传说来源的途径也很多，让人扑朔迷离。汉墓绘画中却出现了大量的伏羲女娲图像，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个传说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人认为他们是人，有人说是神；有人推想该传说起源于北方，有人认为源自南方。然而传说的产生，不过是古人借助使

韩法师，是元末早期（1336年八月十五日）白莲教（也含明教）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更早的元末农民起义，只有元泰定二年（1325）河南赵丑斯、郭菩萨起义。关于韩法师生平、事迹等，文献记载极少。二十四史《元史·顺帝纪》仅载至元三年（1337）夏四月辛卯（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反”，自称“南朝赵王”，五月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命四川省参知政事举理等捕反贼韩法师”寥寥数语。另民国《巴县志》载韩法师&ldqu

红学之繁荣昌盛，貌似已超乎各显学之上，盖四野之内，达官显贵，雅士文人，乃至懵懂村童、走卒健夫，莫不以谈红为趣。然而红学思想却越来越混沌，目今对于《红楼梦》的理解益发莫衷一是，百家百言，见仁见智，人人解的都对，人人解的又都不对，学界甚至失却了研究目标和研究方向。这不应该是红学本应有的状况。红学思想混沌的一个根源在于人们对于“红学”这一概念、本旨以及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理解是非常混沌的。举凡讨论事物，须首先以“名辩”思想对相应的概念准确界定，正名实，方能别同异、

高拱（1513-1578）是明代嘉、隆、万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于隆庆后期执政期间，针对明王朝内外交困、陋弊山积的局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改革，在吏治、边政、赋税、漕运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开启了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先河。在学术上，他针对宋明理学虚伪迂腐、空疏误国的流弊展开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哲学思想，为推动明代实学思潮的勃兴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高拱是20世纪40年代新发现的历史人物。1946年，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家嵇文甫先生在《河南民报》上连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象依赖于物象而存在，物象经过两方面的加工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这两方面即：“一方面，物象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物象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1］陶渊明的诗文中多次写到鸟，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桂冠的渊明对鸟情有独钟，渊明不仅以鸟自况，更以鸟言志述怀抒情喻理。鸟这一大自然的寻常生命经过渊明的观察与创造，形成意趣各异蕴藉丰厚的意象集

北宋中期，儒学借古文运动而得以复兴，其中的代表人物从政治上分为两派：即旧党和新党。但他们在对待史学和文学的态度上却划分的不是那么明显，而反倒彼此有重合之处。其中新党反对史学和文辞之学，旧党中则有尊史而反文的，如朔学司马光一派，尚文史的如蜀学三苏一派，以及反对文史之学的，如洛学一派。洛学之反文史，朔学之反对文辞之学，与政治上敌对的新党持相近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对待文学和史学的态度成为区分各新兴儒学学派的重要特征。而从这种重合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中期学术争斗的真实情况远较其表面层次复杂。一、史学之尊贬北宋古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可能使个体不恰当地使用防御机制，导致神经症状。而神经症状对于饱读诗书、思维活跃的文人来讲，又更多地体现为怪诞的思想和行为。说到思想行为怪诞，莫不以晚明因异端而著称的李贽为典型：自小所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却常常抨击孔孟之道，甚至在《焚书·论证篇》中讥讽后儒“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形若狗彘然也”；李贽身为儒者，却立下要求施行伊斯兰葬礼的遗嘱；内心并不笃信佛教，却又抛妻弃子，落发为僧；既已做了和尚，却偏偏不守佛家清规戒律，收女弟子，在佛堂上

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历来都受到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的重视，尤其是对对社会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大家之作，原理之作的解读，已经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运作的重要途径了，这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系统总结《乐记》的解构重读，无疑是认识儒家美学思想的有效管道，尼采和德里达都曾认为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多层次性是其本身极富魅力的方面，没有谁敢说一家之言已全部掌握本文的“真实”世界。希望文章从如下几个角度的解读能给我们以新的启示。一、“音”、“情”、“

前言中华文明历来为世界瞩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其成就的日益辉煌，整个世界正再次掀起一场持续而不断深入的中国文化研究的热潮。许嘉璐先生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演中说：“纵观人类的和中国的文化发展史，文化的兴盛总是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出现的，也总是因其博大的胸怀、清醒的头脑和宏远的眼光而出现的。”汉学研究历经发轫、确立、发展，现已进入全面繁荣并日趋火热的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武学以其特有的魅力亦日益为世人所关注。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中国武学远远没有像其它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