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一神话故事乃至神话小说，其生命都在于其中的寓言意义，即，超越世俗，战胜自我，敬畏神圣。可以说，神话即寓言；都是通过特定的象征形象表达出特定的生活感悟。以前关于《西游记》[1]的各方面研究也不算少了，但不敢说对理解其中的寓言意义有多大帮助。本文试图解读其寓言意义，旨在对阅读、评价小说有所帮助。《西游记》小说一经问世，就被人看作富有哲理的书。明代谢肇制在其《五杂俎》[2]中说：“《西游记》曼延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

春秋末年，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诸子争鸣竞起，在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中开创了中国文学和思想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打出了不断变幻的旗帜，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中上演了彼此交锋亦相互融合的场面。其中，儒、墨、道三家对后人影响尤为深远。正如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所指出的，儒者、墨者和道者代表了理智的三种趋向：“一是道德意味突出的以人格修养为追寻目标的理智；一是崇尚现实以利益实现为追寻目标的理智；一是以精神超越与人格永恒为追寻目标的理智。”①而道家又与儒家、墨家

佛教东传以来，经历数百年的磨合，终于由一种域外文明消融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生命观念和生存形态的三大文化之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完全融合，是在初盛唐之间实现的，在盛唐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作为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是在盛唐完全定型并得以推广开来的。因此，盛唐诗人与佛教的关系，最能体现佛教中国化之后对文人生活构成的影响，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程度。本文即从这一文化现象入手，分析盛唐诗人在感受佛教教义、运用佛教观念之后，生活态度由负重生活向艺术生活的转变，探讨盛唐文学与佛教的深厚因缘。一中国古代

作为熊十力的亲炙弟子，牟宗三对熊十力的心性儒学评价颇高。他说：“先生（熊十力——引者）文化意识之强，族类意识之深，盖鲜有伦比。彼以其丰富之思想，精熟之义理，宏大之悲愿，直将生命贯注于古往今来，而孔孟之教，宋明之学，亦正因之而苏甦活转于今日。”［1］92熊十力以心本体为基础的理论建构，不仅使他“继往圣”，传承了孔孟之教和宋明之学，而且“开来学”，使得整个儒学“苏苏活转”，有了新的生机。受乃

《鬼谷子》一书之真伪，自汉以下便成了一桩疑案。伪托之说，几乎已成定论。1984年出版的《辞源》修订本仍持“文颇奇诡，不类汉以前人所作”之说。《中文大辞典》则强调“鬼谷子事迹不明，此书亦后人伪作。”1979年修订的《辞海》索性删去“鬼谷子”条目。数年前出版的《中国历史辞典·思想史》，也断定其“系后人伪作”，或较含糊地说：“苏秦之书”，“东汉人作&rdquo

一、“虽序亦记”？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郡山阴县（今属浙江省绍兴县）的兰亭集会，修禊祈福，把酒吟诗。有十一人各作两首，有十五人各作一首，还有十六人并未成诗，会后编订为《兰亭集》，由王羲之作序。这便是《兰亭集序》的缘起。王羲之有“书圣”的美称，《兰亭集序》更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俨然已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与象征。尽管在1960年代围绕《兰亭集序》的真伪曾经爆发过一场颇为激烈的&l

《云间据目抄》风土杂记。五卷。明范濂撰。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原知县高进孝为之序。范濂,字叔子,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年不详。明松江府华亭县人。他博学多才,胸怀大志。但愤世嫉俗,故终身未仕。但其道德文章,受到不少公正人士的热情称颂。所著除《云间据目抄》外,尚有《明空子》八篇,因论诋当世,遭到不少权贵的攻击。他长期远迹江湖,观察社会,有慨于衷,寓目即书。本书因主要是记云间(按即松江)之事,而且所记必据目之所睹,故名《云间据目抄》。本书内容分五项:卷一《纪人物》,卷二《纪风俗》,卷三《

一“仁”字出现的非常早，甲骨文、金文中就可能已经出现[1]。目前，流传下来的典籍中最早记录“仁”字的是《尚书·金滕》篇“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但其内涵与春秋及以后的内涵相差甚远。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地域风俗原因，各国文字存在差异，特别是那些各国自创出的字，写法上差别就更大，这些不同的字形是探讨各国风俗民情的重要依据，但秦始皇“书同文字”后[2]，统一使用小篆，六国文字被废除，许多

明代嘉、隆、万时期，涌现出两位彪炳史册的人物，这即是王世贞（1526-1590年）与高拱（1513-1578年）。王氏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高氏则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们平素虽然少有交往，但却结怨颇深。故此，王世贞在其史学名著《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中，用文学虚构或夸张的手法，描写高拱其人是如何倾轧同僚，报复朝官，排斥异己，贪污纳贿，对其总体评价是：“大约新郑狠于信州（夏言），而汰小未甚”；“拱刚愎强忮，幸其早败；虽有小才，乌足道哉！”[1]其

西汉学者刘向批评秦始皇“上小尧舜，下邈三王。”可是他在走上不归之路之前，却到云梦来望祀“五帝”之一的虞舜，这是为什么？本文就此进行探讨，旨在抛砖引玉，以期方家雅正。《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於九疑山。”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九年前，秦始皇路过云梦到洞庭湖湘山祠去，遇大风而怒不可遏，羞辱、惩罚虞舜。而这一次他却到云梦来遥祭九嶷山，对虞舜顶礼膜拜。他前后两次来

近年来，史学界不断掀起明史热潮。在这一热潮中，有学者为了塑造张居正“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极力贬损乃至丑诋、厚诬高拱，并反复强调“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1]（p.141），“张居正接高拱留下来的那可是个烂摊子”[1]（p.193），“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1]（p.156）这种所谓的“烂摊”说，不仅抹煞了高拱的治边功绩，而且也同历史事实相悖。故此，有驳斥之必要。高拱（1513-1

一、庄子“苦生乐死”生死观的提出庄子是一个以生为苦，以死为乐，坦然面对死忙到来的人。在庄子看来，整个人生就是一个“苦身疾作”（《至乐》）而又“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的辛苦劳作过程，况且人生充满痛苦，无长久而真实的快乐，“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惽，久忧不死，何苦也！”（《至乐》），那么死就是一种解脱、一种休息：“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rd

对民间传说的进一步发掘与保护，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弃老传说已成为形态鲜活、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的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经典之一，称得上是一个宏大的民间传说圈。在1000多年的广泛传承中，有力地推进着从弃老向敬老这一重大社会习俗的转变，完全应该进入中国非遗保护国家名录之中，受到如同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四大传说同样的珍爱与保护。特别是在中国和许多国家正跨入老龄社会的今天，这一颂扬老人智慧、倡导孝养老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更显现

曹操的《短歌行》中的“乌鹊南飞”的句义，历来有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乌鹊南飞”比喻人民流亡，无家可归；第二种观点认为比喻客子无所依托；第三种观点认为比喻贤才无依身之地。我认为，这三种理解都没有充足的依据，不正确。一、《短歌行》的写作年代要解答“乌鹊南飞”的句义问题，必须弄清《短歌行》一诗的写作年代。现行的有关教学资料都回避了诗作的背景，而这恰恰是研究诗作不可回避的问题。根据《短歌行》诗中“周公吐哺”句，我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中国史上最早的又一座文学高山。战国诗人除屈原外就是宋玉。宋玉承先启后成为楚辞的殿军、汉赋的始祖。因此，要弄清宋玉，必须弄清楚辞与赋的辩证关系。一、关于辞楚辞，又名辞，楚国流行之辞，源起于楚国。楚辞从民间诗词养料引发，一枝独秀，屈原以情入诗，一唱三叹，波回云转，吟兮不止，从而，标新立异为一种纯文学样式，具有划世代意义。楚辞是南方的。南方当时的民间诗词养料便是巫觋文化。大自然的变化，很多东西人们无法解释也无法抗拒，俯仰变幻莫测的天地，便想象出许多天神地怪来，祈求通过祭拜、唱颂、贡礼而解决，巫

自由作为人生存的动机或目的，在人们的意识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着，驱动或吸引着人类的前进，支撑着人类的文明。自由为何？“自由”的词源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自由”一词实际源自隋文帝的家庭暴力。隋文帝杨坚有个妃子叫独孤伽罗，他是个“妻管严”。一次，杨坚趁着独孤后生病的时候，悄悄和一位叫尉迟贞的美女发生了关系。独孤后得知他偷腥后，一气之下将尉迟贞杀了。杨坚知道此事之后，觉得自己作为皇帝连小老婆都保护不了，失去了自己做男人的尊严。于是一气之下甩袖子，

范仲淹（989—1052）是北宋时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他虽然不是词的专门家，然而也写了一些词，并且对当时及后来的词坛有很大的影响。《东轩笔录》云：“范希文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东轩笔录》卷十一）可是，关于写边塞生活的词，“今只存‘衡阳雁去&a

目前，国学很热，孔子也再度热起来，近来每年一度的祭孔大典都非常隆重，日子都是9月28日。但这个日子是缺乏依据的。关于孔子生日这样非常实际而迫切的大问题，却一直没有非常权威可信的说法，令人困惑。如果没有文献可资考证，也无话可说，如果有文献可以考证确定，则应该重新讨论并确定之。因为这关系到到底把哪一天作为孔子诞辰纪念日的问题，故必须极其慎重。就目前看，孔子生日主要说法有两种，即周灵王二十一年十月廿七（即夏历八月二十七，本月朔日是9月8日），公历则是公元前551年10月4日。或者说是周灵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对

清代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王朝最后一个朝代，有清一代，斯文大盛，不论是诗词歌赋，抑或经史朴学，无不兴盛一时。正如蒋寅所说“20世纪伊始，古典文学衰亡与现代文学孕育相交织的文学史，在黄昏的挽歌中迎来黎明的欢欣。” 其中尤以诗坛为著，康、乾二朝，大家辈出。然而清代的诗人，往往受唐宋名家所拘束，清代诗派概而言之，有尊唐及宗宋二派，其中又尤以四家诗说影响最大。所谓四家诗说是指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及翁方纲的肌理说。康乾年间的诗人，大多受到这四种流派学说的影响。黄仲则可谓少数

蒲松龄“搜神谈鬼”（《聊斋自誌》）特色的创作无疑以中国志怪文学传统为背景。在志怪文学传统中，有一类“仙传”小说，近年来为学界所关注。孙昌武先生指出，从西汉末刘向的《列仙传》到西晋葛洪的《神仙传》，这期间产生了众多的神仙故事小说，都可以命名为早期“仙传”小说，它们为后世小说中的神仙道化故事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主题、人物事典和情节模式[1]。就情节模式而言，从汉晋“仙传”小说、到唐人传奇、明人拟话本小说、再到《聊斋

角集 亢集《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　61卷《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　3卷（元陈致虚）《元始无量度人上品经法》　5卷（陈椿荣集注）氐集《元始天尊说无上内秘真藏经》《元始说先天道徳经注解》（宋李嘉谋）《元始大洞玉经合》　4卷附太微帝君三部八景囘元经《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疏》　3卷及附《大乘妙林经》《太上升玄说消灾护命妙经注》《元始天尊说生天得道经》《元始天尊说得道了身经》《元始上帝毘卢遮耶说大洞救劫尊经》《元始天尊说药王救八十一难真经》《元始消灾梓潼本愿真经》《元始天尊说东岳化物济生拔罪保

《论语》中有很多至今争议很大的章句，对这些章句的正确解读是全面准确理解孔子思想的钥匙。本文就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句话谈自己的看法，请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论语》（为政篇）中第十六章：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1】(p2462下)表面看好像不难，但越思考越感觉难以把握其实质。前人在注疏中出现三种意见，其中有两种意见是截然相反的。我们先把前此主要观点罗列出来。再进行归纳分析。一、研究和学习异端的学问有害何晏注曰：“攻，治也。善道有统，殊

前言范蠡“功成身遂”的成功形象一直被后人所推崇，然而《国语》和《史记》中所塑造的范蠡形象却有着不同之处。一、充满智慧的政治家形象范蠡形象在《国语·越语》中完全是一个正面的人物。他在越王勾践打了败仗之后，不仅提出了实用的劝谏，而且身先士卒，甘愿充当吴国的谋士。他的政治才能被推崇与勾践的慧眼识英才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吴越争霸时，范蠡与文种分析了天下大势，料定能够争雄的只有吴、越两国，他们最先去的是吴国。但他们在吴国呆了一段时间没有被重用，就转向了越国。后来，他们得到

明末清初，天崩地裂，学几绝，道几丧。大变大恸触发王夫之等作出极其沉痛的反思。王夫之清醒地意识到朱子学末流的支离之弊以及阳明学末流的狂妄之病，提出要归本周子、张子之学。他对张载尤为推崇，认为“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1]并且认为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2]他的学说也志于以张载的学说为“匠者之绳墨，射者之彀率”，[3]绍述往圣，批评邪说。因此，总体来说，王夫之的学说

一说到“劝学”，人们自然会想起荀子的《劝学》。是的，只要是稍微有一点文学常识的中国人，谁不知道“青出于蓝”、“冰寒于水”这类既深刻又形象的比喻呢？但在我国的古文中，写“劝学”的并不只荀子一人。其中有影响较大的：在荀子之前，有尸子的《劝学》；在荀子之后，有颜之推的《勉学》。尸子名尸佼（约公元前390～前330年），晋国人（一说鲁国人），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主张法治，曾参与商鞅变法，商鞅被害后逃亡入蜀。著有《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