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聊斋志异》卷三《苏仙》全文五百余字，这样的短篇在《聊斋》的选评和鉴赏中最易被忽视。朱一玄先生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在“本事编”收录西晋葛洪《苏仙公》和唐代李隐《冉遂》作为该篇“本事”[1]（P.101-104），明显只注意到了该小说作为神仙故事的一面。如果与两篇作为“本事”的故事对比阅读不难发现，尽管一些细节与“本事”一致[1]，但柳泉先生并没有像“本事”故事那样突出主人公的神仙

关于《刘子》一书的作者问题，笔者前已发表的《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一文①，认为否定两《唐志》记载《刘子》作者为刘勰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近两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讨论，我认为还有再讨论的必要，今将浅见陈述如下，以就教于关注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一、关于用避讳学判定刘勰著作的问题有论者认为《刘子》中不避梁讳，有“顺”字和“衍”字，《文心雕龙》避讳“顺”字和“衍”字，以此否定《刘子》为刘勰作，坚持刘昼说。笔者觉得这一

有人说，不读孔子的书，难以深知什么是中国文化；那么也可以说，不读《老子》，就难以深知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智慧。以非凡的洞察、简练的语句，几千年前的老子用五千字总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精华。老子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汉字所特有的含蓄而深刻的表述方式，也带来了大部分哲辨思维和小部分宗教情怀，还带来了“无为”这样一个法宝。老子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孤独的思想家。他既不像孔子那样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也不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有一批批的学生，更不像释迦牟尼、耶稣

晚清及五四时期的国学概念内涵外延分疏史“国学”一词，虽古已有之。佐证如《周礼·春官·乐师》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朴学家孙诒让（1848-908）于其《周礼·正义》注释云：“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然此国学意义，非现代所述“国学”

周处除三害出自《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原文：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 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 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

（一）缘起1972年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里，有九枚《吴问》残简，内容是“吴王”问晋国的“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以政治家的口吻分析道：“‘范氏、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巍

唐代的武功强盛，府兵制是重要的因素，唐代衰微之时，其原因亦是府兵制度的松弛。一众治史的前辈对唐代兵制已有不同方面和层次的研究与探讨。[1]然而，不少教科书对府兵制度的解释却混淆不清，有说府兵兵力强盛，乃对外武功之主力。但考府兵制的原则，乃宿卫京师为主，加上府兵有寓兵于农的特性，战斗力有多大能打胜对外战争？本文欲考府兵制在传统说法上的问题，并论证唐初对外战争与府兵及兵募的关系。府兵制度，乃指西魏、北周、隋、唐的一种兵制，在隋代灭亡时，府兵组织也随之解体。李渊、李世民据太原一带时，虽然控制部份地区的军府，但起

边塞诗，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是随特定的时空环境改变而变化的。究其构成特质而言，边塞诗首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次还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另外随时代的发展其文化性和时代性也愈加彰显。这些必要特质本身又是变动不居的，于是每个时期的边塞诗同时又是“这一个”，形成“一代之文学”。元代边塞诗的形成受到了传统创作的影响，但更是新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元代边塞诗”，所以称其为“元代边塞诗”，不是只根据据之前的历史来判定，亦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道家之术，其为根底。溯其相术源流，本肇自医家。《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故而古医家诊病，实为相术之初祖。清•陈修园《医学三字经》歌曰：“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诚不诬也。昔原始之民，笃畏神权，攘择五卜，颂祝灵贶。故而先秦相术，备述三才，融合百家。《荀子•天论》曰：“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是为天地

《尸变》、《喷水》为《聊斋志异》第三篇和第四篇，两篇均为恶鬼无故伤人故事。正因为“无故”，读者很难在故事中找到作者的主旨和用意，于是两篇似乎都成了一种恶鬼现象的纪实，或仅如干宝所说的“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与作者在整个聊斋故事中所承诺的“寄托”宗旨相违背。《聊斋》评注者对此颇感无奈，只好作种种猜测。著名学者章培恒先生为张友鹤会评本作序，对《聊斋》故事深刻思想价值作了充分评述后，指出也有一些篇章“完全是宣扬迷信

一“中”、“和”是中国哲学一对古老的范畴。《尚书·舜典》有如下记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亦有言：“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不过，相较于上述记载，影响更大的是《国语》当中的一句话：&ldqu

《野有死麇》的题旨，历来有很多中说法，主要有三个体系：一是以礼教传统释义，如“淫诗”说、“刺时”说、“贞女抗暴”说等；二是以明主贤臣理想的阐释，有“隐士”说；三是民俗文化背景下的解释，有“婚恋”说、“民歌樵唱”说。《诗经》的阐释经历了经学化的过程，形成“诗无达诂”，众说纷纭的历史现象。当代阐释《野有死麇》，多从民俗角度入手，由于文献的缺乏，

近年的文学研究，笔记体文献作为尚待深入开掘的领域逐渐吸引了较多的目光。《文学遗产》二○○三年第二期刊载陶敏、刘再华先生《“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一文，检讨“笔记小说”概念的缺失，意图推进笔记文献整理和笔记文学研究。此文对笔记小说研究历史的把握并非全面，对笔记小说近乎否定式的贬低也并不利于该种文体乃至笔记、笔记文学的研究。本文拟对近百年的笔记小说研究作一系统梳理，对其概念和文体特征等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以期为推进进一步的研究有所助益。笔记小说研究笔记小说研究肇

在原始社会，人们崇尚神权至上，“重鬼尚巫”[1]101）。原始社会的人们无法理解自然界的一些偶然现象，于是将其归结于神的原因。夏商时代，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极力宣扬天命鬼神观念，主张“德以事神”宣称自己是“天”的代理人来统治人民，发动战争的借口则是“恭行天之罚”[2]379。西周时期，神权至上的学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以周公为代表的“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rdquo

道教善书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发端而产生的一批道教劝善经书，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蕉窗圣训》等。自劝善运动兴起的宋代始而迄于近到底产生了多少道教善书，没人也没法精确地统计。仅据《道藏》与《藏外道书》的收录，它即已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些经书既可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也可以被视为一套解释系统，还可以被视为一套仪式系统[1]。其对中国后期社会与伦理影响至深，全有赖于此一多性特色。一、作为伦理系统的道教善书以兴善去恶为旨归，道教善书首先应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

1992年8月，《藏外道书》(前二十册)首次出版。这部大型丛书的问世，使得明代正续《道藏》以外的道书，首次以大规模结集的方式重现于世。这对于整理中华传统道教文化遗产，以及进一步开展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也标志着道教界人士和研究道教者期待已久的增续《道藏》的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93年，笔者由于撰写《道教大辞典》中藏外道经部分的条目，遂对《藏外道书》进行通读，同时对其编收书目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根据检阅所得，拟对书目略作分析，并求方家指正。《藏外道书》首批发行二十册，据笔者统计

《藏外道书》是现代大型道教典籍丛书，由胡道静、陈耀庭、段文桂、林万清等主编，巴蜀书社于1992-1994年陆续出版，全书共36册，共收录道书991种。本书是中国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项目、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计划重点项目。该丛书是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之外的首部道教典籍总集，其中收录的道书来源大体有三种：一为古逸道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黄老著作、养生著作，元代《玄都宝藏》、子遗《太清风露经》等。二为明清时刊刻和流传的道教典籍，如《道藏辑要》所收《正统道藏》未收的典籍，以及《方壶外

伏羲氏，风姓。关于他的名号，史书记载很多，有宓羲、包牺、庖牺、伏戏，也称春皇、牺皇、皇羲、太昊。史家称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百王之先。他是中华龙的笫一传人，对原始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明初创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伏羲的研究，由于历史久远，史料零碎而简略，且有些史料带有神秘色彩，后人难以对其有个全面了解和认识。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谈点粗浅看法。一、中华龙的第一传人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大地被称为“龙的土地”，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全世界的华人都熟悉&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尤擅长于文学。《史记》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子夏设教的魏国西河地区究竟是哪里，唐代史籍有两处记载：一是山西汾州，一是陕西韩城。清末以来，考证颇多，先后有人否定了汾阳说和韩城说，认定是河南安阳。最早否定汾阳说的是清代著名学者清《汾州府志》的主撰戴震。他在《答曹慕堂给事书》一文中提出子夏西河在韩城不在汾阳的观点，他认为①汾州近汾远河，是汾上不是河上。②汉兹氏在离石东，离石属赵所以汾阳属赵，③汾州设

秦燔之余，《诗》以易于诵习之故得以传世，汉时说《诗》家，其著者有鲁、韩、齐、毛四家。“鲁人申公受诗于浮邱伯，作训诂，是为鲁诗；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1]，亦即世所谓“三家诗”，毛诗晚出，传自鲁人毛亨及赵人毛苌。西汉之际，三家诗名标博士，位列官学，烜赫一时。而毛诗以古文诗学，特又晚出，闻在草野，未尝立之学官。二者既势绝位悬，师传各异，而于文字书写、词义辨析、名物训诂、章节编次以至诗旨解释复多不合，参差龃龉，往往

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舞台上，面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渐，宗教问题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出于对“文化生命”的“承当意识”，牟宗三认为对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他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若想以自己的生命承当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对于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这不是炫博、作学究，乃是文化生命的承当问题。”［1］81牟宗三高度重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在他看来，宗教不仅是文化

——《离骚》之艺术特征新探《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叙事诗。它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作者理想与现实纠集的缩影，反映出诗人对国家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祖国但壮志不得以施展的抑郁心情。《离骚》是作者的政治理想，生命激情和悲悯意识所熔铸成的具有强烈审美意蕴的宏伟诗篇。然而，在诗中给人以最大审美感受的是渗透在诗歌中的物哀思想。司马迁谈《离骚》时曾说：“余读《离骚》……，悲其志”，&

人们一谈及李商隐，总会不约而同想到他的《锦瑟》一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公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从远在北宋年间的苏轼起，这首诗就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和关注，而且历朝历代，持续不衰。“对一首诗的关注竟然如此奇迹般地庚续下来，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实在是件有意味的事。”[1]清人王士祯曾拍案而叹：“一篇《锦瑟》解人难！”[2] 不少学者对此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其

清军入关以来，反满一直是贯穿清王朝的一股社会思潮。在中国古代，为了抵御来自外部（自然）的伤害，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族群一直是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映的正是原始的种族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华夏意识”逐渐形成，华夏间内外有别的观念深入人心。清王朝因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特殊性，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抵抗。清朝取得全国政权后，对汉族人民既采取高压铁血政策，又不得不逐步汉化以缓解满汉矛盾，维护国内稳定。鸦片战争之后，反满思潮日

远古时期，人神杂糅，神话传说充斥于世界。然而某些传说中虽然掺杂着神话，但是它与单纯的神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其系口耳相传，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却包含了一定真实历史的痕迹。伏羲女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并受到崇祀。有关他们的传说，流传的地域极为广泛。毕竟这段历史太遥远，史书中对此的记载极其匮乏；传说来源的途径也很多，让人扑朔迷离。汉墓绘画中却出现了大量的伏羲女娲图像，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个传说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人认为他们是人，有人说是神；有人推想该传说起源于北方，有人认为源自南方。然而传说的产生，不过是古人借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