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月前，笔者才有幸读到早在1996年发表在河南南阳市文化局编辑的《汉代画像石砖研究》中王建纬先生的文章：《汉画“董永故事”源流考》。可喜的是，作者在该文中对董永故事作了较为细致地考证，使此故事在汉代之后的演变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但是笔者对王先生所持董永故事源自西汉的看法，[1]不敢苟同，今以本文与王先生商榷并乞指正。一、“董永故事”，并非发生在西汉的实事，而系流传在民间的神话常识告诉我们，实事与神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前者是指社会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之事；而神话则

《金瓶梅》崇祯本写定者是谁？评点者又是谁？这个问题和《金瓶梅》的作者一样一直是个谜。但它不象《金瓶梅》的作者那样有许多候选人，原因当然是它没有留下哪怕是可以让人索隐的线索，因此，对它的讨论就相对寂寞。到目前为止，崇祯本的写定者现在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沈德符与冯梦龙合写说；第二种是冯梦龙说；第三种是李渔说。而其批评者为谁只有冯梦龙与李渔两种说法。魏子云先生最早认为“沈德符与冯梦龙合写说”，魏先生在《从金瓶梅的问世演变推论作者是谁》[1]一文中说：“所谓&l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描写英雄传奇的一个巅峰之作，同时也是一曲描写农民起义的悲壮挽歌。但因书中主要塑造的是男子形象，即便有几个女性，也可以看作为描写男性的衬托，在正统的封建思想里，女子受三纲五常的束缚，并且没有话语权，尤其是在视万恶淫为首的男性文化中，女子只是男人的私有品，她们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所以，《水浒传》的女性具有一定的悲剧性。而性(包括性情)自主权利的缺失是造成他们悲剧的重大原因。一、敢于选择 自酿苦果在这方面，最大胆的要数与和尚裴如海私通的潘巧云，她丈夫早死，改嫁一身好武艺的杨雄。杨雄在肖

宋初诗文为“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体所笼罩。作品多作于酒筵歌席遣兴娱宾之际，内容多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君持酒对斜阳，旦向花间留晚照”等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闲情闲愁，与“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文既无什么差异，亦未逸出花间词的侧艳樊篱。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突破词的传统格局，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藩篱，革新浮靡

《聊斋志异》卷三《苏仙》全文五百余字，这样的短篇在《聊斋》的选评和鉴赏中最易被忽视。朱一玄先生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在“本事编”收录西晋葛洪《苏仙公》和唐代李隐《冉遂》作为该篇“本事”[1]（P.101-104），明显只注意到了该小说作为神仙故事的一面。如果与两篇作为“本事”的故事对比阅读不难发现，尽管一些细节与“本事”一致[1]，但柳泉先生并没有像“本事”故事那样突出主人公的神仙

关于《刘子》一书的作者问题，笔者前已发表的《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一文①，认为否定两《唐志》记载《刘子》作者为刘勰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近两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讨论，我认为还有再讨论的必要，今将浅见陈述如下，以就教于关注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一、关于用避讳学判定刘勰著作的问题有论者认为《刘子》中不避梁讳，有“顺”字和“衍”字，《文心雕龙》避讳“顺”字和“衍”字，以此否定《刘子》为刘勰作，坚持刘昼说。笔者觉得这一

有人说，不读孔子的书，难以深知什么是中国文化；那么也可以说，不读《老子》，就难以深知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智慧。以非凡的洞察、简练的语句，几千年前的老子用五千字总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精华。老子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汉字所特有的含蓄而深刻的表述方式，也带来了大部分哲辨思维和小部分宗教情怀，还带来了“无为”这样一个法宝。老子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孤独的思想家。他既不像孔子那样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也不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有一批批的学生，更不像释迦牟尼、耶稣

晚清及五四时期的国学概念内涵外延分疏史“国学”一词，虽古已有之。佐证如《周礼·春官·乐师》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朴学家孙诒让（1848-908）于其《周礼·正义》注释云：“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然此国学意义，非现代所述“国学”

周处除三害出自《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原文：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 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 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

（一）缘起1972年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里，有九枚《吴问》残简，内容是“吴王”问晋国的“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以政治家的口吻分析道：“‘范氏、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巍

唐代的武功强盛，府兵制是重要的因素，唐代衰微之时，其原因亦是府兵制度的松弛。一众治史的前辈对唐代兵制已有不同方面和层次的研究与探讨。[1]然而，不少教科书对府兵制度的解释却混淆不清，有说府兵兵力强盛，乃对外武功之主力。但考府兵制的原则，乃宿卫京师为主，加上府兵有寓兵于农的特性，战斗力有多大能打胜对外战争？本文欲考府兵制在传统说法上的问题，并论证唐初对外战争与府兵及兵募的关系。府兵制度，乃指西魏、北周、隋、唐的一种兵制，在隋代灭亡时，府兵组织也随之解体。李渊、李世民据太原一带时，虽然控制部份地区的军府，但起

边塞诗，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是随特定的时空环境改变而变化的。究其构成特质而言，边塞诗首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次还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另外随时代的发展其文化性和时代性也愈加彰显。这些必要特质本身又是变动不居的，于是每个时期的边塞诗同时又是“这一个”，形成“一代之文学”。元代边塞诗的形成受到了传统创作的影响，但更是新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元代边塞诗”，所以称其为“元代边塞诗”，不是只根据据之前的历史来判定，亦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道家之术，其为根底。溯其相术源流，本肇自医家。《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故而古医家诊病，实为相术之初祖。清•陈修园《医学三字经》歌曰：“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诚不诬也。昔原始之民，笃畏神权，攘择五卜，颂祝灵贶。故而先秦相术，备述三才，融合百家。《荀子•天论》曰：“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是为天地

《尸变》、《喷水》为《聊斋志异》第三篇和第四篇，两篇均为恶鬼无故伤人故事。正因为“无故”，读者很难在故事中找到作者的主旨和用意，于是两篇似乎都成了一种恶鬼现象的纪实，或仅如干宝所说的“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与作者在整个聊斋故事中所承诺的“寄托”宗旨相违背。《聊斋》评注者对此颇感无奈，只好作种种猜测。著名学者章培恒先生为张友鹤会评本作序，对《聊斋》故事深刻思想价值作了充分评述后，指出也有一些篇章“完全是宣扬迷信

一“中”、“和”是中国哲学一对古老的范畴。《尚书·舜典》有如下记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亦有言：“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不过，相较于上述记载，影响更大的是《国语》当中的一句话：&ldqu

《野有死麇》的题旨，历来有很多中说法，主要有三个体系：一是以礼教传统释义，如“淫诗”说、“刺时”说、“贞女抗暴”说等；二是以明主贤臣理想的阐释，有“隐士”说；三是民俗文化背景下的解释，有“婚恋”说、“民歌樵唱”说。《诗经》的阐释经历了经学化的过程，形成“诗无达诂”，众说纷纭的历史现象。当代阐释《野有死麇》，多从民俗角度入手，由于文献的缺乏，

近年的文学研究，笔记体文献作为尚待深入开掘的领域逐渐吸引了较多的目光。《文学遗产》二○○三年第二期刊载陶敏、刘再华先生《“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一文，检讨“笔记小说”概念的缺失，意图推进笔记文献整理和笔记文学研究。此文对笔记小说研究历史的把握并非全面，对笔记小说近乎否定式的贬低也并不利于该种文体乃至笔记、笔记文学的研究。本文拟对近百年的笔记小说研究作一系统梳理，对其概念和文体特征等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以期为推进进一步的研究有所助益。笔记小说研究笔记小说研究肇

在原始社会，人们崇尚神权至上，“重鬼尚巫”[1]101）。原始社会的人们无法理解自然界的一些偶然现象，于是将其归结于神的原因。夏商时代，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极力宣扬天命鬼神观念，主张“德以事神”宣称自己是“天”的代理人来统治人民，发动战争的借口则是“恭行天之罚”[2]379。西周时期，神权至上的学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以周公为代表的“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rdquo

道教善书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发端而产生的一批道教劝善经书，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蕉窗圣训》等。自劝善运动兴起的宋代始而迄于近到底产生了多少道教善书，没人也没法精确地统计。仅据《道藏》与《藏外道书》的收录，它即已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些经书既可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也可以被视为一套解释系统，还可以被视为一套仪式系统[1]。其对中国后期社会与伦理影响至深，全有赖于此一多性特色。一、作为伦理系统的道教善书以兴善去恶为旨归，道教善书首先应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

1992年8月，《藏外道书》(前二十册)首次出版。这部大型丛书的问世，使得明代正续《道藏》以外的道书，首次以大规模结集的方式重现于世。这对于整理中华传统道教文化遗产，以及进一步开展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也标志着道教界人士和研究道教者期待已久的增续《道藏》的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93年，笔者由于撰写《道教大辞典》中藏外道经部分的条目，遂对《藏外道书》进行通读，同时对其编收书目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根据检阅所得，拟对书目略作分析，并求方家指正。《藏外道书》首批发行二十册，据笔者统计

《藏外道书》是现代大型道教典籍丛书，由胡道静、陈耀庭、段文桂、林万清等主编，巴蜀书社于1992-1994年陆续出版，全书共36册，共收录道书991种。本书是中国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项目、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计划重点项目。该丛书是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之外的首部道教典籍总集，其中收录的道书来源大体有三种：一为古逸道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黄老著作、养生著作，元代《玄都宝藏》、子遗《太清风露经》等。二为明清时刊刻和流传的道教典籍，如《道藏辑要》所收《正统道藏》未收的典籍，以及《方壶外

伏羲氏，风姓。关于他的名号，史书记载很多，有宓羲、包牺、庖牺、伏戏，也称春皇、牺皇、皇羲、太昊。史家称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百王之先。他是中华龙的笫一传人，对原始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明初创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伏羲的研究，由于历史久远，史料零碎而简略，且有些史料带有神秘色彩，后人难以对其有个全面了解和认识。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谈点粗浅看法。一、中华龙的第一传人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大地被称为“龙的土地”，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全世界的华人都熟悉&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尤擅长于文学。《史记》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子夏设教的魏国西河地区究竟是哪里，唐代史籍有两处记载：一是山西汾州，一是陕西韩城。清末以来，考证颇多，先后有人否定了汾阳说和韩城说，认定是河南安阳。最早否定汾阳说的是清代著名学者清《汾州府志》的主撰戴震。他在《答曹慕堂给事书》一文中提出子夏西河在韩城不在汾阳的观点，他认为①汾州近汾远河，是汾上不是河上。②汉兹氏在离石东，离石属赵所以汾阳属赵，③汾州设

秦燔之余，《诗》以易于诵习之故得以传世，汉时说《诗》家，其著者有鲁、韩、齐、毛四家。“鲁人申公受诗于浮邱伯，作训诂，是为鲁诗；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1]，亦即世所谓“三家诗”，毛诗晚出，传自鲁人毛亨及赵人毛苌。西汉之际，三家诗名标博士，位列官学，烜赫一时。而毛诗以古文诗学，特又晚出，闻在草野，未尝立之学官。二者既势绝位悬，师传各异，而于文字书写、词义辨析、名物训诂、章节编次以至诗旨解释复多不合，参差龃龉，往往

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舞台上，面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渐，宗教问题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出于对“文化生命”的“承当意识”，牟宗三认为对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他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若想以自己的生命承当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对于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这不是炫博、作学究，乃是文化生命的承当问题。”［1］81牟宗三高度重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在他看来，宗教不仅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