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一、汉语史诗之说，由《诗》而及《书》夫史之传承，自其原始，辄经神话而诗话而载册而书刊，以至于今，此验之人类学相关研究尤明。古国文明如巴比伦、希腊、印度等，都有史诗，我国少数民族亦尔，且繁种竟以百计。岂汉文化独无？必有、实有。盖商代之前文字未得，结绳刻木而已，依文化史发展普适之理，若非盛于口传史，则三皇五帝事迹等等，不得而传也。然则汉语口传史今由何处觅遗迹？曰：神话传说之散见于古籍外，《书》、《诗》尚存史诗之篇幅众数，尤确然可观矣。史诗之程式框定内容，详其事且不致异变，乃非散言传说可收效者。说汉语有史诗，还

因为对科学感兴趣，我高考时报考了物理系。在大学读书时及毕业后就对佛学兴趣日浓。今天我想从科学的角度谈谈我的佛教观。佛教是科学的、理性的，是符合科学精神的。科学是理论和实践的总和。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相影响、相促进。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获得了新发现。而这些新发现又不能用原有的科学理论来解释时，人们就提出各式各样的假说。一种假说被大家广泛接受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它的理论体系必须是自洽的，即它必须自圆其说，不自相矛盾的。第二，它必须对已有的发现能够准确地描述，即这种假说能自圆其说，并且是符合现有的科学实践的

“中国哲学史”源远流长。从《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论六家要旨》到《明儒学案》，都可以视为广义的中国哲学史。然而，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则是始自20世纪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学界回顾这个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时，倾向于把1900至1949年作为一个阶段，并以胡适和冯友兰为其代表人物。而胡、冯二先生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准来整理中国传统哲学。因此，这种倾向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1900至1949年的中国哲学史仅有一种西方化的研究模

问世于鸦片战争之后的《风月梦》能够真实反映那一时代的城市生活，而与普通的世情题材或妓女题材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城市小说当然以写城市为主，写出城市特色，且是特定时代的城市特色。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乃是体现城市小说的世俗性品格。《风月梦》的内容是对19世纪扬州时代生活的记录，也是对扬州风俗文化的弘扬。[9]扬州之风俗特色，从名物到女妓，从节令到风俗，在《风月梦》中都有反映。《风月梦》书前有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邗上蒙人自序，作者当为扬州人，余者不详。[4]“《风月梦》所附的1848年作者自序

二画卜式养羊法（养羊法） 卜岁恒言 十二月纂要 二如亭群芳谱 九华新谱 三画山居要术 山居四要 山蚕谱 山左蚕桑考 大农孝经 大观茶论 士农必用 三径怡闲录 三农纪 四画尹都尉 王氏 王良相牛经 牛经（相牛经） 牛马书 牛书（贾朴）牛皇经 牛经方 牛书（杨时乔） 牛经（贾氏） 牛经切要 牛经备要医方 月政畜牧栽种法 月季花谱 水牛经 水云录 水蜜桃谱 亢仓子 分门琐碎录 天彭牡丹谱 天工开物 天机秘录 日食菜物 元亨疗马集 木棉谱 五画氾胜之书 四民月令 四时纂要 四时栽种记 四时栽接花果图 四晨类要 四

马总《意林》卷一载缠子佚文云：“缠子修墨氏之业，以教于世。儒有董无心者，其言修而谬，其行笃而庸。言谬则难通，行庸则无主。欲事缠子，缠子曰：‘文言华世，不中利民。倾危缴绕之辞者，并不为墨子所修。劝善兼爱，则墨子重之。”“董子曰：‘子信鬼神，何异以踵解结? 终无益也。’缠子不能应。”《文选》卷三十陶渊明《杂诗二首》李善注据《缠子》引董无心曰：“无心，鄙人也，不识世情。”《文选》卷

南泉普愿是一位在中国禅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但是，他又没有像其他一些与他齐名、或者影响远远没有他大的禅学大师那样建立起自己的宗派，这是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本文拟就诸传记、灯录所载南泉普愿事迹中的某些提示，就其禅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及其行为进行研究，并试图对此给出一种解答。一《五灯会元》卷三《南泉普愿禅师》载：“池州南泉普愿禅师者，郑州新郑人也。姓王氏。幼慕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禅师受业。诣嵩岳受具足戒。初习相部旧章，究毗尼篇聚。次游诸讲肆，历听楞伽、华严，入门百门观，精练玄义。后扣大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包容开放的时代，这种开放自然也渗入到妇女的行为中，诸如衣着的暴露，行为的奔放，唐代上层社会的女人们穿胡服、打马球甚至像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还披坚执锐和丈夫柴绍一起驰骋疆场。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史学家们往往会用李唐来自陇西，属于鲜卑后裔，所以生活方式中融入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元素来解释。同时，“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宫廷开放的生活方式被下层的妇女们所接受，从而给人们的感觉是整个唐代的妇女们都过着比前代更为自由的生活，少了束缚，多了奔放，这样的理解真的准确吗？我们可以用

《太极图》是否出于周敦颐之手？这个问题讨论了近千年，至今未有定论。似乎论战双方都没有提出一锤定音的证据。不但认为其本源出自道教者的所谓“真脏实据”每每令人怀疑，而且认为《太极图》系出自周敦颐本人之手者的证据同样不能让人信服。前人多已指出，周的好友潘兴嗣所做的《濂溪先生墓志铭》更应该是被读为“……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而不是“&hell

《大诰》 :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典。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三部分,统称《御制大诰》。洪武中期，官吏贪赃枉法、豪强兼并、逃避粮差日趋严重。朱元璋为维护封建统治，遂将"官民过犯"典型案例辑录成帙，仿周公《大诰》之制，于洪武十八年(1385)冬刊布《大诰》七十四条，十九年春刊布《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十九年冬刊布《大诰三编》四十三条，颁行天下，诰诫臣民。《大诰》所列罪案，诽谤皇帝、结党乱政、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抗粮、抗差、抗租约占百分之八十，这类罪过主要有官吏玩忽职守、滥

我国先秦古籍完整流传到现在的实在不是很多，这其中《山海经》毫无疑问是属于最古老、最奇特的一种，历来使用、研究它的也不乏其人，但是都没有真正触及到它的实质，主要原因是一直没有弄明白三个最主要的问题：1．它的制作时代及作者。2．它记述的地理位置。3．它记述的时代。首先要说明的是，《山海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前面的《山经》部分，一部分是后面的《海经》部分，这两部分本来不属于一本书，它是两本各自单行的古书，《山经》全称叫做《五藏山经》，《海经》部分原名叫做什么现在不能确知，何幼琦先生认为就是《史记&mi

明朝是一个士人人文品格流变的年代，也是文学品性之道与君权皇帝治世之势纠缠混杂的朝代，虽然说明朝帝王专制、集权在不断空前强化，但也应该指出的是 ,当时的士人确是这个时代实际的受益者。从太祖到世宗，明皇与当时代士人在不同帝王心态与政治思想指导下，两者关系变化起伏。可由于帝王权力和欲望在明代得不到制度上的限制,因而理想状态上的和谐是很少能够实现的，士人们也为此进行过抗争。虽然有过很多的胜利，但更多的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直到阳明心学产生后，士人们才得到了一个救赎式的转变。②（一）洪武时期明初的洪武时期，由于&ld

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最终归隐田园的第二年写作的《归园田居》（其一）中对自己的之前出仕之间的生活做回顾时评论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认为自己先前徘徊于政治与田园之间的生活是对自己心灵的巨大折磨和个性的极大束缚。而通过今人对其生平的种种研究已经证明诗中的“三十年”并不准确，真正的数据是“十三”即从其第一次出仕从政担任江州祭酒（陶渊明二十九岁）始到最后一次从政而辞去彭泽县令（陶渊明四十一岁）终，确然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他经历了宦海的

清代学者章学诚论及北宋以后南宋与金对峙局面时曾说：“当日程学盛行于南，苏学盛于北。”（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第九条）程学指理学，由杨时、尹敦传入南宋，朱熹后来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后来影响巨大的程朱学派。苏学指诗、文，它经由金朝著名的文学家如蔡松年，赵秉文等继承和传播，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正是在金朝这样的文化传统的熏染下，有着鲜卑豪放血统的元好问，又受北方雄健民风的影响，其“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语。”（徐世隆《遗

综合反映明代社会许多方面的名著《西游记》，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越来越显示其超越时空的重要价值。而其中的人物形象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但是他们的形象背后却有着更为精彩的精神价值，本文就着重分析孙悟空的悲剧性。孙悟空形象不仅本身有着许多十分灿烂的地方，而且其背后也有着无穷的精神意蕴，即他是心的象征等等，通过他来宣扬当时流行的心学。至于他的形象上的特点，李安纲总结得好：“他火眼金睛，善识妖魔；本领高强，无往不胜；忠心耿耿，匡正伏恶；嫉恶如仇，却又幽默诙谐；高尚无私，却又潇洒老

中国封建时代正规的宰相制度由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相卿制度”演变过来。战国末期，韩、赵、魏、燕、齐等国称宰相为“相”或“相国”，楚国称宰相为“令尹”，称呼的不同与各国的历史传统有关。秦国以左、右庶长为丞相，例如《史记·商鞅列传》：商鞅为秦左庶长“相秦十年”。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这时的丞相除拥有行政权力外，还

唐中后期，在经历了“开天盛世”的繁荣之后，这个已经拥有近两个世纪历史的王朝走向了衰败。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唐王朝中后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无非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财政社会等等一系列危机。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我认为唐中后期的一系列的政治问题的出现，其最终的纠缠点正在于宦官专权。首先不妨从这段著名的“宦官感言”谈起。这是唐武宗时期太监头子仇士良说的一句话：“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

一、禅让史实与禅让观念唐虞之世，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都是通过禅让。不但儒家确信如此，[1]墨家、道家也都承认禅让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墨子》书中说：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岛成。（《尚贤上》）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尚贤下》）[2]《庄子》在《逍遥游》和《让王》两篇里也都提到尧、舜要把天下让给他人的寓言故事。可以说在先秦时代，尧舜禅让的说法是非常流行的。及至后世《千字文》广为流

《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鲧、禹的世系，因为《史记》被列为群史之首，所以它里面记载的世系，从汉代以来就被认为是正统，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者笃信它，在研究先秦典籍的时候，涉及到五帝和夏代历史的，常常拿《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中所载的古史系统来当作衡量标准器，与之相合的就认为是“可信”、“有据”，不合的就认为是“可疑”、“无据”，这实在是史学中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如果

《诠赋》是《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第三篇。因赋是古诗的流变，“不可歌”[1]（P86），“不宜声乐”[2]（P60），故居《乐府》之后，列第三。本篇阐明赋的含义和特点，追述赋的来源，考察其发展和演变，铨评重要作家作品，最后确定“立赋之大体”，是一篇完整、成熟的文类论（体裁论）。从文论的角度看，《诠赋》中的疑点主要有三个：一是“体”“用”之辨，二是“物

一、侠的性别差异自韩非子首度提出“侠”作为某种精神气质类人物的专称以来，历朝历代的文人学士，都曾加以多方的论列，尽管观点不一，褒贬有差，且对其本质上的理解与掌握未必完全一致，但将“侠”视为与外在社会有密切关联的一种特殊人物，则是普遍的归趋。在古代的社会制度中，大范围的社会舞台，始终是由男性宰制的，儒家所强调的“五伦”关系中“朋友有信”虽屈居最末，但自中国社会逐渐摆脱宗族及家族的封闭形态以来，却成为其中影响力最大

美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发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照字面意思看，美学当然是研究美。意指“感觉”，研究的是具体的感性思维或形象逻辑。人类自从有了历史，就有了文艺；有了文艺，也就有了文艺思想或美学理论。从历史发展看，美学思想一直在侧重文艺理论。它要符合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回到实践的客观规律，必然要侧重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文艺的问题，必然主要的成为文艺理论或“艺术哲学”。任何哲学离不开思想（在拙作《归有光诗文之思想态势》有详细阐述），而任何审美必须通过作品的鉴赏。作为一种

词坛上关于词派的分法，历来有豪放、婉约之别。中学语文教学一涉及宋词，皆言苏轼、辛弃疾属于豪放一派；李清照、秦观则代表婉约风格。明张《诗馀图谱》：“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今已不说“词体”，而以“词派”代之。清人王士慎继承和发展了张的词说，《花草蒙拾》称：“婉约以幼安为首，豪放惟稼轩称首。&rd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千百年来，随着炎黄子孙的繁衍变迁的历史过程，一些反映时代特征的思想积淀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价值观念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部分，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尤为深刻。先哲们总是在不断地探索关于人的一切问题，觉识人在自然界的崇高地位，尊重人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以人为核心，关注人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阐发人道观并为人道观提供理论基础。中国传统哲学中众多命题皆是围绕人道问题而展开的。“人”

宋代理学受到佛教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吕思勉先生在其名著《理学纲要》中分析理学与佛学的关系时说：“理学者，佛学之反动也，而亦兼采佛学之长，以调和中国之旧哲学与佛学者也。”又说：“故不知佛学之大要，不可以言宋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页）。冯友兰认为理学就是佛教（禅宗）逻辑的推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被称为“理学开山祖师”（梁绍辉《周敦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