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清代学者章学诚论及北宋以后南宋与金对峙局面时曾说：“当日程学盛行于南，苏学盛于北。”（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第九条）程学指理学，由杨时、尹敦传入南宋，朱熹后来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后来影响巨大的程朱学派。苏学指诗、文，它经由金朝著名的文学家如蔡松年，赵秉文等继承和传播，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正是在金朝这样的文化传统的熏染下，有着鲜卑豪放血统的元好问，又受北方雄健民风的影响，其“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语。”（徐世隆《遗

综合反映明代社会许多方面的名著《西游记》，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越来越显示其超越时空的重要价值。而其中的人物形象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但是他们的形象背后却有着更为精彩的精神价值，本文就着重分析孙悟空的悲剧性。孙悟空形象不仅本身有着许多十分灿烂的地方，而且其背后也有着无穷的精神意蕴，即他是心的象征等等，通过他来宣扬当时流行的心学。至于他的形象上的特点，李安纲总结得好：“他火眼金睛，善识妖魔；本领高强，无往不胜；忠心耿耿，匡正伏恶；嫉恶如仇，却又幽默诙谐；高尚无私，却又潇洒老

中国封建时代正规的宰相制度由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相卿制度”演变过来。战国末期，韩、赵、魏、燕、齐等国称宰相为“相”或“相国”，楚国称宰相为“令尹”，称呼的不同与各国的历史传统有关。秦国以左、右庶长为丞相，例如《史记·商鞅列传》：商鞅为秦左庶长“相秦十年”。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这时的丞相除拥有行政权力外，还

唐中后期，在经历了“开天盛世”的繁荣之后，这个已经拥有近两个世纪历史的王朝走向了衰败。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唐王朝中后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无非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财政社会等等一系列危机。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我认为唐中后期的一系列的政治问题的出现，其最终的纠缠点正在于宦官专权。首先不妨从这段著名的“宦官感言”谈起。这是唐武宗时期太监头子仇士良说的一句话：“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

一、禅让史实与禅让观念唐虞之世，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都是通过禅让。不但儒家确信如此，[1]墨家、道家也都承认禅让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墨子》书中说：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岛成。（《尚贤上》）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尚贤下》）[2]《庄子》在《逍遥游》和《让王》两篇里也都提到尧、舜要把天下让给他人的寓言故事。可以说在先秦时代，尧舜禅让的说法是非常流行的。及至后世《千字文》广为流

《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鲧、禹的世系，因为《史记》被列为群史之首，所以它里面记载的世系，从汉代以来就被认为是正统，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者笃信它，在研究先秦典籍的时候，涉及到五帝和夏代历史的，常常拿《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中所载的古史系统来当作衡量标准器，与之相合的就认为是“可信”、“有据”，不合的就认为是“可疑”、“无据”，这实在是史学中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如果

《诠赋》是《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第三篇。因赋是古诗的流变，“不可歌”[1]（P86），“不宜声乐”[2]（P60），故居《乐府》之后，列第三。本篇阐明赋的含义和特点，追述赋的来源，考察其发展和演变，铨评重要作家作品，最后确定“立赋之大体”，是一篇完整、成熟的文类论（体裁论）。从文论的角度看，《诠赋》中的疑点主要有三个：一是“体”“用”之辨，二是“物

一、侠的性别差异自韩非子首度提出“侠”作为某种精神气质类人物的专称以来，历朝历代的文人学士，都曾加以多方的论列，尽管观点不一，褒贬有差，且对其本质上的理解与掌握未必完全一致，但将“侠”视为与外在社会有密切关联的一种特殊人物，则是普遍的归趋。在古代的社会制度中，大范围的社会舞台，始终是由男性宰制的，儒家所强调的“五伦”关系中“朋友有信”虽屈居最末，但自中国社会逐渐摆脱宗族及家族的封闭形态以来，却成为其中影响力最大

美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发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照字面意思看，美学当然是研究美。意指“感觉”，研究的是具体的感性思维或形象逻辑。人类自从有了历史，就有了文艺；有了文艺，也就有了文艺思想或美学理论。从历史发展看，美学思想一直在侧重文艺理论。它要符合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回到实践的客观规律，必然要侧重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文艺的问题，必然主要的成为文艺理论或“艺术哲学”。任何哲学离不开思想（在拙作《归有光诗文之思想态势》有详细阐述），而任何审美必须通过作品的鉴赏。作为一种

词坛上关于词派的分法，历来有豪放、婉约之别。中学语文教学一涉及宋词，皆言苏轼、辛弃疾属于豪放一派；李清照、秦观则代表婉约风格。明张《诗馀图谱》：“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今已不说“词体”，而以“词派”代之。清人王士慎继承和发展了张的词说，《花草蒙拾》称：“婉约以幼安为首，豪放惟稼轩称首。&rd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千百年来，随着炎黄子孙的繁衍变迁的历史过程，一些反映时代特征的思想积淀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价值观念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部分，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尤为深刻。先哲们总是在不断地探索关于人的一切问题，觉识人在自然界的崇高地位，尊重人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以人为核心，关注人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阐发人道观并为人道观提供理论基础。中国传统哲学中众多命题皆是围绕人道问题而展开的。“人”

宋代理学受到佛教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吕思勉先生在其名著《理学纲要》中分析理学与佛学的关系时说：“理学者，佛学之反动也，而亦兼采佛学之长，以调和中国之旧哲学与佛学者也。”又说：“故不知佛学之大要，不可以言宋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页）。冯友兰认为理学就是佛教（禅宗）逻辑的推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被称为“理学开山祖师”（梁绍辉《周敦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

关于秦讳，学者已做过较多的研究，但仍存在着歧异和模糊之处。笔者拟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中心，并结合传世文献，对此做一探讨。不妥之处，祈望方家学者指正。对于秦讳，目前学界大体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秦讳楚为荆、讳正为端、讳胡为夷；另一种则认为，秦并无避讳之习俗。持秦有避讳之俗者，在秦讳开始的时间上，也存有差异，有人认为始于秦统一六国之后，也有人认为始于秦统一六国之前。事实上，无论是哪种意见，均有未能使人尽信之处。先来分析第一种观点。不少学者认为：秦讳正、楚；这种避讳之法始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引　言《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而在其最有文学价值的人物传记方面，司马迁以其高超的叙事和刻画人物的技巧，运用神来之笔成就其一家之言。在历史人物的叙述和评论中，司马迁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人生遭遇，面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兴衰成败，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其价值观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后人对其传记中所叙及的主人公的看法及评价，《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李广“难封”这一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评述的焦点，一方面，大多数学者是在肯定李广悲剧形象的前提下，就李

导言锺嵘《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基本典籍之一。历来被认为乃千古论诗之祖。沈德潜云：“诗家品炙，始于钟嵘。”（《剑豀说诗》[2]卷首）。章学诚亦指出，《诗品》乃“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史通义》[3]内篇卷五《诗话》)。确然，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批评思想，多为后世所继承，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历代对《诗品》的研究之著作也是层出不穷。在众多的著作之中，对《诗品》中所存在的问题，也多有指出。如，明人胡应麟言：“《诗品》云：&

孔丘（前551～前479），字仲尼，是先秦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其门人记录下来的《论语》直接开启了以语录体来教育学生，从事思想阐释与建树的先河。孔子的思想学说，重视对话与探讨，形成了精神风采，深深地泽溉了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善于对话与讨论，这种文化传统受到孔子人格与思想的影响，比如中国古代一直盛行的诗话与词话等形态便是这种传统的彰显，因此，从对话的精神风采去讨论孔子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是重要的门径之一。因此本文拟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讨论。一、《论语》中所见孔门之对话孔子倡导“和而不同&rdquo

对人性的探讨历来就是我国传统哲学与伦理思想的重头戏，荀子则是我国人性论史上性恶论者的代表。数千年来，由于荀子被视为儒家的“别宗”，因此受到的关注程度远低于孔子和孟子。而最近几十年里，学术界对于荀子的研究则突然多了起来，关于他的性恶论也有了一些不同角度的阐释，但基本上都没有否认其性恶立场。荀子在《性恶》等篇中说“人之生，故小人”，强调“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但他所说的“人性恶”是否就真的是人们所通常理解的&ld

大概很少人知道，除了勾践后裔组成的闽越王族外，福建历史上最早被正史收录的人物是一千九百年前的永泰高盖山人徐登。在范晔的《后汉书》中，徐登不仅是第一个有名有姓有事迹的福建人，并且他是一个医术高明的道士，善于以“禁术”治病。东汉后期兵荒马乱，疾疫大起，徐登游历江浙，遇同道浙江东阳人赵炳于永康县乌伤溪水之上。俩人比试道法，赵炳能使枯树生华，徐登却会禁水不流，相约以医术行世，救助百姓。因徐登道高年长，赵炳事之如师。[1]虽然时过境迁，福州西北数十公里的高盖山一直保存了他的香火。高盖山的名山

除了前文谈到的《庄子》建德国，有关福建历史的第一次明文记载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东越列传》。虽是同时代人，司马迁对当时福建境内的东越（闽越）国了解十分有限，整个列传不过1256字，连王位更替也语焉不详。比起对远在岭南南越国的五千文介绍，真可谓厚比薄此。究其原因，应是南越国王原是秦王朝派往广东的官吏，与中原的关系比越王勾践后裔的闽越诸王密切得多。尽管如此，《史记》作为第一部正史所提供的文献资料还是弥足珍贵，它勾勒了早期福建历史的基本脉络。战国年间败于楚国的越国王族散居南方各地，在今天的福建境内，有无诸和摇，他

在《庄子》外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叫市南宜僚的人去见鲁国之君。鲁君看起来忧心忡忡，市南问他担心什么。鲁君说：“我一直兢兢业业遵循祖先之道，继承祖上之业。我非常敬重鬼神，礼遇贤人，身体力行，一点也不敢怠慢。可是这些做法都不能使我消灾避祸，我为此很担忧啊。”市南听了，认为这种消灾祈福方法不对。他建议鲁君到南方的“建德之国”去修道，那里的人民天性淳朴，清心寡欲。一切公有，不存私财。助人为乐，不图回报。不知“义”、“礼&rdq

今天我们称为“福建”的地名，实际上直到第八世纪中叶才出现。此前，这一地区有过许多不同的名称，比如，“七闽”、“闽中郡”、“闽越国”、“东越国”、“冶”、“侯官”、“建安郡”、“晋安郡”、“闽州”、“丰州”、“泉州”、&ld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的儒、道两家，在生命观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具体体现在生命的本源、生死的过程、人生的存在状态、人生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此价值等几个方面。本文以《论语》和《道德经》为例，从诸多方面对儒、道两家在生命观上所体现出来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比较。一、天道无言与道生德成儒、道两家在生命观上的区别首先即体现在生命的产生方式上。关于宇宙之秩序、万物之生长，乃至世间一切人事，儒家认为皆是“天命”所赋，系天地之气和合而成。例如《诗经》中“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上天

在中国五千多年古老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孕育和培养了自己的知识阶层——士，亦即所谓文人。勿庸讳言，文人阶层是有其自己的特点的。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以极大的热忱，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探究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和社会，正所谓上察天文，下究地理，忧国忧民，直面人生。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主客观因素的差异，在文人阶层中，也呈现千姿百态之状，从而展示出异常复杂，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有的对现实不满，予以猛烈抨击，以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有的要求进取而被拒纳

民国纪年，是中华民国的国家纪年方式，由中华民国政府规范颁布，表记时称作中华民国××年，简称民国××年、民××。这种纪年方式以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元年，与旧年历相差1年，月、日、置闰则同公历。依照民国纪年制定的历法又称国历（中华民国历，非国历）。 中华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元年即公元1912年，民国三十八年即公元1949年。中华民国，1912—1949年中国国

一、有关夸父两次之死的相关文献关于夸父之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且都出自于同一文献《山海经》之中。《山海经·海外北经》是这样记载的：“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1]这就是说夸父追天上的太阳，最后渴死了。与之不同的是，《山海经·大荒东经》则记载：“大荒东北隅中，有山曰凶犁土丘。应龙出南极，杀蚩尤与夸父。”[2]也就是说，夸父不是渴死的，而是为应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