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学领域对于朱熹诗教观的研究形成一种认识，即认为他所推崇的儒家诗教是“思无邪”而非“温柔敦厚”。而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大概是出于一种认识惯性——“温柔敦厚”是诗教观，是一个诗学而非伦理学、哲学的话题，因而忽略了朱熹关于“温柔敦厚”的论述。但实际并非如此。朱熹对于“温柔敦厚”非常重视，只是他并非侧重于其诗学阐释，而是明确将“温柔敦

对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研究者来说，明刻本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除了少数的经典作家有宋本存世外，大多数非经典的作家，他们存世的最早本子，皆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刊印。此前的版本流变情况，因没有实物，我们很难探究。而对明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汉魏六朝隋唐的文学作品，更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它们作为明人复古的宗尚对象，在文献层面被不断地搜集、整理、刊印，在文学层面被有针对性地阅读、摹拟，并尝试超越，成为明代文学生态中必须正视的一股力量。通过实在的书籍，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与明代文学得以交缠在一起。本篇所谓的“文本凝定&

对于辞、赋的关系、不必拘于《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及《文心雕龙》《文选》文体分类之囿，而当回归辞、赋合一的原初实情。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应当出脱《诗》学经义的立场。讨论楚辞和汉代骚体赋，必须确认《诗》《骚》异体与《骚》、赋源流，并就体制、篇章、句式、名物、语词等多方面展开整体性和历时性的考察。一、楚辞与骚体赋楚辞本是汉人对楚国屈原、宋玉等作品的通称，或以《离骚》代之，宋黄伯思《校定楚词序》更泛称“屈宋诸《骚》”，谓“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l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居四部之首，其他学术门类亦受影响甚至被限制，诗乐诸艺也不例外，在文论领域便有“文本于经”之说。汉代乃经学昌明（皮锡瑞语）时期，其时文艺理论并未获得真正独立，多散见于各类典籍（尤其是经学文本）之中，且有浓厚的经学色彩。故有学者径称汉代文论为经学文论，并非无根游谈。由是，经学不仅可被视为汉代文论孕育与发展的温床，经学文本还是汉代文艺理论话语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文艺本源论在《尚书·尧典》《荀子》等“诗言志”说基础上，汉

词选是词学批评方式之一，是词作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向来是词学研究不容轻忽的对象。当代词学界对历代词选的研究日渐兴盛，这里选择近作一组，以供窥斑见豹。《一座绕不开的地标——朱祖谋〈词莂〉的词学价值》一文，介绍了近代词学大家朱祖谋的清词选，认定其选目精严、视野宏通，且“透露出编选者顺变求新的词学审美品格与新期待”；《南图藏本〈宋词十九首〉》一文，介绍了晚清词坛祖灯端木埰精选宋词十九首的特色，尤其是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刊行时诸名家题跋的词学史意义，认定其&ld

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既可以是四个横向并列的诗坛空间，也可以是四个纵向的历时态的诗坛现象。而从历时态的角度考察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在明代诗坛的更替递嬗，尤其具有文学史意义。台阁体滥觞于洪武年间，而鼎盛于永乐、宣德时期，延续于正统、天顺年间，其风格标志即所谓“富贵福泽之气”；“台阁坛坫移于郎署”则是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发生的最为深刻的文坛格局异动，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尤为前后七子所推崇；嘉、隆年间的谢榛、王世懋等人，青睐王、孟、韦、柳的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道家思想进一步发展，玄学形成，佛学也日益昌明。刘勰深受这种文化氛围影响，而长期寄居修学于定林寺，并协助僧佑大师整理经藏、编汇经目、撰次佛史僧传的经历，使他获得了深湛的佛学修养并精熟佛典用语，这一点在其精心结撰的《文心雕龙》中多有反映。“圆通”作为佛典用语，多见于汉译佛典，本义指佛陀达到的自在圆融之境界，也用于指称佛经译文的晓畅明朗，后为《文心雕龙》所取用。本文拟梳理“圆通”一词从佛典用语到审美用语的转变路径，考察《文心雕龙》中&ldqu

在研究《文心雕龙》关键词的过程中，我们应在深入比较中西文化典籍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刘勰所提出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文德”这一范畴在《文心雕龙》中的内涵、地位、价值和意义予以重新审视，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进行细细梳理，发掘出其被遮蔽的文化视域、所潜藏的文学价值与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论便被纳入“中西古今”的全新格局之中。在这一格局之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就免不了西方文论的参照。在论述中国古代文论经典之作《文心雕龙》中的“文心”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和背景进行深入思考，进而为“文心”这一关键词的研究提供方法路径。一中西文论在文化机制上的根本差异，以及研究者有意无意的误读，使中西文论之间的互相沟通和互相参照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中国文学有着气象恢宏的历史开篇，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一样表现出早熟的历史特征，这种早熟不是少年老成，而是充满了自然而浪漫、绚丽而庄严的青春般的艺术风范。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创立期，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不是简单的发源草创，而是奠基与繁荣，是质变的突破与跨越。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形成的艺术格局和达到的历史高度，堪为后世文学之楷模。先秦文学不仅自成风格，也有自身独特的发生、发展、繁荣、总结的演变规律。一般的断代文学发展常常表现出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特征，而先秦文学却是在繁荣中进入总结期，在经典文化、诸子文学与楚

近年来，随着葛兆光提出“从周边看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等学术话题，如何理解历史中国的形成又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不过，在早期中国，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华夏和四夷的关系上。据《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

近年来，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代诗歌演变之间关系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产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诗坛》（张立敏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辨析了博学鸿词科诸多概念间的联系，集中分析了康熙十七年（1678）至二十一年间诗歌史事件、诗人思想、诗歌创作与诗歌观念以及诗歌理论的变化，阐述了王士禛神韵说出现的原因，揭示了康熙博学鸿词科的诗歌史意义，诠释了康乾盛世诗风何以成为可能。康熙博学鸿词科称谓辨析书中辨析了康熙博学鸿词科诸多称谓间的关系，提出博学鸿词科正名与别称的概念。自康熙十七年元月康熙帝下诏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不同时期的接受者往往热衷于从“索隐”的角度对作者、文本展开评阅，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索隐派”红学。学界提及“索隐派”红学时，主要指向采用拆字、谐音、谶纬等“猜笨谜”方式探寻《红楼梦》所隐去的“本事”及“微义”，侧重批评其间对《红楼梦》政治意义的主观、“无度”猜想。甚至，重点分析“索隐派”红学提出的

题跋文的创作在宋、元、明时期可谓成就斐然，其文体的灵活功能以及与序文的差异性表征于此历史时段越来越受到文人重视。如徐师曾认为题跋“专以简劲为主，故与序引不同”①。而元、明易代之际的题跋文创作尤其具备规模及特色，宋濂则无疑是元末明初文坛有足够代表性的题跋作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题跋文章，而且具有官方作家与民间文人的双重身份，因而能够集中反映此时期的题跋文体观念。从现存的全部题跋文作品来看，其创作具有多样的功能和鲜明的特征，既有道统立场，又见文人情致。其题跋文体观念也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巨

一部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实际上是众多氏族、部族、民族文化不断传承融合与转化创新的过程。先秦时期，由氏族、部落林立而逐渐形成以中原夏商周三族为盟主的多部族文化联合体。秦汉以后则由更大范围内的民族碰撞对话而最终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至汉武帝时，中华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著成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作了全面叙述梳理。《史记》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上承先秦六经诸子，下启以后官修正史的不朽经典。事

先秦的历史叙述，多依赖于春秋中期至西汉前期编纂的文献，特别是《诗》《书》《礼》《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著作。这些书中的记载，几乎构建了先秦历史叙事的全部基础和主线条。它们所提供的知识之间，又互相关联，甚至相互印证。或者说，这些著作中有关先秦的知识是自洽的。即便西周至秦汉之际的考古资料相对丰富，战国秦汉简牍文书近年更是几乎要改变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书写，但是我们赖以理解早期历史的基础知识和想象早期历史的“故事主线”，依然是上述典籍提供的，或者更为绝对地说是《史记》加工

六朝文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大胆抒写。以往对于这一问题的研判，往往着眼于齐梁宫体诗，关注的是文学领域。但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去考察，便可发现六朝文学对于男女两性的描写，有着思想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这种两性观念浸润在哲学观念与文化意识之中。我们通过对《周易》咸卦在汉魏以来的重释，以及咸卦对于当时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获得许多新的认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一《周易》在秦汉之后为儒家六经之首。六朝思想文化受易学浸润极深，刘勰《文心雕龙》以原道为核心的文学思想即是以易学作为骨

一、《文心雕龙》海外英译谱系《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也是文学批评史上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它体例周密、论旨精深、论据详备，可与《诗学》相媲美。对于这样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它在海外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译介历程呢？自1959年施友忠的第一个《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目前全球共有三个英文全译本和八个英文节译本。与其他中国文学典籍的译介相比，目前海外《文心雕龙》海外译介的主力是华裔汉学家，其全译本数量还是相对偏少。从英译本的总体情况来看，海外译者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1］政权割据、战争频繁造成混乱的同时，疾疫的流行也加剧了社会的苦痛。两汉时期疾疫多发，东汉建安年间尤为突出：建安十三年“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2］，“时又疾疫，北军多死”［2］；建安十四年“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2］；建安二十年“会疫疾”［2］；建安二十二年“大疫”［3］，&ldq

文献批判有相当悠久的传统，人们一般皆溯至代表19世纪西方历史学主流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肯定其“用文献学技术处理历史资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1]20，历史遂而成为一门科学。其引入中国，早在西学东渐的晚清民国初，伴随着近现代人文学术的建立。胡适是先行者，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导言”中，有对法国朗格诺瓦(C.V.Langlois)、瑟诺博司(Ch.Seignobos)这两位兰克弟子合著《史学原论》的推介、借鉴，从而系统提出

司马相如（前169？—前118）是两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位居“汉赋四大家”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赋家，对后世影响甚巨。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著名理学家朱熹转引林艾轩语：“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满，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认为相如赋自然流畅，才情横溢，远在扬雄、班固、张衡、左思之上。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元祝尧《古赋辩体

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曾被朱祖谋评为“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①。作为况周颐最重要的词学范畴，“重拙大”说也因此广受时誉，备享尊荣。当陈廷焯因为早逝，致其“沉郁顿挫”词说的影响尚未形成恢弘的格局，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又因其边缘身份而基本上处于被尘封状态之时，况周颐的词学则因其源流独具而蔚为正宗，并借诸朱祖谋的奖掖而驰誉南北。而今回看晚清民国词学，所谓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已不复存在，朱祖谋的评价也再无一言九鼎之

有清一代,以科举取士,正科之外,作为特科的博学鸿词科亦数度举行,康熙十八年(1679)与乾隆元年(1736)的两次特科均以得人称盛。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第三次诏举博学鸿词科,《清史稿》对此事载录如下: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议以“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皆无实际。惟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间两次举行,得人称盛。际兹文学渐微,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应下学部议”。时方诏各省征召耆儒硕彦,湖南举人王闿运被荐,授翰林检讨。两江、安徽相继荐举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

杜甫《赠韦七赞善》诗原注曾引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是对韦、杜家族的称誉和标榜，杜甫与唐代韦氏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检讨杜诗，其与韦氏交往者多达三十首，其中与韦济等人的交往诗，不仅是杜甫思想、心志和生活的映现，同时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而成为千古佳制。京兆杜氏家族与韦氏家族，又是中古时期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并传承已久的关中望族，望族之间的联姻也是当时文化的特殊现象。杜甫家族与京兆韦氏的婚姻，也可以通过杜甫的诗文和新出土的珍贵文献加以钩稽。一、杜甫家族与京兆韦氏婚姻考索陈寅恪先

一选本对于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知名度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鲁迅早有深刻的论述：“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钱锺书则注意到选本对大家与小家的影响差异甚大，这是关于选本的名言，但是对其准确程度，仍需具体分析。试以唐诗为例。虽然有许多唐诗选本的选目不够公允，对于某些大家尤其“不够公道”，但这对大家的地位并无太大的不利影响。例如杜甫，在今存的16种唐人选唐诗中，除了晚唐韦庄的《又玄集》外，完全不见其踪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殷璠的《河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