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01臣轨二卷 唐 武则天撰 州县提纲四卷 宋 陈襄撰作邑自箴十卷 宋 李元弼撰 官箴一卷 宋 吕本中撰昼帘绪论一卷 宋 胡太初撰 百官箴六卷 宋 许月卿撰 为政善报事类十卷 元 叶留编 陈相注 为政忠告牧民忠告二卷 风宪忠告一卷 庙堂忠告一卷 元 张养浩撰薛文清公从政录一卷 明 薛瑄撰 御製官箴一卷 明 朱瞻基撰 官箴集要二卷 明 汪天锡辑 牧鉴十卷 明 杨昱辑 宦游日记一卷 明 徐榜撰 抚黔纪略一卷 明 江东之撰 新吾吕先生实政录七卷 明 吕坤撰 居官水镜四卷 明 刘时俊撰 新官到任仪注一卷 明 不著撰

词与声诗，同出于隋唐燕乐，是已为学界熟知的事实①。此本唐宋研讨俗乐者的常识，《教坊记》、《乐府杂录》叙述甚详。宋人在追溯词源时，也多强调其源出有唐一代的俗乐新声的真相。至明、清时代，由于词与音乐脱离，虽然论者多强调词的乐府性质，在讨论词源时也多强调词与古乐歌、古乐府的关系；然对于词与隋唐燕乐的关系，却不无晦昧之处。但专家学者，仍多深知其义。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乐通·俗乐调》条，重举俗乐二十八调，而清康熙时所编《全唐诗·词》小序也简述唐词渊

文体之间相互渗透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普遍现象。在各种文体萌生、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交叉影响的情况经常发生。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各种文体之间特别是历代诗文之间“以文为诗”、“以诗为文”的交叉互渗状况，与先秦时代诗文一体不分的“原型”形态密切相关。追溯中国文学源头的先秦时代，文学尚未独立，后世的文笔之辨、骈散之辨尚未兴起，对文体的细致辨析尚未提上日程，文体意识和诗文之间的界限亦处于混沌不明、涵容交叠的状态。一方面，此期诗歌部分承担了散文和

在“浙东唐诗之路”上，绍兴(又名会稽、越州)颇具独特性。以会稽为代表地的越州山水诗，启盛唐山水诗先声，对唐代山水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晋室南渡后对越中山水之美的认知与琅琊王氏会稽“兰亭”雅集西晋末年，北方士人避难至江左。浙东山水颇为中原士人所重。《世说新语·言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①又&ldqu

当今，在文学审美多元化的时代精神和文学理论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的影响下，文学研究方法令人眼花缭乱，既有历史学的，又有哲学的；既有人性论的，又有社会论的；既有基于文献、文化的，又有回归文本、文论的……归结起来，其基本方法主要有四：文本、文献、文论、文化。而今，通常所谓“文本”是西方“text”的汉译；虽然也曾被译为“本文”，但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本文”的意蕴有所不同。西方&

评点是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批评形式与文化现象。面对现存富赡而驳杂的评点文本，相对于小说、戏曲评点，近年来诗文评点虽也被视为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但研究成果仍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楚辞》评点仍需作系统且全面的研究。自南宋楼昉《崇古文诀》发端，至明末陆时雍《楚辞疏》、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来钦之《楚辞述注》诸本问世，《楚辞》评点的刊行与传播已跨越数百年。对此，相关书目著作早已多有载录，示人以津逮，嘉惠学林良多。①而随着“四库”系列及“《楚辞》文献集成”“

王钟陵先生尝言：“由东方国家形态所产生的中国文人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文学史的原生态生长情状中必然有着三个因素：一是宗族或家族的色调，二是乡邦印记，三是文人们为突破狭小的血缘和地域交际圈所形成的师友交往。”①我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宗族或家族的色调是一个作家最先感知与接受的印象，应该是中国文学史原生态最基本的方面。在宗法社会里，宗族或家族文化是培育作家道德情感、思想观念以及创作能力的温床，家学渊源甚至直接影响着一个写作者对于写作体裁、题材与风格的取向。清代词坛诸派的孕育、成形，即多半与宗

园林，不仅是士夫文人栖居、娱乐的空间场所，更与文人人格、价值、审美密切相关。唐代文人在魏晋六朝园林发展的基础上投身到园林建构的热潮中，并以诗歌为媒介，对园林别业进行吟咏与题写，数量众多，形式灵活，推动了题园诗的发展与兴盛。而题园诗兴盛的背后，凝聚了唐代文人的园林审美观念，园林既是权贵们追求方外之名的绝佳途径，也是士人们表现自适生活的舞台，更是仕途失意者抒发不平与无奈的情感载体，三者并存而又此消彼长，在嬗变中完成了园林观的多元建构，促使园林文人化性格的形成。因此，唐代文人以园林别业为题写对象是值得关注的文化

修仙是一个由平常的人变为超乎异常的仙真的过程。修仙必然对自身的形体与精神同样地关注，因此在长期探寻成仙之途都是沿着“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方向。不过历代所侧重的修仙之途不一，所尝试过的具体方法更是难计其数，就其要者言之，大约有以下几种主要的探索。一 、服药包括到仙境中取得长生不死之药和按方合药两大类。本来在战国初从事寻找通仙之途的人们主要是到海上三神山等处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到了大约西汉时，便有人用人工的方法来合药。所用的原料以金石为主，所成的产品多称为金丹、金液。西汉末东汉初已经

修真者，借假修真也。借此四大假合之肉身，修成吾金刚不坏之真身。古今天下，没有不死的肉身，只有永恒的法身。所谓：本来真性号金丹，四大为炉炼作团。肉体者，四大假合矣，虽曰父母恩赐，然父精母血本为凡俗之物，数十年后焉能不坏？何为四大？地、水、风、火，是也。地构成骨胳肌肉和脏腑，水构成身中之血液，风构成呼吸系统，火则构成身中之恒常体温。修真又分现实修真及小说修真。小说修真的名词和境界不具备任何可行性，仅为小说家言，供人娱乐。 通过烧炼金丹，服食来达到长生的外丹术已逐渐没落。现修真界主要以金丹大道的内丹学，即丹道为

《大乘止观法门》凡四卷。略称大乘止观。南朝陈代慧思讲述。今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书系阐述大乘止观之法。以如来藏缘起思想为基础，以心意识中真妄和合之本识为中心体系，此外又阐论染净二性之说；此二体系互为表里，尤以后者富于性恶思想之倾向。本书共分三科，即略标大纲、广作分别、历事指点，另设五番建立，以明要旨。其中，五番建立之内容为：(一)止观依止，修止观法门者，须先依止一心，即自性清净心（又作真如、佛性、如来藏、法界、法性），此清净心之体状有三种差别。即：(1)此心为第一义谛之真如心，本来即离一切名相。(2)此

《大乘玄论》凡五卷。隋代嘉祥大师吉藏（544～623）撰。今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全书以三论宗空观中道之基本思想论证大乘佛法。著者嘉祥大师不仅为三论学之集大成者，且对于当时佛教界所重视之法华（四部）、大品（二部）、维摩（四部）、华严、涅槃、胜鬘、弥勒、仁王、观经、无量寿、金光明、金刚（各一部）等大乘经典之注疏亦多所研究，本书即包含上述经典之重要问题。内容分为：二谛义（十章）、八不义（六章）、佛性义（十章）、一乘义（三章）、涅槃义（三章）、二智义（十二章）、教迹义（三章）、论迹义（五章）等八门。(一)二谛义

一、从《万首唐人绝句》存录截句遭受非议说起宋洪迈(1123-1202)编《万首唐人绝句》(下文或简称《万首》)中存录有一些截句而成之篇，明代以来学者对此多有非议。如陈师云：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如钱起《和王员外雪晴》云“紫微晴雪带恩光”八句律诗，乃截前四句为一绝，何也？刘长卿《送贺九》“楚水日夜绿”一篇八句，亦截后四句为七言一绝。长卿《送友东归》“对酒灞陵暮”一篇八句，亦绝后四句为七言一绝，又何也？乔知之《绿珠篇》本歌行体，洪乃分为

中国文学中江南意象之萌生与发展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学术命题，笔者在《地域审美视角与六朝文学之“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1]一文中提到，检视秦汉至六朝，随着国力消长与政权更迭，江南与北方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博弈，六朝以前的江南之于北方中原不啻于荒蛮僻远之地，其价值多在于其特有之“金、锡、竹箭”等方物贡品[2](P2636—2640)。彼时的江南只是北方中原之附属，其地域意识与独立品格尚未萌发。至于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北方士人大举南下，中国文化中心开

钟嵘《诗品》共收录的隐逸诗人有五位，中品有晋处士郭泰机、宋征士陶潜、宋征士王微，下品有晋征士许询、晋征士戴逵。这说明了他已将隐逸诗作为晋宋独特的文学史现象来看待。而这5人中，钟嵘独标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陶渊明代表了晋宋隐逸诗人的典型特征和最高艺术成就。笔者认为，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逸诗人的出现，绝非孤立的文学现象，应与晋宋江州移民及江州的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晋宋江州移民及其文化生态江州，即今江西省一带，还包括浙江、福建等省的一部分。惠帝元康元年(291)，割扬州

从20世纪下半叶起，大批简帛资料的出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神秘的古代书库的大门，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成就。这些简帛文献，其内容涵盖了先秦文学的方方面面，其中，对楚辞赋研究的影响尤其明显。为此，本文拟作一比较完整的概述，以供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回想半个世纪以前，我们对楚文化与楚文学的所知所闻，还是较为贫乏和肤浅的！学者们在研究中所能依据的史料，除先秦时代的《国语·楚语》《左传》中的相关内容和《战国策·楚策》外，就是司马迁的《史记&m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的文艺理论及其美学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但是主要集中在范畴与观念以及人物、历史的研究方面，对于其中的书写方式的研究尚处于萌始阶段。书写是近年来学术界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概念，原本是指基督教圣经的传写，后来延伸用以指经典与文本的媒介，而这种媒质不再是传统的表现形式，如文体、文字符号、材料等概念，它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范畴，书写本身成为古代文化与学术研究的内容。本文所指的书写，是一种跨学科、跨文体的概念，它是指人类心灵与作家对于反映对象的摹写与表达，它融创作与传达、内容与形式为一体。用

年谱，是按行年考述人物一生的活动。人物的活动，又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但历来的年谱，只注重编年，从时间维度考述谱主的活动经历，而不在意系地，从空间维度考述谱主的活动地点场所，以至于我们利用前贤的年谱来考察古代文学的人地关系和作家的活动空间时，赫然发现传统年谱从观念意识到撰述实践，都存在严重偏失。随着数字人文对人的各种空间关系的特别关注和文学空间、文学地理研究的深入，有必要重建作家年谱的新理念、新范式，以满足数字时代对作家作品研究的新需求。本文将在探讨编年、系地观念来源的基础上，弄清传统的年谱为什么

东汉魏晋以后，纸作为新的文字载体在社会生活、知识传播和书籍流布中得到广泛应用，极大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写抄本也随之成为东汉至隋唐时期文学创作和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1］。在写抄本流行的时代（这里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作者和传抄者出于文化修养、学术兴趣的差异或政治压力、个人目的等原因，对文本作了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文本产生了各种歧异。从共时的角度看，流动的文本好像奔涌的河水，变动不居，充满歧异，如同“文本之河”。一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异文”

一 问题的缘起中国的文学批评为何会在建安时期发生，这当然与两汉以来文学写作的繁盛、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增多、文体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我在《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和《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两篇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事实上随着汉代文人群体的成熟和作品写作实践的增多，人们对文学与子、史不同的性质有了深刻地理解，同时也对于各文体的区分和掌握有了清楚的认识，这对于汉末建安时期文学写作的繁荣和批评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但是，这只是一个必然的条件，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外，还需要有一些

历代题画文学作品甚多，其中尤以题画诗数量众多，体态便捷(以短章题于画幅)，名家辈出，且因古人“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的审美定势，受到学界的关注与评读，可谓不胜枚举。与之相比，历代的题画赋创作，却因文献的散落与体制的冗长(不便全篇题于画端)，至今未见系统的整理与论述。①而比较诗与赋，自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言赋“蔚似雕画”②，到朱光潜《诗论》第十一章《赋对于诗的影响》提出“诗较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图画

“文学”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概念，学界对“文学”概念的考察大致在两种径路展开：一、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意义之变迁》将文学观念演进期分为三个阶段：周秦时期“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两汉则开始把“文”和“学”、“文学”和“文章”分别而言，“文学”虽仍含有学术的意义，但“文”和&ld

诗词曲作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成就的最高体现，分别在唐宋元盛极一时，被誉为“一代之文学”。诗词曲辨体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不仅关系到诗词本质特征的确定，也关系到词曲的起源与生成，以及与乐府、变文、戏曲、小说等文体之间的关系。1998年，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曾提出：“词，上与诗与文，下与曲与剧文体发展纵向上的绵延贯串，承续沿革，或者换个思考平面，词论与横向上的诗论、曲论、剧论诸学科又是如何互相出入、衔接、渗融的？他们间的比较研究、合并研究

地记产生于东汉，魏晋以来出于门阀制度的需要而大量涌现，其内容兼有人物传记与地理风俗两大部分。关于地记的文学性特征，现代学者有着较多的研究：如地记具有山水化与文学化的特点①；地记写作注重山川景物的描写与轶事传闻的记述②；地记内容具有小说化的书写特征③；在文体演变上，晋宋地记中优秀的山水散文是我国古代山水游记的重要渊源④。以上研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六朝文学对地记的深刻影响，然其所关注的多在地记的文学化，而对文学的地记特征，或者说魏晋六朝地记的编撰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则留意较少，相关研究也尚显不足。纵观历史

不同的历法往往支配着不同的岁时观念，诗文中展现的时间点也会不尽相同，比如《诗经·小雅》中的《十月之交》用的是周历，“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说的是在周幽王六年周历十月朔日(公元前776年9月6号)那天①，王畿地区发生了日食；贾谊《鵩鸟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用的是夏历，时间点为汉文帝前元六年，丁卯年夏历四月②；宋代沈遘的《初冬近饮酒作》“炎家天子起编户，政患嬴皇威令酷。急于恩纪缓文法，正岁尚犹传五六。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