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修真十书》为内丹著作丛书，六十卷。未著编纂入。 《正统道藏》收入洞真部方法类。该丛书所收内丹著作甚众，除钟离权、吕洞宾外，绝大部分为南宗五祖及其弟子们的著作，其中尤以白玉蟾为最多。北宗只收郝大通弟子王志谨，(号栖云子)之《盘山语录》。其时代最晚者为彭耜之弟子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何以取名《修真十书》？“修真”谓修炼内丹以成真成圣； “十书”盖即全书所含之篇数：《杂著指玄篇》《金丹大成集》《钟吕传道集》 《杂著捷径》《悟真篇》《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

建国七十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当然，这不能仅仅是我们都做了些什么的计量叙述，而应该从中找到规律性的经验范式，然后用为未来学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参考。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建国七十年唐宋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可以高度概括为时代思潮递变背景下文学本质发现的三种经验范式。显而易见，我们用以审视历史并作出判断的学术理性，基于我们的文学主位立场，以及建立在这一立场之上的文学本质追求。而之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坚守文学主位立场和文学本质诉求，又是因为在如此丰厚的历史积累面前，今天的人们却感觉无法说清文学究竟是什

一、七十年的四个时期 本文中的“明清诗文”，包括明代至近代的诗文与诗文评。总体而言，与古代文学其他领域相比，明清诗文研究的起点较低，长期处于被忽视甚至被贬斥的境地。明清诗文被忽视，有古代学术传统方面的原因，比如，代表清代学术官方主流意识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诗文就颇多批评，基本持否定态度，此后的许多文学史家在有意无意之间，往往都受其影响。另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传统的文体迭代、文体进化观念，对明清诗文的评价也颇为不利。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20世纪以来，从传统“泛文学观”走向现代“纯文学观”的重要成果，便是原先长期被忽视的小说戏剧地位的不断提高，然后逐步与诗歌、散文一同定位为中国文学的四大文体。而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3）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则以早期新体文学史的方式确认了小说、戏剧两大文体的重要地位。然而在小说、戏剧两大文体的发展曲线上彼此并不同步，戏剧的鼎盛时代是在元代，而小说的鼎盛时代是在明清时期。所以就明清小说戏剧地位与成就而言，是小说盛于戏剧，与此相契合的两

引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创新中积累经验，在回归中实现超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时热点。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袁行霈先生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他们的研究成果，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方法论风靡天下，宏观文

如果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元明二朝的台阁文学创作，它们之间的确存有内在一致之处，起码它们均以理学作为其价值观念的核心，以雍容平和作为其体貌特征，以教化实用作为其创作目的。但这显然是在忽略了元明易代之际的复杂情况后，所做出的一种简单化处理。如果仅仅将台阁文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进行概括的话，如此做法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出发，对于各历史阶段的文学观念进行过程性与立体化观照的话，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就元明台阁文学思想的实际情况看，有两点必须拈出重新加以讨论。一是元代与明代前期的文

如果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元明二朝的台阁文学创作，它们之间的确存有内在一致之处，它们均以理学作为其价值观念的核心，以雍容平和作为其体貌特征，以教化实用作为其创作目的。就元明台阁文学思想的实际情况看，有两点必须拈出重新加以讨论。一是元代与明代前期的文坛对于台阁文学的价值判断并不完全一致。元代文坛无论是台阁作家还是山林作家，都没有对山林文学与台阁文学做出完全肯定或否定性的评价，一般都是台阁与山林兼顾的，也就是说呈现了一种台阁与山林共存的文学观念形态。只有在入明之后，价值判断的天平才向着台阁文学一端倾斜，山林文

比兴是汉魏以来乐府古诗的艺术表现要素，也是衡量诗歌是否合乎风雅传统的一个重要标准。大历、贞元年间，倾力创作古诗乐府的代表作家只有元结、韦应物、顾况、孟郊等少数人，而其中运用比兴密度最高的则是孟郊，这成为孟郊诗“复古”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古今研究者注意力多集中于孟郊的造语工新、好尚奇险、风格酸寒等方面，论及其比兴特点的很少［1］。其实孟郊的很多奇思和新创多与其比兴及联想思路的变异有关。倘能从这一角度着眼，或许对于孟郊的“复古”在精神实质和艺术表现方面的革新意义

(一)乃指天台宗所立十种不二法门，以显示观心之大纲者。湛然据智顗之法华玄义所说之十妙，赋与实践之解释，即由迹门十妙立色心不二乃至受润不二等十门，称为十不二门。一般认为十不二门是互不相容、对立的，但由法华圆教来说，十不二门系显示相互圆融，一体不可区分。故从凡夫现实之一念而言，一念本自圆满具足宇宙之一切（即圆满具足三千诸法），观自身为无实体之空，但为虚假之现象，即可悟入十妙之理。十不二门之成立有其先后顺序，内容大致如下：(一)色心不二门，系根据十妙中之境妙而立。智慧观照之对象，总摄于一念之中。分别而言，则有色

吾丧我与天籁【原文】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

《晋书》阮籍本传说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有济世志”，又说其“喜怒不形于色”“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正因多才多艺、志向高远与极度的自我压抑交织于一身，阮籍的内心世界才充满矛盾且比常人更加丰富。他郁结的无数忧思，唯有借诗歌来宣泄，但却是“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颜延年语）。对此，前人或以为阮籍诗“盖仁人志士之

《文心雕龙·史传》曰：“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所谓“直归南董”是指记事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秉笔直书；而“辞宗丘明”，指文辞记录方面要学习左丘明。刘知几盛赞左氏的语言具有“典而美”“博而奥”（《史通》）的特点。这种语言特点趋向于诗化，即在《左传》文本中大量引《诗》赋《诗》和运用歌谣韵语使叙事具有诗情，整齐而富有节奏感的段落和引发想象联想的字句营造出诗境。这种既包括诗歌

《老子》版本之芜杂，在中国学术界罕有出其右者。王弼注本、河上公注本、严遵《老子指归》、傅奕本合称传世本中的四大体系。其中王弼注本和河上公注本的影响尤其广泛。河上公本多被道教人士和下层民众所推崇，王弼本则广为文人学士所喜好。此外，还有唐代景龙碑本等版本也有一定影响。20世纪以来，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竹简本、西汉竹书本（又名北大竹简本）等文献资料先后问世，为老学研究增加了新材料，带来了新活力。以下依据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撮其要点加以综述，旨在为初学者提供一个参考坐标。一《汉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河上

一直以来，很多人总是弄不明白《红楼梦》的版本到底有哪些。甚至还有很多人不明白，《红楼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版本。今天，就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关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红楼梦》从成书以来三百多年的时间中，形成了两种版本系统：第一种是保留了大量批注文字但只有八十回传世的脂批抄本系统；第二种是经高鹗、程伟元整理修补过的一百二十回印本系统。先说第一种抄本系统。《红楼梦》成书正是清朝中期雍乾年间，在这个时期，曾经一度文字狱非常严重，加之当时印刷不便。所以，最开始《红楼梦》的流传都是小范围的个人抄录，并没有统一的印刷。

人类始祖伏羲女娲造像：伏羲手中持矩，女娲手中持规。告诫人们，做人行事要有规矩。“规”可画圆，今指圆规；“矩”画直角或方形，亦称角尺。两字组合在一起，表示校正圆方的工具，又引申喻作标准与法度。世间规矩，多是前辈、智者认识事物规律或晓得事理利害之后所确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方圆之道也称规矩之道。方为矩，是框架，是做人之本；圆为收敛，蓄势，是曲折迂回之术。无方，难以聚力凝神；无圆，处世缺少智慧与持性，难以成功。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

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唐代，进入历史上的高峰期。诗坛上出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代表着唐代诗歌最高成就；文坛上也出现韩愈、柳宗元两位散文大家，开启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中国散文繁荣时代。唐代之所以可称为文学高峰，不但因为产生了这些足以雄视百代的大作家，令后人难以超越；更在于众多各有专精独诣的名家留下大量经典作品，至今广为传诵，历久不衰。那么唐代文学的高峰是怎样形成的？对于当今的文艺建设是否仍有启示呢？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例如唐诗正处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抛物线中点，各种诗歌形式

学术乃社会之良心。自古为学之能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学者，当以“四要”为铭。其一：敬，常怀敬畏之心学术者，乃学习之业、治国之术、教化之道、学问之源，或著书立说、立言释论，或扬清抑浊、正本清源。自古有云：“小子无学术，丁宁困负薪。”（南朝梁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士大夫以嗜欲杀身，以财利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宋吴曾：《能改斋漫录&middo

古代文人多有雅号，而雅号的得名，原因固不止一端。有因所从事的职业而得名的。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说，胡令能“少为负局钉铰之业”，也就是用铆钉把破损的锅碗瓢盆接合、固定在一起，所以被称为“胡钉铰”。有因兴趣爱好得名的。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范仲淹“酷好弹琴，唯有一曲《履霜》，时人故号‘范履霜’。”“履霜”一词源自《周易》“坤”卦：“履

中秋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夏官·大司马》云：“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此处“中秋”，指“中秋八月”。《周礼·春官·籥章》又云：“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据郑玄注，豳诗指《诗经·豳风·

“诗三百”和“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关键词。“诗三百”一般被认为指《诗经》共有约三百篇，这一词语涉及先秦时期的《诗经》名称。“孔子删诗”则为汉代以来《诗经》学史的一个重要公案，涉及孔子与《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关系。“诗三百”一语，先秦文献习见，孔子多次提及，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中国文学的长河，是以诗歌为主流的。”其中唐诗、宋诗双峰并峙，成就最为突出。唐诗的总集出现较早，为唐诗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相对于唐诗研究而言，宋诗研究相对薄弱，这与宋诗数量较大，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全集有关。1998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72册出版后，宋诗研究有了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就宋诗选注而言，不论是古典时期的宋末方回《瀛奎律髓》、晚清近代陈衍《宋诗精华录》等，还是现代学术语境中的钱钟书《宋诗选注》、缪钺《宋诗鉴赏辞典》、金性尧《宋诗三百首》、张鸣《宋诗选》等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是四言诗的开山经典，汉魏五言诗是五言诗的开山经典，其历史地位都是后来者难以比拟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典出现在主流史述中，都很大程度地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呈现为被重塑过的经典化形态。关于重塑之原因，宋代郑樵“声失则义起”（《通志·乐略》）的判断最中肯綮。其中，“声失”是历史进程中的被动后果，“义起”则是“声失”条件下的主动选择。所谓经典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与文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从海外传入的，遵循的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以此形成的理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传统不相适应。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在学术界兴起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建设兼具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应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深化史传研究 重构文学基础概念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是“文学”，来自海外。西方学术话语

中国古典美学罕见将“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也未见后人对其词源和内涵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何理解“诗心”的内涵，“诗心”就是“天地之心”吗？“诗心”有什么特点，它对于诗歌意境的创构有何重要意义？这些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和讨论。一、“诗心”与“天地之心”中国古代诗论并未把“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后人偶有提及，对

“赋者古诗之流”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出的关于诗、赋关系的最早论断，也是赋学史上的经典命题。只是古《诗》如何衍变为赋，班氏语焉不详，遂使后人在理解、接受这一命题时产生诸多分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意见。一是从政教功用出发，认为赋继承了《诗》的美刺传统，即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P3），班氏之前的司马迁、汉宣帝，其后的王逸等，皆有类似观点。二是着眼于表现手法，以赋源于六义之“赋”，是一种以铺陈体物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