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近年来，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代诗歌演变之间关系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产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诗坛》（张立敏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辨析了博学鸿词科诸多概念间的联系，集中分析了康熙十七年（1678）至二十一年间诗歌史事件、诗人思想、诗歌创作与诗歌观念以及诗歌理论的变化，阐述了王士禛神韵说出现的原因，揭示了康熙博学鸿词科的诗歌史意义，诠释了康乾盛世诗风何以成为可能。康熙博学鸿词科称谓辨析书中辨析了康熙博学鸿词科诸多称谓间的关系，提出博学鸿词科正名与别称的概念。自康熙十七年元月康熙帝下诏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不同时期的接受者往往热衷于从“索隐”的角度对作者、文本展开评阅，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索隐派”红学。学界提及“索隐派”红学时，主要指向采用拆字、谐音、谶纬等“猜笨谜”方式探寻《红楼梦》所隐去的“本事”及“微义”，侧重批评其间对《红楼梦》政治意义的主观、“无度”猜想。甚至，重点分析“索隐派”红学提出的

题跋文的创作在宋、元、明时期可谓成就斐然，其文体的灵活功能以及与序文的差异性表征于此历史时段越来越受到文人重视。如徐师曾认为题跋“专以简劲为主，故与序引不同”①。而元、明易代之际的题跋文创作尤其具备规模及特色，宋濂则无疑是元末明初文坛有足够代表性的题跋作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题跋文章，而且具有官方作家与民间文人的双重身份，因而能够集中反映此时期的题跋文体观念。从现存的全部题跋文作品来看，其创作具有多样的功能和鲜明的特征，既有道统立场，又见文人情致。其题跋文体观念也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巨

一部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实际上是众多氏族、部族、民族文化不断传承融合与转化创新的过程。先秦时期，由氏族、部落林立而逐渐形成以中原夏商周三族为盟主的多部族文化联合体。秦汉以后则由更大范围内的民族碰撞对话而最终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至汉武帝时，中华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著成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作了全面叙述梳理。《史记》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上承先秦六经诸子，下启以后官修正史的不朽经典。事

先秦的历史叙述，多依赖于春秋中期至西汉前期编纂的文献，特别是《诗》《书》《礼》《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著作。这些书中的记载，几乎构建了先秦历史叙事的全部基础和主线条。它们所提供的知识之间，又互相关联，甚至相互印证。或者说，这些著作中有关先秦的知识是自洽的。即便西周至秦汉之际的考古资料相对丰富，战国秦汉简牍文书近年更是几乎要改变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书写，但是我们赖以理解早期历史的基础知识和想象早期历史的“故事主线”，依然是上述典籍提供的，或者更为绝对地说是《史记》加工

六朝文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大胆抒写。以往对于这一问题的研判，往往着眼于齐梁宫体诗，关注的是文学领域。但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去考察，便可发现六朝文学对于男女两性的描写，有着思想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这种两性观念浸润在哲学观念与文化意识之中。我们通过对《周易》咸卦在汉魏以来的重释，以及咸卦对于当时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获得许多新的认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一《周易》在秦汉之后为儒家六经之首。六朝思想文化受易学浸润极深，刘勰《文心雕龙》以原道为核心的文学思想即是以易学作为骨

一、《文心雕龙》海外英译谱系《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也是文学批评史上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它体例周密、论旨精深、论据详备，可与《诗学》相媲美。对于这样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它在海外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译介历程呢？自1959年施友忠的第一个《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目前全球共有三个英文全译本和八个英文节译本。与其他中国文学典籍的译介相比，目前海外《文心雕龙》海外译介的主力是华裔汉学家，其全译本数量还是相对偏少。从英译本的总体情况来看，海外译者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1］政权割据、战争频繁造成混乱的同时，疾疫的流行也加剧了社会的苦痛。两汉时期疾疫多发，东汉建安年间尤为突出：建安十三年“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2］，“时又疾疫，北军多死”［2］；建安十四年“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2］；建安二十年“会疫疾”［2］；建安二十二年“大疫”［3］，&ldq

文献批判有相当悠久的传统，人们一般皆溯至代表19世纪西方历史学主流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肯定其“用文献学技术处理历史资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1]20，历史遂而成为一门科学。其引入中国，早在西学东渐的晚清民国初，伴随着近现代人文学术的建立。胡适是先行者，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导言”中，有对法国朗格诺瓦(C.V.Langlois)、瑟诺博司(Ch.Seignobos)这两位兰克弟子合著《史学原论》的推介、借鉴，从而系统提出

司马相如（前169？—前118）是两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位居“汉赋四大家”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赋家，对后世影响甚巨。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著名理学家朱熹转引林艾轩语：“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满，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认为相如赋自然流畅，才情横溢，远在扬雄、班固、张衡、左思之上。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元祝尧《古赋辩体

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曾被朱祖谋评为“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①。作为况周颐最重要的词学范畴，“重拙大”说也因此广受时誉，备享尊荣。当陈廷焯因为早逝，致其“沉郁顿挫”词说的影响尚未形成恢弘的格局，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又因其边缘身份而基本上处于被尘封状态之时，况周颐的词学则因其源流独具而蔚为正宗，并借诸朱祖谋的奖掖而驰誉南北。而今回看晚清民国词学，所谓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已不复存在，朱祖谋的评价也再无一言九鼎之

有清一代,以科举取士,正科之外,作为特科的博学鸿词科亦数度举行,康熙十八年(1679)与乾隆元年(1736)的两次特科均以得人称盛。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第三次诏举博学鸿词科,《清史稿》对此事载录如下: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议以“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皆无实际。惟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间两次举行,得人称盛。际兹文学渐微,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应下学部议”。时方诏各省征召耆儒硕彦,湖南举人王闿运被荐,授翰林检讨。两江、安徽相继荐举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

杜甫《赠韦七赞善》诗原注曾引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是对韦、杜家族的称誉和标榜，杜甫与唐代韦氏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检讨杜诗，其与韦氏交往者多达三十首，其中与韦济等人的交往诗，不仅是杜甫思想、心志和生活的映现，同时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而成为千古佳制。京兆杜氏家族与韦氏家族，又是中古时期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并传承已久的关中望族，望族之间的联姻也是当时文化的特殊现象。杜甫家族与京兆韦氏的婚姻，也可以通过杜甫的诗文和新出土的珍贵文献加以钩稽。一、杜甫家族与京兆韦氏婚姻考索陈寅恪先

一选本对于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知名度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鲁迅早有深刻的论述：“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钱锺书则注意到选本对大家与小家的影响差异甚大，这是关于选本的名言，但是对其准确程度，仍需具体分析。试以唐诗为例。虽然有许多唐诗选本的选目不够公允，对于某些大家尤其“不够公道”，但这对大家的地位并无太大的不利影响。例如杜甫，在今存的16种唐人选唐诗中，除了晚唐韦庄的《又玄集》外，完全不见其踪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殷璠的《河岳

一 志怪与博物之学王瑶先生的《小说与方术》一文自问世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四库提要》“子部小说家类”中的“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缉琐语”三类小说都源于方术，并对汉魏作者的方士身份，小说的方术特点——小说就是方士的“夸大之语”进行了梳理论述①。王瑶先生的研究是以志怪为文学性小说这一认知为前提的，故特为强调志怪叙事的虚构性与文学性。如果把魏晋小说放回到传统

汉魏以降，佛教日趋兴盛。佛法东传及其中国化的历程，引起了中古宗教、哲学乃至文艺的时代更新，佛学甚至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整个结构。现存晋唐佛教文献大体上由汉译佛经、僧尼传记以及释氏辅教之书等构成，佛教叙事文学由此进入学术视野。佛教僧传著作在中古颇为发达，“大致经历了从单传到类传、通传的自然发展”(阳清《<高逸沙门传>索隐》，《文献》2016年第1期)。孙绰《名德沙门题目》因其促进了僧传文学的时代建构，颇具学术价值。东晋孙绰以文才垂称，一生著述丰硕，众体皆备。作为一代文宗，孙氏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大矢根文次郎先生在《陶渊明研究》第三卷中，罗列了《陶渊明集》版本情况，名之曰《陶渊明集叙说》。这个目录十分简要，只列题名、卷数、撰者与存佚情况，虽名为“叙说”，实则有目而无叙。其中，“北宋本”一栏列“独山莫本”一种，定为“不详”。①关于这里所谓的“独山莫本”，有多重疑问。第一，“独山莫本”究竟何意，是存是佚；第二，“独山莫本&

所谓文学创作的政治化倾向，是指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联系的诸要素共同构成的一种政治体系运行现状和发展趋向的动态社会环境，对文学创作过程与创作内容发生影响后形成的一种文学现象。春秋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由“天子守在四夷”向“诸侯守在四邻”“守在四竟(境)”(《左传&middot;昭公二十三年》)①的渐次转变，周王朝的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自诸侯出”“自大夫出&

唐代，小说的类例建构，如数量规模、形态特质、类型功能等经历着重要的转变，人们对于小说的认知也处于持续调整、更新之中。近年来，学界围绕唐代的小说观念展开研究，韩云波的《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罗宁的《汉唐小说观念论稿》等论著，姜荣刚的《<隋书&middot;经籍志>“小说类”发覆》、王齐洲的《<汉书&middot;艺文志>与<隋书&middot;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等论文，或着眼于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或从近现代文学学

近代诗话尤其是近代报刊诗话不但是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所具有的融合古今中西文学文化的时代特色，也成为历代诗话及其文体观念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一个标志，这正如李德强所云：“报刊诗话是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强大影响力。它生成于近代传媒，产生了新变，但也却与传统诗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思想、艺术和体例、风格等各方面都是直接继承古代诗话而有所发展，并受到了传统诗学的深远影响。”[1]近十余年来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论文近二十篇，尤以近

李白诗曰：“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近年来，学界开始有意识地检视古代文学研究的“所来径”，同时也积极思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可能性。通览多篇评议、笔谈后，笔者认为仍有一个问题未被诸家论及，有待提出和讨论，那就是在现代学术分科治学之前，我们固有的“集部之学”的研究传统，究竟能否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平心而论，答案是肯定的。概言之，承守“集部之学”的传统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可关注以下几个角度。重视&l

海上丝绸之路，是自古以来我国与海外诸国的交通线路，是一条中外交流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带动了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自唐代以来，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诗文创作非常丰富。本期刊出的管宗昌的文章，总结了唐诗中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交趾的诗歌书写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方遥的文章，从海洋文化意象的角度揭示了明代出使琉球使者的诗歌特色；杨亿力的文章，则从唐代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赠别诗中，看到了“诫贪”的意识，展示了诗歌中深厚的廉政文化资源，今天仍有警示意义。（郭丹）交趾，秦时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广州一直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自秦代开始，广州就是南海郡的属地。虽然后世名称几经更易，但人们依然习惯以“南海”来指称广州和以其为中心的岭南地区。至汉代，包括南海、合浦、交趾等在内的“岭南七郡”皆以海外贸易繁荣而知名。合浦郡的属县徐闻就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谣谚：“欲拔贫，诣徐闻。”（《徐闻谚》）可见，去徐闻以贸易致富，已是时人的共识。晋宋之际的王叔之《拟古诗》以&ldquo

《世说新语&middot;假谲》载：“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lsquo;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rsquo;便共立&lsquo;心无义&rsquo;。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lsquo;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rsquo;”刘孝标注说：“旧义者曰：&lsquo;种智有是①，而能圆照。然则万累斯尽，谓之空无；常

一、赋起源研究的清理关于赋的起源问题，是赋研究中最为复杂，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因时代久远对史料的误读，学术界目前很难取得共识。本人也是长期思考这个问题，今据自己对史料的理解，略陈鄙见，以求教于方家。综合学术界的研究，大致有源于《诗》、《楚辞》、纵横家言和徘词等几种说法。源于《诗》，是因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班固《两都赋序》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既称“或曰”，当是班固引别人的意见。班固是把赋作为润色鸿业的文体看的，与西汉作家仅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