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文心雕龙·史传》曰：“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所谓“直归南董”是指记事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秉笔直书；而“辞宗丘明”，指文辞记录方面要学习左丘明。刘知几盛赞左氏的语言具有“典而美”“博而奥”（《史通》）的特点。这种语言特点趋向于诗化，即在《左传》文本中大量引《诗》赋《诗》和运用歌谣韵语使叙事具有诗情，整齐而富有节奏感的段落和引发想象联想的字句营造出诗境。这种既包括诗歌

《老子》版本之芜杂，在中国学术界罕有出其右者。王弼注本、河上公注本、严遵《老子指归》、傅奕本合称传世本中的四大体系。其中王弼注本和河上公注本的影响尤其广泛。河上公本多被道教人士和下层民众所推崇，王弼本则广为文人学士所喜好。此外，还有唐代景龙碑本等版本也有一定影响。20世纪以来，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竹简本、西汉竹书本（又名北大竹简本）等文献资料先后问世，为老学研究增加了新材料，带来了新活力。以下依据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撮其要点加以综述，旨在为初学者提供一个参考坐标。一《汉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河上

一直以来，很多人总是弄不明白《红楼梦》的版本到底有哪些。甚至还有很多人不明白，《红楼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版本。今天，就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关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红楼梦》从成书以来三百多年的时间中，形成了两种版本系统：第一种是保留了大量批注文字但只有八十回传世的脂批抄本系统；第二种是经高鹗、程伟元整理修补过的一百二十回印本系统。先说第一种抄本系统。《红楼梦》成书正是清朝中期雍乾年间，在这个时期，曾经一度文字狱非常严重，加之当时印刷不便。所以，最开始《红楼梦》的流传都是小范围的个人抄录，并没有统一的印刷。

人类始祖伏羲女娲造像：伏羲手中持矩，女娲手中持规。告诫人们，做人行事要有规矩。“规”可画圆，今指圆规；“矩”画直角或方形，亦称角尺。两字组合在一起，表示校正圆方的工具，又引申喻作标准与法度。世间规矩，多是前辈、智者认识事物规律或晓得事理利害之后所确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方圆之道也称规矩之道。方为矩，是框架，是做人之本；圆为收敛，蓄势，是曲折迂回之术。无方，难以聚力凝神；无圆，处世缺少智慧与持性，难以成功。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

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唐代，进入历史上的高峰期。诗坛上出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代表着唐代诗歌最高成就；文坛上也出现韩愈、柳宗元两位散文大家，开启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中国散文繁荣时代。唐代之所以可称为文学高峰，不但因为产生了这些足以雄视百代的大作家，令后人难以超越；更在于众多各有专精独诣的名家留下大量经典作品，至今广为传诵，历久不衰。那么唐代文学的高峰是怎样形成的？对于当今的文艺建设是否仍有启示呢？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例如唐诗正处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抛物线中点，各种诗歌形式

学术乃社会之良心。自古为学之能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学者，当以“四要”为铭。其一：敬，常怀敬畏之心学术者，乃学习之业、治国之术、教化之道、学问之源，或著书立说、立言释论，或扬清抑浊、正本清源。自古有云：“小子无学术，丁宁困负薪。”（南朝梁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士大夫以嗜欲杀身，以财利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宋吴曾：《能改斋漫录&middo

古代文人多有雅号，而雅号的得名，原因固不止一端。有因所从事的职业而得名的。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说，胡令能“少为负局钉铰之业”，也就是用铆钉把破损的锅碗瓢盆接合、固定在一起，所以被称为“胡钉铰”。有因兴趣爱好得名的。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范仲淹“酷好弹琴，唯有一曲《履霜》，时人故号‘范履霜’。”“履霜”一词源自《周易》“坤”卦：“履

中秋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夏官·大司马》云：“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此处“中秋”，指“中秋八月”。《周礼·春官·籥章》又云：“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据郑玄注，豳诗指《诗经·豳风·

“诗三百”和“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关键词。“诗三百”一般被认为指《诗经》共有约三百篇，这一词语涉及先秦时期的《诗经》名称。“孔子删诗”则为汉代以来《诗经》学史的一个重要公案，涉及孔子与《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关系。“诗三百”一语，先秦文献习见，孔子多次提及，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中国文学的长河，是以诗歌为主流的。”其中唐诗、宋诗双峰并峙，成就最为突出。唐诗的总集出现较早，为唐诗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相对于唐诗研究而言，宋诗研究相对薄弱，这与宋诗数量较大，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全集有关。1998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72册出版后，宋诗研究有了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就宋诗选注而言，不论是古典时期的宋末方回《瀛奎律髓》、晚清近代陈衍《宋诗精华录》等，还是现代学术语境中的钱钟书《宋诗选注》、缪钺《宋诗鉴赏辞典》、金性尧《宋诗三百首》、张鸣《宋诗选》等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是四言诗的开山经典，汉魏五言诗是五言诗的开山经典，其历史地位都是后来者难以比拟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典出现在主流史述中，都很大程度地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呈现为被重塑过的经典化形态。关于重塑之原因，宋代郑樵“声失则义起”（《通志·乐略》）的判断最中肯綮。其中，“声失”是历史进程中的被动后果，“义起”则是“声失”条件下的主动选择。所谓经典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与文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从海外传入的，遵循的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以此形成的理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传统不相适应。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在学术界兴起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建设兼具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应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深化史传研究 重构文学基础概念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是“文学”，来自海外。西方学术话语

中国古典美学罕见将“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也未见后人对其词源和内涵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何理解“诗心”的内涵，“诗心”就是“天地之心”吗？“诗心”有什么特点，它对于诗歌意境的创构有何重要意义？这些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和讨论。一、“诗心”与“天地之心”中国古代诗论并未把“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后人偶有提及，对

“赋者古诗之流”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出的关于诗、赋关系的最早论断，也是赋学史上的经典命题。只是古《诗》如何衍变为赋，班氏语焉不详，遂使后人在理解、接受这一命题时产生诸多分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意见。一是从政教功用出发，认为赋继承了《诗》的美刺传统，即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P3），班氏之前的司马迁、汉宣帝，其后的王逸等，皆有类似观点。二是着眼于表现手法，以赋源于六义之“赋”，是一种以铺陈体物为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学领域对于朱熹诗教观的研究形成一种认识，即认为他所推崇的儒家诗教是“思无邪”而非“温柔敦厚”。而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大概是出于一种认识惯性——“温柔敦厚”是诗教观，是一个诗学而非伦理学、哲学的话题，因而忽略了朱熹关于“温柔敦厚”的论述。但实际并非如此。朱熹对于“温柔敦厚”非常重视，只是他并非侧重于其诗学阐释，而是明确将“温柔敦

对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研究者来说，明刻本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除了少数的经典作家有宋本存世外，大多数非经典的作家，他们存世的最早本子，皆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刊印。此前的版本流变情况，因没有实物，我们很难探究。而对明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汉魏六朝隋唐的文学作品，更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它们作为明人复古的宗尚对象，在文献层面被不断地搜集、整理、刊印，在文学层面被有针对性地阅读、摹拟，并尝试超越，成为明代文学生态中必须正视的一股力量。通过实在的书籍，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与明代文学得以交缠在一起。本篇所谓的“文本凝定&

对于辞、赋的关系、不必拘于《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及《文心雕龙》《文选》文体分类之囿，而当回归辞、赋合一的原初实情。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应当出脱《诗》学经义的立场。讨论楚辞和汉代骚体赋，必须确认《诗》《骚》异体与《骚》、赋源流，并就体制、篇章、句式、名物、语词等多方面展开整体性和历时性的考察。一、楚辞与骚体赋楚辞本是汉人对楚国屈原、宋玉等作品的通称，或以《离骚》代之，宋黄伯思《校定楚词序》更泛称“屈宋诸《骚》”，谓“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l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居四部之首，其他学术门类亦受影响甚至被限制，诗乐诸艺也不例外，在文论领域便有“文本于经”之说。汉代乃经学昌明（皮锡瑞语）时期，其时文艺理论并未获得真正独立，多散见于各类典籍（尤其是经学文本）之中，且有浓厚的经学色彩。故有学者径称汉代文论为经学文论，并非无根游谈。由是，经学不仅可被视为汉代文论孕育与发展的温床，经学文本还是汉代文艺理论话语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文艺本源论在《尚书·尧典》《荀子》等“诗言志”说基础上，汉

词选是词学批评方式之一，是词作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向来是词学研究不容轻忽的对象。当代词学界对历代词选的研究日渐兴盛，这里选择近作一组，以供窥斑见豹。《一座绕不开的地标——朱祖谋〈词莂〉的词学价值》一文，介绍了近代词学大家朱祖谋的清词选，认定其选目精严、视野宏通，且“透露出编选者顺变求新的词学审美品格与新期待”；《南图藏本〈宋词十九首〉》一文，介绍了晚清词坛祖灯端木埰精选宋词十九首的特色，尤其是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刊行时诸名家题跋的词学史意义，认定其&ld

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既可以是四个横向并列的诗坛空间，也可以是四个纵向的历时态的诗坛现象。而从历时态的角度考察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在明代诗坛的更替递嬗，尤其具有文学史意义。台阁体滥觞于洪武年间，而鼎盛于永乐、宣德时期，延续于正统、天顺年间，其风格标志即所谓“富贵福泽之气”；“台阁坛坫移于郎署”则是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发生的最为深刻的文坛格局异动，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尤为前后七子所推崇；嘉、隆年间的谢榛、王世懋等人，青睐王、孟、韦、柳的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道家思想进一步发展，玄学形成，佛学也日益昌明。刘勰深受这种文化氛围影响，而长期寄居修学于定林寺，并协助僧佑大师整理经藏、编汇经目、撰次佛史僧传的经历，使他获得了深湛的佛学修养并精熟佛典用语，这一点在其精心结撰的《文心雕龙》中多有反映。“圆通”作为佛典用语，多见于汉译佛典，本义指佛陀达到的自在圆融之境界，也用于指称佛经译文的晓畅明朗，后为《文心雕龙》所取用。本文拟梳理“圆通”一词从佛典用语到审美用语的转变路径，考察《文心雕龙》中&ldqu

在研究《文心雕龙》关键词的过程中，我们应在深入比较中西文化典籍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刘勰所提出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文德”这一范畴在《文心雕龙》中的内涵、地位、价值和意义予以重新审视，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进行细细梳理，发掘出其被遮蔽的文化视域、所潜藏的文学价值与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论便被纳入“中西古今”的全新格局之中。在这一格局之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就免不了西方文论的参照。在论述中国古代文论经典之作《文心雕龙》中的“文心”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和背景进行深入思考，进而为“文心”这一关键词的研究提供方法路径。一中西文论在文化机制上的根本差异，以及研究者有意无意的误读，使中西文论之间的互相沟通和互相参照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中国文学有着气象恢宏的历史开篇，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一样表现出早熟的历史特征，这种早熟不是少年老成，而是充满了自然而浪漫、绚丽而庄严的青春般的艺术风范。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创立期，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不是简单的发源草创，而是奠基与繁荣，是质变的突破与跨越。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形成的艺术格局和达到的历史高度，堪为后世文学之楷模。先秦文学不仅自成风格，也有自身独特的发生、发展、繁荣、总结的演变规律。一般的断代文学发展常常表现出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特征，而先秦文学却是在繁荣中进入总结期，在经典文化、诸子文学与楚

近年来，随着葛兆光提出“从周边看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等学术话题，如何理解历史中国的形成又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不过，在早期中国，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华夏和四夷的关系上。据《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