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以启蒙的精神重新认识已成为传统的科学是时代赋予当代人的使命。分析当代科学的困境并提出实现其“革故鼎新”的进路已势在必行，从易学的遗惠中寻找解决科学的出路不失为进路之一。与从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讨论道家和从科学的人性化讨论儒家不同，这里从当代科学在基本原理、方法论和理性三个层面所显露矛盾、困难和不足讨论易学，并根据科学发展的态势推断，易学中的循环原理、生成论和理一论可能成为催生新科学的睿智。一、循环者乃道易学主张以阴阳相互转化为基础的循环论，朱熹(1130～1200)集大成提出&ldq

本文以科学的观点考察易学象数传统。首先讨论易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和演变,其次讨论象数学的兴衰与科学互动的关系,最后讨论象数和数术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价值。在这种讨论中,象数学在易学中的地位和道家文化的作用被评价。最初的古《易》可能只是符号系统。在配以占筮记录以后则成了占筮书,并有所谓夏代的《连山》、殷代的《归藏》和周代的《周易》的演变。唯《周易》传世,而《连山》和《归藏》均已失传,但据文献记述两者符号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周易》同为八经卦和六十四重卦。春秋战国时期以来《易传》的形成才使《周易》成为具有哲理意义的典籍,

“以西来之风，演南华之旨”，章太炎（1869—1936）挚友释宗仰（1865—1921，别号乌目山僧）曾如是评骘其名著《齐物论释》。《齐物论释》是以佛解庄之典范，太炎在此书中以哲学的眼光、以重视认识论的法相学对《齐物论》相关名相和思想进行深度诠释、细致演绎。太炎著此书的学术抱负是“使庄生五千言，字字可解”（《自述学术次第》），并自诩此书“一字千金”（同上书）。不过，此书与他其余著作一样，绝不是传统以佛解庄的书斋

《老子》作为中国哲学元典，其“成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迄今发现的《老子》简本、帛本与传世本的对照中可以看出，《老子》文本并非是“亘古如斯”（宁镇疆语），而是在结构上有变更，在内容上有增损。这表明，从战国中后期至西汉中期《老子》传世本形成，《老子》文本处于演化塑形的过程中。虽然如此，早期《老子》的“成书”对战国后期思想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早期以“子学”形式展开的诠释《老子》之作。其

《淮南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绝代奇书”，也是汉代道家最重要的代表性论著，在中国道家走向道教的历史演变中发挥着极为特殊的理论桥梁作用。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在《淮南子》中围绕如何“修道”的问题，设计出了一整套细密周详的道家修炼功法。其中《本经》一篇中所言“闭四关，止五遁”是其重要内容，充分体现出刘安等人对道家“修道”方式及要求的独特思考与认识，从中亦可看出其以“真人”为理想人格的修道理念所

《周易》如何从卜筮之书转变为哲理之书，是先秦易学史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以及孔子对《周易》的解读。关于孔子与《周易》的关系，随着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的出现，孔子学《易》释《易》已基本成为定论，同时也表明了孔子对《周易》的态度，即“《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这就将《易》与史巫之途区分开来。帛书《易传》明确提出以德义解《易》，并将阴阳、五行与四时融入易学体系中，最终形成包含天、地、人、君在内的整体易道观，此乃《周易》

伴随着儒学主体地位的重新确立，宋代的《论语》研究较之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论语》研究的数量大增，而且《论语》的注解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论语》学进入了所谓的“宋学”时代。一、宋代《论语》研究的勃兴唐代以降，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作为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依据的儒学也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新形势呼唤新理论的诞生。而鉴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必须通过创造性解释来完成。因此，许多硕儒名士纷纷著书立说，希冀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解释，来重建儒学的合法性依据之地位。于是有&ldqu

四川四川省安岳县鱼龙乡杨氏“清白传家”字派：“伏轩子亭杨，仲元启秀长，世代殉祖武，清白永逐芳”。 四川安岳县杨家湾字派：“仁义礼智信天道成其德忠和玉大元明星光上国”。 四川省内江市杨氏字派：“贤书堂华庆，仁义礼至昌，永远洪升达，忠孝节义长 ”。 四川广元 杨氏字派：“生恒金文玉 长青永发春 本元培德厚 正有世代新 ”。 四川省旺苍县（祖上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杨氏字辈：“忠开学大

辛亥革命，钱穆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从事小学教育，后来进入到中学，从一般的语文教育到后来中学教授《四书》和《国学概论》，钱穆走出了一条独自读书治学的道路。这条道路，现代学者看起来，不免嗤之以鼻，认为是民科。但是，如果我们阅读他早期的作品，如《国学概论》和《四书释义》后，就会发现他还是严格参照了传统学术的方式进行撰写。

钱穆先生早年注重考据，其积十余年之功完成的《先秦诸子系年》是一生得意之作，他在自序中称自己“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为之罗往迹，推年岁，参伍以求，错综以观，万缕千绪，丝丝入扣，朗若列眉， 可寻指”。顾颉刚也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在考证诸子的方法上，他深受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影响，比较熟练自如地运用考据学中的本证、旁证、理证等方法去考辨诸子的生卒年事。书名以考据，实则因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也可谓是史料学的一种体现。史料与考据是密

一、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根据理气的风水学派以天干地支阴阳五行为理论根据理气的风水术，简称为“三合派”。三合派的创始人是杨筠松祖师，杨筠松、曾文 、廖禹、赖布衣被誉称为赣南风水术的四大祖师。“三合”一指龙水向三者相合，二是指十二地支的三合局，即申子辰三合水局，寅午戌三合火局，巳酉丑三合金局， 亥卯未三合木局。地支三合理论是杨公风水术消砂纳水的主要理论根据。生旺墓三合，最早见于西汉刘安淮南子天文训：“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 也。火生于寅，壮于

三联书店新编《陈寅恪集》隆重问世。《陈集》收入现在所能找到的全部著述，共十三种十四册。其中，读书札记、书信集、讲义及杂稿，均为新辑面世。其开本、装帧十分雅致。日前，堪称寅恪先生压卷之作的《柳如是别传》一书领先出版，这是对我国读书界的一个新贡献。陈美延女公子不辱父命，担任《陈集》的编者，为此付出了许多辛劳。寅恪先生晚年书斋称“金明馆”，又称“寒柳堂”。据说，“金”指后金，即清朝。那么，金明馆或与寅恪先生晚年治明清史事有关。另外，我们从《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的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

《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叙述和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深厚、逼真、自然。《红楼梦》的世界是作者在生活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那环绕着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大大小小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同年龄和性别、不同姿容和性格的几百个人物，以及他们互相之间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所发生的依存和矛盾的关系，那环绕着贾、林、薛的爱情婚姻像辐辏式展开的众多事件，以及他们之间互相勾连又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都像是天然浑成，一点不见人工斧凿的痕迹。曹雪芹写人物完全打破了“好人一切都好，坏

法家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儒家只不过是政治的“温柔一刀”而已。要想真正体会中国的管理，体会中国历史，还是需要学习法家的“法术势”。有趣的是，热衷政治、绝对入世的法家居然不断研究与体会道家的思想，充分领会思想中的辩证法，认识到万物皆变的真谛，从中汲取了无为管理的思想营养，并提出自己提高君主管理效率的见解——以法制代替人治。法 家主动与老子共鸣，可能是因为当时儒家与墨家是显学，是法家的直接而强劲的竞争对手。因此，法家当然跟这两家要划清界限，而

《修真十书》为内丹著作丛书，六十卷。未著编纂入。 《正统道藏》收入洞真部方法类。该丛书所收内丹著作甚众，除钟离权、吕洞宾外，绝大部分为南宗五祖及其弟子们的著作，其中尤以白玉蟾为最多。北宗只收郝大通弟子王志谨，(号栖云子)之《盘山语录》。其时代最晚者为彭耜之弟子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何以取名《修真十书》？“修真”谓修炼内丹以成真成圣； “十书”盖即全书所含之篇数：《杂著指玄篇》《金丹大成集》《钟吕传道集》 《杂著捷径》《悟真篇》《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

建国七十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当然，这不能仅仅是我们都做了些什么的计量叙述，而应该从中找到规律性的经验范式，然后用为未来学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参考。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建国七十年唐宋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可以高度概括为时代思潮递变背景下文学本质发现的三种经验范式。显而易见，我们用以审视历史并作出判断的学术理性，基于我们的文学主位立场，以及建立在这一立场之上的文学本质追求。而之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坚守文学主位立场和文学本质诉求，又是因为在如此丰厚的历史积累面前，今天的人们却感觉无法说清文学究竟是什

一、七十年的四个时期 本文中的“明清诗文”，包括明代至近代的诗文与诗文评。总体而言，与古代文学其他领域相比，明清诗文研究的起点较低，长期处于被忽视甚至被贬斥的境地。明清诗文被忽视，有古代学术传统方面的原因，比如，代表清代学术官方主流意识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诗文就颇多批评，基本持否定态度，此后的许多文学史家在有意无意之间，往往都受其影响。另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传统的文体迭代、文体进化观念，对明清诗文的评价也颇为不利。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20世纪以来，从传统“泛文学观”走向现代“纯文学观”的重要成果，便是原先长期被忽视的小说戏剧地位的不断提高，然后逐步与诗歌、散文一同定位为中国文学的四大文体。而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3）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则以早期新体文学史的方式确认了小说、戏剧两大文体的重要地位。然而在小说、戏剧两大文体的发展曲线上彼此并不同步，戏剧的鼎盛时代是在元代，而小说的鼎盛时代是在明清时期。所以就明清小说戏剧地位与成就而言，是小说盛于戏剧，与此相契合的两

引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创新中积累经验，在回归中实现超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时热点。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袁行霈先生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他们的研究成果，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方法论风靡天下，宏观文

如果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元明二朝的台阁文学创作，它们之间的确存有内在一致之处，起码它们均以理学作为其价值观念的核心，以雍容平和作为其体貌特征，以教化实用作为其创作目的。但这显然是在忽略了元明易代之际的复杂情况后，所做出的一种简单化处理。如果仅仅将台阁文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进行概括的话，如此做法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出发，对于各历史阶段的文学观念进行过程性与立体化观照的话，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就元明台阁文学思想的实际情况看，有两点必须拈出重新加以讨论。一是元代与明代前期的文

如果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元明二朝的台阁文学创作，它们之间的确存有内在一致之处，它们均以理学作为其价值观念的核心，以雍容平和作为其体貌特征，以教化实用作为其创作目的。就元明台阁文学思想的实际情况看，有两点必须拈出重新加以讨论。一是元代与明代前期的文坛对于台阁文学的价值判断并不完全一致。元代文坛无论是台阁作家还是山林作家，都没有对山林文学与台阁文学做出完全肯定或否定性的评价，一般都是台阁与山林兼顾的，也就是说呈现了一种台阁与山林共存的文学观念形态。只有在入明之后，价值判断的天平才向着台阁文学一端倾斜，山林文

比兴是汉魏以来乐府古诗的艺术表现要素，也是衡量诗歌是否合乎风雅传统的一个重要标准。大历、贞元年间，倾力创作古诗乐府的代表作家只有元结、韦应物、顾况、孟郊等少数人，而其中运用比兴密度最高的则是孟郊，这成为孟郊诗“复古”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古今研究者注意力多集中于孟郊的造语工新、好尚奇险、风格酸寒等方面，论及其比兴特点的很少［1］。其实孟郊的很多奇思和新创多与其比兴及联想思路的变异有关。倘能从这一角度着眼，或许对于孟郊的“复古”在精神实质和艺术表现方面的革新意义

(一)乃指天台宗所立十种不二法门，以显示观心之大纲者。湛然据智顗之法华玄义所说之十妙，赋与实践之解释，即由迹门十妙立色心不二乃至受润不二等十门，称为十不二门。一般认为十不二门是互不相容、对立的，但由法华圆教来说，十不二门系显示相互圆融，一体不可区分。故从凡夫现实之一念而言，一念本自圆满具足宇宙之一切（即圆满具足三千诸法），观自身为无实体之空，但为虚假之现象，即可悟入十妙之理。十不二门之成立有其先后顺序，内容大致如下：(一)色心不二门，系根据十妙中之境妙而立。智慧观照之对象，总摄于一念之中。分别而言，则有色

吾丧我与天籁【原文】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