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通行本《老子》第六十章中的一句话。历代注释家多认为是讲述治国之道。并由此也言说老子言简意赅，言近旨远。这种说法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可谓不刊之论。但是对于此种注释和解释，本人宁愿做如下评论：大而不当，空洞无物。何处如此解释？请允许我举例以示“大道之道”：此种评价如同评价一个人，曰：在性别上没有问题，不可以怀疑他的性别。试问：这样的解释可以“尽”或者说“说出”“该人”的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少有的堪与孔孟相提并论的文化巨人。但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他及他的学说的评价是很不公允的,同时也谬误百出，其影响时至今日。有人一讲到朱熹的学说，就是“客观唯心主义”，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工具。故而，笔者选择了一些最能体现朱子理学精神的语句予以释评，希望能对正确了解朱子思想有些裨益。朱子理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固非片言只语便能阐明，但管中窥豹，能有一斑之见，便是笔者心愿。一、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兼擅诗词文，为金源一代文学泰斗。其诗现存一千三百余首，与宋代之苏东坡、黄鲁直、陆放翁诸人，并称为宋金四大家；其词存作三百八十余首，亦为中州词坛冠冕；其文辑存二十六卷、二百余篇，鹰扬文场数十年。他又以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展开文学批评，主要见于《论诗三十首》及《中州集》中的诗人小传。《论诗三十首》，着眼于评论古代诗人，它所讨论的范围，上自曹魏，下迄宋金，历时一千多年。形式上采用了七言绝句绝形式。在对传统和现实扬弃的整合中凭自己的天赋跟勤力，元好问实现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唐

在20世纪初叶，熊十力在与冯友兰交谈时曾提出一个命题：良知是呈现。对于当时的情况，牟宗三记载道：“三十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底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牟宗三，1999，第153页）“良知是真实，是呈现，这在当时，是从所未闻的。”（牟宗三，2005，第10

一、想、思、虑的本义阐释（一）文字训诂1．想《六书精薀》：“字意从心从相，言有所著也。”想是相思、他顾，也就是考虑自身以外的事物，“相”字的本义是“以目观木”，许慎的《说文解字》将“相”列入“目”字部，解释道：“相，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宋代的戴侗说：“相，度才也。工师用木，必相视其长短、曲直

词盛于两宋，衰于元明，而复振于清。清词号称“中兴”，主要表现在两个时期。清初，满人入主中原，明朝的遗民故老，有感于宗社之沦亡，哀恸于生民之疾苦，黍离麦秀之悲，一托之于词，词多变徵之声。例如屈大均、王夫之诸家之词，凄凉怨慕，几可与南宋末汐社诸遗民之作相媲美，于是一变明人之陋，词的内容有了变化，词的格调也有了提高。然而对于词的格律一端，仍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自朱彝尊、厉鹗之后，浙西词派大兴，但是时值“康乾盛世”，天下渐趋承平，文人学士畏惧清政府的高压和文字狱，

1905年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关系到儒家文化的消退、精英政治的转换和传统社会的终结，甚至标志着东亚古代文明的衰弱。百年过后论科举，我们不仅要看到为兴学堂而废科举的历程和现象，还应探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用更为广阔的视野，站在东亚全局，或者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科举停废，便会看出一些仅仅从清末废科举本身观察不到的东西。尽管具有明显的局限和弊端，但科举制是中华文明的产物，而科举停废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

一、真实与虚构百二十回《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⑴它以某几个贵族家庭为中心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上至皇妃国公，下至贩夫走卒，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画。它对贵族家庭的饮食起居交游来往等生活文化细节和对官宦交游、园林建筑、家具器皿、红白排场等经济政治掌故，都进行了真切实录般的摹写，具有非凡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红楼梦》最初以抄本出现，在1791年用木活字印行后流传更广，“当时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价，得金数十，可谓不胫而走者矣。”⑵自从它刊就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笼罩群言”，无论是就体系结构的完备性，还是理论思维的深邃性和创新性，它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影响。我们看到，尽管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不断深入，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篇目结构逐渐明晰起来，但时至今日研究者对《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和刘勰的写作思路、体例问题仍然各说其是、聚众纷讼，难以取得共识。《辨骚》篇做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五篇当中的第四篇在学界引发的分歧和争论最为突出，尤为引人注

本文所说的文学的娱乐化，是使人快乐供人消遣以区别于政治目的的特性。明代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政治秩序的集权化、系统化，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多样化……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传统社会的反思，形成了适应新的社会现状的新的观念，包括消费、享乐、任情、适性等等，他们的生活观念、行为方式，也一定会反映到文学中，从而形成明代文学独特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就是走向平民、走向通俗、走向娱乐。山人现象在这个时期十分突出，与明代

中国诗词源远流长,题材广泛,内含丰富,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中国现存最早的典籍《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歌咏言”的记载;魏晋时期陆机提出“诗缘情”的创作原则;刘勰认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又言“情者,文之经也”。从此,“言志”与“缘情”一直是诗人们主要的审美方向。其实“言志”也是&ldquo

“胡马”见于汉人典籍, 如邹阳《上书吴王》。邹阳, 文景时人。《史记》卷八三有传:“邹阳者, 齐人也。游于梁, 与故吴人庄忌夫子、淮阴枚生之徒交。上书而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事亦见《汉书》卷八一。可见, 至晚, 文景时, “胡马”一词已为文士所用。检阅观存汉代典籍, “胡马”有以下几方面含义:第一, 北方胡地之马。如, 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载伍子胥

一、绪说：关于《朝野类要》《朝野类要》是南宋人赵升编纂的一部笔记。与普通的文人笔记不同之处，是这部笔记具有的辞书特征。历来的书目著录，或是将其归入史部政书类、故事类，或是将其归入子部杂考类。这些归类都反映了《朝野类要》的这种特征。这部笔记的篇幅不大，只有两万余字，然而却分门别类地对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以及习俗用语的由来与变迁做了扼要的介绍。《朝野类要》所记述的制度、习俗与用语，有不少就连当时的人都不甚清楚，很少言及。《四库提要》在介绍和评价《朝野类要》时指出：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时吏牍之文与缙绅沿习之语，多

陶渊明的思想是陶学研究中的难点之一，其中以陶与佛教的关系最为扑朔迷离：唐宋以来流传已久的不入莲社、虎溪三笑的故事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20世纪以来，陈寅恪、逯钦立等学者对陶渊明与东晋庐山慧远佛教集团的关系多有考释；今人邓小军、丁永忠等也多有创建；近读扬州大学童李君同学的论文《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略论》（《九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下简称童文），对陶渊明最终没有追随庐山慧远佛教集团的原因作了全面的论述，深叹其立论公允、取材详博。本文不是从事史料事迹的考辩，而是在前者的材料支持下，探讨陶渊明不入庐山慧远佛教集

十二生肖纪年对照表
子 丑 寅 卯

“农历二十四节气”又称“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中国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二十四节气”，具体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 、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形成于黄河流域，以观察该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基准，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时间

2002.08.16. 中国历代量制演变简表 时代

平淮西碑。韩愈作。唐刘禹锡《刘宾客嘉话》记载,韩碑石文忽流汗成泥,不十日中使至,磨韩之作而刊改制焉。罗隐作《古烈士说》,记载石孝忠为李愬前驱,见韩愈撰《平蔡碑》,“恚怒,因推去其碑”,“天子怒,诏械送阙下,孝忠顿首明愬功,请就刑,上赦之”。《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淮、蔡平,十二月,随(裴)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

前言研考文字训诂之学，自周秦以降，代有撰述，日新其德。先秦如《尔雅》，裒众词而归一解，初发其蒙；继有汉杨雄《方言》，语释别国，义通诸方；许慎《说文解字》，析形别义，志探初文；刘熙《释名》，专主声训，以明义原。后世沿波，实昉乎此。[1]迨今日语源学之勃兴，其旨遂畅，厥意寖显，凿破混沌，巍乎其功。所谓语源者，学者亦尝谓之语根，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及其推阐》有云：“语言必有根，最初表示概念之音，为语言形式之基础。”考其文而详其意，是语源者，实兼音义而为言。盖先民之世，以音表义，而

在对“老子”的注释方面，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是唯物的认识；一是唯心的认识”。持唯物认识的，认为“道”是一种物质，它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元素；持唯心认识的，认为“道”是精神，这种虚寂的东西，却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认为老子的“道”有二重性，在多数情况下指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某些情况下指精神实体。持上述观点的各种注释，有一个共同看法，以为“老子&rdq

作者佚名，出于敦煌藏经洞。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斯2630。《敦煌变文集》卷二据斯2630号残抄本整理录文，并作如下说明：“本卷原甚残缺，每行末各缺二、三字。又原卷似分为多页，为伦敦博物馆整理时误黏，故秩序倒置，文义不明。现在开首一段，是原来放在中间的，今移置在首。”按，此卷前后皆残，卷中缺字不少。题目佚缺。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920，《东方杂志》十七卷八号）一文中首次介绍此篇，并拟题为《唐太宗入冥记》。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皆沿用不改。苏藏14

一、《春秋》及《左传》孟子提到《春秋》有好几次：「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史记》也有相关记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

清代图书出版的历史形态主要是指刻书。清代刻书有官刻、坊刻和私刻三种主要类型。清代私刻空前兴盛，出版主体一般是学者士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丰富藏书进行校勘编印。他们一般以崇尚文化为宗旨，不以市利为目的。明清徽商贾而好儒，他们以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藏书为后盾，也积极加入私人刻书的行列，“扬州二马”便是典型代表。典型性表现在：其一，二马刻书数量很多；其二，二马刻书精美，有“马版”之称；其三，二马刻书具备了清代私家刻书的一般特征，即不图市利，崇尚学术。学界关于&ldquo

一纵观当代，日益拓展的文化交流在不断消除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偏见，修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有论者指出：“在对中国人的文化身份的表述上，过去，美国传媒往往将其片面地解读为女性的或粗野的异国文化，但是从中美两国的当代影视和畅销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来看，随着近年来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他们对中国人形象的大众表述和解读有所变化，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正逐渐显示出新的一面。”并特别举出被美国影视业以大制作动画巨片形式推出的《花木兰》为证据：“不可否认，近年来美国大众文化对中国民族文化身份

明代朱有权在其《太和正音谱》评论张养浩散曲“张云庄之词，如玉树临风。”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也称张养浩散曲“多明丽之作”。究其散曲集，清丽确是其重要风格之一。其清丽风格的审美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首先，就散曲内容和创作主体的心态而言，其曲心境澄明，风物清丽；其次，就其散曲语言和艺术意境而言，其曲新洁简约，境象玲珑；最后，就由散曲韵律所体现的听觉效果而言，音韵流转，声律调谐。一、心境澄明 风物清丽心境澄明，风物清丽，是指清丽山水在创作主体纯净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