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绍兴市柯城区兰亭乡仙霞山）。生前获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后遭人诬陷，被削夺伯爵并取消朝廷恩典。卒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1567），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王阳明青壮年时，曾读书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阳明洞天，自称阳明子、阳明山人，故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一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对后世散文以至整个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部分文学家倡导某种文学主张，特别是散文创作的主张，都会以《史记》为旗帜。而另外一些文学家倡导相反的文学主张，也会把《史记》当成靶子，通过对它的阐释和批评，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于是作为前代文学经典的《史记》，就成为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风向标。考察《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成为观察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明朝前期的整个社会文化风尚，总体上以程朱理学为正宗，在散文创作方面则是以与理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唐宋古文为依归。当然，

我国传统文化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因而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的家风家训文化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在我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华民族极具特色的宝贵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家风家训文化，对于我们今天实施文化传承工程，推进优秀家风培育和家庭、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家训，也称家诫、家范、宗规、族训、家语等等，主要是指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

一本书的研究成为一门学问，“红学”是最著名的例子；《文心雕龙》研究发展成“龙学”，也是一个不多见的例子。《文心雕龙》问世于公元六世纪初，至今已经1500余年。1500年的《文心雕龙》传播和研究史，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前“龙学”时期（20世纪以前），二是20世纪以来的“龙学”史。漫长的前“龙学”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主要是文本的校勘、典故的解说以及原文的征引，对词语文意的训释尚且很

以法建制 以德正心 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智慧国家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方式具有多元综合性。中国古代在治国理政方式上，实行礼乐政刑综合治理。在这种综合治理中，道德与法律是两大主要手段。中国古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共同治理，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政治法律文明积累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理论探索在理论上，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治国理政方针曾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探索。先秦儒家重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国家治理离不开道德，应以道德规范调整

《史记》与科举考试的密切关联，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唐宋两代曾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二是作为文章典范深刻影响了明清八股文的写作；三是作为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丰富和完善了科举文化。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最为有名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还有其他一些较为次要的科目，比如史科。史科有一史和三史之分，始设于长庆三年（823）。一史指的就是《史记》，考试内容包括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十、策通二道以上为及第。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与魏晋南北朝时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r

——魏之三祖“宰割辞调”的诗歌史意义编者按《文心雕龙》论文体，在《明诗》篇后特又设《乐府》篇，以示“诗与歌别”。在古代，诗评家们往往把乐府当作另一种诗歌，单独品评，于是有了乐府诗学。本期选取的三篇论文都以乐府诗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古人如何论述乐府。郭丽副教授阐发了曹魏三祖创作乐府“宰割辞调”，使歌辞“音靡节平”，从而开启了绮靡诗风。编者十几年前论述永明体与音乐关系时没有说清在永明体以前，是

从留存下来的乐府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可以发现，陶渊明首次将乐府运用于私人交谊，拓展了乐府诗的表现功能。陶渊明不仅在田园诗、营造意境、平淡风格等方面孤明先发，其在乐府诗创作的开创之功也应该受到重视。《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用相和旧题。《宋书·乐志》卷三即载有东阿王曹植所作楚调怨诗《明月》（明月照高楼）一篇，由七解组成。智匠《古今乐录》转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伎录》：“楚调曲有《白头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东武琵琶吟行》《怨诗行》，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筝

曹雪芹通过贾府的衣食住行把钟鸣鼎食人家的富贵之相刻画得淋漓尽致。一屋一室，或雕梁画栋，或曲径通幽，或金碧辉煌，或简约古朴，相映成辉，相映成画。一餐一饮精烹细作，食不厌精。一衣一带雀衣彩绣，美轮美奂。但仍然没有宴席上的浅斟深酌更能体现出贾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没有比推杯换盏之时的琴歌酒赋更能体现出翰墨书香之族的风流雅致。/壹/《红楼梦》中饮酒的场合多达五十多处，酒宴就有二三十处，精心刻画的多是女性饮酒的场面。就像她们中几乎每个人都曾梨花带雨，她们中几乎每个人也都曾浅斟深酌。上

司马相如为后人所铭记并津津乐道的，是其“不似从人间来”（扬雄《与桓谭书》）的大赋作品，还有他与卓文君极富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而相如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功”，即他在汉武帝一朝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却被这“文学”的光芒遮掩，有意无意中被人们淡化，甚至是忽视了。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史记》《汉书》之记载（两书文字大致相同。本文引文依《史记》，所据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3年9月版），除了收录其代

从中国几千年诗歌发展历史看，新体总是在旧体中产生，旧体与新体也总能和谐共存而生生不息，鲜有新体诞生而旧体便消亡，这是中国古代各种诗体演进变化的基本规律。与此相关的另一情形是，当一种新诗体即将诞生，它在接受多种旧体滋养孕育的同时，必然会选择一种最适合自己生长发育的体式作为胎化的母体，由二言、三言体诗歌发展至四言、五言、七言，由古体而近体，由近体而词曲，莫不如此。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以后的各种诗体，如五言、七言、古体、近体、词、曲等，皆流传至今而不曾中断消亡。而在四言诗之前的二言、三言体诗，虽然逐步演化

自1807年英国人马礼逊来到中国，此后来华的西方人络绎不绝，来华者往往背负外交、经商抑或宗教使命，其中不乏久居中国长袍马褂客死异乡者。人们喜欢探究来华汉学家身上的中国情结。考察这些来华西方人的生活与著述，我们深感，他们身上有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情结，而是长期耳濡目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而形成的“国学”情结。第一，人名多附庸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汉学家Samuel Wells Williams，中文名字为卫三畏。“三畏”，不仅与他的英文名Samuel音相近，而且能从《论语

“副车”一词，《辞源》第一个义项释作：皇帝的侍从车辆。《汉语大词典》：皇帝的从车。书证均引《史记·留侯世家》“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及司马贞《索隐》“《汉官仪》：天子属车三十六乘。属车即副车，而奉车郎御而从后”。而钱玄、钱兴奇编《三礼辞典》对“副车”的解释是：备用之车，亦称贰车。天子、诸侯、卿大夫皆有贰车。皇帝的侍从车辆（或皇帝的从车）叫属车，不叫副车。《史记&a

中国绘画在诞生之时以及在后世的流传中，往往会产生诸多附着于绘画文本（有部分留存于文本之外）的题跋、印鉴、花押以及附记等，此即为绘画之副文本。中国绘画副文本如以形式来划分，有题跋诗、题跋文、题记、签名、印鉴、花押等等。如以留存方位来划分，又有题于画内或画外之分：题于画内又可细分为题于引首、画面、前后隔水、拖尾等处，题于画外者多存于古代典籍之中。如以题写者来划分，又有自题和他题之分。以全局视域解读中国古典绘画，会有意外的收获。借助绘画副文本特别是画家自题副文本，诗画对读，可深入理解画作之妙处。元代王冕擅长墨梅

一、上古先辈1、轩辕黄帝娶西陵氏嫘祖生昌意、玄嚣。昌意娶女妪生高阳（即颛顼）。颛顼娶邹屠氏生九子，长骆明、次苍舒、三聩鼓、四梼寅、五大临、六庞降、七庭坚、八仲容、九叔达。又娶胜溃氏生三子，十卷章、十一穷蝉、十二梼兀不才子。大临生岩。岩娶女修生大业（即皋陶）。大业娶女华生伯益。伯益娶妣姚姓玉女生二子，长子大廉，次子若木。大廉为秦（国）、赵（国）的共祖。若木封于徐，其后为徐氏。2、大廉之子无考（总谱未明记）。大廉之孙季费、戴宁。季费之子、之孙无考。季费之玄孙费昌。费昌五世孙仲容。仲容长子启、次子恶来（秦国之祖

漕运是关系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漕运的本质在于把经济重心区域的物质财富输送到政治中心，因此漕运线是一条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的纽带，是王朝权力中心得以生存和运行的物质输送线和生命线。然而，漕运线路方向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秦汉时期，漕运为东西方向，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山东一带为农业经济发达之区，漕粮通过黄河、渭河由东向西运抵长安；唐代，朝廷逐渐把漕运重点放在南方，漕运线路也由秦汉时期的东西向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的变动。宋代以后，南方经济崛起并日益成为王朝依赖的物资供应区，所以唐宋期间，漕运逐渐转变为东南

——仍以明清歇家为例陶渊明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学者之间的往复论辩，是推动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重要途径。所以当我看到胡铁球教授的回应文章时，非常高兴。不过拜读之后，原有疑惑并未消失，不揣谫陋，再提出来讨论一下。针对我关于“准确把握历史的细节和碎片”的说法，胡教授补充说：“但细节或‘碎片’的理解与解读，需放在史料体系中去，仅依靠一段单独文字来理解，往往会误读。”对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是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刊载这个剧本的那一册《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曾流失到欧洲，1920年被叶恭绰从英国古玩市场购回，存放在天津某银行保险柜中。抗战爆发后，该书一度下落不明。2009年台湾学者汪天成发现该书其实完好地保存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康保成《〈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对其传奇经历进行了详细阐述。《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使《张协状元》又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学案再次被激活。在《张协状元》进入

顾名思义，题画诗是题于画面之诗，诗情画意，相得益彰，这是狭义的题画诗。但“题”字亦有品评之意，如王维《题友人云母障子》、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就是诗人品评屏风画的诗，但并未题于画面。后人在讨论题画诗时，较多使用广义的内涵，将品评画作之诗和题于画面之诗统称为题画诗，其实这是不妥的。确切地说，品评画作之诗应当称为咏画诗，它与题于画面的题画诗有诸多区别，不可不辨。唐宋时期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写作了大量歌咏绘画的诗作，其中李白8首、杜甫22首、苏轼110首、黄庭坚90多首，

中国历代人口流寓与各地民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自民歌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先民的流寓推动、促进了民歌的起源。文字出现之时，远古民歌早已在不断产生又不断消失。流传至今的上古民歌及四方之音的来历，都是些美丽的传说或后人的伪托，是先民持续流寓而开疆拓土的结果。且各地人类最初发出的声音清浊粗细有别，各地民歌的差异从产生的时候就开始存在了。每一种民歌无不有它相对完整的生命轨迹。起先，它的原生形态必然涟漪式地卷动越来越多的各种人群参与进来，需要地域文化及各种艺术的影响、渗透、哺育、作用，需要依靠人口流动不断丰富

旧体诗创作由沉寂、寥落走向复苏、繁盛，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象之一。相关的学理研讨，也经历着日益拓宽、深入的积极变迁。其中两个方面的争鸣最为诗坛和学界关切：一是现当代旧体诗是否具备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资格，二是现当代旧体诗创作能否获得文化精神上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在与古代性的比照中呈现自身质性的，其要义在于物质和精神的持续融旧出新，即对于时代生活动态，尤其精神文化动态的热诚反映与介入。这样的现代性，并非今世才有而是自古有之。变风变雅、屈宋楚骚、“建安风骨”、陶谢田园山水诗、

浙江桐庐严子陵钓台风景区发现一块明朝“一丝九鼎”隶书石刻（拓片见图），楷书落款“明万历乙巳季夏里人赵如献孟清甫书”，引发业界关注和讨论。近期又有文章根据这一石刻，提出“一丝九鼎是何意”“‘夏里’又在哪里”等问题。这些问题和猜测，存在重大错误。首先是有关“一丝九鼎”的猜测和解释。“一丝九鼎”并非“九鼎一丝&rdqu

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纬》则言：“诗者，天地之心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诗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虽然古典时代早已结束，但古典诗歌，包括同样以精练形式涵毓美学意蕴的词和曲的创作，仍然一直存在，并且表现出日益繁盛的发展趋势。古典诗词的语体虽与新文学不同，但同为

“永嘉四灵”名序，前人说法约有八种，莫衷一是。本文拟对诸说形成略作考辨。第一种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此排序之文献依据，当为叶适所编《四灵诗选》及《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所载四家诗集之次序。虽叶适原编诗选今未见，然后世所传《四灵诗》诸本尚依此序。据叶适所撰徐玑墓志，可知徐玑生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据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考证，赵师秀生于乾道六年（1170）。徐照、翁卷生年不详。据叶适《徐文渊墓志铭》称“君与余游最早”，可知“四灵&r

五、颜氏家谱一世 颜回二世 颜歆三世 颜俭四世 颜威第五世孙 颜芃第六世孙 颜亿第七世孙 颜岵第八世孙 颜卸第九世孙 颜誉第十世孙 颜产第十一世孙 颜异第十二世孙 颜愚第十三世孙 颜逵第十四世孙 颜律第十五世孙 颜衷第十六世孙 颜凯第十七世孙 颜邃第十八世孙 颜龠第十九世孙 颜绰第二十世孙 颜准第二十一世孙 颜阮，字怀珍第二十二世孙 颜亮，字世明第二十三世孙 颜敫，字士荣第二十四世孙 颜斐，字文林、颜盛，字叔台第二十五世孙 颜钦，字公若，諡曰「贞」。第二十六世孙 颜默，字静伯，西晋汝阴太守第二十七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