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致以儒门淡泊，薪火难传。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试图通过在思想文化界的呐喊与笔伐，将国人从封建礼教的种种拘禁中解放出来。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中华民族图强振兴必经的一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场狂飙突进般的思想运动并没有顺利地得以开花结果。近70年来在中国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新儒家思想，就是在此种文化环境下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新儒家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复杂性又在于，新儒家既

清初的官方易学主要指顺康时期清廷组织编写的易学三书，即《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清廷为何在这短短几十年间前后多次编纂《易经》？应该说有其深刻地社会背景及用心。清廷以武力问鼎中原不久就开始着手儒学建设，因为他们深知尊奉儒学可以起到武力达不到的作用。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后就对儒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翌年，“临雍释奠”典礼隆重举行。他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清世祖实录》卷六十

包公是中国最有名的清官。今年的包公千岁宝诞，值得很好纪念。“清官”二字合为一词，有人说“查正史记载，始见于《清史稿》” （上海《文汇报》1978年11月25日），但明代李贽《焚书》卷四《杂述· 因记往事》文中已有“彼为巨盗，我为清官”之说，将清官与巨盗对称， 乃清明、清正、清廉之意。而金代元好问（1190－1257）《薛明府去思 口号》一诗中更早已有清官一词：“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 府到，人

关于诗歌的社会功能，孔子所谓“诗[①]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论断，一直被中国诗学奉为经典之论。所谓兴观群怨，一般认为，“兴”指诗歌能感发意志，陶冶情操；“观”指通过诗歌可以观察风俗之盛衰，考证政治的得失；“群”是说诗歌能交流和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协调人际关系；“怨”指诗歌可以怨刺上政，即批评、讽刺执政者的过失和错误。简言之，诗的兴、观、群、怨的功能，即陶冶、体察、沟通、讽刺的

——“含蓄”概念之形成及其内涵增值过程一、“含蓄”概念溯源近代以来，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世界范围内文明、文化的接触和交流空前地频繁。一种跨越文明和文化的视野，固然使“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逐渐成为共识，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老话同时也在新的意义上被重新体会。来自他者的观照揭示了我们习而不察的根性，而对他者的认识又启发了我们的自我意识，促使自我认识在不断反思中深化

学术界对禅宗的成立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长期流行的传统说法，即以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传法作为中国有禅宗的开始；一种是基于中国禅宗长期以唐中期慧能开创的南宗为主流的认识，便以慧能为实际创始人，以慧能从弘忍受法南下到曹溪传法作为禅宗的正式成立。笔者根据中外学者近70年来对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反复思索，认为以唐初在黄梅传法的道信及其弟子弘忍作为禅宗正式创始人比较妥当。他们正式创立的禅宗，在弘忍去世之後发生分裂，以弘忍的弟子神秀、普寂为代表的北宗禅曾长期流行在以东西二京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而以慧能为代表

1915年袁世凯要作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著名的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

乾隆年修《皋兰县志》提要:清乾隆年修《皋兰县志》二十卷，共4册，吴鼎新修，黄建中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刻本。版框大小为19.5厘米×14厘米，页9行，行23字，小字双行。四周双边，花口，单鱼尾。有关乾隆本《皋兰县志》修纂者的生平历史记载甚少，据有关资料记载，吴鼎新，江苏如皋白蒲镇人，乾隆三十年（1765年）拔贡，历任皋兰知县，甘肃凉州府知府。工书法。黄建中，字西圃。举人。该志所述皋兰县，即今日之兰州，位于黄河上中游的西北黄土高原。兰州名称的缘起，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是由皋兰山

宋朝卖官也与前朝一样，事实上可区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今分别予以简单介绍和论述。一、进纳授官一、进纳授官的起源和卖价：宋朝建国后，为了革除唐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弊政，大力崇尚文官政治。在官场中以进士等科举出身为荣，谓之“有出身”，其它入仕者为“无出身”。1马端临说：“宋兴以来，所重者独进士，若纳粟授官，止赎刑而已，于民政无预也。”2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５说：“国朝诸科并建数路，得人无非奉若天道。至于鬻爵虽间

清朝定鼎中国以后，出现了为一些史家称道的“康雍乾盛世”(1662-1795)，三位“大帝”风光至今，不断有人津津乐道那一段往日辉煌。“大帝”们的真假事迹也被小说家和影视作者炒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但乾隆之后仅隔45年，即从1840年开始，先后两场鸦片战争，竟把按说正值壮年的大清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一蹶不振，从此开始了当时已近四亿之众的偌大帝国的衰亡过程，真个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整个中国，也正是以鸦片之役

1644年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子民”的身份归属一变再变，前后经历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朝代。虽说中国历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换代的习惯（新名词叫做“王朝周期率”），成王败寇已成常识。但这样的“半路杀出程咬金”，让京城里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刹那间紫禁城的皇帝宝座怎么倒让“第三者”莫名其妙地给夺了过去？　　360年，六个

现在人把一切的书，分做经、史、子、集四部。这个是起于一千五百年前晋朝荀勖。以前却并不然，《汉书·艺文志》从刘歆《七略》出来，把一切书分做六部。其中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部，现在通通叫做子书。六部中间，子书倒占了四部，可见当时学问的发达了。当时为甚么要分做四部呢？因为诸子大概是讲原理，其余不过一支一节，所以要分。（但纵横家也没有理。）流传到现在，兵书只存了《孙子》，数术只存了《山海经》，方技只有黄帝《素问》，扁鹊《难经》还在，也难免有后人改窜。惟有诸子存留的还多！到底是原理惬心，永远

“致中和”三个字出于《中庸》。《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宋明道学中，这几句《中庸》引起了很大底讨论。程明道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圣人的心，如明镜，如止水，是廓然大公底。因为它是廓然大公底，所以亦无所偏倚，无所偏倚谓之中。因为它无所偏倚，所以遇到事物，当喜即喜、当怒即怒、当哀即哀、当乐即乐

首先，需要厘清两对概念：小乘宗义 vs. 大乘宗义小乘人 vs. 大乘人宗义（siddhānta, གྲུབ་མཐའ།），简单说就是一个宗派的哲学观点（佛教哲学中，最为流行、影响最大的宗义有四种，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大乘宗义和小乘宗义，那么就是：大乘宗义承认法无我。小乘宗义不承认法无我。佛教哲学的一个特点是，不承认有一种可以作为主宰者的、能独立存在并能支配身心的“自我”（ātman, ego）。这也是佛教哲学和其他一切哲学或宗教学说的区别。这种“自我&r

禅宗在唐末五代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重视体悟自性，不太注重文字说教和传统的修行做法，与重视读经、讲经和修持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传统修行的其他宗派形成鲜明对照，两者经常发生矛盾和争论。唐代宗密（780－841）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就提到这种情况：修心者以经论为别宗，讲说者以禅门为别法。今讲者偏彰渐义，禅者偏播顿宗。禅讲相逢，胡越之隔。顿渐门下，相见如仇雠；南北宗中，相敌如楚汉。[1]&l

《公羊传》是诠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经典注疏之作中显现了独特的诠释特色。它的解经模式不仅带领公羊学家在思想创新上不断前进，也影响了历代为关注现实需求而重新诠释经典的思想家们。《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这使它从儒家经典中第一个脱颖而出，对西汉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蕴含的义理，带给

《尚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经典，同时也是东亚诸国家的经典。早在公元六世纪，《尚书》即由五经博士段杨尔传入日本。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则将《尚书》定为大学寮课程的教科书。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1603—1867），《尚书》研究出现高潮。当时著名儒者，如藤原惺窝、林罗山、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中井履轩、佐藤一斋等，皆有著述。其对《尚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圣王之道的探寻《尚书》自《尧典》开篇，终于《秦誓》，记载的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国理民之道。对此，江户学者极为

《李秀成自述》是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写的长篇供状，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太平天国文献。罗尔纲先生一直怀着满腔热忱和浓厚兴趣研究并笺注《李秀成自述》，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果。他曾无限感慨地说：“回首初作注时，已四十九年。古人说白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从青春注到白首了。”罗先生研究和笺注《李秀成自述》，首先是确定自述的真伪问题。经过锲而不舍的探索，罗先生认定《李秀成自述》是忠王亲笔。本文对此试作评述。1864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城破，李秀成突围被俘，后应曾国藩的要求写下供词。

现在所说的禅宗，一般是指由慧能开创而在唐末以后成为禅宗主流的南宗禅。然而从禅宗发展历史考察，在唐末以前曾有过南北二宗并行传播的时期，而且至少在弘忍去世（公元674年）到“安史之乱”（755－763年）结束之前，北宗曾在以长安和洛阳东西两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十分盛行。唐开元二十年（732），慧能的弟子神会在靠近洛阳的滑台（在今河南滑县东）与北宗僧人辩论，宣称南宗慧能曾从弘忍受祖传袈裟，是禅门正统，禅法主顿；北宗没有祖传袈裟，“师承是傍，法门是渐”

何谓“《世说》学”？作为一个有效性尚未得到确认的学术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这是本文首先面对、并且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以下试从称名、分类、形态及系统、历史分期、现状及未来等几方面简要论之。一、《世说》学之称名“《世说》学”，顾名思义，乃是以《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为中心的所有学术研究的总称。一种学术研究一旦以“学”名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首先，研究对象自身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和广

地藏菩萨是为幽冥教主，执掌地狱世界，救度六道众生。佛教经典中关于地狱方面的典籍是很多的，已有不少宗教与学术界人士对此作过研究。但是巴利文原典在地狱面有何论述，仍是注意得较少的一方面，因而，笔者撰此小文，对此方面情况略加介绍 。原始佛典《巴利语的佛经》由成经年代很早，反映了原始佛教的基本状况。巴利语原典中也有一些地狱方面的经典，这些佛典的内容，不仅有自身特色，耏而且可以和汉文大藏经的地狱典籍相对照与映证，因而，了解巴利文原典的对地狱的描述，是十分有益的。巴利文佛经主要保存在南传佛教之中，其实“巴

末法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末法思想对中国佛教艺术方面的石窟、刻经等方面之影响尤为巨著。末法思想主要为佛法依正法、像法、末法顺序而臻灭尽之说；此序列又与佛涅槃入灭年代密切相关。但佛灭度涅槃及佛陀传记的时间在历史上的定位，演成佛历，自古以来从佛教三大传承就有许多不同说法，加上近代考证诸说纷见杂陈，头绪不易分辨。笔者在此并不是企图解决佛灭度年代这种世界文化史上重大问题，只是结合中古佛教艺术之中摩崖刻经题记方面的一些新的发现，来索求中国佛教艺术史及中古佛教史上一些情况，对佛教典籍中正、像、末法说之出现以

天命遗诏不明天命元年丙辰春正月壬申朔，上即位，建元天命，定国号曰金。诸贝勒大臣上尊号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幸清河汤泉。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回。庚戌，至爱鸡堡，上崩，入宫发丧。在位十一年，年六十有八。天聪三年葬福陵。初谥武皇帝，庙号太祖，改谥高皇帝，累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节选自《清史稿·太祖本纪》崇德遗诏不明崇德元年夏四月乙酉，祭告天地，行受尊号礼，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清，改元崇德，群臣上尊号曰宽温仁

公元前后的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经过漫长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相适应和结合的过程，演变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佛教仍是中国拥有广大信徒，影响较大的宗教之一。中国佛教在古代是北传佛教的中心，其中的汉语系佛教传播到邻国朝鲜、日本、越南，藏语系佛教传播到蒙古、俄国，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当前努力探索建设新时期的民族文化的形势下，人文学者对于研究民族的传统文化表现出新的深厚兴趣。所探讨的问题有：民族传统文化的多元结构和形成历史、三教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天人关系学说

题解：地藏菩萨十斋日，中国人经典。《地藏菩萨十斋日》是敦煌写本中一类很短小的写本，未入中国历代经目及大藏，已依疑伪古逸经典而入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第85卷。严格地说，《地藏菩萨十斋日》并不是佛典之中的经律论部分，而只是僧俗遵从的一种仪范。其内容是讲在每月的十个特定的日子之中，有哪些天神下界巡检；在何日应念诵哪些佛、菩萨之名，持斋念佛可获不堕何种地狱、以及免罪多少劫的功德。因而，此经虽小，却在古代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笔者发现，大足石窟宝顶大佛湾著名的第20号“地藏十王地狱变”中